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有息负债余额达到948亿元，去年末净资产389亿 澎湃新闻记者 李晓青 8月6日，金融街(000402.SZ)披露关于累计新增有息负债超过净资产20%的公告。 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金融街的净资产金额为389.81亿元，有息负债余额为869.51亿元；截至7月末，公司有息负债余额为948.04亿元，累计新增有息负债金额为78.53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20.15%。 具体来看，银行借款增加6.39亿元，占2019年末净资产比例为1.64%；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金融街中心CMBS增加31.48亿元，占2019年末净资产比例为8.08%。其他有息负债增加40.66亿元，占2019年末净资产比例为10.43%。 金融街称，新增的有息负债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产生的，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官方资料显示，金融街200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商务地产为主业的大型开发运营控股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1.14% 金融街2020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总资产1640亿元，营业收入22.35亿元，同比减少42.37%；销售签约额25.4亿元，同比下滑6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4亿元，同比减少73.07%；扣非后的净利润为1.06亿元，同比减少79.44%。 对于各项财务指标的下降，金融街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下降，营收下降导致利润总额较2019年同期下降。 金融街称，公司自3月份开始正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开发业务通过开源节流、加快前期效率、加强工程管理、扩大销售途径、调整推货节奏等措施，保障项目开发销售逐步恢复。 截至3月31日，金融街短期借款达48.5亿元，较2019年年底增加9600%。对此，金融街称，增加原因系公司发行了超短期融资券。报告期内，金融街发行了3期73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平均票面利率2.47%；发行80亿元金融街中心CM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票面利率2.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0.8亿元。 不过，金融街本身货币资金无法覆盖其短期负债的现实情况也是其开启超短期融资通道和增发公司债的直接原因。金融街表示，181亿元的公司债将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截至一季度末，金融街手持货币资金为87.18亿元，而金融街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与短期借款的总额是179.3亿元，完全无法覆盖。 另外，8月4日，金融街发布了为参股公司负债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截至公告当日，金融街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的处于有效期的担保额度为638.77亿元，担保余额为202.9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58.47%。 至今日收盘，金融街报6.9元/股，跌幅0.14%。
监管严打资金套利之下，银行结构性存款出现大降。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约为10.83万亿元，较5月末降低1.01万亿元左右，重回今年年初水平。 6月结构性存款大幅下降主要是受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下降影响，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5月末减少6103.9亿元，约占总降幅的六成。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银行而言，结构性存款规模的压降，将利于降低银行整体负债成本，同时并不会缩小银行体系内一般性存款的总规模。 结构性存款“熄火” 继5月小幅下降3000亿元后，6月结构性存款出现明显降低，较5月下降了10109.2亿元，基本抹去年内涨幅。“这主要是由于监管对企业套利与资金空转的重拳打击，打击资金套利是5月以来政策的主要导向之一，结构性存款是其中重要一环。”某国有大行交易银行部人士记者说。 此前为应对疫情冲击，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市场资金利率一路下行，诸如短贷、票据、短融等融资工具的成本下降，而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收益率下降较为缓慢，由此，企业套利之风再起，进而推动了结构性存款的大增。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结构性存款余额连连上涨，截至4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达12.1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余额分别为17966.21亿和56311.73亿元，分别环比增长6.65%和9.52%。 “结构性存款规模的攀升也反映出银行‘揽储’压力的上升。”一位分析师称，自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与之对应，银行负债压力也在上升。因为在流动性风险监管约束下，银行需满足流动性匹配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指标。 但自5月以来，监管层着重强调打击资金套利，结构性存款作为其中重要一环亦被关注。前述国有大行交易银行部人士告诉记者，在5月末，就有大行收到关于结构性存款的窗口指导。“当时一些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被点名，主要涉及的是合规问题，监管认为存在‘假结构’，被要求整改。” 部分商业银行则于6月收到窗口指导，要求规范结构性存款管理并压降规模。6月12日，北京市银保监局还发布了《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要求结构性存款增长过快的银行逐月压降规模、杜绝“假结构性存款”、“企业套利”与“资金空转”。 “监管层的意图是打击资金空转套利行为、降低负债端成本，避免削弱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体融资成本。”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说。 受此影响，结构性存款一时“熄火”，5月、6月规模连续下降，基本抹去年内涨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大型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39970.15亿元，全国中小型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为68305.55亿元。 从降幅来看，6月结构性存款大幅下降主要是受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下降影响，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5月减少6103.9亿元，约占总降幅的60.37%，而大行降幅为1614.52亿元。 “一直以来，中小行就是结构性存款发行的主力，主要是为了拉动银行存款。”周茂华对记者称，受疫情影响，中小行负债端面临较大压力，但由于发行同业存单优势不如大行，因而更倾向揽储，以高收益吸引资金，与之相对，当受到监管约束时，中小行结构性存款压降幅度也较为明显。 结构性存款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套利空间的收缩，这在票据融资的规模变化上也有体现，6月票据融资规模下降2104亿元，为2018年4月以来首次减少，环比大幅少增3690亿元。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主要与监管打击企业“票据贴现—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行为有关。 不过，普兰金服副总裁周海滨对表示，除了监管严控外，票据行业某种程度上属于逆周期行业，6月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复苏，因此票据规模增速有所下降也算正常。 利于银行降低负债成本 不仅仅是规模的下降，近来结构性存款收益率也有下跌。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不完全数据（主要监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6月结构性存款发行量为559只，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平均期限为147天，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3.93%，环比下降61BP（基点），国有银行结构性存款的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低于股份制银行。整体而言，结构性存款到期收益率呈小幅下降趋势。 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的下降也将利于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从组成上来看，结构性存款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存款产生的固定收益，二是与标的资产价格波动挂钩的投资收益。 此前，“假结构性”产品就借着未嵌入金融衍生品，或者是设置可100%触发高收益的条件，再或是提供了较高的保底收益率，从而让投资者拿到高收益，实为高息揽储。 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对记者称，过去几年，结构性存款被部分银行视为吸收一般性存款、缓解负债压力的工具。但从银行业的角度说，结构性存款并不会增加一般性存款的总量，仅仅是将传统存款转变为了结构性存款，即将A银行的存款吸引至了B银行。 华创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周冠南也表示，结构性存款的压降并不一定造成（存款）总量减少，更多会造成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负债成本会提高。一方面，结构性存款本身的利率高于一般性存款，增加银行的负债成本；另一方面，结构性存款与其余负债工具之间的比价效应会拉高后者的利率，进一步提高银行成本。”张旭说。 近期在息差收窄的背景下，不少银行正加紧负债成本管理。特别是对于中小行而言，“当前由于缺少客户与存款，再加上主动负债渠道相对较窄，在利率改革深化与金融脱媒的背景下，中小行相对大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负债压力较大。”周茂华对记者说。 不过，周冠南还提及，结构性存款仅是约束“高息揽储”的一环，是压降企业投资收益约束套利行为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规范银行的存款利率定价机制以约束高息揽储行为。
在息差面临收窄压力的情况下，不少银行加紧负债成本管理工作。近日，农业银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存款定价管理的建议》的议案。业内人士称，目前存款在商业银行整体负债中占比较高，调整存款定价以及结构，或成为负债成本管理的突破口。 “尽管这是个难题，但各家银行都在做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的准备。”据某股份行人士透露，他所在的银行近期开展了上半年经营分析会，提出了负债端成本降低难等问题，并将获取优质资产、降低负债成本等列入下半年重点工作。 该股份行人士表示，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实现让利，贷款利率压降是必然趋势，要想把贷款端收益降下来，避免息差压力过大，就必须引导负债端成本下行，而这就与负债结构有关。 从各家上市银行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大型银行存款结构更为优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活期存款占比均超过50%，而相对来看，股份行、城农商行定期存款的比重更大，有些上市农商行定期存款占比高达63%。 定期存款占比高，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负债成本。Wind数据显示，2019年，上市银行公司活期存款成本率平均值为0.79%，而公司定期存款成本率平均值为2.96%。 天风证券研究所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中小银行客户基础相对较弱，负债端竞争压力更大，而大型银行客户基础较好，进行负债结构调整的空间更大，比如把定期存款规模压降一些，主动少发一些大额存单，对存款成本会有一定帮助。 事实上，负债端成本难降与吸储压力有关。华北地区某城商行人士称，银行要稳住存款规模甚至使其有所增长，主要靠企业的资金。而为了吸引企业的大额资金，往往会采取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等方式，有些还会绕过存款基准利率上限的监管要求，进行高息揽储。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银行就面临存款成本刚性的问题。部分上市银行提到，负债端产品结构有待优化，高付息产品快速增加，低息存款流失，付息成本明显攀升。而在结构性存款严监管之下，未来银行负债成本将逐步压降。 加强负债端定价管理，银行面向客户端将会有哪些转变？华东地区某城商行人士认为，未来银行可能会多争取活期结算类存款，压缩定期高息存款，同时在低利率环境下安排一些主动负债。 有些银行则通过拓展贷款衍生存款，寻求负债端红利。“我们银行自去年加大生猪养殖户的贷款支持后，伴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红利，已经在全省生猪养殖户中培养出4000名左右金融资产上500万元的私人银行客户，进而吸收了大量存款。”某大行地方分行农户金融部人士表示。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3月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12075亿美元，对外负债13483亿美元，对外净负债1408亿美元，其中，人民币净负债3306亿美元，外币净资产1898亿美元。 在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中，存贷款资产8691亿美元，债券资产1759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资产1625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的72%、15%和13%。分币种看，人民币资产1253亿美元，美元资产8216亿美元，其他币种资产2606亿美元，分别占10%、68%和22%。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中，投向境外银行部门6114亿美元，占比51%；投向境外非银行部门5961亿美元，占比49%。 在银行业对外负债中，存贷款负债7674亿美元，债券负债2071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负债3738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负债的57%、15%和28%。分币种看，人民币负债4559亿美元，美元负债5407亿美元，其他币种负债3517亿美元，分别占比34%、40%和26%。我国银行业对外负债中，来自境外银行部门5728亿美元，占比42%；来自境外非银行部门7755亿美元，占比58%。（完）
6月17日，新乳业发布公告，在昨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收购宁夏寰美乳业相关议案获得全票通过。新乳业5月5日发布公告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将以17.11亿元收购宁夏寰美乳业全部股份。收购资金的60%为新乳业自有及自筹资金，40%拟通过可转债募集现金支付。新乳业在高负债情况下，仍大举收购成为质疑的焦点。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新乳业资产总计53.2亿元，负债合计35.2亿元，负债率为66%，其中短期借款达18.1亿元，占到总负债的一半以上，而其账上拥有的货币资金仅为4.02亿元。搜狐财经发现，寰美乳业资产溢价348%，收购后新乳业负债率将增长至73.99%。新乳业董事长席刚回应表示，负债是为了加速发展，并非本身经营不善。新乳业为了加速发展不断并购企业，需要不断增加融资。其个人认为，负债稍微高一点，没有任何问题，对企业风险也是可控的。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对搜狐财经表示，新乳业处于产业布局期、品牌打造期和全国化运营期，目前负债率阶段性较高，也符合其自身发展的现状。并购整合区域性乳企是新乳业扩大规模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新希望集团旗下乳业上市公司，新乳业于2019年1月25日登陆深交所，主要产品包括低温鲜牛奶、低温酸奶及奶粉等。2019年，新乳业实现营业收入56.75亿元，同比增长14.13%，净利润为2.44亿元，同比微增0.34%。对于收购夏进乳业母公司寰美乳业后的打算，新乳业方面表示，并购将助力新乳业年内冲刺百亿营收。“在发挥夏进乳业常温奶优势的同时，会进一步赋能其低温产品发展。”按照寰美乳业财报，2017 年、2018年及2019年1-11 月，寰美乳业营收分别约13.7亿元、14.8亿元、13.8亿元，相当于新乳业同期营收的30.89%、29.85%和 26.68%，同期，寰美乳业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为7244.50万元、7157.67万元、1.02亿元。这样意味着，2020年新乳业想要将营收从56.75亿增长为100亿，寰美乳业如果可以贡献13.8亿以上，新乳业距离百亿目标还差约30亿。▲寰美乳业 各产品产量按照产量来看，寰美乳业低温奶仅占到6.38%，其中巴氏奶占比0.22%，想要短时间内做到低温奶的突破式发展也面临诸多考验。此外，新乳业提示收购交易预计将产生商誉 9.32 亿元，但并未设置业绩承诺及对资产减值安排补偿措施。截至今日收盘，新乳业股价为18.31元/股，微涨0.38%。
银行负债成本是制约银行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的“闸门”。而占据银行负债大头的存款利率能否下降，又是其中关键一环。 尽管今年以来资金面持续宽松，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但银行存款利率仍显“刚性”。而在存贷款之间息差持续收窄的趋势下，银行存款利率终于出现下降苗头。 记者了解到，近期不少银行主动减少了大额存单发行，以及降低了大额存单的发行利率。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数据显示，4月份发行的大额存单，除了5年期利率，其他期限平均利率均环比下跌。其中3年期跌幅最大，在存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平均上浮幅度首次降至50%以内，其他期限平均上浮幅度则依然在50%以上。 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看，主要有吸收存款、同业负债、债券发行以及央行负债四大组成部分，其中存款占据了负债端一半以上比例。例如，具备网点优势的国有大行的存款占比最高可达80%，而股份行和区域银行次之。 银行存款类产品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受理财产品市场竞争影响，为防止存款被分流，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开启“揽储大战”。而在阻滞银行负债成本下行的因素中，存款负债成本居高难下是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虽然大额存单利率下降或是银行降低负债成本的开端，但其在银行负债端的占比偏小，对降低整体负债成本作用较弱。 可以看到，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与其挂钩的银行负债端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普遍下行，但银行整体负债利率下行仍然滞后。 中金固收研报数据显示，一季度货币市场利率及各个期限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两者下行幅度都超过50BP，但实际作用于整体计息负债成本上，上市银行整体降幅仅13BP，表明作为负债端的大头，吸收存款的成本可能依然比较刚性。 微观看，银行负债端成本居高会抬高银行内部的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价格，传导至资产端，会实际影响其贷款价格，从而制约实体企业低成本融资。 随着政策面和实体经济对降成本呼声提高，央行是否降低存款利率成为市场探讨的重点。除了对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类高收益存款的窗口指导外，息差收窄这一市场化力量也在倒逼银行自主选择降低负债成本。 中金固收研究数据显示，一季度受资产端利率快速回落影响，上市银行整体净息差回落，2020年一季度净息差为1.87%，环比下降5BP，国有大行环比下降5BP，股份行环比下降10BP，而城商行环比增2BP。 息差收窄意味着银行必须“开源”，拓展负债成本下行空间。而不同类型的银行面临的负债成本压力并不一致，其中以城商行的揽储压力最大。 融360数据显示，4月份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走势分化，定期存款利率全面上涨，大额存单利率则普遍下跌，不过各类银行的调整方向并不一致，说明不同类型银行的揽储策略差别较大。从各类银行利率变动情况来看，4月份城商行大部分期限大额存单利率环比上升，其他类型银行大部分期限大额存单利率环比下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王伟 从银行自身角度，中小银行应该主动迎接利率市场化挑战，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负债成本下行。 为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启动了LPR报价机制的改革，并积极推动银行增量贷款、存量贷款与LPR进行挂钩，贷款利率市场化显著加速。 截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已基本并轨至LPR定价机制，并在过去半年内稳步下行，2020年4月20日，最新一期LPR报价为3.85%，较LPR改革启动时已下降了50基点，显著降低了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但是，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存款定价机制并未调整，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加之受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经营理念和监管因素等方面的制约，以及理财产品竞争的影响，导致部分银行对负债（存款）的定价仍处于较高水平，并未随市场整体资金面变化而下行。 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的同时，负债成本居高不下，这种不对称的利率变动，一方面会导致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错配风险，利差加速收窄；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部分企业利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不同步的落差，低成本借入贷款，同时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空转套利，削弱宏观调控政策效力的同时，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正因为此，近期市场上有关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和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负债成本却无法有效下降 在贷款利率并轨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收益的错配被进一步放大。 一方面，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宏观调控降低整体资产收益率。去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调降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等多种政策利率，带动了金融市场利率与LPR利率的持续下行。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逆周期宏观政策力度显著增强。考虑到复工复产所面临的复杂形势，预计LPR在2020年内还有25-50基点的下降空间。在政策引导下，银行资产端收益率显著下行。 二是疫情对银行利息收入带来不利影响。为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商业银行普遍在贷款展期和续贷、贷款利率下调、利息减免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这会削弱银行的利差基础。此外，央行疫情专项信贷支持也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收益率有一定下拉效应。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并未获得再贷款额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银行的收益产生影响，进一步拉低其资产收益率。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却无法有效下降。这里面原因很多。 一是部分银行经营理念落后。在资金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存款立行”的思路，不计成本扩大存款来源。 二是来自结构化存款和理财产品的竞争。由于资管新规延期，理财刚兑尚未实质性打破，理财利率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银行负债成本的上限。尽管过去一年来LPR利率在持续下行，但结构性存款和理财等产品的收益率却没有明显的下行。出于对存款分流的担心，银行不敢贸然调低存款利率水平，这也制约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下降。 三是监管强化的影响。2018年开始，央行已经在MPA考核中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并要求同业负债不超过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同业业务受限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部分中小银行的揽储负担，也制约了其负债成本的降低。 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更大 尽管不对称降息会给所有银行带来挑战，但由于不同类型的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和管理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受影响程度还是有很大不同。总体上看，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更大。 从资产负债结构特征来看，中小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主，资产、负债的市场化程度都较高，但负债稳定性较差，受监管约束较大，容易成为资金套利的对象；一类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单一，存款在负债中占主导地位，成本偏高，影响经营效率。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差异化满足企业和个人金融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自身定位限制，其资产负债结构也呈现一定脆弱性，在前期金融去杠杆和近期疫情冲击中，表现更加明显。 一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负债稳定性先天不足。在储蓄存款理财化的背景下，企业存款特别是企业结算账户带来的存款将是各家银行竞争的主要对象。但在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方面，大型国有银行拥有大量县级、乡镇营业网点，能获得稳定的结算户，农商行也可凭借区域优势保证一定结算户存款增长。股份银行与城商行相对则较为被动，基本户底子薄，存款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压力较大。 二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流动性管理难度较大、成本较高。流动性管理从短期来看是对当期流动性缺口的管理，从中长期来看是期限错配和流动性成本问题。股份制和城商行由于市场参与程度较高，各种业务发展较快，流动性缺口一直处在较为紧张的状态中，这也导致其不得不牺牲长期的流动性成本来满足短期的流动性缺口。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比和流动性成本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上。 三是市场定位决定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负债成本较高。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主要经营地在大中城市，市场竞争充分，客户对存款利率非常敏感，难以实施价格分层、价格歧视等存款定价策略，价格竞争不可避免，增加存款，提高付息成本成为必然选择。 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同，农村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负债结构不合理，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是农商行负债结构单一，成本过高。农村银行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吸收存款，其中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达到80%以上，且以高成本的定期存款为主。同业负债、同业存单、金融债等主动负债发展严重不足，降低负债成本的空间和手段有限。 二是农商行缺乏资产负债管理理念和能力。部分农商行资产负债管理仍停留在监管要求层面，以规模和比例管理为主，缺乏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和思路。有些农商行有资产负债管理的意识，但受限于自身科技及系统的不足，无法将这种管理意识通过系统“数据化”地具体呈现，依然存在各部门“各自为战”的状况。部分农商行近年来开始逐步建设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上线定价系统，但由于体系、系统不完善，专业人才欠缺，仍然较多地采取紧盯大行的战略，随行就市，缺乏系统性的考虑。 三是农商行存款定价能力薄弱。多数农商行出于稳定存款和增加存款的目的，将各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没有实施差异化定价，反映出存款定价的成本和财务约束意识明显不足。 政策措施应优化，银行经营理念需转变 从理论上来看，利率的不对称下行，如果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可以被视为银行向实体的让利，有助于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但从实际来看，利率不对称调整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金空转的卷土重来，不但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反而会削弱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长期稳健运行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利率不对称下行的影响进行密切关注，并根据实际的需要，优化现有的政策措施。 一是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部分中小银行定期存款占比不断上升，息差收窄压力加大，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进行负债结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对降低负债成本至关重要。而且，负债端成本的降低，也可以为资产端利率进一步下行提供更大的空间。 二是规范存款与理财市场。加大对存款自律机制执行的监管力度，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适度加大对资金套利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理财产品和结构化存款产品的规范，使其定价相对存款趋于合理。畅通从资产端利率到负债端利率的市场化传导路径，逐步提高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 三是适度放松监管指标考核，加大对中小银行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为增强疫情后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必要采取逆周期监管思路，阶段性地放松监管要求，如资本充足率要求、拨备覆盖率以及部分流动性监管指标等，以降低监管成本，提升中小银行的信贷能力和信贷意愿。在经济恢复正常时，再逐步取消这些阶段性政策倾斜。此外，可以参照给国有大行的政策，给予中小银行更多低成本、中长期的资金支持，帮助它们降低负债成本和流动性风险。 从银行自身角度，中小银行应该主动迎接利率市场化挑战，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负债成本下行。 一是重视核心存款管理。核心存款决定了银行生存与长期发展，需要作为基础性的负债业务来强调。商业银行在制定资产负债策略时，需要继续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巩固低成本资金来源。在方式上，可聚焦服务场景，通过深入客户经济活动掌握其资金运营规律，建立全产品、全过程、全链条的营销服务机制，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争取到更多客户的基本户、主账户。积极利用信用和账户优势所形成的汇兑、支付、结算以及托管、监管、专户所积累的沉淀和冗余资金，形成优质的核心负债。此外，还可针对不同客户特征建立差异化负债价格营销策略。其中，对于结算类、资产类客户的存款价格，通常商业银行有较大的话语权，可根据贡献度与客户协商，尽量争取到更有利的负债成本；对于招标类的存款，通常竞争对手较多，这类存款的定价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确定。 二是适当拓展主动负债。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包括同业融入、同业存单、央行定向借款、发行债券、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等，通过主动负债，银行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负债的稳定性和多元化。由于主动负债在功能和资金性质方面差异较大，应根据不同负债的定位实施差异化管理，以低成本负债替代高成本负债，通过负债成本的有效控制提高利润空间。其中，同业业务应回归本源，同业负债融入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同业资产。央行借款则主要用于总行司库流动性需求。在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等高成本负债业务中，银行难以获得收益，开办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客户关系，以拓展一般性资金及其他业务。此外，搭建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负债模式，打造直销银行、手机银行的投融资平台，利用金融科技增加主动负债来源的稳定性。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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