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乒结束长达5个月的封闭集训，但刘国梁却没时间停歇。 作为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和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队伍最近休整的这段时间，他马不停蹄地前往成都商洽有关乒乓球赛事国内落地事宜，4号深夜才回到家中。“这是我首次以WTT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去成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发挥、利用好，抓住千载难逢的改革机遇，真正提升乒乓球项目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7月5日，刘国梁在接受搜狐体育电话采访时说。 在推动乒乓球职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同时，刘国梁也一直在为国乒下一阶段的备战、集训忙碌着，“现在队员都回省了，在保证一定训练量的同时有两周时间进行休整，和家人见见面，毕竟之前有小半年时间大家都在境外封训，时间也是比较长了。”据悉，中国乒乓球队下一阶段集训将从7月15日开始，地点在海南陵水，“队员们到了之后首先要隔离进行核酸检测，确保安全之后再进入到基地中，”刘国梁透露，目前球队正积极准备在8月初举办一场奥运模拟赛，“这个比赛会完全模拟奥运会的赛制、抽签、对抗和节奏，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国际比赛了，我们要通过这样高质量的比赛检验一下前段时间训练及相关情况，通过实战的演练才能够发现和研究问题，以便我们在后续备战中解决这些问题。” 训练场之外，当下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让刘国梁感到十分焦急与痛心。近日有投资者表示通过“爱钱进”APP投资产品到期后难以于兑付。“首先想对关注我的朋友们说声抱歉！”曾经在2018年5月至2019年间担任“爱钱进”APP代言人的刘国梁诚恳地说。他表示，在双方合作前，对方曾经出示过其开展合法经营活动的相关证明材料。之后得知一些用户在使用“爱钱进”APP时遇到问题，自己对此“十分焦急也很痛心”，也是第一时间就敦促平台尽快、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由于疫情的关系，最近半年时间我都是在境外带队集训，一些沟通过程没有能够及时告诉大家，这里也是跟相关各位表示歉意。”刘国梁说。 “每个公民的财富都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接受采访时刘国梁说，“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内心很愧疚，也非常痛心。”他强调自己会和律师团队及工作室密切关注并跟进此事，尽最大限度地与平台、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积极沟通，和大家一起合法、合规地积极推动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 （搜狐体育 海天/文）
自2017年提出金融工作防风险要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以来，治理市场乱象一直都是监管工作的重点所在。9月14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新闻通气会，多位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情况。总体来看，当前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平稳、风险可控，主要经营与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过持续整治，行业性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基本杜绝，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网络借贷领域风险持续收敛。与此同时，银行机构对标监管要求，变被动为主动，普遍将“问题整改”上升到“问题治理”层面，深入查找体制机制、流程控制和系统应用等方面的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 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机构乱象整治监管检查发现问题数量和金额均较上年减少了四成，银行业市场秩序持续向好。3年时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5.8万亿元，超过之前8年处置额的总和。2020年上半年，共处置不良贷款1.06万亿元，同比增加1689亿元。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128%降至2019年末的82%。 治乱象多方出击 银行检查局副局长朱彤在通气会上表示，在前期开展“三三四”专项治理的基础上，银保监会连续开展了“十乱象”整治、深化整治、巩固整治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和整治“回头看”等一系列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综合治理工作。 2017年至2019年，累计派出检查组1.68万个，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3.28万家次。3年累计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处罚问责链条进一步延伸穿透至违规行为的交易对手机构。与此同时，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通报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违法成本，强化市场监督，凝聚各方形成监管合力。另外，2017年以来，发布实施包括理财新规、股权办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监管制度文件共计209项，直击市场乱象监管盲点、弱点，为持续治理市场乱象、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在治理乱象的过程中，哪些具体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消保局局长郭武平表示，2019年10月至12月，银保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通过对产品设计、销售、内部管理、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理赔、互联网保险等多个领域的51类问题开展排查整治，主要发现了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银行理财和信用卡乱象较多，理财承诺保本高收益，信用卡过度营销分期业务；二是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问题凸显，特别是第三方科技平台引流又收费，提高客户融资成本，有些还存在暴力催收的问题；三是信托产品嵌套复杂，未严格认定合格投资者，信息披露不充分；四是个别消费金融公司息费率过高，个别银行贷款强制搭售保证保险，均致使其部分客户资金综合成本超过24%，接近30%；五是保险误导销售仍是顽疾，销售人员夸大保险责任或收益，隐瞒保险合同重要内容；六是部分产品过于复杂使消费者无法理解以及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 加强公司治理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也是做好市场乱象整治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监管部门陆续清退、从严处罚和公开通报了一批严重违法违规股东，监管震慑效应初步显现。公司治理部一级巡视员邓玉梅表示，一是稳妥开展高风险机构违规股东股权清理整治，在部分机构风险处置化解过程中，把清理违规股东股权作为重要抓手，有序清退问题股东，确保机构风险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二是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采取审慎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和处罚。2019年共查处了3000多个违规问题，清理了1400多个自然人或法人代持的股东。三是通过持续集中整治，切实落实问题整改，提升资本质量及股权关系透明度，提高银行保险机构合规内控水平，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在持续努力下，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质效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持续加强，内控合规体系不断健全，公司治理机制趋向规范，市场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而对于外界关注的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情况，普惠金融部副主任冯燕透露，截至2020年8月末，全国在运营网贷机构15家，比2019年初下降99%；借贷余额下降84%；出借人下降88%；借款人下降73%。机构数量、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已连续26个月下降。网络借贷领域风险持续收敛，专项整治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继续深入推进问题攻坚 通过不断治乱象，当前金融体系总体健康，银行机构的风险总体可控，但一些问题依旧突出，需加大力度啃“硬骨头”。 邓玉梅谈到，在公司治理方面，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不断创新监管的方式和手段，提升公司治理监管的能力和水平。持续开展对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的全面评估和专项整治工作，严格问责处罚，加强公开披露，推动问题整改。同时，加快弥补公司治理监管制度短板，将制定或修订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指引、大股东行为监管指引、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等重要公司治理监管规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机制，促进银行保险机构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朱彤表示，中小机构股东股权领域问题仍然突出、不规范金融创新业务仍存挑战。针对这些问题，今年将继续开展银行保险机构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防止乱象反弹回潮。一方面，对中小机构公司治理薄弱、信贷领域问题多发、资管转型发展不规范、各类“伪创新”层出不穷等问题进行持续深入整治；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宽裕的环境，对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等乱象反弹苗头严查严处，消除问题隐患，确保金融纾解民营小微企业困难、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等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网贷整治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依然要充分重视整治工作的复杂性、严峻性，后续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更大。剩余在营机构“三降”工作进展缓慢，后续处置困难很大。停业机构处置任务仍然艰巨，“退而不清”“退而难清”问题突出，风险化解仍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冯燕表示，按照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总体要求，下一步要继续深入彻底开展网络借贷风险整治，如期完成整治收官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将处置存量风险作为后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核心工作来抓，每家机构处置责任要落实到专班、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各地要持续完善停业机构的资产处置程序，提高资金清偿率和返还效率，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各地要加快推进落实机构转型试点工作；加大借款人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快推进网贷信用信息纳入征信系统进程，完善失信借款人联合惩戒机制；研究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坚决落实“金融业务一定要持牌经营”的要求。
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冲击还表现在自然利率的持久下跌，并导致金融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 二、长期挑战：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上述短期的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有可能演变为长期问题。我们知道，此次疫情爆发前发达国家就面临一个集体性的困境——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见顶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可能很快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负增长。根据预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顶峰，此后一路下降。未来十年，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是人口正增长。 从日本以及正在“日本化”（japanization）的整个发达经济体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会从经济供求两侧、金融、财政等方面形成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如果将疫情、金融危机看作是重感冒发高烧，那么，这种人口问题就是白血病。 1、经济冲击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首先会对总供给形成持久的负面冲击。我们知道，人均GDP等于以劳动力数量计算的劳均GDP乘以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因此，即使劳动生产率和劳均GDP能够维持不变，人均GDP也会因为劳动力占比的下降而不断下降。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内生性地影响技术进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除了跳广场舞和躺在养老院之外，是不会需要太多的耐用消费品和各种新奇技术的。因此，劳均GDP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不断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包括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在内的20多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无一例外的是低增长、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人口问题形成的冲击还发生在总需求侧，进而造成持久的总需求不足和负的产出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甚至负增长，包括住房、各种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愈发没有了必要，投资需求长期萎靡。以日本为例，2018年的资本形成只相当于1995年的71%，总需求不足使得日本名义GDP在20多年的时间里萎缩了7%。 投资需求和总需求不足将导致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持久下跌和通货紧缩。再以日本为例，从1995年到2018年，核心CPI下跌了2%，CPI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50%以上，土地价格下跌了47%，股市基本是零增长。所以，如果货币政策当局认为CPI不能反映真实的通胀，而是要将资本品价格纳入到物价水平中，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资本品的价格比一般消费品价格跌的更快，跌的更加彻底。 2、金融冲击 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冲击还表现在自然利率的持久下跌，并导致金融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现实经济中存在两套利率，其一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和资本边际报酬决定的自然利率，其二是货币信用供求决定的金融市场利率。古典经济学早就指出，是自然利率规定了金融市场利率的上限，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利息归根到底受制于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也早就预言到，如果没有利润，零利率和负利率也是可能的。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边际报酬和资本品相对价格（托宾q）的变化，而相对于资本存量的劳动力减少会直接导致两者的持续下降。当自然利率下跌并成为负值之后，金融市场的利率就被压制在零利率陷阱动弹不得，无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起劲。 3、财政冲击 在财政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政府杠杆率不断上升，政府债务愈发不具有可持续性。关于政府杠杆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有很多研究，基本结论都一样：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的国家，广义政府杠杆率也越高。例如，2019年发达经济体平均的政府杠杆率为101%，老年抚养比最高的日本为238%，老年抚养比其次的意大利为137%。 政府债务负担随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机制有三个：其一，人口老龄化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税基乃至税收收入的不断减少；其二，随着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和产出缺口的扩大，为了维持总需求、保持充分就业，自然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其三，养老保障支出愈发刚性，并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下，由于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成为老年人的收入和支出，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不断提高，这一体制终将入不敷出。例如，在日本的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在1998年占比不到50%，到2018年飙升为财政支出的80%以上。 在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以年轻人的缴纳来供养老年人的财政支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切蛋糕”的再分配机制：将年轻人的资源不断地向老年人配置。这种再分配不仅降低了政府支出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支持，从而降低了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收入水平的降低还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创业乃至生育的欲望，整个社会成为“无欲望”社会。 三、解决短期问题、应对长期挑战的政策建议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V型反弹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呈现出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短期问题实际上是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趋势的延续。在不久的未来几年后，我们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因此，解决短期问题必须基于人口问题带来的长期挑战，需要综合采取相互配合协调的人口、财政和货币政策。 首先，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都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时期的人口战略，其焦点不在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而在于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本文以为，需要尽快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延迟退休年龄，加大在职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以增加有效劳动力的供给；其二，尽快摒弃“计划”和“放开”生育的政策思路，实施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以保持人口总量的基本稳定。 其次，适应人口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补贴稀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而不是用于补贴现收现付的养老体制，更不是用于愈发相对过剩、愈发效率低下的固定资本投资。这方面，财政政策有能力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对于每个二胎或以上的婴儿，给予其家庭10万元额度的综合补贴，那么，假设每年增加1千万个孩子，则每年财政支出增加1万亿，只相当于我国GDP的1%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补贴生育的财政支出不需要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筹措，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增发国债的方式来融资——因为这可以在有效刺激经济的前提下，解决政府债务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优化债券市场结构，并为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奠定基础。 最后，适应财政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我们往年报告中所指出，在中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中，唯有中国的央行不是以国债为基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国债占人民银行资产的比重长期维持在微不足道的5%左右。这种央行资产结构不仅意味着人民币是一个依附性的货币，而且，对于提高国债作为全社会安全资产的地位、建立可靠的收益率曲线并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构成了重大障碍。为此，央行应该大力购买国债，以支持积极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适应人口战略的财政政策，并借此大幅度调低长期无风险利率（例如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调到2%），减轻当前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相关新闻：殷剑峰：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
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厘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我今天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的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都比过去便捷了，方便了，一些事情隔着时空来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人们相互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进步的影响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技术的进步，使得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是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它什么方面？这个问题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似乎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使用、交易数据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理解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有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更是我们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应该由什么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这种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 总之，这些问题坦率地说，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今天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和批评。
千亿债务，十亿债券违约，“华晨版”经营模式前途未卜 10月26日，对于旗下10亿债券违约问题，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回应澎湃新闻称：“当前资金确实出现暂时困难，所以未能按期兑付到期债券，集团正在积极努力研究解决办法，相信华晨一定会积极妥善解决债券问题。” 对于一家总负债高达1328.44亿元的企业来说，10亿元的债券真的不算什么，通过资金调度解决这些债券的兑付问题，应当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关键在于，10亿元债券兑付完了，其他债券怎么办？债券之外的债务怎么办？总不能全都出现逾期兑付、逾期偿还、逾期还息吧。 根据wind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华晨集团仍有14只债券尚未偿还，总余额共计172亿元。10亿元未能按期兑付的债券，仅占全部债券的6%，其他债券是否也会出现到期不能兑付的问题，实在难以预料。一旦出现全部不能按期兑付的连锁反应，不仅对债券的信用形成极大影响，对其他方面债务的稳定也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此时此刻，如果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也都发起收贷和催债的现象，问题有多严重，也就很难说了。 也许，通过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可以维持债务的暂时平衡与平稳。但是，依靠外部力量的作用，显然不是华晨稳定的基本手段。华晨要想实现平稳，最根本的还是要自己的造血功能不出现问题，不发生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而这，对于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盈利渠道过于单一、资产负债率高达71.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的华晨来说，显然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华晨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华晨版”经营模式，亦即华晨集团及子公司华晨中国都过度依靠华晨宝马的利润支撑。华晨中国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华晨中国营收只有14.5亿元，净利润却高达40.45亿元之多，就是因为华晨宝马贡献了43.83亿元净利润，华晨中国实际亏损3.4亿元。而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华晨中国利润达67.62亿，其中华晨宝马贡献76.26亿元，华晨中国实际仍亏损8.64亿元。 看到这样的经营结构，也就不难理解，华晨为何会出现债券违约现象了。因为，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某个人再能干、再有能耐，也禁不住全家坐吃山空，且有的还在给家庭挖坑。华晨宝马的盈利能力再强，也是在给其他公司、特别是亏损的公司填窟窿。1300多亿的负债。哪怕有息债务只有1/3，也有400多亿，一年的财务成本多少，可想而知。 据悉，华晨汽车将在2020年向宝马集团转让25%股权，预计可以获得近300亿的转让收益。可以预料，华晨所以这样做，极有可能2022年是华晨债券兑付的高峰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兑付资金，出现债券违约可能就不是10亿元，而是多少个10亿元了。反过来，转让股权可以获得高额收益，可是，此后获得的分红将大幅减少。到时候，华晨的盈利能力也将大大减弱，亏损问题将更严重。那时的华晨，又将如何生存呢？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呢？ 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在汽车行业火热时，通过负债扩张，确实获得了一时的利益，也成就了一时的辉煌，更为地方贡献了很多税收，提供了很多就业，为地方创造了不小的政绩。但是，随着汽车行业进入调整阶段，尤其是自主品牌汽车在进口汽车和合资品牌汽车的夹缝中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像华晨这种原本自主品牌竞争力就很弱的企业，也就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要不是有华晨宝马这个品牌，可能早就生存不下去了。 显然，这是汽车企业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汽车行业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那就是日子好过时，只顾扩量，不知提质，只顾生产，不顾技术研发和自主品牌打造。最终的结果，也就只能像华晨一样，规模做大了，日子难过了，债务下不来，业务做不上，负担越来越重，盈利能力越来越差，最终发生债券违约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国有企业在用人上又不像其他所有制企业，可以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一旦出现经营问题，员工问题将是最大的问题。更别说，华晨汽车地处东北，员工的国有情节更浓，要想通过市场化改革解决员工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真是难上加难。 所以，“华晨版”经营模式，已经越来越没有前景，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负面案例。一个富人帮一帮穷人，一个能人帮一帮懒人的经营模式，显然不符合市场化要求，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否则，越到问题越严重，矛盾越突出，需要解决的难题也越来越多，让穷人都干起来，让懒人都动起来，才会有日子过。 华晨的出路在哪里？只有改革一条路。其他的，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宝马集团，也不是华晨最好的办法。只有引进国内有实力的民营投资者，或许才是华晨的最佳选择。也只有这样，穷人和懒人才能都紧张地动起来、干起来。 谭浩俊
八年前马云的第一次傲慢“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加快了传统金融的互联网改造。最近几天，马云向传统金融发出第二次傲慢，宣称“传统金融没有形成系统，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俱乐部”。 马云老师不经意的一段话，引得传统金融界暴跳如雷，几乎群起而攻之。他们抓住马老师对金融的“不专业”纷纷展示自己的“专业水平”。有些专家甚至之乎者也地把巴塞尔协议整段整段的背诵，以显示自己的专业水平。 显然这不是一个频道上的对话。庙堂虽高但身不由己，江湖虽远却言说自由。银行的庙堂，与马云的江湖，不同频道的对话。但马老师显然有点失误：批评传统金融，从战略，从概念，从路线上批评就行了，何必要讲什么“巴塞尔协议”、系统性风险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这些金融学本科生都耳熟能详的专业名词。一旦说不明白不是降低自己的身份、落人口实？ 同时，一篇批判马云无知与傲慢的文章评论里，有些读者好像也不同意对马老师的声讨，有好多还是干了几十年的老银行人，他们还是充满了银行价值虚无主义：传统金融的专业水平和现在做的事，到底靠什么赚钱（平台、国企和房地产三大件），巴塞尔协议落地多少，银行管理的现代化程度，自己能否有个客观的评价？这与我前些年写的一篇文章《凛冬已至，还有多少人假装干银行》有相似的看法。但时过境迁，我已经又写了新银行系列三部曲，尤其是着重探讨银行数字化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问题。 毕竟，在疫情期间，由于产业数字化程度已经做的很好，金融（产业数字化）和信息科技（数字产业化）是今年上半年唯独两个对GDP拉动为正的行业。 图1． 金融业与信息产业成为上半年唯独两个拉动经济增长为正的行业 图2． 金融业的数字化程度名列前茅 马云是互联网时代原生的企业家，他的思维与传统经济和金融范式肯定不同。在他的认知范式里，巴塞尔那些线性的、权威式的、工业化时代的监管范式，当然属于“老人俱乐部”。阿里巴巴、淘宝从诞生起，不仅是享用互联网电商的技术红利，更多的是淘宝平台电商的几乎完全自由市场的制度红利。 低税费甚至是零税费，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全国统一大市场（网民无区域属性，除了几个非包邮区），通过网络支付技术建立起信任，早期也没有明显的垄断和排位费。 我甚至认为，淘宝平台形成的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自由市场的制度红利，超过了互联网电商的技术红利，或者旗鼓相当。 所以，马云的思想底色是互联网原生态的，是自由市场主义的，是去监管化的（无监管或自监管成就了淘宝）。同样，他对金融的认知也是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金融业是一个会产生严重污染的行业——单个企业的风险会污染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所谓的外部性。 然而马云当然有傲慢和豪橫的资本，再说他又不是第一次对传统金融傲慢了。还记得2013年互联网元年马老师的傲慢狂言吗：如果银行不改变自己，我们就改变银行。 快八年过去了，互联网金融这个热词已经被污染进入了监管的黑名单，同时银行在信息科技应用上也做了大量的改变：在业务模式方面，影子银行和资管业务被资管新规严格束缚而不断萎缩；在信息技术方面，金融科技对银行的改造早已经超过了其他大部分行业。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云的“第一次傲慢”，客观上加快了传统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数字化改造。这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鲶鱼效应。 可以说，全球银行业的价值和技术觉醒，受益于信息科技革命时代，两个“互联网教父”的“傲慢”，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比尔盖茨的傲慢，“银行将是二十一世纪终将灭绝的恐龙”，一个是2013年马云的傲慢，“银行不改变我们将改变银行”。 距离比尔盖茨的傲慢三十多年过去了，银行倒是越来越庞大像恐龙，但并没有灭绝。距离马云的傲慢快八年过去了，中国的银行业改变了很多，但有些方面依然不尽人意。 图3． 疫情后银行罕见的出现“两降（净息差与资本充足率）一升（不良率）” 或许银行业应该感谢盖茨和马云的“傲慢”，没有他们制造的危机意识和转型紧迫感，哪有银行今天的数字化改造成绩。 传统金融业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何马云还如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批判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 当然也有批判的资本，即马云即将上市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蚂蚁金服。从蚂蚁的业绩和技术水平来看，的确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传统金融一大截。甚至可以说是冷热兵器时代的差距。 但拥有更多体制内资源的银行，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启动数字化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越来越不尽人意？ 从我个人的初步研究来看，银行“第二增长曲线困境”的主因无外乎三个： 第一，数字技术深化的第二阶段遇到了瓶颈。如果说银行数字化的第一阶段只是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智能网点等渠道或前台发力并在争夺流量方面取得了成功（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是互联网金融而不是数字金融），但当前数字技术对风险管理、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的深化应用遇到了瓶颈。尤其是在大数据和智能风控方面，除了几个个别银行，在某些方面不如专业的第三方。 第二，银行第二增长曲线困境的首要障碍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制度层面的。有银行从业经验的可能就同意，现在传统金融的问题，根本上不是技术问题（信息科技方面银行每年投入很多），而是监管、治理、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等制度机制问题。比如，如果一笔贷款，在制度上做不到尽职免责和激励约束相容，那么再高的技术带来的便利也没有用处，除非技术能解决风险出现过程的客观计量问题。再比如，监管层对银行市场化经营的约束，地方政府作为股东的“内部人控制”，尤其是借款人地方国企与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之间权属纠缠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束缚信息科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理不顺，第二增长曲线就无从说起。 第三，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存在很大的历史包袱和财政包袱，并不能完全按照技术思维来进行数字化改造。现在很多银行，尤其是一些在上一轮周期背上不良包袱的中小银行，当前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解决历史问题上，哪还有心思和资源发展数字技术。另外最重要的是，银行作为一个大企业，很多管理人员和员工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办法理解和适应数字化时代，这是银行数字深化，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资源约束与路径依赖问题。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已是老生常谈，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商业化，而是按照财政的思维干银行，那么转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回归商业银行的商业本性，让更多的银行家、银行家精神涌现出来，让他们像优秀的企业家一样赢得社会尊重，改变越来越多的金融腐败蛀虫，在社会上给银行从业人员带来的负面印象。 其次，要运用技术手段推动敏捷性组织的建设，改变商业银行在制度层面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些机制顽疾。比如风险处置的尽职免责问题，可以用大数据来形成客观风控流程，最大化降低人为主观审核，可以逐步解决银行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还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对流程优化的改造，解决了过去单纯靠制度变革来推动的业务体制效率提升问题。前一阵我调研一家银行，这家规模比较小的银行通过数字技术和线上场景，将会计岗位前置到大堂营销主管，实现了“营销会计”的创新。 第三，将历史包袱剥离，分类形成“坏银行”和“好银行”，改变过去那种不好不坏、混沌经营，因不良和有毒资产的污染造成全行士气低落和文化变异的问题。把银行中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单独剥离形成特殊资产处理中心（坏银行），专人专业的清收、处置和重组等。另外的好银行轻装上阵，优化风险偏好和资本分配，继续集中精力谋创新、谋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启，需要更多的具有“危机管理”思维的银行家。 总而言之，马云虽然傲慢，但其实并不无知。无知的是时代已经变迁，却依旧锁定在过去的“认知陷阱”里。后疫情和数字化时代，新的一幕金融生态画卷已经徐徐展开。无论愿意与否，金融业必须接受更大的来自蚂蚁金服这样原生金融科技独角兽的挑战。与第一次傲慢一样，马云的第二次傲慢可能就是银行利用数字科技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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