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推出减税降费、新增地方专项债、下发抗疫特别国债等多项积极财政政策，为稳定经济基本盘提供了强大支撑。多位专家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会更大力度地显现，实体经济恢复向好的势头有望持续。 减税降费将更加注重实效 按照计划，今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将超过2.5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严鹏程日前透露，我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今年以来已累计超过1万亿元。 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记者表示，今年减税降费的重点既在减税更在降费。减税重在落实好现有减税政策，严禁以各种名义收缴过头税和清缴欠税，切实防止企业税收负担增加。降费重在降低行业垄断性和公共服务性收费标准，让更多企业能够从降费中得到真正实惠。 2.5万亿元减税降费是关键一招，且减负效应集中在下半年。近期，无论是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是财税部门座谈会，都谈及要注重减税降费的落地效果。 对此，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陈东浩表示，财政部将与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加大指导和督促力度，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更好地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 大规模减税降费背景下，加之受到疫情冲击，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离今年预算安排仍有较大差距。“预计后续政策还将着力提振实体经济活力，促进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为税源修复注入活力，进一步带动公共财政收入增加。此外，应该也不乏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和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来补充收入，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达到1.9%。”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 财政支出重心转向稳投资 因为收入端压力以及疫情影响，上半年财政支出强度虽然不减，但节奏有所放缓，主要投向为城乡社区、教育、卫生健康、社保就业等领域。 和财政收入面临的情况一样，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5.8%，也远低于全年3.8%的增长要求。在诸建芳看来，随着生产生活渐入常态，更多的财政支出将会逐步落地，提振经济增长。综合来看，按照恰好完成预算规定的增速要求，保守估计下半年支出增速将达到14%。 保证基层“三保”需要仍是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83915亿元，比上年增加9500亿元，增幅12.8%，增量和增幅都为近年来最高，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 据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介绍，综合分析来看，今年地方“三保”方面，资金来源上是有保障的，资金分配上是可直达的，责任落实上是明确的，组织领导上是有机制的，对个别市县财力困难的，也能够通过相关工作机制及时解决。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抓好各项落实工作，密切关注地方财政运行情况，加强对地方的指导，确保地方财政平稳运行。 专项债将提振三季度基建项目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考虑到资金从筹集到运用、再到发挥作用有一定时滞，上半年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和特别抗疫国债效能的相当一部分将会在下半年体现出来。 在全年专项债额度创新高背景下，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上半年共发行2.24万亿元，超过2019年全年2.15万亿元的发行规模，下半年剩余1.51万亿元待发。 募集资金用途方面，上半年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主要分布于公路、轨交类基础设施，以及市政产业园区等其他基础设施。从时间来看，二季度专项债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加大，其中4月和6月交通类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和其他基础设施占比超六成。 广发宏观资深分析师吴棋滢表示，剩余新增专项债相当于去年全年额度的七成，8至9月或迎来专项债的又一发行高峰，将对三季度基建项目产生提振作用。对于下半年行业结构，需要同时关注存量（产业园、新基建、生态环保、水务水利、医院建设）与增量（旧改、公共卫生，以及文体娱乐、旅游等配套设施）。 除了专项债，目前抗疫特别国债已累计发行7200亿元，完成1万亿元发行任务的72%，剩余28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在7月底发行完成。
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盘点：24省份仅4例正增长，广东体量稳居第一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潇枭 疫情冲击下，上半年我国GDP下降1.6%，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7.9%。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截至7月23日，已有24个省份公布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数据，仅4省份财政收入增速转正，分别是青海、河北、广西、贵州。其中，青海增长5.4%，河北、广西、贵州的涨幅在1%左右。 综合来看，东部财政大省运行较平稳，财政收入降幅相对较小。中西部省份分化更明显，部分实现了正增长，部分降幅在两位数。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近四成；海南的旅游经济受到重创，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26%。 疫情使得税基减少，在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翘尾影响，以及与企业共度时艰采取的减税缓税措施的综合作用下，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降幅较大。不过，随着经济的不断恢复，下半年财政收入也有望实现增长。 京沪降幅较大 相对于全国平均7.9%的降幅，东部财政大省表现较好。 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分别为6460、4741、4253亿元，增速分别为-5.8%、-2.8%、-2.6%。三者上半年GDP规模分别为49234、46723、29087亿元，增速分别为-2.5%、0.9%、0.5%。 财政收入与经济表现相当，广东经济、财政体量稳居第一。增速上之所以有差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外贸第一大省，海外疫情蔓延对其进出口影响相对较大。 近几年，浙江的财政收入表现亮眼。前几年逐渐超过山东，规模升至第四；2019年与上海开展了第三名的“拉锯战”，一季度超过上海，上半年上海反超，前三季度浙江再度领先，全年上海以120亿元的优势领先。 今年上半年，浙江超过上海，目前差距为320亿元。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数字经济逆势大涨。政策层面力推新基建，数字经济有望进一步得到发展，拥有诸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浙江前景可期。 浙江上半年GDP增速转正，得益于服务业的支撑，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5%。其中，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5%，增速居前。 东部财政大省中，上半年京沪表现相对较弱。上海、北京若从GDP体量来看，2019年全国排名在11、12位，其聚集了大量公司总部，总部经济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尤其在房地产市场行情较好的年份，上海、北京财政收入增速曾经风景这边独好。 不过，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财政收入体量分别位居第4、6位，降幅分别为12.2%、11%。两个直辖市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速都偏低，这跟房地产调控、部分重点产业调整及产业疏解有关。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上海作为直辖市，跟广东、浙江、江苏等省比起来，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上海的财政收入，对部分产业依赖较大，像汽车、房地产、化工等。去年上海财政收入增速也比较低，当时还挖掘了部分存量资金，今年财政收入的数据是比较真实的反映。 山东GDP规模居第4，财政收入规模居第5位。上半年山东GDP同比下降0.2%，地方财政收入下降5.8%，表现也比较稳健。传统工业占比较大、新经济占比较低，是山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出发点，也是其财政产出弱于浙江的原因。 少数省份实现正增长 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正增长的省份，多数已经实现了GDP增速的转正。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河北、广西、贵州等省份财政收入转正，得益于非税收入的增长，税收收入依然为负增长；青海是实打实的税收正增长，但可能主要由于去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原因，受惠于去年经济表现。 比如，广西上半年GDP为10206亿元，同比增长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962亿元，同比增长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552.87亿元，同比下降9.4%；非税收入409.18亿元，同比增长20.5%。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曾表示，上半年地方非税收入增长5.6%，主要是一些地区为缓解收支平衡压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同比增加1013亿元。 有地方财政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地方可用的国有资源、资产，主要是土地、厂房等不动产。通过出售、出租等，能增加地方可用财力，又不会增加企业负担。 青海上半年GDP1390.74亿元，同比增长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9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税收收入109.5亿元，同比增长7.6%；非税收入36.5亿元，同比下降0.8%。 青海财政厅数据显示，青海上半年税收正增长，主要源于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28.2%)，而第一大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负增长(-7.1%)。 范子英表示，这可能得益于2019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为当年预缴，下年5月底前完成汇算清缴，今年由于疫情延长到6月底。部分企业由于预缴不足，今年需要补缴部分税款，相当于去年的税收留到了今年。 更多省份财政收入仍然是负增长。以近几年GDP增速居前的云南为例，上半年云南GDP同比增长0.5%，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仍然下降了5.3%。 云南省财政厅数据显示，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带动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长14.3%。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去年减税翘尾因素，第一大主体税种增值税同比下降12.2%；受疫情以及落实疫情期间税费减免政策，部分地方小税种出现减收；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非税收入普遍增长缓慢或负增长。 湖北、海南在不断恢复 相较于部分省份3月份开启复工复产的进程，湖北这项工作推迟到4月。上半年湖北GDP下降19.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8.4%，受疫情影响最大。不过，在中央政策支持下，上半年湖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降12.5%。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上半年湖北恢复最快的是工业，5月份工业增速转正，6月份加快到4%。上半年湖北进出口总额下降1.5%，恢复得也比较快，因为湖北有一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通过中欧班列出口欧洲，与东南亚的贸易也起到支撑作用。与全国情况一致，消费恢复较慢，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4%。 海南财政收入降幅居前，不过6月初出台的自由贸易港方案，在帮助海南加速恢复。上半年海南GDP下降2.6%，地方财政收入下降26.2%。 上半年海南接待旅客数量几近腰斩，旅游收入缩水一半。虽然上半年整体消费不振，但6月免税政策带动明显。上半年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99.45亿元，同比下降16.2%；但6月份离岛免税品零售额22.99亿元，同比增长235%。 从月度趋势来看，地方财政收入在不断恢复。据河北省财政厅厅长王东伟介绍，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复商进度加快和经济稳步复苏，财政收入明显恢复增长，二季度河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6%，比一季度提高32个百分点。不过，综合一季度数据，河北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0.7%。
英国政府债务创历史新高 (赵星一 张平)英国国家统计局21日公布统计数据，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给公共财政造成的损失，政府季度债务在今年4月至6月间增加到创纪录的1279亿英镑。 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债务为355亿英镑，比去年同期高出约5倍。这一数字使得政府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98万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9.6%，为1961年3月财务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政府预算责任办公室表示，政府今年有望借入3720亿英镑，以弥补税收和公共支出之间的缺口。这包括为财政大臣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300亿英镑一揽子计划提供的额外借款。该一揽子计划旨在保护就业和提振经济。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普格表示，政府借款仍在以异常速度增长，我们猜测经济复苏放缓和今年下半年可能出现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将促使政府在下一份预算案中宣布增加额外的财政支出。 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西尔瓦娜认为，受疫情影响，经济活动仍然不能完全恢复正常状态，“英国经济难以成长，未来几个月将步履蹒跚”。“由于健康风险的存在，这将导致收入和就业水平下降，从而使得英国将面临螺旋式下降。” 英国官方上周数据显示，5月份英国经济增长率为1.8%，低于预期。(完)
1月1日，由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深圳市智慧财政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综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实现从“传统经验型人力管财”向“可数据化智慧理财”的跨越转变，全面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上旬，该平台共完成深圳市本级18亿元防疫资金安排，防疫支出约10.9亿元，切实保障了防疫资金用于患者医疗救治费用补助、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发放临时性补助，以及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所需经费，确保不因经费问题延误患者救治和影响疫情防控，助力深圳市打赢疫情防控战。 据了解，深圳市智慧财政一体化平台上线运行不久，即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平台平稳高效运转、防疫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到位，深圳市财政局、平安智慧城市春节期间共同研究、部署抗“疫”保障相关业务在智慧财政系统的处理路径、双方责任人、及处理时效要求等，迭代符合抗“疫”要求的项目库代码功能，能快速识别、处理合规的急需项目，通过平台先进的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功能，快速回收各已下达项目10%的资金，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并快速响应国家关于应急资金拨付机制和应急政府采购机制的要求，确保财政资金快速支付及时到账。 在积极推进防疫资金及时到位的同时，一季度末智慧财政OA系统也即时上线。该系统全面覆盖了办文办会办事等工作场景，实现了统一的门户管理、与业务系统深度融合、待办集成、一键切换，和大数据内平台实现无缝对接、数据集成，在行政办公的同时掌握业务运行情况，助力企业高效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深圳市智慧财政一体化平台已有27个业务子系统上线，均稳定高效运行，有效支撑了近3000家预算单位、91家非税收入单位、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9家商业银行以及市人社部门、发改部门和政府采购中心等业务关联部门的业务开展，全面覆盖深圳9个行政区和2个功能区。 平安智慧城市表示，未来将在财政领域不断加大“金融+科技”资源投入，助力深圳市“数字财政”、“阳光财政”建设。
人民银行20日公告称，为提高中央国库现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0年7月23日上午9:00至9:30，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系统进行2020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一期）招投标。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首次开展国库定存的招投标。 公告显示，本期操作量500亿元，期限1个月（28天），起息日为2020年7月23日，到期日为2020年8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面向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参与银行进行利率招标。 “今年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因此也没有进行国库定存的招投标操作，随着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等债券发行力度加大，经济复苏加速，财政存款也逐渐增加。”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表示。 实际上，随着经济复苏加速，6月财政收入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财政部1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月至6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96176亿元，同比下降10.8%。其中，6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为今年以来首次月度正增长。 屈庆表示，除了发债之外，财政收入也是财政存款的来源之一。“财政收入和支出同时进行，总归会有一部分钱沉淀下来，财政存款出现增加，相对于存在央行而言，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借给市场，可以提升国库现金的使用效益。”他表示。 从往年来看，国库定存招投标的开展间隔时间较短，去年两次操作之间的间隔时间最长为4个月，而自去年12月份以来，这项操作已持续暂停达8个月。“季末月份一般都是财政收入的小月，因此去年12月未开展相关操作，而今年以来未开展国库定存操作，主要受到疫情影响。”开源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杨为敩表示。
核心观点 回顾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公共财政收支均呈现收缩态势。考虑到两会公布的2020年全年财政力度远超去年，且财政预算规划对收支情况的约束性较强，保守估计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达到1.9%，支出增速将达到14%，下半年财政节奏将显著加快。政府债券方面，地方政府专项债显著放量，主要投向为基建，此外旧改项目加速落地，医疗领域投入规模增加；抗疫特别国债发行进度逾七成，使用范围较广，给予地方政府的灵活性较强，大大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整体来看，上半年财政逆周期调节的节奏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较慢，下半年节奏还将显著提升，伴随着财政资金的支出，预计下半年实体经济恢复向好的势头有望持续。 摘要 ▌财政积极减税降费，收入端压力增加；收入端的压力制约支出扩张，支出节奏落后。1-6月，受到疫情冲击财政政策积极实行减税降费，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速为-10.8%，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增速为-11.3%，整体收入端压力增加。而收入端的压力和疫情的影响也进一步制约了支出节奏落后。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增速为-5.8%，其中下降较多的主要是地方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6.2%；而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下降相对较少，为-3.2%。分行业支出分布符合疫情背景下政府工作的重点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大幅增长显著高于收入端的变化，1-6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增速为-1%，而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高达21.7%。考虑预算给定的增速计划，预计后续政府性基金支出高增速有望持续。 ▌2020年财政力度远超去年，预计下半年财政节奏将显著加快。从预算赤字、地方政府专项债、特别国债和调入及结转结余资金规模来看，2020年的财政力度均高于去年。而财政不同于其他经济变量，预算规划对财政收支情况约束力较强。收入方面，考虑到1-6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速距预算要求的-5.3%仍有较大差距；支出方面，1-6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5.8%，也远低于全年3.8%的增长要求，因此随着生产生活渐入常态，企业居民的收入改善，财政收入会有所提振，而更多的财政支出也将会逐步落地，提振经济增长，进一步促进企业居民收入形成正向循环。综合来看，按照恰好完成预算规定的增速要求，保守估计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达到1.9%，支出增速将达到14%，下半年财政节奏将显著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显著放量，主要投向为基建，此外旧改项目加速落地，医疗领域投入规模增加。在全年专项债额度创新高背景下，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1-6月共发行专项债2.24万亿元，超2019年全年发行规模（2.15万亿）。6月因与特别国债错峰原因，发行规模大幅回落，新增规模仅811亿元。预计1.5万亿剩余规模将主要于8、9两月发行完毕。专项债用途方面，基建相关项目占比约为60%以上。此外，旧改相关专项债项目加速落地。1-6月共有21省发行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债，投向149个项目，发行金额共266.80亿元。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旧改进度相对较快。疫情背景下，专项债对于医疗卫生领域投入规模增加，投放项目主要为医疗机构建设和医疗设备购置。虽医疗卫生类专项债占比较小，仅为4.8%，但从节奏上看二季度医疗类专项债投放占比走高，预计后续将呈现增长趋势。 ▌抗疫特别国债发行进度逾七成，使用范围较广，地方政府的灵活性较强。根据财政部计划，1万亿额度将于7月底前发行完毕。6月共发行特别国债2900亿元。截至7月17日，特别国债已发行4期，续发8期，发行规模共7200亿元。期限方面，10年期国债发行规模最大，共发行4200亿元。截至目前，利率方面，特别国债发行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发行时点同期限国债收益利率），差异为-3.39BP到-20.36BP不等。在特别国债的用途上，政府规定可以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等18个领域，使用范围较广，对应的地方政府使用灵活性也较强，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正文 ▌上半年受到疫情扰动，财政节奏慢于去年 抗疫下财政积极减税降费，收入端压力增加 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6月单月首次转正。受到疫情的冲击，年初以来财政方面不断推出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1-6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速为-10.8%，其中6月单月财政收入增速年内首次转正，约为3.2%，实现了较大力度的回升。从财政收入分项看，整个公共财政的增长变化主要受到税收收入变化的影响。 税收收入增速大幅回升主要受到实体经济复苏以及税收汇算清缴等因素的影响。1-6月税收收入累计增速为-11.3%，其中6月单月财政收入增速约为9%，较上月回升16.2个百分点，税收增速回升显著。从税收内部来看，6月对税收回升贡献较大的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等。而上述税收收入的回升主要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复苏，包括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改善等。此外，6月企业所得税增速较上月回升约34个百分点，力度显著，除了企业营收改善带来的提振，也存在税收5月汇算清缴6月税收入库的影响。 收入端的压力制约支出扩张，支出节奏落后 收入端压力制约支出的扩张，支出端节奏远远落后。疫情背景下财政收入端的压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公共财政收入本身较去年同期下降10.8%，收入显著缩减；第二个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补充收入端其他方式例如债券融资等进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收入端的下滑也制约了支出扩张的节奏。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增速为-5.8%，其中下降较多的主要是地方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6.2%；而中央财政支出增速下降相对较少，为-3.2%。 具体看，疫情背景下的行业支出特点显著。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中，主要财政支出的教育、科技、交运、城乡事务等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农林水务、社保和就业以及卫生健康、债务利息的支出力度相对较大，这也符合疫情背景下政府工作的重点安排。 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显著快于收入增长 由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对收入端的补充，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显著快于收入增长。1-6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增速为-1%，主要得益于土地出让收入实现了5.2%的正增长。但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却高达21.7%，考虑预算给定的增速计划——政府性基金收入全年下降3.6%，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全年增长38%。预计后续政府性基金支出高增速有望持续。 ▌财政力度远超去年，下半年支出增长将快于去年同期 全年财政力度远超去年 预算内的赤字与预算外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显著提高，财政力度远超去年。5月底两会公布全年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为3.76万亿，预算赤字率3.6%及以上，此外预算外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继续扩容1.6万亿至3.75万亿，整体财政力度有显著提高。预算赤字率从此前的2.8%上升至3.6%，按照2020年财政预算，预计实际狭义和广义赤字均有显著的抬升，分别至6.5%和10%左右（广义赤字仅包含预算内赤字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如果进一步考虑其他预算外工具，如2020年的抗疫特别国债，广义财政赤字率将更进一步上升。 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创新高，预计打开的实际财政空间更大。按照2020年预算草案，2020年公共财政收入减支出的实际差额为6.76万亿，较3.76万亿的预算赤字多出3万亿，这3万亿即为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实际收支差额代表着实际的财政逆周期调节空间，2020年的收支差额较2019年的收支差额多1.9万亿，意味着打开了实际财政空间更大。而且在每年决算时，历史上每年决算的最终数值均会大于之前预算给定的预算数。如果参照2019年的差额保守估算今年的情况，预估2020年实际的财政逆周期空间还能增加5000亿左右的规模。 下半年财政节奏将显著加快 财政不同于其他经济变量，预算规划对财政收支情况约束力较强，因此按照今年的财政预算情况，下半年财政节奏将显著快于去年同期。财政不同于其他经济变量，有很强的纪律约束，因此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力度均受到预算计划的制约，且往往需要好于计划的情况。近五年来呈现的主要特点是，收入和支出增速一般均会高于预算给定的增速。公共财政收入方面，除2019年由于实行较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实际的财政收入增速低于预算增速1.2个百分点，其余年份实际增速情况均高于预算增速。因此考虑到1-6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速仅为-10.8%，距预算要求的-5.3%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预计后续政策还将着力提振实体经济活力，促进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为税源修复注入活力，进一步带动公共财政收入增加。此外应该也不乏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以及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来补充收入。支出方面，1-6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为-5.8%，也远低于全年3.8%的增长要求，因为前期支出不仅受到疫情带来的收入端的制约，同样也有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随着生产生活渐入常态，更多的财政支出将会逐步落地，提振经济增长。综合来看，按照恰好完成预算规定的增速要求，保守估计我们判断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达到1.9%，支出增速将达到14%。 ▌地方政府专项债放量，旧改项目加速落地 一般债发行节奏显著慢于去年同期 地方新增一般债9800亿元，总量较去年小幅增长，但发行节奏显著慢于去年同期。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为9800亿元，较上年仅多500亿元。从发行节奏来看，2020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发行5815.73亿元，去年同期为7899亿元，同比下降35.8%。其中，2、3月一般债发行量最大，分别为2030、1973亿元。可能考虑到为特别国债发行让道，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发行速度大幅回落。6月仅陕西省发行一期地方政府一般债，为34亿元。从发行地区来看，上半年河北省发行一般债规模最大，为364亿元。湖北省和黑龙江省位居其次，分别发行305亿元、298亿元。 从发行用途来看，2020年上半年一般债以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社会事业和农林水利为主。其中，轨道交通类基础设施占比25.4%，其他类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停车场、乡村振兴等）占比约为35%，宽口径的基础设施类占比约为60%。教育、社会事业、和农林水利类占比也较大，均10%左右。 上半年专项债显著放量，主要投放于基础设施领域 在全年专项债额度创新高背景下，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上半年共发行2.24万亿元，超2019年全年发行规模（2.15万亿），下半年剩余1.51万亿待发。从发行节奏来看，在国常会新下达一万亿专项债额度背景下，5月发行规模最大，为9980.18亿元，其次是1月份7148亿元。6月因与特别国债错峰原因，发行规模大幅回落，新增规模仅811亿元。因特别国债剩余7100亿在7月待发，预计7月新增专项债规模同样有限。截至7月17日，月内专项债发行量为108.49亿元，如果按照往年专项债在9月底前发行完毕，则预计剩余的1.5万亿额度将主要于8、9两月发行完毕。 募集资金用途方面，上半年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主要分布于公路、轨交类基础设施，和市政产业园区等其他基础设施。其中，其他类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停车场、乡村振兴等）占比37.8%，其中包括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约占12.9%。收费公路、铁路建设等交通类基础设施位居其次，约占20.8%，城乡发展、社会事业占比也较多，均超过10%。从时间来看，二季度专项债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加大，其中4月和6月交通类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和其他基础设施占比超60%，主要受益于二季度疫情逐步消退，项目纷纷开工。 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共有36个省市发行专项债，规模前三名的省份均来自东部地区。其中，广东省新增专项债1947亿元，山东省新增1681.94亿元，江苏省新增1349亿元。而宁夏、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的专项债发行规模均靠后。 5-6月专项债发行利率回升明显，专项债发行期限显著拉长。在价格方面，1-4月专项债发行利率不断降低，其中5年期专项债下降趋势最为明显。5-6月发行利率持续回升，但整体看来仍与年初有一定差距。在发行期限方面，2016年有约40%的专项债为5年期以下，最长期限仅为10年，2018年开始发行15年、20年和30年期专项债。而2020上半年仅有0.05%的专项债期限为5年以下，15年期及以上占约50%。 旧改项目加速落地 2020上半年旧改项目加速落地，1-6月共有21省发行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债，投向149个项目，发行金额共266.80亿元。所有旧改项目总投资1197.46亿元，专项债发行金额占总投资比例为22.28%。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湖北省旧改专项债发行规模达107.51亿元，项目总投资达443.71亿元，为全部省市之首。 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旧改进度相对较快，西部地区发行期限最长。上半年东部地区投放旧改项目数量达100，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专项债发行金额为103亿元，不足中部地区132亿元。西部地区专项债发行金额占项目投资额比例最高，达37.51%，东部地区仅为17.58%。在全部省市中，天津市和上海市旧改项目专项债利用程度最高，占比超80%，而北京市和福建省专项债利用比例不足10%。旧改项目专项债发行期限普遍较长，为7-30年不等，平均期限为14.66年。其中西部地区最长，达23.08年，东部地区仅为11.62年。 旧改项目收入来源主要包含停车费、广告费、物业费、土地出让、商铺租赁、充电桩等。旧改项目的收入来源一直以来都是市场担忧和关心的重点，根据已经披露的旧改项目，旧改项目收入来源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为停车费、其次是广告费和物业费等，而利用水务收入（供水非、污水处理费），和快递设施投放收入的项目较少。 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债投入规模增加 疫情背景下，专项债对于医疗卫生领域投入规模增加，投放项目主要为医疗机构建设和医疗设备购置。总体来看，虽医疗卫生类专项债占比较小，仅为4.8%，但二季度医疗类专项债投放占比走高。其中，4月份医疗类专项债占总发行量比例达到14.65%，共发行102.09亿元，5月份发行量达555.48亿元。分地区来看，浙江省对医疗专项债投放规模最大，达268.75亿元。江西省和云南省投放规模也超过100亿元。而湖北省医疗专项债发行规模较小，仅为48.34亿元。 ▌抗疫特别国债发行进度逾七成 第一期抗疫特别国债于6月18日发行，6月共发行2900亿元。根据财政部计划，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将在7月底前发行完毕，因此剩余的7100亿额度将于7月底前发行完毕。截至7月17日，特别国债已发行4期，续发8期，发行规模共7200亿元，发行进度逾七成。续发行国债的起息日、兑付安排、票面利率、交易及托管方式等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期限方面，四期特别国债期限分别为5年、7年、10年、10年，其中10年期国债发行规模最大，共发行4200亿元，5年期和7年期规模均为500亿元。此外还需关注的是，特别国债发行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发行时点同期限国债收益利率），差异为-3.39BP到-20.36BP不等。 在特别国债的使用范围上，财政部明确了18个领域，给予地方政府的使用灵活性增加。根据6月23日发布的《关于修订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通知》，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科目中新设抗疫特别国债支出，分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含12个领域，分别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应急物资保障、产业链改造升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生态环境治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抗疫相关支出包含6个领域，分别是减免房租补贴、重点企业贷款贴息、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援企稳岗补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助和其他抗疫相关支出。总体说，抗疫特别国债可以使用分范围较广，地方政府的灵活性较强。
题：《刘尚希：更好发挥财会监督的重要作用》 作者 刘尚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监督是一种分工和协同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自行其是，是一个整体中的局部，各个局部构成监督体系这一整体。将财会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提升监督的质效。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由多层次、多类型的监督构建而成，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方面。其中，财会监督处于基础性地位，为其他监督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任何监督都是为防范风险而构设的，财会监督也是如此。会计造假、财务舞弊、预算松软，都是财会监督不力的表现，这不仅会导致经济金融风险，还会引发严重的廉政风险。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当今社会，财会监督是对冲公共风险，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确定性的基石。改进和加强财会监督，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升国家风险管控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财会监督的本质是构建一种确定性 财会监督是经济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监测、预警的基础性条件，也是防范包括廉政风险在内的公共风险的基础性环节。它包括财政监督和会计监督，是二者的一个简称。过去通常把二者分开来表述，甚至当成财政、会计两个专业领域不同类型的监督，现在合并起来，更有利于从整体来把握其内涵和本质，也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一体化推进财政监督与会计监督。 凡是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地方，便需要会计核算，无论是市场资源、社会资源，还是公共资源，都不例外。会计作为一种专业方法，其所呈现出来的信息有可能是确定性的，也可能基于各种利益动机而造假，这便离不开会计监督，以确保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单位的资源配置活动信息是真实、全面和准确的。会计主体同时是利益主体，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微观主体，既可以利用会计信息为自身管理和内控服务，同时也要为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利益服务。会计监督正是为此提供制度保证。 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来说，不仅需要政府会计来反映，还需要政府财政来统筹。政府账本反映全部政府收支以及资产与负债，体现公共政策和政府活动方向与范围。公共资源配置事关大众利益，且与公共权力的行使直接关联，财政监督也就不可或缺。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约束公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对税制、预算执行的监督，同时也是对公权行使过程的监督。所以，财政监督从表象来看是针对“财”，实质上是针对“权”，以确保“权为民所用”。通过财政监督共同构建的这种确定性，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 财政会计账本是经济社会的综合反映，财会监督是确保这种反映真实、全面、准确的要件。没有真实、完整和准确的财政会计账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和决策就会丧失前提，财经纪律和法规也就会形同虚设，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无从谈起。公款的浪费、官员的渎职、权力的腐败、市场操纵和金融欺诈等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总是离不开在财政账本和会计账本上做手脚。若有了严密有力的财会监督，许多不法行为就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为市场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起人们可预期的确定性。 财会监督是筑牢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 监督既是对主体行为合规性的反馈、督查和纠偏，同时也是完善制度的一种方式。从广义来看，监督本身也是制度建设的内容，尤其是对司法、审计、财会和统计等专业性监督而言更是如此。财会监督具有行为和制度双重属性，既是一种监督行为，也是一种制度规定，涉及到行政主体权力与责任，以及民事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和明确。财税体制、会计制度的完善，又是强化财会监督的条件，并为其他监督提供依据。如政府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政府收支分类标准、公务行为的支出标准、预算流程和绩效要求等等，这些规则是否被遵循，都属于财会监督的对象，这同时也是制度的内容，是政府审计、事务所审计的依据，是司法证据和统计数据可靠性的来源。这好比一台机器，一旦被生产出来，就内生出应有的操作规程，并需要监督这些规程被严格遵循。财政与会计一旦被社会“生产”出来，就衍生出监督的功能，并成为其他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财政会计的这种监督功能若被忽视或弱化，各种难以察觉的公共风险就会丛生。 一般而言，专业监督是其他监督的基础，具有计算机软件一样的功能特性，可以应用于其他监督之中。而财会监督则类似于底层软件，司法、审计和统计等专业监督无一不是以财会为基础的，司法证据、审计依据和统计数据离不开财会监督的保证。财会信息失真，其他监督也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监督也会失效，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财会监督聚焦监督体系基础环节，通过与其他监督良性互动，能够更好地发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优势。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党内监督引领下，财会监督能够助力人大行使监督权，经济主体层面的财会监督则能够为统计监督奠定数据基础，单位财务层面的财会监督可以与审计监督实现衔接与互补，并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提供核查依据。 以法治化为引领强化财会监督 近年来，财会监督在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会计信息质量、规范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财务舞弊、财经纪律松弛、基层财政乱象等尚未根本扭转。应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以法治化为引领，强化财会监督，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加强财会监督，应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引领下，提升财会监督的法治化水平。财会监督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清晰界定财会监督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加快完善财税会计法律制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若这个基础缺少法治这个刚性的外壳，国家治理的基础将是脆弱的。放眼当今世界，凡是主张法治的国家，无一不是把财税法治置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首位。会计是商业文明的共同语言，市场有效运行有赖于诚信，诚信则首先体现在不做假账。相比之下，我国的财税会计法律不健全，已有的法律也未得到严格执行。与时俱进，加快完善财税会计法律，是夯实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基础的当务之急。提升财税会计的法治水平，这既是强化财会监督的根基，也是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防范廉政风险的关键所在。(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尚希观察”) 刘尚希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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