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应梁建章先生的观点之前，特别要向很多没有看到前几篇讨论文章的读者说明，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从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放宽到现在的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是一次较大的政策变动。而且，未来出生率继续下降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宽到全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但是，放宽和取消了生育控制政策，不等于就会转变为鼓励生育。因此，目前的人口政策重点应该是用有限资源提升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 基于同样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在前几轮回应梁建章提出的问题时，我发现，有些讨论已经进了死胡同，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基于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我提出国家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梁建章则认为，人口是纳税的基础。但他忽略的一点是，如果城镇人口大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下，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国家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贫困和收入增长问题。这些城镇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何谈他们是税收的基础？ 再有，梁建章举出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密度高的例子，但是回避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特点。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国家创新能力就越强。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应该切入的角度是人口结构状况，而不是简单看它们的人口密度和数量。至于如何提高人口质量，重点是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我曾举出日本农村人均占有资源比中国多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日本因农村人口少而可以增加人均占有资源的优势，梁建章则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口多，而能够被转移出去，所以才可以导致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但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有限的人口数量可以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一个国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如果中国未来要达到日本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标准，还有将近2亿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近3亿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梁建章举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说明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人口就业问题，但没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人口规模下才可以做到。比如，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口结构显然与中国不同，他们可以利用最好的公共服务条件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就业。同时，美国也在限制大量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进入。从最近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就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人口无限制增加。 会出现“人口危机”吗？ 除了梁建章，我最近还看到不少热衷于教科书的人口学家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人口越多越好，还担心老龄化的加深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以及从出生率下降推导出所谓“人口危机”。 显然，部分人口学家只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与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联系。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 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两位数，一位数增长接下来会是常态，甚至会降低到5%以下（图1）。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会直接影响就业（图2）。到2050年，中国仍然要解决6.71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就业水平虽然可以提高，但是如果要达到现在美国人均月工资水平（约3622美元），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当下的月平均工资（约979美元）需要提高近3倍，如果按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约564美元），则需要提高5倍多。届时中国将面临双重压力：要解决相当于美国就业人口3倍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还要使平均工资比现在提高至少3-5倍。这能够做到吗？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拿日本目前的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或者欧洲国家（比如德国4000多美元）来比，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是否如此乐观，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一枝独秀？ 图1：2000年-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变化 图2 2000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速与外出农民工增量 很多人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老龄化。他们认为，因为会“未富先老”，所以要生出更多人口，来供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 首先，老龄化问题是不是危机，不能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因为高福利化政策，使得发达国家无法承受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日本的养老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3%，已经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由于财政按照高标准过多地负担养老金，导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其他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8.3%（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结果），我也不认为就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老龄化危机。原因在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将会给社会带来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老龄人口生命周期增加的同时，老龄就业能力也会提升。即使现在，老龄人口也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劳务支持，是另一种就业形式的存在；二是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上升到主导地位之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就业大幅上升，使得老龄人口还可以继续承担一定的社会劳动，当然前提是社会仍然具备分充足的就业岗位；三是老龄社会的消费潜力还有待提升。老龄社会将会带来巨大的服务业需求，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结合老龄社会的出现，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机会，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担心的，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都是负担；四是老龄人口未必一定需要增加子女供养。在现今社会，社会上有一大批“啃老族”，那到底是年轻人养老人，还是老人养年轻人？五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例如法制化或者是道德体系的建立，形成家庭和谐的共生机制，来解决将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难题。有关老龄化的问题我还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进行专门讨论。 不仅是梁建章，还有一些人口专家经常提到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认为这种家庭结构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城市曾经存在着一大批“四二一”家庭结构，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把这种结构放大到全社会，毕竟中国还有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对于他们的生育政策相对要宽松得多。 从总人口来看，农村户籍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他们并没有完全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也没有在严格限制之列。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套用到14亿人口，显然是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结构还是不甚了解，特别是缺少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显然这些专家们应该深入社会基层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而不是站在人云亦云的角度，或者是拿着教科书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人口问题。 文明的冲突源自资源占有的不均衡 很高兴梁建章谈到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而且把人口和文明问题结合起来。确实如此，对于人口的认识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 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增长和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人类诞生开始，文明的冲突就是源自人口对资源的占有。远古和中世纪以至于当代社会，人类都并没有超越这个规律。 首先要看到，文明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发生，随之而带来的文明融合，也使得人类经历了科技进步，经历了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并带来了供养人口能力的大幅度增加。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口越多，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就越来越残酷。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不平等都导致了贫富的严重分化，财富将继续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集团占有和控制，这将是长期存在的过程。 其次要看到，任何文明体都不是空洞的形式，体现在现实中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存在。因此，在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中，一定会出现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下中国特殊的体制优势，使得我们可以通过集中优质资源解决重点问题，以此来提高竞争能力。而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何整体提高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方面，会是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黄红云 7月23日，福布斯中国发布2020中国慈善榜，在100位上榜的企业家中，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黄红云以2.78亿元的现金捐赠总额位列13位。 今年是福布斯中国第十四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179.1 亿元。是继2011、2017、2018、2019 年之后，总捐赠金额第五次突破100 亿元。 福布斯中国调查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及企业在2019 年度向公益慈善领域的现金捐款情况，并将企业家及其管理企业的捐款额合并计算，编制年度中国慈善榜。每年有100 位企业家（企业）入选。 今年的慈善榜中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35 位，捐赠总额150.9 亿元，捐赠金额占总额84%。其中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黄红云以2.78亿元的捐赠总额位列第13位。 近年来，金科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推动产业扶贫、销售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工作推向深入。截至目前，金科已累计公益投入及捐赠超过16亿元，向国家级贫困县投资超过300亿元，近三年向国家纳税总额300多亿元，帮助困难家庭超过10万户。金科先后被授予“中华慈善奖”和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金科积极响应全国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累计捐赠1150万元支援前线。1月26日，面对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金科股份通过重庆慈善总会，第一时间向武汉首笔捐赠500万元现金，助力抗击新型冠状肺炎。2月27日，金科宣布，再追加650万元捐款及物资，支援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金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价值大于企业价值”的价值观，第一时间把手伸给最困难的人，坚持公益并内化为一份常态化坚守的事业，在形式、内容上不断深入和创新，以美好生活服务商为准则，让美好筑就更好未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作为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始终坚持奉行“社会价值大于企业价值”，牢记责任担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回馈社会，传递美好。
7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比如，李铁说：“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人口规模来作为就业难的理由。 李铁说：“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机。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即使乐观地看，将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但能够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将来的人口总量也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缩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方法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人口状况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多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现在的生育率无一例外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机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机。可以预料，将来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我们放大了人口危机，而是李铁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 长期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经济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育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表1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 上表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鼓励生育的效果都不显著。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口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李铁说：“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补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去的计生工作，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7月23日，福布斯中国发布2020中国慈善榜，在100位上榜的企业家中，佳兆业集团主席郭英成以1.88亿元的捐赠总额位列第17位。 今年是福布斯中国第十四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179.1 亿元。是继2011、2017、2018、2019 年之后，总捐赠金额第五次突破100 亿元。 福布斯中国调查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及企业在2019 年度向公益慈善领域的现金捐款情况，并将企业家及其管理企业的捐款额合并计算，编制年度中国慈善榜。每年有100 位企业家（企业）入选。 今年的慈善榜中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35 位，捐赠总额高达150.9 亿元，他们的捐赠金额占到总额的84%。其中佳兆业集团主席郭英成以1.88亿元的捐赠总额位列第17位。作为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郭英成一直强调员工责任、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相结合。作为杰出的企业家，郭英成时刻不忘回馈社会，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 在郭英成的带领之下，佳兆业集团自成立以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不忘作为企业公民的责任，积极参与、支持、捐助教育、医疗、环保、体育、文化等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先后赞助超过80个公益慈善项目，捐资超过16亿元人民币，搭建起了“三金一会”的公益平台，获得众多慈善殊荣。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佳兆业快速反应，累计捐款、捐物近2000万。2020年6月30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上，佳兆业再度捐款1.73亿元人民币，用于“决胜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其中，佳兆业在广东省活动现场捐赠1.33亿元，深圳市活动现场捐赠4000万元。从2017年至今，佳兆业已累计捐赠5.13亿元人民币，全面用于广东省脱贫攻坚战。 因时代而兴，随时代而行。不断奋进和常怀感恩是郭英成及佳兆业集团一以贯之的价值观。饮水思源，未来郭英成及佳兆业集团将继续整合各方资源，多措并举深度参与精准扶贫以及各类社会公益事业。
从银行、证券、基金、保险再到期货，外资正全面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中来。 “尽管疫情当前，但今年期货开户的数量并不少，外资对于中国商品、股指、国债期货市场的兴趣明显提升。”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魏红斌于7月2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消了对期货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同年6月18日，证监会正式批准摩根大通期货将持股比例由49%增至100%。至此，摩根大通期货正式成为中国境内首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 中国期货市场正值青年期 “中国的期货市场可谓正值‘青年期’，当前推出了5个国际化商品期货品种，良好的流动性吸引了众多外资企业和机构。股指期货每天成交量仍仅30万手，国内的基金、保险等大型机构尚未充分参与进来，外资的参与也有限，国债期货仅10万手且尚未对外资开放，因此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魏红斌表示，摩根大通期货将主要专注于经纪业务，并将对接更多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将开拓更多中国本土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客户。 目前，中国已推出了原油、20号胶、铁矿石、PTA和低硫燃料油期货这五大国际化期货品种，中国市场极佳的流动性和稀缺的交易品种吸引了外资加速参与；随着外资加速布局中国A股市场，外资对股指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今年4月10日，中国五大国有银行成为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首批试点商业银行，下一步外资也期待中国监管层放开QFII下的投资范围并参与到国债期货市场中。 谈及摩根大通期货在中国差异化竞争的战略，魏红斌表示，优势之一在于摩根大通期货可以共享摩根大通集团的资源和服务。“例如，在交易端，海外客户可以利用摩根大通的全球交易平台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交易，而无需增开多个交易系统，这将提高效率。同时，交易系统提供的算法交易，可帮助客户实现多个市场的跨市场交易。例如，客户在海外买（进口）美豆，则可在国内卖豆油、豆粕。” 平台和系统的高效对于交易是“生命线”。“如果两个市场间存在价差，系统的高效性可以避免交易出现滑点，否则滑点的损失可能将直接超出盈利部分。”她称。 尽管中国期货市场自2018年来加速开放，但对国际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监管背景仍是极为陌生的，因此魏红斌认为摩根大通期货也需要进一步起到桥梁的作用。 当前，包括摩根大通期货在内，摩根大通在中国已经以多个实体的形式实现全条线经营。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全能型金融服务集团，并在华通过数个法律实体展开业务，其中包括：由摩根大通51%控股的摩根大通证券，100%控股的摩根大通银行（法人银行）和100%控股摩根资管及其合资公司上投摩根。摩根大通在中国全线业务具备，足见其对开拓中国市场的信心，“我们的目标是‘完整’（complete）而非‘齐全’（comprehensive），对客户而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需要完整落地。”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此前对记者表示。 期待更多A股风险管理工具 相较而言，当前外资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期货产品无疑是股指期货。互联互通机制推进以来，外资加速布局A股。当前，北上资金贡献了A股市场6%的交易量，而2015年该比例仅0.3%；海外投资者目前的A股持有量占流通市值的7%，而2015年时该比例还不到1%。 “参与度高了，自然而然就有更多的风险管理需求。”魏红斌表示。 事实上，当前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已可一定条件下参与股指期货。早在2011年5月6日，证监会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但QFII只能从事套保交易，而不得利用股指期货在境外发行衍生品；规定在任何交易日日终，QFII 持有的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其投资额度，在任何交易日日内，QFII 的成交金额(不包括平仓) 不得超过其投资额度。 “当前QFII只能做套保，且要求期现匹配，而不能做投机。未来，如果额度等方面可以进一步放松，则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外资的风险管理效力。”她称。此外，她也提及，中金所的股指期货是最贴近A股的，外资也期待未来能够推出股指期货的国际品种。 当前，国际投资者可进行A股风险管理的工具仅有新加坡富时A50期货，去年港交所宣布将携手MSCI推出MSCI中国A股指数期货，但这仍有待监管批准。当前，国际投资者布局的中国股票已从知名大盘蓝筹不断下沉到中小盘股票，因此仅富时A50期货或无法充分满足其套保需求。 热盼参与中国国债期货 除了A股，外资也在加速布局中国债券市场。外资目前主要利用海外的NDIRS（不交收人民币利率掉期）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国内的国债期货市场无疑是流动性最佳、对冲效率最高的市场。 今年4月10日，中国的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已经成为首批参与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商业银行，“目前主要用以套保而非投机。我们希望，下一步，国债期货市场会进一步向其他商业银行开放，未来QFII也有望参与进来。”魏红斌表示。 她称，当前中国国债期货每天的成交量仅10万手，从审慎角度而言，也需要循序渐进地开放，“第一批试点银行也在参与中熟悉交易规则、做好风控等，在这一过程中，交易所层面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配套细则的修改。” 早在2019年1月31日，证监会宣布，就修订QFII/RQFII的相关配套规则形成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看似简单的一则声明，实质上是加速中国市场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的强心剂，尤其是其中提及的“扩大投资范围”，范围中就包括了国债期货。 魏红斌也认为，开放初期阶段，监管可采取渐进的开放模式，鼓励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交易，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完善风险对冲工具后，外资也可能进一步加速布局中国债市等。另外，其他机构也预计，到2020年底，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将超过总量的10%（截至今年4月为8.27%）。
特斯拉最新发布的2020年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实现盈利1.04亿美元。这意味着，特斯拉连续4个季度盈利，满足了被纳入标普500的条件。其中，中国市场贡献巨大。 特斯拉方面表示，公司会继续增加产能。其中，ModelY和中国制造Model3的产量会继续增长。今年晚些时候，特斯拉还将在3个大洲同时建造3家工厂。 “2020年交付50万辆汽车的目标不变。”特斯拉方面表示，公司将继续在柏林超级工厂和上海超级工厂打造ModelY的产能，并按计划于2021年在两地开始交付。目前，上海超级工厂ModelY的生产线正按计划进行建设，预计2021年实现首批交付。 罗兰贝格执行总监吴钊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特斯拉二季度财报表现堪称优秀，离不开中国下游市场的终端韧性需求和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产业链体系逐步成熟，相信未来中国市场及上海工厂对特斯拉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特斯拉在中国的全面本土化战略，对提升销量和口碑起到的积极作用开始显现。乘联会数据显示，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交付了3.1万台车辆，占全球销量三成。 去年以来，特斯拉不断加大车机中本土内容的比重：去年6月，引入QQ音乐；9月引入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喜马拉雅音频；12月中旬，引入哔哩哔哩、优酷视频，以及欢乐斗地主、欢乐麻将、欢乐升级3款游戏；12月底，强化语音控制功能，可识别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今年1月，引入中国用户广泛使用的百度地图等。 未来，特斯拉在中国还将持续推动产品本土化、设计研发本土化和营销本土化。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在有关电话会议上直言，上海工厂部件本地化程度到年底将达80%左右。 有业内人士分析，考虑到本地化程度的提升与制造成本下降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理论上本地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进一步降价的可能性。 此次特斯拉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还有一个信号值得注意。马斯克对供应商表示：“如果你们以环保的方式高效开采镍，特斯拉将给你们一份长期的大合同。”马斯克对电池级镍的供应表达了关注，近两年他一直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减少电池中钴的含量，在无钴或低钴电池技术方案中，镍的含量大幅增加。
7月23日，福布斯发布2020中国慈善榜。 榜单显示，今年共有100位企业家上榜，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35位，捐赠总额高达150.9亿元。 今年是福布斯中国第十四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为179.1 亿元，与去年的191.7亿元相比，下滑6.6%。 其中，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及其家族、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分别以30.1亿、15.2亿及13.9亿元的现金捐赠总额名列前三甲。 统计显示，今年是许家印第五次荣登慈善榜榜首。其他四年分别为2012、2013、2018、2019年。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家族以15.2亿元的捐赠总额位列榜眼。自1997年第一笔大额捐赠算起，杨国强、杨惠妍带领碧桂园集团及国强公益基金会为社会累积捐赠超64亿元。 排名第三的企业家来自融创中国的董事长孙宏斌，2019年，融创中国在扶贫、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累计捐赠13.9亿元。 此外，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累计捐赠8.5亿元，排名第六；万科董事长郁亮捐赠4.39亿，排名第七；世纪金源集团黄如论、黄涛父子捐赠4.03亿，位列第八名；宝丰集团创始人、宁夏首富党彦宝捐赠4.02亿，排名第9；凯源地产董事长许应裘捐赠4亿，排名第10。 从上榜企业的行业集中度来看，房地产、多元化和互联网名列前三。 房地产行业不仅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产业，也同样是产生慈善家最多的行业。榜单显示，来自于房地产行业的捐赠金额高达71.1 亿元，占比近40%，成为当之无愧的捐赠主力军。 榜单数据显示，排名前20的企业家中，共有10位来自房地产行业。除上述外，排名前20的地产公司企业家还有金科股份董事长黄红云、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佳兆业集团董事长郭英成，分别捐赠2.78亿、2.54亿、1.98亿、1.88亿。 上述房企在2019年度分别实现销售额1803亿、1510亿、808.7亿、1152.6亿。 此外，位列二、三名的多元化和互联网行业，现金捐赠合计为62.6 亿元，占比近35%。 从上榜企业分布的城市来看，深圳、北京、广州成为捐赠企业最多的前三大慈善地区，集中了四成以上的企业；而从捐赠数额上看，则是深圳、北京和广州这三座城市占据了前三大捐赠金额，分别占捐赠总额29.2%、15.4% 和12.3%，合计超过捐赠总额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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