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银河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苏皇金融期货亚洲有限公司持有银河期货16.68%股份并签署买卖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239，424，161元收购苏皇金融期货亚洲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银河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期货”）16.68%股权。 中国银河表示，5月26日，本次股权收购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中国银河持有银河期货100%股权。（编辑 乔川川）
屠光绍表示，“更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开放，要不断拓展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制度开放，要更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引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让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再者是系统开放，系统配套的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从“六稳”到“六保”，外贸外资工作着力点发生了微妙转变。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是最近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多位代表委员就稳外资外贸基本盘提出相关建议。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更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开放，要不断拓展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制度开放，要更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引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让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再者是系统开放，系统配套的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 外贸外资形势面临变化 对外贸的担忧主要是因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外需减少，产业链受到影响，导致进出口疲弱。此外，关于外资重新考虑供应链布局的讨论出现，引发市场担忧。近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回应，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但并不存在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变，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在华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没有变。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产业链的问题，我们要关注、要关心，但是不要把它过分政治化。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会有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可能一个人会拿出一个案例讲，某某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但是每天也都还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大约有40%的外资企业表示近期还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区副主席蒋颖就该问题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表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的调查，只有不到一成的外资企业认为疫情加速了转移步伐，更多企业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然发生变化，依然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 但疫情全球蔓延给中国稳外贸和稳外资带来的严峻挑战不容忽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分析，当前，中国稳外贸形势出现了新变化：一是中西部的加工贸易在上升。二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仍是中国稳外贸强有力的关键支撑力。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43.2%，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根本性支撑力；外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比重的39.6%，持续担当骨干力量。三是跨境电商成为中国稳外贸的一个新业态。 沈国兵认为，稳外资同样面临新变化。第一，美国等强化出口管制和实施直接贸易限制措施对跨国企业投资中国将产生抑制效应。第二，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跨国企业国际生产链和产业链部分断裂和停摆，给中国稳外资带来了破坏效应。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囿于疫情蔓延造成的部分国际生产链和产业链断裂，很可能处于观望状态，甚至取消原先的投资计划项目。 复杂多变的环境对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基础上，更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增强外商投资信心 蒋颖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产业集中度、供应链效率、劳动力素质和市场潜力等方面，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拥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全部工业种类，能够满足简单行业和复杂领域全品类的生产。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必将有更多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涌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介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多国暴发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复杂多变背景下，加大对稳外贸的融资支持，银行、保险、企业、政府充分发挥各自作用，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抓紧复产复工，银行保险机构要提供及时高效的金融服务，政府要围绕企业需求提供有效政策支持保障，政银企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 考虑到上述种种优势，蒋颖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稳住现有外资，吸引更多外资。 蒋颖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应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创设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其次，在政策措施领域，应该保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疫情期间进行的调查，所有应答企业均表示自己平等享受到了各类财税支持政策，缓解了经营压力，对中国政府的复工复产政策措施表示了积极肯定。疫情过后，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应继续坚持“三公”原则，避免出现内外资企业商品和服务差别对待的现象。 在“稳外资”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外资”。蒋颖对此的建议是以公平开放的市场“引外资”。 “放宽市场准入将激励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并逐步取消部分行业外商投资股比限制，坚定外资投资信心。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特别是金融、医疗、教育等与新经济密切关联的领域，尽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对于现阶段还不能全面放开的行业，应充分利用18个自贸区等先行先试平台，赋予其更大的改革创新自主权，发挥引外资示范作用。”蒋颖表示。 屠光绍则建议，积极吸引境外资金入市，通过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国际金融机构长期留在中国。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更好满足海外资金资产配置需求。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不断打出，使外商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从2019年开始，中国连续发布实施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国务院稳外资20条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今年以来，稳外资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2月1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3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稳外资11条”；4月1日，商务部提出全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24条措施。 实际上，稳外资工作近期已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近日表示，广大外贸企业争先作为，抓住时机抢订单抢出口，积极开拓市场。 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渡难关、保市场、保订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扩大进口，全力以赴稳外贸。
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第二场“部长通道”开启。商务部部长钟山在“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决策部署，相信通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外贸外资基本盘一定能够稳住。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主要工作，从外贸看，最主要是要稳住外贸主体；从外资看，要扩大外资增量，稳住外资存量。 钟山介绍，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外贸外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主要任务，一是要稳定我国外贸外资大国地位，二是要稳住外贸外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钟山表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主要工作，从外贸看，最主要是要稳住外贸主体。现在我国各类外贸主体超过30万家，这些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些困难，有一些企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有一些需要政府的帮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在政策上予以帮助、支持，降低了企业的压力，也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只要外贸主体能够稳住，我国的外贸就一定能够稳住，能够发展。 从外资看，主要是做好两件事，一是要扩大外资增量。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还需要搭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特别是要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让外国投资者愿意来中国投资。二是稳住外资存量。主要是贯彻落实好《外商投资法》，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让外商放心、安心，愿意在中国投资、在中国发展。随着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相信聪明的外商一定不会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 对于有些国家质疑中国出口防疫物资的质量这一问题，钟山回应，全球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已经向19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大量的防疫物资，为全球应对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行动，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赏和肯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出口防疫物资的质量，已经建立了从商品生产，到标准认证，再到口岸监管“三位一体”的防疫物资监管体系。钟山强调，下一步，只要相关国家需要防疫物资，中国还会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共同抗击疫情。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回应推广新能源车的问题时表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4月份当月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去年同期水平，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下一步将主要在供给侧、需求侧、使用侧继续发力。从供给侧来说，将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有序放开新能源汽车代工生产，同时对有检测能力的企业，实行自检自证，减少重复检测。另外，对于研发创新型新能源汽车企业，实行品牌授权试点。从需求侧来说，除了落实好财税支持政策之外，还将鼓励换电模式的发展，鼓励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使用新能源汽车，比如执法车、物流车、环卫车、公交车、出租车等等，以此扩大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从使用侧来说，将继续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类充换电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另外，我们也鼓励地方政府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出台停车、通行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总而言之，我们会高度关注新能源汽车发展，使其有一个更好的使用环境，让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新能源汽车。 对于备受关注的5G使用问题，苗圩表示，随着5G网络设施的建设，基站不断增多，将来5G使用会越来越多。我们很期待，在北京冬奥会上能有更多的5G场景，能有更多的用户，通过5G量身定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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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国雄资本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孙雯表示，公司成立以来，在全球信贷紧缩，企业融资出现“寒冬”的情况下，对于很多高净值企业而言，多元化的融资和投资渠道正在被大家接受。 此次国雄资本有限公司募资与普通基金公司募资相比，力量更雄厚，市场化运作机制更完善，背后股东资源也更为丰富，呈现出产业与金融的完美结合。英国HEAVENANDEARTHGROUP及美国私人银行家ChristopherAlan（克里斯托弗·艾伦）将作为重要资方出资，出资人对国雄资本抱以了极高的信心。 孙雯还指出，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和世界开放的形势对所有投资人来说是非常难得宝贵的机遇，尤其是疫情之后，中国力挽狂澜，经济水平恢复程度之快使得本在观望的世界投资人纷纷再次认可中国。 作为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特点的投资机会，国雄资本本次募资经历美国、澳洲、新西兰、迪拜、阿根廷、秘鲁、智利、墨西哥等、8个月时间经历13个国家、穿梭90多个城市，发挥了丰富的项目源渠道，把风险控制建设成核心竞争力。国雄资本在未来专注于中国互联网、区块链及智能科技领域的早期至扩张阶段的投资。（编辑 李波）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按照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但医学界一般是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我国卫生部规定：临床以出生至14周岁作为儿科的就诊范围。所以本文所说的儿童，是指0-14岁的儿童。 在中国，有关人口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老龄化”这个词，相比之下，“少子化”这个词较少出现。然而，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少子化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0-14岁人口逐渐下降的现象。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都在加剧，但少子化比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得多。下面是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上升以外，其余各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均下降了，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一半。 不过，近几年由于中国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中国的儿童人口占比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 但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正在衰减，中国出生人口正在步入下跌通道。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大约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预计，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儿童占人口比例又会继续下降： 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急剧下降。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例如，在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这是近十年来，结婚数量首次低于千万对。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在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育龄妇女数量越多，出生人口越多；育龄妇女数量越少，出生人口越少。 二是新一代的生育意愿更低。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生育一孩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默认选择。此外，大学扩招虽然大大促进了近年的发展，但也可能是降低生育率的一次性因素。如今每年大学招生约600-700万人，即同龄中约40%的人要上大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减少生育数量。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技术条件。如果在未来几年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中国年出生人口不可避免会降至一千万以下。 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的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如果拿中国与美国相比较，201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5%，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6%，可见，美国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然而，中国0-14岁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6.5%，美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9.2%，可见，中国少子化问题比美国更严重。 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谈到日本少子化问题时，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日本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了。如果中国不尽快鼓励生育，将来的少子化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事实上，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就已经比日本更低了。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儿童占比不断下降，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后继乏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能一拖再拖了，一个民族，如果儿童占人口比例长期不断下降，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按照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但医学界一般是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我国卫生部规定：临床以出生至14周岁作为儿科的就诊范围。所以本文所说的儿童，是指0-14岁的儿童。 在中国，有关人口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老龄化”这个词，相比之下，“少子化”这个词较少出现。然而，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少子化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0-14岁人口逐渐下降的现象。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都在加剧，但少子化比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得多。下面是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上升以外，其余各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均下降了，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一半。 不过，近几年由于中国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中国的儿童人口占比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 但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正在衰减，中国出生人口正在步入下跌通道。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大约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预计，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儿童占人口比例又会继续下降： 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急剧下降。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例如，在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这是近十年来，结婚数量首次低于千万对。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在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育龄妇女数量越多，出生人口越多；育龄妇女数量越少，出生人口越少。 二是新一代的生育意愿更低。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生育一孩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默认选择。此外，大学扩招虽然大大促进了近年的发展，但也可能是降低生育率的一次性因素。如今每年大学招生约600-700万人，即同龄中约40%的人要上大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减少生育数量。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技术条件。如果在未来几年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中国年出生人口不可避免会降至一千万以下。 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的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如果拿中国与美国相比较，201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5%，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6%，可见，美国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然而，中国0-14岁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6.5%，美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9.2%，可见，中国少子化问题比美国更严重。 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谈到日本少子化问题时，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日本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了。如果中国不尽快鼓励生育，将来的少子化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事实上，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就已经比日本更低了。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儿童占比不断下降，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后继乏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能一拖再拖了，一个民族，如果儿童占人口比例长期不断下降，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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