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8月4日凌晨在浙江乐清沿海登陆。为有效部署防汛防台工作，中国太保上下联动，全面进入作战状态，浙江、江苏等多地分支机构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通过短信、微信渠道，向广大客户发送台风预警通知及涉及车辆避灾、救援知识的防汛提示。同时，运用风险地图工具，利用大数据快速建立高风险标的和区域清单，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为企财险、工程险客户提供精准防汛检查。 在浙江，中国太保开通95500话务端在线救援呼叫平台和官微线上救援申请平台，双线落实救援工作前置，联动合作4S店针对轻微受损水淹车辆实施事故包干处理；针对全损车辆提供无忧理赔全流程跟踪服务，全面保障客户利益。 在江苏，中国太保全体查勘理赔人员执行灾时排班表，增加夜间值班组数，做好救援及服务工作，同时设置流动服务网点，上门提供专业理赔服务。 针对“黑格比”台风影响，中国太保已第一时间开启大灾理赔绿色通道，运用“太好赔”“专享赔”等智慧化服务平台，引导客户进行线上自助报案，并同步推出索赔“0单证”“先理赔、后维修”“维修费用垫付”等多项服务。同时，根据受灾区域情况，在受灾密集的车库、小区门口设立驻点服务网点，在受灾分散的乡镇、村落主要干道设立流动服务网点，为客户理赔提供便利，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8月5日，融创中国发布7月营运数据报告。 2020年7月，融创中国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522.5亿元，环比下滑4.25%，同比增长26.97%；合同销售面积约372.8万平方米，环比下滑2.23%，同比增长34.2%。 根据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7月融创中国合同销售均价约每平方米14020元。 而根据去年同期的数据，融创中国2019年7月的合同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4810元。由此可知，融创中国今年7月销售均价下降790元每平方米，降幅为5.33%。 截至2020年7月底，融创中国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475.2亿元，同比下滑3.05%；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177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合同销售均价约每平方米1394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恒碧万融”四大房企中，融创今年前7个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速位于四大房企最后一名。 相较之下，恒大前7月销售额3991.4亿元，同比增长23.9%；万科前7个月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额3795亿元，同比微降0.7%；碧桂园1-7月累计实现销售金额3212.3亿元，同比微降0.98%。 按照融创中国今年6000亿元的销售目标计算，目前完成率为41.25%。 此外，融创中国近一个月来多次融资。7月21日，媒体报道称，融创中国考虑分拆其物业管理业务，进行10亿美元的IPO。 债券融资方面，7月29日，融创中国发行5亿美元6.65%优先票据用于偿债。7月7日，融创称发行两笔合计10亿美元的债券，一笔为2023年到期的6亿美元票据，利率6.5%，另外一笔是2025年到期的4亿美元债，利率7%。 截至上年末，融创中国资产负债率为88.12%。
原商业部部长胡平 8月4日，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0岁。胡平同志还曾任福建省省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商业部任职期间提出了商业文化学说，在学界与商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从领导岗位退休之后，晚年还担任中国商业地产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前身）主席与名誉主席，为推动中国商业地产的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胡平部长生前多次出席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发展论坛 今天，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王永平代表业界前往胡家吊唁，表达深切哀悼！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领导也送达花圈致哀。各界送别胡平的花圈
中国北斗有后发优势，而美国GPS却有先发优势，综合来看，两个导航系统各有优势，差别不是很大。由于北斗研制成功较晚，可以吸取之前的经验，修正之前的错误，所以中国北斗卫星要比GPS导航系统更先进一些。但是有了北斗导航之后，我国就不再依赖GPS，不怕美国关GPS了，这才是最大的意义。 简单来说，全球有四大导航系统，分别是美国的GPS、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中国的北斗。欧洲的伽利略虽然早于北斗进入研发，但是整体发展非常缓慢。虽然完成全球组网，但远未到可以稳定推广应用的地步，更谈不上发展相关产业。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同样受限于俄罗斯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导航卫星的工作寿命短、性能弱，发展缓慢，至今未能很好地完成全球组网并提供服务。 所以，在北斗没有建成之前，美国的GPS是全球最先进的导航系统，GPS具有强大的先发优势，早在1994年，其全球覆盖率就已经高达98%！凭借24颗GPS卫星导航系统的布设，美国拥有了在全球导航系统的绝对话语权，并基于此发展出了相关芯片、应用等民用行业，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政治、军事、科技等垄断性优势。就算是在今天，美国的GPS仍然是最为先进的导航系统之一。 而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北斗，在技术上已经比肩甚至超过美国GPS，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北斗和GPS之间的技术情况： 第一，先从精度上看，美国GPS的民用（免费）的精度是“在95%的情况下精度可以达到7.8米”。 而北斗在中国境内则是平面3.6米、高度6.6米，测速精度0.05米/秒，确实比GPS要强。但是美国的GPS，在军用时，能够达到1米以内的精度，最低是0.2米，只是不会对外开放。 所以说论精度，两者差距没有太大，只是军用的美国GPS系统，在精度上面更好一些。 第二，在稳定性方面，GPS运行这么久了，没出现大的故障，这一点优势明显，而北斗在稳定性方面，应该也有GPS差不多等级，不过在功能上，那就是双向通信，可以发送短报文，而这是GPS不具备的。 也就是説，你可以用专用设备，朝北斗发送短消息，从而通知到其它设备，实现定位。 如果你在茫茫海洋里面出了事故，轮船的发动机坏了，这时候电话联系不到救援人员，就可以通过北斗设备用短文，通过北斗卫星联系到施救单位，从而对遇难船只进行及时救援，但GPS就不行了。 第三，北斗无论是星间链路技术、兼容性、互动技术等都是自主研发，关键的核心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北斗系统100%中国造，拥有绝对的自主知识产权。 所以，美国可以制裁华为，却对中国的北斗无可奈何。北斗作为5G建设的基础，美国方面目前无法动摇，而相关联的一系列技术应用正在加快发展。之前美国还可以用各种通讯技术为由制裁华为，但是在北斗方面，与美国技术无关，不再受外界的干扰。 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斗与美国GPS互有优势，而且北斗在某些领域比GPS更加先进一些，这主要是后诞生的导航系统肯定比前面的更加先进。 更让国人欢喜的是，中国有了北斗之后，我们不再依赖于GPS，就不怕美国关GPS了，这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目前中国的北斗与美国GPS一样，都是全球最先进的导航系统。
中国人保4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人保旗下人保财险作为国内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已为国家多个重大航天项目提供保险保障，累计承保150多颗卫星保险，占国内航天保险市场份额的70%。
很高兴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应，但对他的反驳我并不敢恭维。梁建章的特点是寻找与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忽视了数据的客观性。 例如，梁建章言辞凿凿地拿出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凡是了解中国近些年统计历史的人都知道，2000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的一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超生问题，地方担心影响政绩，普遍少报生育数量。因此当年的统计局汇总的生育数据并没有被采纳作为正式数据向外公布。 2010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人口流动导致入户调查数据不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漏报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生育率测算的时候，也没有采纳统计局的汇总数据。之后可以看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公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 我在本世纪初曾亲身参与人口课题。因不相信各级地方有关部门上报的生育数据，课题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数据，毕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误差率不到5%。 因为梁先生长期做企业，虽然也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国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议还是要补一下这方面的功课。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回应梁建章特别关心的老龄化问题，同时我邀请了毛大庆先生参与讨论。他最近刚刚发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问题，在观点上与梁建章基本一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来。讨论的目的不是试图去说服对方，只是把争论的焦点说清楚，澄清各方对于人口问题的误读，探究中国人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危机 最近一批人口学家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都谈到了“老龄化危机”。主要担心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占比过高、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们只看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站在传统的就业年龄角度看待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问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但如果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未来的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出发，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较低，因此年轻人占比重较大，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相比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时预期寿命从上世纪80年代的67.9岁提高到现在的77.3岁。虽然当前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77.3岁）分别比日本低了6.1岁和6.9岁，但已处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预期寿命水平还会逐步提高。 再来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国和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虽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但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59.3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68.8岁），分别在60岁和70岁以下。显然，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老龄化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标志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最近毛大庆就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可能达到57岁，相比于现在的中位年龄41岁提高了16岁。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年轻劳动人口不足的现象，劳动力会大量短缺。 如果仅从“人口中位年龄提高了16岁”来看，确实让人有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还要看其他的数字，也就是说，在人口结构中，各类不同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 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8.26%（按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中国15-59岁、60-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分别为6.71亿、1.2亿和3.66亿（见表1）。届时中国16岁到40岁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约为3.33亿人，与当前美国总人口相当。如果算上65岁以下可以充分就业的人口，中国满足就业年龄的人口绝对数量为7.9亿人，是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4倍。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不用说经济增速恢复到两位数了，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一位数的中下水平，我们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要，还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 劳动力不足？该跳出世界工厂时代看问题了 一些人口学家往往只看人口数量，却忽视了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 也有观点提出，既然工业发展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服务业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就业需求。确实如此，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 即使仍然保持着全产业链的格局，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分别达到70%以上。相应的，劳动力及用工结构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 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 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当于初中水平。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国是14.1年，美国是13.4年。因此，中国还要为提高14亿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进行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仅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才排到第116位。有些国际机构预测，到2040年中国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低于津巴布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数太大。 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口学家都存在着良好的预期，既想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忘记了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14亿人口规模的基数上。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 很多人口学家提出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是根据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忽略了一点，发达国家老龄化最大的矛盾就是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开支压力巨大。比如日本的养老金开支就占去财政总支出的33%，大大挤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空间。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此类问题。而政府一旦试图去调整过高的养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甚至还会因引发罢工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摆。更何况选举社会，如果动了老龄人口的奶酪，还会造成选票流失。 因此，国际上一些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探讨所谓老龄化危机解决办法的时候，关注焦点都是如何进行养老制度改革，如何提高缴纳比率或者是完善社保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同，我们遇到的是“未富先老”或者是“边富边老”。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能我们的问题会更大。因此很多人口学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建议鼓励生育来增加更多人口，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其实这样的话于财政将会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额养老金，另一方面是还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很可能两边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站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因为人类的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也说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长。过去联合国对老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从过去的50多岁到现在的65岁，同时年轻人的年龄区间也将从现在的35岁放宽到45岁甚至更高。而未来老年人寿命增加的同时，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龄人口随着生命活力的增加，就业年龄和就业的适用范围也会增加。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分摊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家庭服务劳动，都是属于准就业的范畴。这种准就业的范畴可以延伸到70岁。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业提出退休年龄可以延伸到80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国的总统74岁、副总统61岁，都还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国内的事情，足以说明随着年龄和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就业年龄也可以延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老龄化社会中就业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阶段，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现实。 再次，对长期就业中经验积累和知识更新的年龄认知。中国的工程院士和科学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年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就业年龄，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反而可以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更为充沛的就业岗位。 即使在传统的就业年代，工厂的八级工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还在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年满60岁后都还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重塑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只是面临着如何延长人口寿命，如何在最佳就业年龄提升教育和知识普及能力等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严格按照年龄来划分所谓的人才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老”的认识需要调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从现在活跃的老龄人口活动空间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文化、旅游和各种群体性活动，老龄群体都比年轻人还要活跃，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人群，来勾画未来的消费结构，启动社会投资，适应这批人群的消费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谓的老龄消费定位在所谓的以“修身、养性、康养”为主体的房地产方面，而是要针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群体行为，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内容，还会带动更多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还要有新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要建立符合国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养老保障体制。如何做到保障适度和广覆盖，而不是走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路径。 比如，可以结合道德社会和传统家庭理念的重塑，建立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给老龄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尝试建立老年人承担家庭劳动和抚养儿女的家庭和社会共建的激励机制。当然最大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 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无论是人口中位年龄的提高，还是所谓的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决策者，都要及时更新观念，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把各种可利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样，我们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太平）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初步估算，2020年上半年的归属股东净利润预期将显著下降，同比大约减少57%。2019年中期的归属股东净利润为67.44亿港元。 中国太平表示，造成归属股东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中期的税收政策变化，导致集团综合溢利在该期间内增加，以及2020年中期确认了减值损失。若不考虑2019年中期因税收政策变化而获得的综合溢利，那么，中国太平2020年中期的归属股东净利润同比预计将大约减少44%。 而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主要是因为中国太平在某些信托和投资基金中的投资，这些信托和投资基金所持有的相关资产和证券之公允价值因新冠肺炎疫情和整体市场状况而下降。中国太平董事会表示，该减值损失为非现金性质，对集团的现金流或运营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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