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艰难曲折30年 众所周知,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1951年建立的,其基本依据是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后来在1958年和1978年先后作过两次修改。20世纪8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退休费用“企业统筹”改为“社会统筹”,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付一直仍由国家和企业完全包揽,不用职工缴费。直至1991年,我国现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一、1999年号称实现省级统筹,其实只是建立省级调剂制度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养老保险“三支柱”的理念,并第一次提出了养老保险“三方负担”原则:“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尚未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由目前的市、县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此外,该文件还首次明确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只能存款或购买国债。 不过,当时提出的“省级统筹”,是指在全省范围内、从制度规范上“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与支付标准,其实质仍是县(市)统筹,由县(市)统收统支,它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全省统收统支”。当时,“省级统筹”这一特定概念一直沿用至1998年。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该通知首次明确提出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统账结合”的模式: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应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剂使用基金。同时,其“附件”还指出:社会统筹基金发生困难时,由同级财政予以支持,首次明确财政对基础养老金支付承担兜底责任。 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这标志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结束,并开始进入全国统一推广阶段。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则是“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并再次强调了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理念:要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与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首次明确“定位”,它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基本养老保险不是充分保障,而是“底线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此外,该文件再次强调了省级统筹的工作目标:要逐步由县级统筹向省或省授权的地区统筹过渡。待全国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后,原经国务院批准由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统筹的企业,参加所在地区的社会统筹。 1998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第一个专门规范“省级统筹”的国务院部委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在1998年底以前,各省要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机制,保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省、区、市范围内调剂使用;对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有困难的地区,1998年中央财政给予适当支持。到2000年,在省内要基本实现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 很显然,该文件提出的“省级统筹”概念比1991年又有了新含义:只要建立省级调剂制度,就算是“省级统筹”。正因如此,在《1999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劳社部第一次宣称:1999年底,全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或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次年又宣称:2000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均实行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或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从2002年开始的各年统计公报中,又删除了这一表述。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加强省级基金预算管理,明确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建立健全省级基金调剂制度,加大基金调剂力度。在完善市级统筹的基础上,尽快提高统筹层次,实现省级统筹。这里的“省级统筹”表述,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二、2009年号称实现省级统筹,却只是名义上的“六统一” 2007年1月,劳社部发布《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第二个专门规范“省级统筹”的国务院部委文件。该文件进一步明确省级统筹工作的重点:尚未实现省级统筹的地区,要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规范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一养老保险数据库和业务流程,为实现省级统筹创造条件;要明确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的责任,健全省、市、县三级基金缺口分担机制;完善全省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逐步实现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基金;推进和规范市级统筹,积极创造条件,向省级统筹过渡;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实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垂直管理。 在该文件的附件中,首次提出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六统一”标准。其中第四项,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使用的统一,它表述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省级统一调度使用,实行统收统支,由省级直接管理”。不过,很可惜,它只是强调了“省级统一调度”,却淡化了“全省统收统支”,它甚至提出了一个“省级统筹”的妥协方案:“现阶段也可采取省级统一核算、省和地(市)两级调剂,结余基金由省级授权地(市)、县管理的方式,其中,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和上解的调剂金由省级统一调剂使用”。很显然,这是一个妥协、降级版的省级统筹,其实质仍是强调省级调剂。 正是根据这一“妥协版”省级统筹的制度安排,在《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这是继劳社部1999年首次宣布全国实行了省级统筹后,人社部再次宣称全国实行了省级统筹:“截止2009年底,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这一表述后来一直出现在各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直至2015年才删除这一表述。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省级统筹”,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它仍指省级调剂制度的设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省统收统支”,这一模糊概念一直沿用至2017年。 事实上,自1997年我国全面推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制度扩面”一直是建立在县(市)统筹的基础上,并由县(市)一级政府分散承担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而省级政府只是借用全省调剂机制在各县(市)之间进行余缺平衡。然而,如果一旦真正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省统收统支,则意味着养老保险的兜底责任就会转移并压实到省级财政身上,而县(市)政府就可以抽身出来,并可以不再承担财政补贴的直接责任,因此,省级政府对“省级统筹”既有财政压力,也有心理负担,当然就会缺乏积极性,这正是“省级统筹”推进如此缓慢而艰难的真正原因。 1997年底,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不足500亿元。自1998年起,各级政府就开始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财政补贴。2003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30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14.4%;在各级财政补贴中,中央财政补贴约占九成,达474.3亿元。2006年各级财政补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71亿元,其中,中央与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分担比例大约为8:2。 2015年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716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16.07%;2016年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1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18.57%;2017年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04亿元,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为18.48%。 由此可见,在过去20年间(1997-2017),征缴收入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各级财政补贴占当年基金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升高。这表明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正在不断上升。 即便如此,在计入各级财政补贴后,2014年全国仍有3个省份出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不抵支的“养老金缺口”现象;2016年这一现象扩展至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等7个省份,而且黑龙江首次出现基金“穿底”,账面赤字高达200多亿元;2017年全国共有10多个省份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形。 三、2017年首次明确真正的省级统筹:本质是全省统收统支 2017年9月,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这是第三个专门规范“省级统筹”的国务院部委文件。该文件首次明确了省级统筹的实质是“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文件明确指出:各地要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政策、待遇政策、基金使用、基金预算和经办管理实现“六统一”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很显然,这是人社部第一次准确地将省级统筹的实质理解为“全省统收统支”,这才是省级统筹的正确表达。按此标准,此前仅有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和福建等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 人社部在这一文件中首次承认,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实现“省级统筹”,甚至还有一些省份就连费率都没有统一,何来全省统收统支?因此,在该文件中人社部首次提出要制定过渡措施,最迟2020年实现全省费率统一;在确定个人缴费上下限基数等参数时,目前尚未使用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要制定过渡措施,尽快实现统一;要明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的责任,进一步强化基金收支管理,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内基金缺口分担机制。这才是“省级统筹”的完整内涵。 也就是说,直至2017年,人社部才开始真正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工作重心从“制度扩面”转向“省级统筹”。此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面”工作,主要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以及2009年增设“新农保”,2011年增设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改革,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只能存款或购买国债的历史终结。 尤其自2015年下半年国务院开启“社保降费”新政以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增大。2016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统一从20%下调至19%;2019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再次大幅下降至16%。据人社部统计,截止2019年底,五年来社会保险减费累计近万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减费占大头。2019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速首次跌破10%,比上年同期仅增长了3.4%,这无疑会直接加大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及财政补贴压力。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社部、财政部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政策实施期限:全国所有中小微企业缴费“豁免期”为2020年2月至12月(共11个月);湖北省大中型企业缴费豁免期为2月至6月(共5个月);湖北以外各省的大型企业减半缴费“优惠期”为2020年2月至6月(共5个月)。很显然,阶段性减免单位缴费将可能导致2020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严重“减收”,各级财政补贴的规模也会倍增放大。据人社部统计,2020年仅第一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减免缴费高达2184亿元。 事实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除了上述基金“减收”及财政补贴压力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地区间抚养比差距扩大,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区,而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相对较少,基金运行面临较大压力。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问题靠省级统筹已难以解决,需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并在全国范围互助共济、调剂余缺。 正因如此,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很显然,这里的“尽快”二字充分表明: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四、2020年底全省统收统支能否真正实现? 为配套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2017年11月9日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整个国资划转工作将在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并以此偿还“视同缴费”的转制成本及历史欠账。很显然,这是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物质基础。 由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因此,有必要建立中央调剂制度,加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在该通知答记者问环节,人社部明确提出:我国将加快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2020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 由此可见,2020年底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要求在2020年底前全面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并全面完成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这将为2021年开始切换至“全国统筹”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准备。大家猜一猜:即便在2020年底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完全实现了省级统筹,那么,最终正式切换至全国统筹模式还需要多久? 在人社部2020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介绍,截止2020年第一季度末,已有20个省份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 实际上,在2017年9月前,已有北京、上海、天津、陕西、福建、广东宣称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底,江苏、贵州、湖南、宁夏、黑龙江、河北、安徽、广西、山西、山东、吉林、辽宁、甘肃等省市先后宣布正式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 但令人费解的是,广东宣称的全省统收统支方案却只是“地级市统筹”,而江苏则保守地宣称要到2022年1月1日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省级统筹,这两省却都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多的省份。这足以表明省政府对“省级统筹”的积极性并不高,你知道原因吗? 2017年6月30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其实质是“市级统筹”,其主要文件依据是:从2017年7月1日起,广东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实行统一核算、分级存放、等比调拨。所谓“分级存放”,它的解释是由市级政府统收统支,而不是全省统收统支。更何况,广东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仍不统一,广东人社厅要求自2019年5月1日起,凡单位缴费比例为13%的市,在2020年底前将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为14%,而此时全国统一单位缴费标准却是16%。 此外,2020年6月2日,江苏省政府发布《省政府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却提出从2021年1月1日起,各级税务部门当期征收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作为省级收入直接解缴同级国库,并由省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累计结余基金;苏州工业园区在2022年1月1日前逐步过渡到执行全省统一的单位缴费比例,统一全省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很显然,江苏实行省级统筹时间已远落后于人社部的统一要求。
“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应对长寿风险,避免因长寿造成养老金储备不足;二是应对经济周期下行和资本市场波动风险,实现养老金的保值与增值;三是为养老生活构建附加保障,有效获取健康与养老服务资源。保险恰可在满足上述需求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8月16日,在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举办的“养老财富储备系列公开讲座”上,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敬惠如此表示。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指出,要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水平。 讲座上,多位专家探讨了如何增加居民养老财富储备,向社会公众普及养老金融知识,并从保险业视角提出养老财富管理、养老服务保障等建议。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指出,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架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其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第一支柱的作用不可替代。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很大优势,也面临着可及性、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等诸多挑战。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表示,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老龄化群体数量造成的养老保障压力对我国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多年的实践中,养老保险机构对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特别是三支柱养老金的资金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如何继续发挥业务特长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是保险业要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 需注意的是,在“未富先老”的现实挑战下,我国居民面临着养老财富储备不足的困境。 基于此,徐敬惠指出,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保险业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产品端、服务端、能力端。在产品端可提供兼具风险保障和财富管理功能的商业养老保险、养老保障产品、保险资管产品;服务端可提供医养康养有机结合的养老服务、与保险产品相嫁接的康养服务、财务收支规划服务等。 胡晓义认为,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包括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渐进性延迟退休年龄,扩大筹资渠道、增加战略储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等。 曹德云认为,当前养老市场竞争激烈,随着新增的资金管理人、银行理财子公司加入,整个市场对资金、资产、人才的争夺将趋于白热化,保险业要进一步发挥专长、巩固优势,加快创新、提升能力,改善质量、提高效率。
保费收入和参保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税延养老险为何叫好不叫座 截至今年4月底,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亿元,参保人数4.76万人,这与此前市场预计的规模相去甚远。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未完全呈现、政策优惠覆盖面窄、税收优惠额度低是税延养老保险“遇冷”原因。下一步,税延保险试点政策将继续完善,保险公司应服务好存量客户,保持好先发优势以赢得后续的竞争。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主要面向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公众,公众投保该商业养老年金保险,缴纳的保险费允许税前列支,养老金积累阶段免税,领取养老金时再相应缴纳,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采用较多的税收优惠模式。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23家保险公司参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其中19家公司出单,累计实现保费收入3亿元,参保人数4.76万人。税延养老保险虽然热度高,却遭遇“叫好不叫座”。 相对来说,今年一季度,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325亿元,期末有效承保人次6758万,积累了超过5320亿元的保险责任准备金,较年初增长11.7%。 二者相比差距不小。为何税延养老保险试点“遇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实际规模与估算相去甚远 2018年5月1日,税延养老保险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三地正式开启为期一年的试点。即使是这样,也是历经了整整10年调研,千呼万唤才出来的结果。可见税延养老保险推广的难度之大。 当时市场非常看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后续走向。有专业机构曾经测算,这一业务可为保险市场带来每年近8000亿元的保费收入。这一数字无疑非常具有吸引力。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30995亿元,而这8000亿元的增量保费空间相当可观。 事实上,税延养老保险的推出的确非常受市场欢迎。“从我们对市场的感受来看,市场对税延养老保险政策反响非常热烈。试点期间,我们接到大量客户主动呼入电话,咨询了解税延养老保险政策事宜。”中国太保寿险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保险公司方面的准备也相当完备。以试点地区主力销售公司中国太保为例,其不仅在行业内率先开发了税延养老保险计算器,让客户可以自主进行税延养老保险税收优惠额度测算;还提供出十种场景化、多样化投保模式,供客户自由选择。 但两年过去了,不仅试点地区的政策陷入了一年的“空窗期”,而且试点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扩大试点似乎暂时难有下文。 为何一个大家均看好的发展方向,却落入这般尴尬境地?与曾经热推的“以房养老”的保险养老模式有些类似,税延养老保险听上去很热闹,很有市场质感,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出现了低于预期的结果。试点一年后的调研数据显示,3个试点地方的投保率均较低,较被看好的上海市场仅有1.3万人参保,有的企业参保员工甚至是个位数。 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黄志强说的一句话很能代表行业从业者的心情,他说:“税延养老保险政策出来之前,整个行业内报以极大的期望,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它可能还不是行业可以依靠的大树。” 税收优惠额度偏低 税延养老保险是个“舶来品”,并非我国首创。众所周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税收优惠型养老保险制度发达。特别是美国,是利用税收优惠激励政策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据统计,税收优惠比例每提高1%就可使参加保险的人数增加3.52%。在税收优惠推动下,美国的“DC计划”等成为40多年来美国养老金资产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税延养老保险有成功的国际经验在先,为何在我国却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呢?目前业内普遍认为有3大问题。一是试点区域窄、时间短,政策效果未完全呈现。税延养老保险政策试点仅在上海、福建(含厦门)、苏州工业园区实施,覆盖人群范围有限;二是领取期税率较高,政策优惠覆盖面窄,特别是2018年10月个税起征点调整后,政策覆盖人群进一步减少;三是税收优惠额度低。税延养老保险保费优惠限额是按照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6%和1000元孰低办法确定,即使个人有超额缴费意愿和能力,因超额缴费部分不能享受税延政策优惠,将面临缴费期和领取期双重征税问题。 还有专家提出,代表国际主流发展趋势的递延纳税型补充养老保险(EET)模式移植到国内,与我国现行分类所得税制存在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认为,这种冲突会导致任何EET模式在中国“难产”,包括个人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他建议进行过渡性试行,待时机成熟,再转向“纯粹EET”。 对于下一步税延养老保险应该何去何从?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国军说:“在宏观层面,继续推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是我国应对‘白发浪潮’的必然选择,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建立税收递延优惠和直接补贴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他提出,要改造税延养老产品,提高参保人缴费水平,简化税延抵扣业务流程,努力让政策红利得到最大程度释放。 保险公司还有多大机会 虽然税延养老保险面临诸多问题,但对保险公司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机会领域。当下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一支柱,几乎承担了全部养老责任,面临较为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亟待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展第二、第三养老支柱来平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这有利于保险业在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如果能进一步发展税延养老保险,机遇更是显而易见。 如果按此前专业机构的测算,假设税延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即使在每月缴费额度1000元、缴纳人数3000万人、参与度50%的情况下,每年也将新增1800亿元的保费。这种增量发展空间给保险机构带来的将是持续而稳定的新业务价值增长机会。 从种种迹象看,目前监管层面对推动税延养老保险还是相当关注的。比如银保监会近期有明确表态,下一步将积极协调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完善税延保险试点政策,扩大试点地区范围。不过,目前进一步的动作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根据此前《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一年试点期限结束之后,会“有序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将公募基金等产品纳入个人商业养老账户投资范围”。有人担心,在后续税延养老保险新政中,保险公司将不能再独享蛋糕,而需要与银行、基金、信托等金融行业分割税延养老保险市场。尽管存在这些疑惑,但最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如何在政策“空窗期”服务好存量客户,保持住自己的先发优势,积蓄能量以便能在后续的竞争中强劲胜出。
□本报记者 薛瑾 围绕“养老”议题,多位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如加速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深化扩大税延商业养老险改革试点、放开养老金投资限制、借助资本市场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等。 今年年初,银保监会等多部门部署,将养老金第三支柱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也将水涨船高,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增量资金。 加快顶层设计 养老金体系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等,但我国三大支柱发展失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认为,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是建设多层次养老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推进第三支柱建设,也成为相关政策层面的发力点。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年初表示,要加快第三支柱改革的顶层设计,把第三支柱的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 银保监会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积极发展多样化的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个人账户式商业养老保险;完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拓宽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实现长期保值增值等。 试点扩容呼声高 业内人士指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是第三支柱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向。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对其给予了特别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建议,有关部委抓紧研究出台第三支柱政策文件,结合税延养老试点经验,优化制度建设,提升覆盖面;建立账户制,鼓励银行、保险、基金及互联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服务,提供银行理财、保险、基金等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尽快完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包括扩大试点范围,提升个人缴费额度等;进一步提高税收优惠力度,简化涉税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27日表示,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进展平稳。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积极协调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完善税延保险试点政策,扩大试点地区范围。 长期资金增量 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料水涨船高,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一片“蓝海”,并将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的增量资金。 在养老金投资管理上,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机构、基金、券商等主体有望同台竞技。 泰康资产总经理段国圣日前表示,该公司在养老金管理方面之所以实现较好的规模,与投资业绩稳定关系很大。“养老金本身是长期资金,有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是一项核心竞争力。”他说。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也成为不少资管人士关心的话题。中国人寿首席投资官王军辉建议,调整监管政策,拓宽养老金投资范围,逐步从严格的限量监管转变为审慎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表示,权益投资比例相对较低等问题,削弱了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增值能力。建议将年金基金投资权益资产的比例上限适当升至40%。 有分析称,若养老金权益资产投资“天花板”升高,资本市场有望迎来更多增量资金。
今年年初,银保监会等多部门部署,将养老金第三支柱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也将水涨船高,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增量资金。 围绕“养老”议题,多位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如加速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深化扩大税延商业养老险改革试点、放开养老金投资限制、借助资本市场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等。 今年年初,银保监会等多部门部署,将养老金第三支柱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也将水涨船高,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增量资金。 加快顶层设计 养老金体系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等,但我国三大支柱发展失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行情601601,诊股)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认为,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是建设多层次养老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推进第三支柱建设,也成为相关政策层面的发力点。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年初表示,要加快第三支柱改革的顶层设计,把第三支柱的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 银保监会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积极发展多样化的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个人账户式商业养老保险;完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拓宽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实现长期保值增值等。 试点扩容呼声高 业内人士指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是第三支柱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向。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对其给予了特别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建议,有关部委抓紧研究出台第三支柱政策文件,结合税延养老试点经验,优化制度建设,提升覆盖面;建立账户制,鼓励银行、保险、基金及互联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服务,提供银行理财、保险、基金等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尽快完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包括扩大试点范围,提升个人缴费额度等;进一步提高税收优惠力度,简化涉税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27日表示,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进展平稳。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积极协调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完善税延保险试点政策,扩大试点地区范围。 长期资金增量 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料水涨船高,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一片“蓝海”,并将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的增量资金。 在养老金投资管理上,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机构、基金、券商等主体有望同台竞技。 泰康资产总经理段国圣日前表示,该公司在养老金管理方面之所以实现较好的规模,与投资业绩稳定关系很大。“养老金本身是长期资金,有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是一项核心竞争力。”他说。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也成为不少资管人士关心的话题。中国人寿(行情601628,诊股)首席投资官王军辉建议,调整监管政策,拓宽养老金投资范围,逐步从严格的限量监管转变为审慎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表示,权益投资比例相对较低等问题,削弱了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增值能力。建议将年金基金投资权益资产的比例上限适当升至40%。 有分析称,若养老金权益资产投资“天花板”升高,资本市场有望迎来更多增量资金。
记者从22日在成都召开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人社合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两地将重点推进人社信息化“两地通”、招聘求职“一点通”、养老保险待遇资格“就地认”、流动人才档案办理“零跑路”、社保卡“就近办”等合作任务。 四川省人社厅和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川渝两地将推进人社信息化“两地通”,打通川渝两地人社网络,建成信息平台,实现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共用、业务通办协办和服务双向延伸。在招聘求职方面,川渝两地将推进招聘求职“一点通”,加强四川公共招聘网和重庆就业网跨区域合作,常态化、动态化发布川渝两地招聘岗位信息。 同时,川渝两地将推进养老保险待遇资格“就地认”,实现川渝两地电子社保卡线上身份认证,通过系统对接和线上服务渠道融合,方便两地群众就地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川渝两地还将实现社保卡信息查询、激活、密码修改、挂失等事项就近通办。 在人事档案方面,川渝两地将统一流动人才办理人事档案的流程和标准,推动业务信息共享,实现人事档案两地通办。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韩沂日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应优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提升商业养老保险服务民生效能。推进普惠信贷可持续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推进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扩面扩容 韩沂说,全国首张税延养老保险保单在上海签发。截至2020年4月末,全国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共有4.7万人投保,缴纳保费3.03亿元。其中,上海市共有3.06万投保人,缴纳保费2.42亿元,试点取得初步成效。 由于试点面窄、操作不便捷等原因,税延养老保险受惠人群较少,政策效应未完全显现。 韩沂表示,应尽快出台新的税延养老保险政策或延长试点期限,稳步推进试点扩面扩容。一方面,试点政策已到期,为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应尽早出台新的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或延长原政策的试点期限,保障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为降低政策推进难度,可考虑先行开展税延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扩面工作,使更多居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税延政策全面扩容涉及多个行业和单位,在政策完善、部门协调、流程优化、行业准备等方面仍需开展大量工作,应尽早布局,确定方案,积极准备,稳步推进。 应调整税收优惠额度,提高政策吸引力。进一步降低政策复杂性,取消6%收入限制条件,适当提高延税额度,可参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中赡养支出的抵扣标准,将限额提高至每月2000元,将个人投保商业养老保险支出作为专项扣除项目,简化业务操作,提升居民参与意愿。 应调整领取期税收政策,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可参考新税制下基本养老金所得税标准,合理调减税延养老保险领取期税率,如调整为领取时统一按不高于3%税率纳税。进一步研究制定差异化领取税率,引导消费者终身领取或不少于15年的长期领取,确保资金的养老用途。 为小微企业融资创造良好条件 韩沂说,除金融监管部门持续性作为外,现有的普惠金融外部环境还有一些障碍没有破除,需各方共同努力。 韩沂表示,应改进银行绩效考核,补足实体经济短板。目前,货币政策更侧重于总需求调控,应实现精准滴灌,需从根源上改变银行绩效考核体系,把宝贵的信贷资源引导到亟需支持的小微和民营企业。各级国资委、财政部门应将对国家重点领域如小微、民企、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增加考核比重,各级人大、组织人事、审计和国家监委等部门从财政和人事两方面入手对银行高管层进行监督,对执行宏观政策不力、重点领域贷款投入不足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约束和问责。 应持续加大财政税务政策力度。发挥财政积极作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救助企业行为应通过奖励、税收减免和贴息分担银行救助企业的成本,避免将风险集中至银行。推动将更多中小银行纳入人民银行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名单,或参照再贷款政策对中小银行疫情防控贷款提供利率补偿和风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