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今日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 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一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25.6%，比上季上升12.6个百分点。其中，有47.5%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常”，比上季增加23.2个百分点；有50.6%的银行家认为“偏冷”，比上季减少24.3个百分点。对下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预期指数为34.9%，高于本季9.3个百分点。 二 银行业景气指数和银行盈利指数 银行业景气指数为66.0%，比上季提高2.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降低4.2个百分点。银行盈利指数为60.2%，比上季降低1.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降低6.5个百分点。 三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73.5%，比上季降低2.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为69.6%，比上季降低1.0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为67.7%，比上季降低2.0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贷款需求指数为64.5%，比上季降低1.9个百分点；房地产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53.8%，比上季降低1.0个百分点。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59.5%，比上季降低1.2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为64.8%，比上季降低2.1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为76.6%，比上季降低2.0个百分点。 四 货币政策感受指数 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为66.0%，比上季降低8.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1.5个百分点。其中，有35.0%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宽松”，比上季减少15.8个百分点；62.0%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适度”，比上季增加14.3个百分点。对下季，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为63.4%，低于本季2.6个百分点。 编制说明： 银行家问卷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建立的一项季度调查。调查采用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境内地市级以上的各类银行机构采取全面调查，对农村信用合作社采用分层PPS抽样调查，全国共调查各类银行机构3200家左右。调查对象为全国各类银行机构（含外资商业银行机构）的总部负责人，及其一级分支机构、二级分支机构的行长或主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 银行家调查报告大部分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法进行计算，即计算各选项占比，并分别赋予各选项不同的权重（赋予“好/增长”选项权重为1，赋予“一般/不变”选项权重为0.5， 赋予“差/下降”选项权重为0），将各选项的占比乘以相应的权重，再相加得出最终的指数。所有指数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指数在50%以上，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低于50%，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变差或收缩状态。 主要指数计算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1．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反映当前宏观经济状况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经济“偏热”和“正常”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2．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反映银行家对货币政策感受程度的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货币政策“偏松”和“适度”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3．贷款总体需求指数：反映银行家对贷款总体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4．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反映银行家对制造业贷款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制造业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5．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反映银行家对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基础设施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6．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反映银行家对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大型企业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7．中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反映银行家对中型企业贷款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中型企业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8．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反映银行家对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9．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反映银行家对贷款审批条件松紧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审批条件“放松”与“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10．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银行家对银行总体经营状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经营状况“较好”与“一般”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11．银行盈利指数：反映银行家对银行盈利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行本季“增盈（减亏）”与“持平”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严明会 9月17日，首届王府井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新形势 新消费 新动能”，首届王府井论坛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商商业街发展之路，共议品牌助力街区发展之策，在世界商街发展前沿贡献中国智慧。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石晓冬在演讲时表示，随着王府井北延，南北街区之间联系加强，未来将更加完整、系统地展现王府井地区多元丰富的文化类型。王府井强化文商旅融合的定位，还应与金宝街衔接，完善高端综合功能产业链。 他谈到，王府井在打造竞争力一流的商业街区，重塑商业金名片的过程中，应加强文化注入。同时，在体制升级的过程中要注重品质提升，构建令人流连忘返的步行街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针对消费者的新型空间使用需求、消费体验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打造疫后经济新增长点，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黄金迎来持续上涨行情，目前多头净持仓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利率中枢下沉、贸易摩擦以及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是推动本轮黄金上涨的主要因素。 黄金价格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美元指数、利率及通胀对黄金的投资性需求有重大影响，此外，突发事件也会影响黄金价格的短期波动。 2020年第四季度，经济衰退和低通胀率将促使美联储维持货币宽松政策，加上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和新冠疫情的反复，黄金预计将高位震荡。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疫苗研发成功推进、全球经济快速复苏，货币宽松推动的金价上涨将难以为继。 一、近两年金价不断上涨，投资者情绪高涨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持续上涨，COMEX黄金指数从2018年10月（低点）至今年8月累计上涨70%，今年年初以来涨幅达到23%。 屡创新高的金价背后是十分高涨的投资者情绪，2月中旬新冠疫情爆发期间，COMEX黄金期货的投机净多头持仓量创历史新高，达35万手。8月底的多头净持仓量为22万手（多头净持仓量大约为于2010年至今持仓量的80%分位水平），仍然处在历史高位上。 从2018年至今的金价上涨背后有以下因素：1.2018年12月后开启并持续至今的宽松周期，期间联邦基金利率从2.5%一路下调至0.25%（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最低利率水平持平）；2．全球不稳定的贸易和政治局势。中美贸易战、美国11月即将举行的大选等事件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避险情绪升温。3． 在全球范围内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超过2000万人感染 [注1]，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今年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衰退，美元指数从2019年9月的99下探到目前的92。 二、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分析 1． 黄金价格主要受到投资需求波动影响 黄金供给超70%来自于金矿开采，从金矿的勘探到提供可提炼的矿石整个周期长达10年左右，因此，黄金供给相对稳定且可预期，影响其价格的主要因素来自于需求端的变化。 从需求端看，黄金饰品需求占总需求占比为43%，近年来趋于下降；央行储备需求和科技需求分别占比15%和8%，且较为稳定且可预期。投资需求占29%且波动较大，2019年，黄金投资需求同比增速达到8%。可见，投资需求的变化是影响黄金需求的主要因素。 2．美元指数、利率及通胀对黄金的投资性需求有重大影响 从大趋势上看，美元周期直接影响金价变动。作为黄金的计价货币，美元的走势与黄金的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回顾2001年以来美元与黄金走势，美元经历了2001年-2011年的贬值周期以及2011年以来的升值周期。2001年以来美国的超级宽松周期、911恐怖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引起的恐慌情绪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多因素迭加使得美元贬值38%，而大宗商品市场则在低利率环境下暴涨，黄金累计上涨500%。2011年以来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率先复苏，逐步退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并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吸引资金回流美国，截至2019年年底美元升值30%，黄金价格则下跌6%。 美元指数走势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关，美元2001年至2011年的贬值周期与2011年以后的升值周期都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松紧密不可分。除此之外，美元走势还与其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宽松程度、美国相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相关。例如，2011年以来，美联储并没有采取紧缩政策，但是欧央行等采取的进一步货币宽松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强势复苏均成为美元上涨的动力。 无风险利率是持有黄金最起码的机会成本，无风险利率越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相对越低。因此，黄金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2001年至今二者相关系数为-0.87）。 此外，通胀与金价也有密切联系。通胀上行，美联储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高通胀，因此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投资者预期货币紧缩利率上行，金价反而面临回调压力，这与传统“黄金能够有效对抗通胀”的观点相悖，主要是因为金价和利率之间是强相关，而利率走势往往和通胀率有一致性。 3． 各种国际突发事件也会影响黄金价格的短期走势 除上述因素外，由于黄金的避险功能，地缘政治冲突、局部战争等突发事件也会带来金价的短期波动。从2010年至今的主要突发事件看，黄金价格对于叙利亚战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国际事件较为敏感（详见表1）。以2020年新冠疫情为例，其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超出人们的预期，当月金价上涨14%，可见市场预期会影响金价走势。 三、黄金还能涨多久？ 根据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实际增速同比下降8%，且目前CPI仍处于低位，在此情形下量化宽松政策大概率持续，美债利率下行、美元走弱。下半年黄金预计将高位震荡。 8月底，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3.3万人，接近上个月同期的一半，疫情蔓延速度放缓。而欧洲的疫情则出现反弹，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5000人，是上个月同期的两倍。目前来看，欧洲疫情形势比美国更加严峻，很可能支撑美元/欧元汇率走强，从而推升美元指数。 此外，美国总统大选、中美贸易战进程以及疫苗研发进展等不确定事件也会影响投资者避险情绪，从而增加金价的波动性。 从中长期来看，新冠疫苗有望在2021年初上市，之后正常经济活动将全面恢复。2021年美国经济大概率会强势复苏（IMF预测增速可能高达4.6%），超过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之后美联储持续宽松的概率减小，美债利率上行及美元走强或将结束黄金牛市。 [注1]Worldometer网站统计数据，统计截至时间为北京时间8月14日。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详见《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消费有多重要，牛市就有多必要》），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成本，居高不下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多管齐下降成本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参考资料：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由于新冠疫情对石油需求带来持续冲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4日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 欧佩克在当天公布的9月份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2020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上年下降946万桶，降幅大于8月份预计的906万桶。 报告指出，受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影响，石油需求下行风险继续走高。同时，经济活动复苏前景和石油需求增长潜力也充满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除疫情外，高债务、地缘政治风险、国际贸易局势和英国“脱欧”走向等因素也都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进而影响石油需求。 报告提到，8月国际油价上涨，环比涨幅达4%，为2月以来最佳表现。但考虑上述不确定因素，未来国际油价或将上涨乏力。 国际油价14日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07美元，收于每桶37.26美元，跌幅为0.1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22美元，收于每桶39.61美元，跌幅为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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