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网站31日发布《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和健全中国基准利率体系》白皮书提出，下阶段，中国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推动各类基准利率的广泛运用，通过创新和扩大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债券回购利率(DR)在浮息债、浮息同业存单等金融产品中的运用，将其打造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和金融市场定价的关键性参考指标。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央行介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运用最广的基准利率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同业拆借市场有所萎缩，LIBOR报价的参考基础弱化。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爆发多起报价操纵案，严重削弱了LIBOR的市场公信力。此后LIBOR管理机构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仍未获得市场广泛认可。 2017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宣布，2021年底后将不再强制要求报价行报出LIBOR。这意味着届时LIBOR或将退出市场。 央行称，为应对LIBOR退出，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积极推进基准利率改革，目前已基本完成替代基准利率的遴选工作。各经济体选定的新基准利率多为无风险基准利率(RFRs)，由各经济体独立发布，均为实际成交利率，仅有单一的隔夜期限，且绝大多数由中央银行管理。 央行称，中国境内一些银行开展了基于LIBOR定价的美元等外币业务，同样面临基准利率转换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立了专门工作组，主动开展研究。目前已明确境内涉及LIBOR等国际基准利率转换将借鉴国际共识和最佳实践，积极推动新的基准利率运用。 根据这一总体思路，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制定了境内基准转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参与新基准利率设计运用、推进新签合约基准利率转换、探索存量合约基准转换方案等方面入手，组织开展深入研究，指导相关银行尽早启动基准利率转换的各项准备工作。 央行强调，自中国建立银行间市场之初，就已培育形成了基于实际交易的债券回购利率等基准利率，具有较好的基准性和公信力，至今已超过20年。 目前中国的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基本上都已培育了各自的指标性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债券回购利率(DR)、国债收益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在相应金融市场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基准作用，为观测市场运行、指导金融产品定价提供了较好参考。 总体看，中国基于实际交易的基准利率运行已久，具有全面、透明、易得的市场交易数据，并且中国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对基准利率的监督管理，这些特征为中国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保障各个基准利率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市场认可度。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基准利率体系还需不断健全。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以培育DR为重点、健全中国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的思路和方案。下阶段，中国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推动各类基准利率的广泛运用，通过创新和扩大DR在浮息债、浮息同业存单等金融产品中的运用，将其打造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和金融市场定价的关键性参考指标。
作者 | 图瓦西 来源 | 新股 数据支持 | 勾股大数据 百胜中国(9987.HK)将于9月1日在港股市场开启招股，预计9月4日定价，9月10日挂牌。 百胜中国发行价为468港元（约合60.4美元），较百胜中国8月31日纽约市场收盘价（57.68美元）溢价约5%。每手50股，入场费高达23635.8港元，为近十年来入场费第二贵的新股，仅次于瀚森制药。 共计发行约4191万股股票，募资资金为196亿港元，香港公开发售167万股，共计7.8亿港元，国际配售4023万股，比例为4：96，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购10至少于15倍、15倍至少于20倍、20倍或以上，对应回拨比例为6.5%、7.5%及16.5%。 绿鞋最高可行使628万股，是回拨前公开发售部分的3.76倍，即使公开发售部分回拨至16.5%（691万股），超额配售权依然能够覆盖90%。 按照申请数目要求，至少认购400手（20000股，945万港元）方可进入乙组。 在新股研究群内，群友们多数认为百胜中国回港要价太高，颇有一种拿打新投资者当冤大头的架势。 的确，此前在港股二次上市的新股，饶是阿里巴巴、网易、京东这样的超级明星股，也都相对美股股价有一定的折让，更何况，当下很多资金还在农夫山泉打新的锁定期内，百胜中国“傲娇”得有点不是时候。 百胜中国到底哪来的底气？这两万多入场费是否真的不值得？ 核心技能：餐饮标准化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2019年的系统销售额计，百胜中国是中国最大的餐饮企业。2017年至2019年，百胜中国营业收入分别为77.69亿美元、84.15亿美元、87.76亿美元，增长率由9.69%放缓至4.29%。同期，百胜中国净利润分别为3.98亿美元、7.08亿美元和7.13亿美元，增速由2018年峰值的77.89%陡降至0.71%。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百胜中国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下滑24.11%、71.18%，二季度分别下滑10.87%、26.49%，下滑幅度有所收窄。比起餐饮行业普遍亏损，百胜所处的快餐赛道表现出一定的抗风险性。 百胜中国近三年业绩表现 数据来源：百胜中国招股书及美股财报，新股整理 以2019年的系统销售额计算，百胜中国为最大的餐厅公司，其市场份额为1.4%。截至2020年6月30日，百胜中国拥有9900多家餐厅，7月更新数据后，百胜中国门店总数（含黄记煌门店）达到了10000家， 上万家餐厅是个什么概念？火锅一哥海底捞门店数量不过768家（2019年数据），鸭脖一哥周黑鸭门店数量不过1000多家，上市半年股价翻倍的九毛九也只有336家店（2019年数据），不同品类的餐饮店在标准化上的难度不同，但也可以从门店总量上看出，百胜中国的核心能力在于规模化标准化复制。 2017年至2019年，国内肉类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百胜中国的餐厅整体利润率分别为16.7%、15.7%及16.0%，基本维持稳定，这也是企业经营精细化和稳定性的表现。 百胜中国门店总数变化 数据来源：百胜中国招股书及美股财报，新股整理 百胜中国旗下品牌除了肯德基、必胜客之外，还有小肥羊（2012年收购）、黄记煌（2020年控股）、COFFii&JOY（2018年获得经营权）、东方既白（2005年创建）、塔可贝尔及Lavazza（2020年获得经营权）等新兴品牌，其中小肥羊、东方既白及黄记煌被百胜归入中餐事业部。 即使在难以标准化的中餐领域，百胜中国选择切入的细分赛道依然是相对容易标准化的赛道，火锅、焖锅、快餐都是其中典型，在上游供应链控制好锅底、蘸料、食材新鲜度，实现“去厨师化”，消费端的口感体验就能够稳定。 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扩张道路上，百胜中国选择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在中餐领域发挥标准化强项，这种扩展战略的出发点是对的，但餐饮业是无数个细节和意外堆叠起来的行业，注定了百胜中国的本土化之路并不平顺。 以火锅品牌小肥羊为例，在百胜中国收购小肥羊以前，小肥羊的战略投资者英国3i私募基金及普凯投资基金(PraxCapital)就已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标准化改革，整顿加盟市场，砍掉了半数小肥羊门店，随后百胜中国接手，继续在品牌升级、架构调整、信息系统升级上持续进行标准化。 然而，标准化却成了小肥羊发展的双刃剑，使门店更易于复制，但也磨损了这个中餐品牌的个性化和烟火气，随后多年，小肥羊在海底捞、呷哺呷哺等“后浪”火锅品牌的夹击下，逐渐泯然众人。 核心品牌：肯德基和必胜客 从东方既白到小肥羊，百胜中国不断作出本土化尝试，然而在2020年百胜中国收购黄记煌以前，除肯德基、必胜客之外，百胜中国其他品牌门店数仅有385家。 百胜中国两大核心品牌销售额表现（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百胜中国招股书及美股财报，新股整理 作为主力品牌的肯德基和必胜客每年为百胜中国贡献90%以上的营业收入，其他品牌产生的收入不足10%，肯德基品牌的餐厅利润率近三年基本保持在18%的水平，优于其他品牌，必胜客餐厅利润率则维持在12%上下。 百胜中国两大核心品牌净利润表现（百万美元） 图片来源：百胜中国招股书 肯德基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全球主要餐饮品牌，于1987年进入中国市场。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2019年系统销售额计，肯德基为中国领先及最大的快餐品牌。截至2020年6月30日，肯德基在中国1400多个城市经营超过6700家餐厅。 按2019年系统销售额及餐厅数目计，必胜客为中国领先及最大的休闲餐饮品牌。截至2020年6月30日，必胜客在中国500多个城市经营超过2200家餐厅。 据招股书数据，肯德基及必胜客餐厅的平均现金回收期分别约为两年及三至四年，而中国的餐饮业内平均回收期长达三至五年。 但是，进一步解读招股书发现，肯德基、必胜客两大品牌的发展趋势出现了分化，2018年至2020年上半年，肯德基客单价通过提价、推新等方式稳步增长，必胜客客单价则一路下滑。公司将必胜客客单价的下滑归因于促销活动的开展，促销以价换量，也从侧面印证了必胜客的品牌下行。 招股书其实透露了两个品牌发展路径迥异的原因，“肯德基是首个于中国提供中式早餐(如粥及油条)的西式快餐品牌，而必胜客通过改良现有产品及添加新菜品，菜单于2020年6月30日相比2017年变动了70%。” 早年的必胜客市场定位于披萨以及西餐简餐，是不少人家庭聚餐、周末聚会的优先选择。 然而，随着专做外送的达美乐、“平民西餐”品牌萨莉亚乃至主攻榴莲口味的乐凯撒相继进入市场，西餐简餐进一步细分，必胜客却在多元化的路上一骑绝尘，融合中式、美式、英式各类简餐为一体，定位越来越模糊。 当年，像“海底捞隐藏吃法”一样火爆的必胜客沙拉塔攻略早已成为历史，必胜客的忠实用户也逐渐分化，成为其他品牌的增量。 此外，肯德基品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会比普通餐饮品牌遭受的影响更为持久，相当一部分肯德基门店开设在旅游景区、观光区附近，当前由于政策等限制，旅游业的复苏相对餐饮业的复苏要更为缓慢，旅游客流量的减少将长时间影响肯德基的营收表现。 可能的增长点？ 聊完了百胜中国当下的业务情况，我们来看看可能的增长点。 我们惯于用看餐饮的眼光看百胜中国，却忽略了它的平台属性。截至2020年6月30日，肯德基及必胜客的会员计划分别有超过2.4亿会员和超过7500万会员，即使经过排重，也有2.4亿用户在使用肯德基和必胜客的点餐平台。据公开报道，2019年肯德基APP日活跃用户数为1000多万，近六个月，百胜中国更是有约97%的支付通过数字化形式进行。 美团官方最近公布的用户量数据为5.505亿，日活跃用户数为8000多万，截至到2020年8月31日收盘，市场给到美团点评-W的市盈率为392倍，总市值1.5万亿。 当然，美团对接海量商家，且作为龙头企业处在一个赢家通吃的赛道，百胜中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外卖服务带来的高粘性用户数据具有巨大的价值，能为百胜中国孵化新品牌节省冷启动阶段的成本，其他餐饮品牌对此望尘莫及。 新冠疫情持续改变餐饮用户的消费习惯，也给肯德基数字平台带来了新的机会。 目前，堂食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时相比有所改善，同时外卖及外带持续同比增长， 2020年第二季度，外卖及外带贡献了百胜中国一半以上的餐厅收入。同期，会员销售也出现了双位数的同比增长，超过系统销售额的60%。数字点餐越来越受欢迎，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占公司餐厅收入约80%。 2020年收购的黄记煌是百胜中国的新品牌之一，倘若能够借力会员平台加快黄记煌的推广和渗透，结合百胜中国产品、服务标准化的管理强项，不能排除这个焖锅品牌，进入“第二春”的可能。 另一个有希望带来增长的新品牌则是2020年4月引入的Lavazza咖啡，该品牌因咖啡豆品质过硬而名声在外，目前该品牌已在上海开有旗舰店，主打咖啡、甜点，大众点评平台探店评价普遍较好。 目前，百胜中国主要股东不乏知名机构，包括景顺控股（持股10.8%)、贝莱德集团（持股7.3%）以及春华资本（持股6.3%）。 百胜中国曾与春华资本、蚂蚁集团达成协议，在百胜中国分拆上市时，后两者分别投资4.1亿美元和5000万美元，共计4.6亿美元。春华资本和蚂蚁集团还合共拥有两批可以在五年内行使的认股权，分别按每股31.4美元（120亿美元）和每股39.25美元（150亿美元）股本价值行权价，可于2021年10月31日前任何时间行使。 个人股东中，春华资本创始人、前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胡祖六担任董事兼董事长，黄进栓为肯德基总经理，蒯俊为必胜客总经理，陈耀昌是高榕资本合伙人，韩歆毅为蚂蚁集团CFO，谢东萤为前蔚来汽车CFO。
8月31日，融信中国发布了2020年中期财务报告。 财报显示，融信中国上半年营业收入210.66亿元，同比下滑20.85%；毛利31.4亿元，同比下滑50.63%；净利润16.45亿元，同比下滑达53.12%。 融信中国毛利和净利何以双双腰斩？其中已交付物业销售收入大幅下滑或是重要原因。财报显示，融信中国上半年物业销售收益205.71亿元，占总收入比重的97.6%。 而2019年同期，融信中国物业销售收入录得262.12亿元，据此计算，今年物业销售收入同比下滑21.52%。 如果从交付面积来看，数据则更加不容乐观。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融信中国交付物业建筑面积127.17万平方米，同比下滑34.52%。 收入大幅下滑，成本却居高不下。财报显示，融信中国上半年营业成本179.25亿元，同比仅下降11.5%。 按照上述数据计算，融信中国今年上半年交付物业的单位成本高达14095.7元每平方米。而上年同期，融信中国交付物业的单位成本为10429.4元每平方米。 由此可知，融信中国上半年交付物业的每平方米单位成本上涨了3666元，增幅达35.15%。 成本上升直接拉低了融信中国的毛利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融信中国毛利率仅14.9%，相较上年同期的23.9%，大幅下降了9个百分点。 “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相较于2019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交付不同物业组合。”融信中国在财报中解释称。 此外，融信中国今年上半年租金收入0.61亿元，同比亦下滑17.5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融信中国投资物业公允价值变动亏损9750万元，上年同期为收益7869万元。融信中国表示，该项目减少主要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及政府限价所致。 财报还显示，融信中国上半年投资溢利大幅缩减，由上年同期的9.23亿元减少至今年上半年的1.37亿元，降幅达85.07%。 对此，融信中国表示，主要是由于上半年合营企业交付的物业减少所致。 截至上半年末，融信中国资产负债率为80.73%，同比上升了0.52个百分点。
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前言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全球化进程在人类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不可缺失的角色，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今天各国之间商品、服务、文化等深层次的交流都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 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主要动因在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并利用技术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含量最高的产业以获取全球经济增加值中的大头。然而全球化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居民收入的不平等，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欧美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滋生并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浪潮。 本文通过建模与实证发现：目前全球化的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包括中国以及大部分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继续全球化的边际收益依然大于边际成本。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要重视经济内循环，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同时有效促进国内的消费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仅仅依靠内循环就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需要同时注重国际循环。不同以往的是在WTO国际大循环支离破碎的状态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和价值创造，同时将由技术、产能、资本的输入国转为输出国。 一、全球化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力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1 发达国家掌控国际机构，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在签订WTO贸易协定时被欺骗，这些贸易协定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损失。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可笑的，二战之后的WTO、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下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所设立的各项规则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影响，其规则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企业的利益。 以国际贸易规则为例，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规则要求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以进口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保持了纺织品、食糖等大部分商品的贸易配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持续补贴国内的农业导致非发达国家的农民无法与之竞争，另外一方面却频繁指责非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的补贴。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发达国家的选择有限，要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要不拒绝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沦落为世界“孤岛”。其结果是大部分非发达国家被迫接受了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化规则以换取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撬开了非发达国家的市场，为本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提供了新的去处。 除了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群体的全球贸易规则以外，资本自由化流动也成为发达国家掠夺非发达国家的另外一个工具。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例，随着两个地区多数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从欧洲和美国涌入大量的投机资本炒作股票、房地产，造成这些地区股票和房地产大幅度上涨，当这些西方国家的热钱赚足收益撤走时，拉丁美洲和亚洲诸多国家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美联储加息的冲击所致。 显而易见，无论是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还是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规则，其本质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2 全球化规则下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经济不平衡加剧 全球化的浪潮为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的好处远远大于非发达国家获取的好处。如上一节所述，有利的全球化规则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及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通过收集英国、荷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1940年以来的人均GDP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发现：1940年人均GDP相对较高的美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从1940年平均5000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50000美元，上涨了10倍左右；相反1940年人均GDP相对较低的非洲等区域，从1940年平均754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1809美元，仅上涨了2.3倍左右。 其中，日本1940年人均GDP为2874美元，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截止2018年日本人均GDP达到39287美元，上涨了13倍。而中国也从1940年的562美元上涨到2018年的9780美元，上涨了17倍。然而中国与日本的上涨只是1940年以来上百个非发达国家中少有的特例，大部分非发达国家的增长轨迹都和非洲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低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浪潮中，有利的全球化规则让发达国家获得远超非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收益。 1.3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分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及，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完全产自一国的商品。一件商品标识为“Made in China”或是“Made in USA” 已经不能单单让人们认定这件产品是百分之百产自中国或是美国，它所能代表的仅仅是它的出口地。在一个普通的电脑中，电池可能来自日本公司，显示器可能来自韩国公司，显卡和处理器可能来自美国，并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像这样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的产品最终都会被印上“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零配件产自中国并不能简单的从“Made in China”上看出。 继续使用电脑做例子。一个电脑制造商如果需要制造一台电脑那么他就必须去考虑从哪些公司购买一部电脑所需的零配件。而当电脑制造商选择的零配件高于市场同类产品时，零配件所赋予电脑的最终价值也将随之增加。例如，电脑制造商在选择电脑芯片是选择了200元而不是100元的并最终因此把电脑价格提升120元，其中这20元就被成为附加价值（Added Value）。以此类推，在电脑的其他配件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附加值，同时，在这些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中同样涉及到附加值；比如，英特尔（Intel）公司将芯片原材料（硅）制造成芯片成品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芯片价格减去硅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综上所述，产品附加价值可以理解为生产方通过加工生产等活动在原始原料上新增加的价值。至此，一个商品最终在中国还是美国完成制造被打上“Made in XXX”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企业/国家最终在这件产品上赚取了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近十年中使用全球价值链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普及。本文将用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GVC指数进行计算比对。 全球价值链模型（Global Value Chain） 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中有两种模型： 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GVC Participation = IVab/Eab + FVab/Eab。 2．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GVC Position = Ln（1+IVab/Eab） – Ln（1+FVab/Eab）。 Koopman（2010）在两种模型中，前者用于展示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如果数值越高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高，越低则相反。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诠释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Koopman（201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该指数的大小用于分辨某国或产业在价值链的上游、中游、或是下游。（上、中、下游由产品附加值决定） 在模型中（IVab/Eab）为前向参与度而（FVab/Eab）为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为a国在b产业为全球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提供的增加值比重而后向参与比则为a国在b产业出口中包括的国外中间商品增加值占比。 模型解释： IV：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 E： 出口增加值（Value Added Exports） FV： 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在此模型下，我们将逐一对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进行GVC 全球连参与度指数以及地位指数的计算。在与中国对比的国家中我们均选择了强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中国的上升空间。选择德国以及英国是因为其经济规模可以代表欧洲板块，日本则可以代表亚太，而美洲则有美国代表。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中的TiVA（Trade in Value Added）分类。 为了更详细的看出中国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此处将产业分为两个等级：低、高。此处分类法则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模型。 在两个类别中各甄选了四个大产业作为代表，其中： 低端：农牧（林木畜牧）、食物（包括烟酒等）、纺织（包括皮革）、木类（纸、硬刷品）。 高端：计算机等电子产品、金融和保险、信息交流、其他商业服务。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和美国基本持平，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均排世界前列，粮食生产量常年处于高位。 从高端产业部分可以看出，美国长期高于中国，但自2008年开始，中美在高端制造业的距离逐渐缩小并在2010年开始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在高端产品/服务中，中国获取的附加价值比例在不断增加，简单来说，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比在逐年上升。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的指数高于美国不少，这说明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在高端产业中，美国的指数远超中国，这意味着在高端产业中美国处在核心领导地位。 结合国情从全球价值链参指数得出：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要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至此，产品增加值不会太高；而美国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大于中国，并在低端产业中小于中国。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如果希望在高端产业有所突破就必须面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限制。为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高端产业的继续上升，中国必须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保持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只有继续保持科学技术正增长才能使得产品附加值增加，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是促进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大核心动力。在低端产业中，中国则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在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近20年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 二、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规则的不平等性一直被非发达国家所诟病与抵制。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大量的反对者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起点，然而由于抗议者大多来自于非发达国家，其抗议并不能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并未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太多的负面冲击。 然而近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逐渐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的高潮。全球化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2.1 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均衡 （1）发达国家收入不均衡持续加剧 逆全球化浪潮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比例的利润，但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0年以来的30年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何平均增速为0.5%，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为2%，这意味着在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实际增速为负值。 然而对比美国1990年以来30年间的GDP增速发现，美国GDP几何平均增速为4.36%，远远大于同一时间段内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2%。 上面两个结论呈现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1990年以来美国GDP同比增速远远大于CPI同比增速，另外一方面1990年以来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速远远低于CPI同比增速。这意味着虽然1990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快速增长的同时，超过50%的家庭实际收入反而在下降，也就是说大部分美国家庭并没有从美国快速增长的GDP中获益。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富人收入增速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以福布斯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来看，1990年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为2200亿美元，2019年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为2.96万亿美元，这期间内美国400富豪财富值几何平均增速为8.28%。 由此可见，虽然近30年来美国GDP实现了4.36%的几何平均增速，然而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豪群体，少部分收益流向美国大部分家庭，呈现出美国400富豪收入远超美国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远远低于美国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的现象。 美国这一现象并非特例，目前发达国家群体普遍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过去25年期间，德国的基尼系数增加了22%，加拿大增加了13%，英国增加了13%，意大利增加了8%，日本增加了6.4%，显示出整个发达国家内部富豪群体和大众收入增速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与差异。 （2）收入的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化允许资本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流动，然而资本的流动速度远远高于人员的流动速度：美国的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好的投资机会，并快速流入预期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与此同时，虽然人员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是人员流动依然受到众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人员流动的速度远远低于资本流动的速度。其结果是美国的资本流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获取高额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然而美国的蓝领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流动速度不足，依旧待在美国。 从下图可以发现：1949年以来，美国持续多年成为全球移民净流入国家第一名，每年有大量的的人口从其他国家流入到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呈现出加速流出的迹象。 大量资本的流出对于资本拥有者来说意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新的机会，获取更高的收益率，然而对美国国内的居民来说，这意味着本该在国内的投资流向了国外，这些投资原本能带来的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跨国企业与雇员谈判的筹码，跨国企业的管理层能够通过投资海外的方式来压低美国国内雇员的薪酬。 另外，大量的移民流入美国，与美国本土的居民抢占工作机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环境更为激烈，美国居民在与跨国企业沟通薪酬时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3）收入不均衡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 随着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中产阶级、蓝领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逐渐滋生了民粹主义思潮。 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特朗普提出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等国家征收关税”都是为了更好的迎合美国国内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诉求，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短期内提升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另外，特朗普提出的“移民政策”，通过修建高墙阻止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等措施，试图减少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进而降低美国国内就业的竞争局势。 另外，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18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显示出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带来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些民粹主义思潮的核心在于逆全球化：因为正是全球化“掠夺”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就业岗位，那么也必须通过逆全球化来恢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应有的利益。 2.2 持续疲软的经济 尽管1990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同期通货膨胀增速，美国大众与美国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矛盾：只要经济快速增长，那么美国家庭收入的名义增速依旧是正数。 除此之外，虽然1949年以来大量的移民持续流入美国，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岗位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外来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隐藏了起来。 然而，这两个矛盾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逐渐加剧，2008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实际同比增速始终没有恢复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 从上图可以发现：2008年之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实际同比增速平均值维持在2.5%左右，而2008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3%左右。 长期疲软的经济，让贫富差距和移民这两个矛盾变为尤为突出，而每次经济衰弱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倾向于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国内矛盾，下图是1950年以来美国GDP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统计趋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当美国GDP同比增速较高时，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较低，反之亦然；即美国GDP同比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呈现出典型的跷跷板效应。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欧盟等国经济增速远远低于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美国政府掀起贸易冲突的动力。 三、全球化的内在经济动力依然存在 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开启，而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逐渐将逆全球化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关于全球化未来的走向以及中国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该何去何从尚处于混沌之中。 虽然全球化的短期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是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3.1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与该国的的技术、劳动力投入有关，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搭建以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代表i国在t时刻的人均GDP；KOFGI代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1970年开始发布全球化指数，该指数对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水平进行年度评分； 代表i国在t时刻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水平； 代表i国在t时刻的资本投资完成额。 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上表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KOFGI回归出来的系数为0.07193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对全球人均GDP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2）KOFGI的二次方回归出来的系数是-0.000854，且在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同时也会对人均GDP产生负面影响。 （3）根据KOFG及其二次方回归的方程进行核算可以发现，在KOFGI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而KOFGI在84之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降低全球人均GDP的增长。 下图是根据KOF编制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指数以及其两个组成部分：世界贸易全球化指数和世界金融全球化指数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70年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指数从37.1上升到2017年的59.0，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指数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根据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指数处于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KOFGI只有62.1，这意味着在当前时点继续推进全球化有利于继续提升全球人均GDP水平。 3.2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是未来50年全球化的主力军 从世界全球化程度来看，目前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最优点，继续推进世界全球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全球人均GDP水平。然而不同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国家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有显著的差异。 首先，绘制中国和世界全球化指数1970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中国1970年的全球化指数为21.7，落后于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38.4，但是经过5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快速提升；截止2017年，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为62.1，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越了世界全球化程度。除此之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的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横向来看，收集6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数： 表3.2 6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数 在图3.2中显示了6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指数数据，可以发现仅爱尔兰、加拿大、葡萄牙等16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超越了84，其他44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均在84之前。这意味着除了爱尔兰等16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点；当然在全球化指数低于84的国家中，美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已经非常接近84，而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与84还有较大距离。 除此之外，通过图3.2还可以发现，在6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36个国家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蓝色字体标注），且有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低于84，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该国家人均GDP的提升。 四、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靠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从全球化经济中赚取大部分的利润，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依赖土地、劳动力等廉价优势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从事低端制造和组装来获取少部分利润。 在全球化市场停滞的状态下，中国遭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国际大循环的分工和价值链缺失需要得到弥补，但是全球化的方向要继续保持不变。未来全球经济可能由国际大循环向区域市场转变，如东亚区域、拉美区域、东南亚区域等国际贸易区域格局转变。中国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和价值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够在过往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基础之上搭建更公平平等的区域经济秩序，并建立相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科技、人才、创新优势以便于能够持续的将技术、产能、资本输出到相对欠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相比一带一路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创新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同样也具备这些优势，中国能否利用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和巨大的潜力来领导区域一体化经济搭建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并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独特的人才、技术、创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了国际区域市场以外，国内市场的终端消费受制于高房价的挤出效应而无法有效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导致国内循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失去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高房价还捆绑了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持有的大部分资产，因此如何在避免房价大幅度波动的前提下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是中国经济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的重大挑战。 4.1 提高研发投入比例，向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链转移 全球产业链从上到下分别是研发、设计、物流、制造组装、市场营销、服务，其中制造组装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也是全球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位置，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依靠人口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制造组装大国的角色。 根据上图OECD编制的微笑曲线，在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附加值最大，例如左边的研发、设计、物流和右边的服务、市场营销及物流，而在全球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的附加值最低。除此之外，上图的虚线表示1970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配，而实线代表2000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配，可以发现相比1970年，在2000年的全球价值链分配中，微笑曲线左右两端的产业分配到的附加值比例更大，而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附加值比例变得更小。 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向全球产业链的两端转移，其中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包括研发、设计及核心零部件，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形成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提升研发投入的比例：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6年以来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19%，超越了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但是与美国和日本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 虽然与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的PCT申请量在2019年却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85年以来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中国2000年加入WTO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才开始爆发式增长，截止2019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为59005件，超越日本、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知识产权逆差：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7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进口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知识产权出口增长幅度；截止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金额343亿美元，出口金额66亿美元，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达到277亿美元。这与中国是全球PCT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不匹配，但是与中国目前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差距是吻合的。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PCT申请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的科技实力与知识产权出口不尽人意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中国目前的PCT申请量过于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且出现了通过PCT申请来骗政府补贴的现象，因此需要加大对PCT的质量审核，并对相关PCT进行分时间段补贴的方式。 另外，政府层面对于PCT的补贴需要更有针对性，针对某些战略性新性行业，据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12.5%，而非战略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8.9%，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战略新兴产业中还不具备绝对优势，担心被中国超越，因此对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转移设置了障碍。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弯道超车的关键产业，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进行政策扶持，并加大对这些产业PCT的针对性补贴： 从上图可以发现：材料技术行业，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电子技术行业和生物技术行业是目前战略新兴行业中我国从海外技术引进难度最大的三个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和PCT针对性财政补贴的行业。 4.2 在货物贸易出口基础之上打造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据统计，货物贸易每产生100亿营业额，有25%左右的增加值，而服务贸易每产生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的增加值。中国在进入WTO之后，其商品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且同时维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如上图所示：在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截止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582亿美元，按照70%的附加值来计算，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海外其他国家贡献了1807亿美元的增加值。 与此同时，在2018年我国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为3518亿美元，按照25%的增加值，意味着我国商品服务贸易从海外其他国家获取879.5亿美元的增加值。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在2018年虽然我国商品贸易顺差金额大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但是由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值有较大差异，实际上2018年我国商品与服务整体增加值为负数。 实际上服务贸易并非单独存在的，服务贸易的发生通常与商品贸易相伴相随，例如国际运输、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国际咨询服务、国际租赁等，这些服务贸易都是开展国际商品贸易的的必须品。根据1988年蒙特利尔会议，服务贸易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交易的不连续性、有限的服务时间和目的具体性，然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资金自由跨境流动的体系，这导致在我国的国际商品贸易进出口中需要的服务贸易只能外包给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我国可以选择在自贸区，打通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并依托我们每年据年的商品进出口贸易来拓展我们服务贸易的产值。根据2019年的服务贸易数据，假设在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实现收支平衡，则可以带来1807亿美元的增加值，换算成商品贸易为7228亿美元，是2018年我国贸易顺差的两倍。 4.3 控制房价横盘，释放国内居民消费需求 2000年以来，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下图是WTO根据供应端编制的全球价值链（GVC）关系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并且作为另外两个中心德国和美国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然而中国在需求端的位置却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不符，下图是WTO根据消费需求编制的全球价值链关系图： 通过上图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的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消费地位远远不及其在生产端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的收入都流向了房地行业，而非流入实体消费品行业：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大部分时间都远远低于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这意味着居民买房加杠杆的速度远远超过自身收入水平的增长，房地产资金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 横向对比来看，与中国临近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消费率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大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间的消费率较低，只有37%左右。 因此，如何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是促进我国内需，进而将我国打造成为全球需求端的中心是当务之急。 然而，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出需要谨慎对待，一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下图是我国2001年以来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2001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一直处于较高位置，截止2019年年底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为41.8%，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 另外一方面，据央行统计，我国居民75%的资产都在房地产上，这就决定了一旦房地产出现暴跌现象时，无论是地方财政收入还是居民资产都会大幅度缩水，这将对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必须保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继续暴涨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也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暴跌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居民资产构成威胁，在这种横盘震荡的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入消费品领域。 五、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总的来说，没有中国的世界和没有世界的中国都是不理性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内循环难以持续繁荣，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并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发力： 首先，对外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重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资本、基建和产能。通过相对的技术优势、制度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去赚不发达国家的钱，也帮助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 其次，对内保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引导资金流向消费品领域，将我国打造成为世界第三个需求中心。 第三，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的经济原动力和研究方向的自由度；加快研发投入比例并对计算机、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财政补贴和PCT奖励，同时压缩某些非战略性、差距较大的尖端科技投入，实现中国高端产业的弯道超车。 最后，继续扩大制度红利，通过深化改革，重点推动市场元素的市场化配置，市场主体的市场化功能，政府运行机制的服务化改进，在市场管理上加大监管，在产权保护方面完善法律救济功能，尤其要克服“体制性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的阻力。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2]．CEIC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 [3]．Wind万得数据库：https：//www.wind.com.cn/ [4]．经合组织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5]．全球船运协会：http://www.worldshipping.org/about-the-industry/global-trade/top-50-world-container-ports [6]．公路运输数据： https：//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info/stats/Transport [7]．徐世刚，肖小月．浅析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2003 [8]．胡晓丽．科技振兴背景下的日本科技厅政策史研究[J]． 科学与社会， 2017 [9]．秦涛，黄军英等．韩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初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 [10]．Sungchul Chung.The Korean Innovation Story.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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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8月31日，中国恒大举行2020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就上半年业绩情况以及市场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据了解，2020年上半年，中国恒大实现营业收入2666.3亿，同比增长17.5%。期内，公司核心业务利润192.5亿元，净利润147亿元，净利率5.5%，归属股东净利润65.4亿元。 同期，中国恒大毛利666.8亿，同比下降13.7%；毛利率25%，同比降2.83个百分点。 图片来源：企业公告 上半年，中国恒大实现合约销售额3488.4亿元，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2818亿元增长23.8%；合约销售面积3863.2万平方米，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2620万平方米增长47.5%。 此外，上半年中国恒大累计销售回款3120亿元，同比2019年上半年1874亿元增长66.5%；销售回款率89.4%，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66.5%上升23个百分点。 针对销售逆势增长，中国恒大总裁夏海钧在业绩会上称，中国恒大是“民生地产”，97%的产品是面向刚性市场，符合用户自住型的需求；仅有3%面向高端市场，以满足投资性需求。所以，绝大多数的用户都能买得起中国恒大的房，具备对中国恒大产品的消费能力。 此外，上半年中国恒大率先实施颠覆性的网上卖房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推出“3000元定房”、“78折购房”和“619个楼盘房源价格全公开”等优惠政策，打造出线上加线下结合的闭环新模式，率先抢跑市场，以刺激销售复苏。 “上半年销售已经完成全年6500亿元目标的54%，下半年还有9000万平方米的可售货量，只要销售37%就可以完成全年。我们全年是力争8000亿元销售目标，下半年需要销售可售货量的54%，这个也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对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充满信心。 ”夏海钧说道。 业绩会上，针对此前业内多次传闻的“三条红线”，中国恒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则表示，中国恒大坚定支持管理部门提出的各项指标管控，并将公司战略向相关政策要求靠拢，做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模范生”。 潘大荣称，早在今年3月底，恒大提出全面实施“高增长、控规模、降负债”发展战略。 在“高增长”方面，今年2月恒大率先实施“网上销售”，推动销售大幅增长。 在“控规模”方面，恒大上半年严控拿地，土地储备下降至2.4亿平方米。 在“降负债”方面，得益于销售回款与土地储备的“一增一减”，与3月底启动新战略的时候相比，仅一个季度恒大有息负债便大幅下降400亿。 下半年，中国恒大将继续实施实施“高增长、控规模、降负债”发展战略，力争2020年到2022年，有息负债平均每年减少1500亿元。 具体而言，中国恒大降负债的主要措施和计划包括三方面：一是，加大销售及销售回款；二是控制土地储备规模，实现土地储备负增长，力争平均每年减少3000万平方米左右；三是分拆集团优质资产上市，实现集团权益增长。 潘大荣表示，近期中国恒大旗下金碧物业成功引入战投入股235亿元港币，预计降低净负债率19个百分点。 据潘大荣透露，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金碧物业合约面积超5亿平方米，在管面积超2.5亿平方米，服务600万业主。“金碧物业2019年收入73亿，净利润9.2亿，计划分拆上市，未来三年保持高速增长。”
曾树佳 发自广州 在广州中新知识城北区，“时代印记”由红卫村城市更新项目蜕变而来，成为一个体量超过百万方的大盘。项目的售楼部门口，涌动着白色水沫的喷泉，和建筑的简约设计风格相互辉映，透出一丝丝艺术气息。广州黄埔时代印记 与时代中国设计研发中心总经理向杰的访谈地点，选在了时代印记项目中的一间样板房。120平方米的空间里，横厅连着多功能房，形成“T”字形，搭配着20度灰的墙面基色，呈现出尺度感和通透的舒适感。 “把一间北向的卧室改成这样的多功能房，并不影响居住功能；反而在使用场景的多元性上，做了一个显著提升。” 向杰身着黑色衬衫，在柔和的灯光下，以自己不拘一格的聊天风格谈道。 转眼间，他已在时代中国待了近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开始充当的是“指挥官”的角色，后来团队规模不断扩大，他转而更像一名“教练员”，把过往的一些经历和方法，传授给更多的人，授人以渔，并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规划。 2004年开始，时代中国正式提出了“生活艺术家”的slogan并以此作为企业的品牌形象定位，并为每个和时代有关的人，提供成为“生活艺术家”的土壤与养分。基于对人们生活需求的洞察，时代中国提出了“人文，时尚而富有艺术感”的产品理念。人文，即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行产品设计，洞察客户的使用痛点，并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而时尚和艺术，即通过时尚而富有艺术感的手法去塑造具有美感的生活场景，进而影响人的生活态度，引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向杰觉得，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这似乎是一条“特立独行”之路。目前，时代中国基本每一年都会进行产品的升级迭代，而“生活艺术家”这个标签和基因，已渗透到各个项目之中。 产品系的“答案” 去年，时代中国“3+3+3”产品体系亮相，这既是其产品线的逻辑，也是商业的逻辑。 第一个“3”，指的是3类户型产品，即成长型、成熟型以及成功型，以满足不同家庭对空间尺度和功能的需求。它包含了不同的面积段，从功能格局、房屋间隔、房间数量上，覆盖到当前市面上不同的家庭结构。 另一个“3”，则与产品风格、视觉效果有关。都市浪漫住区、国际时尚都会、精工人文美宅，满足都市人更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需求。 “为什么会有三种风格？”向杰抛出问题之后，也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答，“在审美这块，不同的人喜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跟美有关的东西，包容度能更广一点，以满足更多人对不同风格的产品美学喜好。” 满足多元的审美偏好之外，产品的分档，则形成了最后一个“3”。在每种社区风格里，时代中国还针对不同客群的支付能力设定三种产品档次，通过功能、品牌和美学的提升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东莞时代天境 “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要交付给客户的，根据客户的支付能力，我们会呈现最优性价比的产品组合。我们也留了一些空间余地，让客户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去做一些加载。” 向杰表示，覆盖多层次的需求，也是时代中国对“让更多人实现向往的生活”这个使命的践行。 在经过多轮迭代之后，时代中国的产品体系标准，已完全覆盖居住社区的各个角落。目前，时代中国已建立6100多个构件单元的技术标准，并持续扩充。无论是居住者能够感知到的部分，还是隐藏在地表之下的部分，都有对应的技术标准给予支持。 房地产的下半场，开发商都在比拼产品力，竞争更为激烈。而后疫情时代，究竟什么才是好房子，也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在强调人居体验的基础上，人们对于房子的选择，要求更高，做决定时更为谨慎。 “中国其实不缺房子，而是缺好房子。” 向杰认为，时代中国基于自身的设计理念，给到客户一个更高的生活艺术审美空间；它已在产品之路上，找到了发展的“答案”。 “画面感”里的成本把控 土地是房地产行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时代中国怀揣着自己独有的产品理念与思路，在公开市场、旧改领域积累了较为充足的土储。 正如向杰所说，“如果拿了地之后再去想做什么产品，那是非标的打法”，对城市、产品研判之后再出手，才能胸有成竹。 无论是招拍挂，还是转化整理出来的土地，都有自身的特质。面对每个来之不易的项目，时代中国都会注重土地周边环境及其“内生”的因素，找准匹配的客群，做合适的产品。 正是这种“自觉”，促使着时代中国不断对产品加以打磨，带着“画面感”去做设计。 “从任何角度去看，它都像一个比较优美的画面，人就是这个画面里面一个主角。”向杰描述出了一幅公司产品的构图，“可以想象社区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很整体的；居民也乐于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进行各种活动。”珠海时代倾城 在居住社区中，向杰所在的团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引入，让艺术与生活实现无缝对接。 谈话间，他提到了位于广州白云区的时代玫瑰园。当年，该项目请了荷兰著名建筑设计师雷母•库哈斯，设计建造了时代美术馆。 2004年至2005年，库哈斯三次到时代玫瑰园实地查勘，最后决定将美术馆分割成几个部分，嵌入三期两栋居民住宅楼数个不同楼层中，各个部分通过一个附加在两座居住塔楼之间的电梯联系起来。 这一设计，体现了库哈斯“艺术介入生活”的理念，诠释了公共空间与日常空间的组合运用。尽管建造难度较大、成本投入也不小，但向杰坦言，现在来看当时这个决定是比较正确的，它具有“产品开模”的意义。 在业内，并不是所有开发商，都有在设计上重金投入的魄力。他们所顾及到的，无非是成本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关系。 不过，向杰并不认同“矛盾”的说法。在时代中国，产品的设计逻辑一直遵循着成本最优化的设计底线和规则，确保成本投入和产品配置的合理性、科学性。 “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及时用一些成本的控制工具，去进行纠偏。带着成本意识去做产品，最后产出的成果，也是能够充分顾及到客户的支付能力，同时也满足项目经营层面的数据。所以说，要掌握其中的一个度。” 感性与理性的“最优解” 向杰在设计领域有着较深的心得体会。他坦言，设计师要兼具感性与理性；一个好的产品，除了要在艺术格调上打动客户的内心，还要在尺度、功能配置上，量化、兼顾到客户的实际使用体验。 一直以来，时代中国都在探索产品细节的“最优解”。比如户型的定调，就需要一套严谨科学的方法，去推演出结果。 “户型不光是钢筋混凝土间隔出来的硬空间，它要放置家具、电器、灯具等，以及一些小的配饰软件。为了让空间有更好的匹配，一定要讲究尺度感。”说到这里，向杰颇有感触。他认为，这个“尺度感”并不是随意拍脑袋决定的。佛山时代天韵 比如，放置家电、家具的墙体应该做多大？团队针对这个问题，每隔一两年，就会走访市场，通过对市面上主流家电家具尺寸的分析，找出匹配不同房型时，家具家电应该采用的设计取值，未来设计的基本尺度可以匹配80%以上家电家具需求。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居住者活动的空间。如果家电、家具摆进去了，看起来很和谐，但是一旦使用，坐在凳子上、沙发上吃饭，各种活动空间都受限的话，就不是理想的状态。 基于这样的考量，把户型内的卧室、卫生间、厨房、阳台等每一个功能空间都进行了空间尺度的梳理，匹配不同面积段，形成合理的尺度级差标准。有了这样一套标准之后，户型设计就有了准绳。 而无规矩不成方圆，时代中国对于自己的“产品准绳”，也有着“归纳总结”的习惯。2014年，时代中国成立了设计院，开始承接公司一些项目的设计任务，并注重对产品标准、概念、方案进行封装归档。 在向杰看来，“封装”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它能在计算机中形成一个资料库，让未来的产品在材料构造、设计规则等层面有迹可循，节省时间、人力的损耗。 “设计最大的价值点在于前端，好的想法、点子，才能够带来真正的产品价值。产品标准做完整细致之后，就能把整个施工图的制作交给计算机去实现。” 利用自动化设计工具，时代中国可以把容积率、密度、户型、产品的配置、立面风格等关键数据，从产品库里面抽取标准的三维构件进行自动组装。这也是时代中国的产品标准在保持“人文，时尚而富有艺术感”的产品理念的同时提升效率的最好方式。 在团队、机制、资源、研发费用的加持下，时代中国的产品才有了坚守风格、推陈出新的保证。近几年，时代中国的产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粉，业绩稳步增长，2020年上半年，其合同销售额达325.66亿元；向上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产品的探索与进阶。
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在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的行程很紧，主题演讲前的间隙，他腾出了半个多小时与我们对话。 经济学家就像猫头鹰，永远一只眼看经济走势，一只眼注视“黑天鹅”。 邱晓华提到较多的“黑天鹅”，是众所周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及全球造成了巨大伤害。 他在不同场合都对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举措给予高度肯定，如果疫情是一场对国家的考试，那中国就是表现优秀的“考生”。这背后是国家系统的力量支撑，无论是经济物质基础还是基层组织体系，中国的特殊优势都得以放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中国正在走向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进程。如果没有其它外部因素干扰，邱晓华认为按照这样的节奏，我国经济下半年就有可能重回正轨。 “春天虽然迟了，但总会来。”他给我们提供了自己的预测：第三季经济增长会回到4-5%的增长区间，第四季可能就回到5-6%的常态增长区间。 但上述预测毕竟基于乐观经济环境的模型，邱晓华一直关注着新的“黑天鹅”——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形容外部环境“似乎乌云滚滚”。 唯有思想上警觉、行动上准备，才能掌握主动。 他给出的建议是：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来。具体举措包括三大方面下力气，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深化市场改革，做好长治久安工作；同时保护好三股力量，企业家的力量，行政组织的力量以及消费者的力量。 我们也讨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基建的话题，这是中国未来刺激内需、打造“双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邱晓华认为，要摆正新旧动能之间的关系，并要有总体的前瞻性考量。 对于房地产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他形容房地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呼吁外界不要将房地产与新经济对立化。 但他也认为，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当更多追求在有限速下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房地产增长期还没有结束，但确实要靠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嫁接新技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邱晓华接着说：“我觉得它的前途还是有的。” 以下为观点地产新媒体对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的专访实录： 观点地产新媒体：今年以来，疫情和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次双重考验，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表现？ 邱晓华：疫情扰动了整个世界，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停摆了经济的运行，也严重伤害了不少人的生命。 回顾这一场与疫情做斗争的不寻常实践，中国是表现比较好的考生，甚至是优秀的考生。我们最早把疫情控制住了，也最早实现了经济由负转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场大考中，国家和民族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乃至是优秀的答卷。但是疫情还没有过去，疫情还在海外蔓延和扩散，在国内也还时有发生，因此对疫情的影响还不能过分低估，还要继续保持警觉。 春天虽然迟了，但总会来。在疫情之后，中国正在走向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进程当中。Q2增长了3.2%是一个信号，揭示了之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新篇章。如果没有特别意外的新“黑天鹅”，按照这样的节奏，中国经济下半年还可以继续保持稳健的复苏态势，我认为Q3会回到4-5%的增长区间，Q4可能就回到5-6%的常态增长区间。 中国是全球大的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之所以这么幸运，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优势，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方方面面一起行动，快速应对疫情，所以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了。 第二，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各级地方政府立即行动，以大局为重，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 第三是来自于国家独特的健全的基层组织体系，村委会、居委会，以及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他们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责任精神，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这三点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充分地表现出优势。 当然，我们还有比较好的经济发展的物资基础，4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奠定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疫情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及时地启动各种生产线，来保证医疗物资的供给，来解决医疗资源在一些地方不足的问题。我想这些是我们交出合格答卷很重要的原因，面对特殊的疫情有这些优势。 不过，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优势过度地、无边界地传递。因为经济工作毕竟还有经济工作的规律，我们在看到战胜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过程中，转到恢复经济的路上，还是要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 按照中央的深化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经济工作还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不能简单套用对付疫情的办法。 我觉得内部环境今年以来是持续的向友好的方向改进，可以看到企业家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市场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向好，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宏观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发展态势。 但不幸的是外部环境还有“黑天鹅”，这个“黑天鹅”现在还没有飘过来，但是已经看到了雏形，也就是外部环境似乎在变得更严峻、变得更不友好。 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当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是一个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是更重要的方面。只有思想上警觉、行动上准备，我觉得才能够更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要能够把被动变为主动。 这个世界的格局也在变，疫情后可以看到这种格局还在加快变化。一方面是基本的消费品、医疗物质，大家越来越追求就近或者是本国解决，不要把距离拉得太长。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就打乱全球生产分工的秩序，想回到各自为政的分割体系当中是不对的。很不幸，今天这种分割倾向也在抬头。回过头看，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如果全球化被中断、被破坏，我们会增加一些困扰。 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变化，你当先、我追赶，我当先、你追赶，这种变化格局始终在路上。今天把眼光都注意到中美两国之间，我想它们的关系是影响到全球、影响到两个国家很重要的关系，合则两立、斗则皆败，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困难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如果外部有黑天鹅事件，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疫情之外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必须关注的重大因素。 目前来看，中美之间从两年前开始的贸易战，逐渐的发展到了科技、金融的摩擦和冲突，尽管还没有完全全方位的爆发，但是已经看到了摩擦冲突在加深。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而言，不管是东西南北怎么变化，不管是西风还是东风，不管是暴雨还是平静的天气，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重中之重。我想，应当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来，怎么做好？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可信赖的、可依赖的，代表推动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力量，而不是让人误解和误判中国。因此，我们在世界事务当中尽可能求大同存小异，展示出与大家为伍，与大家共同发展的宽阔胸径。 其次，深化改革，要切实把市场存在不足的制度性因素解决好。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把社会的长治久安放在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上来对接。 这三个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做，在这个前提下，要尽可能把三股力量保护好。 首先，把企业家的力量保护和发挥好，中国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靠创新驱动、要靠有效投资来支撑。我觉得企业家无疑是创新和投资的主体，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企业家健康成长，能够做成事、能够做好事。 其次，让各级行政组织有效运转，中国特色是有市场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今天怎么进一步提高行政运转的效力，行政工作人员怎么更有担当、更负责，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第三，要尽可能保护和发挥好消费者的力量。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就是大国市场，但是这个市场远远没有释放出力量，所以要尽可能解决消费者购买能力不足、消费者喜爱和想买的商品和服务还不够、消费者进入市场之后还会遇到不愉快的欺诈、垄断的问题。 社保还要健全，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真正能够成为市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的潜能释放出来、作用发挥好，何愁外部环境干扰？我们觉得还是要对国家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提到要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关于提出的新基建、新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如何从中破局？ 邱晓华：环顾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大步向我们走来，智能化、数据化，以生物科技为代表的这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已经大步向我们走来了。中国在这场革命当中不是落伍者，在一定意义上和世界是站在同一起跑线。 中央提出新基建是相对旧基建（即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传统能源、传统制造业建设等基础设施），新基建是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比如说5G、数据中心、物联网建设等等这些方面，包括生物医药的研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在处理新基建、老旧基建关系上还是要摆正态度，中国毕竟刚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老基建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关键是要提高老基建的效率，要提高它的有效性，不要浪费每一分钱。 新基建刚刚走在路上，应该说它的潜力还很大，它的范围还很广。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新基建领域还在不断的拓展，但是要有总体的前瞻性的考量，哪些是关键、哪些是不可或缺，要优先做好。要把新基建建在中国自主立场上，这样就能在这一场新革命期间具有主动作为。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认为房地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邱晓华：房地产还是可以用三句话说：第一，房地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是影响产业链条最广的产业，解决就业最多的领域，也是对人们生活质量改善、对经济推动最直接的领域。 虽然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依然要重视，发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是我们需要注意提高房地产的质量，要优化房地产的结构。因此，一定意义上，传统产业也可以插上新经济的翅膀，而且在建材方面，更环保、更智能，在家装方面更智能、更先进，不就是和新经济不矛盾了吗。所以，房地产和新经济不是对立的。 房地产是跟人口的规模，跟人们既有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是相联系的。现在中国人口进入了平缓的阶段，还有很多地方进入到人口的低增长、负增长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受人口因素推动的房地产动力已经减弱了，更多转到了提升和优化的阶段。 因此，一马当先、快速前行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进入到了相对稳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稳健，保持平稳的成长和健康的成长，这是第二句话。不要再追求高速度了，因为高速度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应当更多追求在有限速度下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看到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在变，我们国家的变，地区之间在变，意味着房地产在不同的地域肯定会分化，所以要看到分化的趋势。在需要的地方、有市场的地方、有人气的地方，还是要尽可能的把潜力发挥出来，在逐渐弱化的地方、不具备靠房地产推动，成为负拖累的地方，我们当然就要谨慎。 中国房地产增长期还没有结束，但确实要靠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嫁接新技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我觉得它的前途还是有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关于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等长期政策，您是如何看待的？ 邱晓华：房住不炒只是不能把房子作为炒作对象，并不是不能买卖的对象。毕竟它也是商品，还是应当在有序的市场下，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买卖，这还是要坚守的原则，绝对不能够误解房住不炒就是房子不能买卖，这是要扭转的偏见。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宏观政策相对宽松，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足，因此流动性流向更优质的资产，包括黄金和优质的房地产，这是很正常的，将来也会一样，如果说有好的地段的项目还是会得到市场的青睐。 经济在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要因为房住不炒作，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好了。市场还会存在的，只是要变成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 至于“三稳”，主要是为了控制房价，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地价要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核心是稳地价，地价能够稳定，房价大头就稳定了。 因城施策一方面是灵活性，另一方面，原则性也要坚持，不能够出现恶意炒作，不能出现地价无边的变化状态。因城施策是要把责任下移，让地方承担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同样，也是给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活力，这是不矛盾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提到“三稳”的核心是稳地价，最近看到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都十分火热，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邱晓华：我想这是两个因素在扰动，一方面是特别特殊的地段，确实是相对稀少、稀缺，一定程度上根据市场规律，就出现了贵的情况，这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政策性因素滞后，土地供应不到位，也造成这种因素。但不管哪种因素，我觉得土地是国有的，也是集体所有的，既然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对于稳地价，政府完全是有主动性，也完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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