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489亿元，同比下降5.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173亿元，同比下降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1316亿元，同比下降1.7%。全国税收收入144227亿元，同比下降3.7%；非税收入25262亿元，同比下降13.7%。 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52051亿元，同比下降10.2%。 2.国内消费税11726亿元，同比下降5.4%。 3.企业所得税36085亿元，同比下降2.2%。 4.个人所得税10465亿元，同比增长10.1%。 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3583亿元，同比下降7.5%。关税2358亿元，同比下降10.6%。 6.出口退税12805亿元，同比下降12.1%。 7.城市维护建设税4192亿元，同比下降5.5%。 8.车辆购置税3189亿元，同比下降0.3%。 9.印花税2906亿元，同比增长27.9%。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728亿元，同比增长49.2%。 10.资源税1601亿元，同比下降5.8%。 11.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6290亿元，同比增长12%；土地增值税5835亿元，同比下降0.5%；房产税2520亿元，同比下降5.7%；耕地占用税1117亿元，同比下降9%；城镇土地使用税1854亿元，同比下降6.3%。 12.环境保护税206亿元，同比下降6.6%。 13.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其他各项税收收入合计1054亿元，同比增长3.3%。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7846亿元，同比增长0.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9757亿元，同比下降2.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8089亿元，同比增长1.2%。 主要支出科目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30653亿元，同比增长1.6%。 2.科学技术支出6998亿元，同比下降4.5%。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184亿元，同比下降0.7%。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159亿元，同比增长9.8%。 5.卫生健康支出16484亿元，同比增长9.4%。 6.节能环保支出4819亿元，同比下降13.6%。 7.城乡社区支出17181亿元，同比下降24%。 8.农林水支出19317亿元，同比增长7.7%。 9.交通运输支出10228亿元，同比下降1.6%。 10.债务付息支出9038亿元，同比增长16.1%。 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2672亿元，同比增长6.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164亿元，同比下降14.8%；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69508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5126亿元，同比增长12.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5553亿元，同比增长25.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2206亿元，同比下降4.6%；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93347亿元，同比增长26.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59845亿元，同比下降6.1%。
核心观点 伴随着经济活动活跃性的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改善，税收收入增速从下半年以来一直持续高个位数至10%以上的增长，11月实现了12%的高增长。目前已经达到全年财政收入的预算目标。考虑到后续经济修复对财政收入的带动，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超目标完成。支出方面，本月支出延续高增长，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散点疫情爆发促使卫生健康支出持续高增。临近年低，预计12月将继续迎来公共财政支出大月。 事项 2020年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前值3%），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2.2%（前值11.2%）；非税收入同比下降42.4%（前值-45%）。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6%（前值19%）。1-11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7%（前值4.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5.8%（前值24.7%）。 正文 ▌经济回暖带动税收收入持续高增长，全年财政收入目标已达成。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0956亿元，增速较上月回落了5.7个百分点至-2.7%。分结构来看，受益于经济的持续修复改善，税收收入增速较上月回升了一个百分点至12.2%，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持续修复、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改善，税收收入增速从下半年以来一直持续高个位数至10%以上的增长。同时考虑到财政政策积极助力实体企业减压，因此非税收入增速也持续大幅负增长（图1）。从税收内容来看，主要税收中的企业所得税、国内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国内消费税增速分别为0.7%、8.2%、26.7%和2.2%，均维持了正增长（图2）。1-11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速为-5.3%，已持平全年-5.3%的预算目标。按照当前经济持续修复的状态，预计12月的公共财政收入还将维持小幅正增长，全年财政收入情况将略好于年初目标。 ▌财政支出延续高增长，散点疫情爆发促使卫生健康支出持续高增。11月公共财政支出为18407亿元，增速较上月小幅回落了3个百分点至16%，仍然维持较高的支出增速。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为-6.6%，较上月回落了8.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为21%，较上月小幅回落了2.7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仍然是地方财政扩张在持续。从支出的内容来看，本月支出增速较高的行业主要是卫生健康和城乡社区事务、教育等，单月支出增速分别为69%、30%和21.8%，尤其是卫生健康支出增速从10月开始持续60%以上的高增长，预计与国庆后各地区散点疫情的爆发以及地方加强疫情防控等有较大的关系（图3）。1-11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0.7%，累计增速全年首次转正，但距离全年3.8%的增长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如果全年仍然要实现预算支出目标，则12月单月支出增速需达到23.7%。从历史来看，每年12月都是财政支出的大月，支出金额会显著提高，我们预计今年12月可能会实现3.5万亿以上的支出，但可能超过4万亿的难度较大（图4）。 ▌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韧性较强。1-11月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2672亿元，累计增速为6.7%，较前值回升2.6个百分点，增速约为27.3%（图5）。其中，1-11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单月增速为12.9%，较上月回升了2.8个百分点，整体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韧性较强。土地市场方面，百城土地成交面积和总价回落，但土地溢价率小幅回升。整体来看，“三条红线”政策对土地市场压力仍在，可能会在后续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有所体现。地方政府专项债方面，年内新增的地方专项债的3.55万已经在10月发行完毕，11月各地开始部署剩余2000亿用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新增专项债发行。12月7日，全国首只中小银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广东省在银行间市场发行100亿元人民币的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分别是地方中小银行郁南农信社40亿元、普宁农商行37亿元、揭东农商行14亿元、罗定农商行9亿元。
一、居民收入情况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1元，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速)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0.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增长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0512元，增长3.2%，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0015元，增长2.4%，中位数是平均数的9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0650元，增长4.7%，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6.6%。 图1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按收入来源分，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486元，增长3.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7%；人均经营净收入3680元，下降2.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5.5%；人均财产净收入2090元，增长7.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8%；人均转移净收入4525元，增长8.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9.0%。 二、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92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247元，下降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8.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430元，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2%。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4546元，增长5.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0.5%；人均衣着消费支出847元，下降11.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7%；人均居住消费支出3736元，增长3.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5.0%；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896元，下降3.3%，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0%；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1955元，下降5.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1%；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76元，下降27.7%，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6%；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338元，下降5.4%，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0%；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328元，下降18.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 图2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表1 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元) 比上年增长(%) (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81 3.9(0.6)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32821 2.8(-0.3) 农村居民 12297 5.8(1.6)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3486 3.6 经营净收入 3680 -2.0 财产净收入 2090 7.2 转移净收入 4525 8.9 (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0512 3.2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30015 2.4 农村居民 10650 4.7 (三)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923 -3.5(-6.6)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19247 -5.6(-8.4) 农村居民 9430 0.8(-3.2)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4546 5.5 衣着 847 -11.9 居住 3736 3.6 生活用品及服务 896 -3.3 交通通信 1955 -5.9 教育文化娱乐 1276 -27.7 医疗保健 1338 -5.4 其他用品及服务 328 -18.1 注: 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比重。 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100%。 ③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数据是根据全国十几万户抽样调查基础数据，依据每个样本户所代表的户数加权汇总而成。由于受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等因素影响，各时期的分城乡、分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有时会导致全国居民的部分收支项目增速超出分城乡居民相应收支项目增速区间的现象发生。主要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在农村收入较高的人口进入城镇地区，但在城镇属于较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迁移对城乡居民部分收支均有拉低作用；但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其增长效应都会体现在全体居民的收支增长中。 ④比上年增长栏中，括号中数据为实际增速，其他为名义增速。 ⑤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都是反映居民收入集中趋势的统计量。平均数既能直观反映总体情况，又能反映总体结构，便于不同群体收入水平的比较，但容易受极端数据影响；中位数反映中间位置对象情况，较为稳健，能够避免极端数据影响，但不能反映结构情况。 表2 202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 (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821 2.8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9785 2.6 经营净收入 3595 -6.9 财产净收入 3481 6.1 转移净收入 5959 8.0 (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247 -5.6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5764 2.2 衣着 1128 -14.6 居住 5012 2.5 生活用品及服务 1166 -4.8 交通通信 2460 -8.0 教育文化娱乐 1675 -29.3 医疗保健 1585 -5.8 其他用品及服务 456 -20.8 (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97 5.8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5484 4.7 经营净收入 3788 4.5 财产净收入 323 10.1 转移净收入 2703 9.8 (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430 0.8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2997 12.8 衣着 491 -4.7 居住 2116 5.2 生活用品及服务 552 -0.5 交通通信 1314 -1.7 教育文化娱乐 770 -24.2 医疗保健 1023 -5.2 其他用品及服务 167 -9.3 附注 1、指标解释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 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季度收支数据中未包括居民自产自用部分的收入和消费，年度收支数据包括。 2、调查方法 全国及分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按季度发布。 国家统计局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800个县(市、区)随机抽选16万个居民家庭作为调查户。 国家统计局派驻各地的直属调查队按照统一的制度方法，组织调查户记账采集居民收入、支出、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状况等数据；同时按照统一的调查问卷，收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居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享有情况等其他调查内容。数据采集完成后，市县级调查队使用统一的方法和数据处理程序，对原始调查资料进行编码、审核、录入，然后将分户基础数据直接传输至国家统计局进行统一汇总计算。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的占比较高，而经济建设支出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的增长最快，2019年增速16.8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 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如果进一步细分，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卫生投入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其增速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导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匹配 财政支出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联系密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在GDP中占比越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也越高、预期寿命越长，贫富差距相对越小。数据显示，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发达国家，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万国际元，衡量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平均为74，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1.85岁。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5430国际元，仅为发达国际约1/5的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为73.89岁，比发达国家低7.87岁，且贫富差距大于发达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79.56）。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和政府行政运行费用增速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上有很大差异。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支出结构，主要体现为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占比高、民生领域支出较低，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则是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为主。 从经济建设领域的投入来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投入”占比都低于10%。中国该数据超过32%，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图2）。其中“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建：两项分别19%和13%。远高出发达国家的9.2%和1.4%。 从进一步细分结构看，我国经济建设领域中城乡社区事务投入最高，2019年达到2.5万亿，主要投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社区管理事务两方面，其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自2017年起增速始终高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增速高达16.85%。 若考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入（2019年专项债发行规模为4.36万亿），我国的房屋和基建支出规模则更为庞大。 行政支出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在当今的国际标准框架中通常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秩序与安全和外交事务。 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细分看，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且2017年以来该项支出增速持续高于9%，快于经济增速。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民生支出则涉及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远低于发达国家。 从细分领域看，差距主要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方面。 民生支出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医疗投入领域。我国是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卫生财政支出最少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三.我国财政应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投入 以上数据比较显示，从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不少，但其中民生性支出占比较低，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养老金支付等社会保障措施和医疗投入急需增加。而财政支出中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经济建设”及“行政支出”均可适度缩减，以实现财政资源向民生支出领域的倾斜。 在经济建设领域，城乡社区建设方面支出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可持续以及增长过快问题。每年我国有1.5万亿财政资金投向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中，假设基础设施的折旧水平为5%，则仅2010-2019年建设的基础设施未来每年将产生的折旧成本就达到3600多万/年。除此之外，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增速达到19%，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存在精简压缩的空间。 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达到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表1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统计数据为2017年。 [图2注]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领域支出包括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础设施，行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事务及治安，民生保障支出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及教育，其它包括国防。
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超20万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提质增效 “十三五”积极财政更有为 从15万亿元到19万亿元，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从14万亿元到23.9万亿元，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基层民生，财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回眸“十三五”，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5年间，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提速，现代财政体制建设不断迈步向前。 财政实力迈上新台阶 减税红利深度释放 “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19年)，在陆续出台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的情况下，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分别超过15万亿元、17万亿元、18万亿元、19万亿元，为2015年的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5.7%，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5年来，伴随经济总量稳步增长，财政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与此同时，结合税制改革，重点围绕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我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红利不断向深度释放。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面推广营改增，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一系列降费等措施，有效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和居民个人负担。 “营改增”全部推开，深化增值税改革，简并税率档次，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留抵退税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不断扩围，支持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完善。 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减轻工薪阶层税负。降低关税总水平，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普遍性降费力度，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通过较大幅度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上述一揽子举措持续发力，2016年至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分别约5700亿元、1万亿元、1.3万亿元和2.36万亿元，今年预计全年再新增2.5万亿元，其中前8个月新增减税降费已超过1.8万亿元。 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数据显示，5年间，财政收入增速从2017年的7.4%，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3.8%。同时，企业负担持续减轻，涉企收费继续下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连续四年负增长，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增幅从2016年的16.1%回落至2019年的-4.8%。 超20万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强大的财力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三大攻坚战、三农、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看到财政资金的身影。 受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大力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十三五”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总体有所放缓，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过增加一定的财政赤字，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以更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力度：2016年至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从2.18万亿元增加到2.76万亿元，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到3.76万亿元。通过统筹财政收入、赤字、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面，财政支出从2013年的14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3.9万亿元，年均增长9.6%，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4个百分点。今年预算安排财政支出24.8万亿元，继续保持较高的支出强度。 与此同时，为支持地方稳投资、补短板，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16年至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从1000亿元增加到3.75万亿元，发挥对拉动投资的杠杆作用。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科技创新。2016年至2020年，财政科技投入累计4.13万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超过69%。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从2016年的1858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3482亿元，支持补齐“三农”短板。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2016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5305亿元，连续5年每年新增200亿元，全力保障好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财政生态环保相关支出累计安排18743亿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用财政资金织牢民生保障网。2016年至2019年，与民生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住房保障、节能环保、文化体育与传媒等重点支出合计从9.6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占总支出比重从51.1%提高到52.1%。 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 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财税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推动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 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至今我国已基本搭建起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现代预算制度为基础，以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为支柱的现代财政制度主体框架。 近年来，政府预算报告，越来越公开透明，绩效评价也越来越凸显。“没有预算，就不能有支出，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预算改革沿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目标前进，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且有约束力，注重绩效管理，预算管理更具科学性。 5年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税收制度在保持总体框架稳定的基础上，在关键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推进资源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税收法定全面提速。 5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顶层设计指导意见、承上启下改革方案、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共文化、应急救援等领域的分领域文件陆续出炉，相关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作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新的战略部署，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为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勾勒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展望未来，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还将迈出新的步伐。(记者 孙韶华 实习生 王惠民)
以下为《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测算报告》第二章，核心观点如下： 2018年，我国总体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为9.1%，发生率与家庭收入负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通过具体测算我国的医疗保障缺口，基本医保报销后我国的医疗保障缺口约为9946亿元，不同家庭间保障缺口差异显著。 随着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缓解医疗支出风险带来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另一方面，医疗保险会一定程度上释放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从而促使家庭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 第二章 家庭灾难性支出、健康保障缺口与财务脆弱性 第一节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一、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含义与发生机理 近年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开展大病保险，“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迫切需要”，并针对贫困人口建立起医疗救助制度。不可否认，我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目前的保障水平比较有限。一旦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个人仍面临较高的经济负担，家庭正常生活将遭受严重冲击。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国际常用的衡量医疗财务风险的主要指标。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一个公平的医疗融资体系中，个人现金卫生支出（Out-Of-Pocket Expenditure，OOP）不应严重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结构，如迫使个人或家庭减少食物、住房或子女教育等必要的开支。如果高额医疗支出使家庭不得不减少包括食品、住房在内的必需品以及本该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甚至在长期内耗尽资产、积累高额债务，那么这一支出就是灾难性的。 保险机制是化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有效手段。无论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健康保险，都能通过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方式，有效降低个人自付医疗支出规模，从而降低OOP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减少高额医疗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冲击。接下来，通过模型具体分析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机理和信号以及对医疗保险的敏感度。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综上，个人累积自付总额与预算约束的关系影响个人医疗服务需求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程度：个人累积自负总额在预算约束范围内，意味着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潜在需求能够全部转化为有效需求，这时个人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度不高，甚至在为了获得较高补偿比例而不得不先付出较高自负金额的情况下减少自认为非必要的医疗服务开支；当个人累积自付总额超过预算约束时，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潜在需求只能部分转化为有效需求，但依然可以动用有限的储备预算将部分潜在需求进一步转化为有效需求，而转化程度将直接取决于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支付比例越高，转化程度越高，而且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越大，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程度越高，最终个人医疗服务开支也就随之增加。 图源：小雨伞保险 二、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财政中用于医疗卫生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1.57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卫生支出的增长为人们保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较大，灾难性医疗支出依旧存在，这给一些家庭造成了负担。 本章采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数据库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621个社区，共计14241个家庭，涵盖了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次的信息，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提供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教育成果等方面的信息，同时提供了家庭成员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收入、资产以及医疗费用支出等详细信息，能够为本文研究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我们筛选后的样本为12696，涵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WHO设定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标准（家庭非食品支出的40%），测算中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测算结果显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逐渐降低，2018年相比于2010年降低了5.58个百分点。尤其是2012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实施后，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显著降低。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和农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都普遍降低，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仍然高于城市。统计结果中，农村2016年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略高于2014年，原因可能是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进而导致医疗支出上升，造成数据波动。 表2-1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按人均收入高低进行分组，测算不同收入组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平均标准和灾难性医疗支出家庭分布情况，如表2-2、2-3所示。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收入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存在显著差异，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即使是相对较低的医疗费用支出，也会成为一种灾难性医疗支出，进而影响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费。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地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平均费用和发生概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表2-2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及分布（医保报销前） 表2-3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及分布（医疗保险报销后） 考虑到医疗服务价格城乡差异较小，因此对于城乡收入分组中按照相同的收入等级进行分组，统计结果见表2-4。总体来看，随着收入的提高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逐渐降低。并且，即使是相同收入的情况下，农村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也显著高于城市。 表2-4城乡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已经实现了全面覆盖，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由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侧重于满足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特别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相对有限，重特大疾病的高额治疗费用仍会给部分家庭财务带来灾难性影响。 第二节 我国健康保障缺口测算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健康保障缺口的关键驱动因素，会给家庭财务带来压力。随着医疗卫生支出数额的不同，带来的压力也有所差别，当自付医疗费用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出现放弃治疗的现象。为具体测算我国健康保障缺口的规模，本报告将健康保障缺口定义为以下两部分之和：第一，造成财务压力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并按压力程度打分；第二，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而未治疗的群体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估计。 其中，造成财务压力是指人们不得不做出以下行为：（1）削减可支配收入，如购买更便宜的日常用品、减少奢侈品消费；（2）减少储蓄；（3）向亲戚/朋友/银行借钱；（4）削减必需品开支，如学费、日常用品、水电费支出等。按照自付医疗费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重，判断各压力情景对家庭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具体如表2-5所示。 表2-5压力情景 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部分有以下计算公式：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名义成本=估计医疗费用均值*此类受访者在总样本中的比例*家庭总数。家庭总数由CFPS数据库中家庭数按抽样权数扩大到全国，得到全国的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医疗费用估计值。 测算得出，我国健康保障缺口约为9946.10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保障水平、降低了缺口规模、缩小了保障缺口的城乡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保障缺口呈上升趋势，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家庭的保障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如表2-7。总体来看，医疗保险的保障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效应略高于中低收入家庭，这可能是由于脱贫攻坚背景下医疗救助等扶贫政策的实施，进而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较大幅度下降。 表2-6健康保障缺口 表2-7不同收入家庭健康保障缺口（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各个家庭保障缺口差异显著。例如，如表2-8所示，按所有家庭计算的我国户均缺口规模的估值不足2500元，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仅为3%，但前5%最高缺口的家庭户均估值规模接近5万元，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高达到44%，这说明我国不同家庭面临的医疗支出压力差异较大。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设定了基本药品目录、基本诊疗项目目录及基本检验目录，且目录内报销比例有限，当家庭发生重大疾病冲击时，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十分有限，不能完全抵消家庭的财务风险，带来较大压力。 表2-8户均健康保障缺口及其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从家庭规模来看，健康保障缺口主要来自3人及以下的家庭，其次为4—7人的家庭，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健康保障缺口明显下降。家庭是最传统、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个人应对大病冲击的重要支撑，较大规模的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缓冲作用，而人口较少的三口之家则更脆弱、更容易受到疾病风险的冲击。 从户主年龄看，保障缺口主要来自60岁以上的老年家庭，其次为45—59岁的家庭。原因在于老年家庭发生重大疾病风险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风险较高，医疗支出较多，导致其健康保障缺口较大。在我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和医疗费用通胀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健康保障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表2-9不同特征家庭健康保障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保障缺口并不等于保险机会。保险是帮助弥补保障缺口的关键工具，但在某些情况下，面临巨大保障缺口的家庭可能无力承担传统保险。这时，缺口规模不能被视为保险机会。 此外，健康保障缺口的平均规模平并不代表充分应对各种医疗紧急状况所需的健康险保额。由于数据库涵盖了各种疾病，其治疗费用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因此，平均医疗费用更趋于体现发病率较高、严重程度较低、且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而基于医疗费用的缺口规模也就存在偏差。理想的健康险保额取决于很多重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卫生费用、医疗费用通胀、医疗条件、家族病史、财务状况、家属人数、年龄、生活方式、公共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三节 中国家庭财务脆弱性现状 灾难性医疗支出衡量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给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并基于此探究如何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等制度建设帮助因病致贫家庭脱贫。事实上，风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家庭应对疾病风险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发生大病冲击的家庭如何脱贫，还要关注未受到大病冲击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为此，本节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指标，衡量家庭应对重特大疾病冲击的能力，分析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并进一步研究医疗保险的保障效应，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为居民家庭财务配置提供有效建议。 一、财务脆弱性的概念 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家庭脆弱性（Household Vulnerability）的概念，所谓的家庭脆弱性是指家庭或个人在未来因遭遇负向风险冲击而导致家庭福利下降的可能性。Chaudhuri（2002）将财务脆弱性应用到贫困问题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家庭未来贫困或更加贫困的可能性。财务脆弱性是基于家庭收入、资产等特征的动态变化和事前的视角，识别家庭遭遇风险冲击抵御能力，因此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本研究的负向冲击主要是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冲击；财务脆弱性或者是财务脆弱程度，是指家庭如果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家庭福利下降的程度，体现了居民家庭应对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该指标对制定预防和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政策而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财务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一）财务脆弱性指标的定义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二）确定性等值 图源：小雨伞保险 三、中国家庭经济脆弱现状 （一）中国家庭经济脆弱性整体分布 表2-10反映了我国居民家庭由于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弱，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冲击会引发财务脆弱性的家庭占比达到82.97%，我国居民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平均为0.107，且城乡差异不明显。医疗保险保障后财务脆弱的家庭占比为81.25%，与保障前测算的结果略微下降，但脆弱程度下降到0.0452，下降了57.76%。结果说明，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无法完全化解家庭面临医疗支出风险，但可以较好的抵御医疗支出风险，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经济负担。 表2-10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 表2-11家庭经济脆弱性总体分布 （二）不同收入家庭财务脆弱性特征 从收入水平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不同收入阶层医疗支出风险导致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很严重，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脆弱程度逐渐降低，尤其是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其经济脆弱性程度显然低于中低收入阶层，说明财富可以有效抵抗医疗支出风险，降低发生灾难性支出风险的可能性。考虑到对于低收入贫困家庭，其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医疗救助等措施发挥托底保障功能；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一方面其收入水平未达到享受国家相关扶贫政策水平，医疗支出风险只能通过保险、储蓄等机制进行缓解，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保障机制需求最大，但商业医疗保险等保障机制覆盖范围较小；另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其贫困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时其财务风险更为严重。其次，并非所有的低收入家庭都是经济脆弱性家庭，且非贫困家庭在未来也有较大可能因病而陷入贫困，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其发生财务脆弱性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表2-12不同收入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 （三）不同保险保障水平的家庭财务脆弱程度分析 图源：小雨伞保险 表2-13不同保险保障水平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 （四）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程度分析 从家庭规模来看，不同规模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不同，3人及以下规模的家庭财务脆弱程度高于3人以上家庭，但医疗保险对于财务脆弱程度的保障效应也相对较高。这说明，一方面对于规模较小的家庭，一旦父母或子女发生疾病会严重影响家庭的消费；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对于规模较小的家庭的保障效应也相对较高，可以较好的抵御医疗支出风险。这表明在家庭规模角度，我国的医疗保险与保障需求存在较好的平衡。 从老年人数角度来看，有老年人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程度要高于无老年人家庭，但医疗保险对于财务脆弱性程度的改善差异不明显。 户主年龄来看，户主年龄在60岁以上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最高，其次为35岁以下的青年家庭经济脆弱程度最高，原因在于老年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以及重特大疾病的可能性均较高，而青年家庭抵御经济风险冲击的能力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两个年龄组的财务脆弱性较高。 表2-14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
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7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幅提升至18.5%，环比改善32.9Pct，财政收入保持正增，土地出让收入继续强势。数据符合财政落实预算安排、注重实效的政策思路。下半年预算内各项资金支出提速，特别国债、减税降费、专项债等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将进一步显现，提升财政资金效率也将有助于财政支出提速、达成实效。 下半年财政政策重心：落实预算，注重实效 730政治局会议强调财政政策要注重实效。8月8日刘昆对财政下半年重点工作表态：1、注重实效，抓政策落实；2、全力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3、持续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4、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5、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疫情之年，财政政策多措并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支出速率较慢、资金淤积等些许问题，我们认为，下半年财政聚焦落实预算、注重实效，具体将表现在：1、落实预算，加强执行。前两本预算支出速率需进一步提高，教育、城乡社区、农林水等方面仍有较大比例预算支出还未安排。2、保障政策的延续性，注重实效。上半年减税降费15045亿元，有效减轻主体负担，下半年仍需保持；截止7月30日，1万亿特别国债已经发行完毕，地方政府债券4.53万亿元额度已全部下达，后续加强资金项目匹配，确保财政资金尽快落地、发挥实效。3、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实处。 7月财政支出：落实预算安排，财政支出环比提升32.9Pct 1-7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3.2%，前值-5.8%；7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18.5%，前值-14.4%。1-7月社保就业和卫生健康支出较快，已完成预算的65.1%和63.2%。 落实预算安排，财政支出如期加速。首先，预算内支出加速，1-7月财政支出已达到预算安排的53.9%，上半年支出较慢的领域中，教育、科技、文体传媒、环保、城乡社区和农林水已完成预算安排的52.0%、43.2%、43.9%、39.8%、41.8%和50.2%，后续将进一步提速。其次，特殊转移机制发挥作用提振支出，截至7月29日，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中，省级财政部门已细化下达1.5万亿元，市县财政部门已细化落实到项目1.29万亿元。此外，2020年财政部重点监测范围由去年105个县区扩大至534个，加强地方财政资金监测，有助于改善支出效率以促进支出速率提升。 7月财政收入：经济稳中向好，收入持续正增 1-7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8.7%，前值-10.8%。7月当月财政收入同比4.3%，前值3.2%，税收收入5.7%，前值9%。7月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增速分别为-3.0%、16.2%、18.8%和1.6%。 7月财政收入继续正增，两个大循环的积极作用凸显。当前我国正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大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两个大循环带动内外共振、经济向好，出口、地产基建、消费等领域均有亮点，企业居民的各项生产生活活动基本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7月消费税、个人税等主要税种收入显著回升，带动财政收入持续正增。 7月政府性基金收支：土地强势带动收入转正，专项债见效保障支出高增 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1.2%，前值-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7.9%，前值5.2%；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19.2%，前值21.7%。 土地出让亮眼，带动收入转正。7月土地出让收入继续强势，新开工、销售等数据向好，企业拿地意愿较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显著回升，带动政府性基金收入稳步上升；同时7月1万亿特别国债已发行完毕，对收入也有贡献。 专项债资金效果显现提振支出。刘昆部长8月8日表示，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下降较多，但得益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同比大幅增长1.9倍，带动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保持较高增速。7月后大规模降雨和汛期对基建的扰动下降，专项债政策效果进一步释放，基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有望提速。 风险提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及预期；财政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经济超预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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