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股债双跌，市场主要是担心央行政策急转弯，过度收紧流动性。具体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天早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收回780亿元资金，在最近三周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扬接近2.8%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交易所隔夜利率GC001一度超过6%，加权平均值升至4.4630%，R007和DR007这两天也都超过3.0%。二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马骏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未来这种情况是否会加剧，取决于今年货币政策要不要进行适度转向。” 马骏博士的风险提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其身份之外，时点恰好是在市场信心已经非常脆弱的时候。市场近来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已经酝酿了几周。A股和港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之后，投机心态不断加重，投资者必然担心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为防止泡沫而采取一些措施，因此已经有些风声鹤唳。DR007不断上行，表明银行间流动性日趋紧张。而此时央行还回收长期资金，1月份通过MLF/TMLF到期但仅部分续做而净回收405亿元人民币。本周二在有800亿元OMO资金到期的情况下央行几乎没有展期，这就好比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我相信我国经济因为疫情再度恶化还在面临一些风险，因此即使最近股市火爆，货币政策突然转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市场对此的惊恐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几位最主要操盘者已有直接清晰的表述。去年 11月6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就指出“疫情特殊时期的政策不能长期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则表示“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在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是要“转弯”的，二是这个“转弯”的幅度是温和的，且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而央行行长易纲在前天的达沃斯论坛上则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会避免政策悬崖，但也会关注风险”。我相信这几位讲的都是大实话。宽松之后，政策调整是必需；但疫情之下，调整的步伐是温和的，节奏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控的。其实，马骏博士虽然提示了风险，在同一个采访中也认为“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 但问题来了。市场流动性为什么紧张？为什么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行？是央行故意要收紧流动性供给以此来给市场降温吗？我认为，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因为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其他一些特殊因素导致短期内流动性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忽视或低估某些因素，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就会出现力度不足，导致银行间利率的过度波动。央行应该加大力度研究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境内流动性管理问题，从而改进公开市场操作。当前金融结构下，一定程度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不可避免，甚至有些必要。但央行还是要避免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过大的波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央行或许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抑制股市地产泡沫，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种做法往往效果有限，但成本很高，伤及实体经济。 先谈一下市场流动性为何紧张。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相比往年，最近一段时间流动性紧张既有特殊的供给因素，又有特殊的需求因素。有些与地产和股市有关，有些则无关。 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最近银行代客结汇快速上升。去年6月初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底反弹，11月初因为欧美二次疫情和美国大选等因素，人民币再度快速升值，前后共升值约10%，到12月时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已经较为强烈。去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强劲，而因为原油价格暴跌和出境游中止等因素，我国经常项目盈余急速上升，二季度和三季度经常项目盈余暴增至1102亿美元和92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四季度有可能更高。实际上，在12月前，企业和家庭结汇意愿并不强，银行的外汇存款持续上升。但到12月时，外汇存款下降16亿美元，结汇突然上升，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跃升到652亿美元，而在11月还只有35亿美元。有人可能会问，银行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给居民，只要居民不取现，人民币不是还在银行里面吗？这个说法没错，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存款准备金这个因素。以去年12月为例，652亿美元的结售汇顺差会将424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的超额储备转户转到居民存款账户，若以9.4%的平均存准率来计算，即使不考虑任何取现，也会实际减少398亿元人民币的银行间流动性。可以预见，今年1月份结汇数字可能更高，因此有可能会有更多流动性被冻结。 有人可能还会问，以前居民结汇增加的时候，直觉上人民币流动性是上升而非下降的。事实确实如此，但今非昔比。这里的关键在于央行是否从商行购汇。以往商行代客结售汇后，转手就把顺差卖给央行来获取人民币。从这个渠道释放的人民币叫“央行外汇占款”，它曾经是我国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来源。但从2014年中期开始，随着资金流动方向的变化以及央行汇率机制的变革，这个渠道主要是回收而非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即使在经常项目盈余高企、人民币升值的2020年下半年，央行还是坚持了不干预政策。2020年全年央行卖出外汇回收了1009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去年12月回收了329亿元人民币。央行在去年12月收回人民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裕，DR007在12月中旬一度掉到1.6%左右。 二是大量资金通过港股通南下投资港股。美国大选之后，国际投资者认为投资中国股市的风险降低，加上中国经济表现优异，因此境外资金开始再度看好港股。另一方面，在A股多日上涨之后，最近港股被越来越多的境内投资者认为是价值洼地。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5日，恒生指数上涨1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9%，吸引众多境内资金通过港股通渠道投资港股。 根据我们的统计，扣除陆股通北上资金之后，因为沪深港通净流出到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在去年三季度是1774亿元人民币，四季度是571亿元人民币，而在今年1月的前26天就高达1758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港股通交易是以港币计价，但以人民币结算的，如果经过港股通净购入港股的资金超出通过陆股通净购入A股的资金，人民币就会流入香港，减少境内人民币的供给。 三是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境内人民币流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11-2014年的人民币国际化初期是比较严重的，那几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海外对人民币需求强劲，人民币跨境贸易付收比在1.4到2.6之间。以付收比2为例，我国在跨境贸易中每支付2元人民币，只回收1元，另外1元就是净流出，在海外沉淀下来了，形成了一些境外的人民币资金中心。这中间最大的就是香港，其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010年底的3149亿元人民币一直涨到2014年底的一万亿元。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讲，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流出是一件好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但从境内流动性的管理来讲，需要及时调整来应对人民币的流出，以免造成境内人民币流动性过于紧张的局面。 2015年由于人民币贬值，付收比掉到0.85，但之后又回升至1.4左右，2019年稍回落至1.3。2020数据尚未公布，但由于最近人民币升值预期快速上升，付收比必然会显著提高，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流出的规模必然上升，会给国内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上几类特殊因素加总起来，在边际上对近期银行间流动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央行内部对短期内的人民币流动性供需肯定有其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但不排除在特定时间内，因为情况的变化，低估乃至忽视某些因素对银行间流动性的影响。央行或许需要改进其模型，必要时应根据新情况来调整流动性供给，从而平抑银行间市场利率，避免其过度波动而扰乱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接下来讨论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房地产泡沫。我认为这个猜测比较牵强。首先，由于措施得当、未雨绸缪，本轮宽松政策并没有大规模刺激房地产行业，当前房地产泡沫并不严重。根据百城房价指数，2020年我国房价平均上涨3.3%，涨幅显著低于之前四年，尤其是2016年的12.2%和2017年的13.4%。如果说有泡沫，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发生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背后原因复杂，既反映了某些中长期因素，也和疫情及学区房政策等因素相关，绝非单纯由所谓的流动性泛滥所推动。其次，中央已经找到更为合理的抑制地产泡沫的方法。去年疫情之下中央在制定宽松政策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没有像之前那样在需要拉动经济时大幅刺激房地产行业，反而是先推出“三道红线”，控制重点房企融资需求；接着央行与银保监会在去年底联合出台通知，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划分五档，分档设定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的“两道红线”，旨在从资金供给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限制。在“五道红线”的紧箍咒之下，通过调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地产泡沫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最后，从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来看，通过紧缩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做法对抑制房地产泡沫效果不大，但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副作用可能很大。比如2013年6月的“钱荒”之后，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百城房价指数同比增速由当年5月的6.9% 一路上升到12月的11.5%。 那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利率来抑制股市泡沫，包括港股市场的泡沫？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操作框架确实也是全球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有趣课题。但我认为这个意图不强，这方面的操作难度非常高，我国央行不会轻易涉足，尤其是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下通过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和银行间利率来防止与抑制泡沫。即使涉足，效果未必理想，副作用可能会较大。 股价是否和银行间流动性直接相关呢？两者肯定有关系，但和房地产市场类似，股价的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简单画个R007和股价的图，就会发现相关性很弱，即使有，也很复杂。进一步来看，信贷增速和股价的相关系数要高很多，但在某些时段相关性也较弱。比方说，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社融同比增速已经在2020年10月见顶，但股市却在过去之后进入牛市。背后的原因既有强劲的经济复苏，也有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对中美摩擦降温的期待），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因素导致的市场预期的变化。然后我们发现，银行间市场利率和信贷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其实不强，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传导机制并不固定，需要仔细分析。国际上主要央行之所以没有正式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他们的调控目标，关键是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极为复杂，货币条件只是其中的一环，有时甚至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环。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股市泡沫，有时效果可能显著，但也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误伤。央行是否能够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精准抑制股市泡沫，但又同时避免“急转弯”，从而保障经济在稳定运行？至少我认为这在操作上是极为困难的。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央行认为港股有泡沫，是否应通过某些货币政策操作来干预境内投资者的港股投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这些新问题会逐渐浮现出来，值得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研究。在现阶段，我认为还是选择不干预较好。除了上面讲的原因之外，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一国央行没有必要为了境外的股市波动而特意调整其境内的流动性。大部分货币政策（包括调节银行间流动性在内），因为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有影响，所以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能为了单一的市场而动用覆盖面很广的工具，更何况是境外的市场？ 这篇文章谈的是几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简而言之，我认为，今年央行等宏观调控与监管机构会谨慎行事，根据疫情等实际情况让货币政策逐渐回归中性，不会“急转弯”，市场没有必要对最近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而过于担忧，未来几周央行大概率会调整流动性供给，引导银行间资金利率下行至合理区间，比方说引导DR007回到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2.2%附近。央行或可进一步完善其短期流动性供需因素的分析框架，尤其是考虑到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所导致的短期人民币流动性的萎缩。在防范泡沫和控制杠杆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形，在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前提下，诸如“五道红线”等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优于无差别的控制银行间流动性。从过往的经验教训来看，短时间内过度收紧银行间流动性并不能真正解决杠杆和泡沫问题。
一、流动性拐点：反对者和赞同者共同的周期宿命 我们在2021年初提出“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引发市场广泛讨论，既有“谈流动性拐点为时尚早”“流动性拐点并未出现”等反对观点，也有“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流动性边际收敛”等赞同的观点。 但近期M2、社融回落，央行逆回购“地量”操作，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股票债券市场调整，验证“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一般来说，股债双涨是预期货币放松，股债双调是反应货币收紧。股债同向一般不可持续，最终会分化。 我感觉今年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和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带来的“流动性拐点”的幅度、分层及其影响，虽然市场还存在较大争议和迷茫，但这终将是反对者和赞同者共同的宿命。 作为一名老研究员，我记得以前也见过新发基金爆款、神话明星基金经理和分析师、额度疯抢、推啥啥涨、堵上国运、市梦率、互相壮胆之类的疯狂现象，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往事如烟，如梦亦如幻。只有对市场多一些敬畏，对人性多一些反思，对经济周期多一些理性，才可能走的更远。人生最难的不是战胜市场，是战胜自己。过往不恋，当下不负，未来不惧。 作为研究人员，还是多向市场传递理性专业的声音，共同推进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在别人恐慌的时候我更恐慌，在别人疯狂的时候我更疯狂”，研究要有“逆向思维”的勇气。虽然短期会承受一些压力，但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在2014年五年熊市之后市场一片悲观声中提出“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5月市场一片疯狂之中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我理性了市场疯了”。在2019年初市场弥漫“洗洗睡”“离场论”之际鲜明提出“否极泰来”，2020年初倡导“新基建”（新能源汽车、5G等），在2021年初判断“流动性拐点”。差强人意。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2020年四季度中国GDP实际增速6.5%，经济向潜在增长率回归。2020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2.3%，预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四个季度GDP实际增速分别为-6.8%、3.2%、4.9%、6.5%，逐步向潜在增长率回归。 2020年11月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抬头。海外维持宽松政策环境叠加疫苗大面积普及仍需时间，带动供需缺口维持高位，国内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大宗商品价格环比加速上涨。11、12月PPI环比增速分别加快至0.5%、1.1%，同比增速回升至-1.5%、-0.4%。 资产价格结构性泡沫化，上海、深圳、杭州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快上涨，股市“抱团”推升估值，推升广义通胀。2020年4-12月，上证综指、沪深300累计涨幅分别达到27%、42%，2021年1月多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成交金额超万亿元，A股市场抱团白马股为代表的核心资产，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行。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三、逆周期退出：货币政策转向“稳货币+紧信用” 伴随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通胀预期抬头，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货币政策转向“稳货币+紧信用”组合，流动性拐点出现。1）2020年初至4月，“宽货币+宽信用”。货币政策处于超宽松时期，央行大幅降准降息，宽货币带动信贷、企业债大幅增长，成为支撑社融的主力。2）2020年5月至11月，“稳货币+宽信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性“不缺不溢”，宽财政取代宽货币，政府债券放量成为支持信用扩张的主力。3）年末至2021年，“稳货币+紧信用”。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流动性维持紧平衡，量缩价平，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1月至2021年初，由于信用风险事件冲击、人民币快速升值、同业存单利率持续上行，央行开启一轮短暂的宽松小周期。但近期上海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股市火热、金融机构杠杆率抬升，货币政策再次边际收紧，可以理解为对前期的宽松状态“纠偏”，对加杠杆行为的敲打，对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的抑制，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1月以来，央行维持20-100亿元的逆回购“地量”操作，截至1月28日累计净回笼资金2740亿元，MLF同样缩量续作，资金面明显转紧。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1月27日DR007、R007分别上行破3%、4%。债市大跌，股市回调，1月28日上证综指、创业板指分别收跌2%、3.6%。 总量来看，2021年，狭义流动性层面，预计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状态，整体缩量操作。广义流动性层面，伴随经济恢复，货币财政政策回归常态，政府信用扩张放缓，金融监管加强，社融、M2增速将逐步回落，向名义GDP增速回归，信用周期进入下行阶段。 结构来看，2021年，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三大方向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M2增速已经开始回落，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2020年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流动性拐点进一步确认。 同时，2020年5月以来，尽管政策利率保持稳定，但伴随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总量宽松政策在数量层面退出，市场利率已经在逐步提升，债券市场利率较2020年4月低点大幅上行，回升至2019年水平。 四、“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逐步到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2021年，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周期回补，海外宽松环境延续，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风险仍大，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其一，全球疫情严重，美国新增确诊仍在持续上升。其二，国内逆周期政策退出，地产、基建投资面临放缓压力。其三，下半年伴随疫苗推广、海外供需缺口逐步收窄，出口高增的支撑力下降。其四，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 物价温和但不具备严重通胀的基础。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2021年，海外宽松环境延续、供需缺口仍大、库存周期回补，但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地产基建投资面临放缓压力。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意味着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政策回归正常化但尚不具备收紧条件，大概率继续保持稳健中性。 货币政策精准导向直达实体，结构性收紧与结构性宽松并存。去年末两项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延期，监管强调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货币政策精准导向，意味着在收紧地产、地方债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年末以来，广义流动性拐点出现，但结构性信用扩张仍在继续，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增长，企业贷款利率继续下降。1）2020年12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新增信贷比重维持44%的高位水平。2）2020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5.2%，比上年高20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14个月上升。3）2020年末，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较上年末下降0.51个百分点，较9月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五、海外维持宽松，全球流动性拐点尚未到来 海外疫情仍然严峻，疫苗大规模普及尚需时日，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较大。2021年，制造业补库存、地产销售有望维持景气、财政刺激等因素共同拉动下，海外经济复苏是主基调，但多重风险仍存。其一，海外疫情仍然严重，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维持高位。其二，受疫苗供给、接种速度、民众接种意愿等因素制约，疫苗大规模普及仍需时间。其三，受制于疫情严峻、政府封锁政策再度强化，去年末以来欧美国家经济活动指数再度回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就业市场依然严峻。 2021年美国进入再通胀通道。2020年，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大幅宽松，但货币超发并未引发通胀大幅上行，股市房市吸收过剩流动性、中国供给恢复填补美国供需缺口、服务消费低迷是拖累通胀的主要原因。2021年，美国制造业补库存、地产维持景气，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疫苗普及、拜登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服务消费恢复，拉动服务通胀回升。 但多重因素制约下，预计通胀上行短期内难以掣肘宽松政策。1）新的平均通胀目标制框架下，美联储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进一步提高，更加关注经济基本面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恢复情况。2）海外疫情仍在加剧、疫苗推广仍需时间效果尚待检验、就业形势仍然严峻，经济基本面尚不支持宽松政策的退出。3）财政刺激政策的出台，要求货币政策加强配合，将长端利率维持在低位水平。4）下半年伴随新兴经济体疫苗逐步普及，供需缺口将明显收窄，通胀压力较上半年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低基数下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拉动的通胀上行，终端需求长期低迷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更值得关注。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主要导致资产通胀，表现为股市长牛、房价大涨，而发达国家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低位水平。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严峻，全球有效需求低迷，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提高供给端效率、降低供给端成本，共同抑制通胀上行。另一方面，资产市场和债务市场越来越多地吸纳剩余流动性，实体通缩，资产价格通胀。而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又进一步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抑制消费和通胀，并引发民粹主义。 海外货币财政政策维持宽松，全球流动性拐点可能滞后于中国流动性拐点。 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继续维持低利率宽松货币环境，助力经济恢复。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大幅宽松，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1）2020年12月美联储表示，继续购债直到对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2）1月15日鲍威尔称，如果没有看到令人不安的通胀和失衡，美联储将不会加息，同时缩减购债力度时将提前与市场沟通。3）1月议息会议中，美联储强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维持低利率政策和每月购债规模不变。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继续维持低利率环境，年中通胀抬升或一定程度上对下半年美联储扩表节奏构成制约，但总体而言2021年货币宽松政策尚未转向。 2021年美国将继续维持扩张型财政政策，拜登上台、民主党横扫国会、耶伦出任财政部长，财政刺激政策推行阻力减小。2020年，美国推出多轮财政刺激政策，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大幅抬升。2021年，美国将继续维持财政扩张政策。1）拜登当选总统，加强疫情防控、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是其短期内的核心任务，2021年初已提出1.9万亿美元的新一轮方案刺激方案。2）民主党横扫国会，控制参众两院，拜登政策推行的阻力明显减小，政策落地概率提高。3）曾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出任财政部长，有助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同。 事实上，截至2020年年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仍在继续扩张，M2增速维持在20%以上的历史高位。2021年，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大概率继续维持宽松，助力经济恢复，全球流动性拐点尚未到来。 六、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七、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九、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主动投放工具”和“外汇占款”。2015年之前，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而在2015年之后，人民银行则主要通过国内主动投放流动性工具来向市场放钱。 随着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进入再循环，中国香港同中国大陆一道，见证了外需对经常账户顺差的明显带动。香港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张带来了香港外汇储备的上升，外汇占款的更大量投放，并大幅推升了香港基础货币的结余量。而香港基础货币结余量的上升则有利于港股走强。 发生在中国香港的故事大概率会在中国大陆重演——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将进入上升通道，带来外汇占款的更大量发放。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在全球再循环的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正在潮起的外汇占款。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再循环”状态。疫情爆发之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明显刺激了经济总需求。同时，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活动仍受疫情影响而显著弱于正常水平。因此，其需求扩张与我国已恢复正常的产能所结合，带动了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明显增长。这便是笔者在2020年11月发布的《全球再循环》一文中所阐述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再循环逻辑。考虑到全球经济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强力需求刺激政策中，全球总需求将在疫情逐步受控后继续明显扩张，全球再循环会有相当强的持续性——至少持续到美国宽松政策退出之时。把中国当前旺盛的出口仅仅归结于订单转移（产能受疫情影响国家的订单转移到中国），将低估外需对中国经济拉动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图表 1） 不能用老眼光来分析已进入再循环的中国经济。在2020年12月发布的《全球再循环的资产价格含义》一文中，笔者曾论述：“随着全球再循环的启动，过去十年的经济分析框架不再完全适用于2021年——国内刺激政策退出的同时，中国经济将在外需拉动下迎来较为持续的复苏。”用过去十年的老眼光来看待再循环中的世界经济，将不仅仅误读实体经济，还会导致在货币金融分析中的偏颇。在全球再循环的大背景下，需要关注到外需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 2015年之后，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国内主动投放流动性工具来向市场放钱。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主动投放工具”和“外汇占款”。主动投放是指人民银行通过各种手段借钱给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获得人民银行借出的资金，并同时增加对人民银行的负债。近些年来央行时常使用的逆回购、MLF、PSL等工具，本质上都是人民银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属于国内主动投放流动性的工具。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向金融市场投放流动性几乎都通过国内主动投放工具进行，从而使得市场人士对MLF、PSL等一系列英文字母缩写相当敏感。 外汇占款是央行投放流动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不过，人民银行的流动性投放并不总是通过国内主动投放工具来进行，外汇占款是另一条可选的路径。所谓外汇占款，是中央银行为购买外国资产而发行的本币。央行买入的外国资产将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当一个国家有较大贸易顺差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有较大规模的外汇流入——出口的顺差会换回等值的外汇。由于外汇流入本国之后无法直接使用，持有外汇的居民和企业有把外币换成本币的需求。换汇行为会推升市场上对本币的需求，从而给本币带来升值压力。如果本国央行不希望本币过度升值，就得在市场上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这里卖出的本币就是外汇占款。当然，央行也可以选择不发放外汇占款，但那样将会带来本币的快速升值。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外汇占款的发放相对被动。与“主动投放工具”不同，央行在外汇占款的发放上是相对被动的。一方面，外汇占款不是央行想发就能发的。要向经济发放外汇占款，前提是经济中居民、企业拥有外汇，且愿意把外汇换成本币。如果经济中没多少外汇，央行想买外汇也买不到，外汇占款自然发不出去。另一方面，外汇占款也不是央行想不发就能不发的。理论上，不管经济中外汇有多少，外币换本币的需求有多强，央行都可以将其无视。但那样一来，本币将因为供不应求而有很强的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往往是央行不愿看见的（想想本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打击）。因此，当外汇大量流入，经济中用外币兑换本币的需求很强的时候，央行往往只能被动地发放外汇占款。 2015年之前，外汇占款才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在2015年之前，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换回了大量外汇。此外，当时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使得海外资本大量流入国内（俗称的“热钱流入”）。面对这样的情况，人民银行每年都要大量买入外汇，同时放出大量外汇占款。由于当时外汇占款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人民银行头疼的反倒是如何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冲销外汇占款，以防止金融市场因外汇占款的发放而流动性泛滥。但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贬值预期陡然升温，国内资本流出压力明显增大。从那之后，我国外汇储备进入了下行通道，人民银行反而需要卖出外汇，收回人民币，以满足市场中人民币换成外汇的需求。从那之后，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发放规模就一直很小，因而才需要利用各种主动投放工具来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图表 2） 全球再循环中，中国香港随同中国大陆一道，见证了外需对经常账户顺差的明显带动。通过外汇占款这一途径，央行的货币政策与一个经济体的国际收支联系了起来。贸易顺差国（经常账户顺差国）通常会有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总需求在宽松政策推动下走强，且其他国家生产活动受疫情负面影响，这使得我国出口明显扩张，令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从2020年2季度开始明显走高。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商品出口的一个重要通道，其经常账户顺差也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明显扩大，并在2020年3季度创下了十多年来的新高。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经常账户顺差的明显放大会对两地流动性带来影响。（图表 3） 香港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张带来了香港外汇储备的上升，并大幅推升了香港基础货币的结余量。在中国香港，经常账户顺差扩张给本地带来了更多外汇。香港与美国之间实行的是“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香港货币当局有义务维持港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因此，在更多外汇来到香港的同时，香港货币当局需要买入美元，放出外汇占款来抑制港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这样一来，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张就自然演变成了外汇储备的上升，以及因为外汇占款增加而来的更多基础货币投放。2020年下半年，香港基础货币结余量大幅攀升，并在2020年底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图表 4） 香港基础货币结余量的上升有利于港股走强。通常来说，基础货币越多，金融市场流动性越充裕，金融资产价格越高。香港的历史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基础货币上升一般伴随着恒生指数的上扬。过去十年中唯一的例外是2015年——当时香港的基础货币结余量虽然明显上升，但港股受A股“股灾”的影响却明显走低。进入2021年，全球股市都在同步走强，没有像2015年A股“股灾”那样极端外部负面影响的拖累，恒生指数更容易受香港基础货币增加的带动而走强。（图表 5） 当前，港股与A股和美股的比价都处在低位，有利于港股在流动性推动下的上扬。尽管流动性只是决定股价的一个因素。但是，考虑到当前港股恒生指数相比A股上证综指和美股标普500指数的比价都处在较低水平，基础货币增加对港股的推动作用会更容易体现出来。（图表 6） 发生在中国香港的故事也大概率会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将进入上升通道，带来更多外汇占款的发放。从经常账户顺差扩张到外汇占款增加的逻辑链条已经在香港显现。这条逻辑链条也应该在中国大陆浮现。事实上，在2020年下半年，大陆居民和企业在银行的外汇存款规模就已经明显上升。但居民和企业外汇存款的增加尚未传导至我国外汇储备。直到2020年底，我国外储的增速都处在低位。这一方面可能是居民和企业结汇的意愿不强所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人民银行在有意控制结汇规模（也就是外汇占款的发放规模）。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如果民间外汇存款持续增加，而人民银行又主动压低外汇占款的规模，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会越来越大。考虑到全球再循环对我国外需拉动的持续性，外汇流入我国应当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加大外汇占款发放，更快累积外汇储备是大概率事件。（图表 7） 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与外汇占款紧密相关的一个指标是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这个顺差反映了商业银行体系给居民和企业结汇的净额（银行从居民企业买入外汇的数量减去银行卖给居民企业的外汇数量）。由于商业银行自身持有外汇的能力和意愿有限（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并不能帮助其开展人民币业务），所以结售汇顺差最终会由人民银行接盘，变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外汇占款的发放。2020年12月，商业银行结售汇顺差规模陡然上升，创出了2014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一项却小幅下降。但从过去经验来看，这二者不可能长期显著背离。展望未来，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图表 8） 全球再循环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流动性正在潮起外汇占款。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主要靠逆回购、MLF等主动投放工具来实现。这使得投资者们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了央行各类主动流动性投放工具的使用上。但随着全球在疫情之后进入再循环，我国出口走强、贸易顺差扩张、国内外储上升、外汇占款增加的局面正在重新浮现。在外汇占款逐步涨潮的时候，国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状况应该不会太差。（完）
近期流动性的紧张，与公开市场回笼、短端交易拥堵等有关，银行不缺“长钱”。信用收缩下，流动性不具备持续收紧基础，短期紧张或趋于缓和、但难明显松。 一问：近期流动性为什么突然非常紧？资金持续回笼、杠杆交易放大短端波动 近期的流动性紧张，表现为短端利率的大幅跳升，而非银行缺“长钱”。1月中旬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上涨，尤其是短端利率上升较快，DR001接连突破2%和3%，远超过7天逆回购利率的2.2%；R001和GC001上涨更快，分别达到4.2%和6.4%。同时，存单利率有所上涨、但幅度相对较小，存单净融资也未明显放量，一定程度反映银行并不缺“长钱”，2020年底超储率已回升至2.3%附近。 短端利率的大幅变化，与公开市场持续回笼、市场对货币收紧担忧等有关；机构杠杆行为带来的交易拥堵，放大了短端利率的波动。财政缴税因素消退后，央行连续回笼资金，加之近期关于货币与资产泡沫的部分观点，引发大家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而前期极度宽松下，机构“滚隔夜”加杠杆行为增多，银行隔夜质押回购成交占比接近87%，使得隔夜交易非常拥堵、对短端利率变化更加敏感。 二问：流动性变化背后，货币政策思路？短期避免资产泡沫，中期思路未变 流动性环境边际变紧，主要缘于信用风险影响逐步缓和下，央行回收流动性，避免过于宽松带来资产泡沫。前期流动性环境极为宽松，主要为了缓解信用违约的冲击；而央行通过MLF、窗口指导等引导市场预期，并没有明显宽松加码操作。流动性宽松“呵护”下，1月信用债净融资达4000亿元、创近11个月来新高；同时，机构杠杆行为增多、资金空转迹象显现等，使得流动性回笼的迫切性上升。 市场结构和货币传导机制变化下，应跳出传统框架理解货币政策；公开市场重要性凸显，“量”根据短期需要调整，“价”的中期信号意义更强。银行与非银同业往来的增多、非银影响增强，使得流动性分层加剧、资金波动容易被放大；而货币供应方式和传导机制变化下，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短期“量”变是市场需求和政策调控平衡的结果，而“价”层面并没有释放货币收紧的信号。 三问：流动性环境，未来将如何演绎？不具备持续收紧基础，但短期难明显松 信用收缩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具备持续收紧的基础，否则实体融资受到的冲击较大。伴随政策“退潮”，信用环境已进入收缩通道；如果流动性持续紧张，可能会加速实体融资收缩、债务风险暴露。同时，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及贷款展期、信用债等集中到期，决定了货币政策不能“急转弯”。短期流动性波动，并没有改变全年“宽货币”和“紧信用”搭配，近期央行也明确强调要防止信用收缩。 随着月底财政资金投放等，流动性紧张局面或有所缓和，但经济景气高位、通胀预期升温等，使得货币流动性环境短期难明显松。经验显示，1月财政缴税后，财政资金投放增多，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一般在1季度、1月底居多；随着春节临近，央行也会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等稳定流动性，叠加春节就地过年增多、取现压力下降，预计流动性紧张局面或趋于缓和，但较难回到前期极为宽松的情况。 风险提示：金融风险加速释放，及监管升级。 报告正文 一问：近期，流动性为什么突然非常紧？ 近期的流动性紧张，表现为短端利率的大幅跳升，而非银行缺“长钱”。1月中旬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上涨，尤其是短端利率上升较快，DR001接连突破2%和3%，远超过7天逆回购利率的2.2%；R001和GC001上涨更快，分别达到4.2%和6.4%。同时，存单利率有所上涨、但仍在MLF利率附近，存单净融资也没有明显放量，一定程度反映银行并不缺“长钱”，我们推算的2020年底超储率在2.3%附近。 短端利率的大幅变化，与公开市场持续回笼、市场对货币收紧担忧等因素有关。1月中旬，货币市场利率开始明显上涨，与财政缴税临近等有关，央行加大逆回购投放来缓解资金压力。缴税因素消退后，央行连续回笼资金，加之近期关于货币与资产泡沫的部分观点，引发大家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货币市场利率继续上涨。 机构“滚隔夜”杠杆行为带来的交易拥堵，放大了短端利率的波动。2020年11月中旬，流动性开始明显转向宽松，机构“滚隔夜”加杠杆行为增多；银行间质押回购隔夜成交占比，由2020年10月的81.7%上升至2021年1月的86.7%，截至1月27日，隔夜质押成交规模已接近65万亿元、较2020年1月增长35%。“滚隔夜”杠杆加足下，机构行为对短端利率变化更加敏感，大行融出减少进一步加大资金波动。 二问：流动性变化背后，货币政策思路？ 前期流动性环境极为宽松，主要为了缓解信用违约的冲击；而央行通过MLF、窗口指导等引导市场预期，并没有明显宽松加码操作。2020年11月永煤违约后，货币市场流动性一度非常紧张，信用债融资断崖式下滑；央行通过MLF投放、指导大行资金融出等，引导流动性转向宽松。尤其是11月和12月交易所资金融出增多，明显缓解了非银机构流动性压力，而逆回购和MLF净投放与9月、10月基本相当。 随着信用风险的影响逐步缓和，央行开始部分回收流动性，避免过于宽松环境带来资产泡沫等。流动性宽松“呵护”下，信用债融资逐步修复，1月净融资规模达4000亿元、创近11个月来新高；同时，机构杠杆行为增多、资金空转迹象显现等，使得流动性回归常态的迫切性上升。类似包商事件和疫情冲击后，央行通过减少公开市场投放等方式回笼资金，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回归利率走廊附近波动。 货币传导机制和市场结构变化下，应跳出传统框架理解货币政策；公开市场重要性凸显，“量”根据短期需要调整，“价”的中期信号意义更强。银行与非银同业往来的增多、非银影响增强，使得流动性分层加剧、资金波动容易被放大；而货币供应方式和传导机制变化下，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短期“量”变是市场需求和政策调控平衡的结果，而“价”层面并没有释放货币收紧的信号。 三问：流动性环境，未来将如何演绎？ 信用收缩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具备持续收紧的基础，否则实体融资受到的冲击较大。伴随政策“退潮”，信用环境已进入收缩通道；如果流动性持续紧张，可能会加速实体融资收缩、债务风险暴露。同时，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及贷款展期、信用债等集中到期，决定了货币政策不能“急转弯”。短期流动性波动，并没有改变全年“宽货币”和“紧信用”搭配，近期央行也明确强调要防止信用收缩。 随着月底财政资金投放等，流动性紧张局面或有所缓和，但经济景气高位、通胀预期升温等，使得货币流动性环境短期难明显松。经验显示，1月财政缴税后，财政资金投放增多，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一般在1季度、1月底居多；随着春节临近，央行也会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等稳定流动性，叠加春节就地过年增多、取现压力下降，预计流动性紧张局面或将趋于缓和。但是，内需景气处于高位、生产活动强劲，决定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松的基础；同时，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加快下，外需加快修复，带动国内输入型通胀预期升温，也使得货币流动性环境短期难明显松。 对债市而言，长端利率债配置价值逐步修复；但流动性收敛过程中，短期交易操作难度较大。近期债市调整，推动长端利率债配置价值修复，为稳定资金提供配置机会；伴随信用收缩影响逐步显现、国内需求见顶回落，经济基本面对债市支持显现，长端利率或重回下行通道，维持10年国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的判断。但短期交易难度较大，建议等待央行操作和流动性平稳的确认。 研究结论 （1）近期的流动性紧张，表现为短端利率的大幅跳升，而非银行缺“长钱”。1月中旬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上涨，尤其是短端利率上升较快，DR001接连突破2%和3%，远超过7天逆回购利率的2.2%；R001和GC001上涨更快，分别达到4.2%和6.4%。同时，存单利率有所上涨、但幅度相对较小，存单净融资也未明显放量，一定程度反映银行并不缺“长钱”，2020年底超储率已回升至2.3%附近。 （2）短端利率的大幅变化，与公开市场持续回笼、市场对货币收紧担忧等有关；机构杠杆行为带来的交易拥堵，放大了短端利率的波动。财政缴税因素消退后，央行连续回笼资金，加之近期关于货币与资产泡沫的部分观点，引发大家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忧。而前期极度宽松下，机构“滚隔夜”加杠杆行为增多，银行隔夜质押回购成交占比接近87%，使得隔夜交易非常拥堵、对短端利率变化更加敏感。 （3）流动性环境边际变紧，主要缘于信用风险影响逐步缓和下，央行回收流动性，避免过于宽松带来资产泡沫。前期流动性环境极为宽松，主要为了缓解信用违约的冲击；而央行通过MLF、窗口指导等引导市场预期，并没有明显宽松加码操作。流动性宽松“呵护”下，1月信用债净融资达4000亿元、创近11个月来新高；同时，机构杠杆行为增多、资金空转迹象显现等，使得流动性回笼的迫切性上升。 （4）市场结构和货币传导机制变化下，应跳出传统框架理解货币政策；公开市场重要性凸显，“量”根据短期需要调整，“价”的中期信号意义更强。银行与非银同业往来的增多、非银影响增强，使得流动性分层加剧、资金波动容易被放大；而货币供应方式和传导机制变化下，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短期“量”变是市场需求和政策调控平衡的结果，而“价”层面并没有释放货币收紧的信号。 （5）信用收缩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具备持续收紧的基础，否则实体融资受到的冲击较大。伴随政策“退潮”，信用环境已进入收缩通道；如果流动性持续紧张，可能会加速实体融资收缩、债务风险暴露。同时，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及贷款展期、信用债等集中到期，决定了货币政策不能“急转弯”。短期流动性波动，并没有改变全年“宽货币”和“紧信用”搭配，近期央行也明确强调要防止信用收缩。 （6）随着月底财政资金投放等，流动性紧张局面或有所缓和，但经济景气高位、通胀预期升温等，使得货币流动性环境短期难明显松。经验显示，1月财政缴税后，财政资金投放增多，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一般在1季度、1月底居多；随着春节临近，央行也会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等稳定流动性，叠加春节就地过年增多、取现压力下降，预计流动性紧张局面或趋于缓和，但较难回到前期极为宽松的情况。
分析人士表示，操作放量、品种增加、期限拉长，三大变化释放央行加大跨年流动性投放的清晰信号。岁末年初，流动性有央行和财政资金投放“双保险”托底，“两节”前后流动性总体无忧。 12月21日，央行逆回购操作大举放量，且14天期逆回购现身。股债市场同步上涨。 分析人士表示，操作放量、品种增加、期限拉长，三大变化释放央行加大跨年流动性投放的清晰信号。岁末年初，流动性有央行和财政资金投放“双保险”托底，“两节”前后流动性总体无忧。 逆回购挑担 年底降准无望 为维护年末流动性平稳，央行21日开展11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包括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与前次持平；此外还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35%，与前次持平。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公开市场操作出现新变化。操作放量、品种增加、期限拉长，这三大变化释放出央行加大跨年流动性投放力度的清晰信号。自12月9日以来，央行单日逆回购交易量均维持在200亿元及以内的“地量”，突然增加的操作量直观刻画了央行资金投放力度的加大。同时，时隔近3个月，14天期逆回购操作再现身，其中的政策含义不言而喻。以2020年为例，此前央行只在1月中下旬（春节前）、2月上旬、6月下旬（半年末前）、8月下旬及9月中下旬（三季度末前）开展过14天期逆回购，尤以春节前、季末前频率最高，凸显投放跨季跨节资金基本定位。此外，在此次逆回购操作组合中，14天期逆回购操作占大头。上述情况表明，央行正加大流动性尤其是跨年流动性投放。 实际上，跨年流动性投放大幕从本月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落地时就已开启。15日，央行开展9500亿元1年期MLF操作，较全月到期MLF多3500亿元。据机构分析，这次创纪录的MLF操作，除有助于缓解银行负债压力外，亦带有稳定年末流动性的考虑。 “相比MLF，重启14天期逆回购的动机更‘纯粹’。”有债券交易员认为，继央行开展大额MLF操作后，本周公开市场操作开始放量，表明央行跨年流动性投放大戏将迎来高潮，当然，这也意味着年底不再可能采取降准等举措。 “两节”前后流动性充裕 从2020年底到2021年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往往是资金面易出现波动和紧张的时段。今后两个月，“两节”因素将给流动性造成一定扰动。不过，据市场机构分析，后续流动性不太可能大幅偏离紧平衡的轨道。 年底流动性供给有央行和财政资金投放的“双保险”托底。谈及年底流动性供求面临的挑战，天风证券(行情601162,诊股)孙彬彬团队认为主要有两点：政府债净融资额超往年，银行负债端存压力。 Wind数据显示，12月以来国债和地方债发行总额已超8000亿元；本月有1.97万亿元同业存单到期，目前发行1.51万亿元，尚不及到期规模。从资金供给方看，天量MLF操作有备而来，加之逆回购交易放量，央行维稳年末流动性态度明确。年底还是传统财政资金集中投放时点。过去两年，12月财政存款均下降1万亿元以上。考虑到财政支出多集中于月底几日，在财政资金到位前，央行开展流动性投放可起到衔接作用。在央行支持与财政投放保障下，跨年资金面不会出现大波动。 在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地方看到机会，纷纷出台政策予以支持。 4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打造四个“100+”，即集聚100+创新企业、推出100+应用场景、打造100+品牌产品、突破100+关键技术。除指出无人工厂、远程办公、在线金融服务、新型移动出行等发展重点外，在保障措施方面，方案还要求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探索新型人才从业评价等。 9月，北京发布的《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强调，将北京市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化大都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到2022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到55%；突破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约束和政策瓶颈，建立数字贸易试验区等。11月，广东也就《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开始征求意见，提出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明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除了地方层面，中央各部门对新经济发展也有部署。比如，国务院此前发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政策举措支持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国家发改委日前也召开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要求加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精准施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构建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促进新经济守正创新 一方面，新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泉，应着力培育，助力新经济发展壮大，释放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新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比如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对监管的包容审慎要求越来越高；新经济对数据的应用涉及方方面面，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问题逐步凸显；新经济既可能让数据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加剧行业垄断…… 中金公司(行情601995,诊股)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要关注被数字鸿沟阻隔的群体，也要应对好由于新经济加剧市场竞争引发的贫富分化问题。比如，新的商业模式可能对相关传统行业造成冲击，带来线上线下模式收入分化。新经济也可能存在“赢者通吃”问题，加大收入差距。政府应扮演好制度建设者和社会兜底者的角色，让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跃洲建议，监管和规制需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同配合，对新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围绕互联网平台形成的生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行为及时跟进、认定并进行相应干预。 另外，新经济当中的隐私保护问题也值得关注。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监管部门要对数据链条进行梳理、科学分类，明确数据权属，从而对企业利用数据的行为进行监管。还要把数据运用、数据收集和完全以加工整理数据为基础的公司分开，启用专门数据监管机构发放牌照，使数据收集、运用、加工、整理、销售、服务成为专门业态，从现有大公司里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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