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 01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 最近关于国内大循环、双循环的解读较多，有人理解为中美博弈在加剧，我国外部环境较差，所以需要启动内循环，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但是，我认为，通过总量政策来刺激内需的弊端很多，也不能治本，故这一次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思想在于从供给端发力。其实，我日前也发过一篇文章，叫《为何说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跟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相呼应的。一方面，上半年我国加大了财政、货币政策逆向调控的力度，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多次采取降准、降息等措施，使得我们经济基本面出现回稳，既然经济出现回稳，再度刺激效果会不佳，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拉动消费很难，因为消费和居民收入是挂钩的，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是负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当前股市中消费，如食品饮料板块表现非常好，但这和我们整体消费疲软、呈现相反趋势的，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零售总额增速还是在-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期望需求侧的政策继续“放水”，而是应该从供给侧角度去思考还有哪些改革举措会出台。 事实上，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不再延续宽松趋势，预期中的降准降息都没有发生，债市的收益率再度上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3%。同时，坚持房住不炒，要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就很难了，而我国历次经济回升，都是靠房地产带动的；加上制造业与消费相关性较高，在消费起不来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库存会上升，故投资也会比较弱。 需求端的走弱，对于靠资金推动的股市而言，不是好消息。不少人总是把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今年以来最大背离就是美国的股市与经济的背离，美国二季度GDP增速为-9.5%，而美股如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则都创了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强刺激政策，极度宽松的政策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上半年就扩张了三万多亿美元，当前美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达到美国战前的高度。在这一强刺激作用下，美国消费依然没有起来，美国居民二季度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而消费支出则下降了9%，因此，美国居民储蓄大幅上升，收入溢出效应导致居民收入的很多钱都流向了资本市场。同时，美元指数的下行，也使得流向中国的资金在显著增加，这就造成了全球范围下的经济与股市的背离。但实际上，这并没有真正拉动内需，全球经济依然是负增长的，美国将达到-8%，我国经济尽管一枝独秀，但全年GDP增速估计只在2%左右。 在这种背景之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虽然无法体现，但能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是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那么，我国经济结构是如何的呢？我国GDP增速一路下行以来，实际上就步入了分化时代，同时股市也在分化，股市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的分化。股市虽然不能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先行指标，它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 比如说人口的分化，我们从楼市的表现可以发现，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涨幅非常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去年深圳跟杭州这两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量也是最多的，是第一和第二。杭州据说是超过深圳，但这是净流入，如果把农民工的流出因素剔除的话，深圳或超过杭州，这反映出中国人口的分化。 还有居民收入的分化。例如，我在上海经常去拜访客户，就发现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奢侈品店门口排队的人很多、高档餐厅的订位很难订到，而国金中心对面的正大广场则有很多店铺关门了。这说明高端消费依然很火爆、中低档消费疲弱，因为疫情之下，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还是很快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9年全国有超过10亿人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万元，也就是平均每个月不到2千。所以，我曾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推测我国有10亿多人没坐过飞机，其实反映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因为月收入2千怎么坐得起飞机呢？ 不过，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确实很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2019年三年中高收入组的收入累计增长了29%，而中等收入组只增长了19%，差了约10个百分点。实际上，我认为收入数据是被低估的，那么被低估多少呢？我初步估算，低估总额大约占到GDP的13%左右，美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80%左右，我国呢？按官方数据推算，50%都不到，我觉得要到6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低估是大概率。 这也可以解释今年以来为什么我们在食品饮料行业里面，高端白酒、醋、酱油等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价涨幅非常大，一方面，这代表着消费升级，虽然经济在下行，但是消费升级还是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高端消费增速迅猛。这种分化现象在经济下行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包括我们对应的产业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大家都在讲赛道，一定要抢占有利的赛道，在好的赛道上面跑的速度就会加快，增长就会好。这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经济在高增长，传统产业却在低增长，很多传统产业虽然估值很便宜了，但还是没有人理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拉动经济。这几年增长更多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少，今年在疫情影响下居民收入已经负增长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对居民进行补贴呢？我也呼吁对居民进行补贴，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今年财政的力度虽然比较大，财政发放1万亿元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提高1.6万亿元，但与财政收入的下降相比仅是杯水车薪。我国今年上半年整体财政收入下降接近10%，财政支出增长也比较缓慢。这样来看，财政政策虽然是积极的，但更多是偏稳健；货币政策虽然是稳健的，但上半年更多是偏积极，下半年虽然回归稳健。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通过房地产来刺激经济，就会增加房地产相关的杠杆；如果通过银行放水来刺激经济，又会增加银行的坏账率和宏观杠杆率，事实上我国今年宏观杠杆率已经明显提高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从需求端发力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所谓的宽信用也很难持久，因为宽信用付出的代价是银行坏账水平的上升，坏账水平上升对银行来说很难承受，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改革来发力。因而，就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口号。口号中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漏掉，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这也表明了高层的政策意图。 02 大循环和双循环下的投资机会 那么投资机会在什么地方呢？需求侧利好的可能性较小。10月份五中全会要研究两个目标，一个是“十四五”规划，一个是2035年目标，这些都是从长远考虑，而不是短期的想法。最短期规划的例子就是特朗普，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下一任的连任，所以他今年的力度非常大，刺激力度创历史新高。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目标要到2035年，需要细水长流，不能够把钱一下子用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侧不用有太多的幻想。 供给侧的投资机会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包括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疫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供给侧出清。本身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在转型，新旧动能也在切换。有了疫情之后，很多传统行业的店铺、旅馆和工厂都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传统产业本身就存在产能过剩，疫情是进一步加速了淘汰的过程。 而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情况下，迫切要解决卡脖子工程问题，那么更多的机会在于我们国产对进口的替代。 有哪些方面是卡脖子的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芯片，芯片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了13%，这也是进口占比最大的产品。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很难，但至少可以实现部分替代或者局部替代，那么芯片国产替代肯定是一个好的赛道。除了芯片之外，卡脖子的还很多，如数控机床、精密光学仪器、碳纤维、高级轴承、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等等。 其次，是资源类，比如原油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很高；又如，新能源汽车及高分子新材料对锂、钴、镍等贱金属需求量巨大。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新形势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及进行新一轮西部开发是减少资源海外依赖的必由之路。此外，还有粮食及相关产业。一旦海外粮食进口受阻，国内增加单产效率或是粮食自主可供的唯一方法。因此，产量更高、抗性和适应性更好的新品种研发、育种和推广势必也将加大力度，对资本市场而言，农业种植和种子的相关细分或将迎来中长期投资机遇。 总之，我们对中长期政策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深入认识和把握。2019年1月份的时候，最高领导在省部级以上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一口气讲了七大安全。我觉得要围绕底线思维下的安全意识去理解政策的着力点。哪七大安全呢？第一个是政治安全、第二个是经济安全、第三个是科技安全、第四个是社会安全、第五个是外部环境安全、第六个是意识形态安全、第七个是党的建设安全。可见，我国现在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六稳六保，确保社会方方面面的安全，把能够考虑到的隐患都考虑到。今后的政策导向也是一样，要围绕这七大安全补漏洞、补短板，比如对原油、天然气的依赖度比较大，我们就要开发西部；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我们就要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在供给端的着力。 03 疫情加速供给侧出清：赛道更清晰，核心资产获溢价 对我国资本市场来讲，今年也有很大的变化。试点注册制已经推广到创业板，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改革的举措还会有。接下来还有上海的进博会，今年又是上交所、深交所成立的三十周年，同时也是浦东三十周年、深圳四十周年，在一系列的改革整数周年庆之际，预期还将通过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包”，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结构问题。而资本市场是推进改革和扩大供给最好的地方、最有效的手段，基本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相反，房地产业要扩大供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美国只有60%多，如果再扩大供给，会引发供给过剩，从而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采取限购、限价和不让房地产企业过高杠杆率的原因，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限制。 对于股市来讲，现在采取扩大供给的方式，将对当前估值结构和水平会带来影响，根据我们策略组8月末的数据分析，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子、计算机等这些好的赛道，它的整体估值水平都已经到了历史的90分位数，估值水平明显比较高，估值水平排在最后面的是银行、采掘、交通运输、建筑装饰、房地产、公用事业、钢铁等等，这些都属于传统产业，给大家的成长想象比较低。今年新股筹资额已经全球第一了，如果再大幅扩大融资规模，这些赛道上的估值水平撑得住吗？ 不过，尽管供给侧扩容会对当前A股的估值带来影响，但同时，大批新股上市，可以改变“物以稀为贵”的现状，使得股市有更多的投资品种供大家选择。总之，在需求侧没有太大的增量情况下，机会和风险都在供给侧上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A股市场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一个良性的变化就是机构的话语权大幅增加了，虽然交易量的80%还是散户的，但是机构的话语权在上升，尤其是2017年以后。 2017年之前，绩差股的累计涨幅非常大，其逻辑是什么呢？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就实行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我们可以看到绩差股的组合累计收益到了2017年的第一季度创了历史新高，大大跑赢了全A指数净值；但2017年二季度开始，绩差股的组合回报率就开始大幅度的回落，也就是“壳”不值钱了。现在随着注册制试点的推广，从科创板到创业板，使得供给大量增加，“壳”就更加不值钱了，以后股票上市会越来越容易。 那么，到底有多少股票值得投资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人说只要是科创板就能涨，只要是新股、只要跟科技沾边的、跟医药沾边的，就都能涨，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传统产业通过这次疫情出清之后，我觉得A股市场在今后几年当中，也会面临再一次的出清，这一次出清就是科技版、创新板的出清。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从1980年至2017年，已经有超过1万家上市公司退市，剩者为王，留下来的目前还有3千多家，继续优胜劣汰，推出纳指不断创历史新高。 根据我们的统计，按照流通市值口径，排名前20%的公司目前的总市值已经接近75%。如果再把它细分的话，排名前10%的市值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名后50%的公司，市值占比从2017年初的接近20%回落到目前的不到10%，交易额占比则从35%回落约15%。所以，今后A股四千家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后面的两千家公司基本上就不用去看了，因为它们将来交易量还会持续减少，如香港的仙股市场。 A股今后会和美国一样，就是成分股引领的市场。美国股市哪里有全面的牛市，美国到现在为止退市的股票约占所有上市股票的78%，即接近80%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我们要选择20%，那你怎么能选得中这20%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能溢价，那就是核心资产能溢价。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寻找确定性的溢价，过去给盈利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低了，给盈利不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高了。 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总体来讲，2017年以来，我的资产配置逻辑还是没有变，一方面，传统产业选龙头。1990年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公司总市值在全市场的占比只有10%，如今已经超过70%。A股目前超过5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还不多，说明中国的行业集中度还不够高，做强做大的企业还不够多，今后将呈现强者恒强、优胜劣汰的局面。 所以，投资股市，首先还是要抓大放小，配置行业龙头或头部企业；其次，无论传统行业也好、新兴行业也好，还是要看企业的科技含量，你有核心技术，估值水平就能得到提升，这是今后大方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风险，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存在风险；另一个是疫情还没有结束，可能还会延续，虽然传统产业供给侧的出清在加速，但还没有完全出清。另一方面，要看到随着今后股票的大量上市，存量市场的估值风险客观存在，不要觉得只要选一个好赛道就能涨，可能会面临二八分化下的再一次的出清，即优胜劣汰现象。 如果去看一下美国就知道，很多互联网公司被淘汰，但留下的都是核心资产，可是你当初投的时候怎么知道谁是核心资产，谁可能要退市？过去十年，每年盈利增长都超过30%的公司有没有，有，但是极少，连续十年盈利增长超过20%的都很少，所以，相信常识，不要相信奇迹。资本市场永远会有机会，但大部分是结构性的，资本市场或许会持续繁荣，但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分化和利润的集中，我们要把握住的是，分化大趋势下的集中机会。
关注投资的人，最近都有发现，汇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汇率就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离岸价从7.19，一路升值到了6.8。连续升值超过了5%。一开始是因为美元贬值，毕竟美元指数也从100多点，掉到了93以下，而后来，特别是最近，美元基本稳定，但人民币仍然在持续升值。主要有3点原因。 第一，美元一开始贬值的时候，人民币并未完全跟随，我们采取了抵抗式升值的办法，也就是说，在5-7月，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小于美元贬值的幅度，而最近美元不动了，人民币刚好用缓慢的节奏，弥补这一幅度。我们总体追求的是币值稳定，尽量不随美元大起大落，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人民币都是这个思路，美元大涨大跌的时候，我们都是温和跟随，抵抗波动。把幅度通过时间拉长。 第二，人民币内在价值确实提升，今年从全世界的经济来看，二季度基本全球大幅衰退，美国二季度GDP下跌超过30%，日本是接近30%，相比之下我们的GDP在一季度只是下降了6.8%，二季度基本就回正了，复工复产也基本快恢复正常，预期三四季度，基本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在星球里，我们多次分析宏观数据的时候就提到了，今年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的优势很大，那么自然钱也就都往确定性高的地方跑。外资持续流入，也就推高了人民币的币值。 第三，有意为之，之前为了谈判，我们故意扔了很多筹码，去年我们就告诉大家，谈不好就7.5，谈判中就是7，谈好了回6.5，这就是告诉对岸，你的加征关税没用，我一贬值就能对冲掉。所以你最好跟我好好谈。现在人民币快速升回来了，也说明矛盾应该在逐渐解决。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贬值威胁对手了。 那么人民币升值了，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人民币升值，代表外资持续流入，有利于资产价格的持续提升，外资进入国内，是不能直接用美元的，所以他得到外管局去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进入国内投资，这样国内的货币供给就会增多。所以我们总说，人民币外升就会内贬，对内贬值主要就是因为货币供给多了，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包括股债房产，通常都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升值代表人民币购买力增强，对于做进口生意的肯定利好，对于做出口生意，手上囤积了大量美元的朋友肯定利空。 第三，对于未来的方向判断，人民币现在仍然低估，未来恐怕仍然要继续升值，而美元现在有点放水放大发了，今年美元广义货币飙升太多，一开始确实是因为流动性危机，但后来流动性危机缓解了，股市也恢复之后，这些钱就造成了美元的压力。如果简单的测算一下，美元今年一下多发了20%出来，减去正常的损耗，至少应该贬值10-15%，而现在贬值的幅度还不到10%，所以美元贬值也还有一定空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就要继续升值。回到6.5应该并不意外。 那么手里有美元的朋友该怎么办？其实很早我们就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用手里的美元，拿出一半去买黄金，你就锁定了当时的美元币值，但是这个方法几个月前有用，因为当时美元还在高位，还在100多点，而现在已经跌下来了，再去锁定他的币值就已经不划算了。所以，如果你要短期还有用途，就先放在账面上就行了，不用再做什么操作，更不要买美股美债这种高风险资产，未来美元的贬值幅度，不会有那么大了。如果你彻底没用，那就可以换汇回来，但注意，不要短期内来回换汇，汇兑损失很高，这么来回折腾很不划算。 至于有人说，美元印了这么多钞票，会不会就此信用崩塌，不会的，美元的信用问题，美联储比我们更加关注，他会小心谨慎的维护美元信用体系的，他又不傻，美元信用在，在之前的外债就都不用还，永远可以借新还旧，一旦信用不在了，那么美国欠的那些债，就能把他压死，所以看似美国在玩命印钞票，但其实都是有节制的。而这个底线就是他的信用。在信用允许的范围内，不影响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情况下，将货币运用到极致。一旦信用受到威胁了，他比谁都紧张，肯定会主动调整收缩货币的。所以完全不用替他操心。看好你自己手里的钱就行了。
离开魅族13个月，要打造中国的任天堂。 从去年7月确认离职后，原魅族高级副总裁李楠直至今年8月，才首次官宣自己创业成立新公司，叫怒喵科技 (Angry Miao)。用李楠的话说，这家公司聚焦年轻消费群体，希望做真正的品牌，获取用户的心智。 不过，当李楠和怒喵科技带来的第一款产品是机械键盘时，公司的天使轮投资者之一、真格基金合伙人戴雨森也感到惊讶。“去年李楠说他要做一个酷炫好玩的数码品牌时，我们立刻就决定投了。”他在知乎上表示，“结果这家伙真的第一个产品发布拿出来了一个Cyberboard，我倒是吃了一惊：‘哥，你真的做机械键盘啊？会不会太小众啦？’” 然而，这款被外界认为是小众的产品，在众筹平台Indiegogo上线后15分钟便被一扫而光，除了灵感来源于去年特斯拉发布的电动皮卡车Cybertruck外，这款Cyberboard全球只有1000把，众筹价为2860元人民币。 除了机械键盘，怒喵科技的另外几款产品，如桌面无线充电鼠标垫Cybermat，鼠标Qi充电模块Cybercoin等，实际上都是围绕无线+Cyberpunk风格的结合。 在正式发布新品前，李楠就已率先表态自己对不起魅蓝的粉丝，因为“新产品真的很贵，一言难尽”。他表示，选择创业就是要挑战边界，不重复自己，即使失败的概率很高，而且还会面对各种质疑和攻击。 在发布会结束后不久，李楠接受了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的专访，谈到了他眼中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国品牌和当代年轻人。他引述硅谷创业教父、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C联合创始人PaulGraham的名言，认为“与其让100万人喜欢你，不如让100个人真正爱你”。 李楠认为，未来的科技趋势是无线化+亚文化。真无线耳机（TWS耳机）近年来大热，加速了3C数码产品的无线化，但亚文化在科技领域尚未得到验证。李楠表示，未来社会将不存在主流文化，这一点甚至现在已经有所体现，“用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寻找供给，所以很难产生一个所有人都知道、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 “这一代年轻人特别像日本当年的一点奢侈主义” 新京报：在发布会之前，怒喵这次的机械键盘已经在众筹平台上卖光，这是否在你的预计范围内？ 李楠：上架之前我们就知道差不多会卖掉。因为我们已经运营了大概4到5个月，中国和美国的粉丝都已经不少，很多人都有了购买决定。 新京报：事前你们有没有做一些市场调研？ 李楠：我们不调研，只是做community。如果没有他们支持的话，我们就不做。是在community里，每天我们都去跟用户交流，直接把你的产品、结果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给他们看，我觉得这比市场调研更直接、更准确。 新京报：选择机械键盘作为公司发布的第一款产品，有怎样的原因？ 李楠：因为我们看新一代消费群体的需求。虽然我们不做问卷调研，但我们做了很多焦点小组，发现现在年轻人只在两个场景下会产生兴趣，一是身上的东西，另一个是桌子上的东西，他们基本上围绕这两个场景花钱，在其他地方没太大兴趣。 新京报：所以怒喵先从桌子上的产品入手，引起年轻用户的兴趣。 李楠：对。这一代年轻人，特别像日本当年的“一点奢侈主义”，即我感兴趣的、花哨的东西，超过我的月薪我也买；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就买最便宜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90后、95后跟00后这三个群体的差別？ 李楠：我们基本上是以95后为核心，因为他们属于刚毕业进入职场，这个时代里他们最活跃，最容易接受新品牌。当然，我们对90后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对这个群体也非常熟悉。当年做魅蓝的时候，他们就是当时的年轻消费者。我们当年做90后群体的时候，是70后、80后做决定，所以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不怕消费者换代。 新京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担心看不懂年轻人吗？ 李楠：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些。2014年我们做魅蓝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用方法比直觉更靠谱，我们叫“Brand leading，Design first”，意思就是品牌用心智来定位，然后产品用设计来表达用户喜欢的东西，最后用社区来验证。 “与其让100万人喜欢你，不如让100个人真正爱你”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出来创业成立怒喵？是不是当时没有得到魅族的支持？ 李楠：其实还好吧，这个事的确不能在大公司做。我在日本待了10年，所以我看到了这波潮流，后来等到去年离职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创业，从打工到创业做老板，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楠：魅蓝其实至少算是半次创业，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办公室白板上只有“魅蓝”两个字，其他什么都没有。现在和以前的差别无非是资源和团队，而且团队跟以前的没有太大区别。 新京报：在魅族的时候，魅蓝的出货量数以百万计，但是现在怒喵的产品出货量可能只有几千，对你来说有没有落差感？ 李楠：当年魅蓝一年有七八百万的出货量，这是属于大众市场产品，但这一次是做小众市场，它在小米同类产品中是7倍价格，所以早期起步很正常。YC联合创始人PaulGraham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与其让100万人喜欢你，不如让100个人真正爱你。所以愿意花7倍价格买一把键盘的，我们有1000个这样的人，当然还有大量的人没有买到，但是这1000个人更重要。 这些用户在社区里跟我们在一起5个月时间，产品一上众筹就秒掉，这些人绝对是真爱，对吧？应该说算是很核心的粉丝，对品牌高度的认可度，他们的心智是完全被占领了。 新京报：高昂的价格会挡掉大部分的消费者，即使年轻的消费者已经成为社会消费主力，尤其是疫情当下，是否考虑过出一些入门级产品？ 李楠：短期内不会，因为实际上我们认为luxury的市场还很大，还没有吃透，怒喵可能是中国整个3C商业历史上第一个能成为luxury品牌的中国公司。以前可能有中国人干过但是在海外的牌子，现在这是第一个明确告诉全球消费者我们是中国公司，但是可以卖这么贵的一个品牌。 新京报：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高端的品牌，像特斯拉和苹果都推出了一些相对便宜的产品，你觉得未来怒喵有可能这样吗？ 李楠：短期内不会做到低价位。苹果一些手机看起来总售价便宜，但实际上它以同样的配置和功能来说仍然是很贵的。今天谁会买一个4.7英寸、非全面屏，然后还卖三四千元的手机？只有苹果。因此哪怕它们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些下降，但跟同类型的产品相比还是偏贵，至少会贵出一倍。 “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获取reputation是必然事情” 新京报：发布会上你说骗了马云的5.6亿，这是你在开玩笑吧？ 李楠：对，开玩笑。 新京报：王兴的龙珠资本和真格基金都向怒喵投了钱，投资人会对你有一些要求吗？ 李楠：都还好，这两家都是长期、有耐心的机构，主要是看创始人，他们不会对公司做太多的要求。 新京报：你觉得你有什么东西打动了王兴？ 李楠：如果说怒喵这个品牌真的能在这样的价位上立住，那会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一个真正来自中国的3C品牌，在国际市场能占领luxury市场，这件事在以前商业领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如今，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获取reputation是必然事情，就像任天堂这样的日本品牌在全球消费者中获得reputation，我们今天一定能到这个水平。 新京报：所以你们的目标会是成为中国的任天堂。 李楠：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努力的。 新京报：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来自于供应链，但这种供应链需要以出货量为前提，你谈到的柔性供应链，可以如何实现？ 李楠： 我们给整个供应链提供了几百上千万的大货，但今天供应链品牌日益集中化，集中化的结果就是它们对供应链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它们不缺量，缺的是利润。未来它们一定是有大货，但同时需要一些能提供高利润的品牌。 因为是小批量、定制化，而且品质要求高，小众品牌给它们更多利润是应该的。如果想真正实现可控的小批量，这跟全数控相比成本确实会上升很多。 除了给予更高的利润，柔性供应链的建立需要靠推动整体的数字化，如果没有数字化，供应商做得太辛苦，所以要尽量用数控的方法，这样对于供应链来说就没有总量的概念，只有工时。 因此柔性供应链的实现有先后顺序，先是数字化，然后才是按需生产，而且按需离我们还很远，现在本质上还不是按需而是小批量，预计真正的按需还要等三到五年时间。 “未来只有亚文化的爆发，但没有一个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 新京报：怒喵科技将在三年之内跨界12个亚文化领域，包括哪些领域？ 李楠：我们指的亚文化领域，实际上是指设计风格上的亚文化，比如这次我们是Cyberpunk，下次是山海经，等最后看能不能试Akira（阿基拉）。 新京报：在发布会上，你说亚文化是科技产品的未来，但亚文化本身就是因为非主流才成为亚文化，如何有潜力成为未来的主流？ 李楠：因为未来没有主流文化，或者说现在已经很明显。未来只有亚文化的爆发，但没有一个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因为整个传播渠道已经细分了。以前所有人都看同样的电视台，听同样的广播，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有视频点播，有各类社交工具，用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寻找供给，所以很难产生一个所有人都知道、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 新京报：以前靠着供应链优势，中国的商品走向全世界，现在下一个阶段是中国文化向全球输出？ 李楠：我觉得我不愿意用“输出”这个词，应该用“融合”。实际上，在文化层面，我们跟国外之间的交流是最重要的。这次我们是一个西方主题，下次我们是一个中国主题，但是下次一批我们可能是日本主题。 换而言之，真正伟大的品牌应该是对全球不同的文化领域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而不是说我要有输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像任天堂也有很多东西并不是纯日本的，但他们一直往前走。 我们的技术内核是无线上的技术，但是文化层面我觉得是在推动中国文化跟整个世界的交流跟融合。 这次在我们美国的群里面，大家开始学习山海经，这不是挺好的事情么。 新京报：手机的市场份额已经高度集中，很多厂商都将IoT作为新的增长点，在这条赛道里，你怎么看？ 李楠：我们不怕它们走量，因为我们要真正做小批量、定制化的产品，但这些小众品牌他们不太可能做，因为内部的考核体制和文化不允许，这个也跟领导岁数太大有关系。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陆一夫
近日，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CCFA新消费论坛”上，汇纳科技总裁丁遥，发表了《后见、洞见、预见》主题演讲，总结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1、将数据采集、分析、价值挖掘三个维度的能力同步起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就能为实体商业提供更大的价值； 2、更照顾租户利益的，按客流量计租的方式可能会慢慢替代固定租金模式； 3、服务提升的动力来源于行业的探索和知识转化。 以下为丁遥先生的演讲全文，经整理发布： 尊敬的郭会长、裴会长、武会长，各位新老朋友： 这大半年来，中国实体商业碰到了太多的新情况，听了大家的演讲，我受到了很多的启发，也想借这个宝贵的机会，结合我所从事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工作，给大家分享几点近期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大数据怎样才能带来大进步？ 实体商业这些年花在技术上的投入不算少，安装很多协助内部经营管理和对顾客服务的设备和软件，也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但这些技术和投入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重大的、对现有业务的促进作用。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技术本身不够先进，还是使用价值挖掘不够？ 我以汇纳从事的客流分析业务为例，15年前，我们的用户开始在购物中心各主要入口安装客流传感器，用来统计全场人数；10年前，用户要求将客流传感器安装到各楼层，甚至每一个店铺，用来研究客流在场内的分布情况；这2-3年，越来越多的用户需要安装精准客流传感器，用来记录和分析顾客的年龄、性别、游逛偏好。数据采集技术的进步为我们带了更多维度、更细粒度的数据。 相比于数据采集技术的进步，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似乎有些迟缓。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在用加减乘除、环比同比的方式进行处理，由于人脑和传统工具的限制，我们往往无法感知到多个维度间数据的细微联系，更无法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归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关于人的“有限理性”中描述，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做决策时采用的信息不完整，做出的决策不完全理性。 过去，采集手段有限，每天只能提供一两张报表的数据，我们还可以仔细研究研究，现在，采集技术每天可以提供200张、2000张报表的数据，我们反而更加无所适从了。因为如果不做深度的处理，我们无法消化这些数据带来的价值，如果简单加总、归类，可能就会过滤掉很多重要的细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安装那么多高级的传感器？ 我的疑惑最终被和我一起工作的胡宇教授解决了。胡教授是位特别智慧的科学家，他的专业是数字经济研究，麻省理工毕业的博士，数字经济研究员、佐治亚理工讲席教授。他从事了近20年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建模工作，服务过美国财政部、欧盟委员会、亚马逊、阿里、微信等众多的政府、商业和学术机构。他和他的团队用了近2年的时间，用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数千家购物中心的位置、体量、经营年限、品牌构成、过往的客流数据，并且考虑各个项目实时的竞争关系，构建起了实体商业“五因子”模型，这个模型不仅能预测一家商场未来1年内每天的客流基准，还能对每天客流增减进行归因，将商场的整体客流细分到行业、天气、日期、长期竞争力、短期竞争力和突发等因素中。他说这个模型把购物中心的数据分析技术从感知层面提升到了认知层面。感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这是后见，认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是洞见。我们还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预见。最终我们更想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们期望的发生，这就是智慧决策。 克劳德.香农：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解。我觉得，面对纷繁复杂的商业竞争，每一位经营者都有消除不确定性的执念。他们希望知己、知彼还要知行业……汇纳产品和服务演进的路径就是按照不断帮助用户消除不确定性而设定的。 无论标准客流、还是精准客流，这都是在满足用户“知已”的需求； 今天汇客云平台上已经集合了1000多家购物中心的数据。大家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数据参与行业的统计和计算，就是想感知竞争的环境和状态。我们用汇客云提供的经营对标产品，来满足用户“知彼”的需求。 今年3月3日，我们依然准时推出了中国实体商业客流年度报告，并在3月底推出了全国实体商业回暖监测平台。当时正值防疫的关键阶段，整个办公园区，只有我们一家企业的员工在工作，还经常忙得通宵加班。因为防疫管制无法返回的员工，就通过网络甚至越洋电话参与工作；办公楼周边食堂、餐厅、便利店统统都不营业，空调也不开放，这都能忍，但只要有同事被冻的打喷嚏，大家就会紧张好一会。打喷嚏的人一边要掩饰着自己的心慌，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安慰别人，说我一直带着口罩，路上自己开车，没接触过什么陌生人啊。大家当时就是一个目标：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我们的用户肯定特别想知道行业的情况，能早一天把全国全行业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就可以早一天研究对策。我们的用户都知道，这两项动用了最多数据资源和人力物力的“知行业”的服务，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的。今后我们还会坚持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知行业”的产品和服务。 说到这，可以小结一下：只有采集、分析、价值挖掘三个维度的发展，齐头并进了，人工智能才能为用户带来明确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智慧化决策会否催生流量化计租？ 我们以抖音为例，它从初始内容试推、到用户行为连续解读、再到逐渐精准内容推送，零点几秒就可以完成一次完整的调优。而实体商业的调优一般要以年为单位，对比之下，逐渐适应互联网产品优化节奏的消费者，肯定会对实体商业产生不满。所以实体商业面临着如何加速分析和决策，大幅加快内容调优的压力。 前一段时间，理想汽车总裁沈亚楠告诉我，他们不希望租太久的店铺，他们认为2年就足以完成在一个城市中的对潜在用户的深入触达，接下来的服务、转化都会依赖网络解决。那么，品牌租赁的周期会越来越短吗？ 我们再看店铺租赁的主流交易方式，仍然是数百年前定下的固定租金、或者固定租金+销售抽成模式，购物中心也常用“租售比”这个指标来评估租金定价是否合理。但越来越多的品牌采用全渠道的销售方式，有些实体店铺干脆只输出体验，不再交易，那我们该如何为店铺定租呢？ 无论为了交易还是体验，品牌都希望能够占住一个流量充足的位置，而购物中心之所以愿意为那些头部品牌提供额外的优惠，不外乎看中了他们的吸客能力，为周边店铺提升流量，从而获得购物中心整体租金的提高。胡教授的研究表明，客流每增长1%，租金水平增长0.61%，所以客流量才是店铺的价值基础！ 谷歌有一套算法来评估每个页面、每次点击对于某条互联网广告的价值，今天我们的精准客流传感器同样可以记录下每一次游逛的数据，我们也正在开发精确计量游逛价值的智能模型。按浏览量计费颠覆了广告行业原来按占用版面、播出时长的定价模式，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是浏览计价更关注为用户带来的价值，而不是媒体付出了多少成本。我们的一个化妆品用户告诉我说，他们销售已经有40%来自网上，以至于他们刚刚把线下关店的标准从销售不达标变为客流不达标，也就是说只要有顾客体验，哪怕门店的销售差一点，他们认为也是有价值的。 在购物中心店铺资源供应逐渐过剩的今天，更为关注租户价值的按客流量计租的模式，可能会慢慢替代固定租金的模式。 第三个问题：源源不断的能力提升动能从何而来？ 数智慧化决策、流量计租，各种进步继续了，我们还要有哪些改变？ 这是两家特别不一样的公司，他们在各自服务的领域中，都是领先者，也都是汇纳的用户。在征得两家同意后，我把他们的使用行为数据做了一个对比： 如果大家看过他们的店铺、店员的服务、产品和包装后，你所感知到的差距会更加明显。 我把这份比较给了后面这家品牌的董事长，他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跟我说：正是这些看不见的行为，才导致了那些看得见的差异。我特别赞成他的说法，那些看得见的差异更容易认知，也就更容易追赶，哪怕依葫芦画瓢，也能模仿个七七八八。而那些看不见的，根植于社会、人性底层的东西，例如：思维习惯、生产组织方式、交易规则、技术框架是难以简单模仿的。我相信这两家品牌都意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才购买了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同样支付了费用，但两家对于服务价值的挖掘显然是不一样的。我们特别感谢那些不断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断提出质疑和发现我们缺陷的用户，刚才的品牌A就是这样的用户。服务他们虽然很辛苦，但真的能促进我们的成长，我们不断把他们的智慧融入产品和服务之中，就相当于把行业中最先进的经验凝聚成了新的功能点，传递给了其他的用户。我们源源不断增强的服务能力，来自于整个行业的探索和知识转化。 在这次谈话的一周以后，我观察到了他们使用数据的变化和成长，我们的技术支持部门也开始经常接到他们打来的咨询电话。 当行业热词从弯道超车、降维打击、流量变现逐渐变为理论研究、工匠精神、客户价值的时候，我们的发展似乎才从机会主义准备随时超车的“弯道”，驶入到一段可持续加速的长期主义的“直道”。 这两天各位领导的发言，很多都提到了要打造更优质的产品，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也认为：人工智能也罢、大数据也罢，如果不能帮助实体商业提升收入，减少成本，或者效果不可验证，不可测量，就没有什么价值。 最后，我再小结一下我的发言： 1、当采集、分析、价值挖掘同步获得重大进展时，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就能在实体商业领域发挥出重大作用。 2、更体现照顾租户价值的按客流量计租方式，可能会慢慢替代固定租金模式。 3、服务提升的动能要从整个行业的探索和知识转化中获取，才能源源不断。
2020年8月20日，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044·HK）发布年中业绩，上半年营业收入为109.28亿元，同比增长1.4%，上半年净利润为22.65亿元，同比增长20.35%，毛利率从去年上半年37.3%增长值44.10%。 很多其他行业营业收入受疫情影响颇大，但恒安所属的家庭生活用品展现了一定的消费刚性，营收反而微增，净利润增长20.35%，除了原材料成本降低外，更根本的原因是恒安的第三次变革初见成效。 用恒安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许连捷的话说，“去年第四季度是恒安第三轮销售变革的最后一站，改革中发现的问题，我们改进了，就会变成成果，变成效益。这还只是开始，下一步，营销中台建立起来以后，过程中就能发现问题，我们能更快地改进，就能产生更的的效益。” 恒安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许连捷 这是我们第二次走入恒安集团位于泉州的总部大楼，走进许连捷位于14楼的办公室，在许连捷的要求下，这间不超过25平米的办公室启用22年来从未做翻新，木地板虽款式陈旧，却整洁平滑，踩在上面总有种脚踏实地的安心，如同这家老字号企业，给人以沉淀多年的踏实感。 但和这种印象不同的是，恒安从不守成，反而一直在变革。 01 两个“百年”企业的合作 许连捷所说的“营销中台”指的是恒安集团与阿里巴巴共同打造的恒安集团资料中台。 2020年7月，恒安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定，阿里巴巴将会协助恒安在数智化策略、业务、组织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方位升级，形成会员、商品、渠道等全方位统一的平台化运作方式，为消费者服务、品牌运营、渠道赋能、产品创新、组织协同等奠定基础。 与阿里巴巴合作建立营销中台的原因，是许连捷不满于成果数据的后知后觉。 其实，数智化的改革恒安从2014年第三次变革开始时，就一直在进行，从建立阿米巴小团队的前线组织架构，到总部职能从管理转型为服务，再到内部信息管理端到端可视化，都是为了以数据和科技武装恒安这个庞大的生活用品帝国，让百万终端能够灵活适应市场的变化。 然而过去的改革虽然刀刀见血，内部的提拔和淘汰在不断进行，却始终止步于B端的经销商。“一直没有真正做到端到端，只到了经销商这一端了，没有到消费者这一端，恒安的电商数据一直没有纳入内部改革的体系。这次和阿里巴巴合作，一要达到C端消费者，二要改革我们的传统消费端，把线下客户也拉到线上来。消费者在线上下单，线下终端送货，线上线下一体化是第三轮变革的重点。” 许连捷深信营销中台的建设将会补上第三轮改革的最后一个缺口，“这次改革进行了三四年，到现在都还没打通，这是最后一站了。” 许连捷认为，合作营销中台建立后，恒安管理者能从过程数据中把控这家屹立多年的企业的神经脉络和血液流向，“如果营销过程中能够及时反应，就不需要等审计来了才发现问题，日常数字一有异常，平常就会马上被发现。比如有的流程卡在某个环节两个月，通常是一周处理完，这个异常就会被发现，提醒我们尽快找出原因。” 恒安集团副总裁许清池 主管恒安集团运营业务的副总裁许清池经手了营销中台的合作事宜，他对营销中台的建设和成效非常有信心。“过去很多数据只到供应商这一端，电商触达消费者那一部分数据是不透明的，数据不能形成闭环，我们就不容易相互印证，等知道出问题再去补救，效率就太低了。数据打通之后，还能解决各个部门数据之间不融通的问题。” 说来有趣，恒安和阿里的目标都指向“百年企业”。许连捷曾公开提及恒安的目标是“百年千亿”，并直言这是一种责任，而马云也曾提过“阿里巴巴要做102年、横跨三个世纪的公司”。因为恒安的变革，两家以“百年”为共同目标的企业，以这样的机缘不期而遇。 但不同于阿里的爆发式增长，恒安的成长路程却大不相同，许连捷说，“恒安35年了，从原来的小乡镇企业一路走来，爆发力没有那么强，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上世纪90年代初，恒安刚成立两三年就面临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和竞争中成长起来。恒安这么多年走过来，大环境怎么变，我们一直都是很平稳的。1998年金融危机正好上市，全市场的股票都没人买，但我们是那年超额认购倍数最高的新股。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三年我们的利润翻番。今年遇上新冠疫情，我们的出口收入还是增长的，接近15%的增长。脚踏实地做企业，越是遇到危机，就越是收益好的时候。” 这种守成的经营战略，让恒安经历了外部环境的一次次危机，都能岿然不动，笑傲市场。 当然，许连捷也坦言，变革的速度不够快，不可避免地错失了一些机会。“为什么这一次变革这么慢？就是因为没能跟上数字化的步伐，2013年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们要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游泳的信息，对市场作出应对，但这一变革就是四年，现在才进入终局。” 02 唯变不破，恒变者安 “我们恒安一直在革自己的命。”许连捷说道。 过去的改革中，恒安集团擅长从现代化管理企业“借力打力”，第一次变革请汤姆斯公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第二次请博斯公司进行管理变革（2008年），第三次则引入IBM公司、SAP公司进行管理信息化改革（2014年），以往多从海外企业汲取经验，营销中台则是首次与国内企业（阿里巴巴）开展合作。 恒安集团历年营业收入及同比增速（1999-2019） 数据来源：招股书，整理 恒安集团历年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1999-2019） 数据来源：招股书，整理 起初，每一次发起变革，总有人不理解，觉得许连捷没必要这样“折腾”、“自讨苦吃”。但在接连的变革中，恒安从1999年上市后，业绩维持了长达15年的连续增长纪录，直到2015年。 2017年，正好是第三次改革的核心——平台化小团队经营变革进行不顺利的时候，已半退休状态的许连捷不得已重返一线，带着团队一个区一个区地推进。尽管改革的破坏性和成效周期交替作用于业绩表现，让人很难看清楚变革对于恒安的直接意义，但恒安集团的管理层的确看到了一些外人看不出的企业隐患和问题。 古语有云，“上医治未病”，说的大概就是恒安这样的管理层。 静水流深，尽管大刀阔斧革着自己的命，从财报数据上，却只能看到恒安的稳定性和韧性，再难讲出其他瑰丽的增长故事。 但许连捷、许清池在谈及变革时，都从容而且富有激情。管理了35年，他们有的是耐心，先从人开始转变，培训、重组、提拔再到淘汰，像是一个传道者，一遍一遍，用制度和坚持，让一层层的管理者感受到他的决心。 03 改革终局是人的变化 “企业的变革最终是要改变人。企业变革是管理者的变革，只有管理者下定了决心，其他人才会有所感受、有所改变。” 如同平静的水中投下一粒石子，恒安的变革决心一圈一圈向外延伸，直至基层。 以前，恒安集团的人事去各大校园做招聘，会跟来应聘的学生们讲恒安的人文关怀和福利，公司的食堂和宿舍，来了和恒安一起成长，不会有后顾之忧。 许连捷急了，跑业务需要的是一群狼，只强调福利招来的只能是羊。“我一听这样不行啊，用人部门要求的销售任务、岗位要求都没有强调，这些学生到了一线就会有问题。我们那一年整整招了100个大学生，三个月之后，一个都没能留下来。” 有个市场推广岗位的学生临走前留下一句话，“进了你们这么大一家公司，还让我骑自行车出去跑业务？”许连捷觉得有些好笑，“他不明白，再大的企业，赚钱也要靠踏实做事、提升效率，否则生意好做，很快就会引来竞争者。” 为了掌握市场风向，许连捷也时常调研同行企业，取长补短。“几年前，我看过一家很小的公司，是做背包的，他们找工厂代工，但总是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不断做调整，很多工厂觉得他们变来变去，很难合作。但她们的理念一定是对的，你不能因为很难就不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恒安的这一次改革持续到现在已经六年了，真的很难，但还是那句话，正确的事情，再难也要做。”许连捷掷地有声地说，“现在内部外部的改变都在进行，职能要变，机制要变，效率要变，适应的人留下，不适应的人只能淘汰，这是一个改变人的过程。但好在基础已经打好了，这一轮会比以前快得多。沿用过去那种做大企业的经营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这种竞争了，这些初创的优秀企业不断涌现，大企业不改变，最后都会被那些新兴的创业公司五马分尸。” “打通C端数据之后，原有的一些内部组织架构会再次落后，需要更新，变革仍在持续进行，我们要将恒安的创业者精神延续下去。”越来越深入参与恒安变革进程中，许清池对下一轮变革也跃跃欲试，提及“创业”，他的眼中似有光在闪动。
疫情以后，我们对参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全国4万余户受访户做了两轮电话回访，3月份的时候，老百姓对2020年的消费估算会减少9.4%，到5月份的时候，减少的幅度增加到17.3%。3万元以下和3万到5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减少幅度更大一些。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原因是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减少，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在疫情以后扩大了。同时，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储蓄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如果后面5个月以同比12%的增长速度，2020年全年可达到零增长。如果保持7月份的负1.1%的增长，全年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减少6%。消费数据很不乐观。 我们用调研数据形成了一个工作稳定性指数，发现低收入的明显比中高收入的稳定性要差，这个指数包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包括自己对工作的预期，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另外，我们询问了受访家庭所在的企业雇工情况。3月份有43.3%的受访户说他所在的企业减少了雇佣，有8.8%的降低了薪酬；5月份的时候，这个比例涨了1倍，有26.4%的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对2019年6—8月这些受访户，我们了解他们去年的工作情况，今年5月回访时我们也了解了他们今年工作的情况。16—65岁的劳动力人群中，去年87.2%有工作，今年是75.1%，其中农村户籍下降比例最高，有季节性因素。 另外，阿里研究院疫情以后做了四轮小微企业调研，2月、3月、4月和7月份各做了一轮。早期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多重的，包括物流、人工、疫情等等。很快，这些问题没有了，4月份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变成了订单不足了，7月份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已经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 企业对2020年宏观形势的判断，2月份是悲观的，3月份开始趋向乐观，4月份又开始悲观，7月份更加悲观。企业对自身发展的判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从3月份乐观，到4月份到7月份更加悲观。例如，在“企业快速发展或者规模扩大或者利润率增长”选项上，回答的比例是从低到高再低，3月份的时候有15%的企业，7月份只有9.5的企业认为自己今年会快速发展。 我们的判断，国内大循环将受阻于订单不足、收入下降之间的恶性小循环。收入普遍受到了冲击，低收入人群受到冲击更大，导致了需求下降、订单不足，自然会导致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需求，所以“订单不足+收入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小循环。这个小循环需要被打破，而打破这个循环的根本是在刺激需求。供给侧方面已经采取的一系列企业救助帮扶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作用，企业其他的问题基本都不算是主要问题了。订单不足也变成了主要问题。 所以，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不在供给端、不在企业，应该是在需求端，尤其是在低收入阶层。其实今年2月份、3月份后来一直在讲，针对低收入阶层的现金转移支付或者消费券是打破这种恶性小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民生政策也是我们的经济复苏政策。 本文为作者2020年8月25日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报道，在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批发市场深圳华强北，第三方供应商也会以较低的价格从经销商手中大批购买新手机，批发价比这些品牌的官方报价低几百元。顾客可以折扣价格买到苹果、华为、小米和OPPO等品牌的智能手机。 但最近美国禁令威胁到华为的芯片供应，这挤压了这些第三方供应商销售华为手机的利润。 “总的来说，我店里每款华为手机的价格都涨了100元人民币，有些甚至涨了300元，因为供货量减少了，”一位姓王的商贩说。“现在批发价和官方报价几乎没有价差……我们无法从销售华为手机中获得太多利润。” 深圳华强北的四家第三方经销商都表示，华为手机的价格每天都在上涨。“原因很简单。华为无法为其智能手机采购到芯片，导致供货受限，”一位姓卢的商贩说。 华为手机的官方价格并没有变化。华为深圳官方专卖店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没有收到任何型号手机产品涨价的官方通知。 此前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华为获取美国芯片和其他技术的限制。上个月早些时候，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首席执行官余承东也承认，这些禁令将给该公司带来“巨大损失”，今年之后华为可能无法销售搭载麒麟高端芯片的手机。 不过在最近一次面向新员工的活动上，华为首席执行官郭平就公司未来描绘了一幅相对乐观的图景。 根据华为员工社区平台心声社区周三发布的一份文字记录，郭平表示:“现在公司状况正常。”“只是面对先进要素不可获取的情况，我们怎么打破封锁，建立起自己持久的技术能力和稳固的、可信的供应链。” 现在对麒麟芯片的打压，对我们终端特别是高端手机业务会产生一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解决。” 郭平补充说。为了生存，郭平说，会继续保持对海思的投资，同时会帮助前端的伙伴完善和建立自己的能力。“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们会有一个更强大的海思。” “作为拥有一个千亿美元的大型公司，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郭平说。“能打败华为的不会是美国，而是在于自己，我们在这方面不能有方向性的错误……坚定的正确的方向、充满活力的组织和文化，是我们真正面对的挑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失败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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