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2月15日公布的11月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复苏，特别是出口产业链的超预期表现，成为经济向好的关键动力。 据海关统计，按美元计价，我国11月出口同比增长21.1%，是2018年3月以来的最高增速，也是2011年以来同月最高增速。由于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目前产能利用率已经回到疫前水平，而其他国家因受制于疫情加速扩散，产能利用率持续低迷，叠加感恩节、圣诞节带来的需求激增，从而共同推升了11月的出口增速。 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出口顺差相当于本国把过剩储蓄借给外国使用，表现为外国加杠杆带动本国出口。考虑到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过快上升，这种方式可以在保持我国杠杆率稳定的同时经由出口拉动复苏，是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 出口的拉动作用可分为三个渠道：一是拉动工业增加值上升。11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较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再度刷新年内高点。从外需来看，11月出口交货值同比上升9.1%，为2018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继续对制造业生产形成支撑。 二是拉动制造业投资。1-11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同比下降3.5%，降幅收窄1.8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中90%为民间资本，1-11月，民营企业出口累计增速同比增长12.2%，刷新今年以来最高增速，出口高景气带动了制造业投资的加速修复。 三是拉动就业并带动消费回升。1-11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09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22.1%；11月失业率回落0.1个百分点至5.1%，基本上已回落至正常区间。就业向好带动居民收入增加，进而拉动消费回升。如果剔除物价因素，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1%，达到2019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可以看出，在出口部门的带动下，工业增加值继续加速，制造业投资加快修复，就业市场持续好转并带动消费回升，经济内生复苏动力持续增强。考虑到全球疫情仍未明显好转，疫苗大规模使用仍需时间，预计出口的高景气度将延续至明年上半年，从而继续为中国经济复苏加力。基于此，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回升至6%以上。 同时，对政策更为敏感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在11月份仍然保持韧性。1-11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同比增长1.0%，比1-10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疫情期间防疫与保民生支出占用了一定财力，以及缺乏好的项目对接，限制了基建投资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8%，加快0.5个百分点。在新融资规则的压力下，房企加快周转速度，使得房地产开发投资韧性仍存。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比较理想。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呈现向好局面；内生复苏持续增强，外生因素韧性犹在。展望2021年，经济复苏态势有望延续，特别是在今年低基数的衬托下，2021年全年增速有望保持在8%以上。在无需通过逆周期调节稳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将会获得难得的深化改革窗口期。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国内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好控制，疫情冲击并未影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由于统筹防疫得力和逆周期政策调节，让中国经济逐季改善，-6.8%、3.2%、4.9%……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深V”反弹，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仍然处于正常运行轨道。那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趋势如何？国内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保持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我国生产函数呈现 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估计我国的生产函数是进行上述一系列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然后分别测算每个季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根据估算，2003年至2019年间，我国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398和0.2369，各要素增速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GDP当季同比增速自2007年二季度达到15.0%的峰值后逐渐回落至2019年四季度的6.0%，最大的波动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扰动。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物资本存量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除2018年四季度外），增速始终高于同期实际GDP，但二者差距在逐渐减小。二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实物资本存量同比增速两次显著提升的主要原因分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三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的中枢趋势性平缓下降。这表明，虽然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其边际效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图表） 人力资本同比增速则经历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的变化过程。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人力资本处于大幅波动的高增长阶段，但随后增速降至5%~10%区间。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数量在2011年见顶后进入下降阶段，目前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已是共识；二是我们估算的去除短期趋势后的就业率呈现周期性下降，这一特征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TFP代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据测算，国内TFP的增速在不同季度间差异同样较大，但并未表现出典型的周期特征，在绝对水平上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速依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进行驱动的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科技创新动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和释放。 尽管不同要素的增速在2004年至2019年间波动幅度较大，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相对平稳。实物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49%~51%之间，并且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如果将该增幅与实物资本存量同时期的累计增幅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从2004年一季度的38.40%降至2019年四季度的35.69%。这与收入法中，劳动收入份额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TFP对GDP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震荡上升势头，重要性日益凸显。如果将TFP代表的技术进步计入实物资本范围，那么，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幅度会更加明显。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生产函数中，依靠要素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随时间推移不断衰减，TFP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渐提升，但整体比重仍然较小，有待未来进一步提高。 疫情影响、潜在产出测算 和逆周期政策效应评估 借助具体的生产函数，我们可以量化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前两个季度国内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以及客观评估政府逆周期宏观政策的调节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要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跌导致的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减慢，甚至因折旧短期内大于积累而下降；二是国民经济生产重启后，产能利用率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三是失业率上升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减缓；四是进口占GDP比重、银行信贷占社融比重和政府消费支出下降导致TFP减小。根据测算，2020年一季度TFP以及实际使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2.43%、1.06%和-0.92%，二季度的数据分别为1.03%、3.10%和0.27%，而2020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和3.2%。显然，在原来的生产函数形式下，生产要素和TFP的变动与实际GDP增速难以匹配。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以往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生产函数本身。 然而，暂时的冲击显然不可能永久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疫情影响也会随时间逐步消退，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向原有运行规律趋近。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规律的主要指标是潜在产出。它是指在通货膨胀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和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总产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对应的产出增长率为潜在产出增速。潜在产出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间的差额被称为产出缺口。潜在产出的基本思想在于实体经济的均衡决定自然利率和自然失业率，此时的产出即潜在产出。如果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价格会率先变化，出现通胀或通缩。价格恢复稳定，意味着实体经济重回均衡。因此，潜在产出通常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描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周期性波动，而非短期趋势性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提供的方法，本文利用HP滤波对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的产能利用率、劳动就业率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四个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将其周期性部分和短期趋势部分分离，并代入前文估计的生产函数就能得到周期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即潜在产出，进而计算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有四个特征。一是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波动幅度较实际GDP增速明显更小，受短期冲击的影响更加有限。二是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2010年年底见顶后缓慢回落，总体上和实际GDP增速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只是见顶时间稍微靠后。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二季度后呈现平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速下降导致的。三是潜在产出增速在2008年后始终高于实际GDP增速，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2018年后已不足两个百分点。四是我国当前的潜在产出增速并不低，本文的测算结果在7.6%~8.0%之间。2019年三季度，实际GDP增速触及6%关口曾引发国内学者关于潜在产出增速的一场争论。一方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高于6%，当前实际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这一观点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发力空间；另一方则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仍然高于潜在增速。通过估算发现，当前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既没有明显高于实际GDP增速，更没有出现低于6%的情况，但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逆周期调节政策依然能发挥效力，但空间渐趋缩小。 当然，潜在产出增速和产出缺口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帮助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判断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进而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理论上，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暂时的货币幻觉或价格刚性。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就是被动或主动地去适应实体经济，通过采取某种形式的数量规则或利率规则来稳定价格，从而让利率水平趋向自然利率，产出水平趋向潜在产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2020年上半年政府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进行评价。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四季度，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实际GDP增速和产出缺口分别为7.75%、6.00%和1.75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生产函数估计的潜在产出增速小幅上升至8.30%，实际GDP增速下降6.8%，导致产出缺口被拉大至15.10个百分点。2020年二季度，潜在产出增速为7.65%，而在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当季实际GDP增速快速恢复至3.20%，使得产出缺口迅速降至4.45个百分点。2020年三季度，经济全面复苏并呈现进一步加速的态势，当季实际GDP增速录得4.90%，产出缺口收敛至1.1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20年上半年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立竿见影、成效显著。 “十四五”期间我国 潜在产出增速趋势分析 在综合参考已有研究和深入分析国内生产要素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对“十四五”期间的潜在产出增速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潜在产出增速在未来五年仍显著高于6%，趋势上保持相对平稳，并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潜在产出增速的高点和低点分别为7.93%和6.64%。潜在产出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实物资本产能利用率和劳动就业率的周期性下滑。“十四五”初期潜在产出增速短暂上升的驱动力为劳动就业率的暂时性反弹。根据前文对国内潜在产出增速的预测以及对产出缺口收窄趋势的判断，在整体经济环境保持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实际GDP增速可能会经历冲高后平稳回落的过程，增速高点大概率将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低基数和负的产出缺口可能将实际增速推高至10%以上；而低点将见于2025年四季度，增速或将触及5%。 实际GDP增速和潜在产出增速之间的关系具有比较明确的政策含义。2010年以前，实际GDP和潜在产出一同保持高速增长，劳动力相对丰富且资本存量仍在迅速增长，生产因素并未呈现收益递减。与国内产出强劲增长交相辉映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爆发式上升，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实现了实际GDP的快速增长。2012年以后，在通胀相对温和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速呈现缓慢回落之势。这说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势的影响。而且，在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多数时间为正的情况下，实际GDP增长率持续放缓直接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率持续下降。这与我们估算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一致。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为制造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实物资本积累变得更加明显，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投入产出比持续降低。同时，我国的产出缺口在不断缩小，这意味着政府通常在经济增速缓慢下降阶段所采用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是边际递减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传统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GDP增速长期维持在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无法实现的，不仅如此，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一方面，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逐渐消退，国内经济复苏形势一片大好，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跨周期调节。这是因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而非短期趋势所致；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主要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有效对症下药。这与此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以及“房住不炒”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有理由相信，通过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中国潜在产出增速的放缓将会得到缓解，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将恢复增速上升的态势。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创新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方面，《建议》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在制度上推动和保障国内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建议》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应大力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其注入全新的发展活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已然成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同时，各项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也将陆续跟进，全面支持国内经济创新发展。可以看到，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建议》明确提出了全面提升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驱动力的要求。 根据我们估计的生产函数预测，未来五年，我国的TFP增速将从“十四五”期初的2.11%缓慢回落至1.90%附近，而同期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则会从13.74%上升至14.11%。无论是TFP自身增速还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都明显偏低，与《建议》提出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特征与我国一直以来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而后模仿创新的产业升级路径密切相关。当前，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引进式技术进步”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只有将追求技术进步的路径切换至“原生性技术创新”时，国内经济发展才会产生新动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也将显著提高。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特别明确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只有如此，TFP的增速才有可能止跌回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加速上升，进而推动国内潜在产出增速出现周期性回升，并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和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 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产业升级，最终落脚点都将聚焦制造业。从最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数据看，高技术产业的增速始终明显高于工业和制造业，疫情后的复苏力度也更加强劲。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在“十四五”期间有效提升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潜在产出增速下降趋势也有望出现周期性逆转。因此，以制造业为依托，大力提升各产业科技含量将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2020年中国季度GDP走势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特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然而，与经济走势前低后高呈现出鲜明对照的是，2020年中国物价走势却恰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征。该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代表国内物价整体走势的GDP平减指数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分别为1.61%、0.74%与0.69%；第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由2020年1月的5.4%持续下行至2020年11月的-0.5%；第三，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在2020年2月至11月期间连续10个月负增长。 笔者认为，三个故事可以用来解释2020年中国物价为何前高后低。这三个故事分别是猪肉、进口与供需缺口。 猪肉 虽然中国CPI同比增速由2020年1月的5.4%骤降至2020年11月的-0.5%，但剔除了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在同期内仅由1.5%下降至0.5%。这说明2020年中国CPI同比增速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事实上，中国CPI增速的周期性波动一度被称之为“猪周期”，也即中国CPI增速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猪肉价格波动的牵引。 从2006年下半年至今，按猪肉价格增速从波谷到波谷来衡量，中国大致经历了四个猪周期，且最后一个猪周期还没有走完。这四个猪周期的时间点分别是：2006年6月至2009年6月、2009年6月至2012年7月、2012年7月至2018年5月、2018年5月至今。在每个猪周期中，猪肉价格的波幅显著高于食品价格的波幅，而食品价格的波幅又显著高于CPI增速的波幅。更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动通常领先于CPI增速的变动。 不难看出，前两个猪周期的长度都为三年左右，而第三个猪周期的长度达到六年左右。此外，前三个猪周期的最高点涨幅呈现出逐渐下降的特征（最高点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80.9%、56.7%与33.5%）。市场对猪周期持续时间不断拉长、波动幅度不断降低这一现象的主要解释，是中国养猪的市场化集中程度显著提升了，而养猪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平抑价格波动。甚至有观点指出，未来中国的猪周期将会逐渐消亡。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18年5月至今，猪周期不仅回来了，而且以格外猛烈的方式回来了。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猪肉价格同比增速由-16.7%骤然上升至135.2%。2020年2月至2020年11月，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又从135.2%急剧减速至-12.5%。与之前的三个周期相比，第四个周期持续时间最短，但上涨幅度最高。这完全颠覆了之前市场的流行解释。 本轮猪周期何以至此呢？目前来看主要有三个原因。原因之一，是2018年至2019年，非洲猪瘟袭击了中国很多养猪大省，对这些大省的猪肉市场造成了显著的供给侧冲击，导致供给量明显下降。原因之二，则是有些地方政府在环保政策方面过于“一刀切”，要搞无猪县、无猪县，关闭了很多养猪场，甚至要求农户提前宰杀母猪。这种环保政策的“一刀切”现象从2019年下半年起开始得到纠正，但从政策暂停到负面影响消化，需要半年到一年的缓冲期。原因之三，是市场投机力量作用的结果。有些企业看到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在价格将会持续上涨的预期下，人为囤积了大量的冷冻猪肉，这进一步加剧了猪肉市场的供求缺口，进而带动了价格上涨。从另一方面来看，之所以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在2020年下半年快速下降，原因也包括非洲猪瘟与环保“一刀切”现象的负面影响基本被消化，且投机者看到趋势反转之后赶紧抛售平仓等。从短期来看，猪肉价格同比增速的下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它将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压制CPI同比增速。 进口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PPI同比增速的变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进口价格指数变化的影响。受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速由2020年1月的-0.9%下降至2020年5月的-9.4%。受此影响，PPI同比增速同期内则由0.1%下降至-3.7%。而进口价格指数在2020年上半年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以原油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不过，2020年5月至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带动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与PPI同比增速降幅逐渐收窄，环比增速已经为正。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受全球需求反弹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望继续反弹，PPI同比增速也有望继续回升，由负转正，甚至单月增速在2021年下半年达到较高水平。 供需缺口 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格局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称性。换言之，需求端的复苏显著落后于生产端，这种不对称的复苏格局也是造成物价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例如，受疫情冲击，中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在2020年前3月呈现出负增长（2月份达到-25.9%的最低点），从4月份起由负转正，11月份已经回升至7.0%。但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20年1月至7月期间持续负增长（1至2月达到-20.5%的最低点），从8月份起才由负转正，11月份回升至5.0%。 与中国经济复苏格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的复苏格局呈现出生产端复苏显著落后于消费端的特征。为什么同样是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美国的复苏格局却迥然相异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宏观政策刺激重点在于通过财政对美国家庭发钱，帮助美国家庭提振消费；而中国的宏观政策刺激重点在于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尽快复工复产。正是由于中国的生产复苏快于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复苏快于生产，才造成了202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以及对美贸易顺差显著放大的局面。 政策取向 202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然而，迄今为止物价增速持续下行的局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与产出缺口为负（也即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依然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这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整体上仍应保持较为宽松的态势，以帮助经济增速尽快回升至潜在增速附近。 近日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转急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应该说，上述判断是非常清醒与明智的。考虑到2021年疫情变化与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非对称性复苏格局与物价下行压力，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2021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双边际收紧而对经济复苏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控风险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必须建立在稳增长的基础之上。 本文发表于《中国城乡金融报》，2020年12月30日
回望2020，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持续发酵。当世界经济仍须穿越寒冬，我国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展望2021，当疫情冲击逐渐减退，我国各类纾困政策如何有序退出？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强劲？如何预判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与宏观杠杆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需求侧管理”，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重点有哪些？ 聚焦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接受CF40研究部专访，就非常规政策退出路径与2021年经济复苏动力等多个关键问题分享见解。 伍戈 资料图 Q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提到政策操作“不急转弯”。在这一政策基调下，各类助企纾困政策如何平稳退出？如何把握政策退出的时点、节奏以及工具组合？ 伍戈：明年宏观政策基调依然是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整体来看，随着疫情逐步消退、经济不断修复，明年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应该会弱于今年。货币政策方面，我们预计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急剧的政策变化。 各类助企纾困政策退出的时点以及节奏，必须考虑内需自发性修复及外需修复的程度，确保“不急转弯”。但不管怎么样，“弯”还是要转的。从工具组合而言，货币政策反应相对灵敏，特殊时期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走在财政政策的前面；财政政策具有一定刚性，财政政策的退出可能要和2021年全国两会制定的一些计划步调一致，时点和节奏的把控会比货币政策稍慢一点。 客观来看，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应该随着名义GDP的上行而逐步减小。在政策操作“不急转弯”的基调之下，今年执行的部分助企纾困类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修复得非常好的行业或区域，纾困政策已经不需要讨论要不要退出，而是事实上已经开始边际退出了，包括一些优惠性质的债券融资等，目前已经处于平稳退出的过程之中。 纾困政策的逐步退出将会呈现出较大的结构性差异。例如，随着海外经济逐步修复，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贸出口得以回暖，这一区域的助企纾困类政策可能会退出地更快更早一些。 Q2：未来宽松货币政策若要实现平稳退出，应当考虑哪些条件？货币政策的退出怎样处理好恢复经济及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 伍戈：货币政策平稳退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总体经济处于向上修复的过程，二是物价水平也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这两个条件非常关键。目前来看，不论是从同比还是环比来看，经济增速都将处于向上态势，物价水平可能也将从一季度开始逐步上升，这样就具备了政策在边际上逐步退出的条件。 货币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当然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之间的权衡，特别是对信用风险的权衡。但是大概率而言，经济上升过程之中的信用风险总体上还是下降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信用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Q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如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您如何评估明年的宏观杠杆率？ 伍戈：我们认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个匹配并不一定是当期匹配，因为货币指标和经济指标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跨期匹配。比如，如果明年名义GDP很高的话，那么至少在目前这个时点，货币社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拐点性质的特征。 关于宏观杠杆率，我们认为2021年宏观杠杆率的总体趋势是稳中趋降。宏观杠杆率的分子是各微观主体的债务，分母是名义GDP，整体而言，明年名义GDP将处于较高水平，而债务扩张相对今年将会减少，因此明年的宏观杠杆率将会出现一定下降。 Q4：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降至13.6%，为一年以来的首次回落。您认为社融数据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社融出现拐点？信用条件出现收缩，后续会跟着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吗？ 伍戈：11月社会融资存量增速下降的原因，既包含贷款增速的下降，也包括发债规模的逐步下降，而这两者都会使得社融数据在未来一段时间延续下降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认同社融出现拐点的说法的。 但是“社融出现拐点”到“经济出现回落”之间，可能会有一两个季度的时滞。站在目前时点来看，即使不考虑2021年一、二季度的基数效应，我们依然认为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动能是不弱的，特别是明年一季度，可能出现经济增速的一个高点，二季度数据可能会下来一点，但二季度经济增速也未必慢。目前从信用环境、货币数量而看，我觉得将有一个筑顶回落的过程。 Q5：财政政策方面，会议强调“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财政“主动作为”的落脚点还有哪些？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应对工作？ 伍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未来中央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财政政策确实还有很多可以大有作为和主动作为的地方，这既体现在产业政策布局方面，也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调整税收结构等方面，涉及到很多领域。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我们觉得需要在保证增量有所约束的情况之下，对存量债务进行一些市场化的处理。总体而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是要在平稳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即使是一些需要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也要按照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要求，在未来平稳渐进地进行风险应对和处置。 Q6：伴随着国内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已经从一季度的下降6.8%恢复至三季度的增长4.9%。您认为目前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随着非常规政策的陆续退出，2021年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是否将会减少？如何预判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若要实现经济目标，应主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伍戈：三个因素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一是外需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适当的投资类刺激，三是老百姓自发的需求修复。这三者共同铸就了目前中国的经济修复。 展望2021年经济，我们认为外需支撑依然是存在的。虽然目前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但是随着疫苗的逐步推出，海外需求还将继续修复，外需方面不必悲观。 更重要的支撑在于国内。一些过去还存在修复缺口的部门，比如消费领域，明年会发挥出一些支撑性的力量，使得整个上半年总体经济形势较好。但2021年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所回落。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我国名义GDP可能在10%以上，这既有2020年低基数的影响，也有对于2021年经济修复的估测。要使经济平稳运行，一方面在于政策退潮过程要保持一个平缓的斜率，不可过快，另一方面在于房地产等各方面的调控政策也不宜出现非常急剧的调整。 Q7：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需求侧管理的堵点都有哪些？如何打通？促消费政策如何继续加码？ 伍戈：在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水平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提出通过“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激发“内循环”增长活力恰逢其时。目前来看，需求侧管理的堵点主要在于消费领域。 某种意义上看，现在许多需求受到供给侧原因的抑制，我们的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等很多领域的供给严重不足，有时花了钱都未必能够买到理想的服务。在政策实施方面，势必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一方面是要通过完善就业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提升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供给端的持续发力，“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消费升级的趋势和潜力，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更广阔的供给，以供给激发需求。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使得老百姓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能够更好实现。 尤其是，从供给侧打破服务行业的一些垄断，使更多的微观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到教育、医疗、其他服务业的市场之中，去提供更加有效的供给，能够使得整个老百姓的消费潜能被更好激发出来。 特别地，在中国未来老龄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很多养老方面的消费需求，只要供给侧创造适当供给，这些需求都有可能被很好地激发出来，从而实现老百姓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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