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 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 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把握未来。 “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略，在此背景下，金融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空间呢？ 近日，央行陈雨露副行长撰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特别指出： “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以此作为推理的起点，本文尝试探讨双循环背景下金融科技的潜力和前景。 金融业的核心任务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共同推进： 供给侧注重科技驱动、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通俗点说，就是持续提高“中国造”的核心竞争力，既要在制造过程中实现“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也要在终端消费里的中高端消费品领域提升国产商品的竞争力。 需求侧注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买得起才是硬道理。这背后又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力度等，重在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区域层面的中西部崛起和城乡层面的乡村振兴会成为发力重点。 在这种环境要求下，如陈雨露副行长所说，“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供给侧来讲，金融业需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对新兴产业和企业创新等“高风险”对象的有效支持，相比信贷资金，股权资金风险偏好更高，必须要建立完善多层次股权投融资体系；二是继续夯实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重点要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继续突破，实现对供应链远端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持。 就需求侧来讲，金融业同样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助力居民财富增值，重点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理想状态是维持股市的长牛慢牛，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二是为消费升级提供贷款支持。现阶段控制居民杠杆率依旧是主旋律，但就特定消费场景发掘贷款需求，依旧是消费金融行业产品创新的方向所在。 就金融业而言，要实现上述任务目标，大部分依赖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如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投贷联动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等等；但在风险识别、效率提升等特定领域，则离不开金融科技的助力。 金融科技，当为“开路先锋” 金融与科技的关系早已辨明，科技是工具，金融是目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业有了新任务，自然对金融科技提出新要求。 金融科技并非万能灵药，有其特定的作用边界。就过去几年来看，借助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技术，金融科技犹如开路先锋，不断拓宽零售端普惠金融的边界，成效凸显，未来几年，“开路先锋”的角色依旧是金融科技发光发热的重点。 既然是“开路先锋”，重在开路，发展不成熟的领域才有机会。消费贷款市场，行业层面仍有空间，但市场已经趋于成熟，金融科技的重心，应放在B端。 当前，随着个人征信趋于完善与成熟，个人信用状况趋于透明，金融科技“开路先锋”的使命已经达成，获客渠道（流量/场景）、资金方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金融科技的话语权下降。再加上金融机构和场景巨头“自营”金融科技力量的崛起，纯粹的金融科技公司日趋边缘化。 从数据上看，过去几年，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支付和消费贷款的边界不断拓宽，网络支付用户数超过8亿，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也已超过5.5亿，零售端普惠金融的纵深已大为改观。 相比之下，B端产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还在路上，小微企业征信仍然大片留白，正需要金融科技企业披荆斩棘，为行业趟开一条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缺乏数据支持的金融科技不是生产力。金融科技要做B端小微金融的开路先锋，先要积累和掌握充足的产业数据，必须以产业链运营数字化和小微企业经营数字化为前提，孤军深入犹如空中造楼，必然以失败告终。 于是，拥抱产业互联网，便成为题中之义。 抢占先机，拥抱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以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渗透为前提。其中，5G网络依赖运营商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新基建范畴，正在大力推动中；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则依赖核心企业的推动，核心企业多为传统企业，对第三方科技赋能存在刚性需求，为金融科技企业拥抱产业互联网提供了机会。 近年来，一些金融科技企业转型B端，先做产业科技，深度参与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后回归金融科技，谋求拓宽B端金融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供应链金融，正成为双方的结合点和试验田。 早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受限于供应链自身的信息化程度，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充分地获取产业链中的物流、信息流等数据，不得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额度为产业链相关方授信，只能泽被产业链近端供应商，对产业链远端的中小微企业无能为力。 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与核心企业合作，借助物联网技术激活“物”的活力，全面增厚传统供应链的“物流、商流、信息流”等数据价值，让供应链本身可衡量、可分析、可反馈，为供应链金融创新打开空间。 比如在核心企业支持下，金融机构可运用物联网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打造“控货”核心能力，有效缓解传统动产质押业务中面临的诸如重复融资、押品无法有效监控以及单据造假等风险，从而实现基于供应链上下游真实贸易行为中产生的多种库存商品为质押，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特定场景中，没有核心企业的介入，金融机构也可借助物联网技术拓宽企业融资边界。 总之，数据积累是科技赋能的基础，数字化是数据积累的前提。路径千千万，抓住数据积累这个源头，就抓住了核心。 循序渐进，生态逻辑 “望山跑死马”，前景目标往往看上去近，走起来远。双循环的大逻辑，是一幅徐徐展开、环环相扣的画卷，并非可以快马加鞭、一哄而上的风口，参与这个大逻辑，必须要有耐心等待生态的完善与成熟。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总结技术变革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转型技术、扩展技术和专业技术。所谓转型技术，是指具有开创性影响的新技术；而扩展技术是指能扩展转型技术应用范围的技术创新；专业技术，则是指现有技术针对某一特定任务的专业化应用。 举例来说，电脑的发明属于具有开创性影响的转型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则属于扩展技术，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网站、APP则可视作专业技术。电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发展、网站的布局和APP的完善之上的，这幅画卷的展开，用了几十年。 同样，无论是双循环的构建，还是5G、物联网、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些都是必然会改变未来世界的东西，但所需的时间很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相应地，传统的技术、传统的模式、传统的业务，其在未来的生命力，也会远超我们的预期。 面向未来，需要以现在为支点。对金融科技而言，先要在当前的业务中找到盈利支点，然后才能去谈论未来。
新华网北京5月26日电（秦雪璠）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玉玲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役的重要环节。 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 支持企业正常经营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在流动性总量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凸显，其中既有近期疫情冲击的影响，也是经济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反映，一些企业难以达到贷款条件，单一化融资产品难以满足企业的多样化、个性化需要。为此，王玉玲提出如下建议：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和疫情短期冲击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注重“四个区分”：一是区分前景企业与僵尸企业，切实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区分疫情风险与道德风险，避免搭政策便车；三是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支持企业正常经营；四是区分正常溢价与不当收费，发挥好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 第一，增强金融服务的异质性。围绕优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健全多元化、多层次金融服务主体和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支持精准度。间接融资方面，组建由地方政府独资或控股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允许吸收少量存款，专门针对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具有政策扶持性质的融资服务。推行面向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由银行深耕特定行业和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实时动态把握企业经营脉搏，避免多家银行对同一客户重复审贷、多头借贷。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大资本补充、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功能定位，增强信贷服务能力。直接融资方面，鼓励创新介于优先级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间的类夹层融资形式。积极发展包括IPO、种子基金、天使基金、VC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广义股权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融资需求。支持发展垃圾债市场，专门为信用等级较低的公司发行债券。 第二，增强财税金融的联动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一是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专项保障基金，专门为难以满足贷款条件的小微和民营企业提供担保。二是整合地方各类财政增信资金建立“资金池”，在贷款风险补偿、应急转贷、财政贴息、增量奖励等方面集中管理，放大资金运用的协同效应。三是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扩大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对于信用状况优、经营管理好的担保机构，可适当降低保证金缴存比例。 第三，增强信用信息的可用性。着眼解决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扩充企业信用信息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促进扩大信用贷款规模。一是形成“能放信用贷款”的环境。推动整合政府各部门信息数据，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完善经有关部门认定的与银行审贷有关的中小企业“三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或普惠领域的“三单”（电费单、水费单、纳税申报单）信息。推动省级地方大数据管理机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或行业协会与银行机构数据共享。二是形成“会放信用贷款”的文化。推动银行顺应要素市场化改革新要求，从过度依赖“抵押担保”的惯性思维，逐步转变到依靠“信用信息”等数据要素价值上来，大力推广金融科技手段，增强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建立企业非金融主要信用信息评价（比如纳税信用评级等）和金融信用信息评价（融资状况等）“双评价”融合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三是形成“敢放信用贷款”的机制。出台针对“信用信息贷”的多元化风险缓释措施，设立专项风险缓释基金、风险补偿资金，或者保险公司专项信用信息贷款保证保险资金。建立线上强制执行公证机制，提高“信用信息贷”风险处置效率。强化各行业主管部门协作，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并嵌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系统。 第四，增强监管政策的引导性。丰富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培育和设立包括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在内的专营金融机构，成立主要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如区域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等）。在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主要监管指标方面，适当调整信用贷款权重，以市场化方式激励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生动力。优化现有借贷便利工具，比如放松金融机构的抵质押品要求，或者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进行无质押融资便利，延长中期借贷便利期限。继续推动LPR改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市场化水平，发挥好利率价格信号作用，实现信贷资金的合理高效配置。 对“堵”污染保持必要信贷投入 注重优化绿色融资结构 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推进，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应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一些障碍。王玉玲认为，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具体可以采取完善绿色融资政策支持体系，开展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为绿色企业上市及发展服务、建立辖内科研院所绿色技术研发信息库和国民经济绿色技术瓶颈清单、完善考核机制方面的工作；建立绿色信贷支持体系，建立绿色产业认证标准、支持绿色消费、明确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支持领域。此外，财政税收积极配合，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市场发展，最终形成绿色融资优化发展，绿色产业与绿色消费良性互动的局面。具体建议如下： 完善绿色直接融资和风险基金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上市融资后备企业库。以是否有利于绿色技术研发为核心标准，完善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合理确定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建立工作激励机制。二是完善推动绿色企业上市的服务体系。建立对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辅导机制，引导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基金、金融监管机构四方与库内企业对接，采取办理培训班、“一对一”结对子辅导等方式推动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市场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上市，鼓励绿色上市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强强联合和集聚核心科技竞争要素。三是建立科研院所绿色技术研发信息库和国民经济绿色技术瓶颈清单，统筹协调各类政府背景的创投基金、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及市场化风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加大对接支持，重点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萌芽期、初创期绿色创新企业；四是完善对国有背景基金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制度。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重点完善尽职免责标准，调动基金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建立绿色信贷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产业认证标准。重点对生态环境薄弱地区的治理、修复、保护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创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化运用，做大绿色产业。加大非绿色企业绿色化转型技改信贷投入，设立传统产业海外转移专项贷款。二是明确政策性融资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领域。政策性金融以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项目为支持重点，商业性绿色信贷以具有市场应用潜力的绿色企业或项目作为优先支持对象，建立与绿色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绿色信贷政策。三是加大对绿色消费支持力度。建立绿色技术产品标识标准，出台优惠贷款支持政策，为购买、安装、使用绿色技术产品提供优惠贷款，做大绿色产品消费市场。四是加快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服务能力建设，采取建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成立绿色分行等方式为绿色企业提供专门服务，提高审贷效率。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一是完善财政支持体系建设。推出绿色直接融资奖励政策和绿色贷款贴息政策。建立完善推动绿色直接融资工作先进机构、个人和单位现金奖励规定和职务晋升激励措施，完善对绿色上市公司的财政奖励措施和标准；适当提高贴息比例，适当延长贴息期限，建立绿色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合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推动金融机构扩大对绿色产业贷款。二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完善对绿色创新企业的税收支持，对消费绿色技术产品给与税收减免或抵扣等优惠措施。如，对初创绿色企业提供“三免两减半”税收优惠、对企业开发绿色技术提供研发费用抵扣所得税等。 采取小范围试点，逐步推广的渐进施行方式。建议选取湖北省作为绿色金融优化发展的试点省份，探索实现绿色信贷稳健发展、绿色直接融资和风投基金等加快发展的可行路径，推进绿色技术研发，促进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发展，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可供复制和推广的经验。 加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构建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役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风险处置经验，但与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乃至国际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王玉玲认为此前以国有机构为主的风险处置做法亟需改变，要加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为平台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实现正常时期高风险机构的常态化有序处置，以及特殊时期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处置，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王玉玲建议在近期银行风险处置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机构为平台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建议统筹考虑现有法律法规中关于银行风险处置和破产的规定，修订《存款保险条例》明确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银行的处置当局，明确其在早期纠正、处置措施以及破产中的职责等，重点要赋予强制转移资产债务、成立过桥银行等必要的处置权力，同时允许其依法承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首先，有必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充分的信息获取权、对银行进行风险监测，确保其全面并持续获得反映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及时识别问题和风险，在问题出现早期对银行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其次，如果早期纠正无法降低问题银行的风险状况，该机构仍然面临倒闭风险且需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应当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接管组织。在遵循基金使用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前提下，存款保险机构可及时制定处置方案，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对问题银行实施专业化、市场化的处置。 最后，如果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后，问题银行仍无救活的可能，则应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存款保险机构依法履行偿付存款的义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参与银行破产程序，分配银行的破产财产，并就个人债权偿付部分优先受偿，最小化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 此外，鉴于农村信用社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殊性，王玉玲认为有必要对这两类机构的风险处置做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据美国TMZ网站报道，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著名说唱歌手“侃爷”坎耶·维斯特在推特上宣布将竞选美国总统。 他写道：“现在我们必须通过信任上帝、团结我们的愿景和建设我们的未来来实现美国承诺。我要竞选美国总统。” 他的决定得到了许多科技界“大佬”的支持，其中就包括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艾隆·马斯克。马斯克给“侃爷”留言说：“我全力支持你！” 其实，“侃爷”早前曾多次公开表达竞选总统的想法，让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2015年的MTV音乐录影带大奖上。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在加强全球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世界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加速战胜新冠疫情。他称赞中国自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在帮助和支持非洲各国，不仅派出医疗专家支援，还共享信息、提供医疗物资，支持非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债务减免。
中国人民银行26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前货币政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易纲介绍，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易纲称。 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对此，易纲表示，下一步，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易纲强调，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活力动力增强，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9%，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报告》指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落地见效 今年6月1日，人民银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直达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人民银行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两项直达工具提供的资金支持仍通过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传导。《报告》指出，直达工具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支持直接关联，只要小微企业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地方法人银行按规定办理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或发放信用贷款，即可获得工具支持，保证资金高效直达实体经济。 目前来看，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取得积极成效。《报告》指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按月操作，累计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资金47亿元，支持其6月至9月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本金共计4695亿元，加权平均延期期限为12.6个月；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按季操作，累计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932亿元，支持其3月至9月发放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共计2646亿元。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坚持市场化原则下，增强了资金支持的直达性和精准性。 《报告》指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按步骤实施好上述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还本付息压力，提高信用贷款比重，增强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滴灌” 在精准导向方面，《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意味着，在当前差异化准备金率、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已有工具的基础上，今后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引导资金向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倾斜。 民银智库高级研究员张丽云认为，在过去提到的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就业、产业、投资、消费政策协同的基础上，《报告》增加了与环保、区域政策协同，进一步丰富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考量维度，以更好地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总量适度、降成本、支持实体经济，预计将是明年的三大政策方向。”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认为，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提到“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同时要“综合施策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这与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近日所提出的“金融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状况决定金融的政策应该怎么去适应”的思路一脉相承。 科学把握货币政策操作力度 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报告》也提出，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还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将改革和调控、短期和长期、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结合起来，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此，《报告》明确，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根据宏观形势和市场需要，科学把握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让市场缺钱，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业内专家表示，《报告》重提“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并提出“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预计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不松不紧”的取向。 “观察货币政策的松紧，关键还是看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只要保持了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就说明银行货币创造的市场化功能正常发挥，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是适度的。”《报告》分析称。 张丽云认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注重短长结合，一方面，考虑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适时适度调整，对需要长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做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着力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12月3日，江苏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以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共计发行34.63亿股新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支持未来各项业务健康发展。这意味着，上市银行配股融资打破了七年的“空窗期”。 与此同时，多家银行正通过其他外源性工具密集“补血”。据《金融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1月份，银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发行量合计接近1500亿元，其中永续债发行量超过10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减费让利、计提拨备等因素，银行业净利润下滑，内源性融资可得性不断降低，加大对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央行在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中表示，下一阶段，要继续推动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一级资本，进一步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特别是支持经营稳健的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 银行多渠道“补血” 近年来，商业银行一直受困于资本金紧张问题，尤其是在今年疫情的背景下，银行加快信贷投放，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进一步加速了资本金的消耗。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67%，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上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 近期，商业银行发债“补血”明显提速。Wind数据和相关公告显示，开年至今，已有60余家银行通过（含计划）发行可转债、二级资本债、优先股、永续债、金融债和定向增发等方式补充资本金，金额超万亿元。 其中，永续债成为今年银行资本补充的一大亮点。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截至11月末，银行已发行38只永续债，发行规模达5985亿元，发行主体涵盖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等各类商业银行。 时隔七年之后，A股上市银行首单配股也正式落地。江苏银行公告称，本次配股价格为每股4.59元，低于其2019年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020年三季度末的每股净资产，约为12月3日该行股票收盘价的七折。 有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充满吸引力的定价之外，江苏银行良好的业绩表现和成长空间也为其此次配股提供了有力支持。 东北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近年来银行业面临资本补充压力，由于很多上市银行估值在1倍PB（市净率）以下，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很困难，江苏银行配股方案突破了1倍PB限制，对于银行补充资本具有参考意义。 中小银行资本压力突出 相比上市银行，广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有限，资本压力更加突出。尽管近年来监管层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银行资本工具创新，永续债、二级债等外部资本工具获得了更广范围的推广和落地，但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利用这些渠道仍有较大困难。 今年以来，监管层加快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资本补充步伐。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日前披露，广东省拟发行100亿元专项债向四家银行注资。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此前透露，今年专项债券额度为3.75万亿元，经国务院批准，前期已提前下达3.55万亿元，剩余2000亿元用于支持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预分配额度已通知地方。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温州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乌海银行三家城商行发布了关于申请地方中小银行专项债券资金补充资本缺口的方案。 业内专家认为，通过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将补充资本和改革关联到一起，可以推动中小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同时，也将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的作用，强化属地责任。 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一阶段，将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对银行体系开展全覆盖的压力测试，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力度及核销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未来仍需持续补充资本 当前，银行资本补充问题已成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力度的背景下，资产规模增长和资本补充将是持续性的过程。城商行大多尚未上市，资本补充的需求较为迫切；随着老工具的到期，股份行也将进入新一轮的资本补充周期。”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银行分析师许文兵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正式落地。业内专家分析称，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机构将面临更高的附加资本要求、更高的杠杆率要求、更严格的流动性约束，包括更严格的大额风险敞口控制、定期压力测试、更多的信息披露等其他监管要求。 “从主要影响来看，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将使部分股份制银行资本压力加大，对银行杠杆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形成一定影响。对于部分资本管理压力相对较大的股份制银行而言，后续亟待多渠道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 受访专家预计，为应对资本压力和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未来银行仍需持续补充资本，加大资本工具发行力度。 “为了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支持性政策出台。比如持续加大资本型和非资本型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合格债务工具的开拓创新、降低发行门槛、引入更多投资者、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大境外市场债务工具发行规模等。”民生证券分析师郭其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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