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调降关税对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将带来促进作用。其主要的逻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于国内产能有限或生产水平不高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优势国家的产品将进一步成为替代选择，虽然这将带来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二是对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剔除它国税收壁垒将更利于出口端的表现；三是对于国内不能生产的材料或急需品的进口，关税的下降将利于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需要；四是全球范围来看，单边主义、非税收壁垒等因素造成全球贸易发展步履维艰，RCEP的出现有利于提振全球经贸信心，树立自由贸易的标杆。 关税对产业端的影响主要取决于RCEP成员国进出口关税下调周期和幅度以及各成员国设立的一定限制条款。RCEP成员国各自设立关税承诺表，从当前税率降至0%的周期是0-20年不等。此外，成员国设有限制条款，比如日本，部分关税仅适用于ASEAN、澳大利亚、新西兰，因此短期来看，关税因素对产业的影响并不会显著体现。长期而言，对我国而言，当下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原料、机电等行业还是会获得更直接的利好，运输设备、仪器仪表也将有较大发展潜力，而矿产品、贱金属、化工等行业将带来其他成员国的竞争。 总的来看，关税降低并不足以直接导致产业发生转移，因为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众多，包括成本、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效率等。但RCEP是一个全面的区域自贸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极有可能在产业转移中发挥更大的推动力，尤其是投资准入条款相关规定，会进一步凸显出东盟的比较优势。 结合各国人口结构、城市化、人均GDP等指标来看，可以判断我国部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存在合理性，从行业端来看，由于产业聚集效应的形成，电气设备、计算机光学用品、化学化工等行业也具有向东南亚转移的动机。 以下为正文的内容： 一、RCEP的关税减让成果 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RCEP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一项成果，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受到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区域贸易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一致选择。据统计，2019年RCEP的15个成员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2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30%，是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自贸区。我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约占我国贸易总额的30%，来自RCEP成员的实际直接投资占我实际吸引外资总额比重超过10%，协议的签订将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此前RCEP成员国之前已构建了多对自由贸易伙伴关系，RCEP将如何超越其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带来更大的增量效果？首先，通过矩阵的形式对RCEP参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进行展示，整体来看，RCEP成员国在协议签订之前早已形成了自由贸易网络，本次协议最突出的特点是间接达成了中国、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从而达成了“东亚闭环”。其次，日本在FTA的步调上一直落后于韩国，在RCEP协议中，日本对中国条款仍然很保守，而对ASEAN、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待遇明显超过中国。即便如此，日本作为我国在RCEP成员国中最大的贸易对象，在此之前只有日本还没有和中国签署过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下调将直接对中日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 我们从RCEP对各经济体间关税的变化来理解其对贸易的影响。根据WTO统计，过去柬埔寨对货物贸易采取的平均关税税率超过10%，中国、泰国、越南分别为9.8%、9.6%和9.5%。这意味着关税壁垒的削减仍是新兴经济体构建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领域。就具体产品而言，泰国、越南、中国、柬埔寨等国采取的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均超过了15%，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在非农产品领域，柬埔寨平均关税税率相对较高，其次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而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新加坡、文莱两国的零关税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RCEP的降税模式包括“协定生效立即降为零”、“部分降税”、“例外产品”等，各成员国以“协定生效立即降为零”和“10年内降为零”为主，在“加速关税承诺”条款中，RCEP允许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方基于共识加速降税。整体而言，协定成员将总体渐进实现90%以上税目的零关税。为理解RCEP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采取的关税政策变化，根据HS分类的20个行业，我们抽样选取关税目录中某一个商品作为代表，并通过B/A（before/after）对比来观察RCEP协议之前和签订之后将会发生的变化，签订协议之后的税率我们选取第10年的承诺税率。整体来看，RCEP协议的签订将带来明显的关税下降，澳大利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韩国、新西兰、老挝、菲律宾、老挝、缅甸等国家承诺10年之后相关行业的关税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根据蒋葳（2020）的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将会给各国或地区带来积极的影响，在关税降低50%之后，中国的GDP增加了0.044%。我们认为此次RCEP零关税目标的设定，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产业结构带来机会。具体到产业层面，预计当下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原料、机电等行业将获得更直接的利好，而长期来看，随着我国产业升级转型，运输设备、仪器仪表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RCEP成员国中经济体量差异巨大，劳动力、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直接约束各国经济增长和市场潜力，因而我国对RCEP成员国的出口未来大概率会保持“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我国对RCEP成员国整体呈贸易逆差，进口依赖度高于出口依赖度，凸显了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分工。2019年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五国的出口占比接近对RCEP成员国出口的70%，分别为1432亿美元、1110亿美元、980亿美元、550亿美元和525亿美元。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等五国进口占RCEP成员国进口的80%左右，分别为1735亿美元、1715亿美元、1196亿美元、716亿美元和640亿美元。我国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之间呈现贸易逆差。 我国与RCEP成员国的重点产业贸易差额实际反映了国际产业分工和经济体之间出口竞争力，根据RCEP的降税条款，将有利于我国在顺差行业优势扩大、逆差行业劣势亦扩大。从行业来看，我国在纺织制品、机电制品等领域具有相对竞争力，2019年顺差额分别为508亿美元和74亿美元。而矿产品、贱金属、化工制品、塑料制品、光学医疗器械、运输设备等领域都是贸易逆差，尤其是矿产品逆差超过1200亿美元，其次贱金属逆差为600亿美元。 总的来看，调降关税将对RCEP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促进作用，其主要的逻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于国内产能有限或生产水平不高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优势国家的产品将进一步成为替代选择，虽然这将带来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二是对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剔除它国税收壁垒将更利于出口端的表现；三是对于国内不能生产的材料（如特殊零部件）或急需品的进口，关税的下降将利于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需要；四是全球范围来看，单边主义、非税收壁垒等因素造成全球贸易发展步履维艰，RCEP的出现有利于提振全球经贸信心，树立自由贸易的标杆。 关税对产业端的影响主要取决于RCEP成员国进出口关税下调周期和幅度以及各成员国设立的一定限制条款。RCEP成员国各自设立关税承诺表，从当前税率降至0%的周期是0-20年不等。此外，成员国设有限制条款，比如日本，部分关税仅适用于ASEAN、澳大利亚、新西兰，因此短期来看，关税因素对产业的影响并不会显著体现。长期而言，对我国而言，当下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原料、机电等行业还是会获得更直接的利好，运输设备、仪器仪表也将有较大发展潜力，而矿产品、贱金属、化工等行业将带来其他成员国的竞争。 二、RCEP对产业链重构的影响 当前RCEP成员国之间已形成较完善的机电产品产业链，由于各国已形成上下游的比较优势，协议的签订会进一步加速技术、服务、资本等要素流动，使得比较优势进一步放大。我国的出口优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在电子产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制造中心，我国发挥“中转站”的功能，二是随着我国在营商环境上的投入，生产效率已经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劳动力优势。从出口产品来看，我国对RCEP前五大出口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电制品，包括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等，其次是纺织制品、贱金属和化工制品等。 而RCEP其他成员国的比较优势又如何呢？从我国主要进口国来源来看，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等五国的进口产品差异显著，韩国、日本在机电制品领域占有强势地位，其次马来西亚和越南也成为电子行业跨国公司偏爱的布局地点。而澳大利亚主要的优势则是矿产品，2019年我国从澳大利亚矿产品进口占从澳总进口的70%左右。 从产业链转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转移的目的地是东盟，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RCEP下关税降低的政策将极大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东盟在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上存在比较优势，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较大吸引力；二是，RCEP关于投资准入的条款涉及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等四方面，极大便利跨国投资的发生；三是，我国过剩产能和“借道出口”的产业近几年已有迁往东南亚趋势，易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东盟替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我国与东盟进出口额达6420亿美元，同比增长8.6%，占总贸易额的14.05%。中国与东盟贸易额排前三位的经济体是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而增速前三位经济体是柬埔寨（增长 27.7%）、缅甸（增长 22.8%）、马来西亚（增长 14.2%）。投资方面，从我国对各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显示，近10年来我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稳步上升，2018年投资额超过18亿美元，累计投资达121亿美元。近5年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2018年投资约17亿美元，累计投资超74亿美元，对老挝、越南、泰国等国的投资也增长明显，累计投资额分别为72亿美元、66亿美元、58亿美元。 从2005年到2019年，东盟吸引外商投资的原因已逐步发生变化，2005年东盟主要是凭借廉价的生产要素和相对宽松的投资限制吸引外商投资，而到2019年，部分产业链的完善及自由贸易的市场环境发挥更多吸引力，而RCEP的签订极大程度上将进一步放大东盟的优势。以泰国为例， 2005年外商主要投资行业为机动车辆、电气设备、化学品和化工产品、橡胶和塑料制品、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等行业，投资额分别为1109.5百万美元、709百万美元、411.8百万美元、314.1百万美元。而到2019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化学品和化工产品、食品饮料、其他机械设备等行业，投资额分别为1194.9百万美元、920.5百万美元、757.5百万美元、366.5百万美元。 总的来看，关税降低并不足以直接导致产业发生转移，因为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众多，包括成本、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效率等。但RCEP是一个全面的区域自贸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极有可能在产业转移中发挥更大的推动力，尤其是投资准入条款相关规定，会进一步凸显出东盟的比较优势。 根据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老挝的贸易、直接投资等数据以及结合东盟各国人口结构、城市化、人均GDP等指标，可以判断我国部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存在合理性，第一，除新加坡、文莱等国人均GDP相对较高外，老挝、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仍然较为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从0-14人口和粗出生率来看，老挝、印尼、越南仍然具有较大的人口红利；第二，城市人口比重来看，老挝、越南城市化程度低，其土地、资源的成本也会相对较低；第三，对“借道”东南亚出口的国内企业而言，随着美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监管升级，转运操作不断减少，将不得不面临直接转移的选择。从行业端来看，由于产业聚集效应的形成，电气设备、计算机光学用品、化学化工等行业也具有向东南亚转移的动机。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11月8日讯（姚进）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280亿美元，较9月末下降146亿美元，降幅为0.46％。10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市场交易理性有序。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情、货币及财政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 “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对10月外汇储备规模形成小幅贡献。”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海外经济缓慢复苏，外需改善带动我国出口改善。资本市场虽有所波动，但跨境资金整体呈现流入态势。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入对10月外汇储备规模形成小幅贡献，但估值损失抵消后仍形成损失，故10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回落。 “虽然10月外汇储备规模环比回落，但仍较年初上升201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连续6个月位于3.1万亿美元之上，总体保持平稳。”温彬说，我国宏观调控、外汇管理等政策审时度势，面对近期人民币升值走势，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0，并逐渐淡出“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使用，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平衡，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了保障。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707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942亿美元，在国内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下，跨境资金的双向流动更加活跃。 具体来看，货物贸易顺差增长。2020年三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1554亿美元，同比增长27％。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2020年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404亿美元，同比收窄44％。其中，旅行逆差286亿美元，同比收窄50％；运输逆差114亿美元，同比收窄32％。 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入，证券市场双向资金流动更加活跃。2020年三季度，直接投资顺差239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332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571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均有所增长。证券市场方面，三季度，境外投资境内证券逾700亿美元，我国对外证券投资逾300亿美元。
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持续提升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李胤解读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测算结果，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李胤就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的发展特点进行了解读。 从测算结果看，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比上年增长7.8%，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在四个创新分领域的21个指标中，有19个指标指数比上年有所提高，其中享受加计扣除减免税企业占比、百家企业商标拥有量、发明专利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及万名科技活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等4个指标指数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中国创新指数的走势表明，2019年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创新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提升。 一、创新环境明显优化，分领域指数值达249.9，比上年增长10.5%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是我国科技活动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2019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达10717.4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支出6544.2亿元，比上年增长13.2%，所占比重为61.1%，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加计扣除减免政策成效显著。近年来，我国对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施提高扣减比例和扩大适用范围的相关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2019年，受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5.0万家，比上年增长43.2%；研发加计扣除减免税达到1399.7亿元，首次超过千亿元。 二、创新投入稳步提高，分领域指数值为199.1，比上年增长3.0% 研发投入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我国R&D经费投入达22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已超过2018年欧盟15国平均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逐年缩小。2019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达480.1万人年，保持全球第一，比上年增长9.6%，增幅为近7年来最高；每万人口中的R&D人员全时当量为34.3人年，增长9.2%。 基础研究经费快速增长。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增速为近8年来最高；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6.03%，比上年提高0.49个百分点，占比首次突破6%。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持续稳固。2019年，我国企业R&D经费达到16921.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为13971.1亿元，比上年增长7.8%。企业R&D经费对全社会R&D经费增长的贡献为68.5%，拉动全社会R&D经费增长8.6个百分点。2019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18.8万家企业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所占比重为49.6%，比上年大幅提高6.6个百分点。 三、创新产出大幅提升，分领域指数值达295.3，比上年增长11.8% 创新产出成果丰硕。2019年，我国国内专利授权数为247.4万件，比上年增长6.0%；发表科技论文195万篇，增长6.0%；专利和论文产出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底，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注册商标53.8万件，比上年增长14.0%，企业品牌建设不断推进。 技术市场发展迅速。2019年，我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达22398.4亿元，比上年增长26.6%；按每万名科技活动人员平均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为18.4亿元，比上年增长16.7%。技术交易额不断创出新高，技术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加速打通，技术市场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四、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分领域指数值为168.8，比上年增长3.1% 新产品销售占比再创新高。201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6.6万亿元，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24.9%，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占比创2005年以来的新高。在实现产品创新的2.5万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69.3%的企业推出了对于国内市场全新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有29.7%的企业推出了对于国际市场全新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 能耗水平持续下降。科技创新进一步推动能源合理利用，助力绿色发展。据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8.7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3%；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3.4%，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2.6%。 虽然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高，但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下阶段，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夏季全球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居高不下，让关于高温可能杀死病毒的期待落空。而9、10月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大幅跃升，10月下旬更是每日新增四五十万例，已远超过第一波疫情时不到十万例的峰值，让秋冬季病毒可能二次传播的预言成真。对我国来讲，好消息是，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虽大幅提高但致死率下降，国内（不含港澳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少且大都属于境外输入，同时4月中旬以来再无死亡病例；坏消息是，全球疫情第二波可能给我国带来一系列心理和实质冲击，影响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和金融平稳运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疫情第二波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 影响家庭和企业信心。尽管因国情不同，各国政府对于疫情认知和防控措施的立场大相径庭，各国内部社会分歧也较大。但是，与没有疫情的基准情形相比，在疫苗普及之前，疫情持续蔓延肯定会让部分人产生病毒恐惧，减少甚至不敢出门工作和消费。美国每周ABC新闻消费信心指数显示，到10月25日这周，该指数较9月20日那周总体回落，累计回落了7%。由于复苏前景不明和现金流短缺等原因，企业也会减少资本支出。10月份，主要发达经济体的ZEW经济景气指数均较9月份出现了较多的回落。 触发经济重新封锁。如这次疫情传播，欧洲成为震中。针对第二波疫情的来势汹汹，欧洲多国都在采取宵禁、远程办公、禁止串门等各种方式阻止病毒传播。10月28日，德国、法国、英国已先后宣布全国性禁足措施，虽然较上一次封锁要求稍显宽松，但对正常生产经营和社交活动仍有一定影响。而且，由于封锁措施不够坚决，不排除持续时间延长甚至未来会有反复。新的经济封锁将影响欧洲经济重启，加大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10月29日欧央行议息会议明确表示，近期经济前景明显恶化，如有必要将适当调整所有工具。10月份，欧元区服务业PMI指数和Markit综合PMI指数再次双双跌到荣枯线以下。 加大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预警，美股飙升与经济形势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旦投资者意识到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进程不如预期，很可能触发投资者集中甩卖风险资产。在国内疫情反弹和财政刺激难产情况下，到10月30日，美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在9月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均回调了8%左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2月初的历史高点回调了10%。 其实，疫情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侵蚀远不止于此。IMF最近还警告称，长期的经济衰退或政策失误可能增加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如果经济持续低迷，一些地区的银行体系可能出现资本短缺、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负担不断增加。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在另一轮市场低迷中面临着重大亏损，它们可能会被迫“贱卖”，这可能通过与传统银行之间的联系蔓延到银行体系。如果衰退持续下去，已经背负了很高债务的企业可能要开始面临偿付能力问题，其中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封锁影响的行业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冲击。 新兴市场经济韧性再度面临考验。2008年危机爆发后，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新兴市场普遍面临热钱流入、本币升值压力。然而，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尚未发生此种情形。从美联储编制的对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名义美元指数看，截至10月23日，较去年底上涨了3%以上，显示今年新兴经济体总体仍面临资本外流压力。 其原因是，早在疫情暴发前，土耳其、南非、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不少大型新兴经济体就已深陷困境。过去两年，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货币对美元汇率均跌了40%~80%。在这次疫情扩散过程中，前述不少新兴经济体又成为疫情重灾区。全球经济衰退和人员流动停滞本就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创汇能力，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压力又进一步制约了其财政货币政策对冲空间，进而放大了疫情对当地经济金融的冲击。IMF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今年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分别衰退10.3%、5.8%、8.0%和4.1%，除俄罗斯外，其他金砖三国降幅均高出全球衰退4.4%的水平。 第二波疫情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影响 海外疫情蔓延将加大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虽然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但只要海外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国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就不可能结束。第三季度，我国经济持续扩张，第一、二产业已基本恢复正常，GDP季度同比实际增速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但第三产业GDP增速仍低于去年同期。从行业分类看，当季，“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GDP依然同比负增长，而“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他服务行业”的同比增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反映了疫情防控工作对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复工复产的影响。海外疫情蔓延，会因为国际经贸交往和人员往来停滞，以及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继续抑制相关行业和消费复苏，影响居民就业。 海外经济重启受阻对我国外贸影响有利有弊。从有利的方面讲，国内疫情防控有效，有助于进一步展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继续巩固全球市场份额，发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不利的方面讲，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整体外需市场趋于疲软，有可能抑制我国外贸进出口活动。截至10月30日，波罗的海航运指数较前期高点回落了39%，或反映了近期海外疫情大幅反弹、国际经贸活动再度趋缓的迹象。与此同时，如果海外进口商出现偿付困难，有可能加大我国企业出口收款风险；如果出现海外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断供，还可能阻碍国内相关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 海外金融动荡加剧对我国金融运行也是有利有弊。从有利的方面讲，有可能进一步凸显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领先优势，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推动中国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成为全球避风港。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美元计价）同比下降49%，我国仅下降4%且自4月份起逆流而上，恢复同比正增长，这证伪了疫情暴发以后“去中国化”的判断。 从不利的方面来讲，随着国内扩大金融开放，境内外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动荡有可能向境内传染，加大国内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并造成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大起大落。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与此相关的汇率超调、资产泡沫、货币错配、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和资本流向逆转等风险。 此外，在海外疫情失控、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有可能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和经贸紧张局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国有可能会被有所针对，如被甩锅或被追责，非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冲击有可能加大。 早在4月初，中央就做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的重要判断和部署。因此，面对前述预料之中的挑战，我们应该有处变不惊的定力和勇气。 建议疫情应对下半场，我们应该注意把握好以下问题：一是鉴于内外部的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巩固和夯实经济复苏的势头。特别是对于受疫情持续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和家庭，要加大政策帮扶力度。同时，注意加强预期引导、稳定市场信心。 二是疫情发展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步推动扩大高水平、制度型金融双向开放，既要避免错失良机，也要避免操之过急。 三是从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有备无患。 四是坚持低调务实，少说多做，做好自己的事情，讲好中国的故事，促进国际抗疫合作。
主要观点 核心结论：1、在假设2021年中海外疫情能够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预计2021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为+13.7%，2021年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为-5.6%，全年出口增速为2.7%。 在假设2021年末海外疫情能够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预计2021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为+16.6%，2021年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为-2.5%，全年出口增速为5.2%。整体来看，预计明年上半年出口增速优于今年下半年。 2、如额外考虑拜登就任总统后取消对华关税，那么在2021年中海外疫情能够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假设取消2000亿关税清单、2000+340亿关税清单、全面取消关税清单对我国2021年上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3.3、3.7、4.1个百分点，对202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2.6、3.0、3.3个百分点。 在2021年末海外疫情能够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取消2000亿关税清单、2000+340亿关税清单、全面取消关税清单对我国2021年上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3.3、3.7、4.1个百分点，对202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2.5、2.9、3.3个百分点。 测算中敏感性较高的假设： 1、2021年上/下半年全球出口额的计算方法为全球出口额*上/下半年出口占全年比重，这一比重取值为历史均值，但疫情发展情况对这一比重或产生干扰，例如假设上半年疫情持续严重，下半年疫情有效缓和，则可能带来上半年比重低于往年，同时下半年比重高于往年，并带来上半年出口额低于测算值。 2、未来美国对华关税是否会调降、何时调降、调降的幅度以及影响的路径均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假设对本文测算结论敏感性较高，未来需要进一步观测这些因素的实际变化并对测算结果做出动态调整。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的表现呈现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即出口增速与外需的脱节，而这背后则反映了外需和我国出口份额反向变化的“掰腕子”特征。具体来看，疫情后我国出口或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20年4月起，外需因全球疫情蔓延而大幅衰退，但中国因疫情防控速度最快带来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份额显著提升，我国出口反而呈现很强的韧性，很快实现触底回升。 第二阶段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海外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并进入到常态化阶段，海外需求开始逐步回升、工业生产也逐步重启，因此我国出口份额触顶回落，不过由于份额回落速度弱于外需提升速度，因此我国出口增速仍可维持在高位。在第二阶段由于海外逐步复工，我国因海外工业生产受阻而提升的出口份额将逐步消退，不过其中因疫情导致产业出清和转移所带来的永久性份额提升则可延续，因此在第二阶段尾声，我国出口份额料将最终回归平稳状态。 第三阶段开始的时间点取决于海外疫情防控的进度。随着海外疫苗投产、海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此时海外经济修复斜率也较为平缓，外需逐步平稳；而在经过第二阶段的回落后，预计出口份额在第三阶段也将进入平稳状态。二者共同作用下，在这一阶段我国出口增速受高基数影响将出现回落。第三阶段的到来料将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较大冲击，同时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而在这一阶段存在两大不确定性：①何时进入第三阶段存在不确定性，取决于海外疫情防控的进度；②进入2021年后美国新任总统将就任，若拜登当选，有可能取消目前对华施加的关税，这一举措对我国出口又将产生增量的拉动作用。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防控速度不及预期，对华关税未取消，测算假设敏感度较高 报告正文 一 疫情后出口的两张“皮”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的表现呈现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即出口增速与外需的脱节，而这背后则反映了外需和我国出口份额反向变化的“掰腕子”特征。具体来看，疫情后我国出口或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20年4月起，外需因全球疫情蔓延而大幅衰退，但中国因疫情防控速度最快带来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份额显著提升，我国出口反而呈现很强的韧性，很快实现触底回升。 第二阶段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海外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并进入到常态化阶段，海外需求开始逐步回升、工业生产也逐步重启，因此我国出口份额开始触顶回落，不过由于份额回落速度弱于外需提升速度，因此我国出口增速仍可维持在高位。在第二阶段由于海外逐步复工，我国因海外工业生产受阻而提升的出口份额将逐步消退，不过其中因疫情导致产业出清和转移所带来的永久性份额提升则可延续，因此在第二阶段尾声，预计我国出口份额将最终回归平稳状态。 第三阶段开始的时间点取决于海外疫情防控的进度。随着海外疫苗投产、海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此时海外经济修复斜率也较为平缓，外需逐步平稳；而在经过第二阶段的回落后，出口份额在第三阶段也料将进入平稳状态。二者共同作用下，在这一阶段我国出口增速受高基数影响将出现回落。第三阶段的到来料将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较大冲击，同时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而在这一阶段存在两大不确定性：①何时进入第三阶段存在不确定性，取决于海外疫情防控的进度，因此本文假设这一时间点可能发生在2021年中或2021年末；②进入2021年后，美国新任总统将就任，若拜登当选，有可能取消目前对华施加的关税，这一举措对我国出口又将产生增量的拉动作用，因此本文对关税取消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也进行了情景假设。 二 第一阶段：我国份额提升多少 第一阶段我国出口份额较2019年提升3.3个百分点。第一阶段为2020年第二季度，这一阶段为我国疫情逐步可控、海外疫情迅速爆发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迅速复工，而海外工业生产则陷入停滞，因此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迅速提升。通过计算我国出口占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的份额可得，4月起我国出口份额迅速提升至16%以上，4-6月出口份额均值为15.8%，较2019年均值12.5%提升了3.3个百分点。 三 第二阶段：哪些出口份额的提升是永久性的？ 目前我国出口正处于第二阶段，出口份额仍高于2019年，但因海外开始逐步复工，份额已从高点开始回落。正如上文对出口三阶段的猜想，在第二阶段的末期，因海外生产受阻带来的份额提升将随着复工推进而逐步消退，但因产业出清和转移所带来的永久性份额提升则可延续，因此对第二阶段的分析中需要着重研究哪些产品出口份额的提升是永久性的，从而估算在第二阶段末期，出口份额最终将回落至何种水平。 对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的测算逻辑为：第一步从区域角度，评估我国对哪些国家的出口形成替代；第二步从商品角度，评估存在出口替代的国别中，我国主要对哪些商品存在出口替代；第三步计算存在出口替代效应的商品的出口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较高的商品可认为会出现永久性份额提升；第四步计算所有永久性份额提升商品占今年出出口份额提升商品中的比重。 在《出口份额的提升是“永久”的吗？》报告中，我们对上述测算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展开分析，结论为： 暂时性出口替代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工品（第6类）、塑料及橡胶制品（第7类）、运输设备（第17类）、光学、医疗等仪器（第18类） 永久性出口替代的商品主要包括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5类）、机电产品（第7类，剔除手机、电脑）、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家具（第94章）。 最终可得：4-6月出口份额提升的3.3个百分点中，有20%为永久性份额提升（即0.66%），以此估算在第二阶段末期出口份额最终将回落至13.1%（=（2020年4-6月出口份额-2019年出口份额）*20%+2019年出口份额=（15.8%-12.45%）*20+12.45%=13.1%）。 四 第三阶段：疫情控制时点与关税取消不确定性的叠加 在未来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判断上，第三阶段的情况尤为重要，但却最具不确定性。一方面，第三阶段的到来时间、以及由第二向第三阶段过渡过程中出口增长的变动节奏，是后续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且这一时间点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第三阶段、以及由第二向第三阶段过渡过程中美国对华关税存在取消的可能性，对国内出口增长带来增量影响，但取消的幅度以及对出口的真实影响效果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一）不确定性一：疫情控制时点 第三阶段的起点取决于海外疫情何时得到彻底控制，在海外疫情完全可控后，因海外生产受阻而提升的出口份额将完全消退，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出口份额将回落至稳定水平（即上文所计算的13.1%左右）。由于海外疫情控制时点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假设两种情景，即2021年中或2021年末海外疫情有望得到较好控制，这一时点也意味着第二阶段出口份额逐步回落的阶段结束、第三阶段出口份额稳定的阶段开始。 基于对海外疫情控制时点的假设，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未来出口增长进行预测，测算逻辑为：对2021年全球出口额与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分别作出假设，二者相乘即可得到2021年中国出口额与出口增速。 关键参数的假设：①对全球出口增速的假设取WTO最新预测值，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将下降9.2%，2021年将上升7.2%。②2021年我国出口份额的假设：情景1中假设2021年中海外疫情可控，份额回落至13.1%，则2021年上半年出口份额由2020年下半年的14.4%匀速回落至13.1%，2021年下半年起出口份额稳定在13.1%；情景2中假设2021年末海外疫情可控，则2021年全面出口份额由14.4%匀速回落至13.1%。 测算结论：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增速提升，同时我国出口份额逐步回落，我国出口增速与海外需求呈现错位；不过由于出口份额回落较慢、均值较2019年仍有约1.3个百分点的提升，因此2021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速或维持高位，优于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下半年由于高基数原因（2020年下半年我国出口份额处于高位），同比增速将转负，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正增长，且优于2020年。 结论中的不确定性：①若因疫苗量产带来全球疫苗相关物资产能不足，有可能带来我国疫苗相关物资的出口份额提升，在测算出口份额时无法准确估算此类因素；②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额的估算方式为：假设2021年上半年全球出口额占全年的比重为46.5%（取历史均值），但2021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对该数据的取值有较大的敏感性，会干扰出口增速的测算值。 （二）不确定性二：美国对华关税取消 第三阶段的另一大不确定性在于美国对华关税的变动：若拜登当选，有可能取消目前对华施加的关税，并对上文的出口增速预测带来增量的拉动。但关税对出口的影响路径较为复杂，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海外工业生产，有一部分关税清单商品的出口份额已回到加征关税前的水平，未来关税真实取消后，这部分商品的出口份额是否会继续回升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加征关税后美国或已将部分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未来若关税取消，这部分商品的份额是否会重归中国也存在不确定性，即加征关税可能起到拉绳子的效果，很快冲击我国对美出口，但取消关税可能起到推绳子的效果，未必会带来出口的全面恢复。但由于我们无法对关税的影响路径做出准确的刻画，因此在此我们仅对取消关税后对出口拉动作用的上限进行测算，即不考虑疫情和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假设关税取消后前期因加税而损失的中国对美出口份额可全部得到弥补，以此估算对2021年出口的边际影响。 关税取消对我国出口边际影响的测算逻辑为：第一步，通过计算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前后中国对美出口各类商品的份额，可得到加征关税带来的我国对美国出口份额的损失幅度，假设关税取消后这一部分关税损失可全部得到弥补。第二步，假设美国2021年经济增速与贸易增速，估算2021年美国进口总额。第三步，将2021年美国进口额乘以加税后损失的份额，即可得到美国对华关税取消后的出口额变动情况。下面具体来看测算过程： ①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带来的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损失测算：根据USITC统计的美国进口贸易数据，我们可以得到美国进口340亿、160亿、2000亿、3000亿美元清单商品的总额、以及自中国进口的金额，从而得到美国自华进口这四类商品的份额（即为中国对美出口这四类商品的份额）。通过计算加税前后份额的变化，可得加征关税带来的份额损失分别为：2.4%、8.9%、9.5%、-0.2%。其中：3000亿清单中的产品由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较高，因此加征关税后出口份额未受到冲击；预计这部分商品的关税若未来全面取消（目前3000亿清单中约1200亿产品的关税由15%降至7.5%），对出口份额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因此在后续关税取消情景假设中未考虑此种情景。 ②美国2021年进口总额与分产品清单增速测算。主要测算假设为：1）2020年出口增速取值为彭博一致预期；2）2021年上半年、下半年出口增速为预测值，预测逻辑为：在情景1假设下，疫情至2021年中缓和，2021年上半年进口环比增速与2020年下半年持平，2021年下半年环比增速再度回升；在情景2假设下，疫情至2021年末缓和，2021年上半年进口环比增速与2020年下半年持平，2021年下半年环比增速较上半年进一步放缓。3）假设美国进口2000亿、340亿、160清单中商品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保持不变。 ③美国对华关税取消对出口的边际影响测算：最后根据公式：美国2021年三类清单商品进口额*加税后中国损失的份额，即可计算出美国对华关税取消对我国2021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在情景（1）中取消2000亿关税清单、2000+340亿关税清单、全面取消关税清单对我国2021年上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3.3、3.7、4.1个百分点，对202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2.6、3.0、3.3个百分点；在情景（2）中取消2000亿关税清单、2000+340亿关税清单、全面取消关税清单对我国2021年上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与情景（1）相同，对202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分别在2.5、2.9、3.3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美国对华关税取消对出口增速的边际影响在3-4个百分点左右，边际影响不弱。不过上述测算未考虑疫情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因此仅为关税取消对我国出口增速影响的上限，真实关税取消的效果或弱于此测算结果。 五 估算结论的稳健性 测算中敏感性较高的假设：1、2021年上/下半年全球出口额的计算方法为全球出口额*上/下半年出口占全年比重，这一比重取值为历史均值，但疫情发展情况对这一比重或产生干扰，例如假设上半年疫情持续严重，下半年疫情有效缓和，则可能带来上半年比重低于往年，同时下半年比重高于往年，并带来上半年出口额低于测算值。2、未来美国对华关税是否会调降、何时调降、调降的幅度以及影响的路径均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假设对本文测算结论敏感性较高，未来需要进一步观测这些因素的实际变化并对测算结果做出动态调整。 六 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防控速度不及预期，对华关税未取消，测算假设敏感度较高。
核心阅读 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明确要求加强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 当前，我国日常航空货运需求稳步上升，但航空货运供给不强、质量仍有待提高。未来，要加强货运机场建设，推动空铁、空陆和空海联运，促进航空货运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航空货运量虽然在现代物流体系中占比不高，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上购买生鲜、海淘电子产品，这些看似平常的购买活动，背后都离不开航空货运的支撑。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明确要求加强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怎样进一步发展我国航空货运体系，增强我国航空货运的国际竞争力？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需求有多大？ 日常航空货运需求稳步上升 座椅全都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码放整齐的货物，用网兜固定在机舱内，这是今年4月3日，南航一架从广州出发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客机上的情景。“疫情防控期间，这样的‘客改货’航班单日货量可达716吨。”南航相关负责人说。 受疫情影响，一方面客运航班运行受阻，腹舱载货量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抗疫物资等航空货运需求增加，今年3、4月全货机加班包机同比增加4倍以上。货机不够，客机来凑，今年3—6月“客改货”包机也迅猛增长1万多班。 “民航货运速度快、运距长、安全性高，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其他运输方式无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张晓东说。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强航空货运能力不仅是短期应急需求，也是长期的发展需要。 鲜活易腐产品空运需求上升。“得益于国内生活水平的提升，还有快速增长的电商市场带动，消费者对海鲜、鲜花、水果等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保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部分产品的空运需求随之增加。”张晓东说。 电子产品、精密设备等高端工业产品空运需求增加。“比如一些高端手机的贬值速度大概是每天千分之一，一般也采用航空运输。”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晓津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这类精密电子类产品航空运量每年增长20%以上。 根据民航局数据，2019年民航货邮运输量753万吨，2015—2019年年均增长4.6%。 机遇有哪些？ 航空货运供给质量有待提高 面对航空货运需求持续上升，当前我国航空货运供给仍然不强。疫情防控期间，一些短板愈发显现出来。 一方面，供给能力有待增强。看飞机，全货运飞机数量较少，航空货运严重依赖客机腹舱。疫情防控期间，客机腹舱载货量锐减，但由于我国全货机数量不足，货运运力难以迅速补充。 看机场，目前国内机场以客运为主，缺乏以货运为主的机场。“一些机场的白天时刻首先要满足客运需求，夜间机场关闭，又无法被货运利用。”张晓东分析，如果没有以货运为主的机场，货运航线、时刻资源的发展空间将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供给质量有待提高。看航空网络，我国缺乏国际货运枢纽，在国际航空货运网络中占比不高。张晓东表示，目前我国参与的国际航空货运中，大多“一头”在外，缺乏“国外—国内—国外”这样在国内机场中转的货运航班。 看空地网络，空运与陆运的衔接还不够顺畅。“很多高端制造企业对航空货运的要求是‘门到门’，甚至要求能够直接将货物从停机坪拉到生产线上。”李晓津说，但目前空地联运不够高效，“最后一公里”的效率不提升，空运优势就打了折扣。 短板所在也是机遇所在。在疫情防控期间，民航局快速响应，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比如支持“客改货”，腾出许多大型机场的高峰时刻供全货机使用，为货运航班计划审批开辟“绿色通道”等。各项措施推动下，今年前三季度，民航完成货邮运输量476.5万吨，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7.4%。 补短板、强货运，不是一时之计，而是长久谋划。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货运设施发展的意见》，针对我国航空货运发展短板，提出具体发展措施，包括完善提升综合性机场货运设施能力和服务品质、稳妥有序推进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建设等，让航空货运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未来怎么干？ 强设施、促协同、促融合 吊臂挥舞，货车穿梭，今年复工复产后，在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的工地上，我国首个以货运为主的机场——湖北鄂州机场开工建设，预计在2021年年底或2022年年初投入运行。我国加强航空货运体系建设的脚步正在加速。 ——强设施，加强货运机场建设，加快引进全货机，提高技术装备能力。 “建设鄂州机场这样以货运为主的机场，能够有效利用夜间时刻，极大增加货运资源。未来逐步建立更多货运机场形成网络，能够避免与航空客运网络重合，让客货运都能更好发展。”李晓津说。 航空公司也纷纷布局货运，引进更多全货机。“目前南航全货机已增至16架，今年还新开辟了深圳始发洲际货机长航线。”南航相关负责人表示。 “还要提升既有的货运资源利用率。”张晓东认为，要对既有综合性机场进行货运化、智能化改造，提升其货运能力，同时也要继续优化飞机腹舱的货运应用。 ——促协同，鼓励航空公司与物流快递企业强强联合，推动空铁、空陆和空海联运，提升全流程航空物流能力。 “航空公司有运力、航线网络和机场地面保障的优势。”南航相关负责人介绍，但国内客货兼营的航空公司基本以客运为主，全货运飞机数量仍然较少，地面资源整合能力不强，“门到门”全链条服务能力不足。 与优势在天上的航空公司相比，快递物流企业的优势在地上，地面运输组织能力较强，不过近几年也在大力引进全货机。邮政、顺丰、圆通航空等自有全货机总数已突破百架，极大增强了航空货运能力。 “航空公司和物流快递企业要加强合作，谋求差异化发展。”李晓津分析，“而且，空铁联运能够极大提升地面货运的效率，更好地‘门到门’服务于高端制造业。” ——促融合，加强航空货运服务制造业能力，围绕航空货运枢纽布局制造业，促进航空货运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张晓东认为，一方面要加强航空货运的全流程服务能力，让货物从机场到车间更顺畅，同时也应该围绕航空枢纽来布局制造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临空经济的发展。 专家们认为，大力发展航空货运要充分遵循货运发展规律，不盲目铺摊子。要借鉴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发展成功经验，同时结合我国航空货运发展基础和实际，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结合市场需求稳妥有序推动我国航空货运发展。(赵展慧) 《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7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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