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内容。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下称“7·30”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结合学习“7·30”会议精神谈几点体会。 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货币危机逐渐演变成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不断加深。 1998年2月，《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央文件首次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来。同年2月底，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果断将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1998和1999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升，较好对冲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拖累。199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再次强调，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消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恢复。2003~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2006~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会议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着力点是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 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性。2010年底，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扩大内需排在首要位置，同时也是首次在五年规划建议中独立成篇。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之一就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虽然没有提及扩大内需这一概念，但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18和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延续了这种提法。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过二十多年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0.1%，上升了11.1个百分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7·30”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双循环”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7·30”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应该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一个战略从提出到落地、见效，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我国制定五年和远景目标规划的做法，本身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优势。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如去年， 经济增速较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上年均回落0.9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升1.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同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仅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二季度经济修复明显好于预期。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仍然前所未有。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做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的重要判断。“7·30”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发挥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更好发挥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稳住企业和就业基本盘，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争取对外交往的主动。 当然，抓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巩固和发展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成果，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2013~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之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升至80.6%，国内市场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稳出口”的同时“扩进口”，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此外，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核心观点 近期美元走弱、黄金走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部风险累积增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内循环”绝非“自我封闭”，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本质上，我们是通过“内循环”促进“双循环”，包括以不断扩大消费市场让世界分享中国增长红利、以产业链优化升级促进全球产业链稳定、以新型城镇化提供我国更持续的增长潜力等。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不单单是扩大国内消费，也包括加大产业链投资和城镇化投资等，补短板和锻长板共同发力。中国将通过自身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继续带动全球经济恢复和增长。 摘要 ▌ “内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由于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叠加美国经济历史性衰退和美国大选前国内政治形势不确定性增强，美元出现持续性走弱、黄金出现趋势性走强；而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大规模的资产购买或许会侵蚀美元信用的根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仍较强，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临近之际，美国一些政客可能继续释放反华言论。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内循环”绝非“自我封闭”，从历史上看，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够持续发展，我国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从我国自身来看，以“内循环”为主体，带动“双循环”，正是顺应我国内需占比不断扩大、消费占比不断提升这一转型升级的过程。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一直以来我国在全球发展中倡导的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可以看出，畅通“内循环”，也是为了促进“双循环”，以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不单单是扩大国内消费，也包括加大产业链投资和城镇化投资等，补短板和锻长板共同发力。我们认为，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至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让世界分享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发展成果；二是优化升级我国产业链布局，提高高科技产业规模占比，以此促进稳定全球产业链，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三是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促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培育新的增长极，夯实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继续发挥好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正文 ▌“内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完整地论述了双循环的发展逻辑，即“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考虑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认为，“内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而是面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因素增多、中美不确定性加大这样的国际背景，通过疏通“内循环”带动“外循环”、通过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这一战略举措使世界进一步分享中国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潜力，促进中国在稳定全球经济中更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美元走弱、黄金走强，反映国际形势较为复杂、风险因素较多 由于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叠加美国经济历史性衰退和美国大选前国内政治形势不确定性增强，美元出现持续性走弱、黄金出现趋势性走强。由于二季度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二次反复并迅速扩散，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跌幅高达32.9%，创下二战以来最大幅度的单季跌幅，其中消费成为当前拖累美国经济最为严重的需求侧变量，对二季度美国经济的拉动率为-25.1%。从全球来看，印度、巴西等国家的疫情也仍未见拐点。 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大规模的资产购买或许会侵蚀美元信用的根基。当前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在3个月的时间内迅速膨胀，6月10日达到最大值7.22万亿美元，近两个月的扩张速度放缓，7月29日的最新值为7万亿美元。美联储大规模扩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从美元走势上看，在3月全球流动性紧张时，美元指数突破了100，但是目前美元指数已经从2020年3月20日最高点103.01震荡下行至7月30日的92.93，同时伦敦金价已于7月29日创下近30年来的高点1980.8美元/盎司。虽然黄金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与全球通胀预期下实际利率进一步走低有关，但是“弱美元、强黄金”的组合还是反映出了市场对“美元信仰”的担忧。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仍较强，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临近之际，美国一些政客可能继续释放反华言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关闭中国驻美领馆，打压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限制中国记者在美正当新闻活动，限制中国留学生入境，干预香港事务，借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干预西藏、新疆事务，以及对台军售，企图通过制造事端来分散国内民众的注意力，意图在于减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造成的选举压力。这些做法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变数，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面对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我国提出的“内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 从历史上看，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够持续发展，我国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根据金星晔等（2019）的计算，1500年至工业革命前，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始终在26%以上，1600年达到峰值34.6%；而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大幅提升，由于中国自我封闭对外关闭门户和市场，停止接受创新和新技术的输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断崖式下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世界GDP的比重仍然非常低，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因为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才得以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史性的迅速增长。 从我国自身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正是顺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和2000年初相比：一方面，经济体量明显扩大，2000年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只有3.6%，到2019已经超过16%；另一方面，彼时我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非常明显，但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消费占据主导的内需驱动型经济体。也就是说，“双循环”的战略论断，是顺应我国经济的这些发展特征，指引我国从“世界工厂”向“全球消费中心”发展转变的重要思路。 我国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只会越来越大。2013年3月23日，习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6月18日，结合当下疫情形势，习总书记寄予了“一带一路”倡议新期待：“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2020年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 我们认为，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至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让世界分享中国的扩大内需战略；二是优化升级我国产业链布局，提高高科技产业规模占比，以此促进稳定全球产业链，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三是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促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培育新的增长极，夯实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继续发挥好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以不断扩大消费市场让世界分享中国增长红利 根据eMarket的预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零售消费市场，系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超越美国，预计到2020年末中国的零售消费市场达到5.072万亿美元，而美国则为4.894万亿美元；到2024年，中国零售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6.123万亿美元。伴随着居民购买力的提升和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近二十年来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重不断提升，2018年已达13.9%，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之下，这一比重料将持续提高。 以产业链优化升级促进全球产业链稳定 WTO 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报告显示，与 2000 年相比，2017 年中国、美国、德国成为全球三大供给中心，2000 年时最大的三个供给中心还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供给不仅辐射周边国家，还辐射欧美。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产业链结构的优化升级将通过全球产业分工这一渠道扩散至其他国家，有助于促进全球产业链稳定。 从这次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而且能够较快地组织形成医疗物资、居家办公设备等产能，因此在外需下降较为明显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速仍维持稳定，对稳定全球产业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长期来看，我国加工贸易占比仍较高，很多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市场、资源两头在外”。我们认为，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将进一步丰富我国高、中、低增加值的生产环节，并在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两大循环内形成多个产业链闭环，以此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以新型城镇化提供我国更持续的增长潜力 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一个前提是仍要维持我国经济中高速的增长，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较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好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截至2019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这意味着中间有16.22%的差值，对应着2.27亿人口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落户。同时，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S型”规律曲线，城镇化率显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中期，未来还存在继续提高的空间。 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将带来更多的人口流入城市，从而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提供经济增长持续潜在动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此前表示，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通过培育新的城市增长极，促进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之一。从数据上看，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不断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提升，2019年这一数值已达到32.36%，预计疫情冲击之下的2020年该数值仍将进一步提升，只有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更好地发挥全球经济中流砥柱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长期战略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更加坚定信心和意志，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通过深挖内需、扩大消费市场，让世界分享我国的发展成果，从而促进内外双循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长期的发展方向问题，会在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我们相信，未来在我国畅通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战略部署下，中国与世界经济会形成更为良性的互动，以此应对各种风险冲击。
非洲猪瘟在我国发生以来，整个行业似乎只剩下两种病，一种是非洲猪瘟，另一种是其他病。然而，作为我国一类动物传染病之首的口蹄疫，同样严重的危害着我国畜牧业生产。 7月29日，在内蒙古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威安泰”）特约、新猪派出品的“必威安泰口蹄疫O/A二价3B标记疫苗新品发布会”上，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口蹄疫研究室主任刘在新、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教授张七斤、内蒙古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刘延麟共聚一堂，与大家共同分享了非瘟时代下口蹄疫的流行情况及防控特点。 直播现场 口蹄疫疫情总体稳定，但仍面临很多挑战 据刘在新介绍，目前我国口蹄疫疫情总体呈稳定控制状态，散发O型和A型，无亚洲I型疫情（2009年6月以后再无疫情）。然而，随着贸易频繁、我国养猪业的快速发展，口蹄疫的防控形势也变得越发严峻。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口蹄疫研究室主任 刘在新 然而，我国口蹄疫发病毒株原本复杂多变，在原有毒株尚未消灭下，又有新的毒株相继出现。过去，口蹄疫多呈现单一毒株引发疫病，但近些年口蹄疫呈多毒株流行态势，特别是进入2018年，更是呈现出有5个毒株都有发病的现象，其中O型4个，分别是Mya-98、Cathay、PanAsia、Ind-2001毒株，A型1个，Sea-97/G2毒株。 张七斤表示，口蹄疫多呈现大流行的方式，没有严格的季节性，但其大流行却有明显的周期规律，一般3-5年流行一次。而新猪派记者梳理近几年我国A型、O型口蹄疫的流行情况后，发现自2018年我国口蹄疫疫情创十五年来新高以后，这两年口蹄疫疫情恢复低频率散发水平，而这是否意味着养殖场对于该病的防控可以稍微松懈呢？ 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教授 张七斤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虽然非瘟的到来极大程度地提高我国养殖场整体的生物安全水平，但是与非瘟接触性感染不同，口蹄疫的传播方式跟多样，飞沫、尘埃、空气均可引发传染，如果不是空气过滤的猪舍，依旧存在传染风险，所以养殖场不应对其掉以轻心。 内蒙古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 刘延麟 疫苗免疫仍是口蹄疫防控最有效的方式 既然仅靠生物安全无法把口蹄疫隔绝于场外，那么养殖场又该如何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呢？张七斤认为，防控口蹄疫还是以疫苗免疫为主。与非洲猪瘟没有疫苗可用的情况相比，口蹄疫的防控就幸运多了，特别是我国的口蹄疫疫苗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只要选择高质量的疫苗进行正确的免疫，提升猪群的自身抵抗力，就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口蹄疫疫情的发生。 由此可见，口蹄疫疫苗的选择对最终防控效果的影响尤为关键。那么对于养殖场来说究竟该如何欧针对性地选择疫苗呢？在张七斤看来，首先要注重的是疫苗毒株与流行毒株的匹配性。口蹄疫病毒高度易变，各血清型间无交叉免疫性。同一型内又有许多亚型，亚型间也有明显的抗原差异，有的能够提供交叉保护，有的不能。因此，所选疫苗毒株必须与流行毒株在抗原特性上需相互匹配，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其次，就是疫苗类型的选择。据刘在新介绍，口蹄疫疫苗主要可分为弱毒疫苗、灭活疫苗以及基因工程疫苗（可细分为合成肽疫苗、表达蛋白肽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灭活完整病毒疫苗、标记疫苗、活载体疫苗）三大类。基于三类疫苗的优缺点，刘在新更推荐使用基因工程疫苗，特别是标记疫苗。 为推动国内口蹄疫的净化，必威安泰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制了口蹄疫O型、A型二价3B蛋白表位缺失灭活疫苗（O / rV-1株+A/rV-2株）【证书号：（2019）新兽药证字52号】。该疫苗继2019年8月23日获得二类新兽药证书后，于2020年5月22日获得生产批准文号（兽药生字050217547）。刘在新认为，免疫净化是我国口蹄疫防控的必经阶段，而免疫净化的前提是区分疫苗免疫与野毒感染。虽然我国现在的常规口蹄疫疫苗对O型和A型均有较好的免疫保护，但尚无法精准鉴别免疫群体和感染群体。 据悉，该疫苗采用O/rV-1株-O/Mya98/XJ/2010株、A/rV-2株-A/HuB/WH/09毒株，与当前流行毒株匹配度很高。此外，疫苗还具有基因标记、免疫广谱、免疫鉴别等技术优势。而为了进一步提升该双价3B标记疫苗免疫保护效果，必威安泰特地购置了新的口蹄疫病毒培养、浓缩、纯化、灭活等主要设备，还运用了悬浮培养技术（专利号：ZL 2014 1 0749503.9）、146S纯化技术（专利号：ZL 201110275159.0）和标记苗生产技术（专利号：ZL 2014 1 0643314.3）三大专利技术。 口蹄疫O型、A型二价3B蛋白表位缺失灭活疫苗（O / rV-1株+A/rV-2株）的成功问世，克服了常规灭活疫苗应用后干扰鉴别诊断的缺陷，将为口蹄疫防控净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并推动我国口蹄疫无疫区全面建设的进程。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未来，我国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时，应推动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中国证券报：我国近年来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凸显，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哪些先进经验？ 董登新：西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通常做法大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定位是“底线保障”，而非“充分保障”，主要目的是防止老年贫困，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较低，财政压力较小。然而，在我国，人们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充分保障”，“第一支柱”被迫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 二是欧美发达国家已构建了协调、平衡发展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它们拥有庞大的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以美国为例，美国3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不足3万亿美元，而美国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却高达32万亿美元。然而，目前我国14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约为6万亿元，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余额仅为1.8万亿元。 三是欧美发达国家目前男女退休年龄已统一至65岁以上。比如，美国男女退休年龄早在1935年就确定为65岁，目前为66岁，2027年将延长至67岁。这不但延长了工作缴费年限，而且缩短了养老金支付年限。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仍采用1951年的退休年龄标准：女特种工45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 四是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正常年限一般维持在30年以上。比如，美国为35年，有利于增大公共养老金积累，均衡代际负担。在我国，由于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部分参保人在缴费满15年就中断缴费或停止缴费。尽管我国设立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但效果一般。 中国证券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发展较慢，症结在哪儿？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董登新：早在1991年我国就提出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至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呈现“第一支柱独大”“第二、三支柱弱小”格局。尤其是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规模狭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第一支柱的高缴费率、高替代率，挤压了第二支柱发展的制度空间。尽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从过去的28%降至目前的24%，但企业缴费负担仍然偏高。 二是企业年金退休提取的较高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参加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提取企业年金必须按综合所得执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且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没有6项扣除，就直接将企业年金提取额完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企业年金提取的个人所得税高于工薪所得税。 三是我国传统的薪酬体系及人才激励机制看重现金工资、对福利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首先，要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比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可从16%进一步降至12%，并将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三金合一”，打造高起点、中国版401(K)计划，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储备；其次，降低企业年金提取税负；最后，要加大职工福利宣传，鼓励人才竞争。 家庭理财应转向长期投资模式 中国证券报：个人养老金产品由于收益率低等问题吸引力并不强，应如何进行改善和优化？ 董登新：个人养老金产品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第三支柱，它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收入时期，人们习惯于银行存款，尚无养老保障意识；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必须转型升级。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完全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财政压力较大。按照养老保障三方分担原则，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也应进入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中来。因此，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同时，应该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开发大量公募类、权益类、长期理财产品，充分满足家庭或个人股权投资及长期投资的理财需要；另一方面，引导股民通过购买公募基金、资管产品、个人养老金间接参与股市投资，这样有利于A股“去散户化”，进而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群体。 此外，应大力发展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一方面要加大国民养老教育与家庭理财导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及业务创新上，要将养老功能充分融入金融产品，大力开发公募类、股权类、长期投资(理财)产品，将更多家庭财富转化为私人养老金储备。 推动养老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中国证券报：在人口老龄化预期下，未来养老产业会迎来哪些风口？ 董登新：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2.5亿人，从养老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5亿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巨大商机。从老年消费品需求来看，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是最基本需求，作为提供专属产品的企业，如何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更加人性化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日本、德国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从老年专业护理需求来看，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大约有2.5万家养老院，其中，床位数不足100张的养老院高达2万多家，占比近一半；床位在500张以上的养老院仅500多家。 从硬件方面来看，建立一家养老院没有太大困难，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 目前，在高端养老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不过，在中低端养老院尚未形成知名度高的连锁大品牌，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仍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证券报：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将利好A股市场的哪些板块？ 董登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正在转型升级。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纵深，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最大商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除了硬核高科技，国内大品牌、大宗消费品将成为A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投资板块。比如，家庭与社区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医养结合及相关养老服务、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 金融机构要抓住市场机遇，加大公募类、股权类、长期类投资产品(包括个人养老金产品)开发，适当引导个人及家庭理财走向以养老为目标的长期积累、长期投资的模式，加速推进A股“去散户化”进程。
在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太多的历史数据已无从考证。假设是可以考证的话，我想，下列不等式一定是成立的：在资本市场诞生以来短短的四百年时间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地超过此前人类社会数百万年时间里创造社会财富的总和！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近四百年时间里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时间里发生的神话般的巨变，资本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驱动要素。 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要不断地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规模，这就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在没有资本市场之前，生产者资金筹集的方式基本上是银行或民间借贷，这除了给贷款方带来本息回收风险外，借款方也增加了资金的成本，且借贷资金规模也很有限，所以，企业生产发展常常受制于资金的筹集，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迟缓。 资本市场的建立，为企业生产者的融资提供了一个极致的平台，实现了企业资本与社会资金的对接。随着资本市场制度、规则的完善和成熟，社会资金如险资、公募、私募、战投以及社会中各种闲散资金等，成为市场无尽的源泉。在这个市场上，从来不怕缺资金，只怕没有好公司、好股票。资本的逐利性，又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有更好法人治理结构、更高效率和更有发展前景的优势公司；如此循环往复，优胜劣汰，使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高速、高质量发展，这在发达国家中均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资本有时是丑陋的甚至是邪恶的，资本市场的逐利性和投机性有时也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经济金融危机，但我们无法否认，其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却是更多的客观存在。 我国改革开放后，人们不再谈“资”变色，“资本乃万恶之源” 之类的说法终于销声匿迹，成为历史记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正式营业，我国终于迎来自己的资本市场。 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为上市公司融入巨量资金，催生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跨国企业集团，成就了我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世界传奇。中国1990年GDP仅为0.36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1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还不到，而2019年GDP则为14.4万亿美元，排名稳居世界第2，占世界经济总量超过到16%！中国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 我国是资本大国，却不是资本强国。我国资本市场的30年，也是跌跌撞撞、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市场短板多多，其中，最大的短板就是行政化过度而市场化不足的新股发行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最大的短板，是因为市场中很多的问题都是由此引发或派生出来的。 我国资本市场30年中的前10年，计划经济色彩较浓，新股发行上市（IPO）实行额度审批制，奔着为国企解困而来。当然，这在当时还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国企是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国企解困对当时稳定国内经济运行不可或缺。但利弊同存，在当时，一些公司借着获得上市“指标”这一绿色通道的便利，进行财务包装，粉饰数据等等，为日后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埋下了隐患。经市场的倒逼，从2001年3月开始，我国资本市场IPO实行核准制。 相比额度制、审批制，核准制向市场化靠近了一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核准制实施不久，其种种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并为市场所诟病，市场上很快便出现了注册制改革的呼声。早在2003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公开提出要实现证券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但后来很多市场人士包括学者、专家却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还短，注册制的条件还不成熟。此后，关于注册制改革便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 直到2018年11月5日，习总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演讲中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后经各方努力，科创板于2019年6月13日开板，并于7月22日正式交易。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毫无疑问是融资。让企业便利地上市融资并让股份市场化定价，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客观要求。而核准制下，监管者出于为市场选出好公司的考虑，给公司上市设置了过去三年来现金流、营收、盈利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将众多的，可能给中国经济及科技发展带来创新和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排除在外。所以，这种新股发行制度，更多的是给周期性规模企业锦上添花，却不能为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雪中送炭。其实，好公司，并不是由政府部门选出来的，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出来的；与“物竞天择”的道理一样，是一种市场选择。阿里、腾讯、百度、京东都曾在过去一段较长时间内是亏损的，后来却成了世界知名企业。而更备受非议的是，很多企业即便是过了上市的门槛，但因为需要监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从申请到过会，须经数年漫长时间的排队等候，上市过程费时费心费力，道阻且长；而时过境迁之后，商机已与他们擦肩而过。众多企业上市难、上市贵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融资渠道被人为阻塞。企业要融资，只好找银行，这就形成了我国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增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超过80%，直接融资（包括IPO、债券、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占比不到20%，而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直接融资占比大多是60~70%，美国更是超过80%，折射出我国融资体制的尴尬。与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相对应的，正是我国企业上市难上市贵！银行贷款占比过高，规模过大，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庞大的贷款规模也给银行自身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坏帐呆账压力，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在初创期风险很大，而且很烧钱，往往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连年亏损。他们初创时的融资主要依靠天使投资，往后还要通过风投机构数轮融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因为这类企业上市难，风投机构缺少退出的平台，因而他们投资初创企业的积极性也就大大降低，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制约，企业普遍缺少高新关健核心技术，这是造成我国与发达国家核心技术产业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只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却忽视了资本对科技发展所起的关健作用。结果，我们只好造不如买，而当人家要卡你脖子的时候，你就束手无策。 核准制关于新股发行市盈率的规定，用人的主观判断代替市场的估值，往往与实际市场估值相去甚远。以最近在科创板上市，承载国人梦想的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为例，其经市场化机制讨价还价后，最终确定发行市盈率为113倍（摊薄）。在香港市场上，其股价最近曾高见44.80元，即使经过大幅回调，其市盈率仍为100倍左右（新增A股摊薄）。如果按照核准制规定发行价不超过23倍市盈率的话，那中芯国际还愿意在A股上市？ 核准制的弊端还表现在：监管部门兼具审批和监管两种不同职能，无形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监管职能被大大软化；报批过程容易诱发各种公关活动，滋生腐败；人为制造了上市资源的稀缺性，引发“炒壳”、“炒垃圾”、“炒新”等种种投机行为，造成市场非理性波动…… 去除核准制的种种弊端，非注册制莫属。 注册制，通俗地说，就是监管层事先对申报者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做出规定和要求，在审查时仅审查申报者是否按规定和要求全部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申报者只要全部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就可注册登记，获得上市资格。至于公司经营的实质情况怎么样，商业发展前景如何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则交给市场。但往后一旦发现所披露的信息有造假或有其他违规行为，发行人、保荐人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就要负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付出经济和人身方面的巨大代价，让你坏不起，以确保信息真实、完整、可读、及时。注册制的逻辑是，只要你披露的信息足够充分，那么投资者据此就可确定出公司相对公允的估值。注册制让每个企业都有上市的机会，只要你公司经营符合法律规定，公司组织架构等方面符合规定的基本要求就行，只是市场给你公司究竟是金的估值，还是银、铜、铁的估值不同而已。 科创板注册制开通一年多来，市场运行平稳，各方反应十分积极。至发稿时止，已获得注册企业达163家，均属于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芯片、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首发募集资金超过2000亿元，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进入快车道，资本对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十分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转变，扭转“卡脖子”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从效应上看，科创板注册制压实了发行人、保荐人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责任，一些违规行为均受到严厉制裁，警醒作用十分明显。据报道，一些中介机构负责人在被采访时纷纷表示：注册制下，对发行人材料的审核复核均是逐字逐句的，范围审查不敢留任何死角，最怕的是无意的疏忽，酿成大祸——这就对了，核准制就缺这个姿势！ 在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刚满一年之时，创业板注册制新规又于6月12日落地。开弓没有回头箭，可以预见，注册制将很快在我国资本市场全面铺开。 注册制的全面铺开，将使我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义特别重大：避免人为的失误，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融资功能，逐步改善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降低我国金融风险；让监管部门专司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执法的效能，减少腐败；强化各方信息披露及审核的责任意识，提高信息的可信度透明度；大大提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活跃度，利于培育更多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和独角兽公司，促进我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逐步扭转 “卡脖子” 被动局面；更多企业进入上市公司行列，促使更多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更加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降低经营风险。 不难想象，如果注册制改革早10年，那么，我们资本市场一定会成熟、繁荣许多，融资功能会好许多，社会融资结构会改善许多，社会经济结构会合理许多，新经济模式、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功率会高许多，掌握前沿高科技企业的数量与规模会大许多，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会强许多，在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时也会从容和淡定许多！ 世界资本市场起源于欧洲，也首先盛行于欧洲，更助推欧洲英、德等国变为世界经济强国。后来，欧洲资本市场的经验做法被传给美国，被聪明的美国人吸收、利用、完善、创新，最终使美国资本市场踏在欧洲巨人的肩膀上，成为全球市场的风向标，也成就了美国经济的世界霸主地位。 历经30年新旧理念的激烈碰撞和经验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如今终于踏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要到达理想的彼岸，当然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我们只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不变，在对的路上坚定前行，假以时日，总有一天会踏在巨人肩膀之上的！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为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尤其是导致企业大规模长时间停工停产，不仅阻碍了大量的国内市场供给，也切断了很多出口产品的全球供应。鉴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中佔有主导性地位，这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重大冲击，从而引发了市场关于全球厂家及投资者从我国市场撤出，进而动摇甚至摧毁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担忧。 这一担忧逻辑上不无道理，何况疫情前若干年就有企业由于成本问题从我国迁出至海外的现象。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担忧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应该认识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综合优势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两个单项因素所决定的，更不是一时的碰巧偶然，所以不会被疫情这样一个虽然是特大灾难但毕竟是单个事件且是暂时现象所动摇，更别说是摧毁了。 决定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综合优势包括一系列的经济、人文与社会因素。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产业是由产业工人建设的，产业工人的成本是产业运行的最重要成本， 进而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供给因素。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破1万美元，但与发达经济体平均比起来只是四分之一； 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产业工人的成本之差应该也是这个比例，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成本优势。第二是劳动力素质。我国产业工人的素质，从教育训练水平、学习能力、主动性、韧性、勤奋、吃苦、守纪各个方面衡量，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全面超越，与发达国家相比，除第一项教育训练水平外也是全面超越。这大大抵消了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劣势，而又显着增强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以上两大优势是我国得以确立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根本性原因。第三是规模效应。不难理解，规模效应使得产业发展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效益更好，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厂商使用和购买具规模效应的产品和服务。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佔全球GDP17%）和第一大製造商（佔全球製造业31%），具有全球最大的产业规模进而规模效应，自然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第四是需求强势。应该看到，我国不但是全球产业链的主要供给方，同时也是主要需求方，即产业链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在20个主要行业中，我国有17个行业的销售额在全球销售额中佔比超过20%。以信息电子行业为例，我国的手机、电动车、半导体销售量分别佔全球销量的40%、64%和46%。产品当然喜欢流向离最终消费者最近的地方，这就加重了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者的角色。第五是产业发展环境优势，包括经济增长虽告别了高速而步入中高速，但仍为全球最快速之一；基础设施及物流系统的规模与质量全球领先；产业政策独特而有效；外贸环境已充分自由，外资政策持续完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我国的产业发展环境不仅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而且整体而言优于发达国家，进一步促成了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 理解了上述综合优势后，就不难认识到，这次的肺炎疫情是不可能改变我国全球产业链中主导地位的。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的确是百年不遇，但就对经济的影响而言，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疫情持续时，抗疫措施不撤除，人们不能外出消费，工厂不能开工，经济就继续下滑。但如果疫情平息了，抗疫措施得以撤除，人们就外出消费，而且很可能是报復性地消费；工厂就復工，而且很可能是追赶性地復工，则经济就反弹，而且很可能是强劲地反弹。我国疫情3月份已基本平息，则其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在1季度，特别是2月份。那麽就设身处地地想想，了解上述我国综合优势的厂家，包括海外与国内的，会轻易地因为如此的疫情就决定迁出我国市场吗？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厂家都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 那么迁出我国后去哪裡寻找产业链替代呢？ 哪个国家有能力替代呢 ？ 现在疫情已是全球“大流行”，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受疫情恶化困扰，我国反而成了疫情最快平息的地方，那麽因疫情迁出我国而去疫情肆虐的这些经济体吗？当然有人会说，越南、印度、印尼、柬埔寨等国家疫情较轻，又是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外迁的主要目的地，可去这些国家。不错，一些企业在疫情前已外迁去了这些国家，可是该去的都去了；因为疫情再去的也有，但鉴于上述理由应该不多。实际上，对于过去10年来我国产业外迁去这些国家的迁出程度，市场的估计往往过高。要知道，在人们认为快速外迁的这10年，我国的製造业增加值与出口总额在全球的占比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分别从17%和9%上升至31%和13%，说明外迁并未对我国的“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主导者的地位形成大的挑战。数据还表明，2018年越南和印度的製造业增加值仅分别为我国的0.9%和9.9%，不到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听起来都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所以现在担忧越南和印度抢去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是不是太早了呢？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提了。 同时，还应认识到，产业供应链有自我巩固与扩张的特性，即供应链一旦形成，会吸引更多的厂家加入，从而供应链进一步延长与夯实。产业链的主导地位也是如此，往往导致赢家通吃。这部分地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规模效应，而对我国的主导地位而言又与市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有关。既然预计我国经济将继续以中高速度增长，自然也期望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供需两端的份量都进一步增加，进而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且今后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将赋予产业链新的模式与生命力，而我国又在信息经济中领先全球，将更加巩固我国的产业链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此次的肺炎疫情将难以撼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当然，这不是说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不会受到任何挑战或不会有任何变化。劳动力成本的确在上升，在产业链高端的佔据程度仍然不够，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产业链主导地位抱有敌意，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觊觎这一地位等等，都在形成挑战。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并促进产业快速升级，从而战胜这些挑战。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在海南岛东北海岸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飞行2000多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到达火星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并择机开展着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星科学探测。 对宇宙千百年来的探索与追问，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航天梦想。从古代诗人屈原发出的《天问》，到如今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太空探索无止境，伟大梦想不止步。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表示，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工程目标是实现火星环绕探测和巡视探测，获取火星探测科学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技术跨越；同时建立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工程体系，推动我国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科学目标，主要是实现对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火星表面土壤特征与水冰分布、火星表面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的研究。”刘彤杰说。 我国火星探测作为开放性科学探索平台，包括港澳地区高校在内的全国多地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研制过程，并与欧空局、法国、奥地利、阿根廷等组织和国家开展了多项合作。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项，由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具体由工程总体和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组成。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为工程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运载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探测器系统。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组织实施发射、测控。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抓总研制地面应用系统，负责科学数据接收、处理、存储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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