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代表委员们表示,受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财政“减收增支”明显,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面对财政收支矛盾,一方面要抓紧恢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过紧日子势在必行。因此,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用政府过紧日子换取市场主体和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过好日子。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正当时! 加大力度支持地方 “近年来,我们明显感受到各级财政对基层的支持。就拿我们金土村来说,5年前只有2公里公路,如今已增加到12.5公里。村里还建了卫生室、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贫困户居住环境也得到了较好改善,这些都离不开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巨光乡金土村第一书记黄小军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上述2万亿元将全部转给地方,这些资金也将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并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这将进一步增强各地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表示,基层政府在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第一线,发挥的作用更直接,基层政府拿到钱,能让政策红利更快惠及企业和群众。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认为,针对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保基层运转、保基本民生困难,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助力完成“六保”任务。“六保”是经济领域的底线思维、底线管理,是未来较长时间做足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的施策方向。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这让人倍感温暖。”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说。 吕国泉委员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39次提到“就业”,21次提到“民生”;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539亿元,同比增长14.9%,远高于6.1%的GDP增幅;明确2020年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在支持保就业、保基本民生方面进一步扩大支出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实践,是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总商会副会长朱山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各级政府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做。比如,大幅度压减购置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支出,并严禁新建楼堂馆所。”朱山委员说。 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方面,黄小军代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尤其应提高县一级的医疗保障水平,避免村镇居民因县医院医疗能力不足到省医院治疗,从而增加交通、住宿等额外成本。 张连起委员表示,在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相关政策各有侧重、协调配合、综合发力,可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增支影响,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张连起委员说。 支出更加注重绩效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在会议规模、会议必要性方面,能不开的会不开,能压减参会人员的尽量压减,会议时间上也进一步压缩。”朱山委员说,在各类结余、沉淀资金方面,地方政府应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应收尽收、重新安排。同时,要想办法化解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提升政府诚信度。 朱山委员表示,以贵州省财政资金为例,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主要精力和财政支出都集中在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上,也就是说要确保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必然会减少今年的财政收入,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所以必须做好开源节流。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认为,要确定花钱的“紧要处”,广开言路,听取民意,了解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同时,他还建议对2万亿元资金的使用情况加强监督监管,钱要花得透明,更加注重绩效。(记者 姚进 董碧娟 吴浩)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雷丽娜
5月2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并举行了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部长刘昆、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就政府工作报告、财政收入收支、产业脱贫和猪肉供给等话题,回应了各方关切。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代表通道”新增了“云元素”:采访形式改为网络视频采访,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回答问题,记者在大会新闻中心驻地梅地亚新闻中心的分会场提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GDP增长目标客观上融入到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目标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首场“部长通道”上表示,今天上午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全面系统又简明扼要地报告了去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GDP还能增长6.1%,其他经济指标也都很亮眼,确实很不容易。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比较牢固,比较厚实,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应对前进中的各种困难挑战。同时,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GDP增长目标的问题,何立峰回应表示,客观上GDP增长目标的内容已经融入到其他相关指标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中。 何立峰坦言,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下降6.8%,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受累下行。一些中小微企业,住宿、餐饮、电影、娱乐、旅游等相关行业受到冲击还比较大,困难也比较多。不过,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各地方有力有序有效地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中国经济总体上比较快地复苏。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3.9%,工业用电量增长1.6%,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8.2%,交通运输也迅速恢复正常,其他各行各业总体上都在快速复苏。特别是还催生发展了一批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企业,发展势头都比较好。 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的抗压能力、承受能力、韧劲都比较强。5月份小长假之后,各项先行指标,特别是发电量每天增长5%到6%,铁路日装车数量稳步增长,有些产业特别是一些重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快速恢复,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两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有实力、也有能力克服当前的困难。 何立峰指出,疫情突如其来,今年一季度以来,很多指标跟以往是不具可比性的。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现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对所在国的经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观察。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不纠结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不断扩大内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加专注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更加专注于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适应引领创造新的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更加专注于实现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何立峰进一步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个完整、系统、综合性的目标体系,他不仅仅包括经济指标,也包括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生态文明特别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水平提升,还有改革开放等内容。特别突出的目标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这些目标任务,具体量化到每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就包括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内容,一共有25项指标,其中12项是预期性的,包括GDP、人均收入等,有13项是约束性的。从目前执行情况看,有一些指标已经提前实现,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大部分指标正在按照时序进度推进。 到年底,通过努力,有一部分可以超额完成,有一部分可以全面完成,极少数可以基本完成。关于GDP增长指标,今年只要增长1%,就相当于2010年GDP总量的1.9倍;如果增长3%,就相当于1.95倍;如果增长5%,就接近1.99倍,都非常接近预期目标。人均收入这个指标,如果增长1.75%,就可以实现预期目标。 此外,今年的投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不同寻常,应该侧重于做好“三个精准”。首先是精准筹资。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整个中央层面筹集的资金超过5万亿元,其中新增2万多亿元。最主要的是通过政府作为,带动和激发社会资本跟进,从而形成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融合。第二是精准项目。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应急物资等领域短板,尽快给予弥补,尽快给予建设。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包括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一些跨行政区、跨流域的重大项目要抓紧建设。第三是精准施策。抓紧做好前期工作,包括前期准备工作,不能含糊;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不能让项目等着资金;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包括土地、环评等,都为项目服务。 财政部部长刘昆: 财政政策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调整结构有保有压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部长通道”上表示,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我们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坚决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 加法怎么加?刘昆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将会下降,我们建议将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比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增加了1万亿元的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还将发行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调入了近万亿元的资金。此外,还将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1.6万亿元。“今年的一般预算收入预计略高于18万亿元,低于去年。今年的一般预算支出预计将达到超24.7万亿元,高于去年。”刘昆说,这一收一支,增加了6.76万亿元的资金,加大了力度,做好了对冲。 减法怎么减?刘昆给出的答案是:主要是惠企惠民,减税降费。去年我国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税降费的规模达到2.36万亿元,这是制度性的安排,今年将继续实施。预计今年减税降费的新增规模会达到25000多亿元。 结构怎么调?刘昆解释称:一是压本级、增地方。今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将负增长,而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将增长12.8%,增量资金9500亿元。二是压一般、保重点。今年中央本级非刚性、非急需的支出压减幅度超过50%,省出的资金用于疫情防控,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脱贫攻坚、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城乡低保等方面的重点支出只增不减。三是直达基层、直达民生。上级的转移支付将细化到基层,细化到民生项目,坐直通车,直接抵达。中央财政将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谈及地方财政的运行情况,刘昆称“是正常的、稳定的”。他说,加强对地方财力的保障,是今年预算安排的重点。在今年的一般预算安排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增加了12.8%,这在近年来是最高的。同时,中央财政还专门设立了特殊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地方基层运转,保障基本民生,落实“六保”任务。中央财政对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奖补资金增长安排了10%。中央财政还专门安排了对湖北的支持。中央财政将全力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 “当然,地方财政也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强化管理,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点子上。”刘昆说。 此外,刘昆表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财政要节用裕民。落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政府也要带头过“紧日子”。政府过“紧日子”,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政策,并不是短期的应对措施。 “紧”是否有空间?刘昆的回答是肯定的——在预算的科学安排上还有空间,在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上还有空间,在提质增效上还有空间。刘昆说,今年中央本级压减了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超过50%,但对工资等刚性支出是给予保障的,机关的正常运转是有保证的。铺张浪费的钱绝不该花,没有绩效的钱也不该花,花了还要依法依规问责。 在政府的支出管理上,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要求严控会议、咨询培训、论坛展会等方面的支出,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在当前还要严控非急需的支出,要把该花的钱花到刀刃上,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兜牢民生底线。”刘昆说。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 贫困地区发展一大批扶贫产业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首场“部长通道”上表示,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并用四句话给大家吃下“定心丸”——粮食连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裕,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里。 韩长赋表示,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十几年粮食丰收。连续5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稻谷和小麦自给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对于民众非常关心的猪肉产供和价格问题,韩长赋表示,猪肉价格最近出现下降,批发市场价格已经连续13周小幅下降,比最高的时候共下降23%。当前生猪生产恢复势头不错,实现今年的生猪生产的目标可以预期。从政府层面鼓励推动生猪生产,从市场方面,由于市场行情好,主体积极性提高,势头很好。随着生猪生产的恢复,供求关系也会逐步改善,后市猪肉价格不会再大幅上涨。不过,生猪生产完全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各方工作不会放松。 此外,韩长赋表示,这几年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共同努力,在贫困地区发展了一大批扶贫产业。如今,这些扶贫产业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脱贫最多的举措。据统计,全国832个贫困县,基本上县县都有督导产业,有条件的贫困村都建立了产业基地,现在全国有十万多个这样的产业基地。在脱贫人口当中,大概三分之二是通过外出打工和发展产业来增加收入实现脱贫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日本、美国、欧洲一直在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央行到了无债可买的地步。日本已经买了市场上四成以上的国债,并且正在成为股市上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美国疫情时期无限量的宽松,在边际上也面临着无债可买的境地。负利率,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过度的一个表现…… 中国央行也早就开始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不是那么直接,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PSL)和商业银行(MLF、SLF等)作为“通道”,间接的进行结构性的财政货币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的财政化趋势(党和国家领导下的银行体系)也使得中国有着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不仅局限于基础货币,还可以是广义货币。而且,过去几年的货币化不是在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的超级大赤字货币化。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而且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此时不赤字货币化更待何时。人们更多的担忧是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财政纪律的漠视,政策投放的货币走向不明,大通胀下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国家信用的损耗等等。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是一种政策工具(虽然不一定“合法”,最近德国就判定欧洲央行的“货币化”行为违宪),关键并不是赤字创造了多少货币,而是这些货币最终走向了哪里,是一小部分群体还是普通大众的民生,是生产性领域还是分配性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要“救急不救穷”,当经济缓和后一定要及时退出,不能把危急时刻的“抗生素”,当作日常的食品来维系生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日嚣尘上。困难时期,很多举措也实属无奈。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大幅扩张赤字打“抗生素”,那要等什么时候?情况危急,赤字扩张不可能像正常情况下靠财政和生产的慢慢积累,也为了避免挤出效应(对民企)和紧缩效应(加税),就只能通过“货币超发”的形式,按照MMT的药方,央行直接购买自己消化了。 学者担心的地方是,同为国家部门的两个机关,一手财政部发债,一手央行买债,假如没有科学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纪律,货币发行就真的只是一种虚拟的记账行为,中间没有任何生产活动以及银行一样的风险和资本约束。这样空转的“结果”就是赤裸裸的铸币税:央行直接凭空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出。最终可能引发国家信用的过度损耗,公众对货币失去信心并大面积抛售。 举个扩张一点的例子,在一个简单的经济体内,只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货币部门,负责生产货币;另一个是实体部门,假如只生产粮食。在不进出口的情况下(封闭经济体),粮食的生产由生产函数,即土地面积、机械设备(资本)、技术和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等这些要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技术和人员基本不发生变化,所以产出既定,即供给是一定的。 此时,假如央行买了财政部的国债即财政货币化,财政部拿着发行国债的钱,或者给公务员发工资,或者大兴土木搞基建,支付企业工程款,然后企业给工人发工资,或者用来还旧债。假如大部分的货币是用来发工资,而且这些人员消费需求的货币弹性非常大(即手中增加了100元就要多买100元的馒头),那么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粮食生产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货币化凭空创造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的结果就是粮食价格的普遍上涨——所谓的通胀。被通胀毛掉的那部分也就是所谓铸币税。 这就是人们对赤字货币化普遍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魏玛共和国、民国末期的恶性通胀,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都已经作为历史记忆深入人们的脑海。除此之外,货币发行作为一种分配型权力,没有节制的滥用会导致结构的扭曲:越来越多的人想尽办法,从需要付出劳动的生产部门挤入非生产性收入高的货币部门,这种要素流动方向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体内,生产型活动越来越少,分配型活动(寻租、套利、腐败、关系资源资本化等)越来越多,这个结构的变化靠什么来再平衡?其中之一就是通胀,或者滞涨。 改革开放历年来的大通胀都与债务及赤字货币化有关(也有抑制型通胀等转轨因素) 通胀,还是滞涨,要看具体的生产结构,看通胀激发的是生产效应还是分配效应。前者是指通胀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赚钱效应”,激励企业更多的为了利润,个人为了工资和奖金去生产和工作;分配效应则是指通胀是破坏性的,不能给实体企业带来赚钱效应,即下游商品价格在上涨,但是企业的成本上升的更快,此时的形式一般就是滞涨: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并存。 一般来说,如果市场运行良好,滞涨很难发生,即菲利普斯曲线会起作用。滞涨的发生有深刻的体制和社会根源,更多的是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滞涨将会埋葬凯恩斯主义,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我在《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出一个假说:滞涨是结构性改革滞后付出的代价或社会成本。事实也证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已经越来越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担忧,与其说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如说是对国家信用、财政纪律、金融治理现代化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担忧。所以,5月6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欧洲央行(ECB)未能充分证明开始于2015年的资产购买计划的合理性,违反德国宪法,震动了政界和金融界。 二、为什么发达国家担忧的是通缩而非通胀: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过剩和通缩 然而最近几十年的事实是,全球货币大放水,但是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通胀,而且更多时候,除了几个明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国央行其实一直在为抗通缩而苦恼。原因何在?我在以前的文章《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到: 快速的货币化,伴随的是更加快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猫追老鼠,比的是相对速度。 工业化通过产能空间压低了上中游产品价格;而全球化则通过更大范畴的贸易交换空间平抑了物价,比如中国从美国和南美进口廉价的粮食,压低了城市的食品价格;美国等国则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工业品和日用品。 中美主导的全球化通过贸易交换(比较优势)压低了通胀 而在更长期和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奥地利学派的关于信贷分配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和信贷扩张的理论,都说明了信用货币下,即靠贷款创造存款(广义货币)的体系里,不要担忧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胀。只要信贷创造的货币分配到了生产领域,掌握到了企业家而不是投机者和非生产型的群体里,货币在创造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等实物产出创造的更多。这才是一般情况,也就是货币扩张带来的,很可能是通缩效应而非通胀效应。 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信贷扩张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问题,尤其是“距离最终消费品比较远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价格的通缩”。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信贷扩张虽然带来了货币供给的扩张以及需求的扩张,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广泛引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的产出能力提高了。尤其是那些生产资料和资本品,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再加上,资本主义固有的收入分配问题,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会造成“货币扩张引发通货紧缩”的怪异现象。相对于消费品价格CPI,生产资料或资本品价格PPI,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下的通缩。 这个我们在中学课本都学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大的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计划经济才是短缺(结构性)。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苦恼的问题是,如何提振需求,激发通胀,而不是担忧通胀。这里面又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严重与购买力不足,实际上也是马克思范式下的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可参阅我以前的的文章《历史正在进入马克思时间》) 三、次贷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赤字货币化,以至于到了无债可买的境地 正是受困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带来的紧缩效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采用,而且一直在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形式。虽然他们一直受到理论界“李嘉图等价”和“卢卡斯批判”的警告。 日本长期以来,还包括美国,欧洲,在次贷危机之后,一直采用这种货币化形式。尤其是日本央行,长期以来面临的苦恼并不是货币化不货币化的问题,它苦恼的是,市场上的国债都快买完了(2016年持有40%的未到期国债),想货币化却没有资产可购买,只好买上市公司股票,现在都买成了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对一直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很尴尬。 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 2016年日本央行就已经成为81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55家上市公司最大股东 美国的多轮量化宽松也是如此。最近面对疫情带来的“大停摆”,更是无限量的货币化,不仅超买国债释放流动性直到买的供需失衡,在边际上也面临“无债可买”的境地,而且在危急时刻,绕过商业银行和市场,直接给企业和家庭免息贷款或发救济补助。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选之年,为了讨好选民的政治策略——危机时刻,国家金融能力可以无限大,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货币利维坦”。 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已导致美联储无债可买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新范式”之中的,危机造成的“货币政策悖论”——危机中出现流动性黑洞(雷曼时刻,今年三月份美股的四次熔断),市场失灵,必须最后贷款人出马,导致央行被不断赋权,货币纪律层层废弃,货币化成为一种常规操作,类似抗生素成为常规药物。于是赤字货币化不断积累的副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形成更大的危机(周期性力量),政府为了拯救危机,采取更大的赤字货币化,然后新的一轮债务周期开启...... 因此,5月6日德国判定欧洲央行2015年以来的资产购买计划违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恶性循环的担忧,也反应出了欧元区内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全球货币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负利率”。负利率造成了大量不良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以及经济结构的持续恶化。我在文章《负利率是劫富济贫?“金融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已经提到过这个结构恶化引发的恶性循环: 财政赤字货币化——利率走低——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贫富分化——购买力不足——需求下滑——经济增长停滞——(金融危机)——财政救助——财政赤字货币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大循环里,我们看到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反应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引发贫富分化和购买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通缩)。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无止境的轮回,何时是头,如何收场?在我借鉴达里奥超级债务周期思想基础上构建的新范式里,结局不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而是在国家冲突等极端风险领域。 四、中国央行的赤字货币化实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形成的“通道” 在全球央行这种货币化趋势和诱惑下,中国央行就一直坚守货币和财政纪律,没有采取这样的操作吗?答案应该是部分否定的,其实中国央行一直也在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没有自己亲自操作,而是通过两大“通道”机构间接货币化。 一个是商业银行,银行买国债,用的是基础货币(超额准备金)。在实践操作中,如果因为国债发行过多,银行间的流动性不足,货币利率抬升,央行便会用MLF、SLF和降准等方式释放流动性,以保证国债发行的购买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这个购买过程不是“央行—国债市场”直接购买,而是“央行—(MLF等再贷款)—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国债市场”,是一种间接的财政货币化。 另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主要是通过PSL等方式注资。比如最近几年的“棚改”战略,就是央行通过PSL等向国家开发银行注入资金,然后国家开发银行再贷款给地方政府,结合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向拆迁户“直升机撒钱”。在这里,央行没有权力直接货币化,但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PSL作为“通道”,间接的实施了货币化的效果。这也是最近几年各大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十年,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飙升了6倍多,达到了近17万亿元! 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作为“通道”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国家开发银行最近十几年的资产规模飙升 但是注意了,上面这个过程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政策型银行的棚改货币化实际上也是中央履行的责任),也是通常说的经典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最大的赤字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尤其是2012年以后,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飙升过程,那么这些债务谁来买?就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标准的或置换的地方债券,大约二十万亿元,但这不是大头,大头是各种城投、地方平台的“非标”、“非非标”,甚至是一些地方城投公司的海外美元债!现在加上隐性债务的地方总债务到底多大,竟然还是个搞不清楚的未知数,普遍估计在50—70万亿元! 这么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是靠商业银行来“货币化”的。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用基础货币来购买国债,而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财政赤字货币化”。特色之处,一是,货币化的工具是广义货币,而非基础货币,即地方政府债务在形成过程中,也创造了货币(银行借贷双计);二是,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公开透明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而是主要通过贷款、非标、非非标等“影子银行”的形式进行货币化;三是,数量级异常庞大,几十万亿级别的货币化量。 地方政府负债利息最高曾消耗掉38%的GDP增量 因此,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不在当前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相对较大),而在于过去十年早就积累的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当然,地方政府的赤字货币化采取的是非典型形式。 五、危急时刻,财政赤字货币化应该本着“救急不救穷”原则,经济有所复苏后,应尽快回归常态化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赤字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当经济复苏后赤字货币化能否顺利退出,即能否实现走出赤字后的“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继续沉溺于其中形成刚性的路径依赖。 因为赤字货币化是可以“上瘾”的。如果把一个国家不甚恰当的比喻为一家公司,与辛辛苦苦激励实体经济产出获取税收相比,赤字货币化只靠两个部门的会计腾挪就可以创造“名义收入”:在国家机器的维护下,通过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产出。 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赤字货币化上瘾,跟制造业企业玩房地产,商业银行玩同业业务有相似的感觉。制造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毛利率越来越薄,而房地产市场在供给侧有政府垄断,在需求侧有银行信贷支持,所以能创造丰厚的利润。因此,辛辛苦苦做制造业,不如圈地打着产业园区的名义搞房地产。 同样的道理,对银行一般存贷款业务来说,要辛辛苦苦的搞营销拉存款,胆战心惊的做风控放贷款,这些业务需要大量的网点、人员和费用。但是对于前些年的同业业务(金融严监管以前),不少银行的金融市场部,用不到二百个人的同业团队,创造了需要传统银行业务两万多人、几百个网点的产能。这些业务很多都是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地方平台、城投债很难严格定义为实体经济),当这些资产不创造现金流和roa的时候,以其为抵押物创造的货币该去哪里? 这是反对者担心的地方:无锚印钞。因为与央行过去实实在在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的抵押物及风控约束相比,央行直接买国债的确让人心里不踏实。魏玛共和国和民国末年的教训还摆在那里,改革开放后也发生过多次。因此在这里,人们更担忧的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而是:大国财政和货币关系和自律机制的破坏。因为这个关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历了惨重的教训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和财政部分开)。 然而放在当前的危急关口,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就像人进入急诊室,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抢救措施,副作用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赤字货币化,更像是一种“抗生素”,在特殊时期支持“六稳”、“六保”的国家政策,等危机过后,再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强身健体。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用在哪里,以起到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恰恰是为了将来不再用货币化,而是回到经济自我造血创造税收和正常债务的状态。否则,很可能上瘾,在地方政府赤字货币化的风险还没出清的时候,又让中央政府染上了同样的疾病。人们也不希望中国在完成金融现代化之前,就过早的陷入了货币政策日本化的困境,因为我们还没建立起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样的结局,更可能像“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滞胀境地。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在政策措施方面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包括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两新一重”建设等。专家认为,不设全年增速目标更利于政策相机抉择,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性料持续提高,多措并举实现稳就业、脱贫攻坚等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高度重视保就业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认为,今年未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最大因素来自疫情走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过,不提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不是说不重视经济增长,更不是说任由经济增速下滑。 孙国君称,当前有两方面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一是今年要优先保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需要经济增长支撑。二是经济下滑往往会导致一些风险,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不设全年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体现了政府对总体目标考量上的审慎,使得后续政策可以相机抉择。另外,不设全年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为疫情后经济高质量发展腾出了更多空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未设GDP增长目标,而是强调守住“六保”底线,意味着今年就业成为最主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财政货币政策新看点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恒大研究院原院长助理罗志恒表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近年来持续提高。在当前经济社会形势下,政策组合应该是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其中,财政政策主要起扩大总需求、救助纾困、优化产业升级的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缓解市场主体的流动性紧张、配合财政发债。 财政政策方面,罗志恒认为,总体力度符合预期。从历史看,赤字率首次突破3%,赤字绝对规模为3.76万亿元,为历年最高,有效对冲疫情对减税增支的影响。包括赤字、专项债和抗疫特别国债等在内的财政刺激总规模或高达8.51万亿元;筹措方式更加多元化,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最大化发挥财政资金效率。 罗志恒认为,当前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出于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需尽快发行抗疫国债,尽早发挥作用。筹集方式大概率是向商业银行定向发行。 货币政策方面,王青认为,降息降准及再贷款等方面的边际宽松空间扩大。其中,年内MLF利率有可能进一步下调40个基点,不排除央行适时小幅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这将引导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约100个基点。同时,年内将有两次全面降准空间,总体幅度约1个百分点,将释放长期资金约1.6万亿元。 关于“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王青预计,可能围绕再贷款设计。下半年专项再贷款额度有进一步扩大空间,再贷款利率存在小幅下调可能。 “两新一重”促基建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新一重”,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强调,“‘两新一重’建设,实际上体现了以民生为导向的、支撑内需扩大的重大方略举措。” 黄守宏认为,新基建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县城,顺应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县城安家落户趋势,需要支持县城强化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老旧小区改造也是需要的。传统的“铁公基”、水利、能源工程很多也都与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生活密切相关。 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表示,“两新一重”是新与旧的组合。其中,既有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又有“铁公基”等重要且必要的传统工程。它们的共同意义在于“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体现了以民生为导向拉动内需,着眼长远扩大投资有效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日本、美国、欧洲一直在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央行到了无债可买的地步。日本已经买了市场上四成以上的国债,并且正在成为股市上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美国疫情时期无限量的宽松,在边际上也面临着无债可买的境地。负利率,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过度的一个表现…… 中国央行也早就开始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不是那么直接,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PSL)和商业银行(MLF、SLF等)作为“通道”,间接的进行结构性的财政货币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的财政化趋势(党和国家领导下的银行体系)也使得中国有着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不仅局限于基础货币,还可以是广义货币。而且,过去几年的货币化不是在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的超级大赤字货币化。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而且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此时不赤字货币化更待何时。人们更多的担忧是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财政纪律的漠视,政策投放的货币走向不明,大通胀下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国家信用的损耗等等。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是一种政策工具(虽然不一定“合法”,最近德国就判定欧洲央行的“货币化”行为违宪),关键并不是赤字创造了多少货币,而是这些货币最终走向了哪里,是一小部分群体还是普通大众的民生,是生产性领域还是分配性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要“救急不救穷”,当经济缓和后一定要及时退出,不能把危急时刻的“抗生素”,当作日常的食品来维系生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日嚣尘上。困难时期,很多举措也实属无奈。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大幅扩张赤字打“抗生素”,那要等什么时候?情况危急,赤字扩张不可能像正常情况下靠财政和生产的慢慢积累,也为了避免挤出效应(对民企)和紧缩效应(加税),就只能通过“货币超发”的形式,按照MMT的药方,央行直接购买自己消化了。 学者担心的地方是,同为国家部门的两个机关,一手财政部发债,一手央行买债,假如没有科学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纪律,货币发行就真的只是一种虚拟的记账行为,中间没有任何生产活动以及银行一样的风险和资本约束。这样空转的“结果”就是赤裸裸的铸币税:央行直接凭空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出。最终可能引发国家信用的过度损耗,公众对货币失去信心并大面积抛售。 举个扩张一点的例子,在一个简单的经济体内,只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货币部门,负责生产货币;另一个是实体部门,假如只生产粮食。在不进出口的情况下(封闭经济体),粮食的生产由生产函数,即土地面积、机械设备(资本)、技术和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等这些要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技术和人员基本不发生变化,所以产出既定,即供给是一定的。 此时,假如央行买了财政部的国债即财政货币化,财政部拿着发行国债的钱,或者给公务员发工资,或者大兴土木搞基建,支付企业工程款,然后企业给工人发工资,或者用来还旧债。假如大部分的货币是用来发工资,而且这些人员消费需求的货币弹性非常大(即手中增加了100元就要多买100元的馒头),那么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粮食生产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货币化凭空创造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的结果就是粮食价格的普遍上涨——所谓的通胀。被通胀毛掉的那部分也就是所谓铸币税。 这就是人们对赤字货币化普遍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魏玛共和国、民国末期的恶性通胀,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都已经作为历史记忆深入人们的脑海。除此之外,货币发行作为一种分配型权力,没有节制的滥用会导致结构的扭曲:越来越多的人想尽办法,从需要付出劳动的生产部门挤入非生产性收入高的货币部门,这种要素流动方向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体内,生产型活动越来越少,分配型活动(寻租、套利、腐败、关系资源资本化等)越来越多,这个结构的变化靠什么来再平衡?其中之一就是通胀,或者滞涨。 改革开放历年来的大通胀都与债务及赤字货币化有关(也有抑制型通胀等转轨因素) 通胀,还是滞涨,要看具体的生产结构,看通胀激发的是生产效应还是分配效应。前者是指通胀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赚钱效应”,激励企业更多的为了利润,个人为了工资和奖金去生产和工作;分配效应则是指通胀是破坏性的,不能给实体企业带来赚钱效应,即下游商品价格在上涨,但是企业的成本上升的更快,此时的形式一般就是滞涨: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并存。 一般来说,如果市场运行良好,滞涨很难发生,即菲利普斯曲线会起作用。滞涨的发生有深刻的体制和社会根源,更多的是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滞涨将会埋葬凯恩斯主义,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我在《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出一个假说:滞涨是结构性改革滞后付出的代价或社会成本。事实也证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已经越来越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担忧,与其说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如说是对国家信用、财政纪律、金融治理现代化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担忧。所以,5月6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欧洲央行(ECB)未能充分证明开始于2015年的资产购买计划的合理性,违反德国宪法,震动了政界和金融界。 二、为什么发达国家担忧的是通缩而非通胀: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过剩和通缩 然而最近几十年的事实是,全球货币大放水,但是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通胀,而且更多时候,除了几个明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国央行其实一直在为抗通缩而苦恼。原因何在?我在以前的文章《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到: 快速的货币化,伴随的是更加快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猫追老鼠,比的是相对速度。 工业化通过产能空间压低了上中游产品价格;而全球化则通过更大范畴的贸易交换空间平抑了物价,比如中国从美国和南美进口廉价的粮食,压低了城市的食品价格;美国等国则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工业品和日用品。 中美主导的全球化通过贸易交换(比较优势)压低了通胀 而在更长期和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奥地利学派的关于信贷分配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和信贷扩张的理论,都说明了信用货币下,即靠贷款创造存款(广义货币)的体系里,不要担忧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胀。只要信贷创造的货币分配到了生产领域,掌握到了企业家而不是投机者和非生产型的群体里,货币在创造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等实物产出创造的更多。这才是一般情况,也就是货币扩张带来的,很可能是通缩效应而非通胀效应。 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信贷扩张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问题,尤其是“距离最终消费品比较远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价格的通缩”。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信贷扩张虽然带来了货币供给的扩张以及需求的扩张,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广泛引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的产出能力提高了。尤其是那些生产资料和资本品,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再加上,资本主义固有的收入分配问题,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会造成“货币扩张引发通货紧缩”的怪异现象。相对于消费品价格CPI,生产资料或资本品价格PPI,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下的通缩。 这个我们在中学课本都学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大的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计划经济才是短缺(结构性)。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苦恼的问题是,如何提振需求,激发通胀,而不是担忧通胀。这里面又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严重与购买力不足,实际上也是马克思范式下的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可参阅我以前的的文章《历史正在进入马克思时间》) 三、次贷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赤字货币化,以至于到了无债可买的境地 正是受困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带来的紧缩效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采用,而且一直在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形式。虽然他们一直受到理论界“李嘉图等价”和“卢卡斯批判”的警告。 日本长期以来,还包括美国,欧洲,在次贷危机之后,一直采用这种货币化形式。尤其是日本央行,长期以来面临的苦恼并不是货币化不货币化的问题,它苦恼的是,市场上的国债都快买完了(2016年持有40%的未到期国债),想货币化却没有资产可购买,只好买上市公司股票,现在都买成了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对一直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很尴尬。 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 2016年日本央行就已经成为81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55家上市公司最大股东 美国的多轮量化宽松也是如此。最近面对疫情带来的“大停摆”,更是无限量的货币化,不仅超买国债释放流动性直到买的供需失衡,在边际上也面临“无债可买”的境地,而且在危急时刻,绕过商业银行和市场,直接给企业和家庭免息贷款或发救济补助。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选之年,为了讨好选民的政治策略——危机时刻,国家金融能力可以无限大,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货币利维坦”。 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已导致美联储无债可买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新范式”之中的,危机造成的“货币政策悖论”——危机中出现流动性黑洞(雷曼时刻,今年三月份美股的四次熔断),市场失灵,必须最后贷款人出马,导致央行被不断赋权,货币纪律层层废弃,货币化成为一种常规操作,类似抗生素成为常规药物。于是赤字货币化不断积累的副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形成更大的危机(周期性力量),政府为了拯救危机,采取更大的赤字货币化,然后新的一轮债务周期开启...... 因此,5月6日德国判定欧洲央行2015年以来的资产购买计划违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恶性循环的担忧,也反应出了欧元区内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全球货币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负利率”。负利率造成了大量不良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以及经济结构的持续恶化。我在文章《负利率是劫富济贫?“金融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已经提到过这个结构恶化引发的恶性循环: 财政赤字货币化——利率走低——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贫富分化——购买力不足——需求下滑——经济增长停滞——(金融危机)——财政救助——财政赤字货币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大循环里,我们看到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反应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引发贫富分化和购买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通缩)。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无止境的轮回,何时是头,如何收场?在我借鉴达里奥超级债务周期思想基础上构建的新范式里,结局不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而是在国家冲突等极端风险领域。 四、中国央行的赤字货币化实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形成的“通道” 在全球央行这种货币化趋势和诱惑下,中国央行就一直坚守货币和财政纪律,没有采取这样的操作吗?答案应该是部分否定的,其实中国央行一直也在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没有自己亲自操作,而是通过两大“通道”机构间接货币化。 一个是商业银行,银行买国债,用的是基础货币(超额准备金)。在实践操作中,如果因为国债发行过多,银行间的流动性不足,货币利率抬升,央行便会用MLF、SLF和降准等方式释放流动性,以保证国债发行的购买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这个购买过程不是“央行—国债市场”直接购买,而是“央行—(MLF等再贷款)—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国债市场”,是一种间接的财政货币化。 另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主要是通过PSL等方式注资。比如最近几年的“棚改”战略,就是央行通过PSL等向国家开发银行注入资金,然后国家开发银行再贷款给地方政府,结合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向拆迁户“直升机撒钱”。在这里,央行没有权力直接货币化,但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PSL作为“通道”,间接的实施了货币化的效果。这也是最近几年各大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十年,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飙升了6倍多,达到了近17万亿元! 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作为“通道”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国家开发银行最近十几年的资产规模飙升 但是注意了,上面这个过程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政策型银行的棚改货币化实际上也是中央履行的责任),也是通常说的经典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最大的赤字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尤其是2012年以后,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飙升过程,那么这些债务谁来买?就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标准的或置换的地方债券,大约二十万亿元,但这不是大头,大头是各种城投、地方平台的“非标”、“非非标”,甚至是一些地方城投公司的海外美元债!现在加上隐性债务的地方总债务到底多大,竟然还是个搞不清楚的未知数,普遍估计在50—70万亿元! 这么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是靠商业银行来“货币化”的。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用基础货币来购买国债,而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财政赤字货币化”。特色之处,一是,货币化的工具是广义货币,而非基础货币,即地方政府债务在形成过程中,也创造了货币(银行借贷双计);二是,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公开透明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而是主要通过贷款、非标、非非标等“影子银行”的形式进行货币化;三是,数量级异常庞大,几十万亿级别的货币化量。 地方政府负债利息最高曾消耗掉38%的GDP增量 因此,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不在当前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相对较大),而在于过去十年早就积累的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当然,地方政府的赤字货币化采取的是非典型形式。 五、危急时刻,财政赤字货币化应该本着“救急不救穷”原则,经济有所复苏后,应尽快回归常态化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赤字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当经济复苏后赤字货币化能否顺利退出,即能否实现走出赤字后的“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继续沉溺于其中形成刚性的路径依赖。 因为赤字货币化是可以“上瘾”的。如果把一个国家不甚恰当的比喻为一家公司,与辛辛苦苦激励实体经济产出获取税收相比,赤字货币化只靠两个部门的会计腾挪就可以创造“名义收入”:在国家机器的维护下,通过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产出。 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赤字货币化上瘾,跟制造业企业玩房地产,商业银行玩同业业务有相似的感觉。制造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毛利率越来越薄,而房地产市场在供给侧有政府垄断,在需求侧有银行信贷支持,所以能创造丰厚的利润。因此,辛辛苦苦做制造业,不如圈地打着产业园区的名义搞房地产。 同样的道理,对银行一般存贷款业务来说,要辛辛苦苦的搞营销拉存款,胆战心惊的做风控放贷款,这些业务需要大量的网点、人员和费用。但是对于前些年的同业业务(金融严监管以前),不少银行的金融市场部,用不到二百个人的同业团队,创造了需要传统银行业务两万多人、几百个网点的产能。这些业务很多都是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地方平台、城投债很难严格定义为实体经济),当这些资产不创造现金流和roa的时候,以其为抵押物创造的货币该去哪里? 这是反对者担心的地方:无锚印钞。因为与央行过去实实在在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的抵押物及风控约束相比,央行直接买国债的确让人心里不踏实。魏玛共和国和民国末年的教训还摆在那里,改革开放后也发生过多次。因此在这里,人们更担忧的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而是:大国财政和货币关系和自律机制的破坏。因为这个关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历了惨重的教训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和财政部分开)。 然而放在当前的危急关口,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就像人进入急诊室,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抢救措施,副作用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赤字货币化,更像是一种“抗生素”,在特殊时期支持“六稳”、“六保”的国家政策,等危机过后,再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强身健体。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用在哪里,以起到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恰恰是为了将来不再用货币化,而是回到经济自我造血创造税收和正常债务的状态。否则,很可能上瘾,在地方政府赤字货币化的风险还没出清的时候,又让中央政府染上了同样的疾病。人们也不希望中国在完成金融现代化之前,就过早的陷入了货币政策日本化的困境,因为我们还没建立起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样的结局,更可能像“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滞胀境地。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5月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今年财政资金怎么花?重点领域支出如何保障?针对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代表委员和有关专家。 财政政策力度空前,发挥稳定经济关键作用 今年财政政策将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提高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是特殊时期为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施的特殊举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委员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经济下行压力和社会民生压力加大,重点领域风险有所集聚,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旨就是对冲风险。 “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今年财政政策的“三支利箭”力度空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体现:把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可以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增支影响,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可以增加地方可用财力,弥补财政缺口,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解决基层特殊困难;安排地方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可以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 今年赤字率首次突破3%,意味着什么? “今年以来,中央大幅增加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加快发行使用进度,有效地拉动了地方投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代表介绍,一季度湖南省发行一般债券257亿元、专项债券441.5亿元。“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4.9%,专项债券发挥了明显的支撑作用。” “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绝对规模3.76万亿元,为历年最高。”恒大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认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19年中国政府债务率为54.2%,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风险是可控的。 精准发力“六稳”“六保”,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重点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扩大内需、加大基本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等方面,财政政策支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主线明晰: ——下大力气保市场主体。今年将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低工商业电价5%政策延长到年底。“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这些举措‘放水养鱼’,将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居民创业活力,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代表说。 ——投入真金白银织密民生保障网。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提高5%,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升至4%,居民人均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中央财政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484亿元……“今年基本民生投入力度更大、保民生底线的政策更多,这为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内需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罗建国代表说。 ——多方筹资保基层运转。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安排特殊转移支付6050亿元;自3月1日至6月底,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5个百分点,新增留用约1100亿元全部留给县级使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代表认为,中央加大力度下沉财力,强调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这对基层政府来说是“及时雨”。 ——在保障粮食能源安全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将支持新建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供应,继续出台支持页岩气、煤层气开采利用,建立和完善能源安全储备制度等措施;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等措施。“在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2020年预算安排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方位发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张连起委员说。 刘尚希委员认为,今年的预算报告坚持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同时也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思维,统筹考虑应对风险和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培训投入等政策,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预算报告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持续发力。比如,对新增专项债的使用突破了传统思路,增加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回应了群众关切;再如,安排专门资金重点用于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能解决眼前问题,也利在长远。”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陈春平代表说。 各级政府过紧日子,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5.3%,但财政支出仍保持一定强度,殊为不易。各级政府要真正过紧日子,节用裕民。”刘尚希委员说,今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这一点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财政资金使用必须大力提质增效,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财力向基层下沉后,要把资金管好用好。”戴运龙代表表示,要灵活用好库款调度和转移支付政策,统筹财力,加大对市县基层支持力度,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领域,兜牢兜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底线;同时深入分析疫情对经济运行和财政收支的影响,强化税收收入组织、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今年举债规模增幅较大,特别要注意坚决堵住违法违规举债‘后门’,严禁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张连起委员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地区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采取综合性措施,支持地方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记者 曲哲涵 李丽辉 赵展慧)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陈燕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本文作者介绍: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