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抗疫”整体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济复苏成为当前最重要工作。逆周期宽松，则是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关键。然而，过去很多年，国内较为流行的看法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无节制”宽松放水”和货币超发，造成了高通胀和泡沫泛滥。受此影响，很多经济学者对宽松基本持否定和警惕态度，在这种舆论氛围下，逆周期调节工作的力度和效果已受到严重干扰。那么，海外央行“放水”力度如何？到底有没有产生预期中的高通胀或资产泡沫？厘清事实真相，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部世界，对于科学制定宏观政策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宽松决心和力度确实前所未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对抗危机和经济衰退，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央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危机初期，推出各种流动性救助计划，包括“定期拍卖计划（TAF）”，“一级交易商信用便利（PDCF）”，“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CSA）等近10个便利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些工具随着危机缓解而自动退出。 二是危机期间，各大央行快速将利率降至零附近。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2007-2009年分别降息500、325和525个基点，至0.25%、1%和0.5%。欧洲央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稍显克制，但在随后的2012年欧债危机中，最终也将基准利率降至零。 三是启动大规模量化宽松，即通过扩展央行资产负债表，在二级市场购买资产，主要是国债、机构债券和MBS，以及少量高信用等级公司债券。2007年至今，美、欧、日、英四个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布扩张695%、312%、483%和931%，四者合计扩张17.8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最新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超过去年GDP规模。 海外央行危机后之所以采取如此激进、果决的宽松措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推动。伯南克以研究1930年大萧条和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时期的货币政策见长。他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通货紧缩和“失去的数十年“，与日本货币当局在危机之初行动迟缓有关。日本90年代初泡沫破灭，到1997年还采取加税等紧缩措施。拖了十多年，直到2001年才推出量化宽松措施。伯南克认为，走出大萧条和避免通货紧缩的根本方法，就是在危机之初采取大胆宽松措施，走在市场曲线之前，为此甚至可以进行”直升机撒钱。2008年危机程度之严重，冲击之大，仅次于1930年大萧条，为伯南克政策实验提供了绝佳场景。在伯南克带领下，美联储和全球主要央行一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力度宽松和放水措施，以推动经济尽快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 但并未如预期产生通胀，西方仍饱受通缩压力 过去十年，西方国家CPI和PPI低于2007年危机前水平，普遍面临通胀不足（Disinflation）甚至通缩的风险（表1和表2）。2010年至今，美国CPI和PPI平均分别只有1.5%和1.4%，均明显低于2%通胀目标。欧元区和日本无论是CPI，还是PPI，均低于同期美国水平，面临较大通货紧缩压力。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正在为“菲利普斯曲线“消失而困惑，即为何低失业率无法推升通货膨胀至正常水平，甚至连温和通胀都没有。当我们持续批判西方放水导致高通胀时，西方央行正在为如何才能避免通缩而烦恼。7月29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疫情冲击下，美国核心通胀将持续维持在1%附近，美国面临“亚通缩（disinflation）”压力，所以会竭尽所能对抗通缩。 大放水也未能推升经济增长。2010-2019年，美、欧、日实际GDP增速平均为2.3%、1.4%和1.3%，均低于2000-2007年危机前的2.7%、1.5%和2.2%的趋势水平。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低增长基本没有异议。劳伦斯．萨莫斯将过去十年的低增长称之为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有人提出当前经济正在进入”新平庸（New Medicore）“时代。 没有实体通胀，但有资产泡沫？ 最近，国内部分研究团队逐渐也看到了“放水并未在国内产生通胀”这一现象，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他们认为，货币超发既然无法推升实体通胀，那么就必然会推升资产价格，资产泡沫会一个接一个演绎。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央行超级放水在没有推升实体经济通胀情况下，必然会进入资产领域，以泡沫形式“兴风作浪”？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试图从股票和房地产这两类主要风险资产方面去观察，过去十年西方国家放水是否在这两个市场滋生了泡沫。衡量泡沫的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过去十年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另外一个是资产估值水平。原则上，如果该资产在过去十年涨幅较大，且估值远超正常水平（比如至少超过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则该资产可能存在泡沫。 美国股市走出了十年牛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资产泡沫”的最重要领域。美国股市上涨，主要集中在科技股方面，过去十年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幅度高达428%，远高于标普500指数186%的涨幅（图1）。从估值方面看，纳斯达克100指数P/E从2009年底的24.5倍扩张至2020年的29.6倍，其对市场上涨的贡献仅不到20%。而同期盈利则扩张了378%，贡献了过去十年涨幅的80%。从估值绝对水平看，29.6倍的PE估值，仍低于2001年至今34.6倍的历史平均水平，其上涨主要受益于移动互联网和科技巨头崛起，具有扎实的盈利支撑，估值也非常合理，远未出现泡沫。同样，标普500指数虽经历十年牛市，但其最新PE估值只有22倍，接近于历史平均水平20.6倍，也谈不上什么泡沫。 房地产市场方面，过去十年间，美国房价整体上涨37.4%，日本、德国和英国分别上涨14%、56.4%和33.2%，这个涨幅基本和过去十年名义GDP和居民收入涨幅基本相当。从房价收入比来看，除德国增加21.6%外，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不变（表3）。也就是说，房价相对于收入的可负担能力，过去十年几乎没变。如果再考虑到，过去十年利率不断下调因素，美国等西方国家“真实房价指数（RHPI）”处于持续下降状态。根据Demographia 2019年调查统计，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可负担指数中，美国中位数仅为3.9，即只需要3.9年收入就可以买到一套房子，在主要西方国家中最低，其他国家多为4-7倍。无论是纵向历史对比，还是横向国别对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存在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图2），居民负担能力反而在持续改善。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居民保持了较高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利率下降也显著降低了居民支付负担。 钱去哪儿了？ 为何超级放水未带来预期中的超级通胀和资产泡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并非如教课书上所讲，是完全由央行意愿决定的、纯外生的。恰恰相反，实体经济需求、作为货币传导渠道的银行的风险偏好，对于货币供应量扩张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如上所讲，央行宽松意愿非常强烈，并通过资产负债表扩张，向金融体系注入投入天量基础货币。然而，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缺乏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忙于去杠杆，无意愿进行货币扩张，导致放出去的水以“准备金”的形式淤积在金融体系内，并未发挥乘数扩张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远低于基础货币扩张速度。日本例子最为极端，2007年至2020年，基础货币扩张499%，但其货币供应量M2仅扩张39.6%。简单地说，放出去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或资产价格领域，只有不到10%。美国和欧洲趋势也差不多，只是没有日本这么极端。哈耶克讲，货币像水又像蜜。过去十年，央行货币投放，陷入“流动性陷阱”，无论如何发力，都无法到达实体经济，甚至也没有流进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超级宽松的努力，并未形成真正的货币超发，既没有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也为产生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相反，西方国家正饱受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之苦。在未经任何严谨研究情况下，仅凭直觉和想象，即得出西方国家货币超发与泡沫泛滥这一结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基于这种想象而非事实做出的政策建议，也必然会脱离实际。一旦付诸实施，则将对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在赵青伟看来，券商资管想要成功实现转型，需要注意四方面问题。第一，券商资管必须充分依托证券公司，成为证券公司的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服务，是国际大型资管机构的重要发展方向。第二，券商资管必须突出差异化的投资管理能力。第三，券商资管应该打造精细化的资产定价能力，体现出核心竞争力。第四，券商资管要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近年来，随着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监管要求的逐步规范及通道业务到期缩减，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和收入有所下降。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全行业受托资金降至11.67万亿元，较2018年末的14.11万亿元下降17.29%。在此背景下，证券公司纷纷探索、创新资产管理业务模式，努力实现转型发展。 对此，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资产管理板块总经理赵青伟表示，目前券商资管向主动管理转型已经成为共识，在行业发展大势下，公募基金和资产证券化业务将成为券商资管新的发力点。 券商资管如何实现业务转型 在赵青伟看来，券商资管想要成功实现转型，需要注意四方面问题。 第一，券商资管必须充分依托证券公司，成为证券公司的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服务，是国际大型资管机构的重要发展方向。 第二，券商资管必须突出差异化的投资管理能力。首先，证券公司可依托自身的客户基础和投研团队来深耕投研，提升大类资产配置与投资能力，做大资产管理规模，制定多样化的投资策略，在资产端覆盖权益、债券、量化、QDII等多个市场。其次，券商资管应当在股权投资方面做出特色。证券公司在权益市场深耕多年，在一二级市场的资产和交易资源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第三，券商资管应该打造精细化的资产定价能力。可投资标的稀缺不只是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下降所致，也反映出目前资管机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的不足。券商资管应当秉承投行交易思维，对风险资产不能完全按照“白名单”或“黑名单”式一刀切，需要结合信用分析、投资策略、市场判断、风险识别等进行通盘考量，具备更精细化的资产定价和危机处理能力。赵青伟强调，这样才能敏锐地发掘出被市场“错杀”的行业或品种，并在时机恰当时获取超额收益，体现出资管机构核心竞争力。 第四，券商资管要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主要从健全风险监管机制、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规范风险管理流程、建立风险识别与评价体系等方面，积极推动资产管理风险管理体系机制建设，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增强核心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业务转型有基础 谈及中银证券如何应对资管行业转型的问题，赵青伟表示，公司充分认识到公募基金牌照在资管行业的重要性，早在2015年8月就已获批公募基金牌照，为业务转型提供了基础。截至目前，中银证券已经发行并成立了20多只公募基金产品，包括货币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指数型基金等多种产品类型，公募管理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 “中银证券资管还发力ABS业务，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拓展公募REITS业务，充分发挥既有的公募牌照优势，结合资产证券化业务优势，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一体化服务。”赵青伟介绍说。 中国资管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的余额在2019年底已经突破80万亿元，资产管理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资管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丰富。赵青伟认为，我国资管市场的发展空间不可限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到2019年末已接近4万元，居民可投资资产的总规模也随之明显上升。与金融市场更加发达、资管业务也更加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居民家庭持有资管产品的比例仍明显偏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管行业的不断成熟，使得资产业务的渗透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我国资管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资管产品的种类有待丰富，资管行业的整体收益率也相对偏低。资管新规推出以后，资管行业进一步向主动管理业务转型，资管产品净值化管理的提升空间仍然很大。当前，金融监管对资管行业发展的态度是积极和鼓励的，这给我国资管行业发展主动管理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空间。 第三，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各项业务中最具有协同效应的一环，能与财富管理等多项金融业务产生协同。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资管市场也能不断扩张。 “在行业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发挥金融综合经营优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新的挑战，中银证券资管将持续加强投研能力建设，打造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强渠道拓展与客户服务，令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赵青伟最后强调，中银证券今后还会进一步培养产品创设与创新能力，增强风控能力，提高科技赋能水平。
8月28日晚，交通银行（下称“交行”）举行业绩发布会，对让利实体、净息差、不良资产处置、分红派息、估值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截至今年6月末，交银集团资产总额达10.67万亿元，同比增长7.72%；净经营收入1269.59亿元，同比增长7.31%，其中，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41%和5.00%；由于在疫情冲击、主动让利、增厚拨备等多因素叠加影响下，报告期内，集团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民币365.05亿元，同比减少14.61%；不良贷款率1.68%，较上年末上升0.21个百分点。 压降结构性存款等管控息差 目前，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在LPR（贷款报价利率）引导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银行息差下行空间有多大？何时才能够企稳？ 交行上半年净息差1.53%，同比下降5个基点（BP）。其中二季度净息差1.52%，环比一季度下降3BP。息差收缩的原因也更多源于资产端。受市场利率下行、疫情等因素影响，资产收益率下行较快，上半年同比下降22BP；而负债端方面的成本管控、市场利率下行则控制了净息差的收缩幅度，上半年负债成本率同比下降19BP。 交行副行长郭莽对记者表示，预计下半年净息差继续有所承压，但降幅可控。一方面，LPR利率下降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资产收益率有下行压力。但另一方面，负债成本仍有下降空间。 那么究竟如何管控好资产收益率和负债成本的“剪刀差”？交行此次明确表示，将采取一系列主要措施。例如，从资产端来说，需要优化资产结构，继续压降非银贷款（上半年压降978亿元）和票据融资等低收益资产规模，提升实质性贷款占比。同时，也需要加大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个人消费贷和经营贷投放，提升高收益的零售贷款占比（预计2020全年个人贷款增量占比将超过40%，上半年为18%）。 郭莽也提及，未来也要继续管控负债端成本，即实施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类高成本负债的规模和价格“双重管控”。具体目标是，下半年计划压降大额存单500亿元、压降对公定期型结构性存款500亿元。同时，也将把握利率下行周期机遇，比如通过同业负债替换成本相对较高的MLF（中期借贷便利）到期资金。 加大拨备以应对不良持续攀升 新冠疫情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拨备幅度加大，这也是今年导致银行盈利收缩的主因。也有观点认为要做好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反弹的准备。 近期，监管部门表示，要提前采取前瞻性措施。一是做实资产分类；二是足额计提拨备；三是加大处置力度。对此，交行称，已提前进行多轮排摸和部署。截至6月末，全集团不良贷款余额962.92亿元，较年初增加182.49亿元，不良贷款率1.68%，较年初上升0.2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增加的主因有几方面。 首先，上半年信用卡业务新增不良额112亿元，同比多增23亿元。但是，信用卡单月新增不良额在5月冲高后，6月已明显回落，预计下半年信用卡新增不良将回落至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其次，疫情导致上半年存量客户的风险暴露有所加速。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且下迁不良的潜在风险贷款金额141亿元。对此，交行已足额计提拨备（平均拨备率达50%）。同时，对受疫情影响虽未违约但已产生实质性风险的客户提前下迁不良。 上半年，交行受疫情影响的拨备支出176亿元，这主要是综合考虑了疫情下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调整了对宏观经济情景的预测，增提拨备约10个百分点。但由于上半年集团不良贷款余额增幅较大（较年初增长23.38%），拨备覆盖率（148.73%）较年初下降23.04个百分点。 不可否认，不良资产的挑战将是银行业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交行也表示，将实施资产质量处置化解三年攻坚，编制风险资产处置三年规划，通过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增加拨备计提、提升处置成效，争取实现不良率自2021年起稳步下降，2022年达到同业平均水平的目标。 分红派息政策仍待明确、关注估值提升 鉴于经济大环境面临挑战，有观点认为，银行要适当降低分红以增加资本。此次，交行管理层也特别对记者回应了上述问题。 “过去几年，上市银行业绩稳步上升，主要银行多年保持30%左右的现金分红率。但从今年以来，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利润出现负增长，未来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持续加大。”郭莽称，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研究新形势下的分红政策问题。比如，考虑让利润多一点留存用于资本补充，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但同时，也要处理好银行发展和股东当期投资回报两者的关系，让股东能够继续较好地分享银行经营成果。 "董事会每年年初会根据交行经营情况、资本状况以及未来经营环境等因素，讨论确定当期的分红政策。因此，对于2020年度及以后的分红政策，目前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交行方面称。 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市值问题近期时常出现在交行管理层的口中。近年来，银行估值水平持续走低，当前交行股票估值处于历史最低位。“我们理解这既有市场的因素（比如，我们看到全球银行业估值普遍走低，投资者更为偏好高成长的中小市值股票），也有对银行作为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经营爬坡过坎的反映。” 交行管理层表示。 至于如何提升股票估值水平和市值表现，交行方面称，银行高层管理人员通过在二级市场利用自有资金购买本行股票，银行率先在主要同业中启动持股方式的职业经理人任期激励安排。不过，最关键的仍是做好经营管理和转型发展，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下一阶段，在经营策略上，将以“稳收入（净经营收入）、提拨备、优市值”为目标，在保持净经营收入平稳增长的同时，加大风险处置力度，逐步提升ROE、拨备覆盖率、资产质量等核心财务指标表现。在发展策略上，将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从“从业者”的角度阐述了资本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以及对其背后原因的理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想从“从业者”的角度来阐述资本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以及对其背后一部分原因的理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主要汇报两方面的话题： 第一，基于最近的深度研究，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可能正到了拐点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最近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动向。 第二，结合今天讨论的核心话题，我们从从业者的角度对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提出一些总括性的建议。 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在进入拐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在进入一个拐点——中国整个居民家庭的收入支配行为，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显现一些阶段性的特征。 比如，在我们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就会重点满足生活的必需品的需求，例如吃和穿。等到收入水平增长的时候，会考虑多一些耐用消费品。等到收入水平再增长的时候，就会去买更大件的耐用消费品，比如房子和车。今年4月央行公布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反映出中国的城镇家庭基本上96%的比例有一套房。在这些家庭中有10%、20%的家庭拥有两套甚至三套以上住房。如果在这些需求已经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未来还有收入，大家会怎么办？我们在综合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目前的基本特征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处于一个拐点，即未来中国的居民家庭，可能有更大比例的资产会配往金融资产。 我们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居民资产配置的行为往往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例如在201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到了6000美元左右，居民行为就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的趋向。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居民的行为阶段性发生变化，中国整个经济随着GDP的增长形成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比如2000-2010年，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工业化、打产能基础的阶段，所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之后，投资产能到了一定程度，投资增速又下降，带动整个经济增速下降，但是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整个消费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趋势。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结构在调整。现在在一些大件消费品需求基本满足情况下，居民资产开始更多地寻求金融资产配置。 二是资产配置结构。依据央行4月份的调查，以及根据我们自下而上的估计，现在中国居民资产的80%左右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比约20%。考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大比例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 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资产配置的理论也支持年龄阶段对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日本、美国等国不动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 四是资本市场发展。在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时，居民将大量的钱进行储蓄。现在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取得显著发展，无论是债市，还是股市，还是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都已经初具规模，居民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已经具备初步条件。 五是低利率市场环境。最近几年，整个低利率市场环境使居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在下降。居民多渠道寻求收益，在此过程中加大了对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配置。 基于上述五方面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更多倾向于金融资产的拐点之上。金融资产里面，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可能会加大。例如，在2000~2010年，中国大规模的产能建设、快速地打造工业化基础，带动大宗商品需求，推动全球商品市场当时形成一轮很大的牛市。这一次如果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更大比例配往金融资产，不仅对中国，对全球可能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拐点还会带来八大趋势： 第一，中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可能会加速扩容。 第二，市场均衡利率水平易降难升。 第三，中国居民家庭不动产配置比例可能已经见顶。 第四，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将加速增长。 第五，养老金市场的潜力巨大，养老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第六，机构化趋势进一步巩固，机构投资者占市场的比例继续提升。 第七，在这样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拐点之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再次迎来快速发展。 第八，中国居民资产海外配置的需求会增加，资本账户的改革亟待深化。 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改革的建议 最近几年，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在切实推进。在今年4月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重点提到了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把这方面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这是一个战略之举。去年9月，证监会提出资本市场改革十二条，为这一轮资本市场的改革，或者解决紧迫的问题，提出大的纲领，非常让人振奋。 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及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八个字：抓严、放活、培育、开放。 第一，抓严。 一是打击虚假信息、内幕交易这些违规行为，尽快落实证券市场集体诉讼制度，实现资本市场的风清气正，公平正义，保护中小投资者，这是一个非常紧迫且在基本制度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强化监管责任，落实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的行为合规守则。最近这几年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起到了风清气正的作用，后期更需要让这些制度得以延续。 第二，放活。 一是推进及推广注册制在更大范围落地。我认为，注册制是在补历史上的欠账，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早一点推行注册制，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会不那么紧迫。现在注册制已经在科创板落地，很快会在创业板落地，需要尽快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快推广到其他的板块，进一步地实现新股发行的常态化。 二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最近几年也在重点推进。 三是引入多种产品，资本市场的多空机制更为均衡。融资融券制度已经推行了很多年，融资是非常便利通畅的，现在融资余额1.3万亿，最近也有一些上升。但是融券非常少，现在只有几百亿，占整个市场的成交比例非常低。多空不均衡，导致市场容易大涨大跌，市场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机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缺少工具来表达自己的判断。香港市场的多空交易相对比较均衡，卖空交易占到整个市场成交平均在10%~15%，这对市场的股价涨跌有一个约束机制。A股在这方面要做进一步优化。 第三，培育。 一是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要加大退市力度，促进优胜劣汰。现在资本市场主板交易的股票已经有3900多支，但是每年退市的数量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所增加。我们一定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 二是培育机构投资者以及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最近监管层提出，要打造“航母级”的券商，打造有实力的中介机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向。 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研究，这个图显示出中国A股的散户化趋势已经得到一定扭转。原来机构和散户持有的流通市值是3/7开，机构持有3成，散户持有7成；最近几年，随着市场开放和本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这个比例已经5/5开了。A股市场的核心特征——投资者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我们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给市场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本质上股市底层涨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图是用量化的方式来解释过去这几年市场的表现特征和2016年之前有哪些本质不同，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析超额收益的驱动因素来看的。 前些年，市场喜欢炒小市值的公司，喜欢“短炒”，炒垃圾股，一涨就跑。相反的，包括公司赚钱与否、估值高低、盈利增长在内的基本面因子对超额收益的解释力很低。而最近这几年，公司赚钱与否、净资产收益率高低、盈利增长快慢、估值高低等基本面因子，成为投这支股票能否赚取超额收益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随着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市场底层运行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去走。 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机构投资者的收益比散户要好？这里有一个相互强化的问题。因为机构占的比例在提升，现在短炒去赚钱的难度越来越高，投资正在变成真正的专业化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这个方向是值得重视的，要创造条件让它进一步强化。 三是培育更多的中长线投资者。美国人均GDP到了1万美金之后，养老这一类资产发展很快。居民资产入市去配置股票，不都是直接开股票账户买卖股票，而是很大部分通过养老金的配置来实现。中国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育更多的中长线投资者，市场才会表现更加稳定。 第四，开放。 从中国开始引入沪港通制度起，资本市场的开放已经在加快。近几年已经收获了一些果实，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在上升也部分是开放带来的结果。未来开放的道路上，还可以走得更快，面更宽。 一是国际指数纳入A股。除了陆港通机制，我们也看到了国际指数纳入A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这些国际指数纳入A股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比如，现在MSCI指数已经是20%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整个中国资产占海外投资人投资组合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只有约3至4个百分点，和中国经济占全球15%-20%的比重相比，这个比例是极度不称的，因此应该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前进。 MSCI提出中国市场改革的方向和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问题，在一些特殊行业可能需要有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实体经济已经放开的情况下，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持股比例也可以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适度放宽。 二是互联互通扩大覆盖范围。沪港通、深港通覆盖的只是一部分股票，未来股票的范围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扩大？覆盖的品种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三是QFII、RQFII与互联互通的机制。QFII、RQFII和互联互通未来应该是什么定位？这些不同的开放途径是一直分离还是要把它统一？怎么把这些机制统一化？我认为不应该使目前的差异在未来进一步拉大。如果在目前不同开放渠道的体量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前瞻性的设计，制定路线图，把不同开放渠道的差异最终统一，实现一体化开放，那么未来的监管难度会减小一些。这是从现在要开始规划的问题。 结合最近香港市场的一些变化，中美金融战有打起来的可能。从长期看，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能否用人民币计价来交易，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抵御外部的干扰，防范金融风险，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课题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
在全球再度进入低利率环境、内外部宏观环境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坐拥万亿投资资产、一直被视为市场风向标的中国平安，如何在各类要素市场布局，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投资机会，备受市场关注。 8月28日上午，在2020年中期业绩说明会上，中国平安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德贤表示，在股票配置方面，仍然坚持长期投资低估值、高分红股票。但也不排除关注短期机会，重点关注与国家政策发展有关联的领域。 在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的再投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如何应对再投资压力？ 陈德贤坦言，公司保险资金每年需要再投资的资金规模超过5000亿元，应对举措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努力去寻找资产，借助集团综合金融优势联动起来，找到长久期资产去配置负债；二是管理好资产，包括根据宏观环境进行提前预警等。 他表示，虽然未来挑战仍然不小，但公司有信心实现长期收益目标。
价值投资的理念毫无疑问是对的，很多人反驳它恰恰说明吃亏吃少了。在过去核准制之下，股票成为稀缺资产，所以估值偏贵。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挑出那些性价比好的、真正质地好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投资的过程。 1 如果以月度为观察周期来看，7月份以来的指数上涨是资金推动型牛市，一系列的宽松政策推动了资产价值的升高，而这种资金推动下的牛市也面临“来得快去得快”的风险。但如果我们从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维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大周期的起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居民资产池的转换，即房地产市场不断趋稳，居民金融资产比例慢慢提高的资产转换周期。从长期持有的角度来看，中短期内的市场波动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前提是你持有的是真正优质的资产。但是短期内，在A股市场优质资产价格被不断推高且贸易摩擦不断的内外环境下，股市的波动性会更强，投资风险也更高。 2 短期市场存在三个风险点：一是中美博弈仍会给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这会增大二级市场的投资风险。二是很多板块的估值都太高了，已经到达历史高位，如此高的估值是走不远的。三是整个流动性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宽松，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6月底以后，国内货币政策实际上边际上收紧。虽然现在政策相对比较友好，监管也比较严格，但流动性边际上的收缩并不算是个特别正向的因素。 3 6月以后，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对一级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对二级市场的影响比较大。货币边际上要收紧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是3月份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政策作用已经生效。到了6月份，复产已经在有序推进了。很多企业的抵押贷款量在增多。这个时候从货币政策的操作节奏上来讲，本来可以继续宽松，但政策没有加码反而是收紧了，所以我们从7月份的社融和M2数据中就看得非常清楚。第二方面原因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经验教训。国际上的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宏观政策失误。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也是日元升值之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操作，出现了重大事故，就酿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从国内教训来看，过去十几年我们经历过三轮大宽松，也经历过三轮资产泡沫。2009年4万亿、2012年保7.5、2014年保7，特别是2014年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到2016年的资产泡沫非常巨大，引发了股灾。2017年为了收拾这一轮资产泡沫，国家出台了严厉的金融监管调控政策。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的当下，国内又面临着结构改革、产业升级的重要关口，宏观政策一定不能出现重大失误，尤其是要避免重大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宏观政策仍存有可操作空间，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我们中国的利率仍为正、资产收益率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于较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采取一种相对克制的政策态度，通过我们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的复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学习美国日本这种无上限的宽松政策。而美国和日本并没有这么大的政策空间，他们只能通过印钱加强流动性来拯救经济，但是印钱只会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且很难从根本上复苏实体经济。 4 经济复苏是超出预期的，特别是7月份数据的大幅反弹。之前大家担心的中国可能被排除出全球产业链条，现在看来不用这么担心，也反映出中国在保障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完整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是前低后高，一季度负6.8%的增速也打出了底部，未来肯定是稳步回升的微弱复苏趋势，同时我们看到复产的进程也在有序推进中，环比表现越来越好。二季度的增长速度亦是来之不易，说明我们从基础数据上来看也在稳步提升，中国宏观政策把握得比较得当。 5 价值投资的理念毫无疑问是对的，很多人反驳它恰恰说明吃亏吃少了。在过去核准制之下，股票成为稀缺资产，所以估值偏贵。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挑出那些性价比好的、真正质地好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投资的过程。很多人说大盘指数长期来看没有大涨，但这对指数基金投资者才会有真正的影响，股市中的结构性机会其实很多。买指数基金赚不到钱，并不代表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的股票赚不到钱，也不代表价值投资的理念存在问题。更可能的情况是，许多投资者还不理解价值投资，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和投机的心态去做股票投资，那样就像是赌博一样。殊不知，人性的弱点在这个市场上会暴露无遗。很多人没有认清楚底层逻辑，对所谓的人性也没有基本的理解。质疑价值投资的人本身就是不专业的。从国际经验上来看，股市去散户化的过程，就是散户亏钱退出的过程，没有别的方法能教育普通散户。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也不是说拿了股票之后永远不卖了。得知道买的时候是值得这个钱的，更要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卖出。 6 A股这些年确实也有好股票，主要集中在科技、消费、健康赛道。科技赛道，包括新经济、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也涉及到企业服务业务，商业航天、通用航空等领域。消费赛道，在中国市场的基本盘很大，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需求将会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而且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同时存在，无论是头部的大品牌还是以性价比为主导的小品牌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大健康赛道，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疗、养老、生物医药等行业必然会受到高度重视，这几个行业过去就常出大牛股，未来的前景值得看好。那些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以及健康相关的行业是稳定性最好的赛道，但要挑出这些好股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7 黄金价格上涨对全世界不是好事。国际金价日前涨破2000美元，创下新的历史纪录。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在7月创下了十年来最大跌幅。美元指数下跌主要是因为美国债务太高、经济太差，导致美元贬值。美元和黄金一般都是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也会脱离，但这一次确实表现出了负相关性。黄金价格上涨对全世界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全球经济很差，前景不明朗，风险特别大。金价涨破2000美元后，至于还要不要配置黄金，专业投资者有自己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则要是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现在可以买入一些，但对整个资产组合的影响不会太大。 8 把美元贬值与美元衰落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美元升值、贬值跟它的国际货币、强势货币地位没有关系，升值和贬值只是汇率的波动。从历史经验看，美国经济规模、工业生产规模超过英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但美元真正替代英镑是在二战以后，前后经历将近100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美元地位在走向衰落，实际上是自我认知不够准确。 9 中国房地产会越来越像一般制造业或一般消费业，要赚辛苦钱了。目前的政策不太希望看到大波大动。这一轮楼市调控的意图就是“摁住”，引导资金从地产流向其他行业。房地产融资环境的改变，直接导致“高杠杆融资、高周转滚动”的底层逻辑发生改变，而且拿地自有资金的比例提高、杠杆加不上去了，这样赚不到金融的钱、杠杆的钱，以后也像制造业、消费业一样，赚的是品牌溢价、经营溢价等“辛苦钱”。 10 地产的投资逻辑变了，估值逻辑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最近很多板块都接近历史高位，但也有些板块处于相对低位，比如房地产估值水位在历史20%的水平。房地产板块主要受政策的影响，政策很清楚，让资源更多流向其他行业。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地产IPO很慢，物业IPO相对很快，大消费等企业的IPO速度更是会越来越快。即使在这一轮IPO窗口期，地产或不能分羹到太多份额。这也正是决策层的指挥棒，希望发展的方向。那么二级市场给它的评估是低周转、低杠杆，回报率降低。相应的，估值就很难上得去。
香港证监会原则上对数字交易平台发牌，为投资者注入“强心剂”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江月 香港报道 近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对一家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原则上批准了1号牌(证券交易)和7号牌(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这意味着香港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对香港日渐流行的虚拟资产交易，迈出了监管的一步。 获批1号牌和7号牌的是数字资产及金融科技公司OSL(OS Limited)，其为香港上市公司BC集团(863HK)旗下公司之一。它将在香港证监会监管下，进行数字资产(包括证券型代币)的经纪和自动化交易服务，不过，尚要等待OSL满足最终核批的全部条件。根据BC集团公告，今年1-6月，OSL数字资产平台业务收入6110 万元人民币，同比上升47%。其中，交易量为610亿元人民币，为去年同期的5.2倍。 监管介入有助行业扩张 经营机构获得“发牌”，即成为香港证监会监管下的持牌机构，有助于在市场上获客营销。BC集团行政总裁Hugh Madden表示：“传统金融机构一直对数字资产很感兴趣，然而明确的监管准则的缺失使他们望而却步。”他认为，这次发牌给有兴趣的投资者注入了“强心剂”，能促进数字资产的大规模普及。 OSL总裁Wayne Trench表示：“证监会在2017年已经着手为专业和机构交易商开发数字资产生态系统，这足以证明证监会在这范畴的远见。就最近全球对数字资产监管的进展，新兴的数字货币试验以及日益增长的无现金社会，证明了数字资产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他认为未来几个月乃至数年间，香港将会迎来机构对于数字资产投资的急速增长。而香港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博士对媒体称，香港对数字资产的态度向来积极，处于亚洲前列，有助保持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他认为这次香港证监会原则性发牌，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对未来整个亚洲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 平衡创新与安全 这次批准标的相关的证券型代币，是指符合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下“证券”定义的虚拟资产。香港证监会在去年11月6日宣布，对在香港运营并就至少一种证券型代币提供交易服务的平台，开始接受其申请牌照。香港证监会同时发布了关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新监管框架。 根据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监管细则，香港证监会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采纳的监管标准，与适用于持牌证券经纪商及自动化交易场所的标准相若。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Ashley Alder)表示：“监管机构需对创新科技带来的效益持开放态度，但亦应作好准备，解决某些金融科技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我们决定推行这个新的监管框架，是因为这显然切合公众利益，让投资者能够选择在受到妥善规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上进行买卖。” 香港证监会去年11月发布关于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立场书》，其中披露称，当前香港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达数十个。不过，香港证监会也表示，部分平台可能会决定不申请牌照，是它们的自由选择，它们可能认为香港证监会的监管过于繁重，或者宁可经营完全不受规管的业务。香港证监会表示，只要它们能确保在其平台上买卖的虚拟资产并非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证券”或“期货合约”即可。 内地地方政府表达兴趣 今年上半年来，数字资产交易也引起了内地部分地方政府的兴趣。海南工信厅在今年5月提出加快区内区块链产业发展，其中，支持龙头企业探索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建设。同月，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将推动设立数字资产交易中心。 (作者：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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