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9日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网站近日公布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177号）显示，经现场检查，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300340.SZ）存在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等五宗违规。 一、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经查，科恒股份未及时审议并披露以下关联交易：一是子公司深圳浩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智慧易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签订设备采购合同，确认收入2.57亿元，科恒股份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但浩能科技在2019年与智慧易德签订《退料扣款协议》，并按协议完成相关设备配件退货及账务处理，该笔销售退回合计影响公司2019年销售收入3280.75万元，影响2019年利润总额441.87万元，冲减净利润375.59万元。科恒股份未对该销售退回事项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二是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9年6月17日向董事长万国江借款400万元，并于2019年6月20日还款，公司未对该事项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二、应收账款减值计提不充分。2018年4月至7月，科恒股份与湖州南浔遨优电池有限公司签订了锂离子正极材料买卖合同，合同金额693万元。因南浔遨优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向法院申请对南浔遨优执行财产保全，按照应收账款余额387万元冻结南浔遨优相应财产。2019年11月，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19）粤0704执1657号），未发现南浔遨优存在任何可执行财产，并于2019年12月中旬将裁定书送达科恒股份。公司仅依据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的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2019）粤0704财保42号）按账龄计提了33.32万元坏账准备，未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导致2019年年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少计133.28万元，净利润多计113.29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3.72%。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八条、《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三、存货可变现净值核算不准确。因科恒股份存货相关售价不准确、未考虑销售费用和税费，导致公司2019年底存货可变现净值多计85.55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少计85.55万元，净利润多计72.72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2.39%。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四、收入确认跨期。经查，科恒股份2019年对部分年末发货、次年送达客户的商品，在未取得客户签收单的情况下确认销售收入，导致净利润多计30.14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1%。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五、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不及时。截至2019年末,科恒股份在建工程账面余额7087万元，其中,子公司英德市科恒新能源有限公司K2厂房、K8制氧站、1#综合行政楼余额合计6489万元，占在建工程总金额的91.56%。经查，上述部分工程2019年末已完成竣工验收，达到结转固定资产标准，但公司直至2020年6月才将上述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导致公司2019年少结转固定资产917万元、少计提固定资产折旧5.5万元，2020年上半年少计提固定资产折旧70.49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九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广东证监局判定，万国江作为科恒股份董事长、总裁，唐秀雷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树生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分别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万国江对公司上述全部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唐秀雷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李树生对上述第二项至第五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广东证监局决定对科恒股份和万国江、唐秀雷、李树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当事人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决定书30日内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成立于2000年9月12日，注册资本2.12亿元，于2012年7月26日在深交所挂牌，截至2020年9月30日，万国江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853.77万股，持股比例18.17%。 万国江自2010年11月5日至2020年4月20日任公司董事长，自2019年5月23日至今任总经理。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万国江，董事长，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1964年生，教授级高工，工商管理硕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创办科恒股份，为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研发中心主任等职。公司2020年三季报显示，万国江仍为公司负责人。 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实现营收18.40亿元，同比下降16.45%；归母净利润3043.31万元，同比下降42.91%；扣非净利润1196.02万元，同比下降71.9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21亿元，同比增长668.54%。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信息。 在境内、外市场发行证券及其衍生品种并上市的公司在境外市场披露的信息，应当同时在境内市场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应当及时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报送上市公司关联人名单及关联关系的说明。上市公司应当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并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各方不得通过隐瞒关联关系或者采取其他手段，规避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十五条规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六条规定：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九条规定：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者延后。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九条规定：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十八条规定：固定资产应当按月计提折旧，并根据用途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 上市公司董事长、经理、董事会秘书，应当对公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长、经理、财务负责人应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责令改正； （二）监管谈话； （三）出具警示函； （四）将其违法违规、不履行公开承诺等情况记入诚信档案并公布； （五）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六）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 以下为原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0〕177号 关于对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万国江、唐秀雷、李树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万国江、唐秀雷、李树生：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号）等规定，我局对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或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经查，科恒股份未及时审议并披露以下关联交易：一是子公司深圳浩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能科技）与关联方深圳市智慧易德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易德）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签订设备采购合同，确认收入25,749.36万元，科恒股份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但浩能科技在2019年与智慧易德签订《退料扣款协议》，并按协议完成相关设备配件退货及账务处理，该笔销售退回合计影响公司2019年销售收入3,280.75万元，影响2019年利润总额441.87万元，冲减净利润375.59万元。科恒股份未对该销售退回事项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二是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9年6月17日向董事长万国江借款400万元，并于2019年6月20日还款，公司未对该事项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二、应收账款减值计提不充分。2018年4月至7月，科恒股份与湖州南浔遨优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浔遨优）签订了锂离子正极材料买卖合同，合同金额693万元。因南浔遨优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向法院申请对南浔遨优执行财产保全，按照应收账款余额387万元冻结南浔遨优相应财产。2019年11月，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19）粤0704执1657号），未发现南浔遨优存在任何可执行财产，并于2019年12月中旬将裁定书送达科恒股份。公司仅依据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的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2019）粤0704财保42号）按账龄计提了33.32万元坏账准备，未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导致2019年年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少计133.28万元，净利润多计113.29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3.72%。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八条、《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三、存货可变现净值核算不准确。因科恒股份存货相关售价不准确、未考虑销售费用和税费，导致公司2019年底存货可变现净值多计85.55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少计85.55万元，净利润多计72.72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2.39%。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四、收入确认跨期。经查，科恒股份2019年对部分年末发货、次年送达客户的商品，在未取得客户签收单的情况下确认销售收入，导致净利润多计30.14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1%。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五、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不及时。截至2019年末,科恒股份在建工程账面余额7,087万元，其中,子公司英德市科恒新能源有限公司K2厂房、K8制氧站、1#综合行政楼余额合计6,489万元，占在建工程总金额的91.56%。经查，上述部分工程2019年末已完成竣工验收，达到结转固定资产标准，但公司直至2020年6月才将上述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导致公司2019年少结转固定资产917万元、少计提固定资产折旧5.5万元，2020年上半年少计提固定资产折旧70.49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九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万国江作为科恒股份董事长、总裁，唐秀雷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树生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分别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万国江对公司上述全部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唐秀雷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李树生对上述第二项至第五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科恒股份和万国江、唐秀雷、李树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0年12月21日
由京秦热电、中建信息及中国移动秦皇岛分公司三方合作实施的危险作业实时监控系统于日前正式投入运行。该系统充分利用移动视频设施和工业5G网络，实现用较小成本对不同位置的危险作业进行全面灵活视频监控的管理要求。 据介绍，项目依托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打造的生产现场高危作业实时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为建立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移动安全管控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实现京秦热电运维智能化、现场作业信息化、安全管理全面化奠定了基础。 中建信息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高科技企业，近年来深耕人工智能领域，着力于将5G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应用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在该项目中，中建信息结合电力企业特点，自主研发了智慧安全风险管控系统解决方案，为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科技化提供了有效手段。
为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规则统一，完善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制度，促进我国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12月28日联合发布《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自2021年5月1日施行。 企业债、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共同组成了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以前，这三种债券的信息披露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办法》首次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各环节的信息披露要求，有利于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优化信息披露流程和要求、增强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度，对于完善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推动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部门联合推进债券市场规则统一 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联合推动《办法》出台，实现了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四个统一”：统一信息披露基本原则；统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统一企业、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统一存续期重大事项认定标准及披露要求。 在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框架下，三部门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发展、推动规则统一的有效举措。包括完善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债券处置机制，建立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机制，实现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评级互认和统一的市场化评价体系，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 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核心，也是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市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而前期债券市场个别违约事件，也侧面反映出目前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办法》统一了企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和职责。统一债券发行及存续期信息披露的要件、内容、时点、频率，要求建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范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并对企业内控制度和独立性提出要求。 针对此前不同券种对重大事项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结合新证券法有关规定，《办法》明确了二十二项可能影响企业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例如企业转移债券清偿义务、企业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等，同时还统一了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时点，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明确债券违约等情形披露要求 围绕投资者关心的债券违约、债券本息未能兑付、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等特殊状态，《办法》明确了特殊状态下的信息披露要求。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首次明确企业进入破产环节后，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由破产管理人承担。为与会议纪要做好衔接，《办法》专门增加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具体信息披露安排。 《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由破产管理人承担，企业自行管理财产或营业事务的除外。企业或破产管理人应当持续披露破产进展，以及企业财产状况报告、破产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其他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 在债券违约方面，《办法》首次对企业被托管或接管、转移债券清偿义务、债券违约等特殊情形下的信息披露进行规范，保障信息披露连贯性。 《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债券发生违约的，企业应当及时披露债券本息未能兑付的公告。企业、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企业财务信息、违约事项、涉诉事项、违约处置方案、处置进展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 此外，为避免债券发行人恶意转移资产的情形，《办法》第十三条明确，企业应当披露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 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建设 《办法》的发布，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又一重要工作成果。 在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推动约束机制建设方面，《办法》以债券市场统一执法为基础，建立“行政手段＋自律措施”的惩罚体系。《办法》明确，证监会依照证券法有关规定，对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和行政处罚，开展债券市场统一执法工作。 在跨市场统一执法的基础上，公司信用类债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违反《办法》规定的机构和人员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监管措施，市场自律组织可以按照自律规则对企业、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违反自律规则或相关约定、承诺的行为采取自律措施。
银保监会12月29日发布关于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称，一些网络平台为获取海量客户，通过各类网络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对此，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0年第六期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合理使用借贷产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背后隐藏的风险或陷阱。 一是信息披露不当，存在销售误导风险。一些机构或网络平台在宣传时，片面强调日息低、有免息期、可零息分期等优厚条件。然而，所谓“零利息”并不等于零成本，往往还有“服务费”“手续费”“逾期计费”等，此类产品息费的实际综合年化利率水平可能很高。部分营销故意模糊借贷实际成本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理解或认识。 二是过度包装营销，陷入盲目无节制消费陷阱。一些机构在各种消费场景中过度宣扬借贷消费、超前享受观念。这种对贷款产品过度营销、过度包装的行为容易诱导无节制消费，尤其易对金融知识薄弱人群、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青少年等产生误导。有的未成年人、青少年在网络平台借钱后，给明星打榜、集资、包场、送“粉丝应援礼”，“借贷追星”现象蔓延。盲目借贷、盲目消费终会侵害金融消费者自身权益。 三是过度收集、滥用客户信息，存在个人信息使用不当和泄露风险。一些网络平台的网贷营销罔顾消费者利益，利用“土味”“奇葩”广告吸引流量，套取客户信息。在营销或借贷过程中，通过广告页面过度收集并滥用客户信息，甚至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客户信息在平台方、贷款机构、出资方等之间流转，侵害了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四是无序放贷，导致过度负债。一些网络平台宣称贷款手续简单，诱惑消费者点击办理，有的机构甚至给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低收入人群等过度放贷，进行暴力催收，冒充司法机关恶意催收，针对借款人亲属朋友进行催收，引发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 针对这些过度借贷消费营销行为，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坚持从实际需求出发，树立量入为出的理性消费观，远离过度借贷消费营销陷阱。 第一，理性消费，量入为出。要认真看清借贷产品内容，某些营销过度宣扬的“借贷消费”“超前享受”“借贷追星”行为不值得提倡，不值得效仿。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要有正确评估，杜绝不计后果盲目借贷、盲目消费行为。过度借贷往往导致资金断流，最终会使消费者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 第二，合理使用借贷产品，切勿“以贷养贷”“多头借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者应了解网络平台贷款、类信用卡透支及分期等借贷产品，知悉借贷息费价格、期限、还款方式等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警惕一些机构或平台所谓“免息”“零利息”的片面宣传。合理发挥借贷产品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度依赖借贷消费，更不要“以贷养贷”“多头借贷”。 第三，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借贷。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注意查验相关机构是否具备经营资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侵害。对不明的电话、链接、邮件推销行为保持警惕，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重要信息，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防范诈骗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市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近期，债券市场个别违约事件也侧面反映出目前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2月28日，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制定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发布，首次统一了公司信用类债券各环节的信息披露要求。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办法》坚持分类趋同，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在吸纳债券市场现有信息披露有益实践的基础上，也为未来持续深化信息披露统一留有空间。 记者获悉，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前期针对《办法》开展了大量调研论证工作，以期建立一套统一、全面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夯实债券市场信用基础。同时，《办法》也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又一重要工作成果。 首次对债券违约等特殊情形信息披露进行规范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个别企业发生债券违约，华晨、永煤等AAA级国企违约被推上风口浪尖，信用债违约关注度上升，也给市场信心造成了冲击。 “实际上，今年信用债市场违约率是比去年略低的，华晨、永煤等少数企业违约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一方面原因是市场对其信息披露情况有诸多质疑。对信用债市场而言，有没有真实、及时、全面的信息披露非常关键。”某金融机构债券投资部门负责人表示，前期债券市场个别违约事件，也侧面反映出目前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首次对企业被托管或接管、转移债券清偿义务、债券违约等特殊情形下的信息披露进行了规范，保障信息披露连贯性。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下称“会议纪要”）首次明确企业进入破产环节后，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由破产管理人承担。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表示，为与会议纪要做好衔接，《办法》专门增加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具体信息披露安排。 《办法》第24条规定，债券发生违约的，企业应当及时披露债券本息未能兑付的公告。企业、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企业财务信息、违约事项、涉诉事项、违约处置方案、处置进展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第25条规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或破产管理人应当持续披露破产进展，包括但不限于破产申请受理情况、破产管理人任命情况、破产债权申报安排、债权人会议安排、人民法院裁定情况及其他破产程序实施进展等。 此外，在永煤债违约事件中，关联方对永煤控股的资金占用现象、母公司变成融资工具等，也是此轮信用债违约事件市场普遍关注的一大焦点。 《办法》第十二条、十三条要求：企业发行债券时应当披露治理结构、组织机构设置及运行情况、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企业应当披露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 “对企业的独立性提出要求，可以解决目前信息披露领域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要高度警惕违约企业发生虚假信息披露，或者是欺诈发行甚至是恶意“逃废债”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些行为对社会环境、对金融市场的信用质量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人民银行下一步将会同发改委、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落实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的法治建设，强化市场纪律，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强化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要求，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和信用评级体系，推动债券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更加健康发展。 解决信息披露领域诸多难点 当前，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主要包括企业债、公司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这三种债券的信息披露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办法》有利于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优化信息披露流程和要求、增强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度,对于完善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推动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内容上来看，《办法》解决了目前信息披露领域的诸多痛点、难点。可总结为“四个统一、三个明确、两个提高和一个监督”。 四个统一，即统一信息披露基本原则；统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统一企业、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统一存续期重大事项认定标准及披露要求。 针对此前不同券种对重大事项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结合新《证券法》有关规定，《办法》第十八条明确了22项可能影响企业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例如，企业转移债券清偿义务、企业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等，企业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等。 三个明确是指，明确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范围；明确特殊状态下的信息披露要求；明确市场自律组织及相关基础设施机构的要求。两个提高则是指，一是提高募集说明书和定期报告的规范性；二是提高投资者保护力度。 记者注意到，募集说明书专设了“投资者保护机制”一章，披露债券持有人会议机制、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违约情形、违约责任、债券违约救济机制和处置程序等与投资者权益密切相关的内容。 “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作为投资者分析债券投资价值的重要信息来源，为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说明书作为债券基础性文件的法律约束力，《办法》首次从格式、内容、投资者类型等维度统一了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的编制要求，在降低因规则不一致而带来的披露成本的同时，提升债券跨市场发行便利性，提高投资者保护力度。”上述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一个监督是指，《办法》以债券市场统一执法为基础，建立“行政手段+自律措施”的惩罚体系。《办法》明确，在跨市场统一执法的基础上，公司信用类债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违反《办法》规定的机构和人员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监管措施，市场自律组织可以按照自律规则对企业、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违反自律规则或相关约定、承诺的行为采取自律措施。 统一监管 近年来，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快速发展，市场参与主体和产品不断丰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框架下，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发展、推动规则统一的有效举措。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会议纪要，针对三类债券的发行和交易活动所引发的三类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统一裁判尺度，完善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债券处置机制。 此后，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第7号）》，同意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办法》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又一重要工作成果。 公司信用类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央行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下一步，央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继续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规则统一，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提升债券市场法治化水平，助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国新办25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近日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相关情况。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意见对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增强社会诚信意识、支撑“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些地方存在信用法治建设不够健全、信用修复困难、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意见对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科学界定信用措施运用范围、规范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范围和程序、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标准，同时明确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的信用修复机制、加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内容。连维良介绍，意见可以用“一个关键词、三项具体措施”概括。“一个关键词”是指所有的信用措施运用要严格依法依规，“三项具体举措”是指通过目录、清单、认定文书的硬举措，对信用措施的应用加以规范，使信用建设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即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一个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纳入信用信息记录必须以目录为依据；在国家层面要制定一个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对于严重失信行为实施惩戒或者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必须要以清单为依据；对要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必须依据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文书或者以执法文书为依据出具的正式认定文书。当前，个人征信信息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意见明确规定加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首先要在涉及个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开、使用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到严格依法依规，同时还要严格落实责任，严格技术保障，明确“经手必有责、失职必追责”，采取技术手段防止各种网络攻击和恶意篡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征信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人民银行将不断加强对征信市场的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的强度，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客户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对发生了信息泄露甚至违规倒卖客户数据的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以及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从严惩处，形成监管震慑。今年年初，人民银行的二代征信系统顺利上线，进一步提升了征信系统的服务能力、安全性和便利性。不少企业关心信用修复的情况，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司长陈洪宛表示，信用修复机制正在加快完善过程中，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为意见中明确的三种：失信行为整改后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行为整改后停止公示失信信息，失信行为整改后屏蔽或删除失信信息的记录。他表示，信用修复的基本前提是要彻底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对一些特别严重的失信行为且不良影响无法挽回的，按照规定不能予以修复，比如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不断改善小微企业融资征信服务，比如通过建设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陈雨露介绍，今年以来这一服务平台已经促成中小微企业融资近2万亿元，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超预期的支持。明年全国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将正式上线运行，人民银行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更高质量的动产抵押和权利担保服务。（记者 赵展慧）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6日 02 版）
12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交易数据交换协议》《资本市场场外产品信息数据接口》两项金融行业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高莉介绍，《证券交易数据交换协议》（简称STEP）金融行业标准自2005年发布以来，2014年进行了修订。STEP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提高全市场证券交易数据交换规范性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业务的快速发展，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沪港通、深港通等与外部对接需求逐步增多，亟须参照升级后的《金融信息交换协议》国际标准，结合国内证券交易实际需求，对STEP标准进行再次修订。STEP标准的修订实施将进一步规范证券交易数据交换接口，增强接口适应业务创新变化的灵活性，有利于降低行业技术开发成本和风险，提高数据的可靠传输及系统的安全运行，有效降低国际市场参与者接入国内市场的技术门槛。 《资本市场场外产品信息数据接口》金融行业标准针对在报价系统或证券公司柜台发行的场外产品类型，规定了产品信息数据接口的数据化要求、分类模板、数据化过程和产品信息，适用于产品注册、产品销售以及其他数据交换场景。标准的制定实施，可以有效规范相关场外产品的分类模板、元素定义和接口形式，有利于产品信息在产品管理人、产品发行人、产品销售机构、监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信息中介和合格投资者之间高效流转，有利于产品信息的跨平台、跨系统、跨行业交换，以及产品信息的标准化采集和相关业务监管。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信息化建设工作，着力增强基础标准化建设，不断提升行业标准化水平。”高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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