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化作数字，数字的集合化作历史，历史中的鲜明节点化作里程碑永远被记住。 比如1976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华。1979年12月，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贸易协定。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紧随其后，1993年，星展银行在北京设立驻华办事处。2007年5月，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下称“星展中国” ）以星展银行子公司身份，成为新加坡银行中的第一家，也是外资银行中首批在中国本土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 时光荏苒，2020年已然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建交30周年，星展银行也迈入进驻中国的第27个年头。30年间，中新之间已成立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开展包括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广州知识城，设立了包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在内的8个省级合作理事会。 27年间星展中国步履不停，不仅成为第一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资格的新加坡银行，进入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还成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中唯一一家境外存款银行。 卅载光阴弹指过，星展中国首席执行官、行长葛甘牛感慨道，他自己在星展中国的八年恰恰见证了星展银行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新建交三十年，新的篇章即将翻开，星展银行作为新加坡乃至东盟地区最大的银行，将继续推动中新、沪新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项目和“陆海新通道”带来动能。 深度助力中新互联互通 2013年，中国发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迅速响应，亚欧非大陆及沿线各国逐步开启互联互通。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定位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新加坡不仅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也是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 2020年，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连续蝉联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的地位。今年一季度，东盟首次取代欧盟，成为中国出口第一的所在地，而新加坡正是东盟最重要的贸易服务金融枢纽。 作为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一直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葛甘牛直言，不论是“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还是依托陆海新通道实现产业升级的企业，想要获得长足发展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不仅需要各地政府支持，还需提高项目自身的商业化价值，而拓展和分散资金的来源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开始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来支持这些项目，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不断扩展和深入，需要吸引更多国际资金的参与，比如国际银行和国际投资基金等。” 葛甘牛分析称，目前“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外资参与度达到23%，该比例虽已超预期，但依旧有上升空间。未来通过多渠道开拓国际资金是发展方向之一。 早在2016年，星展中国就牵头发行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多个境外债券。其中包括为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发行10亿元3年期美元狮城债；助力重庆粮食集团首次在国际市场发行10亿元人民币债券；助力隆鑫控股在国际市场发行8亿元人民币债券等。 葛甘牛称，重庆地处长江黄金水道，连接长江经济带、华南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也是渝新欧铁路的起点，是中国与欧洲、东盟的重要窗口。一直以来，重庆与新加坡经贸往来密切，新加坡是重庆第一大投资来源国，重庆的发展对西部地区、东盟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中新（重庆）合作项目中，星展中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网络，将外资行的跨境业务优势发挥到最大。既帮助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无缝衔接，也让国际投资者了解接触到高质量的中国企业。”葛甘牛表示，该项目下共实现117单跨境融资，星展银行参与了其中的49单，占比超40%，总金额达到约113亿美元。 积极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 “护航”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世界各地的企业引进来、加深本土化建设，这是葛甘牛给星展中国定下的三个战略发展方向。近年来，星展中国不断深化和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积极帮助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参与跨境人民币支付，推动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公开资料显示，星展中国是第一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资格的新加坡银行。葛甘牛直言，获得这一资格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占有率大约只有3%，对于一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而言，国际参与度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 “像星展中国这样的外资法人银行，肩负着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职责。”葛甘牛表示，这个牌照有助于引导国际债券投资者“看到”中国的债券市场、加入中国的债券市场，也有助于星展中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债券投资者，比如提供创新的融资和避险工具，同时为企业提供新LPR定价机制下的利率对冲产品和服务。 葛甘牛认为，打通中国与全球债券市场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是双赢的。中国企业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很多企业都具备了海外发债的能力，打通债券市场使得企业得以比较海内外的债券融资成本，判断哪种发债方式对资金使用及财务成本的管控更有效，更利于公司发展。 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中国是第二大的经济体，有着天然的资本吸引力。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多个资产类别也成为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持有比重呈逐渐扩大之势。“中国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溢价和相对稳定的汇率使中国债券对国际投资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债券通开通以来，债券通报价机构主动响应境外投资者需求，提升自身报价服务能力。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通过债券通渠道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520家(按法人机构)，今年新增33家；一季度累计达成交易1.1万亿元，环比增长11%。 上海已经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星展中国未来还将继续助力加强上海与新加坡在债券、期货等多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高博德在今年6月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上，建议是否可以参考目前沪港通、债券通模式，建立起新加坡—上海的债券通。在加强信息管理的同时，让海外的债券投资者能够通过上海更容易地投入到中国的债券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星展中国还是首批直接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19家境内中外资银行之一，是首只人民币原油期货的唯一外资境外存管行，目前在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拥有20%～25%的市场份额。此外，星展中国的母行星展集团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在中国设立合资券商的申请，目前正在等待审批。 最早的合资券商的外方股东多是以投资银行为主，随着金融改革开放进一步取消外资金融机构在合资证券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开始出现以商业银行业务为基础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外资股东。葛甘牛称：“期待随着合资券商获批和成立，星展集团能借此为境内客户提供更多样、更全面的在岸金融产品与服务。” 中新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疫情以来，两国率先建立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合力推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畅通。随着两国复工复产提速，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新通道”进入了新一轮跑道。“以金融服务为互联互通加速，我们已经准备好。”葛甘牛表示。
8月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七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由于李铁这篇文章重点是谈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这篇回应文章也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包括老龄化的原因、老龄化的后果以及应对老龄化的办法。<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一点：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人口老龄化的两个因素 导致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以中国老龄化的更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预计今年会继续下降。并且，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现在中国生育率比西方国家更低，但老龄化还没有西方国家严重，就是因为出生高峰的70后和80后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等到70后和80后进入老年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约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达12.6%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美元。可见，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老龄化的财力更不如发达国家。 严重老龄化冲击养老金体系 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 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左右，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同样是连续6年为负。财政部最近公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数据，可以看出各省份养老金的净上缴情况（详见下表1），广东省由于外来人口多、年轻人占比较高、老龄化程度比较低，净上缴的养老金最多。而东北三省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东北的自然生育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而工作者减少又降低养老保费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福利或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的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18.1%，未来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表1：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收支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 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养老压力？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年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年人、自己、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30（0.6×5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4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16（0.4×4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3%。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中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使可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横向而非纵向比较。如果纵向比较，现在普通人在通信、交通、娱乐方面超越千年之前的皇帝，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比较，宏观体现为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衰弱，微观体现为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严重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 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情况在1990年代之后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危机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李铁说：“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年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养老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育率，最终维持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由此造成的年轻人口亏缺将会长期拖累中国的养老体系。要真正缓解未来老龄化问题和长期的养老金困境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等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也将在几年之内进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李铁还在大谈什么“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我们想请问李铁：中国有可能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吗？ 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美国通过SWIFT对香港地区、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极小，中美全面脱钩的现实条件尚不具备。中国要继续坚决推进改革开放，把中美、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融合推向更高的水平。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而言，应在美国法律框架内，积极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应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积极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全产业链发展。在中美冲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欧洲国家是至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一定要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有必要努力尝试理解欧洲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近期美国针对香港地区的金融制裁条款引发了市场关注。近年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对中等主权国家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 笔者认为，从美国全面制裁伊朗的例子来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纵横几个世纪的欧洲老牌玩家，其尽管不情愿，但是也对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束手无策。因此，对于美国金融制裁的威力确实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美国对中国（香港地区）某个金融机构实施中等烈度的金融制裁，这种可能完全存在、而且可能性还在上升。 但是，中国已然具有突出的全球系统性重要，是一个“大而不能倒，太关联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oo connected to fail）”的存在。接下来的全面改革开放，无疑将使得中国的这一地位更加突出。 从美国推动对伊朗进行制裁的过程还可以看到，美伊博弈的天平本身就是极不平衡、极不对等的——在此背景下，美国仍然需要借助欧洲国家、SWIFT来实现整体上对伊朗的合围、封锁。在中美冲突之下，作为中美以外的最重要一极，欧洲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均势当中的关键制衡力量。当前，欧洲国家的主权意识也正在上升和崛起，中国应努力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一、美国不能直接控制SWIFT SWIFT的全称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看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SWIFT并不是结算体系，但是SWIFT同样非常重要。 即使是在日常最普通的收付款，也要同时进行交易信息的确认，只不过我们可能用微信、电话的方式。而在跨境支付业务中，由于语言不通、安全性和时效性要求高、交易次数和交易对手数量巨大等等原因，跨境支付的信息交互成本高，存在很大的效率问题。而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支付报文系统覆盖了绝大部分跨境交易，基本掌握了全球跨境支付信息，可以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从机构设置来看，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遵守欧盟和比利时法律。为保证其中立性，SWIFT的25个董事席位按照各国SWIFT报文使用量进行分配，每个国家不超过2个席位。在25个董事机构当中，欧洲国家占据17个席位，美国仅占2席，根据2018年的数据，中国的报文量在SWIFT系统中排名第10，有1个董事席位，目前由中国银行持有。此外，英国和多个欧洲大陆国家拥有和美国相同的董事席位。因此从理论上来看，美国在SWIFT并没有直接的决定权。 二、为什么美国能把伊朗两次踢出SWIFT系统？ 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分两步走，先禁止其使用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进行美元交易结算，再禁止其使用SWIFT报文系统。这从逻辑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动用CHIPS只需要美国单方面的决定，而动用SWIFT涉及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认可。具体来说： 第一步，2008年11月，美国以核扩散问题为借口对伊朗发起金融制裁，凭借手中的CHIPS系统，直接切断了伊朗使用美元、参与美国金融交易系统的联系。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伊朗还可以使用欧元等货币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于是第二步，2012年，美欧升级了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将伊朗4家重要的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这一制裁方案得到了程序上的通过（中俄两国投了弃权票），因此这轮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在道义上也得到了欧洲国家和SWIFT的支持。 不过之后又有一些波折：2015年，各方在妥协之下签署了伊核条约，随后伊朗受到的金融制裁也被取消。但是2018年末，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条约，并再度要求将伊朗踢出SWIFT系统。否则，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不彻底的，伊朗仍可以使用欧元等货币进行交易，以及SWIFT报文系统来完成交易。 2018年这一次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在道义上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制裁方案、欧洲国家并不支持，在利益上也不符合在伊朗有经济利益的欧盟国家和SWIFT公司的意愿。因此，欧洲国家的董事会机构、SWIFT均不支持对伊朗进行金融制裁。 但是，美国的CHIPS系统（纽约清算所银行美元同业支付系统）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事实上SWIFT也难以脱离CHIPS而独立存在。这相当于跨境支付的信息业务本身，实际上难以脱离跨境支付业务本身。这就给了美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潜在可能性。最后在美国的强迫、威胁之下，欧盟董事会机构和SWIFT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奈地接受了美国的过份要求。 伊朗被踢出SWIFT之后的结果确实是严重的。SWIFT的网络效应强，而且各国金融机构的使用也具有路径依赖。因此，各国几乎都依赖于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报文传送服务，一旦切断某个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的联系，则该机构的跨境业务报文成本将大幅上升、甚至难以进行。2012年、2018年经历两次被踢出SWIFT之后，伊朗经济、金融活动就受到了显著影响。仅从贸易角度来看，与金融制裁之前的2011年相比，2019年的伊朗-欧盟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85%，降至57亿美元，2019年伊朗-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68%，降至0.75亿美元（数据来源为IMF，国际贸易方向DOT数据库）。 三、从伊朗被踢出SWIFT系统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从理论上来看，美国政府将伊朗踢出SWIFT需要有以下4个层面的行动。第一步，美国政府要具有明确的意愿。第二，在此背景下，美国使用单边的CHIPS系统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具有更早的优先序、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本文聚焦于讨论SWIFT问题，CHIPS问题需要另外单独分析，但两者也有一些关联）。第三，在联合国通过制裁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要得到占有17/25董事席位欧洲国家的支持。第四，欧洲国家的态度，是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关键第三方力量。如果欧洲国家和SWIFT不同意，美国就要使用其美元霸权和其他渠道的压力来威胁欧洲国家和SWIFT就范，这时候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利弊权衡。从现实主义来看，由于伊朗的经济、金融体量小，与欧洲国家的往来关系也远远谈不上举足轻重，最后欧洲国家选择了接受美国的制裁方案。但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做法也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欧洲也为此采取了行动。 可见，从欧洲国家以及SWIFT自身利益和独立性角度来看，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对期更为有利。尤其是考虑到英、法、德三国金融机构都受到国美国巨额罚金的痛苦历史，欧洲国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度美元化也有着切肤之痛。在过去几年，法德等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欧盟重要领导人等均在不同场合就去美元化进行过呼吁。 而且这种口头呼吁也开始付诸行动，尽管相关做法的效果并不理想。2018年末、2019年初，英法德三国开始酝酿INSTEX系统（贸易互换支持工具），试图规避美国强加的金融制裁，继续和伊朗保持经济往来，不过实际上也收效甚微（关于INSTEX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徐奇渊、周学智《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中期的现实主义、长期的理想主义》，《财经》，2019年8月）。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纵横几个世纪的欧洲老牌玩家，也对美国的金融制裁束手无策（当然，关键还是利弊权衡的天平完全倒向了美国）。从这一点来看，对于美国金融制裁的威力确实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但是欧洲国家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已经表达了欧洲人对于美国使用霸权制裁伊朗的强烈不满立场。同一段时间开始，欧洲的政治人物和智库机构甚至超出金融领域范畴，从多个维度对“欧洲主权”问题进行反思。 四、为什么香港地区和中国被踢出SWIFT的可能性极小？ 香港地区和中国被踢出SWIFT的可能性极小，除非美国政府严重发疯。不过现在美国政府也差不多疯了，所以要对最糟糕的情况有所准备、要有理论研究和金融政策上的准备。但是，即便美国政府严重发疯，香港地区和中国被踢出SWIFT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从前面美国主导将伊朗踢出SWIFT系统的4步过程来看，有以下条件： 第一步，美国有没有意愿、美国这么做成本有多大？对于伊朗来说，其经济、贸易体量小，出口产品种类单一、以石油为主。而美国的石油产量在近年来持续上升，甚至有望实现能源独立。因此，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伊朗几乎没有依赖关系。2011年，在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前，伊朗-美国双边贸易量仅为2.3亿美元，不及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万分之一。金融往来方面，美国和伊朗的互相依赖关系更小。因此紧接着第二步，美国使用CHIPS系统，单边切断了伊朗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美元交易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伊朗是目前被踢出SWIFT系统的唯一经济体，虽然俄美关系曾经高度紧张，俄罗斯的部分金融机构也在美国的二级制裁名单当中，但是至今俄罗斯机构总体上仍然存在于SWIFT系统当中。。 第三步，要将香港地区和中国踢出SWIFT，还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占有17/25董事席位欧洲国家的支持。从道义的层面来看，中国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因此不可能在多边层面通过制裁方案。 当然，如果美国要逼迫欧盟国家和SWIFT就范，对香港地区和中国实施制裁呢？（前述第四步）——可能性极小。 原因是，香港地区、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都存在广泛的经贸、金融联系，甚至中国同时是全世界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中国已经是一个too big to fail、too connected to fail的存在。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因为和中国存在交易，将导致欧洲和中国全都受到美国制裁，那相当于美国自动脱钩于整个世界了。 仅从贸易领域来看，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5589亿美元，是2011年伊朗-美国双边贸易总额的2386倍。2019年，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总额为6271亿美元，是2011年伊朗-欧盟双边贸易总额的16.5倍（粗略比较，没有考虑通胀因素）。香港地区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也远远超过伊朗。更重要的是，香港地区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大量美国、欧洲的金融机构的中国区或亚太区总部。就中国内地而言，其在直接投资领域、金融投资领域与欧洲、美国的双向联系就更加密不可分。且不说中国在欧美持有的直接、间接投资的利益，美欧外资企业在中国同时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当前，外资金融机构已经持有中国A股流通股总市值的6%以上，同时持有中国国债市场市值的近10%，两者合计已经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至今外部资金还在持续流入香港地区市场，港元兑美元汇率正处于强方兑换保证区间。 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越来越具有全球系统性的重要性。2015年夏天的股灾和外汇市场压力，直接导致当年9月美联储罕见地考虑了外部因素、推迟加息时间。在全球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排名中，中国四大行基本占据了第一方阵。在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圈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当中，四大行全部入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跨境交易活动，中国金融机构总体上仍然是美元系统当中最重要清算商之一。 可以说，只要香港地区、中国保持与美国、欧盟具有这种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美国就难以切断CHIPS系统，从而更加难以劝说欧盟国家支持其切断SWIFT系统。由于中国同时是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与世界各国存在广泛的直接投资、金融交易联系，甚至对中国机构进行全面的、整体的长臂管辖也是不现实的（关于长臂管辖及其与金融制裁的关系，请参见：徐奇渊、周学智《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中期的现实主义、长期的理想主义》，《财经》，2019年8月）。 五、美国《香港自治法案》关于金融制裁到底说了什么？ 7月14日，特朗普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案》成为法律。对此法案的曲解甚广，一时间，误导式的解读甚嚣尘上。但实际上，这一法案到底说了什么？从原文来看： 其一，该法案全文都没有提及SWIFT，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是美国单方面法律无权涉及的内容。其二，与美国针对伊朗等国的制裁法案不同，法案似乎有意避免使用“冻结”（block）一词，也避免使用“designate”一词（具体参见任清、霍凝馨，《美国《香港自治法案》主要内容及简要分析》，环球律师事务所，2020年7月15日）。 其三，根据该《法案》的第7（b）条第5点，直接相关的制裁措施是“对于被制裁的外国金融机构，禁止其与任何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转让或支付，只要该转让或支付在美国管辖权范围内、且涉及到这一受制裁的外国金融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支付交易禁止也在“受美国管辖权”的范围内。 何为“管辖权”（jurisdiction）？一般的来说，管辖权分为属人的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属事项的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其中，前者是指一国对有其国籍的自然人、法人和船舶享有管辖权。而后者是指，需要起诉原因事项发生在美国，或者合同签订或主要履行地在美国等等情况。法院要综合情况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如果上述两点都满足，则一般情况下美国就对这个案子具有管辖权，进而符合7（b）第5点的制裁条件。近似地来说，被禁止的交易在美国的管辖权范围之内，因此其范围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其四，对于被列入制裁范围的机构，不一定马上进入受制裁状态，可以有最长1年时间的延迟。此外，该法案还有专门的豁免、终止、例外内容，为后续操作留下了诸多回旋空间。 六、五点结论 第一，美国通过SWIFT对香港地区、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极小，中美全面脱钩的现实条件尚不具备。回顾美国制裁伊朗的过程，美国从2005年开始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三年后切断CHIPS，2012年切断SWIFT。从伊朗受制裁的渐进升级过程来看，冷战、热战的前提是：第一步双边经济脱钩、第二步双边金融脱钩。而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的经贸、金融联系极为紧密，我们需要保持这种联系。 第二，对中国的另一个启示，要继续坚决推进改革开放。除了改革开放本身的应有之义以外，我们还要注意：一方面做大，做到更加too big to fail，另一方面要继续融入世界经济，做到更加too connected to fail。而且，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是双向的，美国关上了一扇窗户，这并不妨碍中美经济进一步融合，中国可以向美国多开一扇窗户，把中美、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融合推向更高的水平，而不是相反。 第三，即使对香港地区、中国内地的全面金融制裁风险极小，但是对单个金融机构来说，局部、中等烈度的精准制裁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在上升，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而言，应在美国法律框架内，积极维护自身利益。 第四，中国应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积极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全产业链发展。（1）美元已经开启了弱周期，要抓住这一有利时间窗口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向充分的弹性汇率制转变，同时完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风险对冲工具及其流动性。（2）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于中国有谈判能力和定价权的情况，应争取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3）完善熊猫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境外和多边金融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4）对于已经陷入美国金融制裁的中国金融机构，既来之则安之，要让这些机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5）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完整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产业链，尤其是海运金融服务体系这类卡脖子的环节。不过总体上，中国金融体系在开放的过程中，还要补很多课，需要协调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序问题，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也需要加速、加力。 第五，在中美冲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欧洲国家是至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一定要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从推动伊朗金融制裁的过程可以看到，美伊博弈的天平本身就是不平衡、不对等的。在此背景下，美国仍然需要借助欧洲国家、SWIFT的力度来实现整体上对伊朗的合围、封锁。在中美冲突之下，作为中美以外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最重要一极，欧洲是国际均势当中的关键制衡力量。而且欧洲国家的主权意识也正在崛起和上升，中国有必要努力尝试理解欧洲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本文发表于《财经》2020年7月21日
01 美国时间本周一（8月3日），特朗普表示，“TikTok必须在9月15日之前卖给美国，否则必须关门，而且相当一部分钱要交给美国财政部”，“因为是我们让这笔交易成为可能”。 如其一贯风格，特朗普的很多决定都不提及过程和细节。TikTok怎样卖？卖完后把多少钱交给美国财政部？还是买家将一部分交易金额直接付给财政部？这些目前都不得而知。 TikTok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短视频社交应用软件，常被称为“抖音海外版”，近两年在全球包括美国走红，广受青少年欢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2019年以来一直对TikTok进行调查，并对字节跳动2017年底以约10亿美元收购Musical.ly的交易发起了国家安全审查。美国还质疑TikTok对儿童隐私保护不利、可能向中国分享美国用户数据，以及平台内容存在审查尺度的问题，等等。 TikTok建立在收购Musical.ly的基础上，在收购时没有寻求CFIUS批准，因为交易参与者不认为该产品具有国家安全影响，且在大部分领域，收购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申报。只不过TikTok越来越大之后，才让CFIUS“惦记”起来。 尽管字节跳动一再强调自己是一家私营企业，一直坚持确保用户数据安全、平台中立性和透明度，并愿意采取更多技术方案来消除美方的顾虑（如把TikTok所有服务器包括中台系统重新搭建，不再和中国国内复用），但CFIUS最终向总统提交的报告还是认为，无论TikTok有何行动，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建议由美资控制TikTok。 北京时间8月3日，字节跳动全球CEO张一鸣在内部信中首次承认，TikTok美国业务面临“强拆”或完全被封禁的风险。他说：“考虑到当前的大环境，我们也必须面对CFIUS的决定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同时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我们尝试与一家科技公司就合作方案做初步讨论，形成方案以确保TikTok能继续服务美国用户。” 张一鸣所说的“一家科技公司”即微软公司，双方的交易在微软一方是由比尔·盖茨牵线的。微软发布交易意向后，其股票在本周一上涨5.62%，市值上涨872亿美元。 微软在声明中表示，计划与字节跳动在几周内结束收购谈判，初步达成的意向包括TikTok向微软出售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交由微软运营。微软将确保TikTok美国用户的所有个人数据都转移并保留在美国。 北京时间8月2日晚，字节跳动发布声明，称其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紧张的国际政治环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竞争对手Facebook的抄袭和抹黑。但我们仍然坚守全球化的愿景，不断加大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市场的投入，为全球用户创造价值。我们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也会积极利用法律授予我们的权利，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张一鸣在内部信中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决定最后的解决方案，外界对TikTok的关注和传言，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TikTok已经成为了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用户的窗户，画布和桥梁”，“字节跳动要做一个值得信任的全球公司，始终没有变化，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更值得为之努力”。 02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数据已成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数据安全与内容又是各个国家都在干预的敏感领域。对大型科技巨头的警惕性在全球范围都在增强。就此来说，美国对TikTok的审查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如下两点： 1“莫须有”+“无余地”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8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CFIUS在审查TikTok的业务后一致同意，TikTok不能保持现有形式，因为它有可能泄露1亿美国用户的信息。“必须强制要求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将其出售，或者在美国封禁这款应用。”CFIUS说的是“可能泄露”（如果真的有泄露肯定早就处理了），而且除了出售和禁止没有其他任何余地。 TikTok完全按美国法律在美运营，完全配合美方的管理，其用户隐私政策和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并无什么差异。美国要封禁TikTok，显然不是正常的商业与互联网科技伦理问题，而有着明显的国家指向和政治指向。 2“极限施压的蛮横”+“内心深处的焦虑” 美国政府对一款美国青少年极为喜欢的互联网应用软件极限施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是美国公司做出来的，而是Facebook的对手做出来的，还是一个中国的对手，所以使出了“盘外招”。 这给外界一个强烈印象，在这一被认为是“世界最开放的市场”上，不想让谁赢，就可以把谁赶出去。这种强制性股权转移的背后，展示的不是美国自信，而是信心的流失。 如果真的站在用户角度，那么就应该让用户参与到决定TikTok命运的讨论中，而不是全由政客思维来决定。 特朗普政府对待TikTok的态度表明，“美国化”远远凌驾于全球化之上，行政权的滥用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制约。特朗普口口声声他有权这么做，他可以用紧急经济权（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或通过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来实施对TikTok的封禁。这显示在今天的美国，“三权分立”等制衡体系越来越无力，行政权的僭越、扩张、为所欲为、排斥“异已”，越来越常态化。 如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继续加剧，不能排除有更多在美国上市或发展业务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会遭遇以往想也想不到的压力。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开展商业活动的可预期性，正变得支离破碎。 03 在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影响下，TikTok的命运已经成为全球商业新闻的焦点。 对字节跳动来说，假如TikTok最终出售给微软，大概是所有不好的选择中相对最好的一个。微软与中国有长期的合作，微软的搜索引擎（Being）在中国可以使用，微软虽然也发力社交网络，并购了linkedIn，但本质还是一家技术公司，它收购TikTok后可以增强自身在美国社交网络市场的影响力，但并不会像Facebook、Google那样押注社交网络，和致力于成为全球化公司的字节跳动形成直接对抗。 字节跳动是中国新一代互联网公司中最具全球化色彩和创新活力的代表性公司。尽管失去TikTok美国市场是重大损失，但世界才是更大的边界。字节跳动仍然有机会通过创新的产品，为全球消费者服务。 8月2日，9名TikTok的知名博主联名在自媒体平台Medium上发表了致特朗普的公开信。这些博主的粉丝数加起来超过5400万人。 他们写到，Z世代（00后）在互联网上度过了童年时光，“但我们到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互联网与过去成长阶段的有所不同。互联网大企业的垄断，令我们牺牲了网络中立和信息自由。Facebook和Google已经取代了数百家公司，他们缩小了世界对互联网的定义”。 他们说，TikTok是第一家挑战那些终结开放互联网的公司，实现了Facebook和INS等网站上永远无法实现的互动。 这是字节跳动、TikTok、抖音成功的根本原因。它们代表了更先进、更贴近、更有创意、更自由和普惠的力量。 美国可以做到，让TikTok的美国业务不再属于一家中国公司，但美国做不到在全世界封禁更能代表未来的创造力量。一个国家越是远离这种力量，就越是会一步步倒退，不管它现在有多么强大。 美国《连线》月刊网站8月1日发表文章称，Facebook吞并了Instagram和WhatsApp，还对Snapchat设置障碍，但TikTok在Facebook的毁灭模式中幸存了下来。“但是现在，由于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姿态，Facebook收到了来自上层的礼物。” 而在我看来，这并不礼物，而是一种诅咒。用这种方法消灭对手，不是有尊严的胜利，人在做，天在看，这样的胜利也不会长久。 和TikTok类似的中国互联网出海产品还有很多，比如欢聚集团旗下的直播产品Bigo Live，短视频应用Likee，视频社交应用imo。这三款产品2019年底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近4亿月活用户。快手也在发力海外市场。 在改革开放年代出生和成长的，开放而自信、创新而进取的新一代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必将在中国和世界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好产品、好服务。谁能更好地满足全球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谁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优胜者。 美国的制度、技术和文化优势，曾让美国的互联网产品风靡世界。现在这个时代正在逆转，美国当年的开放优势正在化为封禁的劣势。 而世界注定会在开放中向前。再多曲折也无法改变。
中国商报/中国商网面对美国突如其来的封杀，字节跳动两度发声，剥离TikTok在美国业务已经在所难免，但方案还没有敲定。而在未来的40多天里，这款风靡全球的短视频应用的命运将被决定。 字节跳动两度发声 8月2日深夜，字节跳动打破沉默，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字节跳动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紧张的国际政治环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竞争对手Facebook的抄袭和抹黑。但我们仍然坚守全球化的愿景，不断加大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市场的投入，为全球用户创造价值。我们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也会积极利用法律授予我们的权利，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8月3日午间，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发送了一封公司全员信，公开回应了TikTok美国业务面临被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强制要求出售的问题。全员信回溯了近一年来TikTok在北美的遭遇，坦承还没有完全决定最后的解决方案。这是近日张一鸣首次公开回应美国封杀问题。 张一鸣在公开信中表示：“近一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配合CFIUS对我们2017年底收购musical.ly的项目进行的调查。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自己是一家私营企业，并且我们愿意采取更多的技术方案来消除顾虑，但CFIUS还是认定字节跳动必须出售TikTok美国业务。我们不认同这个决定，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确保用户数据安全、平台中立性和透明度。考虑到当前的大环境，我们也必须面对CFIUS的决定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同时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我们尝试与一家科技公司就合作方案做初步讨论，形成方案以确保TikTok能继续服务美国用户。” 这里所指的“一家科技公司”很可能是微软。8月3日上午，微软发布声明表示，争取在9月15日前完成收购TikTok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的业务。据称，两家公司已经达成一项初步提案。微软可能会邀请其他美国投资者，在这笔交易中获得少数股权。但交易的达成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敲响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的警钟 TikTok是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应用，在过去的三年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堪称字节跳动征战海外市场的“火车头”。而美国对TikTok的封杀给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出海之路敲响了警钟。 艾媒咨询创始人张毅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字节跳动的遭遇说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出海之路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会因为过去三年字节跳动在海外市场势如破竹而改变。“中国互联网产品的后劲还是很厉害的，尤其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以及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结合得非常好，我认为在全球保持着领先的位置。而美国之所以对TikTok猛烈打压，也是源自对其成长太快的恐慌。” 张毅认为，对字节跳动来说，未来恐怕得把目光主要放到国内市场，至少是“三七开”，在中国市场投放七成甚至更多的精力和资金。他同时表示，其实发展海外市场未必一定盯着美国。他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包括字节跳动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可以深耕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 资深互联网行业分析师马继华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对于字节跳动来说，海外市场如果收缩，企业很可能会加大在国内市场的业务力度。
字节跳动的海外版抖音Tiktok 正处于风口浪尖上。 先是印度将包括TikTok在内的59款中国APP封禁，然后是美国通过《禁止在政府设备使用TikTok法案》，禁止政府雇员使用TikTok。 在近两周美国高官陆续公开谈话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更大范围禁用TikTok ，字节跳动母公司加快了应对策略。 其实字节跳动对如今困境早有觉察。早在年初，母公司聘用迪士尼前CEO担任TikTok总裁，并把数据中心放在新加坡，并撤回国内派驻在海外的高管， 同时规定国内和国外代码和权限隔离，并计划在英国设立海外总部，后来为了应对美国压力，改为在美国设立总部，用增加就业期望能躲过美国的大棒。 形式比人强，这些早期的准备看来只是徒劳。这两周局势急转直下，特朗普扬言要更大范围地禁用TikTok。事实证明Tiktok已经无法扭转被迫卖掉的命运， 张一鸣最终同意出售股份。 这周末Tiktok 爆炸新闻一出接着一出，先是传出原来的美国股东策划买下Tiktok， 又传出微软计划500亿收购Tiktok。不料，根据最新消息，特朗普上周五晚间表示反对由一家美国公司收购TikTok美国业务后，微软已暂停收购视频分享应用TikTok美国业务的谈判。 Tiktok在海外前途未仆， 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对岸的国人一片哗然。 美国的霸道和不讲理跃然纸上，以国家安全这种经不起任何检验的理由，打压中国出海最成功的App， 国人义愤填膺。 感情宣泄后， 我们冷静下来考虑3个问题：Tiktok到现在还能算中国的吗？Tiktok目前的最佳选择是什么？这仇怎么报？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一定很诧异。Tiktok是字节跳动海外子公司，当然属于中国。半年前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可是现在绝非如此笃定。 一个公司的高管清一色是外国人，员工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最重要的用户和数据都是外国人产生， 连数据和总部地址都不在国内，母公司的员工甚至不能轻易访问子公司数据和权限。请问，除了目前股权还在母公司手里外，还有哪一点像中国的公司？ 张一鸣为了向美国证明Tiktok不是一家中国公司，其实在这半年内，早已把Tiktok的中国色彩，洗的快一干二净了。而这个仅存的联系中国的唯一纽带：股权，现在看都有可能留不住。 就像一条中国鲤鱼， 作为外来物种侵入美国五大湖，喝那里的水，吃那里的草，没有天敌快速繁衍，除了基因源自于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在美国落地生根安营扎寨了。 所以国人激动归激动，愤慨归愤慨， 还是要意识到，Tiktok不是抖音，早已没有多少中国成分了，国人翻墙也用不了，对自己没有任何实质影响。在美国政府步步紧逼下，张一鸣已经彻底放弃股权了，Tiktok彻头彻尾要变成美国公司。 现在的问题不是卖不卖，而是卖给谁的问题？ 面对现实，张一鸣目前最佳策略，需快刀斩乱麻，尽快找好的买家高价卖出。在美国人铁了心要整Tiktok下， 时间绝对不是字节跳动的朋友， 越拖下去变数越多。早点出手，不要被逼到最后贱价卖出。 别指望能卖出很好的价格，毕竟买家都不是善茬，不落井下石已经很不错了， 绝对不会心生怜悯而高抬贵手。 Tiktok涉及到极其敏感的中美关系，字节跳动早已身不由己被卷入两国争斗泥潭，如果不早日抽身，将影响母公司筹划已久的上市大业。眼看蚂蚁集团已经先行一步宣布要在A股和港股两地上市， 字节跳动不能因为Tiktok的迟而未决的身份问题耽搁上市大计。好的上市时机稍纵即逝，别因为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很多国人对美国霸道咬牙切齿，呼唤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报复。这仇一定要报，但是报仇要讲究策略和时机。 现在要找到同样像Tiktok一样在中国流行的美国手机公司软件，除了微软的windows 和offices， 谷歌的Android系统，苹果的IOS， 好像也找不到了。脸书推特谷歌我们多年前就早已把他们拒之门外，所以这么算起来也不算吃亏。 现在中美关系冷到历史冰点，对比其他中国的核心利益，Tiktok这事只能暂时忍着。所以尽管民间议论纷纷，官方并没有表态。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泽东思想里有一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不能被美国带节奏。只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奋发图强，是我们的，终究要夺回来。 总有一天，中华复兴了，我们让美国人个个哭着喊着用华为手机，抢着装微信和支付宝。
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是中国“由大变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信心和实力的双重考验。 ▲蓬佩奥。图/新京报网 01 近日，抖音海外版TikTok遭遇美国政府的围追堵截，甚至一度因为特朗普的“封禁”一说，微软与字节跳动暂停了收购谈判。如今，虽谈判重启，但以特朗普“翻脸似翻书”的个性，不难料想，未来45天或更久的谈判期，或许也不会太过平静。 当此之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日又在节目上公然宣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数天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更多中国软件公司“采取行动”。 看起来，TikTok只是一个开端…… 02 蓬佩奥说，中国众多在美经营的应用软件，都“直接向中国政府、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数据”。 按其说法，涉及针对美国用户的面部识别、住所、电话号码、朋友、联系人等……可以设想，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面临制裁的软件很可能轮到微信。 这种不断扩大化的对立情绪，让很多企业忧心忡忡。没完没了的冲动行为，不仅影响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也对美国的上亿用户造成诸多困扰和副作用。 03 与此同时，TikTok所在的字节跳动和微信开发商腾讯均表示，他们对用户数据保密。TikTok美国区总经理凡妮莎·帕帕斯8月1日还通过社交媒体否认了TikTok与中国政府共享用户信息的说辞，指出TikTok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美国，对员工访问进行严格控制。 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彼此交融的深度与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两个国家，从没有那么多国家的企业像中国一样大举赴美上市。 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两个国家，在贸易中存在一些冲突与博弈是正常的。只有更大范围内的技术、商品、劳动力的流动，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经济活跃起来。 这曾经是一种愿景，并且不断地付诸实现。至少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极大的飞跃，这是开放、合作带来的繁荣局面。由此，美国也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市场扩容、庞大的劳动力中获得收益。 应该说，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在彼此合作中曾遥相呼应。但如今，的确，以中国为引擎的全球经济腾飞局面正在转换轨道，中国正在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全球经济增长则一定程度上进入某种平台期。 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呼应者、代工者，而在努力成为引领者、创新者。这种角色转换对美国来说，很难接受。但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活力，恰恰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创新的赛道上，通过彼此的竞争与合作，相互激发、向前发展。 04 然而“包容”曾是一种现实，如今却是一种选择，站在全球化对面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选择“包容”。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努力，做出的是虎视眈眈的回应。华为被围堵断供，中兴面临制裁，直至近期的中国软件应用系统遭到盘查和威胁，这似乎是一个系列的、有步骤的行动。 如果这些企业和产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为何在过去那么多年未曾引起对方的关切和担忧，而在最近忽然升温呢？还是对方忽然变得丧失了日常判断非要一意孤行。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针对美国的一系列行为，中国的国际化企业面临着相对不利的局面，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对方要铁了心封堵我们的时候，如何合理应对，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损失。 05 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首要的，依然是要立足国内，办好自己的事儿，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内部相对完备的经济体。其辽阔的幅员，丰富多元的经济带，多种多样的地方产品，庞大的消费潜力，能够支撑一种宁静的、和谐的生活局面。尽管这么做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我们此时需要一种定力和精气神，不能因为美国的强势就自己先怯了场。 更何况，中央也屡次表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未来的开放，不仅是产品的流动，更是制度性的开放。因此，国际循环不仅不会脱轨，反而会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 一方面，既然TikTok能在美国与其他地区获得巨大的成功，那我们可以期待，更多具有开创性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将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塑造新时代的互联网的中国神话。 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国内构建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氛围，以一种开放的、灵活自如的心态去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其他对手。而更加自信的中国、更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中国企业，也不会畏惧与任何对手的竞争。 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判断来说，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由大变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信心和实力的双重考验。 □刘兴亮（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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