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李俊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本身就疲弱、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风险尤其显著。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摘要 1、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受新冠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其中，意大利受损最为严重。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负债累累，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再度上升。 2、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财政主权归各国政府所有，尽管欧盟出台多项措施维护财政纪律，但过去数年，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同时，统一货币的欧洲难以掩盖财政不统一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遭受冲击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会被暴露并放大。而统一财政迟迟无法形成的关键或在于债务共担的分歧。 3、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为援助经济，欧洲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在不断升级，各国债务负担将不断加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时，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主要债务到期国，而且经济较差、债务负担较重，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1 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 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各国自3月中下旬开启严格的防控措施，经济大幅受损，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滑3.8%，创1995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同比也萎缩3.2%。从主要国家来看，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损，而这四个国家占欧元区的经济总量高达75%。其中，意大利经济受损最为严重，一季度GDP同比下滑5.4%；法国次之，下滑5%，创历史新低。 多国政府早已负债累累。疫情冲击之前，欧元区多国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据BIS统计，截止2019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高达84%，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杠杆率均超过欧元区。其中，希腊最高，一度超过180%。 与此同时，各国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根据欧盟委员会测算（2019），欧元区主要国家中，仅德国和荷兰在规则范围内有一定的财政空间，欧元区的财政自由度将难以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开始大幅上升。4月28日，惠誉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由BBB下调为BBB-，与“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同时，疫情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CDS利差均呈现走阔的趋势。其中，希腊走阔了近150BP；其次为意大利，也走阔114BP。 在整体经济将陷入衰退，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再度呼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然而财政保守国坚决反对。那么，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2 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 财政不统一，财政纪律难以维护。虽然欧洲形成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财政主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为维护财政纪律，欧盟出台了多项措施，如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成员国政府赤字率不得超过3%、政府杠杆率不得超过60%等，否则要受惩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规定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不得向问题国直接购买债券等。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如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前，多次出现国家年度赤字率在3%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在内。 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往往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暴露。由于欧洲各国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整体经济相对良好时，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尚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遭受冲击，问题国往往只能依靠加大财政刺激来援助经济，一方面，这将面临欧盟相关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加剧，使得问题国偿债能力下降，将引发主权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将被暴露出来。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11年欧债危机时期。 索罗斯方案能实现？关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索罗斯曾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欧洲财政部，通过财政部发行全欧债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毕竟全欧债比个别国家的国债信用高得多。 其实，在上一轮欧债危机时，欧洲财政部已有雏形，如欧盟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但这些都无法实现财政部的功能。而且，问题国也不愿意申请ESM，因为存在“污点效应”以及事后将面临欧盟严格的监管，这也是为何在前期意大利一直拒绝ESM，并与其他9国呼吁发行共同债券。 欧洲财政部迟迟无法成立的关键在于债务共担分歧。如果成立欧洲财政部则将面临共同征税的问题，欧洲财政稳健国反对为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买单，认为会破坏自身财政平衡，而且德国等国家法律也禁止无限制地承担他国债务，这也是欧洲共同债券无法发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5月19日德法支持欧盟成立规模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疫情严重国，但由于受援助的国家未来不需要还款，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强烈反对共同承担债务，这一方案或再度搁浅。 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无法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哪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呢？ 3 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 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尽管，欧洲各国自5月开始陆续解除隔离，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当前各国复工复产进度较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难以修复。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跌7.7%，远超08金融危机时期的跌幅（-4.4%）。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希腊（-9.7%）、意大利（-9.5%）以及西班牙（-9.4%）等国。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负担将加剧。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元区不断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据惠誉预测，2020年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6万亿欧元，扩表近30%。同时，各国也推出多项财政刺激政策，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86%大幅上行至102.7%，赤字率也将从2019年的0.6%上升到8.5%。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意大利（-11.1%）、英国（-10.5%）以及西班牙（-10.1%）等国。 尽管欧盟宣布不会对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执行超额赤字程序，但多数债务严重国在上一轮欧债危机后，债务问题就一直为“红灯”状态，此次冲击后，债务负担将更重。 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从未来5年来看，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2020年5月-12月累计到期1.78万亿美元、2021年累计到期1.82万亿美元，合计占总未偿还规模的22%。其中，2020年7月到期规模最高，达5489亿美元，占全年的30.8%。 进一步来看，2020年-2021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主权债到期规模最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5%；英国和西班牙也相对较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0%。综合各国经济状况以及债务负担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未来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截止5月21日，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CDS利差较疫情前上升114BP和64BP；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德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也大幅走阔至209BP和115BP。 欧元区未来或有解体风险。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再度考验。在全球经贸陷入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政治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矛盾或更加激化，欧盟或面临解体风险，这在历史上也多有先例。据美银美林最新基金经理调查 （FMS） 显示，52%的基金经理认为“第二波疫情爆发”是当前最大的尾部风险，其次为长期高失业率（15%），第三为欧盟解体（11%）。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李俊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本身就疲弱、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风险尤其显著。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摘要 1、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受新冠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其中，意大利受损最为严重。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负债累累，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再度上升。 2、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财政主权归各国政府所有，尽管欧盟出台多项措施维护财政纪律，但过去数年，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同时，统一货币的欧洲难以掩盖财政不统一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遭受冲击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会被暴露并放大。而统一财政迟迟无法形成的关键或在于债务共担的分歧。 3、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为援助经济，欧洲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在不断升级，各国债务负担将不断加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时，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主要债务到期国，而且经济较差、债务负担较重，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1 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 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各国自3月中下旬开启严格的防控措施，经济大幅受损，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滑3.8%，创1995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同比也萎缩3.2%。从主要国家来看，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损，而这四个国家占欧元区的经济总量高达75%。其中，意大利经济受损最为严重，一季度GDP同比下滑5.4%；法国次之，下滑5%，创历史新低。 多国政府早已负债累累。疫情冲击之前，欧元区多国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据BIS统计，截止2019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高达84%，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杠杆率均超过欧元区。其中，希腊最高，一度超过180%。 与此同时，各国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根据欧盟委员会测算（2019），欧元区主要国家中，仅德国和荷兰在规则范围内有一定的财政空间，欧元区的财政自由度将难以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开始大幅上升。4月28日，惠誉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由BBB下调为BBB-，与“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同时，疫情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CDS利差均呈现走阔的趋势。其中，希腊走阔了近150BP；其次为意大利，也走阔114BP。 在整体经济将陷入衰退，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再度呼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然而财政保守国坚决反对。那么，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2 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 财政不统一，财政纪律难以维护。虽然欧洲形成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财政主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为维护财政纪律，欧盟出台了多项措施，如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成员国政府赤字率不得超过3%、政府杠杆率不得超过60%等，否则要受惩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规定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不得向问题国直接购买债券等。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如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前，多次出现国家年度赤字率在3%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在内。 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往往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暴露。由于欧洲各国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整体经济相对良好时，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尚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遭受冲击，问题国往往只能依靠加大财政刺激来援助经济，一方面，这将面临欧盟相关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加剧，使得问题国偿债能力下降，将引发主权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将被暴露出来。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11年欧债危机时期。 索罗斯方案能实现？关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索罗斯曾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欧洲财政部，通过财政部发行全欧债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毕竟全欧债比个别国家的国债信用高得多。 其实，在上一轮欧债危机时，欧洲财政部已有雏形，如欧盟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但这些都无法实现财政部的功能。而且，问题国也不愿意申请ESM，因为存在“污点效应”以及事后将面临欧盟严格的监管，这也是为何在前期意大利一直拒绝ESM，并与其他9国呼吁发行共同债券。 欧洲财政部迟迟无法成立的关键在于债务共担分歧。如果成立欧洲财政部则将面临共同征税的问题，欧洲财政稳健国反对为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买单，认为会破坏自身财政平衡，而且德国等国家法律也禁止无限制地承担他国债务，这也是欧洲共同债券无法发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5月19日德法支持欧盟成立规模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疫情严重国，但由于受援助的国家未来不需要还款，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强烈反对共同承担债务，这一方案或再度搁浅。 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无法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哪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呢？ 3 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 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尽管，欧洲各国自5月开始陆续解除隔离，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当前各国复工复产进度较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难以修复。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跌7.7%，远超08金融危机时期的跌幅（-4.4%）。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希腊（-9.7%）、意大利（-9.5%）以及西班牙（-9.4%）等国。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负担将加剧。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元区不断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据惠誉预测，2020年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6万亿欧元，扩表近30%。同时，各国也推出多项财政刺激政策，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86%大幅上行至102.7%，赤字率也将从2019年的0.6%上升到8.5%。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意大利（-11.1%）、英国（-10.5%）以及西班牙（-10.1%）等国。 尽管欧盟宣布不会对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执行超额赤字程序，但多数债务严重国在上一轮欧债危机后，债务问题就一直为“红灯”状态，此次冲击后，债务负担将更重。 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从未来5年来看，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2020年5月-12月累计到期1.78万亿美元、2021年累计到期1.82万亿美元，合计占总未偿还规模的22%。其中，2020年7月到期规模最高，达5489亿美元，占全年的30.8%。 进一步来看，2020年-2021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主权债到期规模最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5%；英国和西班牙也相对较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0%。综合各国经济状况以及债务负担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未来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截止5月21日，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CDS利差较疫情前上升114BP和64BP；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德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也大幅走阔至209BP和115BP。 欧元区未来或有解体风险。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再度考验。在全球经贸陷入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政治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矛盾或更加激化，欧盟或面临解体风险，这在历史上也多有先例。据美银美林最新基金经理调查 （FMS） 显示，52%的基金经理认为“第二波疫情爆发”是当前最大的尾部风险，其次为长期高失业率（15%），第三为欧盟解体（11%）。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在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江阴澄邦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实控人变更为江阴高新区管委会不足10天后，*ST中南公告了公司预重整的相关信息，但细节未曾披露。 5月26日晚间，*ST中南对外发布公告称，5月25日，公司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无锡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无锡中院已经立案审查，同意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明确本次预重整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公司负债额过高，担保问题也可能存在继续出现问题的情况，靠自身的经营业务及盈利能力很难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公司也可能想向投资者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提振公司的股价。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预重整的初衷。” 记者就预重整事项发送采访提纲至上市公司，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高额债务成重负 *ST中南原股票名称为中南重工，2014年公司从金属管件制造转型传媒行业，2016年5月份，股票简称变更为中南文化。 转型传媒行业不久，2018年8月份，公司对外宣布存在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事项。 2018年，影视行业进入寒冬，*ST中南的净利也降到上市以来的“冰点”，上市以来净利首次亏损，巨亏21亿元。进入2019年，*ST中南净利润延续亏损，亏损额约18亿元。 *ST中南方面表示，受历史遗留违规事项的影响，公司债务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逾期债务相关财务费用负担进一步加重。 记者发现，*ST中南逾期债务的进展仅更新至2019年10月份，去年11月5日的公告显示，根据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本金共计14.57亿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6.46%。 记者查阅公司最新的2020年一季度报发现，现金流量表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为0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也为0元，1月份至3月份，公司并未获得新增外部借款，也没有偿还债务的情况，而上年同期公司尚有3200万元外部借款。 借预重整冲击“保壳” *ST中南方面表示，若无锡中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倘若预重整不成功，无锡中院将不再对公司本次重整申请进行受理审查。 据了解，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其债权债务进行重新调整、资产进行重组或者经营管理进行重新安排。 《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实施以来，已有不少企业集团通过实施重整摆脱了债务和经营困境。“预重整是介于传统重整和庭外重组之间的重整模式，”《证券日报》记者咨询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峰律师了解到：“这是指当事人在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之前就重整事项进行谈判并达成重组计划草案的一种困境企业拯救机制。” 许峰表示，“*ST中南预重整此举也可理解为解决公司债务危机，保住上市公司壳资源，至于上市公司最终是否会退市，需要观察预重整以及后续重整的效果。” “ST类的公司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甚至是违规的地方，新《证券法》下，ST壳资源的价值下降，实行严监管之后，对这类公司不利。另外，实行注册制之后，市场准入门槛实际上是降低了，买壳或者保壳的驱动力减弱，未来可能会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盘和林说道。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米塔利·达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助理；赛博娜·卡列利-奥兹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达米恩·普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莉莉安娜·瓦雷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冲击可能对新兴市场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严厉警告已是连篇累牍。随着疫情日益蔓延到更多国家，那些力求保全资产的外国投资者正在大规模退出新兴市场，并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同步现象。 各方已经出台了第一轮政策干预措施以抑制疫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影响。但尽管这些主要旨在减轻外汇市场压力的措施受到了广泛欢迎，当前持续的货币贬值却会带来各类金融稳定性挑战，而这些挑战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将远远超出当前的流动性问题。 当一个新兴市场货币出现贬值时，该国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负担（包括其绝对价值和偿债成本）都可能迅速上升。正如我们在过往历次新兴市场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资产负债表效应通常预示着企业违约，金融波动和产出下降。 因此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在出台针对疫情的适当经济政策时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一波货币贬值浪潮可能引发多少与资产负债表效应相关的财务难题？鉴于新兴市场中未采取对冲措施的外汇债务规模难以确定，对这类潜在损失的估算也因此变得棘手。 在过去40年间新兴市场的债务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得益于宏观经济基础的改善以及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大大减少了自身依赖外汇借款的“原罪”。 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企业却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随着这些企业以全球性货币借款的成本下降，它们的外汇借款额有所增加。而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当外币借款成本下降时更多的企业会选择发行外汇债券。 这种外汇风险从新兴市场主权国家向企业借款人的转移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财务监管比政府和银行更为宽松，因此我们对其资产负债表的了解也少得多。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依然（借助各种私人和公共信息源）对企业所涉及的规模进行了分析。图表1列举了主要新兴市场中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外汇债务额及其相对债务总额和相对GDP总额的比率。 令人鼓舞的是，图表1表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私营部门外汇借贷可能相对有限。除少数国家（主要是土耳其，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外大多数国家私营部门的外汇敞口相对其债务总额而言处于可控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未细化”数据可以被视为新兴市场外汇债务问题的上限。 这是因为在外币债务自然而然或者借助各类金融工具得到充分对冲（即与外币资产和收入相匹配）的情况下，外汇借贷本身并不是问题。那么产生外汇收入的商品出口者就是一个自然对冲者，由于许多存在高外汇敞口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大型商品出口国（例如墨西哥和智利），因此图表1中的数字或许还夸大了问题的实际规模。 而坏消息则是一方面这种自然对冲行为可能无法在当前商品价格低迷的环境中提供缓冲，另一方面那些非贸易部门新兴市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可能存在大量未对冲外汇借款。虽然缺乏这类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工具对冲外币债务的系统数据，但匈牙利（尽管使用的是2010年的数据），智利和土耳其的证据都表明非金融企业的外币借款很少使用此类工具。 同时如图表2所示，匈牙利和秘鲁（建筑业）的外币贷款在非贸易部门中的占比已上升到约40%，而土耳其和墨西哥（服务业）的相关份额也上涨到约50%。 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私营企业的高水平未对冲外汇债务尤为令人担忧。随着收入和销售的大幅减少，这些企业将难以偿还债务，有些甚至可能出现违约进而危及金融稳定，因为大多数外汇借贷都是通过国内金融系统进行的。 我们对新兴市场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知之甚少。以往的做法是用央行的外汇储备来衡量一个国家应对资本流动逆转的准备程度，但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慰，因为无从知晓这些储备金是否足以覆盖私营部门那些未对冲的外汇债务。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不断持续，拥有大量未对冲私营部门外汇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应集中精力去确保稳定获得外部融资，比如求助于美联储或各类多边贷款机构。 但是对未对冲企业外汇借款规模，企业吸收当前收入冲击能力，对经济其他领域的潜在溢出效应以及破产波及范围控制能力的了解也至关重要。而那些有能力调取此类数据的央行和监管机构都应当借此来预测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害并相应设计政策对策。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本文作者介绍：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公司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稳定和提升公司生产经营的各项指标；二是确保债务重组方案落地，彻底解除公司债务风险。”在日前举行的2019年业绩说明会上，永泰能源董事长王广西对投资者表示。 此外，5月13日，MSCI公布半年度指数调整结果，永泰能源被首度纳入MSCI中国A股在岸指数，5月29日收市开始生效。 “永泰能源虽然此前因为流动性问题导致债务违约，但是其生产经营并未受到太大影响。”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此次入选MSCI说明其仍然具有板块代表性，在二级市场会得到指数基金的被动买入，对其股价具有支撑作用，也有利于其进行债务重组。 目前，永泰能源债务重组加快，并首度被纳入MSCI指数，A股最大民营煤企将迎来浴火重生。 加快债务重组步伐 2018年7月份，永泰能源2017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未能按期兑付，构成实质性违约。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全年违约的非国企债券涉及余额超过1000亿元。 山东驼铃资产投委会主席赵忠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流动资金紧张是引发民企违约的共性之一。而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原因，既有企业对流动资金管理不善的原因，也有宏观融资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发生债务风险是因为融资性现金流出现了问题，公司生产经营一直正常。”永泰能源董事长王广西表示，2019年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约52亿元，公司不欠薪不欠税，与供应商也没有债务纠纷。 发生债务问题以来，在各级政府、监管机构和永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指导下，公司通过稳定生产经营、及时寻求政府救助、加快资产处置、全力推进债务重组、深入开展债权人沟通等多种措施，积极认真应对，稳妥化解债务风险。 “目前债务重组的方案已经债委会主席行一致通过，需要沟通的债权人，大多数也已同意方案，正在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有关进展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已经进行了信息披露。”王广西介绍，公司将加快债务重组的各项工作，按照债委会及相关单位要求，力争年内完成债务重组。 永泰能源表示，债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债务总额、负债率将回到正常水平，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更稳健。在公司债务重组过程中，公司将平衡好债权人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最大限度保护广大股东和债权人利益。 “瘦身健体”精干主业 债务化解过程中，很多债权人都会要求公司业务做减法，精干主业，剥离非主业，实现企业“瘦身”。沈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企业收缩业务，突出竞争优势，保持较好收益率，可以降低银行等债权人收回贷款的风险。” 永泰能源亦是如此。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的同时，公司也在加大资产处置力度，进一步精干能源主业。 2020年3月份，永泰能源公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据初步评估，该部分股权价值约75亿元。在此之前，永泰能源已完成旗下多项金融资产、部分公司股权等多项资产的出售。后续资产整合完成后，公司经营资产将主要集中在煤炭和电力。 下一步，永泰能源将继续按照煤电一体化的原则，推动公司煤炭和电力两个板块的均衡发展，在保证生产经营和经营业绩稳定提升的同时，对冲行业波动的风险。 对于未来3年至5年规划，永泰能源表示，在稳定现有1000万吨/年焦煤产量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加快实现1000万千瓦以上运营电力装机容量，夯实主营业务发展基础。 同时，通过广东惠州大亚湾项目，拓展石化及仓储业务，逐步实现2150万吨/年油品货运吞吐能力、1000万吨/年油品动态仓储能力和1000万吨/年燃料油调和加工能力，打造综合性、跨区域能源产业集团。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