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和 发自北京 王健林一直没有放弃地产。 7月的第一周，万达地产集团一口气注册了4家新公司。这些公司分布在黑龙江佳木斯、四川内江、上海等地。 万达在地产领域的新增投资，还远不止这些。据统计，仅2020年初至今，万达地产集团在天津、沈阳、杭州、西安、河源、青岛、西宁、肇庆、上海、重庆等地，新增28家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合计19.2亿元。 王老板做大地产板块的决心显露无遗。 按照万达集团的内部规划，地产业务销售收入到2021年要重回千亿规模。而万达地产在2020年的销售目标为800亿元。 不过，正当万达地产重新发力之际，万达地产集团总裁吕正韬却要离职。经万达内部人士向透露，万达地产集团总裁吕正韬于7月6日中午提出离职。目前，在万达内部OA上已无他的职务描述。 吕正韬于2002年加入万达，已在万达效力18年。从城市公司营销副总，到万达商业地产营销部总经理，到万达商业地产执行总裁，再到2018年担任万达地产集团总裁，万达从商业到地产的分合中，都能看到吕正韬的身影，可谓功不可没。 关键时刻，功勋老将为何要离开？ 半年注册28家子公司 股权结构显示，万达地产集团新注册的这28家公司，均由万达地产集团100%出资。 从名称上看，这些公司包括置业、地产开发、万达广场、商业管理等，当中置业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又占了绝大部分。 进入今年7月，万达地产集团就在黑龙江佳木斯、四川内江、上海新增佳木斯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江万达文化旅游置业有限公司、内江万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泥城万达置业有限公司4家对外投资企业，均由万达地产集团100%持股。 在众多投资动作中，万达集团内部的资产腾挪动作也频频显现。深入了解，在万达地产集团新增投资企业中，不少就来自于对万达商管集团的腾挪。 今年1月9日、1月13日、2月21日，万达地产集团先后投资成立仁寿万达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沈阳七星万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衡阳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000万元。 随后，这4家公司分别在4月22日、3月25日、6月16日、4月10日出现股权变更，股东方由万达地产集团变更为万达商管，法定代表人也由齐界或者吕正韬清一色变更为肖广瑞，成为万达商管旗下全资子公司。 此外，佳木斯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西安高新万达广场有限公司、马鞍山万达置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原股东为万达商管，经过腾挪后，三家公司成为万达地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令人疑惑的是，沈阳七星万达还是一家地产开发公司。而在王健林的规划中，万达商管实际上只做轻资产的商业管理。 这样的事情在今年3月也曾出现过。2020年3月4日，万达地产集团将乌兰察布万达地产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了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商管）。 据了解，乌兰察布万达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28日。次日，万达集团在乌兰察布市投资建设的万达广场项目土地成功摘牌，该项目正式启动，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项目建设周期为3年，商业部分有望于2020年底前投入运营。 也就是说，万达商管从万达地产集团手中接过去的，实际上是一家尚未开发完毕的万达广场项目。这样的操作确实反常。 万达地产规模竞速 曾有内人士针对此事向表示，万达地产转让区域地产公司给万达商管，不排除未来将自持商业物业交由后者，以实现万达商管更为轻资产化的商业结构，获取更便利的上市条件以及高估值。 为了寻求上市，让万达商管与万达地产二者分离，曾耗费王健林巨大的人力物力。2016年8月，在港交所上市不足两年的万达商业（万达商管前身）因估值太低私有化，并谋求回A股上市。 2018年，万达商业引入腾讯、苏宁、京东、融创4家战投，合计投资340亿元入股万达商业，万达商业也更名为万达商管。当时双方还签下对赌，王健林须在2023年之前实现万达商管上市。 但由于A股市场对房地产企业上市要求严苛且颇多限制。为完成A股上市，万达商管首先得剥离旗下的地产业务。而剥离的业务由万达地产集团负责承担。 为此，王健林还曾在万达集团2018年工作总结中表示，万达商业2019年内要剥离所有房地产业务，一平方米房地产开发也不能有，成为彻底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 至2020年初传出消息，万达商管集团在2019年底，完成了房地产业务剥离，其剩余的房地产业务全部交由新成立的万达地产集团负责。万达商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运营管理企业。 资料显示，万达地产集团成立于2018年2月，注册资本405263万元，目前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齐界，吕正韬为董事兼总经理。 万达地产集团也曾出现多次股权变更，还一度引发外界对于万达地产想要寻求H股上市的猜想。 2019年7月，万达地产由万达集团100%控股，变更为万达集团和富泰（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从而变更为中外合资有限公司。2019年8月，深圳迪讯实业取代万达集团，成为万达地产控股股东。 深圳迪讯实业由香港公司万达百货集团100%控股，万达百货集团前身则是2012年被王健林收购的在香港注册的迪讯投资。至此，万达地产变为港资企业旗下公司，其境外公司架构得以成型。 有接近万达内部人士向表示，万达地产频繁的股权变化，确实是为了上市而做准备，但是王健林希望将地产集团销售额真正做大再上市。 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在今年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万达地产上半年仅完成200多亿元的销售，目标完成率仅30%。有人士猜测，难以完成万达地产集团2020全年销售目标可能是吕正韬离开的动因之一，毕竟销售额还关乎了万达地产登陆资本市场的时间表。 今年以来，万达集团在四川眉山、新疆、天津、浙江台州、江苏东台、青岛、上海、福州等地多有落子。除了布局万达广场，当中还有不少项目是纯住宅用地。 4月23日，万达地产集团拿下江苏盐城东台20200306号住宅用地，总价7.23亿元，溢价率35.23%；6月12日，万达地产集团中标拿下上海临港NHC10101单元06-01住宅地块，总价12.39亿元。 一个新的悬念是，王健林会找谁来，帮他实现地产雄心呢？
7月8日晚间，世茂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凌华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7月8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日止，并提名吴凌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吴凌华，47岁，南京大学经济法硕士，自2016年开始担任世茂股份副总裁。在进入世茂之前，吴凌华曾先后任职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商业地产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华润置地（南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润（深圳）有限公司华润中心总经理，其在商业地产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世茂股份的商业板块在吴凌华的带领下深耕全国多个核心城市群。截至2019年末，世茂股份在建、拟建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达1892万平方米，项目遍及30多个城市，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及强三线城市。其中，世茂股份2019年新获项目均为商住综合或纯商业性质，商业禀赋再次强化。随着原有商业项目提档升级，以及新商业项目的开业运营，2019年世茂股份租赁收入、出租率和毛利率水平均维持高位。 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许世坛表示，世茂股份未来将继续深耕核心区域，聚焦、发挥自身在商业地产领域开发的禀赋及优势，凭借健康的财务管理能力，把握市场结构性机会，实现有品质的稳健增长，进而助力夯实世茂集团“大飞机”战略的两翼实力。
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前提，中小银行改革将持续推进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入股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和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对外表示，共同发起设立徐州农村商业银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分别发布《关于合并重组事宜的公告》，宣布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近期，多家中小银行推进合并重组的消息备受市场关注。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中小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改革方式，将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小银行发展面临较大挑战，确实需要“抱团取暖”，未来合并重组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多。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中小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和资本补充将会融为一体，加速推进。 城商行农商行“抱团取暖”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这种中小银行之间的合并重组并非今年首次出现。以城商行整合为例，2005年成立的徽商银行由原合肥市商业银行吸收合并安徽省内蚌埠、淮北、马鞍山、芜湖、安庆等5座城市的商业银行和其他7家城市信用社重组而成。2007年正式成立的江苏银行由江苏省内无锡、苏州、南通、常州、淮安、徐州、扬州、镇江、盐城、连云港等十个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而来。农商行方面，去年新组建的佛山农村商业银行也是由多家农商行、农信社合并成立。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这种合并重组可视为中小银行应对市场竞争的一种途径。面对市场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影响，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他强调，并非“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的改革方式。通过合并、重组扩大银行的规模能够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这种整合浪潮很早之前就开启了，未来也将会延续下去。”他说。 “从中小银行改革重组的现实意义来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小银行发展面临较大挑战，确实需要‘抱团取暖’，未来合并重组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多。”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表示。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一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也是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金融稳健性的一种手段。它不是唯一手段，但是一种可选项。 合并重组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董希淼表示，与监管部门主导对高风险金融机构进行处置不同，通过合并重组这种市场化手段来推进改革和增强风险抵御，可能会成为较普遍的一种模式。 从目前已经公告的中小银行的合并重组的情况来看，一种是发展较好的银行通过入股、甚至控股的方式来帮助带动发展较弱的银行，如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拟出资10.5亿元，认购镇江农商行非公开发行股份5亿股，占镇江农商行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33.33%，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另一种是多家银行通过合并以提升规模，形成规模效应和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则属于这种情况。“合并重组没有统一标准，因此要强调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不同的模式。”董希淼说。但是他也表示，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王一峰表示，合并重组最重要的是在内部管理层面上进行相应整合，以提升自我的经营效率。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之下，合并重组很有可能是优胜劣汰的一种表现，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现，是银行内在运行效率提升的一种市场化安排，相应的金融风险也会随着银行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增强得到一定化解，然而，如果合并重组沦为“拉郎配”，没有更多的效率改善，变成单纯做大，那么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董希淼称，两家机构或多家机构从重组到最终融合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从入股的股份安排、价格确定到不良资产的清查，合并双方都可能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发展理念以及文化都有差别。合并之后能否快速融合、优秀管理经验能否顺利移植，从而真正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这些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中小银行改革将加速推进 合并重组也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具体方式之一。今年4月，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比较大。包括针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定向降准以及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等，都将为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造有利的条件。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中小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和资本补充会融为一体，将加速推进。 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地方中小银行大多由地方政府持股，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其补充资本，有利于发挥股东作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同时可在注资过程中推动化解存量风险或进行合并重组。”曾刚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日前发布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正向激励，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业内人士表示，今年预计农信社改革会有重大推进，可能将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信用联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 董希淼表示，为提升农信机构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小的农信机构，应鼓励在市场化基础上进行合并重组，并适当组建市级农商行。这与坚持县域法人地位的原则并不矛盾。对坚持县域法人地位的理解不能过于机械。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中小农信机构抗风险能力，从长远看有利于稳定县域法人地位。
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消除商业银行不良信贷处置瓶颈、激活商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相信有此政策措施将迎来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春天，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近期，银保监会向相关机构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拟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 应当说《征求意见稿》和《实施方案》是监管层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监管改革的一个新动向，这两个监管政策的出台将为打破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僵局起到有效推动作用；同时也将为商业银行盘活不良信贷资产拓宽了渠道，有利于激活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或将拉开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新序幕，无论如何都是我国金融监管生活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此次两个有关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政策措施与以往监管政策措施相比，具有两大明显的不同特点：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放松了两个层面的限制，一是后续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受让不良贷款的区域限制会逐步放开；二是银行可以向全国性AMC和地方AMC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其中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围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款。应该说，这两个层面的放松等于是对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极大的“简政放权”，让商业银行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道路越走越宽，同时也给不良信贷资产收购及处置部门以重大契机，既带来财富效应，也为其与银行机构互利共赢战略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法治”环境。 那么，银保监会为何此时颁布《征求意见稿》和《实施方案》？这倒是一个值得耐人寻思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全社会掌握的金融大事。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生活现实看，银保监会推出两项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试点政策措施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也可以说是金融监管应景之作。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无奈现实，让监管机构不得不在商业银行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众所周知，过去的二十年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黄金期”，但现在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疲软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等方面因素影响，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出不复返，盈利能力也从过去2位数降为今天的个位数，不良贷款反弹，拨备覆盖率下降，资本充足率降低，这一切都让商业银行经营陷入不利局势。尤其是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主要靠自身盈利能力来逐步消化，速度慢，跟不上不良贷款增长的幅度，如果不良贷款得不到及时、快速、有效的处置，无疑将大大制约商业银行经营，还有可能因为不良贷款不断累积而加大经营风险，弄不好有诱发系统性金融风波的危险。由此，监管当局面对商业银行一边经营处于低谷、一边不良贷款反弹的尴尬格局，不得不为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拓宽渠道，降低处置门槛，放开一条“生路”，让更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来，使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能够迅速“消肿”，以便商业银行能够及时卸下包袱。 其次，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出现新的变化，为适应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监管的现实需要，在不良信贷资产上适当放松是必要的。商业银行自上市以来，在信贷经营方向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以对公为主逐步转向到对公与对私并重的方向转化，尤其是我国政府提倡扶持民营经济、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来，无论是国有大型商业、股价制商业银行，还是地方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对个人贷款业务占比在逐步上升。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个人贷款增长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利润增长的同时，也由于个人贷款不少是采用信用贷款方式，加上个人贷款在征信系统方面管理欠完善，导致了不少个人违法贷款现象的发生，商业银行个人不良贷款占商业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也正呈逐步上升态势。而且，个人不良贷款处置相对商业银行银行而言，难度大，成本高，力量远远不足，如果不采取将个人不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的政策措施，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上将会陷入心有余而不足的困局，商业银行个人不良贷款也将会越累越多，最终影响商业银行对个人贷款的信心，将会对整个民营企业及个人贷款带来不利的融资环境。为此，为打破眼下商业银行这种信贷经营僵局，不得不降低个人不良信贷资产处置门槛，让商业银行能够更快盘活信贷资产，更好地支持中小微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当前疫情特殊的经济金融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有可能处于上升通道，在不良贷款处置上未雨绸缪也是必需的。应该要看到，这场疫情对我国及全世界各国经济金融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我国虽然在处置疫情上由于政策措施得力，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且政府采取的扶持实体企业的复工复产的优惠财税金融政策非常到位，目前经济呈复苏迹象，在当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普遍低迷态势下，中国算是风景这边独好了。然而，即便如此，我国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受到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不少面临关门歇业或破产的危险，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大幅反弹，会让商业银行经营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对此，监管当局发布两项政策措施，属于高瞻远瞩之举，做到未雨绸缪，让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发挥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在以核销为主的前提下，仍然可走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新路，无疑让商业银行能更有效、更灵活地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以便为商业银行在疫情之后能更加稳妥健康地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而且，从当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政策措施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其一，全面开启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新模式，打破了商业银行单独核销贷款的旧格局，开启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新局面。国有商业银行自从剥离不良资产给几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后，稍后一些不良信贷资产虽然也有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的，但往往是小数额，规模有限，且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无法大量展开。此次监管当局明确放松了处置条件要求，商业银行可大张旗鼓地与信贷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这样不仅可以丰富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渠道，减轻不良贷款处置压力；也可以激励银行业规范、透明披露资产质量情况，有助于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对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银行不良贷款转让的机构将会带来巨大利好。 其二，这是一场新的金融盛宴，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全面合作奠定了“法治”基础，有利于加速银行不良贷款的全面处置速度，让商业银行能够进一步轻装上阵，有效化解风险，为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及疫情之后恢复中国经济奠定坚实基础，也为资产处置机构盈利提供极大可能。放松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条件，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不良贷款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也意味着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有更多的合作，既可融洽与增进两者业务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降低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转让门槛，降低交易成本，加快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效率。同时，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允许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将提升资产回收率，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不良信贷资产处置难度，使得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规模将迈上一个新巨量级台阶，开启一场金融盛宴，让更多的资管管理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其三，有利于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更加规模化、法制化，提高不良信贷资产处置质量，有效遏制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化解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各种风险，为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始终运行在健康轨道上创造有利条件。因为目前对参与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银行机构及资产管理公司的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不是什么银行和什么机构都可参与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条件，只规定6家大型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参与收购不良信贷资产的机构为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此外，对批量个人贷款也做出了明确规定，通过公开招标认购方式，在价格确定上会经过科学评估，能够体现不良信贷资产“买卖”的公平竞争性，能有效堵塞违法操作漏洞比如虚假出表、虚假转让行为，把堵塞暗地利益输送和转移资产当着监管重点，将有效消除各类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可确保国有银行资产不会流失。此外，要求只能采取自行清收、委托团队清收、重组、不得对外转让等手段自行处置，可消除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涉黑暴力催收等违法现象，维护银行机构声誉及整个社会金融的稳定。 总之，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消除商业银行不良信贷处置瓶颈、激活商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相信有此政策措施将迎来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春天，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一、前言 提起商业保理行业，很多投资者或许表示有点陌生，但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商业保理已经逐渐成为它们日常经营与融资周转活动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据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测算，近6年来，商业保理企业已累计提供应收账款融资达3万亿元，服务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300万家，仅2018年就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1.2万亿元，受益的中小微企业高达120万家。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2018年为起点，经历高速增长初创期的商业保理行业进入了成长期。 图：中国商业保理市场呈现高速增长趋势 而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商业保理企业——盛业资本(股份代码：6069.HK)一直深受国际市场关注。目前，已被成功纳入MSCI全球小型股指数——中国指数、恒生综合指数及深港通标的范围。其主要机构投资人包括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旗下兰亭投资，中国太平信托，以及美国泰山投资集团。 图：2017年7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图：2019年10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自疫情发生以来，港股及环球资本市场纷纷进入动荡期，盛业资本依然“稳坐钓鱼台”，不单跑赢恒生指数及同业可比的代表性公司，也基本收复了“失地”。被纳入港股通之后，盛业资本亦获得“北水”青睐，港股通持股占比正持续提升。 图：盛业资本客户数目复合增长率高达171% 就核心业务来看，目前盛业资本聚焦在保理业务，即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应收帐款融资。 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的是，盛业资本通过信息科技的创新应用，重塑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实现了高效快速了解客户及交易的真实性，并有效的降低风险及提供融资的速度。盛业资本充分发挥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优势，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打造便捷、高效、安全且低成本的优质供应链金融服务及信息科技服务。 据公司官网介绍，盛业资本旗下盛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外资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商业保理公司之一, 注册资金达2亿美元。截至2019年12月，盛业资本累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逾340亿元人民币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并为中小微企业管理逾720亿元人民币的应收账款。 除此之外，盛业资本也在商业模式上不断创新，将供应链金融平台化，利用金融科技让更多资金方和中小微企业直接对接合作，而盛业科技在其中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领先打通供应链金融2B助贷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行业内约有一万多家保理公司，盛业资本凭借什么可以迅速做到第三方保理商龙头，其背后成功的逻辑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独门秘籍可供参考？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与盛业资本首席战略官原野先生的对话交流，来揭开集团成长的“神秘面纱”。 二、揭开“供应链金融龙头”的神秘面纱 1、拥抱监管，厚积薄发 2012年，当商业保理还被归在商务部的试点监管下，彼时仅有不足300家企业涉足保理业务，几年时间过去，商业保理的注册公司如今已多达1.2万家。 原本，商业保理是指供应商将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基于真实交易背景，由保理公司为其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理及催收等综合性商贸服务。然而在行业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利用行业初期监管规则的不明朗，将商业保理变为自己的“表外融资”渠道，也有一些第三方机构从民间渠道获取资金，并将服务对象扩展到没有真实交易支撑的个人贷款者，致使行业中出现不少乱象，公众对包括商业保理在内的类金融行业也产生了不少误解。 也就是在商业保理被纳入商务部试点监管的翌年，盛业资本成立，七年时间里成长为行业中的领先企业。目前盛业资本的应收账款融资总额位居独立第三方商业保理行业第一，在该领域占有6%的市场份额。公司过往3年的的净利润复合增长超过80%，于2019年达到近3亿人民币的净利润。 图：盛业资本收入及利润增长 在原野看来，盛业资本这么快速地成长，一方面是早入场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公司的战略比较聚焦，“我们做得早又比较专注，有的金融企业做B端业务觉得速度慢，就转型去做C端P2P，最终就会欲速则不达。我们只做B端业务，聚焦产业场景，所有业务都是基于真实交易背景，围绕供应链上下游去不断加深产业理解和沉淀多维度交易数据、从而提升风控能力及获客能力，最终形成我们的护城河和供应链生态。 所谓厚积薄发，虽然我们的创始团队和高管都很年轻，但是我们相信“专注”的力量，愿意做时间的朋友。” 2018年，商业保理业务被纳入银保监会监管范围，又于2019年10月，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205号文”），文件对商业保理做出了诸多限制性规定，其中包括对资金来源的限制，要求商业保理机构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也不得与同业进行拆借，或是从网贷机构、私募机构融资。 原野表示，盛业资本的做法一直是拥抱监管，“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界限，在界限内尽可能地创新。监管趋严一定会促使行业良性发展，汰弱留强最终拥抱监管的企业才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初期的步伐可以迈得稳一点，不随波逐流，打好合规基础，未来才可能弯道超车。我们作为上市公司，更应该注意合规风险，为我们的股东和客户负责。拥抱监管，并不代表克制创新。我们目前34%的员工都是IT人员，我们的贷款流程已实现100%线上无纸化，同时接入了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中登网，使我们可以更高效快速的服务中小微企业，在资料提交及审批流程上减少了80%的时间。我们自主研发的盛易通云平台以及大数据中心，可以让客户体验更便捷，风控更智能。我们向核心企业提供的工程管理平台系统，可以让供应链管理更高效，数据采集和对账更及时。我们跟大型国有银行合作助贷业务，基于我们的金融科技系统做获客和联合风控，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受益。我们也获取了更多海内外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授信和支持，并筹划发行更多创新模式的ABS。 总而言之，我们被监管认可，才能使客户放心，从而接受我们更多的创新产品。” 除了拥抱监管带来的渗透率增长之外，盛业资本还遇上了抗疫复工这一个“大风口”，为了提振经济，盘活供应链，中小微企业成为短中期国家扶持的重点。“国家要扶持中小微企业，银行要拓展供应链场景中的中小微企业客户，那么盛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银行的合作伙伴，借助金融科技响应号召。我们的银行合作方可以联合盛业对产业的理解和数据驱动的风控能力，更加有效地把控和降低坏账风险。由于效率的提升和风险的控制，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也会更加合理，更加符合监管要求。我们对合规和监管的重视，也使银行更信任我们，从而成为其长期金融科技合作伙伴。” 2、化竞争为合作，打造共赢平台 205号文除了对资金来源做了相关限制外，也对商业保理业务的主体间接地有所限制，要求商业保理受让同一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50%，受让以关联企业为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40%。 “保理业务脱离不开产业场景，而拥有强大企业背景的保理公司具备天然的优势”，但原野认为他们并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是潜在合作伙伴，“从监管的角度，保理行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和帮助中小微企业，如果让大企业自己做，保理业务很容易变成大企业的表外融资工具，不仅帮不到中小微企业，反而让大企业更长地拖延了账期。这项规定就是为了确保保理行业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服务，同时合理分散集中度风险。在此监管环境下，企业背景的保理公司就需要转型，会倾向于找到我们这样的独立保理机构合作，从而更专业、更合理的服务上下游企业。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利好，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通过合作渗透到其他行业和领域中去。今年初期已经有多家大型企业背景保理公司跟我们开展了合作，这将会是一个趋势。” “银行方面，其实也一直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因为供应链的周期较长，节点较多，传统银行保理产品所覆盖的节点通常在结算周期的末端，而且比较看重买方及贷款企业的股东背景，需要买方配合确权。而盛业的保理产品，比如订单保理、到货保理和应收保理，可以覆盖到更早期的节点，通过多维数据交叉验证，保障交易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些都是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可以更灵活和多元化的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管理痛点。我们的合作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更希望打造一个数据驱动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一头对接产业资产端，另一头对接多元化的资金端，形成一个桥梁。我们会不断的连接产业场景，深化产业理解，使我们的数据更及时更真实，我们的平台价值就会日益凸显。” 3、“1+N”模式深入产业场景 商业保理本质上是应收帐款融资，在没有资产抵押物的情况下控制风险，就需要非常谨慎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创新的商业模式去应对各类潜在风险及挑战，包括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带来的意外系统性风险。在这方面，盛业资本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选对抗经济周期和国家鼓励的行业，同时选对商业信用风险较低以及经济较有实力的区域，其实就可以帮我们规避很大一部分的系统性风险。盛业资本主要聚焦于基建、医药、能源三个产业的交易，这三个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属于基础民生行业，非常抗经济周期，且市场规模庞大。三个行业的应收账款总额有大概2.5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且供应商非常分散、单笔贷款金额较小（约200万人民币左右）且账期适中（三至六个月）。” “医药已经经历了两票制的政策改革，目前正处于一个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比如石油是国家战略物资，成品油贸易都会采取价格锁定机制从而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长期看来都是比较稳定的；基建则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除了行业，核心买家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我们的策略是“1+N”，其中“1”为大型央国企、及上市公司，而“N”为广大的优质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这是一个很大的供应链生态。过往，国家全年GDP中有将近三成是由96家央企贡献的，其中有十多家和我们长期合作。只要确定交易的真实性，这些国企核心买方都会履约付款，所以在该商业模式下，保理的风险其实是可控的。我们过去5年累计处理了约730亿人民币的应收帐款，收入复合率增长超过60%，但是我的坏账率一直保持在0%，这就验证了我们的商业模式的合理性和风控系统的可靠性。” “保理行业的一个现状是，中小微企业没有完善的征信画像体系，审核企业自身的财务数据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完全不足以做一个风控的信用评判。我们的风控系统核心理念是 ‘重交易，轻主体’，更看重贷款企业在交易环节的数据和记录，而不是其股东背景和资产规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贷款客户大部分都是中小微企业，但是我们的每笔贷款都需要对底层应收账款对应的交易逻辑以及具体项目做尽调和数据分析。这是一个比较务实和符合市场环境的风控模式，我们认为只有深入的接入产业场景，并积累充足的交易数据，才可以在供应链金融这个领域上持续发展。” 为了验证交易的真实性，盛业资本与这些核心企业进行了战略合作，用产业数据，交易数据以及第三方数据进行交叉对比验证，最大限度地降低贷款风险。“除了接入人行征信和中登网系统之外，我们还会对接核心企业的集中公开采购数据系统，同时通过舆情监控，大数据分析、到货视频验证、工程管理平台等实时数据分析技术，用一套组合拳打造一套成熟的保理业务风控和运营的独特模式。” “比如我们和建筑行业的龙头央企保持战略合作，我们为其供应链上游中小微供应商提供多元化和更灵活的保理融资服务，在我们的支持下供应商就不必去找成本较高的民间借贷，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供应商的整体贷款和经营成本，也就间接降低了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成本及采购成本。商业保理是一个生态化的服务，必须要更专注产业，才能更精确。” 4、“一体两翼”战略 —— 以供应链金融为核心，开创数字化与国际化的发展新思路 深耕国内保理市场之余，盛业资本也没有停下全球化的脚步。原野告诉：“因为创始人是新加坡人，股东还有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旗下的兰亭投资，我们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商业保理在海外比较成熟，因此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源和经验。” “盛业资本未来的发展会遵循‘一体两翼’的原则，一体就是坚持以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供应链金融为核心，以‘盛业科技’及‘盛业国际’为双翼，通过数字科技提升风控效率与服务质量，并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延伸拓展，两者并驾齐驱赋能战略发展。在海外业务上，我们正在申请新加坡电子银行牌照，后续在亚太区域化发展，也会有更好的前景。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亚太最值得信赖的供应链金融科技平台，打造一个生态。” 关于本次疫情对整体经济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影响，原野认为：“疫情对全球实体经济在未来18个月还是比较不乐观的。这次并不是金融机构引发的黑天鹅事件，而是由全球性卫生事件引发的整体流动性停摆，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虽然各国政府都在量化撒钱，这次必定会对经济、世界格局、政治和人文习惯造成一些永久性的改变。大家将会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布局和定位。中国的国际供应链龙头地位中短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业务重心还是都放在国内。盛业目前业务规模还不到目前聚焦的三大行业应收账款规模的1%，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掘。当然，疫情也造成了一些局部供应链产能向东南亚转移，会产生一些区域性的机遇。所以我们这次申请新加坡电子银行牌照，其实是在为开拓东南亚供应链市场铺路。这是一个前瞻性的布局。” “中国是这次最先从疫情中走出来的国家，虽然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科技进步。目前从科创板新规和“新基建”等政策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方向。同时中小微企业供应链的流动性问题已经得到了高层的高度重视。近期银保监会高层频频在公开场合鼓励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鼓励利用科技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相关部门也表示未来科创板欢迎金融科技企业上市。所以当政府严格整顿清理了P2P互联网金融，现在正筹备打开“一扇窗”，就是加大对B2B及供应链金融科技公司的支持。” “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坏的时代，同时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 一大波企业将在这次疫情中承受巨大压力，比如消费、旅游、制造、中小地产等，但是也会有一批新晋公司在这次危机后迅速崛起，比如数据科技、高端制造、商业服务、生物医药、供应链金融等。而对盛业而言，似乎是后者，我们会加快科技升级并加大资金杠杆稳定市场地位，同时放眼全球。三年后世界格局会非常不一样，我相信盛业也会非常不一样。” 三、结尾部分 通过本次与盛业资本首席战略官原野先生的对话，我们更加了解了商业保理这个行业的运作模式，也逐渐清晰了作为行业第一股的盛业资本独特商业模式和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也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和未来的成长潜力有了更深的认识。 一个健康发展的优秀企业，它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对行业的潜心深耕和持续的创新投入，简单概括就是，盛业资本的运营逻辑以及对行业和政策的精准把握使得它快速壮大。而未来，盛业资本还将带来怎样的亮眼表现，作为行业领先公司会否被资本市场长期挖掘，让我们拭目以待。
广告主玩的是注意力经济，有成绩才有曝光，明年的东京奥运国羽能否推出新的明星球员是关键 中国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7月4日通过微博宣布退役，20年的国家队生涯画上句号。 虽然林丹因个人代言和中国羽毛球队冲突不断，但谁也不能否认，作为一名出圈的现象级明星球员，他的知名度、曝光度和在羽毛球界的统治力，是国羽接代言、谈合作的一张招牌。 老将离开赛场，小将难挑大任，还能再出一个夺冠能力、吸金实力双高的明星球员吗？国羽的商业价值还剩多少？ 商业价值的根基永远在赛场 冠军的荣誉是对最勤奋、最有天赋的运动员的奖励，而商业价值则是比赛成绩的附属品。没有人会说是为了挣钱而在赛场拼搏，但商业回报确是维持体育产业运转和发展的动力。 林丹无疑是世界羽坛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他曾在2008年和2012年两夺奥运会男单冠军、5次问鼎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作为主力队员，他帮助中国队夺得了6次汤姆斯杯冠军、5次苏迪曼杯冠军。林丹拥有20个世界冠军头衔，是羽毛球运动史上第一位全满贯球员，被球迷们称为“超级丹”。 2012年伦敦奥运会，林丹夺冠，成为唯一的奥运会男单卫冕冠军，个人商业价值攀升到了顶峰。 荣誉加身，林丹的广告身价一骑绝尘。 2015年1月，他以个人名义与尤尼克斯签约，有传闻合同为“十年一个亿”。中国羽毛球队长期签约李宁，与林丹的个人签约品牌存在竞争，但依然在品牌方、球队、个人之间得以调和、妥协。职业生涯末期获大单、利益相关方未出手阻拦，林丹的特殊待遇来自他傲决羽坛的实力。 运动品类之外，林丹的代言范围颇广，与奢侈品、化妆品、汽车品牌都有合作关系，如D&G、欧莱雅、雪铁龙世嘉等。他还和妻子谢杏芳以“冠军家庭的选择”之名代言金龙鱼，可见国民度颇高。 另一方面，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在其领导国羽期间，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成绩斐然，也使国羽商业化快速发展、达到历史高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摘得3金2银3铜。2009年起，李宁公司代替了尤尼克斯，成为中国羽毛球队赞助商，一直至今。 国羽的首席合作伙伴，从2006年起由联邦快递担任，签约三年。北京奥运会后，联邦快递又续了三年，想来对国羽的比赛成绩、带给品牌的影响力十分满意。 2010年起，红牛、东风雪铁龙与中国羽毛球队签约，成为国羽高级赞助商。找国羽代言，目的很明确，运动员成绩好，能增加曝光、推广品牌，国羽的表现让两家广告商喜出望外。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在羽毛球项目中包揽5枚金牌，林丹卫冕冠军，是中国羽毛球队在世界舞台上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快消行业调研公司Euromonitor的数据显示，与国羽签约的运动功能饮料红牛，2012年中国销售额首次破百亿。红牛在中国从0到100亿，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而从100亿到200亿，只用了3年。2014年到2016年，红牛在中国的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169.03亿元、201.15亿元、221.63亿元。红牛销量暴涨，背后是体育营销的成功，是押宝国羽的超值回报。 里约奥运之后，国羽的商业赞助变少 伦敦奥运之后，国羽的代言可谓“接到手软”，2012年，队员球服上的广告有4块，加上国旗一共5个标志，达到世界羽联规定的最大数量。各种品牌Logo挤满运动员的球服，胸前、领口有红牛、雪铁龙等企业，连裤脚的位置都被首都航空占据了。 除了世锦赛、汤尤杯、苏迪曼杯等大型国际赛事，中国羽毛球队每年还有十几站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曝光率涵盖整个年度，商业价值达到顶峰。 伦敦奥运会后，一系列针对羽毛球队的商业活动纷至沓来，当时的新科奥运冠军李雪芮接受《重庆晨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参加商业活动太忙了，“累得我只想回酒店睡觉”。 奥运冠军们的商业价值亟待挖掘，国羽的危机却早已埋下。 伦敦奥运会空前的胜利，是球队人员结构合理、运动员处于巅峰状态、对手水平不均衡等多个因素的结果，很难再复制，更不必说超越。 中国羽毛球队的根基并不如乒乓球队扎实，对国羽而言，盛极而衰像是冥冥之中的规律。 里约奥运会上，国羽本是夺金热门，却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上全军覆没，只在男单、男双两个项目拿下冠军。33岁的林丹与李宗伟在半决赛再度上演林李大战，打满三局，以20-22的微弱差距落败。林丹的技术已是炉火纯青，心态也饱经磨砺变得成熟，但身体状态却已不在巅峰。 纵观里约赛况，运动员们年龄老化，疲态尽显，小队员们未经风雨，难挑大任。而韩国的男双、印尼的混双、日本的女双等新生代球员则已崭露头角并快速进步。 后里约时代，田卿、赵云蕾、王适娴、王仪涵、于洋等因伤病、年龄等纷纷退役，中国队的实力进一步下滑：女队一次次刷新历史的最低谷，2018年5月的汤尤杯在34年来第一次坐在了决赛的看台上。而男队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被视为林丹接班人的谌龙，在团体赛中多次失手，年轻的石宇奇虽冲劲十足，仍少了几分王者气势。反观国际舞台，日本大热选手桃田贤斗正成长为让全球羽坛为之胆寒的一代大师。 有人用谷底来形容目前的中国羽毛球队，年轻选手经验不足、打法落后、人才培养断层……辉煌的时代过去了。 赞助商的热情与比赛成绩直接挂勾，球服广告位是观察一个球队商业价值的窗口。2012年，国羽队员球服上的广告有4块，加上国旗一共5个标志，达到世界羽联规定的球服标志最大数量。 红牛、雪铁龙的赞助从2010年开始，分别在签约3年后续约。2017年底，两家企业的赞助到期，但因为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等原因，此后均未续约。 在2017年终总决赛上，国羽选手们依然穿着带有红牛和雪铁龙Logo的衣服，但在2018年的全英赛上，球服的广告位一片空白，战袍上除了国旗和球服品牌李宁外，再没有其他的赞助商。 这是十多年来国羽服装首次出现除运动品牌外的“裸奔”。这样的窘境到2019年5月结束，中国光大银行·光大永明人寿与国羽签约，成为首席赞助商。 “裸奔”近两年，没有了存在感极强的各色Logo，国羽球服素净得让人有些不习惯。这可能有调整营销策略、与广告商价格没有谈拢等原因，但从商业价值上来说，也是中国羽毛球队近几年成绩下滑、球员青黄不接的结果。没有了成绩的加持、夺冠的曝光，广告商自然不愿意白白投钱。 林丹之后还有下一个超级IP吗？ 如今，林丹退役，国羽再失一张代表着实力和名气的王牌。 虽然在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林丹的竞技能力不断下滑，也因不敌年轻队员、多次“一轮游”饱受质疑，但林丹在，总让人觉得安心。 他曾是团体赛中如定海神针般的第一单打，曾在两届奥运会中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他和李宗伟的“林李大战”上演无数次，却依然牵动每个羽毛球爱好者的心弦，屡屡“出圈”，登上微博热搜。 区别于国羽其他球员，林丹的失败和胜利都能成为话题。而现在，林丹的离开，让羽毛球运动似乎也少了些存在感。 林丹时代正式结束，男单选手们仍在追赶桃田贤斗，女队断崖式溃败也未迎来转机，国羽军团必然会陷入新一轮的阵痛。延期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谌龙能否担起重任，石宇奇受伤后恢复如何，国羽能不能再出一个有王者风范的明星球员，还未可知。 只是现在，球迷们正为林丹离开赛场而惋惜，广告商们却已经从国羽的辉煌回忆中醒来。 祝福林丹在新的人生赛场书写传奇，也期待国羽尽快度过调整期，对国际羽坛的统治力重现，给中国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下一个羽坛巨星，正在路上。
据7月6日消息，强调考核首贷户，是今年监管部门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新动向。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其中就首贷户单列一栏单独打分。近期，多省市也从建立首贷中心、出台首贷考核办法到首贷户培育方案等方面积极施策，激发商业银行拓展首贷户的积极性。 首贷户是指在央行征信中心没有贷款记录的企业客户，也就是“零信贷”企业。据记者了解，对于提高首贷户，银行业内仍有畏贷、慎贷现象，基层盼监管部门提高不良容忍度，出台尽职免责条款，从制度上相应给予松绑。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