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仲9月6日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指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阵痛与蝶变交织的关键时刻。 他表示，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北京人均GDP则超过两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人民币，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财富保值与传承等财富管理服务即将迎来爆发期。 他认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同样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一是居民家庭对财富流动性重视程度上升；二是家庭资产风险偏好下降，家庭资产负债表开始修正，居民保险意识上升、风险偏好趋于理性；三是家庭金融理财行为进一步线上化；四是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房产及其他不动产配置比例日趋见顶；五是财富管理正在走出“刚性兑付”，迈向科学的资产配置，在“资管新规”打破刚兑的影响下，中国家庭科学资产配置需求持续上升。 在范文仲看来，未来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将是降低财富管理市场的“雾霾度”，提高透明度，打造人民大众的理财师。 他认为，重点发展领域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构建“千人千面”的精准家庭财富画像，要求从业者加深对家庭财富需求的了解，充分运用全维度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处理，帮助投资者深挖并诊断自身的财富管理需求。 二是完善金融产品画像和金融机构画像体系，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利用金融科技提供全面的信息，基于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两个维度，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信息展示和风险评估，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帮助投资者强化对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风险理解，降低人民大众理财的信息雾霾。 三是更加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践行财富管理的人文关怀，从“人民大众理财师”的角度出发，填补普惠财商教育空白，帮助投资者形成理性、健康的投资观念，走出只关注收益而忽略风险的误区，在整个市场中形成良好的投资文化。 “我们认为，科技是‘桨’，价值观是‘舵’，风险管理制度是‘压舱石’。这将成为新时代中国财富管理行业乘风破浪的三项基本原则。”范文仲称，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在金融科技赋能财富管理服务的基础上，在几个重要方面要深化改革创新：一是要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筑牢风险底线；二是要重视基础设施制度的建设；三是要牢记金融价值观。
以下为《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测算报告》第二章，核心观点如下： 2018年，我国总体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为9.1%，发生率与家庭收入负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通过具体测算我国的医疗保障缺口，基本医保报销后我国的医疗保障缺口约为9946亿元，不同家庭间保障缺口差异显著。 随着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缓解医疗支出风险带来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另一方面，医疗保险会一定程度上释放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从而促使家庭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 第二章 家庭灾难性支出、健康保障缺口与财务脆弱性 第一节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一、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含义与发生机理 近年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开展大病保险，“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迫切需要”，并针对贫困人口建立起医疗救助制度。不可否认，我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目前的保障水平比较有限。一旦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个人仍面临较高的经济负担，家庭正常生活将遭受严重冲击。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国际常用的衡量医疗财务风险的主要指标。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一个公平的医疗融资体系中，个人现金卫生支出（Out-Of-Pocket Expenditure，OOP）不应严重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结构，如迫使个人或家庭减少食物、住房或子女教育等必要的开支。如果高额医疗支出使家庭不得不减少包括食品、住房在内的必需品以及本该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甚至在长期内耗尽资产、积累高额债务，那么这一支出就是灾难性的。 保险机制是化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有效手段。无论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健康保险，都能通过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方式，有效降低个人自付医疗支出规模，从而降低OOP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减少高额医疗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冲击。接下来，通过模型具体分析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机理和信号以及对医疗保险的敏感度。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综上，个人累积自付总额与预算约束的关系影响个人医疗服务需求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程度：个人累积自负总额在预算约束范围内，意味着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潜在需求能够全部转化为有效需求，这时个人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度不高，甚至在为了获得较高补偿比例而不得不先付出较高自负金额的情况下减少自认为非必要的医疗服务开支；当个人累积自付总额超过预算约束时，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潜在需求只能部分转化为有效需求，但依然可以动用有限的储备预算将部分潜在需求进一步转化为有效需求，而转化程度将直接取决于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支付比例越高，转化程度越高，而且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越大，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程度越高，最终个人医疗服务开支也就随之增加。 图源：小雨伞保险 二、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财政中用于医疗卫生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1.57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卫生支出的增长为人们保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较大，灾难性医疗支出依旧存在，这给一些家庭造成了负担。 本章采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数据库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621个社区，共计14241个家庭，涵盖了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次的信息，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提供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教育成果等方面的信息，同时提供了家庭成员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收入、资产以及医疗费用支出等详细信息，能够为本文研究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我们筛选后的样本为12696，涵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WHO设定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标准（家庭非食品支出的40%），测算中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测算结果显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逐渐降低，2018年相比于2010年降低了5.58个百分点。尤其是2012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实施后，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显著降低。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和农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都普遍降低，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仍然高于城市。统计结果中，农村2016年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略高于2014年，原因可能是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进而导致医疗支出上升，造成数据波动。 表2-1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按人均收入高低进行分组，测算不同收入组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平均标准和灾难性医疗支出家庭分布情况，如表2-2、2-3所示。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收入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存在显著差异，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即使是相对较低的医疗费用支出，也会成为一种灾难性医疗支出，进而影响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费。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地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平均费用和发生概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表2-2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及分布（医保报销前） 表2-3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及分布（医疗保险报销后） 考虑到医疗服务价格城乡差异较小，因此对于城乡收入分组中按照相同的收入等级进行分组，统计结果见表2-4。总体来看，随着收入的提高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逐渐降低。并且，即使是相同收入的情况下，农村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也显著高于城市。 表2-4城乡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已经实现了全面覆盖，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由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侧重于满足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特别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相对有限，重特大疾病的高额治疗费用仍会给部分家庭财务带来灾难性影响。 第二节 我国健康保障缺口测算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健康保障缺口的关键驱动因素，会给家庭财务带来压力。随着医疗卫生支出数额的不同，带来的压力也有所差别，当自付医疗费用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出现放弃治疗的现象。为具体测算我国健康保障缺口的规模，本报告将健康保障缺口定义为以下两部分之和：第一，造成财务压力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并按压力程度打分；第二，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而未治疗的群体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估计。 其中，造成财务压力是指人们不得不做出以下行为：（1）削减可支配收入，如购买更便宜的日常用品、减少奢侈品消费；（2）减少储蓄；（3）向亲戚/朋友/银行借钱；（4）削减必需品开支，如学费、日常用品、水电费支出等。按照自付医疗费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重，判断各压力情景对家庭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具体如表2-5所示。 表2-5压力情景 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部分有以下计算公式：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名义成本=估计医疗费用均值*此类受访者在总样本中的比例*家庭总数。家庭总数由CFPS数据库中家庭数按抽样权数扩大到全国，得到全国的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医疗费用估计值。 测算得出，我国健康保障缺口约为9946.10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保障水平、降低了缺口规模、缩小了保障缺口的城乡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保障缺口呈上升趋势，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家庭的保障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如表2-7。总体来看，医疗保险的保障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效应略高于中低收入家庭，这可能是由于脱贫攻坚背景下医疗救助等扶贫政策的实施，进而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较大幅度下降。 表2-6健康保障缺口 表2-7不同收入家庭健康保障缺口（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各个家庭保障缺口差异显著。例如，如表2-8所示，按所有家庭计算的我国户均缺口规模的估值不足2500元，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仅为3%，但前5%最高缺口的家庭户均估值规模接近5万元，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高达到44%，这说明我国不同家庭面临的医疗支出压力差异较大。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设定了基本药品目录、基本诊疗项目目录及基本检验目录，且目录内报销比例有限，当家庭发生重大疾病冲击时，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十分有限，不能完全抵消家庭的财务风险，带来较大压力。 表2-8户均健康保障缺口及其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从家庭规模来看，健康保障缺口主要来自3人及以下的家庭，其次为4—7人的家庭，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健康保障缺口明显下降。家庭是最传统、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个人应对大病冲击的重要支撑，较大规模的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缓冲作用，而人口较少的三口之家则更脆弱、更容易受到疾病风险的冲击。 从户主年龄看，保障缺口主要来自60岁以上的老年家庭，其次为45—59岁的家庭。原因在于老年家庭发生重大疾病风险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风险较高，医疗支出较多，导致其健康保障缺口较大。在我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和医疗费用通胀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健康保障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表2-9不同特征家庭健康保障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保障缺口并不等于保险机会。保险是帮助弥补保障缺口的关键工具，但在某些情况下，面临巨大保障缺口的家庭可能无力承担传统保险。这时，缺口规模不能被视为保险机会。 此外，健康保障缺口的平均规模平并不代表充分应对各种医疗紧急状况所需的健康险保额。由于数据库涵盖了各种疾病，其治疗费用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因此，平均医疗费用更趋于体现发病率较高、严重程度较低、且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而基于医疗费用的缺口规模也就存在偏差。理想的健康险保额取决于很多重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卫生费用、医疗费用通胀、医疗条件、家族病史、财务状况、家属人数、年龄、生活方式、公共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三节 中国家庭财务脆弱性现状 灾难性医疗支出衡量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给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并基于此探究如何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等制度建设帮助因病致贫家庭脱贫。事实上，风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家庭应对疾病风险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发生大病冲击的家庭如何脱贫，还要关注未受到大病冲击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为此，本节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指标，衡量家庭应对重特大疾病冲击的能力，分析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并进一步研究医疗保险的保障效应，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为居民家庭财务配置提供有效建议。 一、财务脆弱性的概念 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家庭脆弱性（Household Vulnerability）的概念，所谓的家庭脆弱性是指家庭或个人在未来因遭遇负向风险冲击而导致家庭福利下降的可能性。Chaudhuri（2002）将财务脆弱性应用到贫困问题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家庭未来贫困或更加贫困的可能性。财务脆弱性是基于家庭收入、资产等特征的动态变化和事前的视角，识别家庭遭遇风险冲击抵御能力，因此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本研究的负向冲击主要是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冲击；财务脆弱性或者是财务脆弱程度，是指家庭如果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家庭福利下降的程度，体现了居民家庭应对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该指标对制定预防和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政策而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财务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一）财务脆弱性指标的定义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二）确定性等值 图源：小雨伞保险 三、中国家庭经济脆弱现状 （一）中国家庭经济脆弱性整体分布 表2-10反映了我国居民家庭由于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弱，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冲击会引发财务脆弱性的家庭占比达到82.97%，我国居民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平均为0.107，且城乡差异不明显。医疗保险保障后财务脆弱的家庭占比为81.25%，与保障前测算的结果略微下降，但脆弱程度下降到0.0452，下降了57.76%。结果说明，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无法完全化解家庭面临医疗支出风险，但可以较好的抵御医疗支出风险，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经济负担。 表2-10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 表2-11家庭经济脆弱性总体分布 （二）不同收入家庭财务脆弱性特征 从收入水平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不同收入阶层医疗支出风险导致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很严重，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脆弱程度逐渐降低，尤其是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其经济脆弱性程度显然低于中低收入阶层，说明财富可以有效抵抗医疗支出风险，降低发生灾难性支出风险的可能性。考虑到对于低收入贫困家庭，其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医疗救助等措施发挥托底保障功能；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一方面其收入水平未达到享受国家相关扶贫政策水平，医疗支出风险只能通过保险、储蓄等机制进行缓解，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保障机制需求最大，但商业医疗保险等保障机制覆盖范围较小；另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其贫困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时其财务风险更为严重。其次，并非所有的低收入家庭都是经济脆弱性家庭，且非贫困家庭在未来也有较大可能因病而陷入贫困，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其发生财务脆弱性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表2-12不同收入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 （三）不同保险保障水平的家庭财务脆弱程度分析 图源：小雨伞保险 表2-13不同保险保障水平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 （四）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程度分析 从家庭规模来看，不同规模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不同，3人及以下规模的家庭财务脆弱程度高于3人以上家庭，但医疗保险对于财务脆弱程度的保障效应也相对较高。这说明，一方面对于规模较小的家庭，一旦父母或子女发生疾病会严重影响家庭的消费；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对于规模较小的家庭的保障效应也相对较高，可以较好的抵御医疗支出风险。这表明在家庭规模角度，我国的医疗保险与保障需求存在较好的平衡。 从老年人数角度来看，有老年人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程度要高于无老年人家庭，但医疗保险对于财务脆弱性程度的改善差异不明显。 户主年龄来看，户主年龄在60岁以上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最高，其次为35岁以下的青年家庭经济脆弱程度最高，原因在于老年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以及重特大疾病的可能性均较高，而青年家庭抵御经济风险冲击的能力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两个年龄组的财务脆弱性较高。 表2-14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
今年的游戏股可谓备受投资者青睐，开启了一场业绩与估值同步修复的戴维斯双击行情。但笔者观察到，港股还有一只业绩迎来大爆发，但是估值尚处于很低水平的游戏股，为避免遗珠之憾，建议多加关注百奥家庭互动。 百奥家庭互动是一家专注于女性向、宠物对战、二次元细分领域的互联网内容及服务提供商，公司在以上三个细分领域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8月26日，百奥家庭互动公布了一份亮眼的中期报告，下面具体来看一看。 一、业绩迎来大爆发，上半年经调整净利润暴增658.4%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百奥家庭互动实现营业收入6.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7%。净利润1.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5%；净利润率由去年同期的13%增长至23%。经调整净利润1.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8.4%；经调整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4%增长至24%，提升了10个百分点。利润增长显著快于收入的增长反应出公司的收入爆发式增长的同时，盈利能力也在持续强化。 从收入构成来看，公司主要分为在线娱乐业务及其他业务两个业务分部。2020年上半年，由于公司成功由页游拓展至手游且手游推广到不同的海外市场，在线娱乐业务的收入达到6.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8.2%。 分地区来看，随着百奥家庭互动发力海外市场，公司来自海外业务的收入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市场的收入达到1.14亿元人民币，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4%大幅上升至17%，公司国际化战略卓有成效。目前公司手游已经在港澳台及日本地区推出，接下来还会在韩国及欧美地区发行，因此预计公司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分产品来看，新手游成为引爆公司业绩的强劲催化剂。百奥家庭互动成立于2009年，早期致力于页游的研发与运营，随着页游市场受到冲击，公司开始向手游进行转型，2019年9月开始推出了《食物语》、《奥拉星手游》等手游。 今年上半年，《食物语》和《奥拉星手游》分别贡献了50.3%及18.8%的收入，核心手游的收入占比达到了约70%，证明百奥家庭互动从页游转手游非常成功，收入结构越来越多元化，且手游已经成为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另外，从公司的现金流和账面现金来看，公司不仅业务经营稳健能够带来充沛现金流，而且账面现金充裕，具有很强的财务实力。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录得1.9亿元人民币的经营活动所得现金流净额。 截至2020年6月30日，百奥家庭互动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到14.42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为12.74亿元人民币。另外，公司还拥有2.296亿元人民币的短期存款，而去年同期为2.26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公司拥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存款高达16.7亿元人民币。 二、手游转型已见成效，单用户价值大幅提升147.2% 百奥家庭互动于2008年开始进军女性向市场，2009年进军宠物对战市场，2014年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同时又布局了二次元领域。目前百奥家庭互动已经在女性向游戏、宠物收集和养成类游戏、二次元三个细分领域精心打造了多款游戏产品，成为行业的领先者。 百奥家庭互动以页游起家，由于页游遭受冲击，公司前几年经历了阶段性的业绩调整。凭借在细分行业多年的经验和优势，百奥家庭互动成功布局手游市场。从中期业绩来看，公司的转型之路卓有成效，正式迈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目前，百奥家庭互动核心页游包括《奥奇传说》、《奥拉星》、《奥比岛》、《奥雅之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产品的运营年限已经高达8-12年，但仍然能够为公司献稳定的流水，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今年上半年，《奥奇传说》、《奥拉星》两款经典游戏的核心用户持续活跃，留存率和用户粘性非常高。 手游方面，目前百奥家庭互动的核心手游包括《食物语》、《奥拉星手游》、《造物法则2》，均获得广泛市场欢迎。其中，《食物语》是一款主要以中国传统菜肴为特色、宣扬本土文化的女性向游戏，该游戏位列游戏品牌价值排行榜TOP9，也被评为2019年最佳国产游戏、金茶奖2019年度最佳原创游戏。 除此之外，公司还在继续积极开发更多新手游，丰富产品线，其中包括《奥奇传说手游》及《奥比岛手游》。这两款游戏均采用公司经典的虚拟世界IP，分别拥有超过两亿注册用户数量。其中，《奥奇传说手游》是一款以精灵为主题的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已于今年四月在各大渠道开放预约。截至公司发中期业绩时，这款新手游的预约人数已近500万。 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百奥家庭互动能够顺利转型与公司过往十几年的积淀以及公司精准的发展定位密不可分。 一方面，百奥家庭互动在行业内深耕多年，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拥有超强内容创作及技术研发实力，公司更是推出过多个经典的IP。在进军手游市场的时候，公司基于原页游IP进行创新改造，能够更快地推出用户喜好的具有差异化的产品。 另一方面，百奥家庭互动对自身的定位足够清晰，专注于研发女性向、宠物对战、二次元游戏，对用户玩家极度了解。而且公司所面向的用户群体具有非常高的粘性，目前公司累积用户已经超过了4亿。 从公司最新交出的中报来看，百奥家庭互动今年的运营数据非常不错，用户数、付费用户以及单用户价值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尤其是公司的单用户价值显著提升，反应出公司用户的消费能力在提升，从而带动公司收入的强劲增长。 财报显示，百奥家庭互动的网络虚拟世界平均季度活跃账户1530万户，同比增长33%；平均季度付费账户190万户，同比增长72.7%；平均每季季度付费账户平均收入175.3元，同比增长147.2%。 三、高成长有望延续，低估值凸显投资价值 展望未来，百奥家庭互动会持续保持高成长性。公司的中期业绩已经用数据和事实证明了公司的出海能力，目前公司还有多款新游戏蓄势待发，有望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双线驱动公司业绩增长。 海外市场方面，公司计划于下半年在日本、韩国和欧美地区陆续上线《造物法则2》、《食物语》和《奥拉星手游》，推进成熟手游的海外版本上线。国内市场方面，公司将继续推进国内新手游版号的推进和上线，预计下半年会陆续推出《奥奇传说手游》、《奥比岛手游》、《拂晓胜利之刻》和一款SLG 游戏。 公司的产品储备很丰富，因此预计公司未来的收入结构会更加多元化。根据百奥家庭互动的发展目标，公司未来每年至少推出3款新游，而且每款新游会推向海外市场，计划未来3-5年海外市场收入和国内市场收入的比例将达到1:1。此前公司已经表明，公司明后年收入的增长目标为每年40%的增速。 靓丽的业绩表现以及未来的高成长性预期进一步凸显了百奥家庭互动的投资价值。截至8月28日，百奥家庭互动的总市值为32亿港元，PE（TTM）为10倍，在行业内处于非常低估的水平。对比A股的游戏公司，行业市盈率大约在40倍左右，其中完美世界的PE（TTM）为45倍，三七互娱的PE（TTM）为42倍。 如果说不对比A股，对比港股市场的市盈率，百奥家庭互动的估值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在港股中，祖龙娱乐的PE（TTM）为138倍，心动公司的PE（TTM）为50倍，创梦天地和网龙的PE（TTM）都为18倍左右。 回顾公司历史股价表现，百奥家庭互�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9年出生率降至10.48‰，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 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摘要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正文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查避孕药和用具。 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 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 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9年大幅减少23%。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2）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2022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9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9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5855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13538亿元，连续7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以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比如，韩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为0.98，意味着韩国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2008年后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2.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47.1万对、降幅29.7%，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6.8‰，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15.4万对、增幅18.6%，粗离婚率从2.6‰上升至3.0‰，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43.8%，“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8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1.5%，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6.3%、15.5%、26.7%。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47.6%。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9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8.1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9年为10.8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8.4%；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降至43.8%。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8年的34.7%、43.2%、57.2%。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18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95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8.3%。2018年公立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为322元、人均住院费用13313元、日均住院费用1390元。在此影响下，1995-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685元，上涨27.2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1.1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0.1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8.5%，其中城市从3.1%升至7.8%，农村从3.2%升至10.2%。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0.6%，大幅下降12.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8%、51.2%、51.4%、23.4%。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2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周。2016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6%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7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72周，排名居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为7.6、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 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4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 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法国为3.7%、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7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5.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1990-2019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5%，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6.8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8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0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1个百分点，2017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2。2006-2016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0.6%，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18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1901-1911年法国人口规模从3848万微增至3923万，降至欧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国就出台《反堕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典》，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源头。之后，法国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据世界银行，196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74，1975年下降到1.93，低于更替水平，1993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66、创历史最低，但2018年回升至1.88。 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保障假期，设置16周产假、11天男性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根据法国政府官网，目前法国设置了16周产假，包括产前假6周和产后假10周。产假期间雇主不提供工资，但法国社会保险机构（CPAM）会提供9-86欧元/日的津贴。具体金额取决于休假者的工资。法国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期间可获得和产假一样的每日津贴。法国还设置了1年的育儿假，夫妇可共享。续假只需提前一个月向雇主申请，雇主不能反对。育儿假期间雇主不支付工资，法国家庭补助局（CAF）会提供396欧元/月的津贴。 2）发放经济补贴，涵盖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 3）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法国2017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CAF）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0-2岁入托率为56.3%，在所有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35%。 4）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法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2012年，法国约400家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约300万员工，占劳动力比例约10%，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等。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法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2%，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仅为9.5个百分点，小于OECD平均的16.83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6年法国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仅为9.9%，小于OECD平均水平的13.5%。 5）移民占比约10%，其中45%来自非洲，对法国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根据法国统计局，2017年法国有636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17年的9.6%。其中44.9%的移民来自非洲，35.4%来自欧洲。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移民占比为12.9%、12.1%、4.5%，北非移民生育率较高，为法国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法国的移民从男性为主发展到以女性为主，1968-2017年女性移民占比从44%上升至51%。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2018年仅回升至1.42，尚未回到理想水平。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1950-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8.5%，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0.4%增至2015年7.5%；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 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1948-1970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47-1949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1971-1989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根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80-2014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5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61%，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29.6%，低于OECD平均水平35.0%，且远低于法国的56.3%和瑞典的46.6%。 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1.4%，低于OECD平均的51.5%；2019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19.0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6.8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8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4.3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1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 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4.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并且不会面临当前这样复杂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么？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 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好，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海南省唯一的上市车企海马汽车于8月23日正式发布了新车海马7X，定位国内首款面向二孩家庭的七座车。海马7X旨在满足二孩家庭多场景用车需求，同时专注儿童安全领域。业内人士人士指出，海马汽车此前有研发和生产MPV车型的成功经验，但是海马7X肩负着海马汽车下半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销量提升的重任，压力不小。 “海马汽车第四次创业要全面转向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表示，这是海马第四次创业打造的第一代7X，核心要义一是二孩家庭，二是智能七座，三是超大三排空间，四是专注儿童安全。 据海马汽车方面介绍，海马7X研发时间超过4年，投资超过5亿元，是在充分考虑了当下中国二孩家庭的用车需求，并在其基础上研发的智能汽车。作为国内首款面向二孩家庭的七座车，海马7X共推出自动精英型、自动豪华型、自动旗舰型(定制)三款车型，售价12.58万元至14.98万元。 海马汽车研发负责人介绍，海马7X对儿童安全格外重视，配有车内儿童安全被锁提醒、儿童监控影像系统、儿童锁一键控制、后排专属语音控制系统的安全配置，充分考虑到有孩家庭的需求，全方位保障儿童在乘车过程中的安全。如停车后不小心将孩子留在车内，父母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儿童防遗忘系统发来的提示讯息。 在新能源方面，海马第二代7X开发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第三代7X还将有氢燃料电池汽车版，续航将达到800公里。未来，海马汽车将围绕强动力、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持续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 成立已经有30多年的海马汽车目前正处于发展关键时刻。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自2017年出现9.94亿元亏损之后，2018年海马汽车继续亏损16.37亿元。从2019年开始，海马汽车开始抛售部分房产资产，在2019年最终实现8519.62万元的归母净利润，完成扭亏为盈。但利润转正更多归功于处理资产，刨除资产处置带来的利润，海马汽车2019年的净亏损依然达到7.31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海马7X肩负着海马汽车下半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销量提升的重任，压力不小。（俞立严）
引入高瓴资本数亿元战略融资后，京东健康18日发布了全新服务产品“京东家医”，首先瞄准4亿京东活跃用户来提供服务，目标是未来5年服务5000万家庭。 8月17日晚，京东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财务业绩，同时披露了子公司京东健康与高瓴资本（下称“高瓴”）的融资进展。据悉，双方已就京东健康B轮不可赎回优先股融资签订了最终协议，高瓴预期投资额超过8亿美元。交易预计于第三季度完成，京东作为京东健康控股股东的身份不变。 新融资披露第二天，京东健康发布全新服务产品“京东家医”，服务覆盖日常咨询、专科问诊、疑难重症、健康管理等全场景；对于日常轻病小病及慢性病人群，用户和家庭成员可以使用在线咨询、线上专科问诊等服务；而对于孕妇、独居老人、减肥人群、糖尿病患者等等有特定需求的用户，健康管家能够根据个性化需求制定相应的健康计划或慢病管理方案，并通过主动随访、获取反馈来阶段性更新方案，帮助用户更有效地达到健康管理目标。 据悉，用户在京东健康签约家庭医生后，最多8名家庭成员能拥有专属的健康档案；用户通过图文、视频、电话等方式，能享受到全科室医生全天候在线问诊服务，以及48小时内专家团队在线会诊、全国三甲医院名医面诊预约等医疗健康服务，实现“一人签约、守护全家”。 数据显示，京东互联网医院有超过5万名多点执业医师入驻，日均问诊量超过10万人次；京东健康平台拥有近300名全职医生，还有超过22万种包括OTC、慢病用药、医疗器械、滋补保健在内的医药健康商品。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健康CEO辛利军表示，“京东家医”将首先瞄准4亿京东活跃用户来提供服务，希望让每一个京东用户家庭都有家庭医生。同时，京东健康将开放服务能力，补充到全国基层家庭医生的签约体系中，推动中国家庭医生服务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未来5年，京东健康将为5000万家庭提供服务。
据美国广播公司网站17日报道，俄克拉荷马州一名9岁的孤儿乔丹上周在当地的一个新闻节目中谈到了自己渴望家庭的小小愿望，视频传播开后，寄养处收到了数千份收养申请。 “我想拥有一个家庭，有爸爸、妈妈，就算只有妈妈或者只有爸爸，那也是好的，我不会再孤独。”乔丹说道。目前，他在一个寄养处已经生活了6年之久。“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家，”他补充道。 在乔丹的这则视频发布后的12小时内，他接到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养询问。俄克拉荷马州公共服务部儿童福利专家克里斯托弗·马洛说：“上周我刚得知，乔丹的这则视频已经拥有日均1200次、共计数百万次的点击量。” 马洛还说到，除了获得一个家庭，乔丹还希望与他的亲生兄弟重新取得联系，“他去年被收养了，留下了乔丹一个人，我们最近在联系这个家庭，看是否有可能让他们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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