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5月25日周一A股市场三大指数出现了震荡的走势，从盘面来看，市场情绪并没有转暖，大盘延续了上周五的调整，但是跌幅不大，个股则是跌多涨少。值得关注的是，之前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食品饮料板块出现强势上攻，个别股票冲击涨停，生物疫苗板块也拉升走强。科技板块则处于跌幅榜的前列，市场的赚钱效应不强。A股市场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大盘在2800多点出现了震荡反复的走势，这也说明市场在完成探底之后进入到筑底反弹阶段。市场信息依然不足，又加上近期消息面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美国对中国33家科技企业新增到实体清单进行打压，禁止华为进口美国芯片等等，科技战硝烟再起，引起了大家的担忧。这些都是科技股近期调整的一个主因。 海外疫情依然在快速的上升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出现拐点，即全球资本市场震荡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还没有到第三阶段，因此投资者的信心仍然不足。这次疫情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前期已经表现的比较充分，例如美股在第一波下跌中一度下跌近40%，A股市场也探到了这几年的底部，跌到了2600多点以下。金融市场剧震第一阶段已经完成，进入到反弹后分化的第二阶段，欧美股市出现了较大的回升，特别是美股从低点算起已经反弹了30%以上，纳斯达克指数甚至收复了今年以来的失地，实现了正增长，而道琼斯指数也回到了24，000多点，但是美股短期之内很难再创新高，因为毕竟这次疫情对于美国股市的影响依然比较大，美股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零利率的政策，推动了美股的强劲回升，可见这轮放水对于美股的上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市场创新高需要经济面能够出现确定的复苏，现在来看，美股要等到经济复苏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股市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本周道琼斯工业指数迎来124周岁生日，应该说道琼斯指数是美股一个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指数，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看道琼斯指数。当然道琼斯指数的成分股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更换，这可能代表时代的特点，代表市场上影响最大的股票。道琼斯指数一度被认为成分股已经老了，代表不了经济的转型，但实际上大家对于道琼斯指数还是非常看重。成分股基本上都是大盘蓝筹股，而这些股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经济的实力。1896年5月26日创建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其他指数不同，它采用股价加权而不是市值加权，股价加权方法实际上排除了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公司，包括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股价超过1000美元，如果被纳入道琼斯指数权重可能太大。道琼斯指数寻求维持充分的行业代表，青睐那些声誉极佳、表现出持续增长特征并吸引大量投资者的公司，所以虽然有了124年的历史，道琼斯指数目前仍然是大家最关注的美股指数。 现在两会正在召开，很多代表提出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意见以及改革措施。上周五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考虑到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一季度经济面出现了6.8%的负增长，今年全年不设经济增长目标，这引起了一部分投资者担忧，实际上今年不设盈利增长目标，并不是不采取措施稳增长，而是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海外经济的大幅回落可能影响到出口贸易，所以今年不设硬性指标，但不代表不进行经济刺激。事实上今年实施新增1万亿的财政赤字，另外新增1万亿的特别国债来应对疫情的影响。今年不仅投资于如5G、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特高压等新基建的领域，而且会加大传统基建的建设。2019年是西部大开发20周年，现在重新将西部大开发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加大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可以提振经济增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根据规划，到2035年西部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和东部水平差不多，将会有大量基建投资。 近期关于中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能不能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话题引起了市场热议。今年财政赤字增加是确定的事实，可不可以让央行直接向财政进行透支，这是分歧最大的一点，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当前是否有必要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低，美国日本等国家赤字率都在6%以上，而中国的赤字率现在仍然是3-4%左右，即使今年新增了1万亿的财政赤字，赤字率也并不高，所以目前还没有必要进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根据过往的经验，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虽然减轻了财政的压力，但可能引发通胀预期再起，此外由于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政府的负债管控将会减少，可能会加大财政支出，所以对于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一定要谨慎。根据人民银行法，央行不能直接向政府进行财政透支，所以从法制角度来看也不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现在欧美普遍实施了放水的政策，如美国、欧洲、日本、英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零利率、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相当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央行的资产规模也大幅度扩张，甚至是开着直升机撒钱。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出现传统货币理论预判的可能引发的恶性通胀，这说明了经济理论也是根据实践不断进化的。总的来说，我国当前并不具备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但将来如果经济下滑严重，甚至出现通缩的局面，我国赤字率上升到6%以上之后，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选项，但至少目前我认为还不到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 今年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在国内的疫情基本控制住，各地的复产复工有序开展，经济面也会逐步的复苏。但由于在疫情期间，很多商场、餐厅、工厂关门，确实影响到人们的收入，消费要想重新崛起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也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回升和消费的增长。所以今年从经济面来看，应该呈现出逐季回升的态势，但是回升的速度还是会受到一定约束，这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大盘维持震荡修复的行情，市场的机会更多的体现出结构性的机会，例如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白酒、食品饮料、医药等消费白马股不断创出新高，而其他板块特别是业绩不佳的中小个股出现了较大的下跌，市场的结构性特征非常明显。这再次体现了价值投资的重要性，抓住业绩为王的主线，做好公司的股东，才能够应对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介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5月25日周一A股市场三大指数出现了震荡的走势，从盘面来看，市场情绪并没有转暖，大盘延续了上周五的调整，但是跌幅不大，个股则是跌多涨少。值得关注的是，之前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食品饮料板块出现强势上攻，个别股票冲击涨停，生物疫苗板块也拉升走强。科技板块则处于跌幅榜的前列，市场的赚钱效应不强。A股市场在近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大盘在2800多点出现了震荡反复的走势，这也说明市场在完成探底之后进入到筑底反弹阶段。市场信息依然不足，又加上近期消息面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美国对中国33家科技企业新增到实体清单进行打压，禁止华为进口美国芯片等等，科技战硝烟再起，引起了大家的担忧。这些都是科技股近期调整的一个主因。 海外疫情依然在快速的上升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出现拐点，即全球资本市场震荡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还没有到第三阶段，因此投资者的信心仍然不足。这次疫情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前期已经表现的比较充分，例如美股在第一波下跌中一度下跌近40%，A股市场也探到了这几年的底部，跌到了2600多点以下。金融市场剧震第一阶段已经完成，进入到反弹后分化的第二阶段，欧美股市出现了较大的回升，特别是美股从低点算起已经反弹了30%以上，纳斯达克指数甚至收复了今年以来的失地，实现了正增长，而道琼斯指数也回到了24，000多点，但是美股短期之内很难再创新高，因为毕竟这次疫情对于美国股市的影响依然比较大，美股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零利率的政策，推动了美股的强劲回升，可见这轮放水对于美股的上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市场创新高需要经济面能够出现确定的复苏，现在来看，美股要等到经济复苏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股市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本周道琼斯工业指数迎来124周岁生日，应该说道琼斯指数是美股一个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指数，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看道琼斯指数。当然道琼斯指数的成分股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更换，这可能代表时代的特点，代表市场上影响最大的股票。道琼斯指数一度被认为成分股已经老了，代表不了经济的转型，但实际上大家对于道琼斯指数还是非常看重。成分股基本上都是大盘蓝筹股，而这些股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经济的实力。1896年5月26日创建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其他指数不同，它采用股价加权而不是市值加权，股价加权方法实际上排除了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公司，包括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股价超过1000美元，如果被纳入道琼斯指数权重可能太大。道琼斯指数寻求维持充分的行业代表，青睐那些声誉极佳、表现出持续增长特征并吸引大量投资者的公司，所以虽然有了124年的历史，道琼斯指数目前仍然是大家最关注的美股指数。 现在两会正在召开，很多代表提出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意见以及改革措施。上周五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考虑到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一季度经济面出现了6.8%的负增长，今年全年不设经济增长目标，这引起了一部分投资者担忧，实际上今年不设盈利增长目标，并不是不采取措施稳增长，而是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海外经济的大幅回落可能影响到出口贸易，所以今年不设硬性指标，但不代表不进行经济刺激。事实上今年实施新增1万亿的财政赤字，另外新增1万亿的特别国债来应对疫情的影响。今年不仅投资于如5G、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特高压等新基建的领域，而且会加大传统基建的建设。2019年是西部大开发20周年，现在重新将西部大开发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加大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可以提振经济增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根据规划，到2035年西部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和东部水平差不多，将会有大量基建投资。 近期关于中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能不能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话题引起了市场热议。今年财政赤字增加是确定的事实，可不可以让央行直接向财政进行透支，这是分歧最大的一点，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当前是否有必要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低，美国日本等国家赤字率都在6%以上，而中国的赤字率现在仍然是3-4%左右，即使今年新增了1万亿的财政赤字，赤字率也并不高，所以目前还没有必要进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根据过往的经验，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虽然减轻了财政的压力，但可能引发通胀预期再起，此外由于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政府的负债管控将会减少，可能会加大财政支出，所以对于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一定要谨慎。根据人民银行法，央行不能直接向政府进行财政透支，所以从法制角度来看也不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现在欧美普遍实施了放水的政策，如美国、欧洲、日本、英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零利率、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相当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央行的资产规模也大幅度扩张，甚至是开着直升机撒钱。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出现传统货币理论预判的可能引发的恶性通胀，这说明了经济理论也是根据实践不断进化的。总的来说，我国当前并不具备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但将来如果经济下滑严重，甚至出现通缩的局面，我国赤字率上升到6%以上之后，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选项，但至少目前我认为还不到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 今年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在国内的疫情基本控制住，各地的复产复工有序开展，经济面也会逐步的复苏。但由于在疫情期间，很多商场、餐厅、工厂关门，确实影响到人们的收入，消费要想重新崛起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也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回升和消费的增长。所以今年从经济面来看，应该呈现出逐季回升的态势，但是回升的速度还是会受到一定约束，这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大盘维持震荡修复的行情，市场的机会更多的体现出结构性的机会，例如我一直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白酒、食品饮料、医药等消费白马股不断创出新高，而其他板块特别是业绩不佳的中小个股出现了较大的下跌，市场的结构性特征非常明显。这再次体现了价值投资的重要性，抓住业绩为王的主线，做好公司的股东，才能够应对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近期，关于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能否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财政）发行债券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此事直至关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其影响巨大而深刻，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出现激烈争论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所谓不辩不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表观点就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以理服人的态度，各种评论更需要避免“霸气发声”、“硬核怒怼”、“强力回呛”等刺激性字眼。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从理论上是否可行，现实中是否需要，实施中如何把握等方面认真梳理，其中至少需要关注和解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与发展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什么美、欧、日、英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走上了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子，而且在央行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有人称之为“疯狂大放水”、“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按照传统货币理论判断一定会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或滞涨，反而出现的是越来越僵化难改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在出现重大危机挑战时，及时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反而能更快地稳定住金融市场，避免真正酿成严重危机，而不实施这些举措的国家，反而会承受更大冲击和损失，其货币与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相比，不是升值，反而更加贬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确实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难以偿还，货币和政府信誉面临极大威胁的状况，其根本原因何在，是否真的是因为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赤字货币化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将贻害无穷，或者只有具备美元那样的全球霸主地位才能实施这些措施，并保持币值稳定吗？ 二、信用货币投放与运行的基本逻辑 突出变化及其深刻影响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除首先需要央行购买必要的价值储备物（主要是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增强货币的信誉及可接受度，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和稳定之外，为什么更多地依赖社会主体（企业、家庭、金融机构、政府等）以扩大对货币投放机构负债的方式进行投放，并使货币总量与质量更多地决定于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这种情况下，货币总量的扩大到底主要是由货币供给方（如央行）决定，还是更多地由货币需求方（负债人）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货币需求不足而引发的通货紧缩？如何确保社会负债的质量？ 为什么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财务约束和监管标准，由此形成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基本流程，央行原则上不会直接面向社会主体投放货币？这对货币政策传导有什么影响？ 货币投放社会后，除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一级市场的直接发售）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之外，又在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金融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货币）的占用。这对货币总量和社会物价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为什么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和货币投放，并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货币总量的增长也并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为什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必然会出现“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负债、高货币”的局面）？如果央行实施零利率，但依然难以推动社会主体扩大负债以支持投放消费和经济发展，甚至还面临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挑战，那又怎么办，货币政策还有发挥作用的工具和空间吗？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政策实践历程与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实施前，央行与财政是一体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金融问题，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强调央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目的仅仅是解决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吗？其实际执行中，真的是严格执行了吗（比如，财政对一家或几家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然后由央行全额购买或全额抵押贷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多少政府开支转嫁给了国有企业等社会组织）？如果存在隐性或变相赤字货币化，是否应该去伪存真、回归本质，并切实加强人大监督？ 这其中还要特别注意到，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控制的是非常好的，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将国有资源大量变现，在增加资源性收入后，又扩大投资，投资在加杠杆，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为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中国，推动资源快速升值、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和财政收支矛盾有关？如果这其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从2015年开始，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回落，但财政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的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随之快速扩大。2020年伊始，又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急需财政发挥更大的救助和刺激作用（国际上主要国家都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计划）。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很快进入需要央行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的状况，要不要客观理性地分析“现代货币理论”（MMT）与借鉴美欧日等国的做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自己的政策准备（包括对相关法规做出必要修改）？ 四、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应如何准确把握和有效运用 一般情况下，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要控制其直接参与到投融资和经济活动中。但如果央行货币投放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和气候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这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则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此时仍过度强调央行独立性，恐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一定是在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为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不得不从后台走上前台，直接扩大投资或进行社会救助的无奈选择。因此，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规政策举措，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政策举措，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速，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纪律约束、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控制。具体实施时，也需要仔细论证财政是否必须出手进行救助、如何使用以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财政需要负债的规模是多少、是否需要实施赤字货币化等（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公众号上5月10日发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问题，关键是财政开支是否合理有效”）。 所以，对赤字货币化，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既不应认为其理论上绝对不可能，或者目前法律还不许可，或者目前中国可能还无需使用，或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而简单粗暴地反对，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央行发行货币和财政发行债券都是依托国家信用（货币发行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进行的，依托的是以全社会财富为支撑的国家信用，而不是央行或政府自身的信用。政府发债只能基于其自身的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同于货币发行依托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基础），政府就可以没有规则、不加限制、无需还本付息地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应从理论和政策上认真梳理，明确原则、做好预案。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近期，关于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能否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财政）发行债券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此事直至关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其影响巨大而深刻，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出现激烈争论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所谓不辩不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表观点就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以理服人的态度，各种评论更需要避免“霸气发声”、“硬核怒怼”、“强力回呛”等刺激性字眼。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从理论上是否可行，现实中是否需要，实施中如何把握等方面认真梳理，其中至少需要关注和解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与发展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什么美、欧、日、英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走上了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子，而且在央行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有人称之为“疯狂大放水”、“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按照传统货币理论判断一定会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或滞涨，反而出现的是越来越僵化难改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在出现重大危机挑战时，及时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反而能更快地稳定住金融市场，避免真正酿成严重危机，而不实施这些举措的国家，反而会承受更大冲击和损失，其货币与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相比，不是升值，反而更加贬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确实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难以偿还，货币和政府信誉面临极大威胁的状况，其根本原因何在，是否真的是因为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赤字货币化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将贻害无穷，或者只有具备美元那样的全球霸主地位才能实施这些措施，并保持币值稳定吗？ 二、信用货币投放与运行的基本逻辑 突出变化及其深刻影响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除首先需要央行购买必要的价值储备物（主要是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增强货币的信誉及可接受度，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和稳定之外，为什么更多地依赖社会主体（企业、家庭、金融机构、政府等）以扩大对货币投放机构负债的方式进行投放，并使货币总量与质量更多地决定于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这种情况下，货币总量的扩大到底主要是由货币供给方（如央行）决定，还是更多地由货币需求方（负债人）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货币需求不足而引发的通货紧缩？如何确保社会负债的质量？ 为什么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财务约束和监管标准，由此形成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基本流程，央行原则上不会直接面向社会主体投放货币？这对货币政策传导有什么影响？ 货币投放社会后，除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一级市场的直接发售）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之外，又在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金融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货币）的占用。这对货币总量和社会物价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为什么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和货币投放，并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货币总量的增长也并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为什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必然会出现“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负债、高货币”的局面）？如果央行实施零利率，但依然难以推动社会主体扩大负债以支持投放消费和经济发展，甚至还面临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挑战，那又怎么办，货币政策还有发挥作用的工具和空间吗？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政策实践历程与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实施前，央行与财政是一体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金融问题，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强调央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目的仅仅是解决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吗？其实际执行中，真的是严格执行了吗（比如，财政对一家或几家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然后由央行全额购买或全额抵押贷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多少政府开支转嫁给了国有企业等社会组织）？如果存在隐性或变相赤字货币化，是否应该去伪存真、回归本质，并切实加强人大监督？ 这其中还要特别注意到，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控制的是非常好的，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将国有资源大量变现，在增加资源性收入后，又扩大投资，投资在加杠杆，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为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中国，推动资源快速升值、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和财政收支矛盾有关？如果这其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从2015年开始，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回落，但财政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的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随之快速扩大。2020年伊始，又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急需财政发挥更大的救助和刺激作用（国际上主要国家都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计划）。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很快进入需要央行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的状况，要不要客观理性地分析“现代货币理论”（MMT）与借鉴美欧日等国的做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自己的政策准备（包括对相关法规做出必要修改）？ 四、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应如何准确把握和有效运用 一般情况下，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要控制其直接参与到投融资和经济活动中。但如果央行货币投放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和气候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这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则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此时仍过度强调央行独立性，恐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一定是在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为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不得不从后台走上前台，直接扩大投资或进行社会救助的无奈选择。因此，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规政策举措，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政策举措，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速，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纪律约束、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控制。具体实施时，也需要仔细论证财政是否必须出手进行救助、如何使用以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财政需要负债的规模是多少、是否需要实施赤字货币化等（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公众号上5月10日发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问题，关键是财政开支是否合理有效”）。 所以，对赤字货币化，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既不应认为其理论上绝对不可能，或者目前法律还不许可，或者目前中国可能还无需使用，或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而简单粗暴地反对，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央行发行货币和财政发行债券都是依托国家信用（货币发行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进行的，依托的是以全社会财富为支撑的国家信用，而不是央行或政府自身的信用。政府发债只能基于其自身的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同于货币发行依托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基础），政府就可以没有规则、不加限制、无需还本付息地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应从理论和政策上认真梳理，明确原则、做好预案。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早在今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的重要判断，并首次在“六稳”之外提出了“六保”目标。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这引起了各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广泛讨论，包括财政赤字规模该多大、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等等。在“两会”之前，市场更是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激辩中国是否应该央行印钱给财政花，如特别国债直接向央行零利率发行。随着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应该说这些争论可以尘埃落地。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这就定调了今年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对冲疫情的经济损失，而非强行刺激。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次甚至都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在此背景下，《报告》亮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底牌。 一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预算赤字率都没有突破3%的红线。当然，这与发达国家动辄百分之一二十的赤字率仍不可同日而语，也与市场5%以上的高线预期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了中外民间储蓄率的差异，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冲而非刺激经济的基本立场。 本次，《报告》对于赤字率“3.6%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疫情冲击加大，政府应该可以走快捷程序，比方说经此次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可视情况提高赤字率，但不必兴师动众地再开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报告》还强调突破赤字率红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这向市场宣示了中国政府依然恪守财政纪律的基本态度。 二是前述1万亿新增赤字、1万亿特别国债，合计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同时，强调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今年前4个月，我国政府狭义财政赤字11463亿元，同比增长2.80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4.5%，支出下降2.7%。可见，前期赤字增加主要是通过减收而非扩支，故市场对下阶段扩大财政支出已有一定预期，只是对于财政的钱如何花存在较大分歧。现在看来，这部分钱将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由基层政府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出，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这有助于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将中央惠企利民的政策传导到企业家庭。 三是继续强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工作部署中提出，要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超过了去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的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直接补贴企业家庭的思路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中国方案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将受制于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自我修复的进程；外国方案有助于国家更多分担疫情损失，但可能滋生道德风险且产生较大的财政资源浪费，增加后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 不过，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报告》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部署，如：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等等。 为对冲海外疫情蔓延、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但《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关于推动消费回升，《报告》指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关于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报告》强调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总之，与上次危机应对时相比，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更注重普惠性、市场化，财政刺激的重要性降低。 《报告》通篇对货币政策着墨不多，这更加凸显了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报告》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此外，“两会”前夕，市场曾激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政府赤字率扩张不多、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市场挤出效应有限。即便按正方的观点，恐怕也不至于走到央行印钞为赤字融资的地步。这方面的争论应该可以暂告段落。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仍有空间。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早在今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的重要判断，并首次在“六稳”之外提出了“六保”目标。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这引起了各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广泛讨论，包括财政赤字规模该多大、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等等。在“两会”之前，市场更是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激辩中国是否应该央行印钱给财政花，如特别国债直接向央行零利率发行。随着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应该说这些争论可以尘埃落地。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这就定调了今年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对冲疫情的经济损失，而非强行刺激。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次甚至都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在此背景下，《报告》亮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底牌。 一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预算赤字率都没有突破3%的红线。当然，这与发达国家动辄百分之一二十的赤字率仍不可同日而语，也与市场5%以上的高线预期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了中外民间储蓄率的差异，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冲而非刺激经济的基本立场。 本次，《报告》对于赤字率“3.6%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疫情冲击加大，政府应该可以走快捷程序，比方说经此次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可视情况提高赤字率，但不必兴师动众地再开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报告》还强调突破赤字率红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这向市场宣示了中国政府依然恪守财政纪律的基本态度。 二是前述1万亿新增赤字、1万亿特别国债，合计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同时，强调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今年前4个月，我国政府狭义财政赤字11463亿元，同比增长2.80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4.5%，支出下降2.7%。可见，前期赤字增加主要是通过减收而非扩支，故市场对下阶段扩大财政支出已有一定预期，只是对于财政的钱如何花存在较大分歧。现在看来，这部分钱将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由基层政府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出，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这有助于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将中央惠企利民的政策传导到企业家庭。 三是继续强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工作部署中提出，要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超过了去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的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直接补贴企业家庭的思路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中国方案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将受制于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自我修复的进程；外国方案有助于国家更多分担疫情损失，但可能滋生道德风险且产生较大的财政资源浪费，增加后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 不过，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报告》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部署，如：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等等。 为对冲海外疫情蔓延、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但《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关于推动消费回升，《报告》指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关于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报告》强调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总之，与上次危机应对时相比，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更注重普惠性、市场化，财政刺激的重要性降低。 《报告》通篇对货币政策着墨不多，这更加凸显了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报告》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此外，“两会”前夕，市场曾激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政府赤字率扩张不多、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市场挤出效应有限。即便按正方的观点，恐怕也不至于走到央行印钞为赤字融资的地步。这方面的争论应该可以暂告段落。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仍有空间。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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