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丨中骏集团控股(1966.HK)于线上举行了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会。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黄朝阳先生、执行董事兼执行总裁黄攸权先生、执行董事兼助理总裁黄伦先生、财务总监兼公司秘书李少波先生、中骏商管行政总裁牛伟先生、方隅行政总裁陈坚先生等参与了业绩会直播。 一、业绩概述 中骏集团控股发布2020年上半年业绩，公司实现收入151亿元，大幅增长45%；应占核心净利润18亿元，同比上升19%；中期每股港币11分，同比上升10%，股本回报率达到23.4%；公司进一步提升土地储备，新增10幅土地，新增地上建面达到332万平方米，货值为500亿元。 二、业务分析 1、合约销售稳步增长 上半年，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为401亿元，同比增长约为8%，实现销售面积约为273万平方米，公司合同销售平均售价达到14680元每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18%。尽管面对疫情压力，公司仍然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930亿元的43%。考虑到国内疫情管控得力，经济生产恢复较快，公司储备充足的货值，并加大推盘力度，今年也将有信心完成全年销售目标。 2、持续获取优质土储 公司持续获取优质土储，为未来业绩突破夯实基础。当前公司已进入54个城市，新进7个城市，仍专注于一线、二线及强三线城市。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土地储备为3303万平方米。目前，公司在长三角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中西部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土储占比分别为33%、27%、20%、14%及6%；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土储占比分别为9%、68%、23%。能够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获取优质土储，为未来业绩增长打开空间。 上半年，公司增购10幅土地，权益比79%，地上建筑面积为332万平方米。其中8幅土地为一体两翼战略获取，新增6个世界购物中心，2个方隅长租公寓项目，住宅商业配比为84%：16%，平均土地成本3082元/平方米。 3、“两翼”业务成长空间巨大 截止七月底，公司已建成19个FUNWORLD世界城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超120万平方米。以数据+营销为核心驱动，以会员数字化营销为核心抓手，推动营销业绩。以中骏世界城小程序为例，自4月上线2个月，营销激活用户126万人次，会员注册率同比提升191%，卡券核销率提升45%，营销期带动销售提升13%。公司希望在2025年布局100个购物中心，租金收入超45亿元。 公司FUNLIVE方隅采用“基金管理+数字化连锁经营模式”。2020年上半年基金管理费及项目管理费收入同比增长9.3倍。截止2020年上半年，公司FUNLIVE方隅公寓开业超5000间，已稳定运营项目平均节点出租率为87.5%。布局主要在一、二线城市，截止到7月底，占比为74%。公司希望在2025年管理规模达到20万间，资产管理规模600亿元，租金收入规模达到100亿元。 购物中心与方隅长租公寓多元化公司收入来源，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环境下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来源。 4、负债水平合理，流动性充裕 公司在保持扩张速度的同时，负债仍保持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公司净负债率为68.3%，比上年同期66.2%相比略有增长。加权融资成本为6.7%，与去年同期水平相同。 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250亿元，而短期贷款207亿元，流动性充裕。 三、业绩会问答环节 Q1：今年上半年销售额401亿元，目前只完成了全年目标的43%，请问管理层对于全年销售表现的期望是怎么样的？ A1：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司2月至3月的销售情况受到一点影响。但后面几个月基本上是将销售额补上来了。今年930亿的销售目标，基本上是能够确定实现的，因为公司下半年的供货比较多，可售资源有1300亿。我们也非常鼓励团队尽量冲刺千亿的销售收入，但不会调整今年930亿的原定目标。 Q2：公司上半年的去化率是多少，预估的下半年去化情况是怎样的？ A2：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特别是2月份跟3月份，去化率同比下降47%。除了疫情影响以外，我们在这一季度其实是尽量去化旧盘，，并在第二季度推进这一策略。这也是为什么上半年的去化率会比较低一点的原因。我们预计，如果按下半年的供货的情况，全年的去化率我们有信心可以达到55%~60%左右。如果是55%的去化率，就意味着我们是做到930亿左右的销售收入，如果是60%左右的去化率，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做到1000亿左右的销售收入。 Q3：如何看待下半年楼市？ A4：对楼市，我是比较有信心的。第一，中国城镇化率现在大概是61%，市场需求肯定还在。第二，现在政策属于稍微热一点就管控，稍微差一点就放开一些，国家政策未来两年不会有太大调整。第三，由于美国的关系，现在要拉动内需，房地产是一个重要推手，因为房地产涉及的行业数量大，所以有利于房地产的发展。得益于国内疫情管控得力，内需再推动一下，楼市整体下半年会好于上半年。 Q4：派息政策是否有改变？ A4：跟以前一样，维持在应占核心利润的30%以上，2019年的比例大概在33.4%。 Q5：拿地策略是怎样的？ A5：首先，城镇化进程还没结束，需求不用怀疑，每年大概15-16万亿平方米的需求是肯定的。在存量时代，必然会带来行业洗牌。我们看到目前最大问题是中国市场从一线到市县都扎堆了，每个城市都有几十个房企在竞争，上面还有限价，下面还要继续拍地，不知道明天会拍到什么价，这是行业最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怎么找到不确定中的确定性，所以提出一体两翼战略，来跟政府谈一些地块。目前为止，上半年拿了9个购物中心，综合用地平均面积50-60万平方米，地价比周边便宜很多。这就是我所说的确定性。 另外，今年拿了四个长租公寓，举个例子，上海安亭块地，楼面价大概12000多，现价可以卖到37000多，利润空间很大。但是就我们一家报名，为什么？因为它有3万平方米的长租公寓需要去开发，很多公司就没有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长租公寓来解决部分投资的确定性。这部分土地比较便宜，才有利润保障，才有奖金的保障，才有团队的保障。 这是土地投资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定要选择在核心的城市、核心的地段，核心的项目。 我们在公开市场一定是往一线跟核心二线的城市走，而且还不是核心二线城市，我们是要核心地段，你比如说厦门是二线城市，但是岛外也不行，这个主要是我们要解决投资的安全性。我们在一线跟核心二线的核心地段，基本上它的销售的速度是很快，流量快，还能把规模做大。 总体来说，两个策略：1、一体两翼战略，通过购物中心和长租公寓去找到大部分土地投资确定性；2、做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的核心项目。 Q6：公司是否有分拆物管公司的计划？ A6：我们正积极研究中，暂时未有具体计划，适当时候会按照上市条例规定向市场公布。 Q7：最新的布局和年初的疫情，对商场开业的影响有多大？目前公司跟政府正在商谈的项目有多少，预计年底前能买入多少？ A7：疫情影响已经不大了，目前客流已经恢复了9成多，销售业绩已经同比增长通过引进一些独家品牌、网红品牌，对客流和业绩有助力作用。 拓展项目方面，目前两个项目进入到内装修的阶段，按计划在12月底开业，到7月底招商面积完成8成多，影院已经开始装修，超市在下周会进场，其他商户在九、十月会陆续进场装修。 商业团队每周都会去看项目，目前，正在勘察的地块超过50个，下半年估计可以获得超过10个。 Q8：公司方隅长租公寓跟基金的所有合作项目进展如何？已经交割的项目表现如何？ A8：第一，通过与基汇资本合作的投资平台投了2个项目，两个项目的房间数加起来是1471间，项目地都在上海。一个已经开业，一个预计在明年四季度或后年的一季度开业。 第二，今年年初跟中东主权基金、Proprium Capital Partners成立投资平台，完成了第一个投资项目，但目前仍在开发阶段，预计2023-2024年开业。
借贷利率的历史演进 历史上很多国家、很多社会、很多精英都去想法设置利率上限，那么这个历史到底有多长？从现在看到的文字记录证据，可能最早对利率设置上限的就是公元前19世纪，距离现在差不多3900年左右的《汉谟拉比法典》。具体就是现在伊拉克、以色列那一带，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 《汉谟拉比法典》里面有一个条款说到，“如果一个商人提供谷物或白银的有息贷款，他将就每300塞拉谷物向债务人收取100塞拉的利息，换算成年利率的话就相当于33.3%”。这是当时《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的谷物放贷的利率上限。如果是白银以货币作为放贷的标的，最多只能收取20%，这跟30年代农村调查报告里看到的和江西交界的湖南那一带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我们看到《汉谟拉比法典》讲到的3900年以前的情况跟30年代中国湖南、江西农村的情况差不多。尽管经历了3000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好金融发展的问题。 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距离现在1800年，基督教《圣经》里面讲到的《旧约·申命纪》，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基督教对什么是兄弟，什么是外方人（strangers）的解读是非常广泛的，只要不是敌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广泛的解读是基督教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把所有男人女人看成是兄弟姐妹，既然这样的话，基督徒要对任何人去做放贷都是不可以收利息的。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圣经》的《旧约·申命纪》也是对放贷设置了一个利率上限，那个利率上限就是0，你不可以收任何的利息。圣利奥教皇大概在公元400年左右，说了一句话，“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大家可以从他这句话里看到，当时基督教教会对于有利息的放贷看的是多么负面。 我自己原来也以为只有政治经济学里面才把高利贷看成是剥削，对于有利息的放贷以及商业赚到的利润看成是不义之财。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的。《汉谟拉比法典》讲的是3000多年以前的社会，基督教的《圣经》主要是以色列一带的犹太人写的经典规则。所以犹太社会或者更早的波西米亚，到亚洲、到中国，对有利放贷做金融交易，用钱赚钱，都看得很负面。几乎是所有农耕社会、农业社会非常共同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价值观。 公元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正在从地下到阳光化，可以正面的宣传。St.Basi认为对于有息放贷的人，虔诚的祷告打动不了。即使他自己流泪，也还是无动于衷。这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主教对于有息放贷的形容，非常痛恨。 到了13世纪，著名的神学大师圣托马斯·阿奎那说“钱不会劳动，人会劳动，如果我们让钱代替我们来赚取很多的钱，我们就没有恰当领会上帝的意图。”我们能看到阿奎那的时代认为只有劳动才能赚钱，用钱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是不义之财，违背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学到的劳动价值，至少在13世纪阿奎那的时代，在基督教一些神学大师圈子里，是普遍的一个看法。 当然阿奎那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看法，实际上更重要的根源是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距离现在差不多2400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以鞋为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把鞋交给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者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以有余换不足，“交易”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为了盈利，那么交易是不自然的。尤其是有息放贷，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钱币身上思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类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进行增值，这种做法无益于强使父亲生孩子。因此，在所有致富的手段中，钱贷确实最不合乎自然的经济行为，盈利的行为。 回到2000多年前，不管是从宗教的角度，从摩西《申命记》里面的内容，还是到几百年以后的亚里士多德讲的，都是对利息设置一个上限，就是0。超出零的借贷交易行为都是反自然的，都是违反道德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差不多都是古代中东和古希腊西方对于有利息放贷的方法。 回到中国，中国古代没有像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像摩西写犹太教《圣经》的时候，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在中国，从《周礼》到司马迁的《史记》都把利率看成一个很现实的实际问题来解决。就像今天在中国，讨论金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去追究金融的哲学基础或者是金融的伦理基础，或者自然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管的就是想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个传统是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所以中国官方更多是把重点放在利率加一些上限，以为这个方式就可以把那些黑心的放贷者能够得到的放贷利率限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官方放贷设的利率上限一直比民间放贷利率要高12%。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月息，民间放贷必须比官方放贷少收1个百分点，就是一年12%。实际放贷利率，不管是官方放贷，还是民间放贷，比法定的利率上限都要超出去很多。 具体的做法是蛮简单的，既然你写在文件上，借贷文字契约上面的利率有利息满足官方的上限，也许借款人实际上拿到的只有80块钱，但是写到书面上借到的钱是95块钱。这样一来，加上很低的一点利息，一年要还100块钱。如果按照文字的契约来看，可能并没有违反官方的利率上限，但是私下蛮清楚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忙得很，官员们都要想办法为了帮助老百姓设置这样一些利率上限。 不管是从哲学层面，从宗教层面，还是从官府政策制订层面，有这么多的好心好意，实际的效果又是什么样子？我这里给大家引用一段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里的话，他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很直白的道理，单纯的谴责土地者或者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的时候，除非有一个叫好的信贷体系可供农民借贷，否则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 费孝通是几十年以前的社会学学者，即使没有受过正规金融学、经济学的训练，也蛮清楚这个基本的道理。你可以限制这些借贷利率，甚至是骂这些放贷的人，但是到最后，这些问题照样没有解决。因为那些农民靠什么来生产？特别是遇到灾荒、灾害，意外的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为了活下去，需要有地方给他们供应钱，供应借贷。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一家人活不下去。这是费孝通讲到的很经典，但是非常富有经济学、金融学道理的一段话。 另外一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飞利浦．格拉姆，来自于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的参议员，他娶的太太是一个韩裔美国太太。他出生在乔治亚州，他的父亲是残疾，没有任何收入，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同时做两份工作，这样既照顾好她的残疾丈夫，同时又勉强的把飞利浦．格拉姆和他的两个兄妹三个孩子养大。他说过一个名言就是我母亲得到了贷款，利率是高利贷，比一般水平要超出一半，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呀。可是，据我所知，自从产生人类以来，在我母亲家世里面，她是第一个买到自己房子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记录。 他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限制利率特别是禁止高利贷，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主张这样的政策。他说限制高利贷，限制利率的人，心意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对于他母亲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多少收入，还要养三个孩子，照顾一个残疾的丈夫。没有正规的金融机构愿意把钱借给他母亲去买房子，没有金融机构会相信他母亲有还债的能力。所以利率很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这里面风险溢价太高了。有的高利贷机构愿意把钱冒险借给他母亲，让他母亲买房子，他母亲必须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格拉姆讲到他母亲乐意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因为母亲很清楚的。 普惠金融与利率限制的关系 下面我讲几个中国之外的案例。对于前面讲到的一般的道理，可以更具体、更深的理解。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9世纪，1845到1850年爱尔兰的大饥荒。在19世纪的爱尔兰，将近一半的人唯一的口粮就是马铃薯。1845年的晚疫病，使得土豆减产30%到40%。到46年还没有恢复生产，那一年因为晚疫病减产75%。到了47年就更惨，很多学者把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称为“黑暗的47年”。整个病毒到1850年才结束。这样一来，产生的后果使得爱尔兰人口在那几年里减少了1/4，其中多数人是饿死了。 这里重点介绍一个叫Tyler Goodspeed的学者做的研究，Goodspeed现在是特朗普经济顾问团队里面的一个要员。从他的研究能看到，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那300多家小额贷款机构对爱尔兰老百姓家庭应对饥荒的冲击有多大的贡献。根据不同地方政府留下的那些历史档案，他查出来这300多家小额贷款机构每年大概发放50万笔左右的贷款。覆盖到30万家爱尔兰家庭，占当时爱尔兰家庭的1/5，差不多20%的爱尔兰家庭都从这300多家小额贷款机构里面受益。这些贷款数额通常比较小，借期比较短，但是可以帮助低收入农民购买种子和牲畜。 Goodspeed做了一些估算，根据当时猪崽的价格和成猪的价格。一头猪崽大概需要20先令去买到，养大以后可以以45先令卖出去。正因为价格的差别，所以小额贷款公司愿意给那些没有资产的农民先提前借到45先令，用20先令购到猪崽养起来，养大了以后，把猪崽卖掉，就得到45先令。这样一来，拿到这个钱以后，除了还债以外的，可以把剩余的利润养活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这样一来，三口人家的家庭一年可能要养上四五十头猪，才可以利用小额借贷把一家人救活下来，这样受大饥荒的冲击就比较小。 Goodspeed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不存在小额贷款的地区来讲，有小额贷款机构经营的地区，在大饥荒期间人口减少的幅度要少40%，而且在灾荒之后，有小额贷款服务的那些地区，家庭平均要多养40%到60%。每一家养猪的数量，也要比没有小额贷款服务的地区高一倍多，而且这些地区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小额贷款，来改变他们过度依赖土豆为种植农作物的一个生产方式。在他们的种植结构里面，粮食结构里面，多增加小麦、大麦和其他的农作物，这样一来，等他们以后还会再发生晚疫病，不至于所有的农作物都被毁掉，以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减少他们的经营风险。 第二个案例，Burgess和他的合作者在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对于印度农村在1957年到2000年期间，一旦发生高温，农民死亡率增加背后的原因做了很详细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当地农村有商业银行存在，并且这些商业银行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异常高的气温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幅度显然比其他的地方要低很多。 之所以有这个效果，就跟上面讲到爱尔兰大饥荒期间的经历一样，因为一旦发现高温时农作物种植欠收概率非常高的话，当地农民可以从银行借到高利息的过桥贷款。欠收也未必导致那么多的印度农民家庭饿死，或者被迫通过抢劫来谋生。所以他们研究发现，有这些甚至于高利息的金融贷款服务的存在，对于社会的稳定可以起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个案例，秘鲁19世纪的经历，跟今天讲到的主题可以更直接的连接在一起。这个研究是Zegarra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对象是秘鲁从禁止有息放贷到放松有息放贷，但是限制利率上限，到最后完全放开利率上限、金融完全解放，整个期间的经历给Zegarra这个学者做研究提供了基础。 有一个大致的背景，西班牙把秘鲁变成殖民地以后，他们把西班牙本土禁止有息放贷的法律政策也带到了南美洲的各个国家。1821年秘鲁从西班牙独立，到1833年，他们新政府决定废除禁止有息放贷的法律，放开借贷业务。1835年推出一个新的政策，月息不能超过1个百分点，两年以后进一步将月息上调到2%。后来一年以后，1838年11月，新政府干脆就把利率上限全部解除掉，完全放开。这样一来，不同时期发生的借贷情况给这位学者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他的研究发现，利率上限被解除之前和之后发生的变化很大。 第一，废除利率限制之后平均利率水平比以前上升了17个百分点。但是原来有利率上限存在的时候，把借贷的贷款发放给精英家庭的借贷交易占比高过40%。把利率上限的限制、法律和政策全部废掉以后，精英占整个秘鲁借贷交易的比重从原来的40%下降到5%。也就是说利率上限被废除以后，做借贷交易的两方可以更自由的定价，更自由的决定他们愿意一方要求多少利率，另一方愿意接受多少利率，大家自由的谈判、谈价。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使得从此以后的借贷金额更多的是走向了、流向了普通家庭。而不是像原来那样，40%的借贷交易都是借了那些精英家庭和个人。 从秘鲁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是不是能够普惠，是不是能够帮助老性，是不是在包容性方面能够达到最大化，跟利率、资金的价格自由是高度相关的。如果我们出于好心，一厢情愿的对利率设一些上限，做非常多的限制。最后真正的受害方是那些普通的草根、老百姓，个人、家庭和小微企业。因为这些个人、家庭和小微企业交易风险特别高，经济风险、支付风险也会非常高。这样一来，应该有的均衡利率自然比借给其他的人更高。如果我们不顾那个规则，不顾那个规律，一味的设置利率上限的话，最后害的普通老百姓家庭。 保护借贷市场放贷人的权益 如果我们再从刚才的案例稍微回到金融理论，简单说起来，大致可以把利率分拆为三个部分。 第一，各种不同的投资，包括土地投资、房产投资，还有其他投资的预期回报。既然我做放贷，做土地，买下房子收房租可以得到5%的回报，如果我把钱借给别的个人或者小微企业，至少也应该得到5%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回报。 第二，经济风险的溢价。我们都知道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甚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波动，这个是跟借贷双方的能力、性格、信用等没有关系的。 最后一项就是交易风险，契约本身的风险，通常跟交易风险的溢价来对应放贷一方作为补偿。 真正的市场可以决定的利率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契约交易风险可以降到0。通过金融市场充分的发展，使得资金的供应量非常多，这样一来让经济风险所能够得到的，所能够要求的溢价也可以很低。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是在于首先把交易风险降下来，这就要改善制度环境，契约执行环境，还有诚信环境。再就是通过资金市场、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的发现，把经济风险溢价这一项也降下来。这就是我们做金融监管、发展金融市场的同仁，都应该在后面这两项方面做充分的努力。 简单说一下，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于22个省的几十万户农家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包括他们借贷多少，借贷利率多少，借贷资金来源是什么，借贷契约种类等等信息。 我们不妨看几个省。 第一，宁夏。那边发生的借贷利率超过50%的占借贷交易57%。如果我们把所有借贷利率超过30%的借贷都算做为高利贷，我算了一个平均数，大概在宁夏的平均借贷利率是49.6%。因为宁夏是回族自治区，那边的回民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古兰经、伊斯兰教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伊斯兰、古兰经到今天还是禁止任何有利息的借贷交易。这样一来，就使得在宁夏回族社会里面，还要去收利息，做放贷的话，这个是违背古兰经的规则。 反过来就使得在宁夏当初的借贷交易必须是在地下来进行的，交易安全会非常差。道理蛮简单，我知道你有可能随时举报我，除非你愿意给我很高的利息，否则我根本不愿意把钱借给你。这是为什么呢？人为强行要求打倒高利贷，把放贷者看成是黑心的坏蛋，是坏人，要去斗倒，甚至于通过设置利率上限禁止他们的行为。这样做以后，就把本来可以合法台面上、阳光下进行的借贷交易变成了非法的，借方和贷方双方都很没有安全感，使得最后贷方要求的利息回报必须得很高。否则没有人把自己的钱放出去，收零利息，然后对方还有可能还不了钱。这就是说为什么越是禁止高利息的借贷社会，实际真实的利率最后就会越高。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历史上不断有人以及国家推动限制利率上限的那些法律和举措，还有一些道德规范。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道德规范越是对放贷人敌意，越把有钱的本来可以放贷的人吓跑了，资金供应量只会越低。资金供应量越低，借贷的交易安全也很低，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得资金成本利率值会很高，不会更低。另一端，像浙江在1934年的时候，41%的民间借贷交易，体系都是在20%以下，超过30%的借贷利率只占浙江借贷样本1.1%。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文化发达的浙江和商业文化特别是借贷契约文化非常敌意的宁夏和青海，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1914年，人均耕地面积越高的这些省份，也就是农业大省，更看重农耕、看重农业，轻视、藐视商业。所以这些地方商业文化不发达的省，他们那边平均借贷利率就会越高，因为那边的契约守约习惯和文化可能更差，所以跨期交易安全在那些省份会更差一些。在那边所要求的交易风险溢价就会越高。 我把银行、信用社、当铺、钱庄作为放贷方，把这些放贷都称为非个人放贷。再把这些省做一个计算，每个省非个人放贷占总的放贷百分比有多高？浙江大概47%左右的放贷都是非个人放贷，有很多的钱庄在浙江和上海，还有江苏这边。金融机构化，正规金融越发达的省份，他们的借贷利率就会越高。 通过简单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应该做的是解决高利贷降低实际借贷利率的办法。不是去限制利率，而是去改善当地商业文化、契约文化、信用环境，把那边的契约执行包括司法执行，还有其他的非正规、非正式的，包括宗族的执行机制，如果都能够建设的更好的话，那么跨期价值交换的安全度在当地就可以提的越高。跨期价值交换的安全度越高，交易风险就会越低。那边借贷利率自然就降下来，这样把金融交易的自由度放开以后，金融的竞争度就可以更高。 当然不只是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到了16世纪新教改革以后，有息放贷和用钱赚钱的伦理基础、道德基础全部给阳光化、正面化、积极化。这样一来16世纪之后，荷兰、英国很快在金融市场方面能够实现腾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完全接收了嘉文的新教伦理，用钱赚钱，没有什么不光明正大，没有什么违反道德规范的。既然你买下土地可以收地租，买下房子可以收房租，为什么直接用钱放贷出去不能够收钱租呢？也就是利率，这个在道义上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应该是相等的。 讲来讲去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民间金融、民营金融。这里我们看到，从刚才讲到的这些不管是逻辑理论，还是实物实证研究，都让我们看到，设置利率上限，禁止网贷业务，打击高利贷者，也许能够短期治标，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本。尤其是从长远来说，把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搞得更坏，不会搞得更好，特别是短期内通过把合法利率压的很低，使得资金的供给大大下降，让一些高风险的老百姓个人和家庭就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一来，害的还是老百姓，而不是帮了老百姓。 打压民间金融与民营金融，只会使高利贷变得更严重，道理很简单，就会把高利贷交易打入地下，逼着放贷一方通过黑社会的暴力讨债，这样对社会稳定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我希望在讨论资本市场发展，讨论股市发展的时候，都能接受一个概念，要改善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因为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重新有了股市，我们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概念，从证监会主席到各个层级的官员，都认识到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多么重要。既然我们都能够接受股票市场投资者、公司投资者的权益，为什么不能接受保护放贷人的利益。 因为在借贷市场上，放贷人就是投资者。既然对股市的投资者，我们能够认同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在借贷市场上同样是投资者身份，为什么他们的权益，我们不能保护呢？为什么我们一来就说这些是高利贷、黑心的欺诈老百姓的人，要把他们打倒。我们不能双重标准，一方面支持保护股市投资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支持打倒放贷市场的放贷人。这两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相互矛盾的。 对于资本市场投资者也好，借贷市场放贷人也好，一旦资金放出去，投资方处于弱势。借钱的一方、使用资本的一方更掌握主动权。他是不是赚到足够多的钱给你还贷，还给投资者本金和收益，这是由掌握资金使用权借贷一方来掌握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偏袒了借钱一方，都去打骂放贷一方，到最后高利贷问题不可能变小，只会更加严重。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其实此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尽管舆论一直在讲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但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逆全球化的现象怎么出现的，它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讲一讲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而在迅速缩小过程中中国大大利用了这场经济全球化。第三，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多了与中国脱钩的借口，他们确确实实在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措施。第四，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让这些发达国家妒火中烧，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投资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发展的太好。第五，当中国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经济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美欧日大企业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国许多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调查，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所谓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西欧和美国都是居民中间的大多数。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度萎缩，皮尤调查显示规模已经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在60%多，他们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从2007年以来受到了房贷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过去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又回归了无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萎缩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产阶级从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从原来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万美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人口八成，整体来讲所有国家情况都很严重。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业的衰败紧密相连的。1953年时，美国制造业比重曾经高达32%，在1979年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总量吸纳了美国26.4%的劳动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8%，和美国最高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比下降了大概24个百分点。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的时候下降到23%，现在更低。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当时制造业就业占到30%，但现在在10%左右。 与此同时，在整个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比例上，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占的就业比重和价值比重已经超过了80%。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工资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制造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力可替代率很强，这件事情在欧洲表现的更加严重。因为随着欧盟的东扩，越来越多东欧国家的劳动力迁徙到了西欧，形成了工资成本上的一种竞争，使得在服务业里面的就业成本不断的下降，而这些服务业就业人群领到的工资也不断的下降。 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国家流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确实在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复苏、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从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种经济滞胀。这种滞胀现象是凯恩斯主义当年解释不通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得在通货膨胀上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刺激人们消费和投资的一种机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既然经济和收入增长都很快，有一点通货膨胀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出现了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登台，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革命，打破了在欧美国家战后时髦了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就成为了抛弃国家干预主义，恢复市场至上，让企业主宰市场的做法。 正是这样激进的非黑即白逻辑，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这种背景下，他们要撇开市场闹革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去主宰市场的话，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价格垄断。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市场上迁徙能力增加，企业可以随时以搬迁来威胁员工发更低的工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工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在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开始失衡，社会分配逐渐向一小部分人倾斜。原来西方社会里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行动，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全球发展的不满趋势，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把这些现象都称为是全球化的罪恶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二、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改革开放就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到2017年时就增长到了24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中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商品贸易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图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全球制造业比例（来源OECD） 三、疫情使得欧美国家多了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借口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最新的一个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四、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让发达国家很忌妒 上次危机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依靠着“一带一路”的投资，使得我们不再单一的依赖贸易出口和欧美市场。从上次经济危机后，我们可看出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继续无限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部分的弥补了对美、对欧出口的那些空缺，我们不仅做了“一带一路”，帮助这些国家有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然后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很多机械，让这些国家能够完成投资项目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出口方向多样化都非常有帮助。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国产业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去办经济特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集约化的力量。有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曾经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帮助它建立的东方工业园，使得埃塞俄比亚十年到十五年间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典范。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投资能够成功的帮助这个一个国家，所以开始有一些破坏活动，比如美国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亚联盟。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大的话语权，在不断的抹黑中国方案，比如说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都是债务陷阱。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年都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用的语言还是英语、法语等前宗主国的语言，它们的媒体和舆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欧洲国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仍然对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扩展话语权，能够让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不是受到指责，而是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对当地的帮助。 五、如何才能让中国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在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问答 问：政府的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吗？ 丁一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有一定正相关的，但滞胀否定了这种说法，未来出现同样问题时候要看我们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欧美国家、日本等国要好一点。从政治上讲，其实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利益来搞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他们这么重的债务是减不下来的。当债务太重的时候，他们总是要人为的搞一些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债务比重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帮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债务的分子就显得小了。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债务不再上涨的问题了。所以未来要担心通货膨胀出现在发达国家反过来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从现在他们对我们的防范，他们对全球化的管制，他们对我们贸易的管制都证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而非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问：现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调整了？中国如何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中胜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理解，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美国模式。以华为来说，它就不是一家美国股份制公司的构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术企业。我们不必在这些经济发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种企业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结果。 关于中美冷战和脱钩问题，只要我们政府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企业更重视技术的研发，中美脱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的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自杀式的想法，宁可自己有巨大的损害，也不让你正常的发展，说明它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去吸引外来人才开发的时代，欧美经济都在长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研发人员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成品，能够迅速的搬到市场上去它普及和赚钱。只有中国现在有这种条件满足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阵子到中国来，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础的这些软件都是他编写的，他到中国来加入小米实际上说明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对欧美的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跑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会，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我们不应该太担心，和美国脱钩了以后没有新的技术来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问：人口红利消失，产业链升级，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来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世界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有些当年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没有技术，靠某一些资源，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突然的爆发起来了，后来他们永远走不出来了。这个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或者说经济学发展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突然一下子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借了很多廉价的美元搞石油资源开发，当年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时石油价格暴跌，它们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搞债务重组，强迫他们变卖国家资产，使得这些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路子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靠着工业发展起来的。 问：现在我们的房债透支、国外出口受阻、地方债风险影响投资，如果三驾马车失灵，中国的经济如何破局的问题？ 丁一凡：其实从债务的情况来讲，是别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国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一下现在和九十年代的债务重组时的情况，那个时候的债务情况其实比现在更让人担心。我们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收回的资本，好资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些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比例。美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债务重组，他们的债务重组之后的好资产的比例比我们要低得多，如果现在需要债务重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使得许多东西能够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有手段来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现在国有大银行还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恢复到可信的资产负债的情况。舆论有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困难夸张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们现在无论从投资，无论从债务还是发展方向上，我们的余地都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未来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的技术会领先全球。
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伴随光伏产业链的一轮涨价潮，加上原料涨价带来的成本推动，作为光伏组件必备封装材料的EVA胶膜和POE胶膜近期也开启了涨价模式。 据介绍，双玻组件用的封装胶膜主要包括EVA胶膜和POE胶膜两种。前者是一种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具有熔点低，流动性好，透明度高，层压工艺成熟等优点，但强度低，水汽透过率和吸水率较大，耐候性较差。POE是一种乙烯-辛稀共聚物。相对于EVA胶膜，POE胶膜最大的优势就是低水汽透过率和高体积电阻率，保证了组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运行的安全性及长久的耐老化性，使组件能够长效使用。 “我们现在采购的原料较半年前，成本上涨了十几个点。今年疫情期间，我们的原料供应商日本三井给了我们一定价格支持，但疫情期间的人工是上涨的，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的胶膜成本其实是增加的。”上海常必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3M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胶膜唯一的品牌授权经销商，常必鑫新能源是祥邦科技（胶膜生产商）的全资子公司，胶膜产品定位高端，主要服务主流一线组件大厂。 “最近，整个市场上的原料粒子价格都纷纷上涨，三井的原料也不例外。另外，这段时间，大小厂的EVA胶膜价格都在上涨，我们也在最近对EVA胶膜价格进行了一定调整，较之前上浮3到5个点左右。”张杰说。 他同时表示，同行的POE胶膜价格前段时间也上调了，涨幅约0.7元/平方米。但该公司的POE胶膜价格水平截至目前并没上调，“3M 品牌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没把成本压力传递给客户。” “相较其他企业，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原材料供应稳定，这也是我们能控制成本的主要因素。”据他透露，祥邦科技的POE胶膜上游原料粒子向日本三井化学采购，这有别于其他材料生产商的供货渠道。三井化学产品的高质量和稳定性是得到同行的一致认可，这也成为祥邦科技POE胶膜自2015年起就被海外用户所认可的最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双面技术的进步及终端市场对双玻组件越来越高的接受度，光伏组件制造企业争相扩产，对玻璃、POE胶膜等封装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第三方机构预测，2019年全球双面组件渗透率约10%-15%，2020年会进一步上升，达到15%-20%。 “实际上，我们预计在一线组件大厂，双玻的比例会达到40%以上。随着双面技术兴起，这两年我们不同产品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占比也开始变化，EVA占比逐渐减小，POE比例显著提升。现在，我们POE产能的占比超过了80%。”张杰说。 对于降本，他表示，和电池片在组件中的成本占比比起来，公司胶膜的成本占比其实很小。但降本一直是公司努力的方向。因此，祥邦科技的研发重点方向也朝着这方面进行，一是搭配模式的改变，二是把POE的整体成本降下来。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抖音（TikTok）名人布莱斯·哈尔位于美国好莱坞山的住宅内举行多次聚会，多番警告无效后政府强行拉闸停电。 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切蒂19日发布声明，该住所不顾警告举办多次大型聚会，加切蒂授权政府部门可以断开住宅的公共服务。 “有超2000名洛杉矶人、超17万美国人因新冠病毒死亡，我们需要每位居民采取关键的保护措施，阻止病毒的传播。这其中包括不举办或参加会使自己、邻居和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的聚会，”加切蒂说，“尽管收到多次警告，但这间房屋仍然成为好莱坞山上的‘夜店’，公然违反我们的公共卫生命令，举办大型聚集活动。洛杉矶市现在已经切断该房屋的公共服务设施，以阻止威胁我们社区的聚会活动。” 加切蒂还表示：“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重返学校，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我们就必须继续佩戴口罩，勤洗手，并且一如我们今天强调的，避免与他人的聚会活动。所有这些行动能够挽救生命。”
理解“双循环”的四个要点 对于“双循环”内涵的理解，有以下要点： 第一，“双循环”是应对当前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型。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可知，参与全球分工、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使得世界各国都获得好处、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之道。现在之所以提出“双循环”，而且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因为全球化的环境被破坏了。这中间，既有某些国家的人为因素，也有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经济“大关闭”的因素。 第二，中国“内循环”有自身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小国基本上没办法、也没有条件来重建自己的循环，只有中国可以。中国是少数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身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级大市场，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梯度结构，从而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具备建立国内循环体系的经济体。 第三，要想用“双循环”来取代原来的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首先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必须进一步调动企业这一主要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要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企改革，“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其三，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目前跻身全球第一方阵的有利条件，在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我国得以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国资源配置格局。总之，这个从双循环向内循环为主的转型过程，应当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唯有如此，这个转变才是积极健康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第四，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若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指标，则情况不容乐观。十余年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曾高达60%以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逐年下降，2019年依然在40%以上。应当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个GDP的40%，是需要从对外循环转型为对内循环的；有些行业的依存度高达70%、80%！需要转移和被替代的规模如此之大，绝难一蹴而就。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领域要用国内循环代替国际循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要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成本问题、物流问题、适配性问题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损失，蒙受福利损失。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无穷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潜力无穷。“超大规模”主要指市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不仅总量庞大，结构也很完备。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灵活进行调整。而且产业体系完备，从最基础的土地生产物，到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新科技，中国基本上都具备。但是，国内或许可能有“内循环”所需的各种资源，但是不如国外的质量好或者不如国外便宜。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很多企业更多地选择使用国外的资源，有其合理性。如今要把这些同国际市场之间的循环转变为国内的循环，恐怕须费时日。更有甚者，有一些资源、产品和服务，国内原本就是没有的。这些资源和产品构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断点”，若不能有效地弥合这些断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受到阻滞，就会有瓶颈；依据短板原则，经济的增速和质量就会下降，严重者，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当然，这就提供了一个压力，一个迫使我们攻关的压力，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无论是速度和爱是质量，都会有大的提高。 总之，从宏观上看，超大规模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但是，若要将这个掩盖大量问题的“宏观”，拆分为结构、拆分为微观、拆分为区域、拆分为企业，就会发现存在大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恐怕还要忍受大量的不利冲击。 理性的国家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 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自身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外资的撤离是一个肯定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撤多少、撤哪些领域，等到大家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时，答案很可能会和原来所想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外国企业从中国撤走，中国固然会受到损失，但是，同样的问题是，撤走的企业又该从哪里获得收入？ 一二十年前，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曾经垄断了对中国的铁矿砂供给。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中国造就了澳大利亚的一些百万富翁。如果中国不需要澳大利亚的矿石，当地还会是一片沙漠，当地人还是穷光蛋。因此，世界各国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整个经济过程就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毫无疑问，利用好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掌握好时机、规模、分寸、重点和优先顺序，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这种关系处理好了，我们会游刃有余，福利增进；搞的不好，我们作为主要的需求者，却不能对商品交易的规模和价格置喙。这种极为扭曲的情况，过去我们已经见到多次，今后不能再让它们发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经济由供求两面构成，供求相互依赖，需求没有了，供给还有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理性的国家不会容忍、也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当然，可能一些关键性的产业、关键性产品会发生变化。例如当下的美国，动不动打着安全、人权的幌子，推动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与中国脱钩，这显然会对我们产生较大影响。应对这种情况，当然只能依赖我们自主攻关了。 总之，我个人认为，最终会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是一些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对于其它的民用领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中国经济下滑，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其他国家都会受益。而且，其他国家对于经济下行的容忍程度肯定没有中国高。 我相信，等到这些撤出的企业痛定思痛的时候，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大家若果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发展，就不会有大规模撤离的发生。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必须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受到的影响，给予特别的注意。 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比较大 疫情以来，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逻辑都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实体经济发展不好，流动性肯定会进一步宽松。反之，则会逐渐地收紧。 所以，下半年流动性到底处在何种水平，取决于疫情发展的状况。现在研究经济的人，至少一只眼睛要看疫情的发展态势，要看国内和国际的互相影响。疫情如果得到控制，形势好转，货币政策肯定要稍微收紧，“回归正常”；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还会再放松。目前来看，我觉得下半年宽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本文首发于网易
在中国，BAT等互联网巨头从2014-2015年起陆续布局车联网业务，而从去年开始，华为和字节跳动等公司也毫不掩饰在车联网领域的野心。同时，国内外主机厂也都把更新更炫酷的车联网功能作为下一代量产车型的标配。但不可否认的是，各路玩家尚未找到清晰的商业模式、建立起差异化优势。 作为一家独立第三方服务商，博泰从2009年开始做车联网业务，搭建整合“车载、互联网和手机”三个部分的跨平台体系，为国内外主机厂提供车联网产品和服务。 今年4月，36氪曾报道，博泰宣布获得小米集团的B轮战略投资，将与小米在软件、硬件、语音多场景交互等方面进行合作。而在3月，博泰刚宣布获得东风集团的战略投资。此前，博泰还获得苏宁的数亿人民币投资。 近日，在第十二届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博泰车联网创始人、董事长应宜伦分享了他们做车联网的经验。应宜伦认为，车联网只是一个啤酒扳手，汽车数字化转型和移动商业才是未来的方向。 以下是应宜伦的口述，经36氪删节编辑： 大家都说我们今年是最幸福的，因为融资刚进来，要上市，我们客户也非常多。当一个客户问你要2万块或者1万块的产品，我们的确是有，但当一个客户问你要500块产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在低成本的情况下把车联网硬件、软件、云端、生态做很好的结合，其实是非常大的考验。 车联网很重要的是OTA。小鹏、蔚来、特斯拉等新造车企业比较容易做OTA，因为他们的车型只有2-3个，但如果有40款车要做OTA，各个线束、硬件和屏幕厂家都不一样，做起来会非常难。今天还没有一家公司敢拍着胸脯说解决得非常好。 我们做车联网，现在的确是初级阶段。我们又要做研发，又要做交付，又要做质量保证，又要做成本创新，涉及到太多的知识点。我们公司只有1000多人，大概有12个研发中心，小规模的。有什么idea，给这些研发中心去做，他们马上回答你说“没空”。现在车厂、互联网公司，都遇到这个问题，可能规划1500人的研发中心，最后只招了七八十人。这个行业特别重复浪费，每一家都在干，但是都干不完。 所以说，现在车联网最大的挑战是，看哪一家车企或者哪一家车联网公司能有1万人的研发团队。目前主流的车联网团队大部分在700到2000人，已经很大了。如果是1万人，大概一年50亿的研发费用，车厂不会给你这笔费用，你自己花50亿，公司又无法经营。所以，我们要有更开放的心态，我们更核心的是跟北汽新能源、东风、五菱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把所有的技术开放给头部车厂，跟车厂签订一个合同。这些车厂的车联网团队规模大概500到2000人，我们总体凑成1万人的研发团队。 我们主要做的是中低端车型，因为我们认为，量最大的永远是最好的。你做得再高端，每个车厂供1万台，还是没有地位，但我做中低端，一年供货400万台，这个就是价值。 车联网整个生意的额度，很多人说几千亿美金，被夸大了。整个车联网，不讲自动驾驶，不讲整车架构，讲车联网这一块，大概是2000亿人民币，如果占40%的份额，就是800亿。所以，很多公司热衷于车联网，我是看不懂的。这个市场根本赚不到钱。对于一个13万亿的汽车产业来讲，车联网只是一个啤酒扳手，汽车数字化转型和移动商业才是未来的方向。 地图，人工智能、出行，包括未来很多城市商业，都是全场景的，涉及耳机、手机、电视、耳环、手表、音箱等。所以，博泰车联网从手机车联网、车机车联网和全场景车联网进行构建。我们认为，智能城市和智能交通的核心在于城市的生态和城市的数据能不能真正接通。 不管是汽车前市场还是后市场，最大的一块是汽车销售。我们拿到了江淮大众、新宝骏新零售的资质，为什么？因为整个新零售模式，过去纯靠线上或者线下都不对，我们的核心是把车联网的硬件、软件、云端和数据的能力，结合人工智能支付服务，带动汽车销售往前走。 所以，通过数据分析、用户运营，我们就在想，能不能让一个商店自己跟用户打招呼、介绍自己，能不能让车自己会跟你开窗、摇天窗，上车仪表就是提词器，可能给你介绍车所有的内容，能不能让每个用户自己变成一家2S店、4S店、1S店，让每个用户的手机变成经销商的网络。通过这些尝试，我们今年会有一个多亿的收入，占总体收入还是比较小，但是明年会到50亿。不要狭隘地把车联网停留在车上，要把24小时车联网建立起来，建立手机车联网。 不要狭隘地认为车联网就是娱乐车联网，因为娱乐车联网已经死了，根本没有这个时代，如果放在娱乐上，这不是正常的道路，核心放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上。 汽车行业里，大家都是在存量市场抢食，无非就是车厂的份额你来吃而已，无非就是升级以后，大家买一架更炫的车。车做得再炫，车的使用率只有那么多。 很多人搞自动驾驶搞示范区，到码头、机场和郊区做，甚至到公园里做。但如果把市中心做好，商业模式才成立，因为我们觉得，市中心商业土地面积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把它赋能，同时，不能跟原来太冲突，业态要考虑清楚。 我们认为，智能城市和智能交通的核心不在于5G、自动驾驶技术，而在于城市的生态和城市的数据，能不能真正接通，如果不跟你接通，你做得再好，也只能在示范区玩一玩，所以，我们在跟上海各个街道和居委会合作。 博泰永远不造车，我们让车厂跟我们合作来造，车厂都是造车的专家。我们正在规划下一代的车，大概1-2年内推向市场，是纯L4级的自动驾驶。 未来十年，我们会深耕上海，把上海的19个区域、200个街道一站站打通。真正要做智能城市、智能交通，首先要把线下的生态打通，像美团点评做的地推一样，需要非常基础、非常枯燥的工作。 未来的汽车移动商业模式非常简单，一个就是政府的SaaS服务平台，一个是移动空间的租金。车联网最终的发展一定是通过800亿到2000亿的产业翘动这10几万亿，并成长为40万亿、100万亿。车联网只是一个啤酒扳手，汽车数字化转型和移动商业才是未来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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