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伊始，盒马6个城市新开6家门店。 6家盒马鲜生新店分布在长三角的上海、南京、宁波，以及武汉、青岛和深圳。6城消费者喜提“盒区房”。 盒马总裁侯毅曾表示：“盒马进入了很多新城市，我们发现不同区域的需求和特点非常不一样，比如同样爱吃辣，成都喜欢麻辣，但武汉喜欢咸辣。经过了一年的探索，我们基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位于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盒马鲜生门店，为消费者量身定制符合当地当区特性商品和特质服务。 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凭借覆盖全国的生鲜冷链物流配送网络和近500家农产品直采基地，盒马全力支撑起疫情期间的商品补给。 侯毅认为，把供应链做到极致以后，才能赢得极大降低运营成本。新零售2.0将是一个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为核心，支撑线上线下的全渠道运营和销售。 2019年的阿里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3月底盒马已开出207家门店。随着疫情稳定，盒马更是全速驶入快车道。据接近盒马内部人士透露，盒马在快速“开店”的同时还将进入“开城”模式。
进入6月份，各家电商平台的618年中购物节大幕都已拉开。6月2日，京东旗下社交电商平台京喜推出“工厂直供日”，当天平台上经过京喜验厂的直供工厂货占比超过70%，不仅给新兴市场消费者带来众多质优价低的源头好货，也带动了国内百个产业带迎来订单潮。数据显示，6月2日京喜上有超过6000家中小型制造企业，成交单量环比增长超过50%；京喜核心产业带的成交单量，平均增幅达到150%。其中，义乌日用小商品产业带增幅明显，环比提升两倍，带动小商品整体品类增幅超过100%。 6月1日儿童节也是“京喜日”，京喜创出新“三高”：京喜整体成交单量创新高，对比活动前增长180%，销售商品件数超6000万件；京喜APP订单量环比增长530%，创新高；京喜新用户环比提升110%，创今年京喜新用户单日最高值，近7成京喜新用户来自3-6线城市。 什么城市用户最能买？3-6线城市用户购买力和一二线城市看齐 大众普遍认为，一二线城市用户的购买力更强，因为这些城市用户的收入更高，钱包更鼓。本次6.1京喜日，北京、广东、江苏三个经济强省市用户夺得最能买买买的前三甲，确实实力雄厚。 不过，具体到城市而言，3-6线城市的用户购买力和一二线城市相比毫不逊色，6.1京喜日3-6线城市用户购买了近60%的商品量，小城小镇青年们买东西毫不手软。 新兴市场卖什么更畅销？京喜畅销榜供你参考 对于用户来说，在京喜享受的是以出厂价买源头好货的体验。本次6.1京喜日，抽纸、T恤、浴室用品成为更受欢迎品类三甲。其中，仅抽纸便售出230万包，儿童袜子售出7.5万双，面膜售出近20万片，牙膏售出近8吨。 6.2工厂直供日，京喜利用京东大数据，独家定制的近百款新兴市场C2M货品首次全面上线，更符合用户的需求和偏好。货品定制优化后，销量比定制前平均增幅达18倍。其中，68大颗粒IP联名款积木轨道比定制前提升40倍，有盖垃圾桶比定制前提升超过4倍。 如果你也动了心思，想开个小店，不妨试试这些品类。如果你不知道从哪进货，没关系，直接在京喜采购就行，源头直供，优质低价。 iPhone也能线上造？社交玩法单日参与人次超1.7亿 作为社交电商，京喜为用户呈现了诸多新奇玩法，将社交购物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6.1京喜日当天，社交玩法单日访问次数突破1.7亿。其中，“京喜工厂”上线竞速造iPhonese活动，单日吸引超百万用户参与造物，打造全民造手机热潮，用户访问量突破4000万。 6.2工厂直供日当天，用户继续上“京喜工厂”造好物，带来相关品类的订单量环比5月份日均增长7.5倍。例如，馨语纸品店铺单量环比提升15倍，常茂文具店铺单量环比提升8.5倍。 带货必须有名人？差异化溯源直播更实在 除了抢购和好玩，当然还需要好看。5.31京喜直播日当天，商家开播场次数千场；6.2工厂直供日当天，上线600场工厂直播。京喜直播独特的源头场景化直播，通过探园、探厂、探店的形式，聚焦产业带工厂源头、产源带田间地头的好货，打通从产到销的最短链路。 直播x社交模式赋能商家、赋能主播沉淀并拓展私域流量，刺激粉丝购买。5.31直播日当天，通过主播团玩法，主播成功打造万人团，累计参团人数达1.4万+。打造单品芒果爆款，10秒达成百人团、5分钟达成千人团，累计销售近30000斤。直播红包社交裂变玩法，为商家引入粉丝环比增长近4倍，红包裂变为直播间引流增长3倍，助力主播私域粉丝增长1000万。 6月份只开了个头，如火如荼的京喜618还在继续，会有更多新兴市场用户通过京喜享受到省钱、省心、好玩又好看的购物体验。（CIS）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我希望不要仅仅把地摊经济看作短期救急措施，即使未来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了，我们也可以总结地摊经济发展的经验，借助这次放宽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机会，将精华部分保留，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其取缔。 地摊经济不只是短期救急措施 地摊经济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非常有用的。在疫情中，就业受到冲击较大的是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以及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人群。地摊经济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临时就业的途径。当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居民收入相应增加，那么对于提振消费也是有帮助的。 我希望不要仅仅把地摊经济看作短期救急措施，即使未来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了，我们也可以总结地摊经济发展的经验，借助这次放宽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机会，将精华部分保留，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其取缔。前两年，以城市安全隐患为由禁止民宅改造成商业用途。但是，这样的做法太过生硬，城市安全措施不到位就应该集中解决安全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将店面关闭。一些城市将店面的招牌都换成整齐划一的形式，使整座城市失去了生气和多样性。另外，还存在政策和目标相违背的现象——一方面想要繁荣夜市经济、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却将街道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人气。一个城市要带有温度，有烟火气。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城市规划不要“贪大求洋”。 地摊经济对于实体店铺的冲击不会很大。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正向循环，循环的强度越大，各方得利就越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市场行为都受到限制，经济发展就很缓慢。但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每个人都能参与市场活动，经济就遵循“滚雪球效应”发展起来。所以，地摊经济的发展对于实体店铺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居民通过地摊获得收入，有了经济基础后也会去实体店消费，这对于实体店铺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未来地摊摊位应该拍卖 通过定点、定期的方式来引导地摊经济规范发展。限定摆摊的地点和时间，时间一结束，摊主们应该遵守规定自觉撤离，而且要将场地打扫干净。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实施一些惩罚措施。通过规则的制定来使公民养成守法意识，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这样一来，发展地摊经济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也能得到缓解。 如果未来对于地摊的需求量变大，管理也趋于规范，个人觉得这种摊位是应该拍卖的。政府规划好摊位，然后一次性收取摊位费，以避免像以前一样多次收取管理费造成的冲突。对于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可以采用抽签免摊位费的方式。通过赋予他们摆摊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的措施能够激励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风气，同时缓解政府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一件做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一些政府官员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城市就应该“干净”，所以他们想不到这些措施。我们得牢记，城镇里一半的就业是由个体工商户和雇佣5个人或以下的小商小店提供的。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些小微企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政府应该尽力保住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支持新的小微企业“冒出来”。比如，可以由政府出面承担这些企业三个月的房租，减免半年的税收等等。先鼓励大家赶紧把企业办起来，那么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 本文原发于网易，作者同意转载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微信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1 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2 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3 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4 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
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微信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1 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2 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3 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4 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6月2日电(彭婧如)“你最怀念的路边小摊是什么？”这项网络投票中，烧烤、煎饼、麻辣烫的得票数一骑绝尘，远远将瓜果蔬菜、手机贴膜等选项甩在了后面。 如今，路边小吃摊终于反转为“怀念不如相见”了！ 路边摊要回来了 中央文明办近日发文明确要求，今年不将占道经营列为文明城市考核内容。 消息一出，即上热搜。“我们的快乐要回来了，忍不住先吸溜口水为敬。”“好极了！我又可以吃到大排档了！”“街道没有小店，没有小摊，实在是太死气沉沉了！”很多人表示，“路边摊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但此前，很多城市对占道经营都有严格限制。如河南省安阳市在4月份才刚刚发布通告，决定在市建成区范围内全面取缔占道摊点、早夜市(大排档)和店外经营行为，推动实现退路进厅(店、场)。 如今，为啥又给路边摊松绑呢？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 据了解，中央文明办是因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以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四川成都的数据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路边摊经济的成效。成都在3月出台了《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措施包括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等。 根据成都市城管委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14日，成都市共设有临时占道摊点、摊区1636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8260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6975个，直接和间接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助攻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98%。 率先给路边摊经营开绿灯的成都甚至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注意。5月28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五星级酒店也出摊 看中路边摊经济的不止有成都，还有湖北武汉。在武汉，五星酒店纷纷放下身段开展地摊经营。 武汉的一家知名五星级酒店在大门外的广场，摆满餐桌开起大排档，现场露天烧烤，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消费。 还没等到网友扒出是哪家酒店，正主就自动现身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咦，一不小心还上头条新闻了，欢迎大家来武汉汉口泛海喜来登大酒店吃烧烤！每天18:00出摊儿，等你哦！” 武汉的另一家五星级酒店也在门口摆出了早点摊。没过多久，还卖起了烧烤。该酒店餐饮部副经理对媒体表示，对于五星级酒店来说，卖早餐、下午茶和宵夜的营业额跟疫情之前还是没法比，但是让员工动起来，让酒店保持经营状态，能很好地提振士气。 “酒店不断尝试新的经营项目和模式，也是非常时期不断自救的尝试。” 近日，还有不少城市开始放开地摊经营。杭州开放了部分街道作为摊贩的经营场地；河南许昌开放一批背街小巷，让商家在道牙以上区域经营；南京统筹规划了1000多个临时外摆摊点。 单双号出摊、“绿卡”经营 逛夜市、撸串、吃大排档虽然很愉快，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路边摊的饮食符合卫生标准吗？”“建议同时考虑要给环卫工人加工资，毕竟工作量肯定也翻倍了。”“摆完摊之后一片狼藉，周围环境又脏又臭。”“真的很扰民啊，怎么办？”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杨宝玲建议，因地制宜释放出“地摊经济”最大活力的同时，应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的合法地位。 为有效规范前期实施过程中占道经营带来的部分交通和食品安全隐患、市容及环境卫生影响等方面问题，成都28日发布《关于建立城市管理“八项机制”深化柔性管理服务助力“六保”任务落实落地的意见》，回答了“临时占道摆摊可在哪摆？何时可摆？”等问题。 其中包括：建立摊点摊区设置引导机制，明确可以从事占道经营的街道、路段、时段以及每条街道商贩最大容量，实行一街一策、一点一策；建立商贩摊区择优拓展机制，每个摊区推选一至两名商贩代表，及时收集和反馈摊区商贩意见和建议，保留既无投诉又不扰民的摊区等内容。 为了规范地摊经济，一些地方还屡出奇招。如，在成都市武侯区，摊位经营者手里都有一张带有编号的“绿卡”。上面标注了经营地点和时段，也明确了责任义务。有摊位经营者表示，发了这个牌子后，需要负责好个人的卫生，不能到处乱摆。 河南郑州则是摆摊儿需限号。30日，河南郑州的健康路夜市复市，但为防控疫情，除限制人流外，商户实行单双号出摊儿，单号日子出单号摊位，双号日子出双号摊位，两个摊位间间隔两米左右。 至于，还有人想知道的“就今年吗？”“明年呢？”“这次的政策虽为‘因时而变’，但未必不是有关方面反思、改进工作的契机。”，有人这样评价，“烟火气与秩序感应该是可以并存的”。(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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