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实行“两增两控”、加强银行支持小微普惠的第三年。国有大行近两年来对小微普惠业务持续发力，颇有“全行总动员”之势。 “从2018年提出‘两增两控’的新目标后，大行开始全行总动员，单户授信金额从近600万元降到了300万元，目前到了100万元，不断下沉，甚至还做了一些中小行客户群的生意，一度导致中小行有了情绪。”某国有大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周平（化名）对记者表示。“两增”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 但他表示，下沉也有下沉的烦恼。例如，该行连续两年将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1%，就影响到了分行、支行基层业务人员的工资包，为此总行对其进行了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补贴以提高积极性；此外，由于小微贷款的利息低至4%左右，早就低于部分地区的房贷利率，今年二季度甚至传出骗取小微普惠贷款炒房的消息，这也导致不少银行加紧自查。 大行“抢”了中小行的饭碗 据记者了解，服务小微普惠，银行主要分为三个梯队，原先各自专攻的客户有所不同，但随着大行的积极性和指标不断提升，其客户群体也不断下沉，近两年甚至“抢占”了中小银行的阵地。 具体而言，普惠小微业务的第一梯队无疑就是六大行，其贷款利率平均约4%，年初为了抢客户、满足监管的降价考核，一度跌至3.5%；第二梯队则是各类股份行，鉴于其资金成本高于大行、盈利诉求更强，因此对小微普惠的贷款利率平均为6%～7%；第三梯队是各地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贷款利率约为8%～12%。 周平提及，以六大行为主的国有大型银行起步于公司业务，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公司大客户资源，因而一般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主要是采取围绕核心企业做上下游的产业链金融模式。比如对上游，核心企业往往对供应商有6个月左右的账期，银行与核心企业合作，推出针对供应商的应收账款融资（质押、保理或商票贴现）；对下游，核心企业往往要求经销商预付货款，银行与核心企业合作，推出针对经销商的预付款融资。大行的另一个优势是规模大、管理规范以及国有品牌，因此银政合作成了落脚点。 “但由于大行近年来不断降低户均授信额度、企业下沉，逼得以前户均授信额度100万元的小行开始去做乡镇企业，户均授信额度可能只有十几万元，这包括得益于技术发展的那些外卖平台上的街边店。”他称。 事实上，现在大行的小微贷款定价平均仅4%，抵押贷款利率约3%，信用贷款利率约5%。周平算了一笔账，刨去资金、人工、风险成本，业务实际上是在盈亏平衡点上下波动，“现在鉴于疫情因素，资产质量有下跌的趋势，但就算亏本，行内要求也要把这个业务做大，目的则在于拓展小微客户基础”。 对一些科技企业的扶持就是典型案例。周平称，银行当时仅给某苏州科技企业贷款了100万元，但几年后这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当时的信用贷款采取了风险分担的机制，即银行承担80%，政府基金承担20%，其他则由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分担。科技企业分不同的成长阶段，目前银行的介入已经不断前移，从成熟期提前到了初创期，甚至是种子期的后期。当然，银行的风险判断能力稍弱仍是一个‘短板’。”周平说。 总行仅给普惠业务FTP补贴 要真正推动一件事的根本就是解决激励机制。早前，总行虽希望推动普惠小微业务，但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开展小微企业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总行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普惠业务提供了FTP补贴，” 周平表示，“简单来说，分行有经济利润的考核，而做普惠业务属于‘让利’，现在贷款降价导致的损失由总行弥补，例如贷款定价从6%到了5%，这1%由总行直接补掉，总行还是以6%来算分行的利润。这对于总行而言压力也不小，毕竟贷款定价连续下降了3年，前两年分别下降1个百分点，今年为0.5个百分点，因此今年所有其他项目的FTP补贴都取消了，只有普惠业务的补贴保留。” 其他银行也有类似不同程度的FTP优惠。如：交通银行对本年度新发生的MPA（宏观审慎评估）口径普惠贷款，逐笔给予105BP（基点）的奖励。分行普惠贷款计划完成率若在150%（含）以上，超出部分将额外获得50BP的奖励。分行将从总行获取的FTP奖励全部转移到支行，补充支行经营利润，激发支行开展普惠业务积极性；光大银行在FTP方面给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减点优惠110BP。河北银行对普惠型小微企业及疫情防控相关领域企业贷款实行了较其他贷款业务降低50BP的优惠政策。 “今年在疫情影响下，资产质量的压力在上升，但事实上外贸型企业过去两年就已面临挑战，今年企业整体情况比预想的好一些，贷款延期的措施帮企业喘了一口气。部分跨境电商企业反而逆势增长。”周平称。 严防资金违规进入房市 另一大挑战则在于，由于普惠业务的利率太过具有吸引力，这还吸引了部分炒房者的注意。 早在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支货币信贷处发布《关于房抵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情况的紧急自查通知》，要求各家银行自查房抵经营贷余额、贷前准入情况、贷款管理情况等。 “其实，所有的关键点在于‘真实’，即贷款企业是否真的是小微企业，还是空壳？”周平告诉记者。 根据他的经验，小微企业和一般企业最大的差别在于，小微企业企业主的个人资金和公司资金分得并不明确，多数小微企业既有企业执照，又有个体工商户执照，“有的经营流水从企业账户走，有的直接走个人账户。这与其交易习惯和便利度有关，”他称，“因此你很难说这笔资金究竟是进地产了，还是去经营了。” 他表示，要防止个人成立空壳企业来骗贷，为此银行建立了筛查机制，即对刚成立的小微企业仅提供结算服务，但暂时不做融资服务，需要待其经营半年或一年后再做融资服务，经营年限的要求就卡掉了一波想要赚政策红利的“空壳公司”。 对经营主体的判断也至关重要。例如，资金用途的管控固然重要，但又恰恰很难。“我们能管的仅是本行系统内的资金，如果转移到了其他银行或再绕几圈，是很难监测到的。尤其是在一个账户中的资金，银行难以判断企业究竟是拿自己的资金，还是拿银行贷款去买房。只要经营主体是真实存在的，且如果企业每月需要100万元的周转资金，而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和企业资金缺口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那么资金池的使用可以由企业自己决定。”周平称。 当然，银行也加强了对资金流向的智能管控。首先银行从支付端就会进行管控，若发现企业的直接交易对手有问题，即资金进入了房市、股市，银行系统会马上停止资金支付；在贷后环节，银行一旦发现短时间内存在金额问题，银行客户经理会立即跟进，并及时收回资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这种调查显然应该是基于相对全面、客观、真实的信息，而非片面、主观、臆想的推论。否则，调查就可能会形成误导。 最近，某部门开展了一次对十余家企业的专题调研，得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的结论。其中言之凿凿的一个论据是，某企业近期新增1亿元贷款中，仅1000万元是央行专项再贷款，这1000万元专项贷款利息在3.8%左右（从调研时点及利率判断，或并非央行专项再贷款），另外9000万元贷款利率在4.7%左右。调查者由此得出“融资贵问题凸显”。 毋庸讳言，当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调查报告将4.7%的利率与3.8%左右的央行专项贷款利率比较，这样的神比较，不禁让观者哑然。幸好没有将贷款利率与疫情之下银行对部分企业提供的免息贷款比较，否则银行家们真要哭晕了！ 4.7%的利率高还是低？ 贷款利率高还是低，显然取决于利率的参照系。且不说依据如此小的调查样本就得出如此宏观判断之草率，仅以一般商业性贷款与央行专项贷款利率相差的0.9个百分点，就得出融资贵问题凸显，显然不够客观严谨。 其实，但凡有一点市场理念的人都不会把商业性贷款利率与政策性或特殊时期的政策性利率安排去比较，都不应混淆政策情分与市场本分的边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不应因为享受了政策优惠的情分，就忘记自己市场的本分，忘记信用社会最基本的规则。 在LPR利率报价体系下，4.7%的利率相当于1年期LPR+65BPS（3月份LPR报价为4.05），或LPR报价基准上浮16%；而WIND数据显示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08%，平均上浮幅度为25.4%，相当于1年期LPR+103BPS。从LPR机制下银行机构贷款利率实际幅度情况看，实施LPR加点的贷款占比达77.62%（见下表），其中加点50BPS—150BPS的占比最高，为24.7%。 数据来源：Wind 可见，4.7%的利率水平，其加点上浮幅度处于常规区间，实际则低于银行市场平均水平，更不用说与民间融资利率比较了。以温州地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为参照，7月9日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利率16.34%，小额贷款公司放款利率16.73%，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利率15%，其他市场主体利率达22.73%（见下表） 数据来源：Wind 如果与银行负债成本比较，4.7%的利率应该算是“良心”利率了。虽然相较于1.5%的银行储蓄存款利率，4.7%的贷款利率仍可获得较大利差；但在存款资源日渐稀缺情况下，主动负债能够提供给银行的利差空间则抓襟见肘。WIND数据显示的7月9日利率，1年期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达3.86%，已超过LPR3.85%的报价基准（见下表）。 数据来源：Wind 可见，从银行负债成本状况看，利率4.7%的贷款显然属于微利贷款。尽管近年来监管部门在持之以恒推动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但是，把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到基准利率之下，显然有违商业可持续原则，也非监管部门所鼓励的。按照“保本微利”、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定价，才是银保监会倡导的方向。 融资贵的账该怎么算？ 贷款利率高还是不高，无疑是相对直观的，通过市场横纵向比较可以一目了然。但一定的利率水平比（如4.7%）究竟属于贵还是不贵，则需另当别论，其中包含利率定价合理性问题。 如同任何商品一样，贵与不贵不能简单以价格而论。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贷款利率决定的核心是资金供求状况。因此，贷款利率合理与否，实际上需要兼顾资金供需双方的利益，既要权衡银行负债成本、营销成本等自身因素及由融资主体风险状况等决定的经济资本占用，也要考虑与企业的承受能力。 从个体角度出发，在融资贵问题上往往掺杂着诸多感性层面的认识，不同主体、不同盈利水平、不同成本管理能力的企业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显然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从市场的角度研判，融资贵与不贵终究有其相对客观的认知，而不能全凭感觉甚至幻觉，尤其需要摒弃各种偏见。因此，在讨论融资贵问题时，至少需把握三点： 一是不应忽略银行负债端成本及盈亏平衡。脱离银行负债成本，片面讨论融资贵问题显然有失偏颇。尽管央行一直试图引导银行负债成本下降，但终究存在一个隐性底部，这就是存款人的利益。考虑CPI、PPI因素，存款利率客观上应该存在一个支撑位；而这势必通过负债成本传递到资产端，并从盈亏平衡角度决定贷款利率的下限。从定价原理上，一定的负债利率水平决定了一定的贷款利率水平。如果银行的贷款定价真正体现了成本与风险，真正按照利率覆盖风险的商业可持续原则，则利率高一点并无可厚非。按照银保监会此前的一项测算，小微企业贷款如果风险控制得好，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利率盈亏平衡点应该是5%-5.7%。如果把定价定在5%-5.7%之间，这样的贷款才能实现“保本微利”和商业可持续。 二是不应忽视融资方的风险。利率与风险匹配是判断融资贵最基本的原则。一方面，利率覆盖风险是商业可持续的核心要求。对于缺乏有效抵押担保、风险较大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银行要么通过适当提高贷款利率，以期从整体上实现收益对风险的覆盖；要么走向信贷配给之路，将信贷资源向大型、优质企业倾斜，加剧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即使银行贷款定价基本合理，但相对于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的小微企业微薄的利润空间而言，再低的贷款利率也可能是不堪承受之重。此外，企业高负债率导致其绝对融资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较高，也是“融资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甚至是更内在的因素。近几年来，我国企业负债水平上升较快，由于企业盲目扩张、杠杆率过高、融资过度，产生持续的融资需求，特别是过剩产能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形成的旺盛信贷需求，成为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直接推手。 三是不应将民间融资的“锅”让银行背。现实中，为什么企业对银行“融资贵”的诟病不断？除了客观存在的一些银行乱收费现象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简单地将企业融资成本高等同于银行贷款利率高，忽视了企业融资成本构成的复杂性。随着融资渠道多元化，企业除了通过银行融资外，往往还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及民间融资等渠道融资，而后者的“价格”实际上远高出银行的贷款利率，银行贷款利息成本仅是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中的一部分。不幸的是，银行往往成了企业融资成本高的“背锅侠”。 融资贵问题该怎么看？ 其实，面对低如4.7%的利率仍大呼融资贵的企业或许并不多，但是抱有这种简单地、凭感觉、以我为主思维的则大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所谓融资贵源于不同企业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利息承受能力甚至于幻觉。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时候，融资贵的呼声从未断绝，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声音仍将延续。期间杂音频乃，尤需当局者仔细分辨，客观对待。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笔者在此并非完全否认现实中利率偏高情况的存在，而是认为应合理看待利率高低的问题，不应人云亦云、无病呻吟。 客观地看，某种程度上融资难与融资贵处于跷跷板的两端，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利率覆盖风险来缓释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是缓解融资难的手段之一，同时又可能导致一定时期小微贷款利率的上升，加剧“融资贵”问题。因此，不能割裂地理解“融资难”与“融资贵”，忽视了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否则可能影响我们在推进小微金融服务方面的政策效果。在当前情况下，应将“融资难”作为主要矛盾，“融资贵”作为次要矛盾。若片面强调二者的同一性，将二者相提并论，既要求银行努力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缓解“融资难”问题，又要求银行定价低，显然背离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可能令商业银行在信贷支持小微与风险风控间无所适从，而且还可能损害正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诚然，在现行体制下，股权结构不合理及其所决定的银行内部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科学，以及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不充分，都将对银行机构定价行为产生一定的扭曲，表现为一定时期、一定区域融资贵问题的存在。不排除个别机构“以我为主”，基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偿债能力及潜在风险的评估，定价水平过高；也包括一些附加的、不合理的收费以及附加条件导致企业实际综合融资成本的上升。因此，从银行体系看，缓解“融资贵”问题，主要是减少各种隐性成本（或让隐性成本显性化），引导银行机构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理念，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科学合理定价，关键是督促商业银行改进顶层设计，纠偏银行股东层一味追求高回报的利益取向。 从企业层面看，则应该强化市场理念，更客观地看待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应努力增强自身资本积累能力，强化流动性管理，合理安排融资结构，降低债务杠杆及利息负担；另一方面，应加快自身转型升级，提高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提升自身盈利能力，提升对融资成本的吸纳、消化能力，这是走出“融资贵”困惑之王道。目前，从中央对地方，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高度重视，“三服务”（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百行进万企”等围绕完善金融服务的举措纷纷出台，无疑为金融更好地对接实体经济、对接企业金融需求创造了更直接的路径。但是，作为被走访、调查的企业而言，应该用好每一次机会，真实、客观地反应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恰如其分地表达自身的诉求，切不可任性而为。 或许，很多人都信奉“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但是这未必适合所有的场合。需知，任何主观臆断、人云亦云的呼声，不仅不利于银企增进互信、改善信用环境，而且容易扰乱视听，引起调研者的误判，误导上层决策。更现实的是，各种不负责任的问题反映，通过“三服务”机制传导将牵扯诸多部门的力量与精力，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央行上海总部14日发布《2020年上半年上海货币信贷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减少26亿元，同比多减794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413亿元，同比少增124亿元。 人民币贷款增加3430亿元 6月末，上海本外币贷款余额8.20万亿元，同比增长5.5%。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7.53万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较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430亿元，同比多增72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32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3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55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341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7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854亿元，票据融资增加27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218亿元。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937亿元，同比少增43亿元。 6月末，外币贷款余额951亿美元，同比增长11%。上半年外币贷款增加88亿美元，同比多增63亿美元。6月份外币贷款增加18亿美元，同比少增6亿美元。 人民币个人住房贷款增加413亿元 上半年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减少26亿元，同比多减794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413亿元，同比少增124亿元；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减少186亿元，同比多减136亿元；个人其他消费贷款减少252亿元，同比多减535亿元。 上半年人民币境内非金融企业经营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和贸易融资贷款分别增加1505亿元、1258亿元和105亿元，同比分别多增1331亿元、211亿元和202亿元；票据融资、融资租赁和并购贷款分别增加279亿元、221亿元和59亿元，同比分别少增358亿元、2亿元和161亿元。 境内小微企业本外币贷款增加587亿元 上半年投向境内大型和中型企业的本外币贷款分别增加1336亿元和1583亿元，同比分别多增700亿元和483亿元；境内小微企业本外币贷款增加587亿元，同比多增739亿元。上半年新增境内非金融企业本外币贷款(不含票据融资)中投向房地产业、制造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交运仓储和邮政业及建筑业的贷款分别增加729亿元、506亿元、419亿元、266亿元和222亿元，同比分别多增88亿元、238亿元、少增24亿元、多增309亿元和7亿元。 上半年本外币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387亿元，同比多增45亿元。按贷款用途分，住房开发贷款增加249亿元，同比多增17亿元；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增加180亿元，同比少增40亿元。 人民币存款增加1.1万亿元 6月末，上海本外币存款余额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上月末低2.8个百分点。 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1万亿元，同比多增3024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3323亿元，同比多增201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2664亿元，同比多增2340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824亿元，同比多增170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3487亿元，同比多增773亿元。6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245亿元，同比多减2979亿元。 6月末，外币存款余额1380亿美元，同比增长2.8%。上半年外币存款增加18亿美元，同比少增86亿美元。6月份外币存款增加43亿美元，同比多增12亿美元。 人民币个人定期存款增加1597亿元 分部门看，上半年人民币个人存款中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通知存款分别增加1597亿元、1087亿元和241亿元，同比分别多增1518亿元、545亿元和164亿元；大额存单增加757亿元，同比少增958亿元；结构性存款减少154亿元，同比多减416亿元。 人民币境内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和定期存款分别增加1696亿元、749亿元、327亿元和294亿元，同比分别多增627亿元、747亿元、864亿元和618亿元；大额存单增加308亿元，同比少增351亿元；活期存款减少186亿元，同比多减593亿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近日，银保监会发文表明，截至6月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04亿元，不良贷款率2.10%，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再加上今年年初经济承压，资产质量在疫情冲击下加速裂变、风险不断积累，或许会导致不良贷款大幅反弹的迹象。事实上，因为疫情冲击等原因，和2019年末相比，非银机构同样面临着资产质量下滑、逾期率上浮的窘境。我们以360金融、乐信、趣店、信也科技、宜人金科这5家非银机构为例，从即期逾期率和Vintage逾期率角度，来观察非银机构逾期率变化的情况。首先解释下何为即期逾期率和Vintage逾期率。Vintage逾期率，又称为静态（池）逾期率，计算逻辑是取特定一段时期（Vintage)的信贷资产放款金额作为分母，然后选取需要监控的某一账龄（month on book)。这一指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M1+、M2+等的信贷资产，观察其在后续固定表现窗口的逾期金额作为分子。这两者的比值，即为某一账龄各固定表现窗口的Vintage逾期率。该指标的优点在于，能够将纵向不同时期的信贷资产拉平到同一时期进行比较，进而评估不同时期某账龄的信贷资产质量。举个例子，Vintage逾期率可以直观地表示出某金融机构2019Q3的M3、M4、M5、M6、M7逾期率。打比方来讲，作用类似于财报中的利润表，是持续观察企业资产质量的摄像机。而即期逾期率，又称为动态（池）逾期率，计算逻辑是取某一特定时间点（一般是月末或者是年末）的所有对外在贷余额作为分母，取该时点各账龄的逾期金额作为分子。这两者的比值，即为某一账龄的逾期率。如取2018年12月31日的在贷余额为分母，取2018年12月31日逾期30天以上的账单金额为分子，两者的比值即为该时点30+逾期率。比如截至2019年12月30日，逾期天数在15—30天的逾期率；逾期天数在31—60天的逾期率，作用类似于资产负债表，有点像记录企业某个节点资产质量的单反相机。该指标的缺点是分母及时增加而分子具有滞后性，因此容易因分母变大而分子滞后，对逾期率指标低估，给人以信贷资产质量较优的假象。360金融360金融一季度财报显示，新冠疫情引发了业务压力，但公司在信贷业务方面仍达成了不错的表现。本季度贷款发放量达到人民币518亿元，同比增长25.6％。并且连续第三个季度有效减少了客户获取成本和资金成本。公司无需兜底的“轻资本”助贷模式，在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21.2％，这导致杠杆比率进一步下降。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360金融疫情期间资产质量表现不错。进入2020年后，公司已经成功发行了三份ABS。对于高级A档，最新一期的息票率降至4.2％。即期逾期率：从即期逾期率角度，截至2020年3月31日，360金融90—179天的资产违约比率为2.17%，相比2019年第四季度环比上升65.6%。截至2019年12月31日，360金融90—179天的资产违约比率为1.31%。Vintage逾期率：从更能反映资产优劣的Vintage逾期率角度看，360金融同样有着不错的表现。从图中可以看出，能够反映2020年后，资产质量优劣的2018Q4、2019Q1、2019Q2、2019Q3这几个时间段的相应逾期率，都控制在2%上下。其中2018Q4 M12逾期率为1.5%；2019Q1 M12逾期率甚至不足1.5%，和其他时间段M12的逾期率相比，坏账水平处于中间挡位。2019Q2 M9逾期率不足1%，和其他时间段M9逾期率相比，坏账水平同样处于中间挡位；2019Q3 M6+逾期率不足0.5%，资产质量同样处于中间挡位。这几组数据，表明360金融资产质量受疫情影响较小。乐信乐信2020一季度贷款发起总额达人民币341亿元，相比2019年第一季度201亿元增长69.5％。乐信的助贷业务同样采用了轻资本模式，一季度乐信约26%的总贷款为轻资本模式，预计到2020年底将增至贷款总额的50%。即期逾期率：截至2020年3月31日，乐信贷款的未偿还本金总额达人民币585亿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人民币350亿元，同比增长67.2％。此外截至2020年3月31日，乐信90—179天以上的违约比率为2.57％。比360金融略高，环比增长64.7%。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乐信90—179天以上的违约比率为1.56％。Vintage逾期率：公司2020Q1 M3逾期率为2.57%，相比于360金融同样略高，但处于可接受范围内。一季度新增资产FPD7逾期率（首期逾期率，在某一个还款日，仅第一期到期的客户中有多少没有按时还款）为3.7%，截至目前，FPD7逾期率已降至2.77%，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宜人金科财富管理——宜人财富：截至2020年3月31日，服务的投资者总数达到221万，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环比增加0.3％；现有投资者数量为22万名，较2019年12月31日的25万名减少了10.5％；当前的非P2P投资者数量为26346，较2019年12月31日的21360增加了23.3％。消费信贷产品—Yiren Credit：贷款总额受疫情影响较大。2020年一季度的贷款总额达18亿元人民币（3亿美元），其中线上为51.4%、线下为48.6%，较2019年第四季度的80亿元减少77.0％。截至2020年3月31日，已服务的借款人总数达到481万，较2019年12月31日的469.5万增加2.4％。即期逾期率：可以看到，宜信金科信贷资产质量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其中线下较为严重。截至2020年3月31日，未偿还的履约本金总额达到人民币420.6亿元，较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511.6亿元减少了17.8％。宜人金科资产即期逾期率统计从即期逾期率角度，宜人金科线下信贷质量受疫情影响较大，截至2020年3月31日，其线下资产15-29天的资产逾期率为1.6%；这一数据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逾期率提高了0.6%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3月31日，其线下资产30-59天的资产逾期率为3.7%；这一数据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逾期率提高了2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3月31日，其线下资产60-89天的资产逾期率为3.1%；这一数据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逾期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线上资产质量同样受到了疫情影响。截至2020年3月31日，其线上资产30-59天的资产逾期率为5.2%；这一数据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逾期率提高了2.3个百分点。线上线下综合来看，进入2020年后，除15—29天资产逾期率和2019年末相比环比提升不大外，30—59天、60—89天的资产逾期率，和2019年末相比，分别提升了2.1和1.5个百分点。信也科技信也科技贷款总量很明显受到了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信也科技贷款发放量约为人民币131亿元，较2019年同期减少31.6％，平均贷款期限为8.4个月。平台借款人数量约为160万，比2019年同期下降51.1％。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不同，信也科技将借贷标的打包成底层资产后，通过信托渠道放款的比重，相较于其他几家，表现出较高。打包后的资金成本，明面上是7-8%左右，加上给信托公司1.3-1.4个点的通道成本，外加25%的劣后资金，再加上处理坏账的成本，信托渠道综合资金成本在10.5-11%左右。即期逾期率：信也科技资产即期逾期率统计综合来看，截至2020年3月31日，除15—29天资产逾期率和截至2019年12月31日同时间段资产逾期率没有变化外，30—59天资产逾期率、60—89天资产逾期率、90—119天资产逾期率、120—149天资产逾期率，环比都有相应提高。这些数据表明疫情影响了信也科技的资产质量。Vintage逾期率：信也科技资产 Vintage 逾期率统计1信也科技资产 Vintage 逾期率统计2从Vintage逾期率来看，信也科技资产的2019Q4 M2和2019Q4 M3逾期率控制在2%左右，2019Q3 M4、2019Q3 M5在4%左右；2019Q3 M6甚至超过了5%；2019Q2的M7、M8、M9甚至在6%左右徘徊。这一数字超过了360金融和乐信，相对较高。趣店无论是贷款总量，还是资产逾期率，趣店在2020年第一季度同样表现出受到疫情的影响。其中，信贷交易金额较2019年第四季度，减少52.8％至44亿元。而且一季度开放平台交易服务的交易金额，较2019年第四季度减少68.0％至人26亿元。这或许是企业在疫情影响下的主动调整。即期逾期率：截至2020年3月31日，其信贷业务未偿还贷款余额总额为人民币153亿元，较2019年12月31日的未偿余额减少32.0％，而开放平台交易服务的未偿还贷款余额总额为人民币132亿元，比2019年12月31日的未偿还贷款余额减少15.6％。未偿还贷款总额的减少，并非资产质量的提高，而是总借款人数的减少，以及平均贷款期限的降低。截至2020年3月31日，信贷业务和交易服务业务的未偿还借款人数量从2019年12月31日的610万减少7.1％至570万。借贷业务的加权平均贷款期限为 8.4个月，而2019年第四季度为10.9个月;一季度在开放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交易的加权平均贷款期限为11.2个月，而2019年第四季度为13.8个月。事实上，趣店一季度应收账款和其他资产准备金为11.085亿元，相比2019年一季度的3.904亿元同比增加183.9%。这种趋势在Vintage逾期率表现更加明显。Vintage逾期率：趣店资产Vintage逾期率统计能够反映趣店一季度资产质量的2019Q3 M6 和2019Q4 M3的逾期率表现，和其他时间段的M3、M6逾期率差距可谓泾渭分明。2019Q3 M6资产逾期率直接逼近8%，表明疫情对于趣店信贷资产，确实产生了较大影响。小结正如银保监会所言，信贷资产的风险都有滞后性，也许目前没有表现出风险资产，随着时间积累风险会逐渐显现出来，消金界还会持续观察这一现象。
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公布了2020年上半年广东金融运行情况。 从社会融资规模情况来看，今年以来，为了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金融体系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1-5月，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29万亿元，同比多增1.11万亿元。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52.7% 在社会融资结构上，市场化融资大幅增加，其中，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增加2778亿元，同比多增1421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增加3272亿元，同比多增1676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27亿元，同比多增303亿元。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080亿元，同比多增155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调查统计处副处长汪义荣解释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疫情影响，企业之间票据结算需求增加，签发量增加；二是银行表内贷款大幅增加，对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票据贴现形成替代，票据融资同比少增。 另外，经过对监管新规两年多的整改适应，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止跌回稳，分别减少121亿元和15亿元，同比分别少减319亿元和583亿元，从目前情况看，信托贷款已经恢复增长。 从广东贷款增长情况来看，6月末，广东本外币贷款余额18.5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77万亿元，同比多增4946亿元。 在新增贷款的投向结构方面，更加集中于企业部门。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4494亿元，同比少增111亿元，其中消费贷款增加2816亿元，同比少增711亿元，经营性贷款增加1678亿元，同比多增600亿元。 汪义荣表示，消费贷款少增，主要是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个人信用卡贷款增长有所放缓，3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和复工复产进程加快，个人信用卡贷款逐步恢复增长。而经营性贷款多增，主要是在金融纾困政策引导支持下，对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发放的经营性贷款明显增多。 另外，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31万亿元，同比多增5265亿元，占贷款增量比重74.1%，比上年同期提高12.6个百分点。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932亿元，同比多增309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7210亿元，同比多增237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772亿元，同比少增279亿元。 与此同时，实体行业贷款增长普遍加快，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业得到重点支持。 6月末，广东制造业单位贷款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2.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521亿元，同比多增1578亿元；其中，主要受电子、机械、医药等先进制造业拉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达52.7%，比年初增加1243亿元，同比多增547亿元。 基础设施业单位贷款余额3.7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6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4046亿元，同比多增1693亿元。 除房地产业以外的服务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4%，比上年同期高7.2个百分点。包括个人住房贷款在内的房地产贷款保持平稳增长，余额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4394亿元，同比少增60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比重24.9%，同比下降10.1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比年初增加3250亿元，同比多增109亿元。 住户部门资金向资本市场、保险等领域分流较明显 从广东存款增长情况来看，6月末，广东本外币存款余额25.5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29万亿元，同比多增5534亿元。 在存款增长结构上，非金融企业部门流动性增加较明显，存款比年初增加9621亿元，同比多增4311亿元。上半年金融政策重点关注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保供应、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因此新增贷款和新增存款都主要集中于实体企业部门。 随着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加大，财政存款向实体部门转移较多，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合计比年初增加1433亿元，同比少增1446亿元。 住户存款平稳增长，比年初增加6788亿元，同比多增689亿元。与此同时，住户部门资金向资本市场、资管产品、保险等领域分流较明显，带动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比年初增加3532亿元，同比多增2218亿元。
北京个人创业小额贷最高可贷30万，网约车司机也可申请 降门槛、扩范围、提额度、延期限、降利率、简程序、降条件……7月13日，北京市财政局表示，近日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共同对北京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进行“升级”，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的支持范围、进入门槛、展期要求、利率和利息分担、申请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进一步支持创业就业，全力做好稳就业。 扩范围：覆盖本市户籍各类创业人员 扩大政策覆盖范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对象扩大为本市户籍各类创业人员。二是符合条件的网络约车平台的专职司机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出租车、网约车企业等可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已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且已按时还清贷款的个人，在疫情期间出现经营困难的，可再次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降门槛：小微企业进一步降低要求 降门槛方面，一是对于个人借款人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合伙人符合个人借款人条件即可申请贷款及财政贴息。二是对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降低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数量达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限制。 提额度：个人创业小额贷提高5万元 ——符合条件的个人借款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个人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提高额度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10%，且贷款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借款人可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经营状况与担保公司协商确定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北京户籍人员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经营的，可申请个人创业小额便捷贷款，贷款额度由15万元提高到20万元。 延期限：合理延长贷款期限 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可允许展期，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展期期间财政给予正常贴息。 降利率：新发放贷款利率上限适当下调 辖内金融机构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利率应适当下降，贷款利率上限不超过LPR+50BP。具体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根据借款人和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和借款企业协商确定。 简程序：贷款受理至发放5个工作日内完成 借款人资格认定原则上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担保机构尽职调查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金融机构贷款受理至发放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一次性告知需补充完善的手续和资料。 降条件：特定群体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对符合条件的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低收入家庭成员及就业困难人员申请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新发放的2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以及北京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推荐的在孵企业，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或在市级以上部门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奖的创业人员、创业项目、创业企业，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微企业、商户、农户，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创业者等特定群体，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又见银行员工违规放贷！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则判决书显示，大连银行成都分行李某武与该行客户经理李某川在发放某笔企业贷款过程中，未对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尽职审查以及现场核实，仅对贷款资料做形式上的审查后，就发放8000万元贷款，最终导致大连银行损失4789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中国裁判文书网曾披露，大连银行原行长王某平多次使用职权之便为行贿企业的贷款甚至不合规贷款大开便利之门，收受行贿791万元。而年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大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飙升至3.93%。 不良飙升、原行长受贿、员工违法放贷…大连银行到底怎么了？ 贷款审查流于形式 两员工违规放贷8000万 判决书显示，李某武，男，1980年12月4日出生，大学本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原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业务四部（后变更为双庆支行）负责人。 李某川，男，1983年5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原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业务四部（后变更为双庆支行） 客户经理。 2012年3月，金鑫公司实控人朱某1向大连银行成都分行提供金鑫公司与二重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说明等虚假材料，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敞口8000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质押对应授信额度2500万元。 上述贷款到期后，金鑫公司于2013年4月、2013年10月继续以虚假的对二重公司有应收账款作为质押物办理贷款。2014年9月金鑫公司通过过桥拆借方式还贷后继续以前述担保方式续贷。 不久后，金鑫公司由于经营困难，最终无法偿还贷款。截至2019年4月11日该笔贷款仍有4789.646338万元本金未偿还，其中包括金鑫公司以应收账款质押名义取得的贷款248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在上述贷款过程中，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李某武与李某川未对金鑫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尽职审查以及向二重公司现场核实，仅对贷款资料做形式上的审查之后，向金鑫公司发放贷款8000万元。李某武、李某川作为大连银行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内控失灵？ 大连银行去年不良率飙升 经法院一审判决，李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李某川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宣判后，李某武等两人不服，均提出上诉。李某武及其辩护人表示，其作为部门负责人不具有现场核实和面签的强行性职责要求，且并不知道客户经理未到现场核实，没有犯罪故意。 对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武时任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业务部门负责人，其职责包括指导、监督其部门的客户经理办理业务，且职责不仅限于对书面资料的形式审查，还包括对业务工作办理情况的实质性监督。 同时，法院指出，李某武联系涉案贷款业务，并实质参与该笔贷款贷前调查及放款，在明知客户经理未持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到现场核实真实性的情况下，同意上报贷款申请并违规办理发放贷款业务，其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罚。故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裁判文书网曾披露，大连银行原行长王某平多次使用职权之便为行贿企业的贷款甚至不合规贷款大开利便之门，收受行贿791万元。最终，王某平被判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年报数据显示，大连银行2019年全年资产总额 4131.21 亿元，较2018年下降 54.53 亿元，降幅1.30%。 而在资产质量方面，大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2019年出现了飙升。具体来看，2016至2019年，大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3%、2.31%、2.29%、3.93%。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