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高若瀛9月10日，雀巢宣布在黑龙江双城增资4亿元，这是继4个月前，雀巢7亿增资天津工厂之后的最新动作。此次增资主要用于建设谷物能力中心、扩建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同时强化在双城工厂的高端化生产。这也意味着雀巢进一步加码在华上游供应链的基础建设。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中国经济却表现出了强劲韧性，并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今年，雀巢也经历了同样的恢复历程。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企业的作用，为国内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尽管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但我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积极投资中国市场。”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士德说。 据了解，雀巢此次投资，首先用于建立雀巢全球首个谷物能力中心（Nestle Grain Competence Center，简称“GCC”）。该中心功能包括谷物种植的培训、展示及科研，带动黑龙江升谷物种植、特别是有机谷物种植的发展，覆盖范围除谷物外，还包括乳品、谷物、豆类、水果、蔬菜等在内的多品类农业原料。 同时，雀巢将加大在食品加工方面高端化生产的投入，包括提升婴儿米粉50%的产能，在现有嘉宝泡芙项目基础上，增设嘉宝婴儿谷类健康零食项目；并在华首次推出增加骨密度、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性保健食品。 此外，此轮增资项目还包括对雀巢奶牛养殖培训中心（NestleDairy Farming Institute，以下简称“DFI”）的扩建计划。据了解，通过此轮增资，DFI扩建后的牧场养殖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增加提供A2奶源，推动雀巢生产能恩婴儿配方奶粉采用本地奶源的进程。 雀巢也确实看到了中国奶农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奶农养殖业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原来那种普通的牧场，包括一些现代集团、大型牧业集团投资的牧场，管理和产品质量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雀巢大中华地区农业服务主管诸葛耀（Juerg Zaugg）认为，雀巢作为连接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桥梁，有责任帮着消费者跟着农民以及他们的产品生产过程，继而保障雀巢的产品质量。 从小在家族农场长大的诸葛耀，在农业领域拥有超过30年的跨国工作经验。在他看来，雀巢在华30多年，过程中一直教育、培训、指导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但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这也是雀巢成立DFI的初衷，同样是布局上游产业链，雀巢有自己的逻辑。“比如说设备、遗传育种等方面不同的行业领先企业，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内贡献技术、支持和指导，我们一起携手把这个事情做好。”诸葛耀说。 以下为与雀巢大中华地区农业服务主管诸葛耀的对话内容： ：疫情之后，雀巢在布局上游农业方面，哪些方面是短期的变化，哪些变化是长期的？ 诸葛耀：这可能要分开说。从奶户、农场的角度讲，疫情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一天都没停过。从农户角度讲，他需要考虑的可能是库存的管理，比如说我得提前有一些进口的饲料药物原材料等，他可能要提高库存，就像我们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在超市多买点吃的、喝的，提前储存好，所以未来他们可能要考虑我如何良好地管理库存。 DFI受到一些影响，像原来的课程经常会在现场组织一些培训，几十个奶户到现场进行培训。受疫情影响，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比如减少参与人数、开始线上课程，通过一些网络教育来开展培训活动。实际上，很多农民也有改变，比如通过一些现代工具，如通讯工具来上网参加课程，搜索一些原材料采购信息，搜索一些先进技术等。 农民或者奶业从业者其实和其他普通人是一样的，因为疫情影响有可能我们会通过线上的渠道来取得更多的信息，取得更多先进的知识来改变自己，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一些城市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多考虑吃的食物从哪里来、如何生产出来的，他们未来有可能会参与更多这样的活动，来了解他们自己所买的食物的质量、可信赖性。 ：从您全球化的视角看，包括很多世界级农业巨头转向提供农业专业化服务，雀巢建设谷物能力中心也提到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角色，这是不是未来农业布局的趋势？ 诸葛耀：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雀巢在华30多年，过程中我们一直教育、培训、指导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雀巢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经营，这一百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可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在中国这么做，印度那么做，在美国可能又不一样。但从技术角度讲，现在很多都是很通用的，因为很容易得到这些通用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从发展趋势角度讲，其实跟消费者一样，他们也想知道我所买的食物是如何生产的，如何加工的。雀巢其实是连接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桥梁，我们也有责任帮着消费者去跟着农民，跟着他的食物及产品的生产过程，继而保障质量。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所以这也是雀巢成立DFI的初衷，比如说设备、遗传育种等方面不同的行业领先企业，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内贡献技术、支持和指导，我们一起携手把这个事情做好。 ：世界头部农业公司的农业服务已经实现商业化，雀巢在中国的DFI似乎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形式和理念又不太一样，这个中间的区别在哪？ 诸葛耀：世界太大了，可能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经营强项以及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喜欢开放、透明、能够共建。当然，我们也喜欢竞争。 从我们的理解来说，农民是有选择权的。比如说肥料，我认为这一家可能会好，适合我；比如农业机械，他可能认为这家是适合我的。农民应该有选择权，最后知道谁的方案更好。 因此，根据我们不同的需要以及不同的定位，哪种产品上哪里去买来决定做这些事情以及如何去做决定。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回家想包饺子，或者说你家里有几个月的小婴儿，你喂他谷物产品。你可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选择。我买面粉是包饺子用的，还是为这个婴儿买的辅食，让孩子长得更好的、营养更全面，这些是不同的选择，甚至你做面条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至少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像我们即将新建的雀巢谷物能力中心，我们认为，现在在黑龙江双城成立这个中心就是很好的方案。 说到底，我们不能什么都干，这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还是关注一些重点的领域，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把这些事情做好。 ：此次增资，雀巢是基于哪些关键因素考虑扩建DFI，与疫情有关么？ 诸葛耀：这个跟新冠疫情没有什么关联。增资的想法，我们实际上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只是我们按照计划，按照步骤一点一点走。新冠疫情也不能阻止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比如我们扩展牧场，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牧场运行非常好，如果不扩建就可惜了。这也再次证明，如果有好的机构好的管理，确实对牧场的发展很有帮助。 ：中国的电商发展非常快，包括很多产业互联网的技术，但农业又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产业，您怎么看电商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诸葛耀：这是一个好问题，实际上我在网上也买，但老婆买得更多。有时候甚至想，没这个东西多好，不用花钱了。 实际上，从农民或者从牧场运行的角度去讲，他们也去买很多东西，比如种子、化肥、农药和设备等。网购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更方便快捷。如果我们有一些村子，比如说十年前就卡在村里，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个商店。现在他们可以从全球去买东西，农民也是受益的。 从消费者层面看，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和我们的生态加工企业或是上游的农民有更强的连接。希望将来有一天，消费者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一扫描，产品种植地在哪、如何管理和加工，都能一目了然。
前不久，佛山市工商联组织了佛山一批民营企业家到长三角访问学习，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着一块去学习。我们第一站到了江阴的双良集团，它也是民营五百强的企业。双良集团是做环保装备，它的业绩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企业老总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大家知道，马背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去就几乎没有机会上去了。这句话今天听来，非常契合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跌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带有结构性的一种压力。 我把这个压力描述为全球竞争格局出现了一个“夹心”的情况：包括民营企业，我们冲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已经在全球看不是最低的了，但是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独到性的产品还是非常之少。哪两个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前后堵截呢？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管有多大问题，它们手里有很多产品是独到的，只有它们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大家记得，2008年由美国而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但特斯拉照样卖得很好，为什么？独到。这是市场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独到性远远不够。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越南比我们便宜，印度比我们便宜。它们的成本为什么便宜？因为它们是在中国之后开放。中国早年把国内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因为成本低就有市场，我们就是这么打进去，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开放，它们也可以开放；中国可以改革，它们也可以改革。它们越晚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所以，今天中国经济从结构上来看，就处在这样一个前面有发达国家企业独到性压着我们，后头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在追的局面，这是整个局面的特点。 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还是回到中国的实际来，还是要把成本优势在不同条件下进一步发挥，把这篇文章做好。无数人类的行为，最后经济学把它抽象画成一条成本曲线，侧面看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以后，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是如此。经济增长很有意思，经济增长就是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倒过来成本就涨了，所以到了最优点以后，成本一定会上去。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应对呢？有两个应对方向，一个方向是开启新的成本曲线，找到向右下方的一条曲线，形成一条切线，是长期向下的成本优势。中国很多的企业，大家走进去看，由于常年我们过去的人工很便宜，因此它也是个经济规律，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并不充分有效。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的潜力。降费降税、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有意思的经验。 成本曲线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我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这样成本居然往上走，往上走这条线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中立足呢？因为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有独到性就不要求成本最低。天下好公司，都是请人工价最高的专家员工，但是这些公司还有很大的盈利，有很大的投资力量。 所以，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非杀不可。所以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要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形势目前的情况激发我们这种激情，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的投资，然后公司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一定要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概括一下，我们怎么走这条路。 第一阶段，刚建国时，什么叫做要完成工业化？就是要造很多东西。那么所有前沿的装备、技术、元器件，一直到集成电路，发达国家领先的经济都有，所以我们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然后看到第一阶段不会造。 第二阶段，我们研发，包括汽车、飞机等填补国内的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 第三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低，这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招，很多企业东西造得有点样子，价格不可拒绝，打向全球市场。 第四阶段，怎么能够从数量转向品质，怎么能够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们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这些迹象已经出现，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已经造得比原创的公司、原创的国家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们的市场，不仅仅是进口替代，开始出口替代。 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看到了产品后，我们再生产制造。那么这些产品哪来的呢？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都是想到了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用科学的一套程序来想。做实验、假说，找到因果联系，然后把它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集合成产品，把产品做成市场，把产品做成产业。所以我简单地讲，我们这条路就是要从 “看到了造”，转到 “想到了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民营企业不仅仅在国内骑大马、戴红花，而且要在全球走到前列，一定要完成这个转变，因为这才是对人类最大贡献的一种制造业。 限于时间，我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这条后发路线到底怎么走。 例子一：一家深圳公司，这家公司今天到底能不能成，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是柔性视频。创办人叫刘志宏，是江西出身的一个学霸，清华毕业在斯坦福的机电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原理弄清楚了，他毕业以后组织公司，就要把柔性视频、折叠视频完成专利，就是把一个原理变成一个可以用的技术，然后变成产品，变成产业。现在在深圳已经投入了一百多亿的产能，产量化的规模。当然，三星也有折叠屏，全世界有好几个产品已经上线，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案例——先有论文，先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现实。 第二个故事，华为的故事。华为的独到性从哪来？华为在全球各地都有研发中心，看全球基础研究中哪些东西可以变成技术。十年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的一篇论文，做了判断——叫“极化码”，是一种算法，华为投资十年，把这篇论文的构想变成专利，变成标准，变成5G全球电信联盟的标准之一。5G另外一部分的标准是这位教授的老师（MIT的一位教授）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奠定了5G技术标准的两个环节。华为把它变成专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可能性，再变成产品，变成基站，变成5G可以布局的产业。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这里的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这个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其实美国很多公司的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是全世界的头脑，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包括爱因斯坦，都集合到美国。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个问题上，不利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里。 2011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是60多亿元，今年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为什么？市场大了，市场厚了。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水大，而且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领域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呢？哪些鱼会引领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呢？ 我的看法，两手都要注意：一手就是继续控制成本，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续，增加延续的竞争力；另外一手，就是中国到了要往独到性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了，还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中国1964年就有原子弹了，可是1964年的时候还没有集成电路，还没有芯片。所以，最要卡住脖子的是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些东西，这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所以，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一定要打到前面去，过去我们实力不够，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可是我看到国内这么多过剩产能都是资源，为什么不把那些资源用到新的事情上来呢？我们对标一个国家——以色列，我们是1949年建国，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差了一年。以色列自然环境、资源状态很糟糕，国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它手里的核心技术却很多。所以有时候不单单和经济水平、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它和“企业家精神”有关——把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同的阶段使命要迭代，要更新。中国发展到今天，不但要用使命做大做强，成本做优，往未来看，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使劲。 整理自周其仁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的发言。
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经济上的变化，一些产业链重组，国际投资大幅放慢，而更增加了特朗普政府没有底线的全方位的对中国打压攻击，经济上最中心的一点就是与中国脱钩。那么，会不会脱钩呢？外资投入中国怎么样？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方针，国内国外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这种情况下怎样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一、疫情以来外商对华投资为何不减反增？ 今年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10.8%，但是第二季度是+8.4%，但因为一季度下降得多，所以上年拉平后是下降一点点，-1.3%增长。几个外资主要来源中，香港、新加坡、美国、“一带一路”、东盟都是正增长。很有意思，美国尽管叫得最凶和中国脱钩，但它是正增长。7月单月份同比两位数增长，一到七月增长0.5%，情况比预期好，原来预计到三季度板平，现在很快已经板平了。 不光总数是这样的。中国美国商会3月份疫情对会员做过调查，63%的企业计划还要扩大投资。四五月份大项目都开始了。就像《华尔街日报》说的，新冠疫情和贸易紧张都无法阻止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各个市场。 五月份，日本贸易振兴会上海事务所所长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根据对华东日本企业的调查，95%以上的企业没有改变发展计划，虽然有些日本企业回家，但是并不改变全局，全局还是扩大投资。 2020年外资没有负增长了，已经扯平了，略有正增长。过去外资大量投资在制造业和商贸，现在四分之三投在服务业，尤其是高科技服务业。现在咱们向高端化发展，高端化方面吸引了外资。 不光是直接投资，国际上资本纷纷流入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在中国的股市、债市的持有量到今年三月底的数字已经有42000亿人民币，最新的数字还没有看到，这比2013年底增加了将近5倍。简单说疫情以来这几个月，国际资本在中国还在继续投资，没有继续减少。 联合国贸发会发布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19年世界跨境直接投资15400亿美元，比2018年微增一点，基本上是平的。但亚洲不错，亚洲是最大的投资目的地，中国创了记录。2020年预计全世界今年跨境直接投资比去年下降40%，这是15年来第一次低于1万亿美元。不同地区都差不多，总体都是两位数下降，世界形势非常不好。我们看到世界是两位数下降，但中国一到七月份为止没有下降，原因是什么呢？ 一、世界经济黑暗，中国是唯一亮点。今年二季度世界主要国家的GDP同比增速，印度-20%，英国-20%，法国-13%，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是两位数下降，二季度美国下降31.9%，后来调为31.7%，那是按年，要按计季度除以4，同比的话是负增长9.5%，日本是-7.6%，中国一季度下降-6.8%，和日本相差有限，好在二季度中国一下子转正，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光看二季度不够，我们看看这几年的情况。2019-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要下降4.9%，明年增长5.4%，在2021年可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这是对全世界而言。但发达国家做不到，发达国家今年负增长8%，明年只能增长4.8%，所以2021年相当于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96%，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这个水平，发达国家作为整体来讲基本上是2022年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三年是原地踏步。 发展中国家不同。新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21年可以超过2019年的水平，其中中国最好，这两年可以增长9%，差距拉开了。经济增长，市场就增长，投资就有希望。不仅2020年中国是GDP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回升势头非常稳，发展重点非常清晰，既增长又清晰又可预测，当然对外资吸引力就大了。 美中贸委会8月份刚刚发布其会员全球投资计划目的地调查。中国作为投资首要目的地比十年前少，有百分之十六。但2020年的比例跟2015年一样。第二到第五位67%，加在一起80%以上，基本还没有动摇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对今后五年的前景，乐观和有些乐观的加在一起是68%，和去年差不多，当然比2017年、2015年要差。是否盈利？91%都是盈利的。去年在华收入是增长的吗？或者是下降持平？这两者加在一起72%，今年预计比去年是差了，因为疫情是有影响的，但没有整体动摇。 前7个月，美国在华新设企业最多了，有800多家。《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8号报道，中国消费经济复苏帮助一些美国公司抵销了他们在美销售严重下滑的损失，中国成为美国公司的避难所。 二、光是经济环境和经济增长还不够，还要看投资政策，如果我们的投资政策很封闭很排外也没用。现在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内资和外资同等待遇，这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们说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现在给它国民待遇没有超了，他们就感到不舒服了。这个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以前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上。现在的问题是人家要求与中国国内企业一样的公平待遇。公平待遇，参加投标，参加政府的支持，参加财政上的支持都是一样。所以，这样平等的话对吸引外资非常有利。因为欧洲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比较大的意见和诉求就是我们要一样。再次公布负面清单越来越少了。 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 从世界银行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来看，在2019年115个经济体实现了294项改革，力度最大的是中国。世界营商环境排名中国还是31位，我们在之前曾经是78位，慢慢的调整上来了，我们确实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了。 二、20年来中国吸收外资巨大增长的基本因素和格局 现在我们回头看。从2000年开始，中国吸收外资出现巨大增长，1990年实际到位外资100亿，到2000年差不多600亿，增加了快五倍。2000-2010年是突破了1000亿，十年累计增长了83%。2010-2019年（今年还没有结束）增长了1/4多。 增长最快是90年代，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速，第二个十年是低速。人们经常讲我们加入世贸带来外贸突飞猛进，带来外资的大量流入，这个其实并不对，外贸和外资增长最快的都是90年代，20世纪第二个十年外资的地位减弱，所以面临着进一步吸引外资的很大压力。 截止2018年底，外商企业有96万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2万亿。分析行业，实际使用外资最多的还是服务业，占到2/3，制造业占到30%。尤其是高科技方面，2018年新成立的企业数增加了40%多，实际利用外资增加约40%，主要都是这些行业，也与国家发展转型转向高中端发展整个路径相一致。 分析外资的主要来源，2018年来自整个世界的外资流入是1350亿美元，其中亚洲占79.3%，其中香港占到66%，也就是说80%的外资来自于亚洲，亚洲的资金80%来自于香港。香港是世界各地的资金，并不是香港本身的。再看亚洲还有不少，东盟主要是新加坡，东盟57亿，其中新加坡占到52亿，韩国46亿，日本38亿，台湾14亿，澳门13亿。北美51.5亿，和新加坡差不多，美国只有26.9亿，还有一些来自于百慕大，有些可能是我们国家的公司。美国占我整个外资流入数的2%左右，所以不要看外资就是美国的。欧洲一共是111.9亿，是相当于美国的四倍，主要来自于德国、英国、荷兰、法国这四个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投入60亿，其中有52亿是新加坡的，其他国家还是很少的，所以来自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国内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85%在东部，中部8个省占7.3%，西部12个省市区也是占7.3%。有的人就说，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西部、中部发展的比东部好，因为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少。这次疫情二季度回升，西部、中部比东部回升更快，也是因为对国外市场依赖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不是利用外资多和出口多不好，反而增长速度慢呢？我们是不是不利用外资，少出口，关起门来搞自己就行了呢？再看看重点省区，海南虽然少，但它的增长快，翻一番。广东是219.9亿，这是大头，但它不是各省第一。第一是江苏，比广东还要多，长江经济带是600多亿，差不多一半在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比重45%，利用外资比重48%，大致相当。 为什么要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因为钱不够，外资的意义主要在研发、创新、科技进步和产品工艺上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研发有效发明专利方面特别显著，国家统计局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投资中研发投入经费所占比重都超过20%，而外商投资在中国整个投资组合中占的比重并不高。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中，外资占将近20%，产品开发研究经费外资占比也超过20%。外商投资企业新产品出口占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总额超过一半，所以，外商投资创新、技术、发明、出口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也符合从数量型到质量型，从低端到中高端的发展的总方向。 因为外商的进入是资本的流入，外商投资带来的出口对我国外贸顺差也做出了贡献，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外资创造了很多就业，2017年外资企业吸收就业人员一共2500万人，2011-2017年分别占全国的比重是6-7%左右。而且外商投资企业有很多技术、产品、质量都比较高，很多外企人员收入也高于内资人员。 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利用外资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毫不动摇地积极利用外资。 我们凭什么吸引外资，不光是讲2020年，要从整个大的方面出发。在世界银行排名，中国营商便利度这两年都是31位，《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们排在第28位。中国信用评级，穆迪、惠誉都是A1、A+，展望是稳定，就标普不太好，长期是AA-，短期是A-1+，只能说我们总体不错，还有问题。 如果外商对某个国家和地区有信心，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越高越好，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七，排在意大利前面。我们排在G7的第七，把意大利排在第八，这已经不错了。在世界整个跨境流入量投资的比重，2017年是7%点多，2018-2019年都是9%，如果今年保持2019年水平，即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列的201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90亿，而世界总量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上升15%，这是初步估计，我们占的比重是高的。所以，从营商环境、竞争力指数、信用信心占世界的比重都不错，对外商投资是很好的吸引力。 三、大变局下，中国会被脱钩，还是会变磁石？ 现在大变局，讲来讲去都是要和中国脱钩，引起了很多人担忧，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这个大变局和不确定性非常多，我们简单看一看。 脱钩的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层次，按照经济规律本身需要找新的落脚点，把产业适当的调整一下，这是可能的；二是政治层次了，特别是美国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跟中国搞冷战，跟中国切断，强行改变产业链，不光是美国，还有一些盟友排斥中国，这样的情形的产生，虽然经济是决定因素，但在一定时期内政治力量的破坏性是极大的。 先看经济。美国、法国、日本、美国都有一些企业回迁政策。最近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为了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与抗衡，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已开始研究“供应链弹性倡议”，这三方的供应链做基础，一是吸收外资，吸收到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动力。在这些伙伴之间建立供应链的互补，光是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不够，就向东盟开放，这样变成一个整体。印度南亚到东南亚，上到日本，下到澳大利亚连成一片，整个印太地区形成供应链弹性，建成一个符合“安全逻辑”的稳健经济圈，这个没有把中国放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中国不会被脱钩。这是经济方面讲的。 美国在华企业能够回迁吗？一年多前特朗普就说过，命令美国在华企业回迁。结果过不了多久，美国第二大零售好客多在上海开业，人山人海。所以没用。今年一月库德洛曾称美国企业回迁将报销费用，又说美国政府出钱把企业搬回来，这个翻译不对。英文叫做expensing，如果回迁把这部分作为成本，“费用化”，将来纳税的基数就减少了，税基减少，纳的税减少了，降低成本，但他做不了确定，做决定还是企业。 更厉害在2020年5月14日，特朗普发布，完全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企业怎么说？美国贸委员会调查，在华美企94%的销售是面向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关系不大，还有6%销往周边亚洲市场。据商务部统计，美国在华企业2018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500亿美元，要走的话这些没有了，拿到美国去，拿不到这些利润。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中，美国制造业始终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疫情发生后，美国工业生产断崖式下跌，7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为100.2（2012年为100.0），同比下降8.2%，2012年的水平比2007年大概低6%左右，比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低。现在美国国内都在下降，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搬回去有销路吗？有利润可赚吗？通用在中国成立了十家合资企业，去年销售309万辆，占到全球40%。现在通用在全球两个大市场，一个中国，一个美国，中国市场比美国市场稍微大一点。现在特朗普说，关闭掉中国市场搬回去，搬回去少了300万辆，那就是生存危机了。 波音去年不行，今年更不行了，从过去几十年长期来看，波音飞机含有中国零部件的已经有1万架，对中国市场依赖性很大，撤出中国意味着损失销量。长远来看，波音在中国还有生产线，如果撤出都没有了，它也会陷入生存危机，现在已经够困难了。 苹果很有意思，苹果的2019年财年是到今年一季度，销售额2600多亿，利润21%，世界上达到这么高利润率的公司是很少的，更好的是四季度，利润24%。为什么那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苹果60%的销量是iPhone，大批手机iPhone在中国组装，在中国销售，在中国的用户比美国多得多。所以，离开中国用户就没有了，而且生产成本高的不得了。高盛研究过，苹果要搬回美国成本会提高37%，还怎么卖？价格竞争力大大下降，特别是中国用户转到别的品牌，失去中国市场，也是生存危机。 美国十大芯片公司，中国市场占全球销售额的比重最高的思佳讯（Skyworks）占它的销售额80%，高通63%，博通52%，美光50%，德州仪器43%，最差英特尔23%，100多亿。如果把这块切掉撤离中国，全球规模就缩小了，就没有足够利润，就没有办法大量的投入研发费用，那怎么保持世界领先，这也是生存危机。现在为什么给华为断供芯片后，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包括高通在内，在全面在游说，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存。 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冲击下一部分企业制定了中国+，等于是个备份，备份并不代表不要，主体还是中国，曼哈顿这么多的投资银行在新泽西都有备份，并不代表曼哈顿不要，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个备份就不得了了，主体没有变。所以从企业和从经济规律来看，撤出中国是伪命题。 我们前面讲到印太产业链。日本如果要排除中国，日本主要出口市场，2019年美国占19.8%，中国占19.1%，第三个是韩国，第四个是台湾，第五是香港，然后是东盟十国，澳大利亚只占2%，印度只占1.6%。日本的主要市场，跟澳大利亚和印度搞在一起能够解决多少？显然不现实。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市场比重将近40%对中国，进口1/4来自中国，其次日本、韩国和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比较大的，印度排不上，从这个情况看至少短期内印太产业链只是某种补充和回旋，不是排除。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没有列进去，但都排除不了。所以它仅仅是一种补充，我们不要看他们这么讲了就不行了。 全球价值链有一个矩阵，不是谁想拆就能拆掉或能挪掉的，它是客观经济规律，跨国界的大规模的生产规模经济造成了这种全球分工，它是由市场形成的，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世界银行去年10月《世界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报告中说50%以上都涉及到全球价值链，有三大重心：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和北美，这三大中心互相交织。我们看这三大中心的贸易主要在什么地方？东亚-太平洋中心，55%的贸易在区内，20%面对欧洲和中亚，3/4的对象都是东半球，北美占很少。欧洲和中亚内部贸易占65%，还有17%是对东亚和太平洋，80%以上是在东半球，北美很小。北美这块它自己内部贸易只占39%，40%都不到，对欧洲中亚、东亚太平洋都有20%多的依赖程度，所以对东半球加在一起是47%，比西半球还多。还有四大非中心区域，中东、北非、拉美、加勒比、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的依赖不是北美，而是东亚/太平洋和欧洲。 1995年，贸易流向是怎么流的？很明显三大中心，欧洲是德国中心，北美是美国中心，亚洲是日本中心。那时候看中国只有一点点。2017年不一样了，德国中心变小了，美国中心很厉害，但中国的中心更厉害了，亚洲中心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了。中国、美国、德国这三个枢纽，其中中国的枢纽最大，德国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都相当高，所以矩阵中三大枢纽，中国是最大的枢纽。政治家说把这个枢纽切掉，可能吗？不可能的。 中国是世界唯一具备联合国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41大类，207中类，666小类的国家。转到东盟去可能吗？部分企业迁到东盟和印度是可能的，但总体迁走则不具备条件。东盟的产业链是不完备的，转到越南去，越南很多企业是中国投资的。很多原材料和零部件还是来自中国。印度取代中国吗？印度不可能，印度制造业太小了，而且各个邦之间都有关卡，不具备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无论东盟和印度都不具备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取代不了中国。欧美、日本能取代中国吗？不可能，转出去的产业不可能转回来，除了个别企业会，整体产业是不会的，如果不信，再看今后十年，看会不会发生。 政客能把中国切成供应链吗？5月份，英国保守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摆脱中国产业链》的研究报告，诬蔑中国是疫情来源，要索赔。五眼联盟针对联合国分类的831种产品，哪个国家多少都依赖中国，把这里面再挑出260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多少种依赖中国，依赖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美国的依赖也不小，依赖最低是英国。怎样摆脱？要按产业分析，一项项产业分析，但它没有分析，它找了三个前官员，即几个政客提出解决办法。他们只重复一些指责中国的老话，具体办法分析不出来，所以一点用没有。就像一个人得了新冠肺炎不去找大夫，找政治家，那能治病吗？ “去中国”还是“去美国”？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了。美国对中国打击目标，这些高端的地方全部切断，而且还要盟友加入，世界性的阻断中国，短期内毫无疑问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政客行为，不是企业愿意干的，当然它们的政治行为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但是改变不了经济规律。我们看最后打击的是美国高科技。根据工信部2016-2020年集成电路发展报告，2018年世界半导体市场销量共计4784亿美元。其中中国1584亿美元，占三分之一；美国1030亿，日本和欧洲各430亿，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大于美欧之和，或者美日之和。 波士顿咨询公司出了一份《限制对华贸易将如何终结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报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半导体的领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研发投入，过去十年美国半导体的研发投入累计达到3120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就达到390亿美元，为其他所有国家投入额的两倍。美国半导体公司占全球市场48%，主要原因是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资。因为它不断的投入，所以它是一直领先，而且美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大量的销售就没有大量的投资，你把销售砍掉，限制中国，甚至是全面禁止。部分限制是对华为全部断供，对列入实体清单上的部分限制，这叫做部分限制，现在已经是全面禁止了。该报告称，中国市场的自给率是目前13%，两三年后，会达到25-40%。但实际上目前我们自给率30%，到2025年将达到70%。美国半导体产品占中国的份额要全部缩小，全球份额现在是48%，全面禁止后它将下降到30%，营业收入要下降16%，研发投资要下降13-25%，美国份额下降到30%，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是70%，这样美国将不会是世界第一了，实际上把美国自己排除出去了。该报告估计韩国或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经济学人》讲得更厉害了，可能导致半导体产业全部搬离美国，因为在美国注册觉得很麻烦，特别是还限制了最大的中国市场，那在美国以外注册公司就不会受美国管了。因为现在半导体的代工、封装、测试很多都不在美国了，这完全可以搬出去。所以，与中国脱钩美国的代价将会很高。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在《亚洲时报》5月25日发表文章称：“谁脱钩谁，我们是不是搞反了？” 文章说，在美国思考如何与中国脱钩之时，这看起来倒像是亚洲在和美国脱钩。 所以我们要有底气和信心，它要脱钩，反而最后可能是它被脱钩。 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吗？我们看看中国主要贸易对象，全球贸易的对象今年1-4月份的数据，亚洲占到一半以上，比三年前增加1.2个百分点，增加最多的是东盟，欧洲、非洲、拉美也增加了，北美减少了3.7个点，其中美国减少了3.6个点，这些全部被人家拿走了，美国现在的比重只有10.6，如果继续这样，将来在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占的比重也很快会低于10%，香港50%以上在亚洲，加上欧洲70%以上，没有美国活不下去吗？不是的。我们的外资主要来源主要不是来自美国，主要来自亚洲，亚洲中主要来自香港，美国只占2%。 中国不会被脱钩，大家要有信心，而且这是有根据的。 反过来中国会不会成为磁石呢？有可能，但不是绝对的，要经过努力。世界跨境投资额今年都是大幅度下降，只有中国不下降。2020年中国可能一枝独秀，但要解决两个问题，否则还是成为不了磁石。 一是由于技术进步，新工业革命新技术应用，投资组合变了，不是什么都可以吸引投资。改变了投资组合，如果还是用老一套思维和模式不一定行，这方面国内都在适应、在跟上，如果我们跟不上变化的话，也不一定成为磁石。 二是跨国公司要有足够的盈利预期，联合国贸发会在二季度对全球5000家跨国公司调查发现，他们今年的平均收益水平要下降40%，所以要找有盈利的项目。现在国内并不是说很多项目都有盈利前景，因此要看哪些地方有盈利增长点才能吸引投资。所以，一个是经济稳定，又能跟上新工业革命变化，又能够有足够盈利预期才能吸引外资，才能成为磁石。 往大说，我们看远一点，从宏观的角度仍然有磁石作用，这是有根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和市场长期增长的前景，今年我们的名义GDP可能接近欧盟27国，差不多是日本的3倍，2030年名义GDP可能会超过美国，有可能还会提前一两年，因为这几年美国原地踏步。2050年，也就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名义GDP可能大致相当于美国加欧盟。注意，我这里用的都是名义GDP。现在各个国家比较都是比较名义GDP。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有最大的中产阶级，这个市场摆在那里，有长期的增长前景，这是成为磁石的最主要的依据。 四、内循环为主，外资是否不重要了？ 现在很多都在说国内大循环，国外不重要了吗？我们不能把两个循环割裂开来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完整的提法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立足点放在国内；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要求我们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开放合作，使双循环成为一个整体，内循环为主并不是只有内循环。 一是内循环为主，顺应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因为逆全球化、疫情也造成国际贸易投资下降，再就是全球经济衰退，所以主要需求要放在国内，扩大内需来促进增长，这是基本点。要求放在国内，不仅是国内的需求作为主体，更主要的是关键和核心技术独立的研发和应用。这几年来我们确实搞了不少自主创新、大众创新，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多创新和应用是在末端的应用，前端芯片的开发不足，人家一卡就卡住了。不光是芯片，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现在高铁，高铁的制动器、高铁的信号控制系统90%以上要进口的。风电、太阳能都不错，但风力机里的封闭系统要进口。C-919很好，但发动机要进口。所以，独立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太多了，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关键材料，关键元器件和核心技术。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消除壁垒把市场做大。第三是培育全国要素市场。第四是大力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第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均衡发展。 国内问题需要专门谈，因为国内消费水平还不够高，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发达国家一般是60-70%，如果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占整个GDP到60%以上，这样消费水平可以大大提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进一步完善区域均衡发展也很重要，我们老说珠三角多么牛，但你去看看粤西北的最差地区人均GDP不如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贵州还要低。所以要均衡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要把这些课题做好，把这些东西搞好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有的做了，但这不意味着要关门搞，相反，我们必须开起门来。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说以内循环为主，是因为过去我们是出口导向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话其实并不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八十年代说的，中国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9年一个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中国是18.4%，全世界30.6%。发达国家更高了，英国、法国分别是31.5%和31.8%。没有人认为印度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印度的这一比重是高于中国的，印度是18.7%，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2007年，当时的净出口贡献也就两个百分点，绝大部分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带动的。这么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是出口导向型，这个逻辑上想一想就很荒唐，所以我们要否定。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已经停滞，所以，我们搞内循环。这要举出数据来，没有数据支持全球化已经停滞，因为它是客观经济规律，它只能受到短期的打击和影响，但不会改变，更不会停滞了。 根本的趋势，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如果离开全球化必然被淘汰。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全球网络中，我们自己的资源不够，技术不够，材料不够，融资不够，设计不够，我们要全世界最优秀的资源集中过来，这样才能达到世界一流。而且我们要参加到世界的竞争中去，如果不去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资源，不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国不可能成为先进经济体，这个道理都很明白。过去关起门来，好比汽车基本没有外资，看看我们的汽车是什么水平？看看电梯什么水平？看看电视机什么水平？电视是很突出的例子，外资进来了，但是最后在竞争中，中国的电视产量达到了世界一半，比日本、韩国更有竞争力。我们的技术上来了，就是因为在开放中利用外资，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获得的。所以千万不要有关起门来的说法，不能误以为我们不要外资，就算国内经济循环了。这显然是不行的。 中国人均利用外资仍处在低水平，世界平均人均4000多美元，中国是1200美元，美国、欧盟、英国就高得多了。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它和世界的参与度越高，经济更可能反弹，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构筑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要切实的扩大开放，改善投资环境。 数量质量兼顾，不是说光是数量，现在有一个特点，高端服务业引入外资多，从世界发展的规律也要跟得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化。 要排除政治干扰，对美国我们依然要发展合作，可以相信美国的商界仍然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要看到两个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和州、地方、企业、人民的美国，还要和他们合作。除了美国之外，着重积极争取欧盟、日本、韩国的投资，年内要争取完成RCEP，就是东盟10+6，其中一个变数是印度可能不参加，我们等还是不等印度呢？现在基本上是不等印度，但门开着随时可以进来。还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今年年底前如果基本上能够完成谈判，这两块大事做下来，把我们的周边搞好，把欧洲搞好，这两个在一起就相当厉害了。 同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投资合作。相信通过我们扎扎实实努力，我们利用外资，不仅可以把外资稳住，今年可以保持至少不要负增长，争取略有正增长，在世界跨境投资大幅度下降的一片黑暗中成为光明的灯塔，同时更要朝前看，所以今后几年和今后几十年都成为利用世界外资的磁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这三年是关键，这三年是世界经济掉下去再起来，中美充满复杂的斗争。如果跨过这三年今后会更好过一些。我们坚持中央关于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方针，在充满风险的世界大变局中，争取使中国成为世界投资的磁石，为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和朝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起好步，做出重大贡献。
9月6日，黄奇帆出席了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论坛”，并做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黄奇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自高层提出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战略以来，内循环受到了高度关注。黄奇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前体制内高官，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领域专家，退休之后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这次演讲中，他对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战略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影响做了深刻剖析。本文整理了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虽然文章有点长，但值得细读。 5种压力与内循环的必然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总书记是在5月下旬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贸易战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 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顺理成章地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它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它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5大好处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地发育。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顺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推进内循环的的举措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个，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 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得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干嘛的？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第三，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重要的核心的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个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利，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作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地转动起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首发于《造就》
水果，在生鲜行业中的地位有些超然，相对而言，高毛利的产品里它最高频，高频的产品里它毛利最高。 赛道非常诱人，但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互联网、传统商超无不想来插上一脚，却难以长期依靠水果盈利。 这是个内功活儿，内行看门道。 8月中旬，百果园与湖南果业龙头果之友达成战略合作，果之友100多家门店进行品牌升级，将陆续升级为百果园品牌店。 对于已经拥有4000多家门店的百果园来说，算不得大事，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果园与之深度融合的同行，果之友并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 1合纵连横的战略 早在2016年，百果园与宁波百果园果蔬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宁波百果园公司的10多家门店转加盟为百果园。 提起这个让业界啧啧称奇的举动，余惠勇解释道，“严格来说，宁波的品牌是属于侵权行为，但早期百果园本身发展也非常艰难，也没有精力兼顾，所以等我们准备进入宁波市场的时候，宁波已经有十几家百果园了。这时候是勒令他摘牌、打官司要求赔偿还是怎么办？何必相互消耗呢，最后我们决定化敌为友，让宁波十几家百果园全面转加盟。” 2017年，百果园与北京最大的水果连锁超市果多美达成战略合作，将果多美品牌纳入百果园体系，在北京地区保留了百果园和果多美两个水果零售品牌，实行双品牌运营，分别占据大众消费果品和高端精品果品两个市场。 两次战略合作代表了百果园与同业品牌的两种合作形式，双品牌运营、全品牌加盟。这次和果之友的合作，即为后者。 双品牌运营的合作方通常拥有比较成熟的品牌，且与百果园有明显差异。 因为过往的品牌融合大都获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同业品牌向百果园靠拢，果之友则是第一个省级品牌，这对百果园而言，意义重大。 全品牌加盟的合作方并不意味着品牌处于相对早期，反而需要掌舵者足够的胸襟和眼光。“果之友创始人王伏华是非常睿智的企业家，他对果业长期的判断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未来果业将会面临的不是同业竞争，而是来自强大对手的跨界竞争。” 余惠勇盛赞这位新的合作企业掌舵人，并向我们转述他的判断，“如果百果园都赢不了，那可能整个业态都站不住脚。” 且不说水果行业，各行各业的企业重组整合案例，十之八九是以失败或矛盾告终，就算是原创始团队也不乏四分五裂的情况。 个中缘由五花八门，利益分配不均，感情失和，甚至是一方另外扶植了自营品牌，导致与合作方产生同业竞争。 相对而言，直接收购乃至重启一个新品牌，看起来都是更好走的路，但余惠勇却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取这两种方式。 “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并购的确能让管理变得更简单，但是资源整合效率远远不是最优。” “生鲜连锁，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如果百果园每到一个区域都要从头开始，自身发展会比较慢。每一个友商都是我们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够生存到现在，一定也都有可取之处，如果正面竞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说，还会毁了别人辛苦几十年建立的基业，丧失很多获得本地资源的机会。与其这样，不如共同发展，吸引大量的人加入。” “这件事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让管理变简单，而是要有一套管理体系，这样难也就难在前期磨合。这个代价和从0开始相比，还是很值得的，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产业生态是最有利。” 余惠勇将百果园的融合策略比做合纵连横，“商战也是一种战争，背后的道理都是一致的，上上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个角度看，合纵连横是大智慧。” 2以其无私，故成其私 提及业内外的合并失败案例，余惠勇有独特的判断，也深信百果园不会走上同样的路。“我们最早进入市场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统的零售渠道商，我们是一个借助现代技术做全产业链运营的公司。” “从消费端，一直到供应链，我们一直深耕到种植源头。这么做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很少。” “这种生态化的战略，实际上直接导向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面对竞争对手乃至小一些的品牌的时候，通常是一种竞合关系，而非竞争关系，所以这么多的品牌融合也才能成功。” 百果园与同业合作至今，的确尚未出现一例失败的情况。这背后，除了全产业链商业模式的助力，也有很多理念层面的因素。 “融合会成功还是会失败，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该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分享的心，是不是真正想帮助别人？如果百果园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件事大概率是不成的。” “这种认知完全取决于企业创始人的胸怀和格局，如果创始人不仅考虑到自己还考虑到整个生态，存着自己和对方的综合利益都达到最大化的本心，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只考虑自己一家的发展，抱着这种心态，融合就会相当困难，所以一切都源自你的起心动念。” “道德经里说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中华文化基本的出发点是利他以达利己，这是百果园文化的核心根基。” “恒义利、能善解，是我们的理念和方法论。合作中99%的矛盾都是误解带来的，我们提倡从善的一面看待人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融合时化解大部分矛盾。” 抱着利他的心态寻找合作伙伴时，余惠勇也会在沟通过程中深度剖析合作方的理念，直至达成深度认同。“这也是一个筛选过程，只有理念相通、彼此认同文化的才能真正走到一起，反过来说，重视私利的人找到的合作伙伴一定也是重视私利的。” 3预判果业终局 尽管公司管理事务繁忙，余惠勇每天仍然要找一个时间，安静思考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他会静下心，修心、修身或思考未来最重要的事。 一直以来，余惠勇对百果园的最终发展形态有着深刻的判断，“我们对全国市场做了分析，认为整个国内市场至少能容纳30000家百果园门店，开店节奏上应该是达到15000家门店之前速度快一点，之后速度放缓。” 百果园发展近二十年以来，第一个七年开设了100家店，第二个七年后发展到1000家店，如今百果园体系内已经有4000多家门店。 余惠勇却认为，开店速度不符合预期，“我没想到会这么慢，以我过去的思考，2020年应该至少开到8000家门店。不过这两年，竞争格局也有所变化，我们需要进化来适应变化。” 在余惠勇看来，水果行业在经过品牌大融合阶段之后，会在每一个地区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个全国性品牌（百果园），一个区域性品牌再加上社区夫妻店，这三种业态都将会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余惠勇深耕果业后洞察到的未来，但从过往判断的准确性上，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余惠勇的洞察力。 早在2003年，余惠勇做过两个判断，一是预判未来竞争一定会在供应链，二是预判水果行业之所以没有连锁品牌，是因为没有标准，如果解决了标准化的问题就能做好连锁品牌。 这两个趋势都得到了验证。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百果园深耕供应链上下游，以土地培育、果树培育等技术体系，获得种植方的信任和托付，将水果按照可量化的标准分为招牌、A、B、C四个等级，对不同标准的同类水果区别定价，确保全国门店果品的优质和稳定。 “但也有少数趋势是我预想不到的，这就要考验应变能力和拥抱变化的能力。” 余惠勇对于这种变化，似乎有些期待，“百果园已经做好了准备，或者说，我们已经参与其中了。”
“10w+背后的喜怒哀乐。 2020年已经过去大半，这是艰难的半年，我们抗疫、抗洪、抗经济波动…… 一边休假休到心慌，一边体重直线拉升， 一边企业迎来复产复工潮，一边大学生迎来最难毕业季， 一边在直播间买买买，一边自己开播卖卖卖， 一边看着股市的造富神话，一边听说着股市一夜血亏的故事， 一边送20+小姐姐成团出道，一边看30+的姐姐乘风破浪。 当戴口罩成为一种聊天的基本礼仪，当熬过最冷春天的电影院终于在盛夏再次开门迎客，当没有毕业照、没有散伙饭的毕业季成为很多年轻人以后可能很长时间的一种遗憾…… 36氪通过整理部分上半年用户阅读10w+文章，希望在千万用户阅读行为的背后，还原一些牵动着用户喜怒哀乐的2020年上半年顶流话题聚集地。 一场全民抗战，讲的都是自己身边的故事 疫情是上半年绕不开的话题，从最前线的抗疫故事，到口罩一度成为亲朋好友间考验感情的“硬通货”，到疫情期间流量向线上的大迁徙、不同行业迎来冰火流量，再到疫情逐步稳定，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半年里，每个人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拼尽全力。 推荐阅读： -复工别慌，这里有 24 个渠道可以买到口罩 -武汉24小时：非典型过年 | 36氪特别报道 -14亿宅在家的中国人，目击了一场互联网流量大迁徙 -重磅！重启 2020：12 位顶级企业家给中小企业的复苏指南 -在上海等待日出：一个武汉姑娘的隔离日记 -一家创业公司的自救样本：靠卖口罩机月入千万，我和团队活下来了 从开学第一课，到职场第一课 从毕业到职场，可能是很多人具有主动意识下的人生角色的第一次跨越，理论到实践的第一课远比想象残酷，初入职场如何摆正角色、融入以KPI为目标的团体是考验，对于未来职业规划一片空白、每走一步都是对自我认知的一次打破重建，刚开始，职场可能并不快乐，但是疫情，让这种历练的机会都变得稀缺。 推荐阅读： -你是如何被职场 PUA 一步步毁掉的？ -毕业 2020：令人心碎的 offer | 深氪 -消失的「春招」 -入职一年，我成了上司的情绪垃圾桶 -一位汽车专业应届生的自述：投100份简历，跑18场面试，没一个offer -我们收集了 1000 个 22 岁年轻人的困惑，然后把问题交给了李诞、李开复、白岩松和陆奇…… 生活有点苦，去线上寻找些慰藉 院线关门，电影首映搬到线上，人们对今年春节《囧妈》线上首播热议的背后，或许只是想要一种短暂将注意力移开的安慰；乘风破浪的姐姐说30+还依然在拼，《青春有你》在讲那些年你的青春期想尝试但没机会尝试的模样，笑果是家破公司，但是你觉得这是你们这一代创造的娱乐新载体，应该被记住。 回头看，大家的人生已经是打开了盒子的薛定谔的猫，但是我们还是总会想，如果时间还能重启会是怎样。 推荐阅读： -《隐秘的角落》到底是怎么火的？ -23 家院线上书电影局，《囧妈》院转网这次囧了谁？ -热搜消失的这一周，《乘风破浪的姐姐》依然「爆」了 -笑果是家「破公司」，不信你去问李诞 | 深氪 -《青春有你2》成团夜现场直击：为什么你爱的婧妹没能成团？ -疫情突袭，电商物流担负重担，文娱行业如愿走强？ 也许只有跌破地平线的原油和冲破天花板的黄金，能够给股民们一些安慰 疫情期间，NBA和CBA都停赛了，中概股市场成为了锻炼股民“大心脏”的新赛场。从一杯割了美国韭菜的小蓝杯开始，各种做空报告席卷而来，资本市场是最懂得羊群效应和人性弱点的地方，别人恐惧时的贪婪，推动着整个市场上翻下跳，过山车、大顶、牛熊转换、熔断、黑色星期一、跳水、新高……股民们已经把所有激情都留在了这片赛场之上。 推荐阅读： -中概股历史性丑闻，瑞幸造假 22 亿背后的代价 -李斌告别「好人」，蔚来告别理想国 | 深氪 -瑞幸做空报告参与者讲述：我们是这样调查的 -别把B站当【Youtube】了 直播这事，把卖流量给产品厂商这件事又往前推了一步 要不，把直播带货算做第五大发明吧。以前没在咖啡厅聊过融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待在创投圈，现在没给带货主播下过单，都不好意思说自家接着互联网。前排是各大主播不断榨取早期流量红利的用户价值，中部是失去了线下渠道后焦虑的厂商，希望借助直播实现些销售、获客、品牌或者其他什么都行，幕后则是各大平台打通营销与渠道的小心思和大野心。 推荐阅读： -薇娅教卡戴珊做人，中国网红教世界卖货｜深氪 -抖音快手不是淘宝的朋友｜深氪 -薇娅「背后的男人」：准备了一年，只为跟你卖火箭 -直播圈内爆料：一晚上赚 120 万，依然逃不过「血亏」 马斯克的火箭上天了 特斯拉的股价也上天了 特斯拉有多火，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在300多没买特斯拉的股民们。人们买特斯拉，可能是因为特斯很酷、又不那么贵；人们买特斯拉股票，可能是因为特斯拉连续盈利、引领着新能源汽车突围的新版图；人们喜欢特斯拉，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白日梦想家吹过的牛在慢慢实现，毕竟，应该所有人都对宇宙拥有好奇心吧。 推荐阅读： -我是一根特斯拉韭菜 -苹果掀翻特斯拉？ -成也电池败也电池，特斯拉终于忍不住了 -追高特斯拉，还是抄底蔚来？ 故事还会继续，8月25日，36氪将在上海举办WISE2020超级进化者大会，就2020年上半年这些「顶流话题」，以及2020年下半年那些等待打开的商业盲盒，进行一场大复盘和大讨论。 WISE2020超级进化者大会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 下半场，我们继续奏乐继续舞。
“世界发生了巨变”，在恒隆地产最新的中期报告致股东函中，陈启宗先生用这句话作为开篇。 现时我们所面对的复杂而严峻国际局势和经济环境，再加上百年罕见的疫情冲击，困难已无需赘述。与此同时，陈启宗先生也对香港前景担忧，认为“东方之珠”的光芒正在黯淡，虽然并不因此而消极。 在这份致股东函中，陈先生依然积极传递出对未来的信心，他说“市场必定复苏”，对于那些旗下购物商场复苏缓慢的业主，建议“再静候一会”。 特别是对恒隆的内地业务，陈启宗表达了充分的信心，认为疫情威胁一旦解除，未来数年市况会非常畅旺。 而在此环境下，恒隆或许比大多数人更有优势能够获利，甚至可能是最具优势的公司。 以下为恒隆地产2020年中期报告“致股东函”全文，转载时有删节。 业绩及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尽管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影响，收入仍维持平稳，为港币41.84亿元。由于物业重估亏损，股东应占净亏损为港币25.37亿元。每股亏损为港币5角6仙。 倘扣除物业重估及所有相关影响，股东应占基本纯利下降11%至港币19.89亿元。每股盈利相应下降至港币4角4仙。 董事会宣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港币1角7仙，于2020年9月29日派发予于2020年9月16日名列股东名册的股东，金额与去年相同。 业务回顾 自从本人于1月21日撰写上一封致股东函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 本人下笔后一两天，中国乃至全世界惊觉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病（现称2019冠状病毒病）出现了。疫情首先在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之一武汉出现，我们在当地的一座大型购物商场及一座办公楼当时快要竣工。 疫情就如人类史上许多类似的流行病一样，迅速扩散。因全球已一体化，加上国际航空往来频繁，疫情不久便演变成全球大流行。虽然该病毒不特别致命（全球约4%的染病者死亡），但部分感染者可以毫无症状，这种情况特别棘手。 没有症状或尚未出现症状的感染者有可能已传染他人，由于症状可在染病后长达14天才出现，无症状的感染者仍然可以到访世界各地，不知不觉间把病毒传播开去。 中国内地有效遏止了疫情的扩散，对我们在内地的业务来说实属幸运。内地政府采取及时且严厉的措施，亦欣见成效；即使在疫情中心地区武汉，事隔至今七个月，疫情已暂时过去。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疫情消失前一般会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爆发。事实上，往后的数轮爆发可以比第一波更严重。有迹象显示，内地某些地区现正有第二波爆发的征兆，但似乎并不那么严重。我们只好静观其变。 我们的另一个市场香港也相对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直至一两周前的第三波爆发，香港只录得约1200宗个案，其中大部分为输入个案，死亡率亦非常低。不过，第三波爆发明显杀伤力更大，全城再次严阵以待。 讽刺的是，某程度上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反而可能对我们在这两个市场的业务都有利。在本港，始于去年6月的骚乱因而结束。正当街头暴力缓和一时，于1月拟卷土重来之际，疫情把其制止了。尽管公共卫生威胁短期内对我们业务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但持续的影响应该较少。然而，社会动荡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本人在六个月前的致股东函中提到后者，并会在本文稍后进一步阐述。 毫无疑问，暴力的激进示威者严重威胁并伤害了香港市民，他们肆意破坏财产，包括一些购物中心。若不制止他们，或许某天我们的购物商场及办公楼也会遭受破坏。幸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物业未有受到严重影响，但我们的业务已因而受损。 疫情过后的日子也可能对我们的内地业务有利，回想去年，本人提及由著名的贝恩策略顾问公司（Bain&Company）公布的一份2018年研究报告。内容提到，在撰写报告时，内地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交易中，仅约27%在内地进行，这还未计算香港在内。在2025年或之前，这个数字有望达到50%，而售予中国消费者的全球销售额会翻倍。 这就是说，在未计及新顾客的情况下，未来四至五年内，单靠现有的顾客群，内地的购买量将会是现在的四倍。本人亦曾告诉读者，一位顶级奢侈品牌的高层认为这估计保守。无论如何，对我们而言，这是个好消息。 疫情令大量海外消费提前回流到内地，实际上，随着国际往来停顿，现在这类消费接近全部回流。看看我们今年首六个月的情况，便可推算得到。 六个月前，本人预测我们的内地零售租赁业务会蓬勃发展。整个1月的确如是，直至疫情爆发才逆转。农历新年（1月25日）前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次的公共卫生威胁有多严重，我们租户的销售额突然暴跌。3月下旬，疫情似乎基本受控，社交距离措施局部放宽，我们的购物商场开始热闹起来。4月的零售销售额已回到2019年同月的水平。至5月，我们购物商场中的奢侈品牌销售飙升，升势持续至今。高端购物活动保持活跃，日常购物虽然正在复苏，但仍处于停滞状态，并远低于去年的水平。 奢侈品销售旺盛直接源于“报复式消费”；富裕人士已压抑数月，无法享受购物的乐趣。在此让本人谈谈一个甚少讨论却重要的心理差异：奢侈品购物是为了愉悦，而日常购物大多是为了必需。 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长远因素。由于几乎所有国际航班都已取消，如今唯一可以购物的地方，就是如我们所经营的本地购物商场。毕竟，在过去的一两年，北京降低进口税，加上品牌自身价格调整，价格愈趋划一，到海外购物不再有太大意义。 一旦国际航运完全恢复，一些消费可能会再次外流，但这可能会是微不足道的。原因有数个。第一，如果纽约、伦敦或巴黎不再欢迎自己，为甚么还要去这些地方购物？甚至作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也不再是理想的购物地点。 第二，国际顶级品牌已确认中国是其全球第一大市场，而且发展速度最快，因此他们在中国的分店罗列最新的产品，系列款式也最齐全。这些品牌的内地分店绝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大城市的。 第三，如今富有的顾客在内地得到的顾客服务及购物体验，与国外任何地方的一样高雅细致。在巴黎，这些顶级消费者在繁忙时间也不得不排队等候进店；但在中国，我们了解我们的重要顾客！就像恒隆的顾客关系管理计划“恒隆会”，现已覆盖我们在内地的所有购物商场，且推行得如火如荼。 我们会员的消费在奢侈品总销售额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我们为顶级顾客举办的年度特级贵宾活动非常成功，从中我们得知他们许多在活动中认识，并成为朋友，当然还会交流对时装潮流的看法。因此，对他们来说，不论从经济、社交还是其他层面而言，继续在我们的购物商场购物都非常合理。 第四，人都有随习惯而行的倾向，一旦习惯了在本地购物，享受其带来的乐趣，渐渐便不愿去海外购物。 最近，本人听说有些购物商场的业主抱怨，尽管疫情已受控，而且政府亦鼓励市民消费，但他们的生意没怎么改善。对于那些以普罗大众为市场对象的零售商户而言，确实如是。客流量及零售额都仍然低于正常水平，我们的次高端购物商场亦如是，问题是为何如此？ 让本人提出数个可能的解释。首先，2019冠状病毒病对普罗大众的影响绝对比富裕阶层大。前者要担忧的更多，包括保住自己的生计。再者，我们都随习惯而行，没法出门的日子令网上购买日用品更为普遍。 这与购买奢侈品不同，人们不大倾向在网上购买，也没甚么其他替代方案。在中国用电子商贸购买日用品之便捷是无可比拟的。在这方面，中国很可能是全球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先进的。 最后，所有购物商场（包括高端购物商场）的客流量尚未完全恢复，只是那些逛高端购物商场的人较大可能会消费，而且他们的消费金额要高得多。 话虽如此，毫无疑问人们会再次涌到各类型的购物商场。人类是群体动物，需要与人互相交流。正如本人之前撰述，在世界某些地区，数百年来人们聚集于露天市场，不仅为了购物，还为了社交。只是现在，他们去的是购物商场。 在西方，人们有更多活动选择，他们较喜欢在户外消遣，亚洲人却恰恰相反。因此，对于那些旗下购物商场复苏缓慢的业主，本人建议如下：再静候一会。又或者再进一步，趁生意淡静之际优化物业。市场必定会复苏，届时物业便会更具竞争力。 当然，这不仅是本人对他人的建议，也是对本人同事的建议，尤其是那些掌管我们四星级物业的同事。 无论如何，严峻的疫情持续影响约两个月。自2月起，当地政府勒令停止多项商业活动。在我们的购物商场中，这包括戏院、健身房和与教育相关的营运等。由于我们的物业规模庞大，往往有30至40个这类租户须暂时停业，占可出租面积约20%至25%，当中有些到现在才开始重新营业。 在极端的情况下，自2月初起，部分城市的所有购物商场都被勒令关闭，只有售卖日用杂货的除外。天津恒隆广场关闭了36天，而无锡恒隆广场则关闭了13天。这就是为何前者在我们的众多物业中表现最差；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零售额下降了40%。无锡恒隆广场的复甦表现却出人意表，尽管关闭了近半个月，但首六个月的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可见内地奢侈品消费有多强劲。 自4月起，我们所有高端购物商场，包括上海恒隆广场、上海港汇恒隆广场、无锡恒隆广场、昆明恒隆广场，以及稍逊的沈阳市府恒隆广场，皆表现卓越。上海恒隆广场和无锡恒隆广场于4月至6月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至60%，甚至还在进行资产优化计划的上海港汇恒隆广场亦增加了41%。录得这些增长的月份，客流量远较去年同期低。于去年8月开幕的昆明恒隆广场，虽然没有同比数据，但销售额强劲。这势头维持至今。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终有一天会消退，暂且不计及疫情，值得庆幸的是，似乎我们的内地业务都有良好兆头。 中国是现时世界上最大且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这自然得到顶级国际品牌的注意；事实上，他们比我们谁都要早知道。纵使中美关系恶劣，这些品牌仍不断涌进内地开店，鉴于我们所有购物商场的质素，我们是这些品牌首选的业主之一。 熟悉本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许多购物商场都成功升级为Home to Luxury，更多购物商场将陆续加入这个行列。上海港汇恒隆广场继上海恒隆广场之后，成为另一个实至名归的五星级购物商场。 我们首个在上海以外升级成功的是无锡恒隆广场，目前稍为逊色但绝对属同一档次的，是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去年8月开幕的昆明恒隆广场从一开始便是Home to Luxury；大连恒隆广场也朝着这个行列迈进，不少顶级国际品牌已经签约并陆续进驻，这过程预计约一年完成，届时它将会是大连市内唯一一个真正的高端购物商场，这是我们在2009年购置土地时便已设定的目标。 武汉恒隆广场现时已有许多顶级品牌落实进驻。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项目延后了六个月，我们现预期它将于明年3月或4月开幕。所有奢侈品牌应在距今一年多后开始营业。我们已落实计划把济南恒隆广场升级为Home to Luxury，虽然成果至今还未显现。至于我们的最新项目杭州恒隆广场，于2024年落成时，很大可能会按计划加入这个行列。 总的来说，从今起的14个月内，我们10个已建成的购物商场中，至少有七个是达世界标准的高端购物商场。 过去，本人不止一次解释，为何这类物业的财务回报会比其他的高得多。我们的目标是，到了2024年，我们届时11个物业中，有九个将会是五星级的。这些物业无论从盈利能力还是美学角度看，都应该是世界顶级的。 这过程涉及与许多顶级时尚品牌签约，细看这数年的数字：2019年至2021年的三年间，我们签成逾70宗这样的租约。2019年，我们签了13宗，商户已悉数进驻。今年，迄今已签了38宗，而当中大部分商户已经开始营业。来年，最少会有19家进驻。去年迁入的大多在昆明恒隆广场及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其余的分别在上海恒隆广场及无锡恒隆广场；而今年签下的大多集中于昆明恒隆广场，其次为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及无锡恒隆广场，余下的则分布于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和大连恒隆广场，以及一家在上海恒隆广场。至于2021年，截至现时为止，租约都集中于大连恒隆广场及武汉恒隆广场。 接下来，让本人谈谈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香港的情况。骚乱始于2019年6月，一个月后，本人在致股东函中撰述了此事。情况于2020年1月平静下来，部分原因是疫情关系，也有部分是由于运动渐渐失去动力，而这往往也是其他地区的大型社会骚乱的结局。 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港区国安法》，这将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香港是我们的总部，我们的租金收入有46%来自香港，我们当然十分关注这部重大法律。这对我们的香港业务来说是好是坏呢？本人在研究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是，是次立法对我们的业务是好事。 本人作为商人，亦从现实角度审视这件事。去年有六至七个月，普罗大众不再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人身安全不再受到保障，走在街头不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如何生存？！假若不加以纠正，经济早晚会被拖垮。 本人于《2019年中期报告》的致股东函中，详细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因为这无疑会影响到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及我们的业务。本人于同日撰写的恒隆集团致股东函中，从另一角度进一步探讨此事。在本函较后部分，本人会谈谈最新事态发展。在此本人只会简单说，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近日的发展，与香港现时的《港区国安法》不无关系。 接下来让本人谈谈公司的业绩，公共卫生威胁对我们的零售租金的冲击，比去年的社会动荡更为严重。然而，前者的影响是短暂的，但社会动荡已从根本上摧毁了香港经济的许多方面。 看看我们的零售业及旅游服务业，两者都创造大量职位。据估计，去年以前，约有30%的个人消费与访港内地旅客有关。我们80%至90%的访港旅客都是从内地来的。因此，这些旅客的消费额中，我们很可能已经流失了至少三分之二。这就是说，香港的总零售销售额会下跌约20%，酒店空置率更会比之高得多。本人怀疑，有多少行业能在这幅度的收入锐减下仍能生存下去。 结果，香港很多商铺、餐厅和酒店将会倒闭，相关职位会被削减，失业率无可避免会上升，薪酬即使不下跌，其增幅也将大幅放缓；香港经济甚至可能会收缩数年，谁该为此负责？ 从去年10月开始，我们不得不为部分香港租户提供租金减免。宽减了的租金要在租户剩余的租约期内摊销，所以影响较持久。假若我们宽减更多，就可能出现连带效应，并会持续再多两年。由于香港正面对第三波疫情，这连带效应很大机会会发生。 六个月前，本人对某些情况预测准确，但错看了原因。本人撰述：“让本人以一个较严峻的情况为例：假设未来两年，香港租金按年下降5%。”当时的假设是街头骚乱会持续，但结果是社会动荡因疫情而受阻。本人有提及疫情，但不能预见其影响。因此，至少在过去六个月，源于一个不同的理由，我们在香港的租金收入确实下降了5%，从之而来的营业溢利也减少了10%。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能维持租出率，但继续维持会有困难。租赁边际利润率、平均单位租金和租金调整均有所下降。零售租户今年首五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幅近30%，租出成本亦因而上升。我们在香港办公楼的表现与零售组合大致相同。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关系，我们不得不给予全部内地零售租户一次性基本租金宽减，他们支付基本租金的50%，为期三周。不过，在这半年报告期内，以人民币计值的租金收入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可是由于人民币兑港元贬值了4.5%，因此账面收入只增长了4%。撇除新物业，以人民币计值的收入增长了3%，上海的收入上涨了8%，上海以外地区则下降了6%。 过去六个月，外围环境不容许我们出售许多物业，但我们仍售出了香港住宅项目浪澄湾的最后一个复式单位，呎价颇令人满意。按照会计准则，是次销售的收入和利润已在本月，亦即今年下半年入账。从2021年开始后的数年，我们会出售内地的服务式寓所，我们有必要先建立销售团队，有关成本已在中期业绩中全数反映。 由于外围环境极为严峻，有重估亏损是预期之内；总额为港币46.42亿元，占投资物业组合约2.5%。香港的亏损约为账面值的3.6%，内地则约为1.9%。 我们善用低利率环境，发行了一些债券为较旧的、较高昂的银行贷款再融资，优化了债务组合。净债项股权比率维持在20.8%的稳健水平。 就租赁收入分布而言，香港目前占整体的不到46%，而内地则占超过54%。两者的差距会持续扩大，因为以人民币计值的业务在业绩上应该会持续超越香港业务，再且我们在内地的物业也正在增加。 总括而言，以港元计值，收入与去年几乎完全相同；本港收入下降了5%，但内地则上升了4%。股东应占基本纯利下降11%，至差不多港币20亿元。由于重估亏损与去年的收益相比数目庞大，我们录得股东应占净亏损稍稍超过港币25亿元。这是本公司第一次录得亏损。由于我们早已在6月5日的公开声明中提醒过股东，因此应该无人会感到惊讶。这只是账面亏损，并不影响任何业务，包括现金流。 有两个涉及现金的事项，一般因为金额不大而不会在这里提及，但由于它们别具象征意义，所以本人在此一提。第一项是我们跟其他负责任的企业一样，捐赠了人民币1000万元帮助香港和内地抗疫。第二项是我们决定不申请香港政府为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僱主而设的“保就业”计划。该计划是向合资格的企业发放现金以支付员工薪金，条件是企业须承诺在指定期内不会裁员。若我们申请，获得的资助总额接近港币7000万元。 董事会经商议后，一致决定不申请“保就业”计划，并一早向社会大众公布了有关决定。该计划旨在帮助有真正需要财务支援的公司。尽管我们与其他公司一样，业务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财务状况依然稳健，能够抵御风浪。因此，我们应为有真正需要的人腾出有限的公共资源。我们也宣布无意裁员或减薪。 这里正好让本人与读者分享一下本公司秉持“只选好的只做对的”（英文为We Do It Right）此理念的内蕴深意。We Do It Right是中文座右铭的简短版本，两者同样言简意赅，而中文的含意更丰富。 用中文表达即“我们只选择最好的，和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面对选择，总会挑选最好的，而甚么是“最好”则视乎情况而定。例如，我们在聘请员工时，会选择最有才能、最具德行的人；我们绝不容许用人唯亲，而这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亚洲企业，甚至上市公司。又例如，我们在内地购置用作兴建购物商场的土地时，只选取最优质的地块。 要“只做正确的事”，或如英文座右铭般简单地说“We Do It Right”，往往会涉及伦理和道德的问题。我们一直恪守这个原则，因而在投资界赢得清誉。 我们在这数十年来囊括了业界大多数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奖项，原因在此。我们获奖并不是为了取胜；我们之所以获奖，是因为正直的美德已植根于我们的企业文化中。 不申请“保就业”计划只是“只做正确的事”的一种体现，我们并不反对其他人申请资助，因为这样做并不违法，但我们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自我期许。由于港币7000万元并不算是小数目，因此本人希望所有股东知道管理层和董事会作此决定的原因。 展望 过去一年，外围环境令人极为不安：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香港社会动荡和中美关系恶化的阴霾，一切都直接影响我们香港和内地这两个市场。那些阅读过本人这两年致股东函的读者，都应该料到本人非常担忧香港的情况，却看好内地的前景。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零售业影响之严重，本人前所未见，但影响应该为时较短。疫情一过，它就会消失；只是我们不知道甚么时候才会发生。 去年香港发生的社会动荡，几乎摧毁了香港“东方之珠”的美誉。正如本人稍后会解释，要使香港恢复昔日的光辉也许是可能的，但这将有赖香港人与中央政府共同努力，否则香港会逐渐衰落，最终黯淡无光。 在2019年1月出版的2018年年终致股东函和2019年7月出版的《2019年中期报告》中，本人曾详论中美关系。然而，出乎众人（包括本人）意料，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因此需要进一步评论。本人担心事情可能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有人说美国总要为自己树敌；最可悲的是，本人认为那是毫无必要的。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适当的条件下便会发生，这是人性使然。如果现有强国认为自己可以战胜新兴强国，便会放手一试。美国认为，在中国变得异常强大之前，现在是出手的最后机会。偏偏在此关头，美国出了一位异乎寻常的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看法比他更为极端，于是他便带领着国家直堕陷阱。 历史将会证明，此乃二十一世纪一大愚昧之举。 近数个月来，美国迫使其他英语国家和数个欧洲大陆的国家加入自己的行列。其中一些国家改变初衷，转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这种装腔作势的敌意，最近显现于他们把中国和俄罗斯混为一谈，几乎成为共同的打击目标，本人认为这简直是不智。 坦白说，俄罗斯能源资源丰富，而西欧则匮乏，因此本人怀疑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国家会否长期顺应美国的要求。事实上，随着美国变得更为霸道，许多主要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可能认为华府比莫斯科更难合作。 美欧关系出现裂痕可能为时不远，不过本人预测英国始终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那样，英国根本别无选择，加上现在的脱欧问题则更是如此。 自二战以来，欧战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渐减，也许这次会令这些国家重新振作，让她们重回国际舞台。她们至少会重新装备自己，顺便刺激一下低迷的经济。 至于美国，麦卡锡主义已在国内重新兴起。有些勇敢的人仍在秉持理性发声，但本人担心他们很快也会噤若寒蝉，而这已有明显迹象。谁说有言论自由！美国越来越跟从俄罗斯和中国的做法，只是理由不同。 因此，全球已到了另一个关键时刻。今天发生的事情将会改变未来数十年的世界格局，就好像二战后冷战的开始，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柏林围墙倒塌等大事，以上每一件事件都改变了世界数十年。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对手便愈加担忧，也更直言不讳。一旦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谁对谁错已再无关系。只有少数人敢于说出心中所想。突然间，所有人都视中国为敌，众口一词附和美国。 在这方面，传媒渲染负面情绪，正是要害所在。人性使然，任何负面新闻都会越炒越热，因为只有坏消息才是新闻。如此形成的浪潮每每可以淹没所有相反的观点，而且通常的确如此，以致新闻自由荡然无存。无论有意或无意，结果都一样，持相反观点的就不获报导或不受关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要有极大的道德勇气才敢发声，而我们已经接近这个临界点。 西方国家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现在其国民对中国的印象，是数十年来最负面的。他们的看法是否有根据或出于独立思考？本人对此存疑。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样，对事情的反应主要受例如领导人言论或新闻报导的影响。 美国许多人会反对特朗普总统的国内政策，是因为他们了解情况，但论到国际事务，坦白说无论甚么地方的人，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的。 一年前，本人提及过，贸易纷争只是中美之间的第三层冲突，第一层和第二层是与军事霸权攸关的科技领先地位之争，以及货币主导地位之争。事实上，冲突的矛头最近已从贸易转移到重要得多的科技领域。 过去数年，美国针对中国的硬件公司华为，现在，中国的软件应用公司也成为针对目标，美国给出的理由令人难以置信：数据完整性。坦白说，所有拥有网络的政府，都可以取得几乎任何人的个人信息数据，根本就没有“洁净网络”这回事。 最近有迹象显示，美国可能把资金流也武器化。这可以是“核武级”的选项。就此事而言，相对中国，本人更为美国担忧。中国作为受害者，固然会受苦，不过会应付得来，那么策动者呢？ 美国经济很大程度倚仗美元作为迄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有能力印制惊人金额的美钞，所以虽然入不敷出，仍能维持下去。若说全球整个金融体系大致上是建立在对美元的信心上，其实亦不为过。不难想象这种信心可以如何被动摇。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人都会受苦，但美国尤甚。谁能打倒美元？只有一个国家可以，那就是美国。 那么，中美贸易会怎么样？目前，这并不太重要，因为贸易反正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而放缓，但当国际航运回复到正常水平时，情况又会如何？第一次冷战历时40年左右，两大阵营之间商业往来极少。 中国和美国现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彼此的联系错综复杂。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过后，国际贸易将如何演变？现阶段很难判断。请参阅本人同日撰写的恒隆集团致股东函，函内载有本人的一些看法。 对中国而言，可幸的是这些没有在20年前甚或10年前发生，当时中国的抵御能力比现在要弱得多。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应该有充足的资本、人才、技术、国际网络和内销市场，足以应付冲击。 本人并不相信美国能打垮中国，尽管这或许是华府不言而喻的意图。（值得留意的是，美国现届政府从未宣告过他们的终极目标）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对美国来说的最佳选择就是与中国合作。 正如本人之前所述，这位世界第二大国不是挑战者，而且也不具备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能力，纵使世界头号大国并不这么认为。其实，中国非常乐意居于美国之后。可悲的是，美国无法接受。美国从不擅长妥协或外交，因为她总能诉诸其军事和经济实力。 无可否认，美国是世上最具创意的国家，她的其中一项“发明”是中国人永远无法想出来的反衬语“同侪之首”。另一方面，中国人应该擅长改编或模仿。因此，请容许本人试试改编上面的说法，大概西方人很少会这样想过：中国很乐意成为“同侪之次”。不幸的是，美国对此既不理解，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 尽管与西方国家关系转变，中国不会放弃众多外国盟友。事实上，中国会竭力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全面的关系，其中包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国家富含中国需要的天然资源，但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购买力，无法与美国和西欧相比。最终，中国产品的最大市场仍然会是其内地市场。因此，本人预计不断增长的本地消费将带动其经济发展。 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首30年左右，国家依赖劳力赚钱。幸好中国人口众多，勤奋的人民又愿意牺牲为自己或子女建立美好的将来，国家开始累积到第一笔国富。 在过去的20多年，除蓝领劳工外，为数众多的高学历人士开始主要靠知识创造财富，各种各样的技术开始试行，其中一些最终投入应用以建立庞大企业。例如，在目前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大概是首个、甚或是唯一真正无现金社会的国家。 最后，社会得以累积大量财富，令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追上最先致富者的步伐，利用资本创造更多财富。过去10至20年间，大量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冒起，这创造财富的三大“汽缸”现正全面运作，新贵阶层会持续扩大。 只要内地社会保持相对安宁，中国应该仍会是营商及赚钱的极佳地方之一。我们有幸在内地有稳固的根基，得以参与商业地产业带来的众多机遇。 至于香港，应会保持其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并有不俗的表现。我们的客户现时主要来自内地，香港仍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这方面，本人预期香港和内地城市建立更紧密的金融联系，增加互通对双方都有利无害。 沪港通、深港通以至现在的债券通都仅仅是开始，可以双向流动的资金可大大增加。正如以往香港是国际资金进入内地的主要管道，我们今天亦会担当引导资金外流的关键角色。内地有很多资金，正物色全球的投资机会。 现在，美国想损害中国，因此藉香港议题制造事端。相信华府可能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看看最近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然而，许多美国能采取的严厉措施最终可能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美国必须谨慎行事。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深远影响之一，是货币供应急速增加。这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美国和中国也不例外。虽然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将利率保持在低水平，而这对美国至关重要，但也可能会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除了金融服务，本人想不到香港有任何其他重要产业，可藉之以保持香港经济强劲。自1997年以来，每当香港需要帮助，我们都会向中央求助。就个人而言，本人并不乐见这个现象。 我们应该先靠自身，毕竟这是数十年来的香港精神，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那时的宗主国只顾从我们身上索取好处，而不是让我们得益。这种奋斗精神对我们帮助良多，但不知为何，1997年以后，很多香港市民对于向祖国寻求经济优惠不再感到尴尬，而不论是好是坏，中央总是应允。 这次，我们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题，若无祖国的帮助，本人看不到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如何能继续蓬勃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要问问香港市民：他们有否意识到，香港经济因某些人藉去年的骚乱而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本人对答案感到忧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也许香港复原的时机未到。 这是对港人智慧的真正考验，他们大多数对过去23年来发生了甚么事都不甚了了，有些甚至主动参与损害香港的行为。现在，经济遭受系统性的破坏，失业率不断上升，很多人会失去工作。他们会怎么做？本人猜想，答案一样会是：责怪中央政府。如果真的如此，香港便不值得再有绽放光芒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香港作为一个小的转口港，无论客户是谁，都必须提供优质服务，今天更应如此，因为服务业现在约占香港经济的94%。二战后首40多年，我们主要靠服务西方国家赚钱，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英语，并尽可能说得流利。在过去20年左右，我们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客户不断增加，所以现在最好能把普通话说好。 本人爱香港，在这里长大，公司和事业都建立于此。正如本人对朋友所说，本人对香港这个家感到悲观，但并不因此而消极。这30年来，本人亦始终抱持这种态度，致力改善中美关系。 无论如何，本人在外地生活多年，现在（在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前）依然不断到访世界各地，因此以世界公民自居，并不把自己囿限于任何地方。这应该多少能减轻看着香港衰落的伤痛之情，希望那天永不会到来。 撇除个人事务不谈，身为公司董事长，必须实事求是。商业上有很多事情无法控制，我们必须灵活处理，尽量减少风险，并尽量提高获利潜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运用重要的香港资产？ 我们都知道，困难时期往往有很多赚钱的好时机。记得本公司历史的人，应该会留意到我们如何利用1997年至2002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股东获利丰厚。同样，我们10年前抓紧内地城市财困的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机遇，廉价购置最优质的地块。现在，我们正考虑下一步应如何部署。 本人相信，在今年余下的数个月中，我们仍然可能受到大流行病的威胁，尽管疫情可能会有反覆。在这方面，内地的情况可能会比香港好。 如果本人的评估离事实不远，那么在今年余下日子，香港的租金仍会受压，很难想象在这方面会有好消息。至于出售蓝塘道豪宅方面，我们目前仍有九个单位待售和两个单位待租，几乎不可能作甚么预测。如有好消息，可能会由此而来。 在内地，只要病毒不卷土重来，我们应该会表现良好，或许会非常出色。本人预计，威胁一旦解除，未来数年市况会非常畅旺。毕竟，我们或许比大多数人更有优势能在内地获利，甚至可能是最具优势的公司。 本人想藉此机会，感谢在整个封城期间留在疫情中心地区武汉的同事。期间，我们在当地有接近200位员工，其中接近20位来自香港，他们表现非常专业、谨慎和忠诚，我们位处其他城市的员工也一样。 另外，在香港团队、尤其是人力资源部的带领下，各处的士气都保持高昂。最令我们感到宽慰的是，武汉没有一位员工确诊。复工前，我们为员工支付检测费用，涵盖的不只是我们的同事，还有承建商僱用在我们工地劳动的所有工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这艰难时期不能在家办公的前线员工，他们面对最大的感染风险。本人向他们全体致敬。 董事长 陈启宗 香港，2020年7月30日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