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正常运行带来挑战。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上半年中央企业干得怎么样？下半年，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往哪里走？量和售电量等指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的98%以上。这些基础行业实物量指标出现边际改善，反映出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也为下半年经济运行提振了信心。 二是指标逐月修复。进入二季度，中央企业收入降幅逐月收窄，其中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9万亿元·、净利润166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6%和5%，收入和利润同步实现正增长。 三是有效投资加速。上半年，全社会投资水平下降，中央企业投资逆势增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万亿元，同比增幅为7.2%。其中，制造业投资超过1300亿元，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近1600亿元。这些投资呈现出实体经济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产业新动能投资明显加速、服务国家战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等方面的特点，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四是社会责任彰显。中央企业坚决执行国家降电价、降气价、降资费、降路费、降房租政策，上半年累计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超1200亿元。我们将继续不折不扣执行减费让利政策，为保市场主体、保社会生产力贡献央企力量，全年减费让利将超过1800亿元。 谈走势：明确“两个力争”任务目标 问：您怎么看后两个季度中央企业运行环境？全年目标会调整吗？ 答：尽管上半年央企经济运行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但我们也清醒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风险挑战不容低估。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下半年我们决心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力争绝大多数中央企业效益持续较快增长、力争中央企业总体效益实现正增长，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作出更大贡献。 为此，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突出抓好提质增效稳增长、企业改革落实落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以及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的工作。 完成好这些工作，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将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激发企业市场主体活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战胜困难挑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 促改革：以三年行动为契机吹响改革冲锋号 问：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如何深化改革促发展？ 答：国企改革重在行动、重在效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不久将印发实施。我们将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契机，再次吹响改革的冲锋号，通过加快深化改革，让企业机制活起来，让布局结构优起来，让发展动力强起来。 改革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充分释放和激发基层改革活力等。 总之，我们要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扭住关键、突出重点，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推动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国企改革的综合成效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促融合：共同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问：受疫情影响，一些民营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与国企合作的意愿和倾向有所增强。对于加强与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合作，国资委与中央企业是怎么看的？ 答：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共渡难关。落实好总书记指示精神，主动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建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和经济生态，是中央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具体行动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坚决落实国家纾困惠企政策，支持带动各类企业共渡难关外，我们将鼓励支持中央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各类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发挥国有资本纽带作用，带动各类企业融合发展。上半年，中央企业通过投资入股、合资新设、并购重组、增资扩股等多种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超过1100亿元。我们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与各类企业合作，积极稳妥深化混改，支持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加强与各类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国资委将坚定地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上下游贯通、大中小融合，各类市场主体协同发展、创新发展，共同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资管行业正在面临全新的成长环境，在发展的新阶段，仍需要推动多项改革。”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昨日在“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表示，中国资管行业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何认识过往，在此基础上继续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方可引领和塑造资管行业的未来。 陶玲表示，以资管新规出台为标志，前后3年多时间，在各部门和行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做对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抓住了去杠杆的宝贵时间窗口，有效化解了影子银行风险。 2017年以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影子银行规模收缩，风险收敛。截至2019年末，中国影子银行规模3年累计压缩了16万亿元，信托业的同业通道业务较历史峰值累计下降近5万亿元。中国治理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主流业界机构的正面评价。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在这3年里累计仅上升了5.9个百分点，增速大幅放缓，而不是绝对量的断崖式下跌，所以，可以称之为“稳杠杆”。 2020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严重冲击，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为创造金融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攀升，据市场研究机构测算，预计2020年全年，宏观杠杆率将超过270%。陶玲表示：“回顾去杠杆的过程，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抓住2017年以来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杠杆，如今，加杠杆的空间将十分有限。” 二是资管行业的本质、定位、监管方向和发展前景取得共识，这些共识是各方共同推动资管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陶玲表示，资管业务的本质即“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资管行业可以细分为财富管理、投资顾问、投资银行等，不同资管机构优势不同，有分工也有竞争。针对过去资管行业的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表外风险表内化、私募产品公募化等问题，通过统一监管标准，强化一致性监管，消除套利空间。自资管新规出台，各监管部门持续完善标准规制和相关配套细则，银行理财、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产品、资金信托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虽然名称各异，但规则差异逐渐缩小，实质内容已趋同，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标准初步建立。 陶玲指出，资管机构是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应当发挥市场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有市场机构分析，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20%，银行存款客户中的95%还没有成为理财客户，未来居民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存款向资管产品转移。可以说，资管行业才刚刚起步，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陶玲认为，资管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继续深化资管行业改革的决心和行动，目前仍有多项改革需要推进。 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助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管行业监管的适应性。 谈及深化改革时，陶玲表示：“资管行业的监管改革，既是补课，也要有前瞻性。如果说，过去集中治理行业乱象，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需要，那么，今后监管应当进入常态化。以提高监管的一致性为主基调，以信息披露和防欺诈为核心，尊重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推动分业监管体系，提供适应资管行业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需求的公共产品，进一步探索监管审慎性和包容性的最佳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 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易纲称，要守住风险底线，全力以赴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的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转入常态化的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 另外，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和机制改革，推动已经出台的金融改革措施落地见效，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此外，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金融扶贫工作，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创新试点等。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易纲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复苏。二季度中国GDP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GDP同比增长3.2%，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各产业恢复较快；另一方面，需求也逐步恢复，投资明显回升，消费继续修复，出口明显向好。在经济复苏的同时，物价水平也保持稳定。 “我们也非常关注影响当前经济恢复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稳企业保就业的压力比较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恢复还面临一些困难等。”易纲表示，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足的特点并没有改变，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延续复苏的态势，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受到影响？对此，易纲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对外开放。 首先，要继续执行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措施，比如取消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 其次，要继续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 “中国一贯主张要在抗疫过程中开展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建设性参与G20缓债倡议，为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低收入国家减债提供一定支持。”易纲指出。 易纲还介绍说，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非常好。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是1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7%，人民币连续八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的份额超过2%，比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的时候增长了近一倍。人民银行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核准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专家看来，注册制可以改变A股所有的问题，因此很多专家呼吁注册制改革，甚至有观点认为十年前启动注册制改革，中国经济更从容。但是注册制改革不能走偏了，一个是不能演变为IPO 大扩容，另一个是新股定价不能高的太离谱，出现新的三高发行。 注册制本身的要义并不是加码IPO，而是为了遏制发审腐败，可是基于A股定位偏重融资的历史，很多专家解读为注册制改革就是发挥资本市场最大化支持实体经济，就是降低上市门槛，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就目前来看，A股IPO节奏是偏快的，一周维持十多家的新股水平，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伊始，就在周一晚间，管理层火速审核同意了6家企业创业板注册，创业板曾经被市场专家媒体对标为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可创业板注册制新股媒体评论并不是十分满意：“创业板到现在注册了几十家公司，似乎都名不见经传，哪一个可以拿出来和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中微公司(行情688012,诊股)比一比？”，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不能忘记创业板科技属性，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十分重要，创业板主要支持具有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上市。一个是疫情冲击，中小企业亟待资本市场提供支持，一个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另一个是募集流动资金降低杠杆率，从而减少财务成本，提升企业的财务健康水平。三是大量企业等着上市，IPO堰塞湖依然存在，亟待化解，可是仅仅依靠加快IPO就能化解IPO堰塞湖吗？ 我国注册制与成熟国家注册制不同，远没有达到即审即发的高度市场化程度，IPO节奏还是受到管理层调控的，虽然短期人声鼎沸，对新股已经有点麻木，但是大量新股发行对未来走势存在一些隐忧，那就是限售股减持，因此新股节奏需要适当。既要支持实体经济，也要稳定股市运行，两者之间需要均衡。 其次是注册制改革，打破了23倍市盈率新股红线，科创板就不说了，前几批新股市盈率都高于主板同行业公司市盈率，造成发行价格不低，发行市盈率也是高不可攀，可是新股恶炒并没有得到遏制，创业板首批新股也是一样，打破了23倍市盈率红线限制，锋尚文化(行情300860,诊股)发行价高达每股138.02元，发行市盈率41.2倍，另一家新股美畅股份(行情300861,诊股)发行价虽然只有43.76元，但对应的发行市盈率却达46.09倍，难道注册制改革就是提升新股市盈率？三高发行是很多年前那一轮市场化改革最大的痛点，带给市场的是无尽的伤害，因此作为投资者我是坚决反对三高发行，也就是高股价、高市盈率和高超募资金，注册制改革按照原来成熟市场的设想应该是市场化定价，杜绝新股炒作，降低新股估值水平，可是注册制改革完全颠倒了过来，成为新的三高发行代名词。 新股定价事关上市公司和承销保荐机构、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虽然成熟市场注册制下，新股破发成为常态，可是成熟市场像美国并没有担忧新股扩容问题，指数也已经上涨了十多年，A股因为偏重融资，新股偏多，市场投资者也很无奈，资本市场不再是单纯的财富管理场所，而是赋予了更多的经济责任，需要承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任，二级市场走势长期看并不乐观，因此新股以较低的估值发行给二级市场留出适度的盈利空间，是作为二级市场长期亏钱的一种补偿，可是注册制改革下，这种补偿被削弱了，一旦新股红利消失二级市场资产泡沫破裂，就会显示这未必是太好的改革方式，作为具有定价权的机构，不能从过度炒新投机角度出发，给予新股过高定价，而是应该适当降低新股发行估值水平，让新股利益向二级市场倾斜。 现在是流动性极度宽松时期，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实体经济根本无法吸纳，大量多余的流动性需要寻找资产投资，楼市涨了，像部分热点地区楼价都登上过财经新闻热点，股市也涨了，但涨幅有限，可成交维持万亿元水平，对新股承接力度较大，新股适度可以增加，但估值应该适度控制，引导机构理性定价。 但是每一家新股带来的都是数倍于首发股份 限售股，在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纯洁性不是那么的高，与专家媒体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初衷可能不是特别的合拍，抱有股市的钱不圈白不圈的态度，也抱有股权增值实现财富最大化的思维，因此限售股一到期，就会有各类股东迫不及待的减持，甚至于没有到解禁日期，就提前公告减持股份，第一批科创板25家公司一夜之间就有九家发布了93亿元减持方案，让市场震惊不已，带来的是不少公司的股价调整，A股很多股东见不得公司股价上涨只要股价敢涨，股东就敢减持，减持很多时候会导致股价跌停，让二级市场投资者吃一记闷棍。 IPO 和股东减持、交易费用消耗，对增量资金要求很高，尽管目前成交高达万亿元，可是市场资金依然是算不得充裕，而是资金捉襟见肘，周二银行保险领涨，医药医疗器械和科技股调整，周三银行保险领跌，医药医疗器械上涨，农业板块崛起，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行情，走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得模式，这是市场资金不足以推动全面牛市的特征。 因此注册制改革并不是不需要控制IPO节奏，而是需要适当的控制，另外需要严格控制新股发行市盈率，腾出更多资金惠及更多企业上市。控制融资规模目前要比减少IPO更加紧迫，毕竟经济活力不够，大量企业需要融资，而市场资金有限，不能让部分上市公司过多占用金融资源造成浪费，而是需要金融普惠，让更多企业得到支持。
注册制改革条件下的市场如果仍像审核制条件下一样过度追求新股不败，甚至通过放开涨跌幅限制提高交易活跃度的措施来充当让新股股价越涨越高的泡沫发生器，既不符合注册制改革的初衷，更不符合最基本的价值投资原则。 注册制尚未落地，创业板一阵反弹就把其他的A股板块甩在了后头。注册制下首批创业板新股不仅创造了创业板最高发行价的历史记录，并且与风头正健的的科创板也有一比。人们不禁要问，本该成为创业板发动机的注册制，怎么一开始就有点像是创业板的泡沫发生器？在这个问题上创业板有没有搞错？ 作为注册制条件下创业板首批发行两只新股之一的锋尚文化，以138.02元的首发价格打破了2010年汤臣倍健所创造的110元的创业板首发价格记录。10年前，中国资本市场最有活力的板块非创业板莫属。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的期望和科技型上市公司集中地的形象让它轻而易举地打破了23倍市盈率红线的限制。据统计，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发行市盈率在100倍以上的个股就有14只之多。其中，发行市盈率最高的达150.82倍。汤臣倍健115.29倍的发行市盈率虽然在上述14只创业板个股中仅占第8位，但110元的首发价格和上市首日156.80元的开盘价把其他创业板个股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当年发行市盈率高高在上的创业板个股，上市以后大多高开低走。虽然还没有像香港创业板那样比比皆是地跌破发行价，高开低走却无可挽回地成为大多数创业板个股的宿命。 作为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的接力者，当前创业板注册制新股发行定价的高企，在一定程度上不妨可以视之为对科创板越来越高的新股发行价的承接。同科创板第一高发行价石头科技271.12元/股和第二高发行价康希诺209.71元/股相比，锋尚文化138.02元/股的发行价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科创板新股发行价也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科创板第一股华兴源创发行市盈率为41倍，超过了以往的23倍发行市盈率的红线，客观上也是市场化发行的结果。随后的科创板发行价格，从市盈率方面看有高有低。当时最高的如中微公司，发行市盈率达到170.75倍，最低的中国通号则仅为18.18倍，两者之间相差达9倍之多。尽管发行市盈率高低有别，只要市场认为总体上符合机构所给出的估值，也很难说有什么不合理。新股市场化发行是大势所趋，科创板新股市场化发行的经验，不仅值得接棒注册制改革的创业板借鉴，同时，也有利于今后在整个市场中得以推广。 不过，正所谓成亦估值，败亦估值。机构在给所评估的个股给出一定的估值时，除了依据一定的标准量体裁衣之外，有时难免也会受到当时的时势变化和人心走向的影响。别的不说，就以注册制还没有落地之前创业板市场所出现的惊人躁动来说，创业板存量股票这波齐刷刷的反弹，难道真的是把注册制改革当成了洗刷估值低估之耻的翻身机会了吗？在笔者看来，恐怕未必。创业板注册制一旦落地之后，涨跌幅限制将由原来的10%扩大到20%。交易机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于科创板来说纯属增量性质的改革，而对于创业板来说更多的还将涉及存量成分。作为本来就鱼龙混杂的创业板存量个股，涨跌幅限制的扩大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恐怕很难一概而论。不排除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投机资金会趁混沌不明的时机，先炒它一波再说。等到绩优绩差泾渭分明的时候，始作俑者恐怕早已捞一把走人了。 其实，股票市场之所以要实行注册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让市场资源不至于因为新股发行制度的人为约束而一直稀缺下去。同样的道理，注册制改革条件下的市场如果因为迎合一些市场势力的特殊利益追求，而仍像审核制条件下一样过度追求新股不败，甚至通过放开涨跌停限制提高交易活跃度的措施来充当让新股股价越涨越高的泡沫发生器，既不符合注册制改革的初衷，更不符合最基本的价值投资原则。 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改变新股高开低走的趋势，除了上市公司本身要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以圈钱为目的上市动机，尽最大可能以配得上其股价的业绩成长性为投资者提供较好的投资回报之外，注册制改革也要从片面追求高估值高定价和市场交易的较高活跃度转移到打破新股不败的神话，还股价以价值之本来面貌上来。与其借短缺经济的计划分配模式，将新股打新差价当做一种福利送给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还不如一开始就别让新生的注册制也在过度投机的盲目打新和疯狂炒新过程中重新回到新股高开低走的旧轨道上来。否则，就新股发行价格的竞相攀高非但不能成为投资者的福音，更谈不上注册制改革的成功。拔苗助长毕竟是不可取的。
近日，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农商行筹建，标志着徐州市历时两年的市区农商行风险处置化解及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公开信息显示，徐州农商行由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分别拟出资认购徐州农商行预计10.95%和4.73%的股份。 对于这家合并重组后筹建的新银行，当地政府希望它以此为契机，端正发展理念，回归支农支小主业。加快业务创新，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控，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 最近几个月，不断传来中小银行改革重组的消息。 7月28日，福建邵武农商行获福建银保监局批准筹建。福建邵武农商行由邵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组建，将承继邵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全部债权债务。福建银保监局同时批准福清汇通农商银行、平潭农商银行分别参股邵武农商行2000万股，占股本总额比例各为6.73%。 记者梳理发现，中小银行重组的方式多为银行入股同业或银行合并。前有常熟银行拟入股镇江农商行；广东台山农商行获广东银保监局批准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河北涿州农商行、河北高碑店农商行获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受让河北定州农商行股权。后有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和陕西横山农商行获陕西银保监局批准，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述两家银行的债权、债务；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河南省三门峡市提出，拟合并三门峡湖滨农商行、三门峡陕州农商行，组建市级农商银行。 近期区域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重组显著加快，我国区域银行并购重组潮正在掀起。兴业研究金融团队分析，目前区域银行并购重组的主要方向有两类：一是盈利能力强，所在地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寻求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二是省内机构合并形成更大的区域型银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银行合并是“1+1=1”，相当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牌照合并为一个牌照；而参股进行战略投资，更多是大银行对小银行的援助和支持，优质银行输出资金和管理能力，帮助小银行化解风险。 曾刚认为，由于区域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有限，通过投资、合并、重组等调整方式，是帮助区域中小银行化解风险、提高效率的一种市场化手段，也是提高整个机构金融机构效率的一种方式。 推动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已经成为当前金融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金融委办公室发布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就包括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今年4月份，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透露，今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较大，特别是进行市场化重组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 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上个月透露，目前，部分省份辖内中小机构改革重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银保监会支持城商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实施兼并、重组和股权投资，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进入8月，深圳迎来高光时刻。8月18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满一周年；8月26日，深圳将迎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近日，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有关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圳市政府也密集调研开会，一系列的政策“礼包”有望接踵而至。 “轨道上的大湾区”加快推进 8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复》公开发布，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有序实施一批城际铁路项目。 根据规划，近期到2025年，大湾区铁路网络运营及在建里程达到4700公里，全面覆盖大湾区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广州、深圳等重点都市圈；远期到2035年，大湾区铁路网络运营及在建里程达到5700公里，覆盖100%县级以上城市。 大湾区将形成“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构建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广东省内地级城市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相邻省会城市3小时通达的交通圈。 根据批复，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741亿元，资本金比例50%、计2371亿元，由广东省和项目沿线地方使用财政资金等出资，并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分析人士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交通网络的融合衔接，是城市间协同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国家发改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一体化，将给深圳未来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土地空间不足使得深圳近年来发展越来越显“窘迫”，寻求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深度协作成为深圳破解此问题的方向之一。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形成“双核（深圳、广州）+双副中心（汕头、湛江）”动力机制，探索推动广州、深圳与湛江、汕头深度协作。 给深圳土地管理“扩权”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函》，助力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意见提出，自然资源部支持广东和深圳，从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用途管制、土地利用、耕地占补平衡、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关试点、不动产登记、土地只征不转以及深圳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等九个方面，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和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推动自然资源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自然资源部支持下，深圳将率先探索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路径、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建设住宅、分类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等一系列改革，以更大的土地改革权限下放，更强的产业和居住空间保障，充分发挥“双区叠加”优势。目前，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抓紧制定方案，报自然资源部审定后实施。 分析人士表示，深圳的下一步发展是“扩容”还是“扩权”，各方讨论热烈。自然资源部已率先用实打实的措施，给深圳扩大了土地管理的权限。 去年，深圳市委将“拓展空间保障发展”十大行动的名称，优化为“加快国土空间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十大行动，已向社会各界传递出更加明确清晰的信号：深圳未来发展，将在存量土地下苦功夫、硬功夫。 7月30日下午，深圳召开了一次围绕“产业用地”的新闻采访会，承诺凡是符合深圳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全部有地可落”。会上还透露，今年下半年深圳或将再举行一次全球招商大会。去年底召开的全球招商大会，给深圳带来总投资超5600亿元的128个产业项目。 后续政策利好有望接踵而至 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有关部门动作频频，市场人士预期，一系列的政策利好将纷至沓来，一系列的改革成果将在深圳密集涌现。 8月2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到深圳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此前，中央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已于5月中旬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7月31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案》，从五大方面提出80条具体措施，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度。 其中，多条措施是为深圳量身定制，包括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为契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企业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支持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设全国性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市场，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资本的有效对接；持续推进深圳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境外市场互联互通、支持深圳申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 8月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新股启动申购，有望于本月中下旬挂牌上市。分析人士预期，接下来，在营商环境改革、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领域，还会有更多成果落地及新的支持措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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