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应对长寿风险，避免因长寿造成养老金储备不足；二是应对经济周期下行和资本市场波动风险，实现养老金的保值与增值；三是为养老生活构建附加保障，有效获取健康与养老服务资源。保险恰可在满足上述需求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8月16日，在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举办的“养老财富储备系列公开讲座”上，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敬惠如此表示。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指出，要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水平。 讲座上，多位专家探讨了如何增加居民养老财富储备，向社会公众普及养老金融知识，并从保险业视角提出养老财富管理、养老服务保障等建议。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指出，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架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其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第一支柱的作用不可替代。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很大优势，也面临着可及性、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等诸多挑战。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表示，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老龄化群体数量造成的养老保障压力对我国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多年的实践中，养老保险机构对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特别是三支柱养老金的资金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如何继续发挥业务特长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是保险业要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 需注意的是，在“未富先老”的现实挑战下，我国居民面临着养老财富储备不足的困境。 基于此，徐敬惠指出，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保险业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产品端、服务端、能力端。在产品端可提供兼具风险保障和财富管理功能的商业养老保险、养老保障产品、保险资管产品；服务端可提供医养康养有机结合的养老服务、与保险产品相嫁接的康养服务、财务收支规划服务等。 胡晓义认为，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包括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渐进性延迟退休年龄，扩大筹资渠道、增加战略储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等。 曹德云认为，当前养老市场竞争激烈，随着新增的资金管理人、银行理财子公司加入，整个市场对资金、资产、人才的争夺将趋于白热化，保险业要进一步发挥专长、巩固优势，加快创新、提升能力，改善质量、提高效率。
>>铝、锌期权同步“云上市” 中国商品期权市场步入新台阶 铝期权和锌期权8月10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当天的活动以现场和网络直播结合的“云上市”形式开展。来自证监会、上海市政府、相关行业协会、铝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嘉宾和观众，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共同见证了铝期权和锌期权的上市。 >>解新能源行业燃眉之急 1400亿元债券有望年底前完成发行 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用于发放新能源补贴拖欠的首期1400多亿元债券发行工作，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据近期参加债券发行推动会议的人士介绍，目前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已经同意，将由两大电网企业发行债券解决新能源欠补问题。 >>深圳本地股异动，背后原因是…… 10日午后，受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一则采访通知影响，深圳本地股异动拉升，领头羊是新闻发布会的主角——深圳国资国企股。其实，由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周年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渐近，近期深圳本地股颇不“安分”，一有风吹草动，股价就群起上攻。 >>执法检查报告建议进一步强化农机科技创新驱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10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报告建议，进一步强化农机科技创新驱动。 >>瞄定高质量发展 养老服务业新政将出 记者获悉，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系列新政，涵盖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新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与此同时，多地密集推出养老服务业投资扶持清单，不少地方一方面加紧推进高水平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密集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储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特别是医养结合领域。
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系列新政，涵盖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新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与此同时，多地密集推出养老服务业投资扶持清单，不少地方一方面加紧推进高水平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密集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储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特别是医养结合领域。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受挫的三大原因 《中国证券报》专访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未来，我国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时，应推动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中国证券报：我国近年来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凸显，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哪些先进经验？ 董登新：西方国家应对养老金缺口，通常做法大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定位是“底线保障”，而非“充分保障”，主要目的是防止老年贫困，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较低，财政压力较小。然而，在我国，人们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充分保障”，“第一支柱”被迫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 二是欧美发达国家已构建了协调、平衡发展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它们拥有庞大的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以美国为例，美国3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不足3万亿美元，而美国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却高达32万亿美元。然而，目前我国14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约为6万亿元，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余额仅为1.8万亿元。 三是欧美发达国家目前男女退休年龄已统一至65岁以上。比如，美国男女退休年龄早在1935年就确定为65岁，目前为66岁，2027年将延长至67岁。这不但延长了工作缴费年限，而且缩短了养老金支付年限。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仍采用1951年的退休年龄标准：女特种工45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 四是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正常年限一般维持在30年以上。比如，美国为35年，有利于增大公共养老金积累，均衡代际负担。在我国，由于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部分参保人在缴费满15年就中断缴费或停止缴费。尽管我国设立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但效果一般。 中国证券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发展较慢，症结在哪儿？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董登新：早在1991年我国就提出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至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呈现“第一支柱独大”“第二、三支柱弱小”格局。尤其是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规模狭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第一支柱的高缴费率、高替代率，挤压了第二支柱发展的制度空间。尽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从过去的28%降至目前的24%，但企业缴费负担仍然偏高。 二是企业年金退休提取的较高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参加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提取企业年金必须按综合所得执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且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没有6项扣除，就直接将企业年金提取额完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企业年金提取的个人所得税高于工薪所得税。 三是我国传统的薪酬体系及人才激励机制看重现金工资、对福利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首先，要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比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可从16%进一步降至12%，并将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三金合一”，打造高起点、中国版401（K）计划，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储备；其次，降低企业年金提取税负；最后，要加大职工福利宣传，鼓励人才竞争。 家庭理财应转向长期投资模式 中国证券报：个人养老金产品由于收益率低等问题吸引力并不强，应如何进行改善和优化？ 董登新：个人养老金产品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第三支柱，它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收入时期，人们习惯于银行存款，尚无养老保障意识；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必须转型升级。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完全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财政压力较大。按照养老保障三方分担原则，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也应进入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中来。因此，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同时，应该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开发大量公募类、权益类、长期理财产品，充分满足家庭或个人股权投资及长期投资的理财需要；另一方面，引导股民通过购买公募基金、资管产品、个人养老金间接参与股市投资，这样有利于A股“去散户化”，进而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群体。 此外，应大力发展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一方面要加大国民养老教育与家庭理财导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及业务创新上，要将养老功能充分融入金融产品，大力开发公募类、股权类、长期投资（理财）产品，将更多家庭财富转化为私人养老金储备。 推动养老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中国证券报：在人口老龄化预期下，未来养老产业会迎来哪些风口？ 董登新：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2.5亿人，从养老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5亿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巨大商机。从老年消费品需求来看，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是最基本需求，作为提供专属产品的企业，如何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更加人性化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日本、德国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从老年专业护理需求来看，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大约有2.5万家养老院，其中，床位数不足100张的养老院高达2万多家，占比近一半；床位在500张以上的养老院仅500多家。 从硬件方面来看，建立一家养老院没有太大困难，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 目前，在高端养老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不过，在中低端养老院尚未形成知名度高的连锁大品牌，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仍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证券报：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将利好A股市场的哪些板块？ 董登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正在转型升级。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纵深，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最大商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除了硬核高科技，国内大品牌、大宗消费品将成为A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投资板块。比如，家庭与社区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医养结合及相关养老服务、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 金融机构要抓住市场机遇，加大公募类、股权类、长期类投资产品（包括个人养老金产品）开发，适当引导个人及家庭理财走向以养老为目标的长期积累、长期投资的模式，加速推进A股“去散户化”进程。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古人在《礼记·中庸》中强调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很多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在没有预先规划的情况下，结果往往不会很好。 养老，便是如此。 当“人口问题”、“老龄化”等词汇不断登上热搜时，“养老规划”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当人们想要进行“养老规划”时，却发现养老这样一个涉及“余生”的事情，可选的余地却很少。除了被过度营销的商业类养老保险外，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养老规划”看起来既遥远又困难。 失衡的“养老三支柱” 一般来看，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进程缓慢平稳。例如，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仅仅30年左右便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如果以国内60岁退休年龄作为统计标准，则我国2018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9%。一般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左右。 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的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养老需求和市场。 然而，在国内巨大的养老需求的另一面，却是“养老三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存量资产约5.8万亿元，占比超过70%；第二支柱存量资产约2万亿，占比约为30%；第三支柱刚刚起步，占比微乎其微。发展至今，我国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足50%（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政府面临着收入放缓、支出加快、部分地区的基金耗尽的挑战。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养老金融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正因为此，作为养老市场的基石，养老金融正在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市场的“新蓝海”。 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针对本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形成了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业发展体系。 目前，中国已启动基本养老金入市，职业年金逐渐发展，第三支柱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试点即将扩大至全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 虽然中外国情不同，但建设完善的养老体系的目标一致。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能够为当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养老金融相辅相成 麦肯锡基于“养老金结构占比”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两大维度，对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将全球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分为三个形态：国家福利型、自由市场型和巨头主导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金制度的成熟，也将逐步走向其中某一形态。 以美国养老金融体系为例，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计划，由政府强制执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 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著名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关于企业年金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出资建立； 三是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保险等，由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出资加入，例如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IRA）。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自由市场型养老金体系。即以第二、第三支柱为绝对主导的商业化模式。这种养老体系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具体来看： 首先，第二支柱中著名的401K计划，成为养老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在该计划下，企业为每一名员工开立独立个人账户，员工每月缴费不得超过个人工资的25%，同时企业按一定的配比为员工缴入相应资金。401K主要投资于股票基金，范围由企业选定，个人选择具体投资产品并自担风险。401K计划具有投资主动权、投资灵活性、转移方便、可进行贷款申请等特点。 其次，成熟的资本市场造就了基金系资管公司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养老的401K还是个人养老的IRA，个人都对养老产品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成熟资本市场下，基金系资管公司凭借更为丰富的产品组合、更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和美国长期牛市带来的高投资回报，成功超越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美国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市场的主导者。以IRA计划为例，从投资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资管类产品的占比在过去40年显著增加，截至2017年，在IRA计划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已高达63%。 在前两者的基调下，税收激励计划也极大促进了第二、三支柱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持续完善政策法规，出台递延税收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减免限额；同时引入“自动加入”条款、提高账户的“可携带性”，允许多账户（第一、二、三支柱账户）之间资金自由转移。至今，美国第二支柱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资产已合计达到养老金资产总规模的90%。得益于养老金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待遇，养老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最后，典型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除了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框架，美国还形成了多样化的养老金融的服务和产品。 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满足被保险人的护理、经济补偿的保险。在政府财政税收优惠的支持下，目前约占美国人身保险市场份额的30%。 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是世界范围内最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以房养老”模式，老年人将其房屋产权抵押，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旧等综合评估，按月或按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一直延续到借款人去世。 三是TDF，也称生命周期基金。其典型特点是基金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自动递减，目标日期通常设置为投资者的预计退休日期。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只需通过选择一只与其退休日期最为接近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就可以达到“投资养老”的目的。 巨额的养老金成为华尔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也是全球最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全美养老金总资产、私人养老金总资产均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 可以说，养老金融的发展，成为打通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成为打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通道。 日本：巨头主导，全民养老 日本养老金融市场属于“巨头主导型”，一二三支柱相对均衡。与美国的自由市场型养老体系不同，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欠发达，个人消费者对于不同养老和投资产品的理解水平也较低，追求品牌信任度，于是形成了以保险和银行巨头为主的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 日本养老保障体系也由三个支柱组成，即政府公共养老金、企业补充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全民养老”为原则。 例如，日本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独具特色的“双层”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第一层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即“基础年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覆盖整个国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法律规定年龄范围内的日本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针对所有企业在职人员包括短时间劳动者的厚生年金，和针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的共济年金。第三层是基于前两者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养老保险。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安排。 在“全民养老”基础上，日本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陈出新，实现了多支柱立体化。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学习了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与美国不同，该制度下，美国为商业保险产品性质，日本则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以强制保险的方式，对40岁以上的公民，按年龄差别费率缴纳保费。这种制度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在财源稳定的同时，也把保险作为国民看护支出的费用来源，分散和转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 此外，通过全民的普及教育，遗嘱信托、反按揭等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人积累养老资金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政府主导下自治、厚生劳动省与国土交通省实施、私营机构主导的三种模式，互为补充，保障养老金融产品的供应。 总的来看，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三个支柱的平衡化、立体化，制度之间相互补充，达到有限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类养老金作为弥补公共年金的重要支撑。以信托类产品为例，对企业产品方面，有确定给付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确定缴费年金等；对个人产品方面，有国民年金基金、个人年金信托、财产形成年金信托等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 欧美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较早，日韩等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多数都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融的发展模式。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础退休养老计划占比较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覆盖率总计不超过30%，产业趋近于“国家福利型”，零售资管行业尚未成熟，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金市场核心玩家。 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养老”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几年来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推动第二、三支柱的发展。 特别是2018年5月，个人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拉开了第三支柱登台的帷幕。随后推进的个税改革则将税基由薪酬扩充至综合收入，并明确了教育、养老等定向税收优惠的扶持方向，这为过去分散于理财和房产投资的资金转向养老金投资提供了政策助力。 针对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存在的全民养老制度不完善、三大支柱失衡、养老金产品匮乏、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等问题，我国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顶层设计为养老制度之根本。“人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必经之路，但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打造开放、动态、分阶段的长期规划势在必行。例如，借鉴日本综合性、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完善落地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持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如借鉴美国的IRA制度，通过税收递延缴制度鼓励个人购买个人养老保险。 第二，创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虽然创新发展了类似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代表的“以房养老”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产品的风评并不好。其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多种类生命周期基金等投资组合产品等也受限于国情、市场基础投资品限制等原因，难以发展扩大。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结合当下的国情、资本市场、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等特点，充分考虑客户不同的需求和体验，发挥机构在风险保障和投资管理方面的优势，满足客户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拓宽养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养老体系，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并提供资金支持。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除了政府的市场化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适应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承贷主体。如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服务项目，试行特别延长期限和还款方式。当然，除了依靠银行信贷，还应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利用主板、中小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上市融资。 显然，快速发展“二、三支柱”商业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潜力所在。同时，除了借助制度和管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开展全民的养老金融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 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叠加下，老年抚养系数已经由2000年的9.9（平均9.9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下跌至2020年的5.8，夹心一代准备好了吗？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未来，我国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时，应推动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中国证券报：我国近年来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凸显，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哪些先进经验？ 董登新：西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通常做法大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定位是“底线保障”，而非“充分保障”，主要目的是防止老年贫困，这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替代率较低，财政压力较小。然而，在我国，人们过度依赖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充分保障”，“第一支柱”被迫承担了较重的养老负担。 二是欧美发达国家已构建了协调、平衡发展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它们拥有庞大的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以美国为例，美国3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不足3万亿美元，而美国第二、三支柱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却高达32万亿美元。然而，目前我国14亿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结余约为6万亿元，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余额仅为1.8万亿元。 三是欧美发达国家目前男女退休年龄已统一至65岁以上。比如，美国男女退休年龄早在1935年就确定为65岁，目前为66岁，2027年将延长至67岁。这不但延长了工作缴费年限，而且缩短了养老金支付年限。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仍采用1951年的退休年龄标准：女特种工45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 四是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正常年限一般维持在30年以上。比如，美国为35年，有利于增大公共养老金积累，均衡代际负担。在我国，由于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部分参保人在缴费满15年就中断缴费或停止缴费。尽管我国设立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但效果一般。 中国证券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发展较慢，症结在哪儿？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董登新：早在1991年我国就提出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至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呈现“第一支柱独大”“第二、三支柱弱小”格局。尤其是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规模狭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第一支柱的高缴费率、高替代率，挤压了第二支柱发展的制度空间。尽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从过去的28%降至目前的24%，但企业缴费负担仍然偏高。 二是企业年金退休提取的较高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参加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提取企业年金必须按综合所得执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且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没有6项扣除，就直接将企业年金提取额完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企业年金提取的个人所得税高于工薪所得税。 三是我国传统的薪酬体系及人才激励机制看重现金工资、对福利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首先，要进行制度整合、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比如，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可从16%进一步降至12%，并将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三金合一”，打造高起点、中国版401(K)计划，做大做强第二支柱养老金储备；其次，降低企业年金提取税负；最后，要加大职工福利宣传，鼓励人才竞争。 家庭理财应转向长期投资模式 中国证券报：个人养老金产品由于收益率低等问题吸引力并不强，应如何进行改善和优化？ 董登新：个人养老金产品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第三支柱，它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收入时期，人们习惯于银行存款，尚无养老保障意识；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必须转型升级。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完全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财政压力较大。按照养老保障三方分担原则，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也应进入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中来。因此，我国家庭理财模式应从过去的“短炒、赚快钱”逐渐转向以养老为目标的全生命周期、长期投资模式。 同时，应该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开发大量公募类、权益类、长期理财产品，充分满足家庭或个人股权投资及长期投资的理财需要；另一方面，引导股民通过购买公募基金、资管产品、个人养老金间接参与股市投资，这样有利于A股“去散户化”，进而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群体。 此外，应大力发展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一方面要加大国民养老教育与家庭理财导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产品研发及业务创新上，要将养老功能充分融入金融产品，大力开发公募类、股权类、长期投资(理财)产品，将更多家庭财富转化为私人养老金储备。 推动养老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 中国证券报：在人口老龄化预期下，未来养老产业会迎来哪些风口？ 董登新：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2.5亿人，从养老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5亿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巨大商机。从老年消费品需求来看，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是最基本需求，作为提供专属产品的企业，如何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更加人性化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日本、德国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从老年专业护理需求来看，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大约有2.5万家养老院，其中，床位数不足100张的养老院高达2万多家，占比近一半；床位在500张以上的养老院仅500多家。 从硬件方面来看，建立一家养老院没有太大困难，但专业护理人员的短缺及专业护理质量的低下，仍是制约养老院发展的最大因素。 目前，在高端养老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不过，在中低端养老院尚未形成知名度高的连锁大品牌，养老行业统一标准落地实施仍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证券报：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将利好A股市场的哪些板块？ 董登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人口结构不再年轻，但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结构正在转型升级。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纵深，是我国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最大商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除了硬核高科技，国内大品牌、大宗消费品将成为A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投资板块。比如，家庭与社区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医养结合及相关养老服务、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等。 金融机构要抓住市场机遇，加大公募类、股权类、长期类投资产品(包括个人养老金产品)开发，适当引导个人及家庭理财走向以养老为目标的长期积累、长期投资的模式，加速推进A股“去散户化”进程。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古人在《礼记·中庸》中强调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很多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在没有预先规划的情况下，结果往往不会很好。养老，便是如此。当“人口问题”、“老龄化”等词汇不断登上热搜时，“养老规划”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当人们想要进行“养老规划”时，却发现养老这样一个涉及“余生”的事情，可选的余地却很少。除了被过度营销的商业类养老保险外，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养老规划”看起来既遥远又困难。失衡的“养老三支柱”一般来看，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进程缓慢平稳。例如，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仅仅30年左右便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如果以国内60岁退休年龄作为统计标准，则我国2018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9%。一般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左右。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的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养老需求和市场。然而，在国内巨大的养老需求的另一面，却是“养老三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存量资产约5.8万亿元，占比超过70%；第二支柱存量资产约2万亿，占比约为30%；第三支柱刚刚起步，占比微乎其微。发展至今，我国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足50%（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政府面临着收入放缓、支出加快、部分地区的基金耗尽的挑战。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养老金融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正因为此，作为养老市场的基石，养老金融正在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市场的“新蓝海”。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针对本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形成了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业发展体系。目前，中国已启动基本养老金入市，职业年金逐渐发展，第三支柱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试点即将扩大至全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虽然中外国情不同，但建设完善的养老体系的目标一致。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能够为当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养老金融相辅相成麦肯锡基于“养老金结构占比”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两大维度，对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将全球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分为三个形态：国家福利型、自由市场型和巨头主导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金制度的成熟，也将逐步走向其中某一形态。以美国养老金融体系为例，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计划，由政府强制执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著名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关于企业年金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出资建立；三是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保险等，由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出资加入，例如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IRA）。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自由市场型养老金体系。即以第二、第三支柱为绝对主导的商业化模式。这种养老体系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具体来看：首先，第二支柱中著名的401K计划，成为养老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在该计划下，企业为每一名员工开立独立个人账户，员工每月缴费不得超过个人工资的25%，同时企业按一定的配比为员工缴入相应资金。401K主要投资于股票基金，范围由企业选定，个人选择具体投资产品并自担风险。401K计划具有投资主动权、投资灵活性、转移方便、可进行贷款申请等特点。其次，成熟的资本市场造就了基金系资管公司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养老的401K还是个人养老的IRA，个人都对养老产品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成熟资本市场下，基金系资管公司凭借更为丰富的产品组合、更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和美国长期牛市带来的高投资回报，成功超越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美国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市场的主导者。以IRA计划为例，从投资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资管类产品的占比在过去40年显著增加，截至2017年，在IRA计划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已高达63%。在前两者的基调下，税收激励计划也极大促进了第二、三支柱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持续完善政策法规，出台递延税收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减免限额；同时引入“自动加入”条款、提高账户的“可携带性”，允许多账户（第一、二、三支柱账户）之间资金自由转移。至今，美国第二支柱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资产已合计达到养老金资产总规模的90%。得益于养老金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待遇，养老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后，典型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除了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框架，美国还形成了多样化的养老金融的服务和产品。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满足被保险人的护理、经济补偿的保险。在政府财政税收优惠的支持下，目前约占美国人身保险市场份额的30%。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是世界范围内最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以房养老”模式，老年人将其房屋产权抵押，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旧等综合评估，按月或按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一直延续到借款人去世。三是TDF，也称生命周期基金。其典型特点是基金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自动递减，目标日期通常设置为投资者的预计退休日期。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只需通过选择一只与其退休日期最为接近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就可以达到“投资养老”的目的。巨额的养老金成为华尔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也是全球最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全美养老金总资产、私人养老金总资产均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可以说，养老金融的发展，成为打通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成为打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通道。日本：巨头主导，全民养老日本养老金融市场属于“巨头主导型”，一二三支柱相对均衡。与美国的自由市场型养老体系不同，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欠发达，个人消费者对于不同养老和投资产品的理解水平也较低，追求品牌信任度，于是形成了以保险和银行巨头为主的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日本养老保障体系也由三个支柱组成，即政府公共养老金、企业补充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全民养老”为原则。例如，日本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独具特色的“双层”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第一层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即“基础年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覆盖整个国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法律规定年龄范围内的日本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针对所有企业在职人员包括短时间劳动者的厚生年金，和针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的共济年金。第三层是基于前两者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养老保险。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安排。在“全民养老”基础上，日本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陈出新，实现了多支柱立体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学习了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与美国不同，该制度下，美国为商业保险产品性质，日本则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以强制保险的方式，对40岁以上的公民，按年龄差别费率缴纳保费。这种制度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在财源稳定的同时，也把保险作为国民看护支出的费用来源，分散和转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此外，通过全民的普及教育，遗嘱信托、反按揭等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人积累养老资金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政府主导下自治、厚生劳动省与国土交通省实施、私营机构主导的三种模式，互为补充，保障养老金融产品的供应。总的来看，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三个支柱的平衡化、立体化，制度之间相互补充，达到有限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类养老金作为弥补公共年金的重要支撑。以信托类产品为例，对企业产品方面，有确定给付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确定缴费年金等；对个人产品方面，有国民年金基金、个人年金信托、财产形成年金信托等产品。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欧美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较早，日韩等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多数都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融的发展模式。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础退休养老计划占比较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覆盖率总计不超过30%，产业趋近于“国家福利型”，零售资管行业尚未成熟，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金市场核心玩家。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养老”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几年来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推动第二、三支柱的发展。特别是2018年5月，个人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拉开了第三支柱登台的帷幕。随后推进的个税改革则将税基由薪酬扩充至综合收入，并明确了教育、养老等定向税收优惠的扶持方向，这为过去分散于理财和房产投资的资金转向养老金投资提供了政策助力。针对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存在的全民养老制度不完善、三大支柱失衡、养老金产品匮乏、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等问题，我国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顶层设计为养老制度之根本。“人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必经之路，但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打造开放、动态、分阶段的长期规划势在必行。例如，借鉴日本综合性、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完善落地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持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如借鉴美国的IRA制度，通过税收递延缴制度鼓励个人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第二，创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虽然创新发展了类似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代表的“以房养老”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产品的风评并不好。其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多种类生命周期基金等投资组合产品等也受限于国情、市场基础投资品限制等原因，难以发展扩大。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结合当下的国情、资本市场、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等特点，充分考虑客户不同的需求和体验，发挥机构在风险保障和投资管理方面的优势，满足客户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需求。第三，拓宽养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养老体系，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并提供资金支持。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除了政府的市场化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适应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承贷主体。如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服务项目，试行特别延长期限和还款方式。当然，除了依靠银行信贷，还应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利用主板、中小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上市融资。显然，快速发展“二、三支柱”商业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潜力所在。同时，除了借助制度和管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开展全民的养老金融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叠加下，老年抚养系数已经由2000年的9.9（平均9.9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下跌至2020年的5.8，夹心一代准备好了吗？参考资料：1.麦肯锡《制胜中国养老金融市场白皮书》2.刘宝美. 日本养老金融发展的启示[N]. 金融时报,2016-09-05(012).3.娄飞鹏.发展养老金融的国际实践与启示[J].西南金融,2019(08):80-88.4.吴锡扬,黄灿云.国际养老金融发展经验及启示[J].福建金融,2016(05):40-45.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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