连日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形成了“餐桌上的革命”。记者了解到，以唐人神、佳沃股份、文和友、火宫殿、徐记海鲜、联合餐厨等为代表的湖南企业，通过深挖消费需求，创新现有产品，优化比重结构，配合奖励行动，引入循环经济等方式，在反对餐桌浪费的过程中探索出各自不同路径，将“节约光荣”理念贯彻到市场实践中。有专家表示，节约有多种具体方法和路径，本质上都是增加消费者福利乃至社会总福利，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倡导。 餐饮行业“以小为美” “半份菜”“一人餐”是湖南餐饮行业的独特创新，已成为厉行节约的好榜样。在唐人神的小风唐门店里，这一经典案例得到更好传承和发扬。 唐人神小风唐市场部经理冯威向记者介绍：“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样本归类统计，研究出白领消费人群的特点。我们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提供精致、可口、美观、多样的小份菜肴，让消费者在相同的价格上有更多选择，可以在一份餐点中体验到不同口味。同时，我们对肉品的管控从饲料、种猪、养殖、屠宰到加工上桌贯穿了全产业链始终，在保障食材安全放心的前提下，更能为消费者降低综合成本。”唐人神小风唐推出中国风九宫格精致小碗菜肴（供图：唐人神） 记者在小风唐看到，采取“多重搭配、荤素相宜”的策略，小风唐推出的小碗菜和小碗汤的份量刚好能满足一人用餐的需求，在杜绝餐桌浪费的同时，又让消费者每次前来都能体验不同风味。唐人神小风唐推出的小碗例汤（供图：唐人神） 冯威补充道，“我们的理念是，只要搭配得当，节约光荣的理念是容易贯彻的。我们最近有计划推出2元光盘行动，对于吃光盘中餐的客户将获得每人每餐2元奖励。虽然奖励不多，但是消费者得知后均给予了高度赞赏。” 节约和创收并非一对矛盾，和唐人神牵手开发C端消费市场的文和友针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创新和优化，在节约和创收中摸索出经验。在日日畅销的招牌大香肠之外，文和友又推出了桶装烤香肠。文和友坡子街门店的员工向记者表示：“两款产品都卖得很好，招牌大香肠份量足适合男友，桶装烤香肠口味多适合女友。两个人手拉手边吃边逛街，这个场景我们看得最多了，这是非常火爆的CP组合。总之，‘好产品、不浪费’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好状态。步行街上干干净净，环卫工人也省心，市民逛街心情也会好。” 除了唐人神、文和友之外，素有“小吃王国”美称的火宫殿推出简易小包装，方便消费者自行打包带回家，徐记海鲜推出的外卖一人餐也获得市场高度认可。徐记海鲜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外卖一人餐本是疫情期间我们为服务消费者而做的创新产品。没想到疫情消退后它还是很火爆，市场走量不错。消费者很认可它的便利性、速食性和零浪费。我们有考虑把这个产品延续下去，和后台总厨一起做成多款网红产品。” 电商入局延伸战线 在推动“餐桌上的革命”，反对浪费倡导节约的路径上，佳沃股份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实践，将“节约光荣”的战线一再延长，形成了全产业链积极参与的持久事业。 近日，佳沃股份牵手京东、天猫推出了一系列加工后的海产品，覆盖了智利三文鱼、北极甜虾、新西兰鳕鱼等不同品种。上述产品经过精心挑选和加工后，可以直接下锅烹饪。佳沃股份董秘杨振刚直言：“帮助消费者更快获得美食，节约烹饪时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节约；更好利用全鱼资源、全虾资源，减少对有效资源的丢弃，则是把铺张浪费的行为消灭在供应链前端。” 杨振刚向记者表示：“就我们的实践来看，‘餐桌上的革命’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供应链前端就及早谋划和着手。以智利麦哲伦三文鱼为例，冰海深处养殖的三文鱼具有肉质细腻的特点。如果是厨房新手买鱼自行加工，不仅容易损伤鱼体，造成不必要的厨房浪费，而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处理和烹饪。为此，我们在自有的无菌车间里进行去皮、去刺、去骨、去内脏、放血等工序，向消费者提供鱼排、鱼柳、鱼丁、鱼块等最终产品。” 记者了解到，在京东电商上，佳沃股份还推出了三文鱼头等创新产品，并配备了粉丝优惠政策，价格十分亲民。杨振刚向记者表示：“中国餐饮文化具有多元、包容、创新的特点，水煮鱼头、鱼头火锅、豆腐炖鱼头、酸菜鱼头等是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经典菜肴。为此，我们特别推出智利三文鱼头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使三文鱼全鱼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这也是杜绝铺张浪费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佳沃股份推出的炖汤用三文鱼头（供图：佳沃股份） 循环经济“变废为宝” 湖南企业还有绝招使餐厨垃圾“变废为宝”。2017年，湖南长沙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全覆盖的城市。目前，据联合餐厨的不完全统计，长沙市约2.75万家餐饮企业已签署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合同及承诺书，每日集中收集及处理餐厨垃圾约800吨。 成立于2011年的联合餐厨致力于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主要负责将长沙市餐饮企业所产生的餐厨垃圾进行集中收运、无害化处理，以减少危害及环境污染。 联合餐厨董事长易志刚向记者介绍：“我国的餐厨垃圾和欧美日韩的餐厨垃圾成分差别很大，而且具有自身特点。他们的餐厨垃圾可燃物质多，我们的餐厨垃圾含水量大、含油脂量大、日产生量大，节假日产量波动剧烈，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处理工艺，需要探索适合国情的餐厨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路径。” 目前，联合餐厨成立了有机垃圾循环利用研究院，与湖南省内高校共同打造产学研合作基地，已拥有各类餐厨垃圾处理、资源利用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技术20余项。易志刚表示：“餐厨垃圾随意处置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更有可能被黑心商贩用来提炼‘潲水油’危害市民健康。通过集中回收和统一处理，我们将餐厨垃圾中的废油、废水和废渣进行分离，实现了‘变废为宝’。其中，废水通过处理后达标排放，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可用于发电发热，废渣可通过蝇蛆、黑水虻养殖转化成高蛋白饲料原料，沼液沼渣可作为液态、固态有机肥用于农林施肥，废油脂则通过加工制成工业级混合油和生物柴油。循环经济能把餐厨垃圾变废为宝，这既是支持‘餐桌上的革命’，也是对粮食资源的节约再利用。”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谢里教授从事福利经济学研究多年，他向记者表示：“餐饮行业提供安全、可靠、营养、多元的产品给消费者，这是为消费者谋福利，直接增加了社会总福利；餐饮行业为消费者节约隐形开支、高效利用资源、反对铺张浪费、降低综合成本，这也是为消费者谋福利，间接增加了社会总福利。这两者都属于餐饮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具体实践，都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提倡。”
曹德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也喜欢讲故事。此次采访过程中，他就讲了3个小故事，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第一个是关于内循环。曹德旺认为，充分推动第一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内循环的关键，是制造业应承担的使命。同时，金融产业也应该有责任感，支持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 曹德旺说，他是农民出身，家里以前很穷，知道农民是怎么当家的。“家里有2亩地，肯定是先把地种好，收回粮食，保证自己能够吃饱。房前屋后再种点菜，要吃的时候就割一把。有剩余的，再养几只鸡，养两头猪，卖一头，买衣服平常日用也就有钱了。” 曹德旺还说，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的根本战略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国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出口，因为我们很多物资需要进口；另一方面，很多东西我们自己是可以做的，有很多的机会。 第二个是关于高科技创新。曹德旺认为，适销对路就是高科技。 他说，有一位屠夫，他的儿子很有志气，觉得杀猪太土，要去学杀龙，就背着包袱四处去拜师学艺，几十年后他回来了，已经学会杀龙，结果他饿死了，因为没有龙给他杀。 第三个是关于有效需求。曹德旺认为，如今全球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前期做了太多的无效投资，很多投资没有产出，最后导致了危机。 他举例说，住高楼的人，某一天地震晃了一下，他觉得不好，希望住低层，住楼下的人，某一天被楼上泼水淋到了，希望换到高层住，“大家都在谈刚需，刚需是没有标准的。” 曹德旺说，和过去相比，如今我们已经是在天堂里过日子了，现在环境有变化了，也不要太担心，正确、积极地面对现实，迎接挑战，“没有人会帮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大家好！刚才苏宁行长已经就“内循环”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谈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题目也是咱们这次会议邀请时的命题作文，就是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内循环”的几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视角上谈一下，分别是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的表述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勾画。 第一层，就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它表现出的整个过程中，其成因可以认为是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2010年，当年报出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再现了前面几十年间如果算总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特征，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要往下寻求一个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转换，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别强调一下，它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一个阶段转换。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往下的速度调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图后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长的运行平台。这重因素它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其实是在一个6.7-6.9%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已经有了L型转换可以确认的基本状态了。但是这后面紧跟着发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贸易战，当然也知道，现在这个所谓贸易战是美国变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压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已经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对抗的举措，还有人们有些时候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的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后，就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8%，二季度已经回调到1-6月总计是-1.6%，估计三四季度一定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行在三重因素叠加了以后，带来的情况是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间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这一层现象的后面，跟着我们就要说第二层：要做一个带有前瞻性的分析，就是中央已经指出的，现在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当下这个形势的复杂和严峻的特点联系到中长期“持久战”的考虑，也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如果从时间维度考察，我们继续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个中长期的问题，我认为还要经过6-1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比6%的重心还要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依靠这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而贸易战既然已经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力求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过程，这里面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我们虽然本土最严重的冲击——短期冲击特征的这样一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对疫情抗御的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的中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所以，把这些合在一起，所谓形势的复杂严峻性质，是要看到中长期准备打“持久战”。 那么第三层，要说到在面临中长期考验我们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怎么把握好我们可选择、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中央有一个基本判断，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重申，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理解，这个方面客观的条件，是说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国力明显提升了，但是在国际地位上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往前看，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成。这个欠发达的二元经济基本特征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把它最后消除，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表达了我们的不足、我们整个发展离现代化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伴随在一起，相对高速的、可以处理为超常规发展态势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至少经过努力以后，要体现在我们“新的两步走”、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整个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当然，我们也需要动态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的组合。那么在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潜力的实现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的因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来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谈的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必须涉及到的背景因素。 第二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怎么理解，要讲三点。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一直到现在，年年如此在强调，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也耳熟能详，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扩大内需我的理解，它是从我们已经形成具有规模特征的大市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的运行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其实在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扩大内需以后，就是使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这种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循环，而现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上，实际上是把原来所说的这个循环里面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更强调了，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们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的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我们所称原来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表述上，本来这个经济的供需互动的“循环”，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现在无非是在表述上，把它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上。 第二，我想强调的学理逻辑就是，内循环为主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的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我们现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我们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这个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起来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和利用客观的支持条件这样一种通盘考虑。当年王建同志提国际大循环，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国内的市场发育还非常初步，我们自己内循环这方面可以调动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先两头在外，什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不仅是带来了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有了非常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它，但是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可依靠的这样一个基本盘这样一个客观条件，这时候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再有第三，我觉得在学理逻辑上可以说清楚，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考量一下这个主动权怎么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这个主体的手中。我们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是首选，利用我们内循环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运行，加上双循环和它们的相互促进，当然是一个升级了的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指导方针下的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 如果说把前面所谈的这两个层次——背景和学理逻辑放在一起，我觉得无非是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下面还有第三个方面，谈一下怎么认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中央强调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即讲内循环的时候不要忘了外循环。但是内循环为主，它也确有这方面非常明确的份量上不一样的把握，有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循环，是应该放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谈三点。 第一点，注重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前面所讲的，也是在论述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掌握主动权而追求行稳致远。 第二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间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升级，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这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这个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在很多讨论场合大家并不讳言：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文件非常多，多到甚至读不过来，但真正的攻坚克难，往往在这方面我们还并没有取得中央所说的决定性的成果，而开放它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那么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现在还有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和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样的战略举措，都有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与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口的表态口径归于高度一致，从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到王毅外长所讲的清单、决不脱钩，到很有水平的前副外长傅莹的文章，还有现任副外长乐玉成的发言，以及我们很有水平的崔天凯大使的发言，等等，特别强调了“和平竞争”。我们不否认有竞争，其中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光明的前景，等等。这就很接近当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的那种外交风范了。里面内涵的，就是我们认同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这个在学理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我们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这几年越来越显著，而且2020年一定是位居头筹；另外一方面，中国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中国才可能完成从所谓低端的草食动物到食物链（咱们可比喻全球分工里的价值链）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前些年大家已得认同的加入WTO以后，中国不是什么农业全军覆灭，汽车行业全军覆灭，而是得到了很好的“与狼共舞”以后的发展，这个道理仍然存在。中国这么走，才能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领导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一句话，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我前几天又看了很有影响的投资家李录先生的一本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他的认识框架中提出所谓3.0文明，是把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信息革命都称为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有个铁律，就是主导国际市场的趋势，是大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最大的市场，最后会演变成为唯一的市场。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现实。虽然现在美国想在这个市场里“去中国化”，但它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论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人际关系，我们现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个产业链，这个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的唯一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要拥抱的全球化。不开放不加入，便是会走向落伍、走向落后的一条死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李录先生现在作为一个有学者情怀的研究者，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明确论断，做了一种学术方面的论证。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愿意正面地说，基于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一个产业链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加上也是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核威慑”的这种制约，那么就使我们对时代主题仍然应该坚定地认为是邓小平所表述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战争与革命”。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仍然没有变，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以上为在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的发言（2020.9.6）
9月4日至9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北京举行。以金霞湘绣、山猫传媒、中南传媒等为代表的湖南企业选择不同方式积极参展。 9月5日，进入2020年服务示范案例遴选范围的山河智能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球服务”奖。山河智能董秘王剑向记者表示：“虽有疫情冲击，海外市场仍然大有可为。在中欧班列开通、直航线路增加后，出海通关高效，跨境物流便利。结合我们的拳头产品和特色服务，山河智能不仅向东出发是大海，向西出发也是大海，广阔蓝海正等待我们畅游。” 湘企踊跃参展 湖南省商务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湖南企业高度重视本次服贸会的商机，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采取线上展示、线下展厅、座谈交流、参评奖项等多种方式展现本省的核心能力。其中，湖南建工、港鹤实业、华联瓷业、华自科技、威胜集团、国科微电子、醴陵烟花、快乐阳光、安克创新等40余家企业通过线上参展参会，部分企业设置了VR展厅为参观者提供身临其中的体验服务。” 近年来，湖南省服务贸易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逆差明显下降，结构显著改善。湖南省商务厅发布统计数据，按人民币核算，2019年湖南省服务进出口总额363.2亿元，比全国平均增速高4.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5.9亿元，同比增长12.4%，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6.8个百分点；进口287.2亿元，同比下降4.4%。服务贸易逆差为31.1亿元，同比下降9.3%。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曹二保教授长期从事物流、电子商务及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他向记者表示：“湖南省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归根到底是加强建设、夯实基础、补齐短板的结果。通过大力发展通信设施、电子商务、电子报关、中欧班列、直通航线、深水港口等软硬件基础设施，让‘既不沿海、又不沿边’的内陆省份成为对外出口创汇的新高地，支持更多‘湘字号’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未来，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服务贸易还将有较大发展空间，以长沙为例，今年1至7月，长沙跨境电商实现进出口额53.76亿元，同比增长651.4%，增长势头表现良好。” 出发就是大海 9月5日，在本次服贸会上，山河智能携“以智能化服务决胜欧洲市场”服务案例进入2020年服务示范案例遴选范围，最终与腾讯、华为、GE、中国中车、徐工等一道，获得“全球服务”奖。 山河智能喜获服贸会“全球服务”奖（供图：山河智能） 山河智能董秘王剑向记者介绍相关情况：“我们有多款产品进入了欧洲市场，取得了当地客户的一致好评。以我们新推出的电动微挖为例，欧洲客户认为其具有零排放、噪音小、节能环保，是一款小而美的好产品，在市政工程、室内施工、机场建设、会堂装修、旧房改造等方面大展身手。包含电动微挖在内的小微挖在欧洲的保有量就超过1万台。” 欧洲客人试驾山河智能电动微挖（供图：山河智能） 山河智能海外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工程机械出口主要分为整机和零配件。近年来，整机出口占比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支撑。机械商品结构复杂、交易链路长，海外买家对于售后服务十分在意。我们很早就进入欧洲市场，我们有自动化立体仓库、服务抢修车、专业服务人员等。随着全球布局不断推进，山河智能已拥有20家海外注册子公司，具备自建海外售后网点的实力。” 山河智能欧洲子公司（供图：山河智能） 在积极发展售后服务延伸价值链条的同时，山河智能还将网络直播等新颖元素结合到售前服务中，形成海外市场销售业绩的新引爆点。 山河智能营销中心市场总监彭颖向记者介绍：“7月末，我们举办的首次工程机械产品全球直播活动取得成功。自8月份以来，山河智能连续举办了山河美国首届线上代理商大会等一系列网络直播活动，用线上直播方式带领各国代理商参观工厂，辅以短视频和线上会议系统等多媒体形式让各国代理商参观总部的制造车间，并实现与山河美国公司、山河智能总部同步交流。通过直播，美国代理商对于山河智能的规模、生产制造体系、配件仓库、技术和产品都有了更深刻了解，并且对在北美市场代理山河产品非常有信心。今年上半年，疫情之下山河美国公司销售额逆势增长162%。” 山河智能直播间（供图：山河智能） 王剑向记者表示：“除了挖机、桩机等拳头产品之外，我们的飞机租赁业务也在疫情冲击后快速复苏。疫情之后，许多小微航空企业陆续出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市场空白和实惠的航空器材，为我们扩大航空业务，做厚经营利润创造了有利商机。我们的高空作业平台也成熟落地，积极交付国内外客户，已收获大量好评。今天的山河智能人只要走出国门，就能看到广阔的蓝海！” 山河智能高空作业设备即将交付客户（供图：山河智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一点看法。 资本项目开放已经推进了很长时间，我们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我们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当时的想法是再利用五到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后来因为国际国内的金融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 但是在这几十年间，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个政策一直在推进。我们过去遵循一个策略，简单可以概括为：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股权后投资组合。实际推进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今天的资本项目已经基本实现了可兑换。但仍然还有很多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也是事实。 对于下一步怎么走，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最近我们听到学界有很多讨论，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教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我今天的讨论就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开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机开放最合适，第三个问题是如果要开放应该怎么开放。 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开放。学界对这个问题争议不太大，从大的方向来看，我们过去四十几年的成功其实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说，如果继续往前走，那么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必然的选择。 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资本项目放开，更进一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不管我们在短期内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的方向都是要进一步开放，包括资本项目开放。 第二个问题，资本项目何时开放最合适，这可能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有的认为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开放，有的认为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我接受的一套理念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个共识——什么时候开放最合适？应该找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所谓的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就是增长比较强劲、通胀比较稳定、财政比较平衡、国际收支有一定的盈余、货币没有被明显高估等。在这样相对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投资者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是有信心的，不太容易出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调或者资本外逃等风险因素，会使得开放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 但现在再看过去几十年中各国开放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时机良好的时刻选择资本项目开放，它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原因就在于，经济金融环境都非常好的时候，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大量的资本流入当然会在短期内导致经济增长非常强劲、资产市场非常繁荣，货币也会不断升值，这些看起来都是好消息，甚至可以把这些现象解读成国际市场对于开放政策的一种投票，是国际社会对此信心大增的表现。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有很多国家最后反而落到了金融危机的地步，原因就在于，大量资本流入的时候经济繁荣了，但经济很可能会过热，资本市场繁荣了很容易形成泡沫，货币升值了也容易导致货币的高估。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一个风险因素的逆转，就很容易发生很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发生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开放，也很容易引发新的风险因素的积累。与此同时伴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金融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高度重视风险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经济体放开了之后，一开始形势非常好，但最后落到了金融危机的地步。 如果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美好的时候开放，也许决策层会更加重视对一些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此时的开放体制是可以更加稳健的。从这点上来说，我现在的看法是：第一，可能并不存在最佳的开放时机；第二，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开放，也许会提高我们对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也许这样的开放是更加稳健、更加可持续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决定了要开放，应该怎么开放。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能简单说两条我的看法。 第一，要采取一些宏观审慎政策。开放绝不是一放了之的事情，资本项目开放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变得自由，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在开放的时候采取一些宏观审慎政策。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托宾税，资本流入和流出都增收0.1%-0.2%的税收，这样的税收对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对于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每周都往返的热钱会起到很大的遏制作用。类似这样的一些稳健措施，有可能会对未来金融体系和资本流动的稳健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要考虑改革的次序问题。金融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一些措施先做，有一些措施后做，它自己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原来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曾经提出过一整套关于金融开放秩序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我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和总结，就是我们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大致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 首先，先实体后金融。先把国内的一些实体经济问题解决了，例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再考虑金融开放的问题。 其次，先国内后国际。在金融开放方面，我们首先考虑解决国内的利率、市场机制的问题，再考虑对外的部分。 最后，先汇率后资本。在对外的部分，我们首先考虑把汇率的机制理顺了，再放开跨境资本流动。 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在2015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些教训。我们之前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到2015年我们改革汇率中间价机制，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化举措，但很不幸的是，这后来引发了市场信心的波动，最后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措施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举措就是为了不得不将就我们还不够灵活的汇率体系。 所以简单做一个总结：第一，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必然的选择；第二，从时机选择上来说，可能不存在最佳时机，如果在经济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开放，也许我们会更加重视风险因素，由此经济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也许是更佳的时机；第三，开放过程还是要走得更加稳健，在次序上、在宏观审慎方面要采取很多措施，这样的开放才是稳健的，才是可持续的。 本文为作者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回望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中国经济最具有质的飞跃、最具有效率和质量增长的时期，是来自于我们的开放。特别是中国经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开放中也明显提升了。 有些人会害怕开放，比如说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是非常深刻的，总觉得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可能都是开放过度所带来的。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来说，可能有这个原因，因为有些国家他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资本的支撑。外部资本对他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一旦他的经济增长的红利消失了，外部资本就会迅速地退去，这的确会引起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带来了金融危机，乃至于经济危机。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现在经济的规模是14万亿美元，差不多100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必须要把资源配置的范围要进一步地拓展、进一步地延伸，说实话仅仅靠我们自己的资源，想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久的一个增长，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经济活动它都是基于分工、交易与比较优势这些原则所进行的，否则的话就会搞成一个自然经济，一个封闭性的经济。同时使企业能够真正地在严酷的竞争中去成长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在政策的保护下让他成长起来，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华为为什么有竞争力？因为他是在国际间严酷的环境下，来进行竞争成长起来的，从而才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第二个就是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又能够学习他国以及一些先进企业的经验、技术、管理的模式。 那么第三点，开放也能够使我们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每个国家从经济上看都有他的短项、短板、不足。 第四个也很重要的，开放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的一种共享机制。当然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分担机制，我们不要只让别人分担风险，而不让别人享受利益。收益和风险它是均衡的，开放在这方面也有这个功能，实际上历史上看，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任何政策的保护、封闭，企业都不可能是伟大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全球有贡献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那就必须参与全球的事务，就必须走开放的道路，就必须融入国际体系。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力去引导国际体系走向更加文明的时代。这个也就是像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在中国现在开放，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开放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我们在有一个领域的开放是不够的，就是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够，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如何的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想把中国的金融做成一个巨大的湖，就像海一样的湖，那它还是湖不是海，为了避免做成一个内陆湖，我们就必须要融入太平洋，我们要成为太平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金融的开放，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是先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设立，真正的开放首先是基于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的改革。坦率地讲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过度，比如说我们的国际贸易规模大约占GDP超过1/3，这1/3中有65%到7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美元体系来结算的，现在中美关系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我想这对我们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会带来重大的威胁。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全部实现了本币的自由化，唯独中国是没有的。当然现在我们的开放遇到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比过去要更加复杂、更加严峻，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现在中美脱钩，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说实话我们的主张还是经济全球化、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这都是我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状况，有些时候我们是善意的，我最近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讲话也释放了巨大的善意，但是有些时候你的本意想改善关系，人家硬不干。有时候那也没有办法，坦率地讲我们也不祈求什么利益都是共享的、利益都是均衡的，所以影响脱钩实际上也很难脱干净。再加上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总会有一方亮。但是我们还是保持善意，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赴美IPO融资超过3.59亿美元仅仅8个月后，金融壹账通（OCFT.US）8月又进行了一次融资额达3.24亿美元的定增。 从财报数据来看，在定增前金融壹账通账上还有大量的资金，为什么要在短期内再次定增？ “实话说我们并不缺钱。本次定增是因为看到市场确实不错，投资者对我们的认可度也在增加，同时从长期来看，公司也确实有融资的需求。”金融壹账通董秘、企业金融CEO费轶明在接受专访时对此回应道。 相对当初10美元/ADS“流血价”的IPO，此次18美元/ADS并实现150万股超募的定增结果无疑令金融壹账通非常满意。 “定增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说明公司的运营模式和商业逻辑得到了全球投资人的认可。希望此次募集资金能够支撑我们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费轶明称。 IPO后8个月再融资为哪般 8月13日,金融壹账通宣布公开定向增发1800万股ADS，这距离其IPO仅仅8个月。 这么短时间内，难道金融壹账通又缺钱了吗？ 从此次定增的招股说明书来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金融壹账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还有5.35亿元，包括离岸银行存款在内的暂时受限现金24.93亿元，其流动资产总计有70.34亿元，和刚完成IPO时的2019年底差距不大。 显然，此次金融壹账通的定增并非因为缺钱。根据费轶明介绍，此次定增并非是“从长计议”的，而是因为碰到了市场和业绩的双重机会。 从市场来说，Wind资讯显示，标普500指数从3月末的低点之后一路上扬，金融壹账通股价从年初至8月初的涨幅高达138.48%，市值从上市首日的36亿美元,上涨到定增公告日的近67.77亿美元；从业绩来看，在8月5日发布的二季报中，金融壹账通二季度收入为7.74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22亿元增长48.4%。毛利润增长了93.4%，达2.97亿元。 市场机会和业绩的相辅相成之下，金融壹账通决定抓紧时机，在二季报面世之后立刻启动了定增，而这次定增的结果在费轶明看来也超越预期。 2019年12月13日，金融壹账通以ADS形式在纽交所上市，考虑到当时美股市场环境，为了抓住上市窗口，其最终10美元/ADS的发行价较A轮融资价格打了将近五折。 不过，在仅仅过去8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金融壹账通此次定增的最终定价为18美元/ADS，较定价当日(8月12日)收市价仅有1.9%的折扣,较增发开始日(8月10日)收市价折让10.7%,均大幅低于过去几年中概股增发的平均水平(4.3%和12.9%)。 尽管折扣较低，然而金融壹账通本次增发得到了投资者3.5倍的超额认购，相当于在增发1650万股ADS的基础上再超募150万股。 “IPO时我们接触了很多投资人，我们希望挑选长线的投资人，但一些长线投资人认为我们从2015年成立到去年底上市，时间还太短，想再观察一下。而上市之后这段时间业绩表现不错，投资人也对我们有了信心。” 据了解，在参与金融壹账通IPO的最大五个投资者中，有四个继续参与了此次定增，另外还包括一些新增的长线投资者。 定增的钱拿来做什么 金融壹账通在IPO之后仅仅8个月就再次定增，除了市场给了好的时机外，其本质还是金融壹账通在目前成立四年的时间点上仍然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 根据定增公告，金融壹账通计划将利用发售所得款项净额来提升其平台和技术能力,并用于国际扩张和战略投资以及一般公司用途。 费轶明表示，产品研发会是募资用途的重要方面，而目前公司整体的研发费用占到了所有间接费用将近一半的比例。 “作为一家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公司，我们和一般软件公司‘卖人头’的作业方式并不一样，而是提供模块化、参数化配置的产品，在标准化的同时也能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做出这样的系统不仅需要很大的技术投入也需要懂业务的团队。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期我们需要非常大的投入。”费轶明称。 持续对于研发的投入使得其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平安内部会将孵化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分为设立平台、流量及数据积累、收入爆发式增长、利润贡献四个阶段。而平安对于“独家兽”之一金融壹账通的发展阶段定位还在第二到第三个阶段之间，没有到利润贡献阶段。 但在上市之后，盈利依旧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从金融壹账通的上半年财务数据来看，其上半年7.46亿元的归母净亏损额相较去年同期的7.55亿元并未继续扩大，而是略微收窄，但离盈亏平衡仍有相当距离。 “集团和投资人当然对我们有盈利的期待和要求。美国的同类公司盈利用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希望能更快一些达到盈利，但这肯定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达成的。我们目前在第二、第三阶段的首要工作是提升客户渗透率，尽力形成一个客户多个产品的局面，这样盈利就自然而然会到来。”费轶明表示。 而除了盈利问题之外，另一个在金融壹账通上市就伴随其左右的质疑则是对平安集团的依赖。从上半年整体来看，金融壹账通来自平安集团的收入占比在五成左右。 “我们希望第三方的比例会持续上升，但现在平安在收入中的比例保持在一定水平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费轶明看来，平安对于金融壹账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客户；平安的技术资源也能帮助金融壹账通完善产品；同时，金融壹账通的客户——金融机构们面对新机构和新产品通常比较谨慎，如果有在平安集团内部子公司的成功使用经验，对于金融壹账通建立市场信任和品牌声誉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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