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由深商会、深商十大产业联盟、青岛市社会组织总会及青岛国际职教城联合主办的2020深圳高科技高成长论坛在深圳举行。大族激光、建科院、云天励飞、三诺集团、优必选等深圳企业的董事长齐聚一堂，聚焦高新技术、前沿科技，论道后疫情时代产业和企业发展方向。 “危”中孕育新机遇 “企业需要考虑的不只是恢复，更多的是快速转型和寻找机遇。”深商投融资产业联盟主席、三诺集团董事长兼CEO刘志雄说。 疫情发生后，三诺集团迅速行动，转产口罩，从决心投产口罩生产到第一只口罩下线，仅用时10天。三诺集团已建设10万级无尘无菌生产车间，在深圳、北海、凭祥三大口罩生产基地先后投产上百条全自动口罩生产线和7条高速机口罩生产线，日产医用口罩1000万只，月产约3亿只。 在深商生命健康产业联盟执行主席、北科生物科技董事长胡隽源看来，未来健康产业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挑战及令人振奋的发展机遇。对企业而言，如何应对疫情，答案是“充满信心，突破再重构”。 新基建成为新引擎 “新基建”也是此次论坛的高频词。 “未来5年，包括5G、AI、新能源在内的新基建领域投资额将达10万亿元。”深商AI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周剑认为，新基建开启智能机器人新时代，智能机器人也成为新基建的新载体。 周剑表示，目前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核心人才缺口较大。“优必选正大力拓展AI人工智能教育。未来，优必选科技将以智能机器人为载体、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大力推进新基建。” 未来，新基建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深商低碳智慧产业联盟执行主席、云天励飞董事长兼CEO陈宁看来，用ABC（AI、大数据、云计算）模式构建新型数字城市，构建1+1+N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城市综合治理体系，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将成为未来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城市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即智慧城市。”深商低碳智慧产业联盟主席、建科院董事长叶青表示，智慧城市未来有着无限可能。 硬实力引领新发展 疫情带给深圳企业诸多思考，“软实力与硬实力”就是其中之一。 疫情发生后，深圳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高新技术，在病毒溯源、对症药物、疾病预防、疫苗研制、重症救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深圳科技防疫的“硬核”力量。 后疫情时代，如何以创新驱动为企业打造突围与再出发的新动能？深商高端制造产业联盟主席、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总经理陈焱认为，集成研究、协同攻关，加强重要制造业领域、重点生产环节和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生产工艺的技术研发，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是中国制造企业的突围之路。 深商品牌发展产业联盟主席、波顿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明凡坦言：“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信心放在自己的企业里，把最好的核心团队留下来，相信所有的创业者都会得到更好的回报。”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的落地，“海南热”持续升温，多个海外推介会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近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合中国美国商会通过视频方式举办推介会，向美国企业推介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及投资机遇。3M公司、星巴克中国、英特尔中国、艾默生、华纳兄弟、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5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重点关注高新技术、绿色能源、大数据、贸易、农产品、影视等投资合作领域。 6月初，境外商会联席会议及首批成员商会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投资机遇推介会，在全球五大洲共55个分会场通过“云视频”方式举行。多家境外商会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约定将通过互设联络点，在信息共享、展会合作、贸易投资促进等方面开展合作，合作重点将集中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领域，以及免税消费品、邮轮游艇、文化体育、航运船舶、航空产业、油气化工、融资租赁、离岸贸易等18个细分产业。 不少国内外企业、投资者已闻风而至。据统计，《总体方案》印发后不到2周，35个重点项目顺利签约。其中，既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携程集团、美团集团等企业投资的项目，也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和高校的项目，以及飞机融资租赁、离岸贸易结算等具有自贸港特色的项目。 另据统计，4月13日海南省集中签约100个项目至今的2个多月时间里，已有13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签约落户海南，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布局，投资领域涉及融资租赁、航运船舶、航空、离岸贸易、农产品、新能源汽车、医药、消费、金融等方面。 目前，已签约项目企业中有近30家世界500强企业，包括中远海运、招商局、中粮集团、中石化、中铁集团、中国医药集团、延长石油、阿里、腾讯、复星集团等国内大型集团公司，以及新加坡淡马锡集团、美国普洛斯集团、英国哈罗公学等外资公司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
2000年5月18日，作为江西交通领域率先探索者，赣粤高速（600269）迈入资本市场，在上交所成功上市。上市20年来，依靠多元化融资渠道和良好资信，先后投资建设多条高速公路，大力布局多元产业，为完善江西高速路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二十而冠，未来可期。乘着新时代东风，恰逢建党99周年来临之际，赣粤高速在南昌召开第三次党代会，会议指出未来5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公司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科学治理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质增效为主线，全力推动通行服务迈上新台阶、产业经营创造新效益、内部管控开启新局面，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赣粤”。 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会上重点提到要始终做好“两个坚持”，确保提供高品质通行服务基础上，力争通过5年时间再打造1—2个对整体经营利润形成有效支撑的产业，努力实现竞争性子公司整体利润的逐年递增。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党建工作在“引领”中“融合”，从“有形”跃向“有效”。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年度考核比重，要求党组织书记每年必须对抓党建工作进行专题述职，对领导班子和领导成员抓党建工作履职不到位进行严肃问责，确保基层党建“走在前列”。立足职责定位，更加自觉地服从于国家和全省战略，不折不扣地承担好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任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始终坚持人才强企。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切实制定出与发展战略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面打通职级、序列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在核心业务领域形成高度密集的人才优势，营造充满希望的环境，点燃各类人才期待成长的火焰。 赣粤高速还提出一系列具体经营管理工作新举措。一是服务要再提升。积极做好取消省界收费站后的高速公路运行保障，完善新模式下ETC车道的安全畅通。加强建养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方面技术研发，以打造“智慧高速”为主攻方向，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高速公路运营中深度应用。二是效益要再提高。针对收费主业，加强收费任务考核，提升通行服务收入。制定盈利和成本控制目标，科学进行预算管理，强化降本增效；针对多元产业，充分利用高速公路资源优势，重点以智慧交通和资本投资为依托，合理做好产业规划，积极探索新基建、物流等朝阳产业，实现未来效益上的倍增。三是管理要再精细。在依法治企上下功夫，持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强化法治宣传，提升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用人机制上求突破，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率先探索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创新思维上做文章，全面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发展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观念。四是改革要再发力，继续推行降本增效考核，重点强化制度执行，逐步加大考核中奖优罚劣的力度，形成激励先进、鞭策落后的鲜明导向；不断优化收入分配考核，对各业务板块实行分类考核，对各项工作实行量化考核，将考核合理分解到每季度或半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指标，确保考核的客观公正，以考核促提升、促发展。 赣粤高速将以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借力资本市场大发展，进一步强化巩固交通特色，持续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的协调增长，为各相关方创造更大价值。
6月21日，海南省政府网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将于7月份开始实施，有效期五年。《意见》明确，严禁将商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项目用地捆绑或搭配供应，严禁以项目招拍挂、协议出让代替土地招拍挂实施土地供应。 《意见》要求切实保护耕地，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建设活动占用耕地。对开发边界范围内新增生态绿化用地、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的零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路面宽度不超过8米的农村道路(含乡村旅游道路)用地等，采取“只征不转”“不征不转”方式利用土地。依法开展节地评价，总结推广节地技术及模式，促进土地复合利用、立体利用、综合利用。 《意见》要求规范土地出让行为。严禁将商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项目用地捆绑或搭配供应，严禁以项目招拍挂、协议出让代替土地招拍挂实施土地供应。对混合用地，应明确各类用途比例，按主导用途对应的用地性质确定供地方式，实行整体供应。严禁违规设置竞买条件。商品住宅用地和一般商业服务业用地原则上不得设定竞买资格要求。在不影响公平、公正竞争，不排除多个市场竞争主体的情况下，工业用地、仓储用地、营利性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城市重大标志性建筑及重点产业项目用地或产业集聚区用地，可设定产业类型、行业排名等竞买资格要求。 《意见》要求强化土地供后监管，健全违法用地查处机制。健全土地供后监管常态化机制，明确巡查责任到人，实现巡查全市覆盖不留死角。建立涵盖各相关部门的土地执法共同责任制，实行“市-区-镇（街）-村”四级巡查防控，强化属地监管主体责任。畅通社会举报渠道，建立重大典型案件区级“公开调查、公开处理、公开追究、公开曝光”机制和市级挂牌督办制度，坚决依法处罚到位。 “此类规定更大的侧重点在于规范住宅用地的供应。”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从这几年海南经济发展情况看，产业用地供应力度在逐步加大，但是往往也存在一些“打擦边球”的做法，在供应相关产业用地的时候，为了吸引企业拿地或投资，会给予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和开发的优惠，这样反而扭曲了此类产业用地的发展。所以割断此类联系，也是为了促进用地供应的规范，同时也防范各类企业拿到产业用地后，违规开发房地产项目。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表示，该政策的出台表明当地政府对土地出让仍将延续严格管控的思路，这也与此前海南省高层关于“海南不是房地产加工厂”的定调相一致，目的就是要严防房地产炒作，而严防房地产炒作先从控土地出让开始。
◆新基建本身会形成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 ◆在加快新基建“硬”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以新基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软”环境，以产业繁荣和创新活力来衡量新基建的实际成效 ◆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背景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还将为疫后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理解新基建的经济性质、把握新基建的重大机遇、培育基于新基建的新产业是加快新基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月27日，山西阳煤集团新元煤矿，井下设备产生的各类数据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到地面 梁晓飞摄/瞭望" data-link=""> ▲ 5月27日，山西阳煤集团新元煤矿，井下设备产生的各类数据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到地面 梁晓飞摄/瞭望 与传统基建有四个不同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新基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一是从服务的对象看，老基建如机场、铁路、公路等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便利；而新基建如 5G 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针对的是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点对点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资金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便利。 二是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 100 公里的高速公路投资规模至少 40 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二三十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 三是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有的虽然采用 PPP 模式，但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在投，前几年组建的铁塔公司也是以企业形式存在。 四是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万亿级投资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 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规模达到 6.4 万亿元，在 GDP 中占比达 7.1%。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我国 5G 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 3.3 万亿元。其中 5G 基站将会有 500 万~600 万座，每座 20 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 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 180 个。一般 10 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就有 1800 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 5 年将会增加 1000 万台服务器。这 1000 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 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 5 年将至少有 30 亿~50 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 2 万亿~3 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 5G 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智移云”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颠覆性改造传统产业 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经济形态结合就会产生颠覆性改造作用：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 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 60 余个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 5 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约近 300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200 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 10% 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 2000 亿美元以上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自 1760 年代至 1840 年前后，标志是机器替代人力，那个时候的清朝还处于沉睡状态；第二次工业革命，自 19 世纪 90 年代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灭亡前后的动荡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自 20 世纪 40~50 年代至 2010 年前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其中。 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 2010 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09 年，华为开始布局 5G 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 5G 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 5G 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2010 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2011 年，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 1/4；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至世界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全面超过国外在华数量。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重在应用重在规则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其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的区域，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这样的地方也搞数据中心就需要三思而行。 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市场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市场以 IaaS 为主，公有云 SaaS 占比仅为 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 SaaS 为主，占比达到 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水平。与美国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进入缓慢增长期，已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 20 位的上市公司，7 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 20 个上市公司市值的 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 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在加快新基建“硬”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以新基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软”环境，以产业繁荣和创新活力来衡量新基建的实际成效。
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应对之策——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18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则使得外部环境加速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也使得全球化的弊端进一步显现。 过去粤港澳大湾区受益于全球化红利，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而在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下，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不容忽视。对此，我们为粤港澳大湾区长远发展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 1 逆全球化与中美贸易摩擦 （一）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序幕。此后随着各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整体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地理大发现到一战爆发。这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由欧洲各国轮流主导，在工业革命的助力下，欧洲资本主义先行国家凭借武力，瓜分全球市场，并通过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攫取了全球化进程的红利。 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二战后，美国、苏联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成为此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借助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更为完善的全球化秩序，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第三阶段是苏联解体到2008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主导着此轮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时期，WTO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得世界贸易体系更加完善、跨国企业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载体、技术进步让国际间交流更为便捷，种种因素推动着全球化不断深入。 在这一时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国际分工专业化、全球市场规模扩张、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式，全球化提高了整体的经济增速，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让世界各国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美国等主导国家攫取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而亚洲四小龙、中国等国家也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学习先进技术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具体来看，1961-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73%，而高收入国家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51%，略低于全球平均增速，但是考虑到高收入国家较大的经济体量，能够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已是不错的成绩。而中等收入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同比增速到了4.57%。 （二）2008年后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 全球化在推动全球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而逆全球化的呼声从未停止。而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使得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而目前世界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够替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引擎。2008年，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带动全球经济好转，2008-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84%和43.72%。但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下滑。 第二，债务驱动模式难以维系。次贷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借由政府大规模举债（如“量化宽松”、“降息、负利率”）刺激经济。此后，虽然债务驱动了经济复苏，但是欧美国家经济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债务驱动的模式不仅难以持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此后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便是这时候埋下的隐患。 第三，科技进步放缓，难以出现新的技术进步革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上行，但这一趋势在2000年后转向下行，信息技术密集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与其他部门趋同，反映出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上行趋势已经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投资欲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资本错配（资金不愿意投向实体）、企业负债上升（实体企业没钱投资）等问题更是使得本来已经处于下行态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滑。2008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不如危机之前。 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得各国对存量蛋糕的竞争加剧，而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挤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动、国内阶级固化等原因，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开始再度抬头，此前桥水基金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正处于二战后的最高点。 深入来看，在逆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级趋于固化。 当资产增值速度超过了薪资待遇上涨幅度后，资产阶级与工薪阶层的差距便会越拉越大。2008年之后，由于全球央行大放水，市场资金充裕而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强，于是资产纷纷流入金融市场，2009年之后美股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牛市，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则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 另外金融危机中，由于“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存在，大公司反而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资助渡过难关，而中小企业反而只能被迫倒闭，这也加剧了阶级的分化。即危机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反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 “富者愈福，而贫者愈贫”。数据显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和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在2008年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其中财富基尼系数远高于基尼系数，也反映出了发达国家内部财富明显向上层聚集的现象。 政治精英们出于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吸引选民选票等考虑，加上国内问题积重难返，有意将矛盾向外转移，于是全球化则成为“背锅侠”，各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竞选时便一直声称“中国正抢走美国制造业的工作”，他当选后，美国到处发起贸易摩擦，退出各类全球协议或国际化组织，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三）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进程 2020年1月开始爆发的疫情，对原本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往往经济越发达，参与全球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疫情越是严重。 具体来看，疫情爆发首先冲击的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停产停工，使得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原材料与中间品被迫停工。之后随着疫情的蔓延，其他各国纷纷停产停工，全球化供应链被打破。 而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各国政府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如加强边境管制等，全球的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海运、航运等方式均被迫暂停。直观的体现便是，诸多海运、航空公司被迫停止运营，并纷纷宣布破产。 在国内经济活动暂停、国际贸易大幅下滑、企业投资欲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陷入低谷，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为-3.03%。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内部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在没有革命性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回升的背景下，未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的逆全球化也反映到了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将疫情的锅扣在中国身上，美国宣布或会针对疫情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措施，并且此前再次制裁华为，有重启贸易摩擦的迹象。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疫情更是给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化重重一击。可以预期，此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越发明显。 2 疫情冲击与中美贸易摩擦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开展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而疫情的爆发更是使得粤港澳湾区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一）全球供应链冲击 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下（贸易、投资全球化），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在欧美的主导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不同，形成全球化的产业分工。而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维护原有全球的产业分工结构。 此前，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欧美等国家凭借着技术、资金的优势，主导研发、销售环节，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更多的是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另外，在行业上，中国发展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依旧缓慢。 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虽然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试图力争上游，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2015年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准备将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但是这样的转变是对原先的全球分工体系的挑战。于是，美国在2017年针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调查的核心便是确定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的作为、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歧视性。 此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是美国的核心目标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无论是关税清单、还是实体清单，美国主要针对的就是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业。如此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对中国相关行业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可以注意到即使是在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更多的是扮演着加工厂的地位，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以深圳为代表的湾区内部培育出了中兴、华为等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但是在相关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相关企业依旧极其依赖进口。 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也能看出，过去几年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5%左右，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一直呈现上升态势。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更多的是产成品，如手机、计算机等，但是进口更多的是中间品，如芯片等，这就使得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具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指标。一般来说，工业增加值率可以简单地反映地区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高工业增加值率反映了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处于高位。从高技术制造业来看，广东相关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占比均处于35%的水平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广东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并没有掌握核心科技。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珠三角地区的核心产业，粤港澳大湾区也明确指出要以深圳、东莞为核心打造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在整个行业分工上，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负责下游产业，如消费电子等，并且多是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富士康等著名组装企业均在珠三角落户，而如华为、oPPo等著名手机厂商也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研发。 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一个避不开的问题便是“芯片”问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一直致力于发展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据工信厅数据，全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大企业广东占据3席（海思半导体、中兴微电子、汇顶科技(行情603160,诊股)），但是国内芯片距离国际高端芯片的差距依旧明显。 而美国也抓住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无芯”的软肋，有针对性的发起限制。2018年4月，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行情000063,诊股)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当时，中兴通讯绝大部分手机均是使用美国高通的处理器，美国制裁对中兴的日常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此后在2019年，美国将矛头对准了华为，通过将华为加入“实体名单”等措施，试图打击华为的发展势头。2020年5月美国又表示将限制中国华为继续使用美国技术与软件生产制造芯片。由于处于行业的上游，美国的措施有效的打击了位于行业下游的企业。 在中兴和华为的事件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优点，有效的打击了中兴和华为。虽然，中兴事件过后，中兴、华为等企业通过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实施“国产替代”等措施，尝试逐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但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核心关键领域上，美国企业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华为、中兴只是典型，除了他们，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美国的针对范围以内，如今年5月份，除了华为外，美国将33家中国实体和个人加入“实体清单”，如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深网视界（深圳）、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等高科技公司均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依旧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其自主研发难度高，中国想要向产业链上游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对外依赖程度较大的情况下，美国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打击，无疑会对湾区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技术受限，影响企业发展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与产业发展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已经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扩散这样的一条完整的路径，如高速铁路技术在发展之初主要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中国在引进后，通过自主学习再创新，在高速铁路技术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而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专利技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金额达到了356亿美元，同比增长25%。而同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金额仅56亿美元，刚好就是进口金额的零头。 而且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数据，中国有2.3%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过国外专利，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参与率为1%，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专利技术的交易更为频繁。 但是由于国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保护更为重视，中国企业在引进相关专利技术上会更加困难。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访谈数据可以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反映遭遇技术引进难的比例达到12.5%，而非新兴企业的比例仅为7%，外企更不愿意将高端技术外流到中国。 从行业上来看，面临专利技术引进难问题排名前三的领域依次分别为材料技术（40.3%），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37.5%），以及生物技术（17.2%）。以芯片为例，有不少企业表示，国际技术型企业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即使将部分技术授权（或转让）给中国企业，也会附加种种额外的条件。 而从技术贸易对象来看，美国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技术来源方。二战后，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高地，它凭借着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新兴产业链的最上游。而美国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贸易对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从美国引进专利的企业占比为40.0%，而且有49.9%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的专利技术来源于美国。相对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美的依赖度更高。 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一大风口行业，而发展人工智能行业也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人工智能设计的诸多领域中，国内在技术上距离国际标准依旧具有较大差距，为此中国一直在加大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IBM、微软、谷歌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因而中国在引进人工智能专利的时候，美国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技术引进国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授权的专利数量达到了317件，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启，使得原先的专利授权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被美国加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来说，由于政策的限制，原先很多的专利授权可能会被迫停止。 依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上文我们说到过，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核心便是“芯片”，而国外的芯片技术发展明显高于中国，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芯片技术，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如华为海思、紫光展锐、天津海光等科技公司。 但是很多国产芯片的技术构架来源都是ARM（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知识产权提供商）。另外，ARM在授权时，往往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完全授权给国内，如ARM在国内不开放ARM 32位的指令集授权，并且以依赖着技术垄断的地位，在进行授权时，ARM往往会附加一系列的限制。 底层核心技术的依赖，使得国内“自主研发”的芯片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依旧以华为海思的麒麟芯片为例，华为与ARM一直有着合作关系，而海思麒麟芯片在设计都是基于ARM的底层处理器来设计的。另外如海思其他领域的芯片如鲲鹏 920 芯片，也是基于ARM的技术来进行设计的。 2019年随着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华为的正常性经营行为开始处处受限。其中，ARM宣布由于部分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受到政策影响宣布暂停与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多项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与芯片相关的技术授权。 如果ARM一直停止相关授权，华为的芯片研发能力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之后华为在研究处理芯片的时候就会需要从底层处理器开始探索全新的道路。而且，目前市面上与芯片相关的大多数都是基于ARM，即使华为探索新的底层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行业生态相配合。这意味着如果ARM长期停滞对华为的技术授权，华为很难能够有效的进行应对。 除了华为受到限制，其他公司也受到了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6月美国将海光纳入了“实体清单”。受此影响，AMD也在去年6月份宣布AMD公司不再向海光授权其新的x86 IP产品。（目前主流芯片的4种架构：ARM；X86；MIPS；RISC-V）。而X86是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通用计算机指令合集，也是国内发展高性能PC、服务器处理器无法绕开的障碍。 此前，AMD与海光合作的国产X86处理器已经上市。但是受此影响，海光芯片后续的研发与生产工作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5月份，美国再次将33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云从科技、深网视界等多家公司均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另外从行业上分析，美国加入贸易清单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企业，包括电子信息通讯、AI计算机视觉等先进领域。 目前来看，虽然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但是珠三角在核心技术上相比于国际先进国家技术依旧存在较大的不足，而且也是技术引进的主要地区之一。这就使得美国的贸易制裁会对珠三角地区的科技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 （三）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外迁趋势加强 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外迁趋势进一步加强。 大量企业之所以迁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导致原有的相对价格优势不再。于是部分劳动性密集型产业开始从粤港澳转移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向中西部等周边地区，比如纺织业、家具等行业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外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趋势。 第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国内企业挤占跨国企业市场份额。于是他们被迫外迁中国，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智能手机等行业。以三星为例，据统计，2019年第二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0.7%。受此影响，惠州三星电子在2019年正式关闭，并将产能转往越南、印度等国家。 第三，出于规避外部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会面临更昂贵的成本以及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部分企业会倾向于降低在中国投资，或者迁出中国。 另外，疫情使得各国开始意识到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一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世界工厂）过度依赖的潜在危险，于是开始尝试将制造业回迁，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这也成为了企业外迁的催化剂，如日本计划由政府出资2200亿日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回迁国内。 整体来看由于前面两种原因导致的产业外迁，往往伴随着的是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无需过度担心。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导致的企业外迁，这一类型的外迁由于并不是地区自发出现的，因此更容易导致当地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贸易摩擦首先影响到的便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外贸企业尤其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市场的企业首当其冲。从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能够看出，2018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环境明显恶化，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2017年减少超120万人次，占2018年就业人数的比重为9.4%。 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明显下滑，无论是总资产贡献率还是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的利税相比于2017年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进一步来看的话，私营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私营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从2017-2018年的企业盈利能力我们能够看到，私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其中小微企业的利润总额相比2017年减少113亿元，降幅达到了16.4%。 但是，私营企业是市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经营状况的恶化，使得其只能通过裁员等方式来应对。2018年吸收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小微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于2017年减少了13万人，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较少，且人数变化不大。 分行业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程度越大的企业，经营状况越糟糕。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既是广东最大的产业，也是受贸易制裁最大的产业之一，2018年这一产业的利润总额的降幅最大。 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会使得企业的外迁趋势加快。原先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成本的上涨，部分劳动力、资金密集型企业本就有外迁的趋势，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同比快速下滑，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特别是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同比则快速上涨，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大量企业开始逐渐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地进行生产。 除了直接外迁的企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考虑到较大的外迁成本、疫情冲击下，企业的投资欲望会明显下降等因素，更多的企业会选择推迟、取消投资决策，或者调整供应链。 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来看，面对贸易摩擦初显端倪，国际投资者的反应极其迅速，他们快速缩减在中国的投资，2018年1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52.3%，此后一直到5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一直处于负数区间。 5月后虽然外商投资同比转正，但除了2019年前几个月受翘尾因素影响，同比有所上升，从整体来看，外商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反映出外商正逐步放缓在中国的投资步伐，2019年10月广东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速仅为0.1%。 而大量企业外迁可能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出于第一、二类原因外迁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等市场竞争力较低的产业。但是由于第三种原因外迁的企业更多的是受到贸易政策波及的企业。而美国此次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应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外迁动力会更大。 须知，粤港澳大湾区自发展之初，很多技术便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如在最早的 “三来一补”模式下，由外企提供技术、资金，而珠三角等则主要负责提供劳动力等，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另外，大量跨国企业入驻珠三角也为当地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在这种模式下，珠三角地区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当时，很多企业家往往是工人出身，通过先在外企工作习得技术后，再自己出来单干。 之后，三来一补模式虽然逐渐落后，但是随着大量外企在珠三角落户，其中主要是设立加（代）工厂，如丰田、富士康等，珠三角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大量外国企业将制造环节交给珠三角地区企业，而通过帮助外企进行相关产品的制造，珠三角地区自己也在不断积累相关技术，如丰田汽车落户广州后，广州通过学习相关的管理经验，引进相关的技术，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除了模仿创新外，由于技术本身就具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科技企业入驻珠三角本身也会带动这整个地区范围内创新升级，如一家高科技公司进入深圳后，公司内部高科技人才的外流、与周边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等都会带动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 目前，外资企业也一直是中国创新的主力军，2019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6.1万件，占比79%，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9.2万件，占比21%。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外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创造发明的主力之一，其中外企发明专利数量靠前的几家也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领域，分别是：三星、高通、三菱电机、BOSCH、LG、Intel等。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量外企特别是技术型外企外迁出珠三角，并不利于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此后整体的技术进步与创新。 （四）外贸环境快速恶化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区域之一，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2018年粤港澳湾区内部城市整体对外贸易程度较高，出口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美国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贸易对象，2018年广东省、香港、澳门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分别为23.7%、19.1%、5%，这就使得2018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也更深远。 此外，美国的关税清单和广东省优势出口行业有较高重合度。 关税清单中“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及音响设备”行业涉及金额占比超过清单的40%，也是被纳入最早的500亿关税清单中的行业。“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杂项制品”两类行业涉及金额也明显偏高，占清单比例超过10%。这几类产业也恰好对应的是广东省的前三大出口产业类别。上述三大行业的2018年出口金额占广东总出口比重分别高达55%、6.7%、9.3%。 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对比2017-2019年各市的出口数据，我们也能够看到除东莞、佛山和肇庆之外，其他城市的出口在2018-2019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3 以史为鉴，积极应对外贸环境恶化 疫情的爆发使得原先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刚起步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极具重要性。 （一）以史为鉴，来自东京湾区的经验与教训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逐渐复苏，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日本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产生了威胁，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34.1%。 大量日本商品进入美国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81年的20.1%。于是美国通过加征进口税、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方式开启了美日贸易摩擦，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日美贸易摩擦，但是由于整体上应对措施的失利，日本经济失速。 但是，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日本也有做的比较亮眼的地方，吸收借鉴东京湾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具有极其实现的意义。 第一，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美日贸易摩擦打响后，日本加快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1980年，日本首次明确了“技术立国”的方针，产业发展重点也从技术引进和加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在上世纪末，日本又进一步将这一方针升级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正确的战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优化。 这一时期，日本研发经费明显增加，1960年日本研发经费为2666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2010年日本研发经费合计17.1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达到3.6%。凭借着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制造业提高了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如在汽车行业，日本汽车率先使用了四缸发动机、圆盘刹车、五级变速等先进技术，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加强东京湾区内部之间的协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政府也极其重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东京湾区在地方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分别设立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东京都港湾振兴协会等区域协调机构，从土地规划、城市功能定位到发展各个方面的具体指导，确保东京湾区各区域均衡增长、资源环境协调。 另外，通过产业转移，东京都带动了湾区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并在湾区内实现了有效的产业分工。上世纪60年代东京将一般制造业外迁至横滨市、川崎市，进而发展和形成为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和工业区。此后随着东京湾区制造业进一步向高端制造业发展，一般制造业进一步向埼玉县和千叶县等更偏远的地区转移。 第三，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二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长期占其总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985年到1987年这三年占比高达近40%。 为了缓解美日贸易摩擦的影响，日本政府强烈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其它市场，扩大对其它地区的出口，到了1991年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能够有效的缓解两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第四，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986年日本政府撰写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推行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政策，即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刺激日本经济。通过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降低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增加闲暇消费时间，减少劳动时间等方式，日本内需快速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也在逐渐提高。 （二）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怎样应对 粤港澳大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相似，都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东京湾区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疫情的冲击下，目前粤港澳面临的很多内外部条件与当时的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美日贸易摩擦爆发时，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期。而当下则是逆全球化态势不断上升的时期。因此，在应对措施上，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照猫画虎，需要依据当下的现实，积极灵活应对。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全球两极格局结束，东西两个原本分离的市场合二为一，全球化进程再次加快。借助着全球化的东风，日本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明显改善，虽然美国与日本爆发了贸易摩擦，但是全球的整体贸易规模在不断上涨，东南亚市场前景广阔，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为日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另外，投资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日本国内加快全球化产业布局，通过将落后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转移，一则为国内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二则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攫取投资收益，反哺国内。 但是目前，如上文所说，全球化进程按下了暂停键，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各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纷纷采取了相关的限制措施，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明显上升。而且，全球也很难再有向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可供开拓。 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加大对外投资的难度也在不断上涨。而且，从产业承接国来看，无论是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部分国家，它们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存在明显的较大的缺陷，短期内的产业转移并不容易。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就有着极其广阔市场空间，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域间合作空间较大，因此开拓国内市场、向国内进行产业转移等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具体的在下文会进行详细说明。 1、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自身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核心，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或者是应对疫情产生的外部冲击都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的能力，推动实现湾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很大部分的原因便是针对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打压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产业的发展。另外，2020年美国在此针对华为等创新型企业进行专门的制裁，这也从侧面表明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建议： 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回顾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成熟湾区的发展经验，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逐步实现湾区内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具体来看，一是鼓励创新型主体主要是高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研发投入水平不一，除深圳外，其他市的科研投入较低，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内部研发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 二是打造科研创新平台。推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通过建设沿线的科技（学）城、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基地等，打造创新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的跨境合作平台。另外，可以通过加快建设湾区内部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加快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圳光明科学城等重点创新平台建设等方式，提高湾区内城市的合作水平。 三是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区域创新环境。如打破要素流通壁垒，推动湾区内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在湾区内部自由流动；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建立健全大湾区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使用机制，加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 四是加大创新主体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一方面让高校等科研机构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加快科研成果市场化，让高校的研究更加贴合实际具有现实价值。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除了外迁之外，通过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湾区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美日贸易摩擦时，为了缓解贸易摩擦对纺织业的冲击，日本纺织企业向国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合成纤维进行技术、尼龙技术、聚酯系纤维技术等技术改造，努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也是如此，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向上游价值链发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在产业链分工上，湾区可以将传统产业的制造工厂向外转移，而依旧将总部和研发中心保留在湾区。 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建议推动互联网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传统产业”融合的模式，增强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集中力量在高端环节形成新优势。以纺织业为例，粤港澳湾区可以推动纺织服装等行业与新技术、新材料、文化等元素进行融合，发展智能、个性化的中高端产品，构建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创新创意中心，提高传统纺织业的竞争力。 第三，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顾香港发展，我们会发现在传统制造业外迁之后，如果单一的转向第三产业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并不利于地区的长久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坚持发展制造业，坚持制造业立省不动摇。 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广州、深圳等城市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如广州形成了以汽车为代表的三大支柱性产业、深圳则形成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产业。此后，湾区内部各城市应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城市间的互相协作、政策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 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形成若干产值超万亿元的新支柱产业。 第四，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实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从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一则携手港澳一同构建国际性金融枢纽，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而深圳则是中国金融中心，其他各市也各有特色，通过支持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金融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二则依托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加大珠三角与港澳的合作，引进港澳现代服务业，另外通过加大双方之间的合作，让港澳服务业能够更好的服务珠三角地区。 2、加强区域协作，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加强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协作本就是应有之义，且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作空间。 另外，疫情的冲击其实动摇了长久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让各国开始纷纷反思全球产业链潜在的弊端，如对单一国家过分依赖，于是美日等国家纷纷提出要回迁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的协同，完善区域内的产业链对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以及之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以点带面。将香港、澳门、深圳 、广州这四大中心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核心，通过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作用，带动整个湾区的作用。 以深港合作为例，深圳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规模最大聚集性最强的城市，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达 9110 亿元，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城市，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7.3%，是湾区内科技创新前沿。而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资金充裕；第三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体系完善；高校众多、培育和聚集了大量人才。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双方在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合作上具有较大的空间。 一则深圳和香港在现代服务业上存在合作的空间，通过进一步发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合作区内发展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跨行业并具有产业融合潜力的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及其他专业服务业等，推动深圳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促进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则科技创新方面双方也存在较强的合作空间，通过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加快深圳和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香港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而深圳在技术落地等实践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借由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双方可以在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技术、新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金融科技等方向进行深入的合作。 当前的独角兽大疆科技可以做为这一模式的参考。大疆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公司则是在商业创新氛围更为浓郁的深圳成长，通过两地协同推动了科技成果落地。 第二，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的定位也不同，通过城市之间的协同互补，加快形成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城市体系，这对于完善内部产业链以及湾区之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发展十大战略性支持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一发展规划中对不同城市做出了明确的分工与定位。其中既强调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与其他非核心城市的产业融合，也强调了各个城市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的生产分工。 如广州、深圳在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均强于其他城市，因此很多产业集群均强调以深、广为核心，而其他周边城市则主要配合深圳和广州，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相关的产业集群。 以智能机器人产业为例，广州和深圳可以主要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而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城市则可以承接产品制造等方面的流程，通过建立生产建设机器人生产基地的方式参与机器人行业，另外其他周边城市如肇庆等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则可以承接较为简单的产品零件生产、提供基础材料等方面的工作。 总体而言，湾区内部的城市之间存在梯度发展的现象，且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优势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较强的协作空间，根据各个城市之间的特色，推动城市功能定位与集群发展协同匹配，形成高中低端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布局，有助于湾区的长远发展。为了更好的实现湾区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我们建议： 一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通过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打造城际铁路、快速轨道交通等方式，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通过推动深港西部快速轨道建设，支持澳门轻轨延伸至横琴与内地轨道交通便捷衔接等方式加强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联系。 二是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通过政府间的合作等方式，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大湾区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实现湾区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统筹推进邻避型设施共建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合作等。 三是推进区域合作平台的完善，在和香港、澳门等地进行协同发展时，多是采用建立合作区的方式进行的，如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和香港）、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珠海和澳门）、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香港和佛山）等，通过加快推进相关合作区的建立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发展内需，开拓国内市场 疫情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全球经济预计会出现负增长，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世界其他各国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经济。另外，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也使得出口进一步承压。整体来看，今年外需乏力已成定局。 在外需乏力的背景下，大力开拓本土市场，成为外向型企业的当务之急。而且，我们也要意识到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消费潜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复苏。对此，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且大量就业者面临失业压力，相应的居民的消费欲望也并不高。为了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打开内需市场，政府必须更有作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通过财政刺激的方式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2020年疫情冲击下，各省再次出台相关政策来刺激消费，如为了刺激农村消费，广东省财政统筹安排17.8亿元补贴资金支持汽车和家电下乡，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拉动汽车、家电消费。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居民消费，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消费券等刺激性财政政策确实有效的拉动了居民消费。因此，在接下来的时期里，财政政策要更加的积极有为，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费。 第二，积极转变营销策略，借助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消费平台的崛起，有效的打破了空间上的局限，极大的拉动了国内消费。而在疫情期间，相比线下消费受阻， “直播带货”等线上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如在“五一”期间，京东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45%。 而且在疫情期间，电商平台一直在协助外贸企业转内销。如阿里巴巴再次重启了“春蕾计划”，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据阿里巴巴的数据，最近3个月，外贸企业上淘宝开店的数量增加了160%，而1688平台一个月新增外贸工厂超2万家，交易额超220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湾区内的外贸企业加大与国内电商平台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来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对外贸企业而言极其重要。同时，政府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平台，更好的推动电商平台与外贸企业的合作。 第三，以供给促需求，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充分挖掘需求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在不断增加，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而此前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买买买，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居民并不缺乏消费欲望。 而为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做到以供给促消费，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刺激消费（此前很多企业往往将最优质的产品供给国外，而将次一等的产品流向国内市场）。 另外，大湾区应该加大与内地其他政府合作打破隐形壁垒（如部分地方依旧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实现商品的有效流通。 4、内迁与外迁并重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迁移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传统制造业如何转移，转移的快慢，转移的地点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发展极其重要。 目前，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而相比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东南亚地区，引导产业更好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将产业链保留在中国，完善国内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 第一，中西部承接地必须建立完善的承接产业转移平台以及产业园区等。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城市一则可以通过构建招商平台，有针对性的引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出产业，在引导劳动型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可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的招商引资。 除了主动去招商，中西部地区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园区，为承接产业做好基础准备。以纺织业为例，此前工信部便主动联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构建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通过建立地区产业园区的方式，有序的引导纺织业的转移。 截至2018年底，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建立了36个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其中凭借着海外过渡优势（云南保山轻纺产业园区：边界）、原料优势（安徽望江纺织服装工业园：棉产区）、产业劳动力优势（江西于都县，劳动力丰富）等等优势，部分产业转移试点园区获得了极好的发展。 第二，承接地政府应该提高当地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吸引企业自主转移。一方面，进一步加快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除此之外，加快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硬实力。 另一方面，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当地的“软实力”。相比于粤港澳湾区，中西部城市的营商环境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当地政府应该通过：一、简政放权，减少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难度和时间；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减税降费、给予政策优惠的方式，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三，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现状，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承接地应该综合考虑自己现有的产业发展情况、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进行引进。 除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时，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位于一带一路核心枢纽位置的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5、依托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借鉴东京湾区的经验，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极其重要。而且目前来看，中国具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工厂”的地位未被动摇，大到高铁小到日化用品，“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依旧极具竞争力。 为了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我们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相比于欧美等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充足，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另外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正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平台，2020年一季度，广东对东盟进出口2189.7亿元，同比增长7.7%，东盟成为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未来一带一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在具体措施上： 一则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让国际贸易更加便利。湾区内部如深圳、广州等都有着发达的全球化交通体系，而借助着原有的交通设施基础，稳步推进国际交通枢纽建设，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主要城市的交通覆盖密度对于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极其重要。 通过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能够为跨境旅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等跨境合作提供基础。如2020年来珠海将携手澳门共建国际中转港，使得国际贸易更加的便利，而受疫情影响，空运、海运受阻的背景下，广东石龙中欧班列则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贸企业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 二则构建外贸交易平台，促进各类展会平台提质增效，打造“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窗口。以广交会为例，广交会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也被认为是中国外贸行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充分发挥广交会的作用，有助于带动整个湾区外贸发展。
曾几何时，“比较优势”为自由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并预鉴了上世纪下半叶风起云涌的全球化进程。 自1990年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5%猛增至21%，国际贸易从39%上升到59%，全球化行进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轨道上。在各种要素驱动下，一条条纵横全球却又层次分明的产业链不断发展与延伸，过去集中在一个经济体境内的生产线分拆为数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并根据成本和效率指标分发给世界各地的生产商。 欧美国家凭借工业革命积累的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始终主导着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牢牢把控着低成本地区的产业命脉与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强势货币与资源、财富挂钩（Bretton Woods System与Petrodollar System）模式建立的国际金融秩序，不断左右着国际贸易和区域市场。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在产业与技术上的追赶愈发加快；资本、资源与劳动力非同步流动，也进一步缩小了全球劳动力薪资水平差距。发达经济体体内部也出现了分配不公、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 全球化的痛点在于：政府是自己的，市场是大家的。这种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诉求始终是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分歧与利益纠葛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正是由于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缺失，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利益分配机制扭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去全球化”的思潮也随之产生。此次海外疫情，使得“去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无论是对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民众都要比疫情前更加明显。 时代的深刻变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全球化推向风口浪尖。昔日自由贸易培育的繁荣之花在世界政治风云诡谲的阴云里风雨飘摇。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发展始终是解决一起问题和矛盾的“总钥匙”。立足当下，未雨绸缪，构建更加安全、稳固、粘合且有韧性的产业集群，这是未来我们能够以最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的坚强底气。 我国拥有门类相对齐全、产值较大的产业集群，但是量大还需质优，当前核心竞争力的不足问题导致了部分产业利润不断收窄，一旦外部形势风吹草动，极有可能带来风险的链式集聚。 同时，作为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也是我们要兼顾的重要因素。一些低附加值产业暂时还不能因成本问题而主动转移或放弃。未来产业升级路向何方？ 答案就是依托数字经济这个底层框架，以消费升级为突破口，构建技术引领驱动力，创新金融对产业的托举作用，稳住中小企业生命线，不断提升供应链体系与产业集群的内在韧性与外在粘度，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活力因子。 拥抱“数字”新时代 数字经济作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新形态，已成为信息产业中最具活力的细分市场。政府会议提出了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4月份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发布2020年新基建项目投资计划，推动疫后经济恢复、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的新兴数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老旧设备无法实现数据采集和传输。制造业数字化需要集成、统一的管理平台，通过生产线、车间以及客户需求等端口的无缝对接实现产品、需求、流程、成本、管理的均衡组合。这是实现未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 美国格林维尔工业区GE Monogram工厂，成排的工业级3D打印机正在将陶瓷基矩阵复合材料进行激光烧结，铣床的操作全部由机器人进行监控。内嵌的传感器将各种数据传输至云端的工业互联网进行分析。设备和电脑相互沟通交流，工厂的生产线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供应商、服务商、物流系统连接，不断优化生产。 在农业领域，Wintershine的子公司新加坡水产养殖技术公司（SAT）推出了一个智能浮动养鱼场。得益于智能传感器和系统，该养鱼场可调节鱼类的喂食、水的温度、酸度和其他更重要的参数。作为亚洲国家中的第一个此类水产养殖设施，这种具备气候适应能力的水产养殖设施承诺每年向新加坡家庭提供350吨鱼，以解决鱼类供应短缺的问题。 数字经济驱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产业协同创新赋能，不断增强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敏捷性、适应性和协调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升级应围绕重点行业建设跨行业、区域、企业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同时，通过政策优惠、基金引导等方式，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自动化”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通过政策补贴等方式推广信息系统及专业软件应用，促进企业信息化、数字化水平提升；通过贴息贷款、费率减免等方式加强对生产环节和数字化工程基础设备的数字化改造；对于核心级大型企业，鼓励探索数字化平台搭建，实现研发设计、生产组织、质量控制、运营管理等全流程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协同运行。 构建知识集聚与技术辐射的产业集群网。 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第一要义，但产业集聚不一定催生出创新型集群，行政边界的区位布局与产业分工也不一定能释放出集群预期的活力。 2009年，波特和科特尔斯在《产业区手册》一书中强调，集群是由供应商关系、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知识溢出和学习效果的组合所驱动的。对于我国来说，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打造应立足于粘合知识集聚的科技园（中心）与传统产业集群的辐射网络。 纵观世界知名科技园（中心），有许多都在为全球创新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斯坦福工业园，从起初的租给工商企业或校友企业，到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再到今日的硅谷，它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所在。荷兰埃因霍温高技术园虽然面积只有1平方千米却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150多个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和快速成长的高技术公司，在健康、能源和智能环境领域服务于全球，被评选为每平方米知识专利数居世界首位的智能社区。 随着我国交通网络的建设，城市间的时间距离愈发缩短，但城市与城镇的网络还有待进一步疏通。城镇作为当前众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载体与未来产业转移与升级的主阵地，是打通科技园区（中心）与辐射网络的“最后一公里”。因此统筹区域治理模式，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地域的科技园区（中心）+产业集群网络是构建创新型集群发展的主要路径。 知识辐射、产业集聚、数据共享、要素整合、网络构建成为创新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紧密相关行业和支持性机构的互动既要有政府参与也要有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支持，更要有双方的共识，才能保证产业集群在特定的技术发展方向上不断深化拓展，形成难以复制的综合竞争力。 利用金融创新打通产业链条“血脉”。 我国产业升级的支撑在于中小企业。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普遍共识。主要表现在直接融资渠道的缺失与间接融资渠道的不畅。对疫情影响下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5月28日，财政部发布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指引》明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对绩效评价评定等次为“中”及以上的辖内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予以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补贴、奖励等资金支持。 在具体实践上，可以按照“商业银行+政府增信机制+中小企业客户”模式，由政府通过专业化担保公司和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为中小企业进行增信；商业银行按照担保公司资本金或风险补偿资金的一定比例为增信对象金融贷款融资；也可按照“商业银行+特定融资主体+项目”模式，由特定融资主体统一承贷、统一还款，资金按项目分散使用，贷款本息偿还纳人特定融资主体考核，风险由财政专项基金兜底。 探索充满活力的直接融资渠道是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有效方式。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14次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拓宽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实际问题。未来，应通过设立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中小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商业模式选择适合自身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引导更多市场化资金通过多种形式进入场外市场，增加中小企业交易的流动性。通过跟投制度的设计、锁定减持的规范、市场化的机制强化，减少和避免中小企业在治理方面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立足于大数据下的产业链金融产品创新是大势所趋。数字化进程将极大推动产业链金融产品的创新与运用。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的通知》，多次提及以科技手段提升产业链在线金融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并对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订单融资、保险增信等融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指引和要求。产业链金融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对等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机构信息获取的问题。通过产业链金融信息平台的构建，金融机构可以动态掌握企业经营数据情况，实现风险的甄别与防控，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支持，进而为全产业链进行输血与支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未来面临的挑战与变化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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