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1.9，和前值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不能据此解读出，经济已经见顶了。 原因一是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下滑，具有季节性规律，季调不能完全消除节日和异常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过去10年，12月官方制造业PMI和当年11月相比，有6年是下滑的，2年持平，只有2年提高。平均下滑了0.16，今年下滑0.2，在季节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范围之内。 原因二是11月官方制造业PMI的需求、采购、生产、库存和价格这些分项指数，均显示出经济具有很明显的主动补库存特征。这次经济内生性复苏的根源是出口强势，12月海外出现新冠变异病毒，这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应该是较为正面的。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经济从主动补库存变为衰落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12月制造业PMI回落，更多是季节性因素的扰动。今年10月也出现过这种情况，11月制造业PMI又变得很强劲了。 既然是短期扰动，我们就不再对各个分项指数做详细分析了，重点讨论制造业PMI的两个物价分项指标。主要原材料价格指数从62.6跳升到68.0，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新高。出厂价格指数也从56.5提高到58.9，这是2017年10月以来的最大值。 这会带动通胀预期升温。历史数据显示，制造业PMI出厂价格指数，领先央行公布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1-2个季度。今年10月开始，制造业PMI出厂价格指数就接连攀升，4季度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可能就会有明显提高，公众对实际通胀风险的担忧上升。 除了工业品外，今年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较快上涨。玉米价格从年初就开始上涨，黄玉米活跃合约期货结算价，全年上涨了40%。黄大豆2号活跃合约在5月中旬至今的这7个月时间里，也上涨了40%左右。 相比于这些主粮，一些调味品的价格涨幅更大。全国大葱平均批发价，5月上旬只有2.08元/公斤，而在12月初就涨到了5.63元/公斤，涨幅达到170.7%。全国生姜批发价，4月下旬的低点为9.61元/公斤，10月下旬最高到了14.73元/公斤，最大涨幅也有54.3%。随着10月新姜上市，生姜批发价有所回调，考虑到异常天气和春节消费旺季的来临，生姜价格可能见底回升。 如果说工业品涨价，和老百姓的生活直接关系不大，那主粮和调味品涨价，则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2021年是CPI基期调整年，考虑到物价指标调整和改革的循序渐进，新口径的CPI同比读数，预计也很难完全体现公众对通胀的感知程度。但从11月央行政策研究系列论文来看，真实的通胀水平，可能是决策者更为关注的，这也是未来有可能产生预期差的点。 再来看下市场。近期市场呈现股债双牛的特征，之所以出现股债双牛，其核心原因来自于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忧大幅减弱。 前期对流动性收紧和政策退出担忧强的时候，债券一直跌，股票周期股和周期价格持续背离。随着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频现暖意，跨年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上周隔夜回购最低的时候到了0.36%，一度让投资者感觉又回到了4月资金极度宽松的时候，股票出现了明显的修复，沪深300和上证50均创年内新高，10年国开收益率从3.84%的高位一口气下了27个BP到了3.57%，幸福来得太突然。 那么，为什么政策会突然转向呢？我们注意到今年10年期国开见顶于11月23日，但在11月22日，开过一次金稳会，这次金稳会上强调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没有任何紧货币的信号，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而这次金稳会召开的目的就是要控制AAA国企违约导致风险扩散和信用债市场大幅调整的问题。 因此，虽然经济整体是复苏的，但由于短期政策目标已经切换为防风险，要考虑到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平衡问题，政策面的关注焦点转向后者。因此，政策开始有了转向，而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不会搞急转弯，12月22日的国常会强调延期还本付息明年还会继续，央行货币政策例会也强调了政策的连贯性，市场此前对政策大幅收紧的悲观预期被彻底扭转。 如果说政策要考虑防风险，相对偏宽松的政策环境可能在2021年一季度还会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但我们注意到明年城投债确实有比较大的到期偿还压力，规模大约在2.7万亿左右，大约8000多亿都是在明年一季度到期。如果要考虑防风险政策的连贯性，明年一季度的政策面应该还是会维持宽松的态势。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复苏结构性分化，12月PMI数据也非常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大、中型企业PMI均为52.7，但小企业的PMI只有48.48，较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挤压了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小企业缺乏向下游转移定价的能力（没有技术和品牌优势）。 这种情况和16-17年有些类似，当时也是上游价格涨很快，小企业不得不被动去产能。此一时彼一时，16-17年有去产能、去杠杆和提高经济集中度的考虑，而现在应对疫情的不确定，要保市场主体。所以，虽然和2017年类似，都遇到了上游价格上涨的问题，但政策会避免2018年的出现，不提去杠杆，只提宏观杠杆率稳定，让结构性宽松的举措能维持下去。 但问题是，经济基本面整体又确实是复苏的，全球经济未来很大概率会出现一轮新的主动补库存周期，这个时候维持宽松的政策基调无疑会提高经济复苏的长度和强度。站在短期角度，确实是股债双牛，但站在一个更长的角度，政策越放松最直接利好的还是风险资产，股票市场的机遇要确定得多。债券的不确定性只是被宽松政策给推后了，但不确定性本身并没有消失，因为基本面指向的是利空方向。
科技自媒体品玩曝光特斯拉中国血汗工厂、有质量问题，特斯拉高管回应：将起诉，双方隔空互撕。甚至有网友在微博上贴出品玩背后股东是竞争对手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引来品玩回应说两者毫无关系，并指责特斯拉中国背后唆使公关公司破脏水。这两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吃瓜群众看得晕头转向。我凭着个人经验提供几点参考。 1、从离职员工采访所得到的信息做为文章资料，几乎都是负面。这道理其实很容易懂，很少有哪个离职员工会夸自己原公司好，品玩这种取材方式，注定是要来“硬钢”特斯拉。其实品玩应该多从国家官方检测报告，还有独立第三方用户反馈上来找数据，这样才显得中立客观。当然， 品玩爆特斯拉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2017年就写过第一个长篇，那时候特斯拉还不像现在这么大，因此那篇文章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品玩再出另一个长篇，也默默无闻。如今来了这个系列的第三季，时间点把握非常好，刚好是特斯拉如日中天的时候。 2、特斯拉公司文化深深被创始人马斯克影响。他号称钢铁侠，不喜欢华尔街，更不喜欢媒体。他信奉的理念：用技术和产品说话，不想浪费一丝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好和投资人以及媒体的关系。马斯克去年把公司集团的公关部全部解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样的公司，在对待员工，在管理上，也传承了马斯克“钢”，经常出现让媒体不舒服的做法，在美国也经常被报道，这点从品玩采访离职员工也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些做法虽然令人不快，但是有真正违法吗？在国内，比特斯拉中国对待员工更加粗暴恶劣的大企业多的是，品玩这样单挑特斯拉中国，给特斯拉中国盖上“血汗工厂”，是不是别有用心？ 3、特斯拉的质量问题，这个属于专业领域，相比作为媒体的品玩，也只能道听途说，举的例子都非常的模糊。最好能有更加硬核的具体质量数据，比如国家检测质量报告，车主投诉数据等，这些比较有说服力。当然，特斯拉的内饰一直很粗糙，经常被人诟病为“完全不像豪车”。曾经我的特斯拉就有内饰配件掉落的尴尬，但是买特斯拉车的车主更多追求特斯拉的科技感，顺便对特斯拉内饰抱怨下，这应该看作对特斯拉品质提升的一种促进。上升到有质量问题，也要看看这质量问题在什么地方，有多严重。 总之， 吃瓜群众迫切期望两方上法庭，拿出真凭实据，别在媒体上隔空互怼， 我们也无法凭这些判断真伪，只能凭自己的经验猜测和揣摩而已。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符合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阐述的机制，供给波动是衰退和复苏的驱动力，随着有效疫苗落地，2021年全球经济将迎来强劲反弹。疫情期间的货币放松维持了资金的有序循环，营造了类似“中性”的货币环境，但疫情后货币的“非中性”将通过传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体现出来。反映2020年货币投放方式的差异，美国的主要风险是通胀预期导致的长端利率上升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中国的主要风险是债务偿还压力。2020年各国经济非同寻常地同步深度衰退，但全球范围内疫情对行业和人群的非对称冲击又罕见的类似，由此疫后的反思也可能高度一致，为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契机。经济学将更具有人文精神，进一步从新古典的自由主义向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回归。 正文 又到年尾，和各位关注我的研究的朋友们分享个人对2020年的一点感悟、对2021的展望的些许思考。去年底我的年终思考文章（“致2020：不确定性的代价”）探讨了一些经济内生的不确定因素及其影响，并没有想到2020年人类社会遭遇的巨大不确定性来自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2020年，全球最大公约数应该是疫情，截止年底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人，170多万人丧失生命，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这是人类百年不遇的劫难。 一、科学的力量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20年值得庆祝的地方，应该是科学，人类面对“瘟疫”所展现的韧性是科学的力量。尊重科学，戴口罩、勤洗手、社交隔离等科学的应对方式有效降低了病毒传播速度，为寻求更有效的疫情控制方法赢得了时间。科学家与时间赛跑研发疫苗，中国的科学家在疫情爆发初期第一时间将分离出的病毒、测序结果与世界同行分享，全球的研究者在10个月内完成了以前10年才能完成的研发工作。尽管年尾疫情有所反复，但有效疫苗的落地让我们看到了回归正常的希望。 科学也帮助了经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也加速了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使得大隔离下关键经济活动维持正常。全民居家的大隔离中，线上娱乐、线上社交等有效缓解了隔离对民众心理的负面影响；云会诊、AI图像诊断等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战疫效率；线上办公、远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对正常生产和教学秩序的冲击。 对经济研究者来讲， 2020年带来的一个异常挑战是跨界学习。我自己的体会首先是要有敬畏之心，任何人对新现象、新问题的理解都有局限性。疫情爆发后，我在2月1日发表的《疫情是短期冲击，不改变经济增长趋势水平》文章中，对全年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是0.4-1.0百分点，比2003年的非典冲击大，但现在看显然太乐观了。这让我想起凯恩斯说的“经济学家要是能像牙医那样能干又谦逊就好了”，牙医对每个人都有用，但不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不会认为自己能挽救病患的生命。 也有一些分析和判断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3月20号发表了《十字路口，关于疫情冲击的几个关键判断》，文章认为疫情冲击经济的源头在供给端（停工停产），不存在控制疫情和保经济增长之间的取舍问题，稳定经济首先要控制疫情；政策应对需要以民生为导向，金融应该通过减少利差来让利、不应该降低存款利率；在当时美国市场大跌、恐慌情绪蔓延的情况下，判断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源头是公共卫生危机，金融体系在经历次贷危机后的调整相对稳健，美联储政策支持等）。 回顾过去一年的研究，让我感受最深的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经济的视角。2月13日发表了标题为《口罩经济学的人文主义》文章，当时口罩供不应求，有些评论质疑限制口罩价格的适当性，认为阻碍了市场调节供求的机制，这篇文章以口罩为例分析为什么防疫物资不能以“价高者得”的自由交易决定其分配，提出应对疫情的经济分析需要人文关怀的视角。 4月8日发表的《走出疫情的人文经济学》，从公共卫生危机冲击供给出发，认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应以传统的需求刺激为导向，尤其不应指望房地产拉动需求，恢复生产和供给是关键。建议采取包括以工代赈、允许或者补贴鼓励民众以摆摊等自主择业的方式增加就业和供给能力。此文后来被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老师收录在他主编的 《“大流行”经济学》一书中，作为全书的收官之篇。 另一个是数字经济研究，3月10日发表了题为《从无接触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文章，基于过去三年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对疫情冲击下数字化转型加速及时进行了分析。后续有几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文章，都是从宏观和公共政策角度的研究。9月24日中金公司研究部发布深度报告《数字经济：下个十年》，结合宏观、行业、投资多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该是市场上第一篇系统性的研究报告，受到较大的关注。 以上是个人过去一年研究工作的一点感悟，展望2021，疫情的演变仍然是主线，但与2020年初疫情爆发期不同，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了很大进步，尽管近期疫情在欧美带来新一轮冲击，在中国也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但应对疫情的社会组织工作日益成熟，疫苗落地也会帮助主要经济体在明年的某个阶段形成群体免疫，经济活动有望渐进回归正常。在这个基准情形下，怎么看明年的经济？ 二、不一样的周期 一位对经济运行有深刻理解的专家曾向我提出过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在2021年将处在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我想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次和传统的经济周期不一样，也关系到怎么看驱动明年经济复苏的动力，可持续性如何及对政策的含义。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敢轻易给出答案，要避免大的偏差，需要赋予经济数据以分析框架，把经济周期理论和现实经济运行的特征结合起来。我们需要花点篇幅先简要回顾一下经济周期理论。 看2021年，市场参与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明年经济增长反弹会不会带来通胀上升，背后的逻辑是过去几十年主流的经济周期分析框架，即新凯恩斯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短期内价格和工资有粘性（调整价格有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经济主体看不清总体市场情况和未来等原因），商品的价格和工资在短期内不变，由此货币供给增加带来实际收入上升，提升需求，企业增加生产来满足需求，提升就业。但随着失业和其他闲置资源下降，供给相对需求不足，物价和工资上升。 如果价格和工资没有粘性，货币的增加直接转化为价格上升，供求平衡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不影响实体经济变量比如就业和产出，这是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假设，即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不影响实体经济。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一个解释就是上述的价格粘性，新凯恩斯经济学是现代中央银行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当然这种逆周期调节是短期的、有限度的，不能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闲置产能被充分利用时，货币刺激只带来通胀上升。 因为央行不掌握充分的信息，加上政策从实施到影响经济活动有时间差，逆周期调节难以精准到位，往往出现超调的现象，由此出现需求疲弱、经济衰退、物价下降，货币政策放松，到经济复苏、需求过热、物价上升，政策紧缩的周期波动。著名的美林时钟就是把经济增长、通胀和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划分为周期的4个阶段，导出对投资策略有不同的含义。把这个周期分析框架对照当前的现实，一个问题是，在疫情冲击之前，以通胀为标志的传统经济周期波动已经不再明显，美林时钟似乎失效了。为什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反思是要重视金融的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中周期波动的影响，金融周期刻画了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尤其房地产价格作为信贷抵押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机制，导致顺周期性，均值回归的动能没有传统的经济周期强。传统的经济周期一般涵盖1-8年时间，一个金融周期从繁荣到衰退持续15-20年时间。过去40年，在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的环境下，全球范围内传统的经济短周期波动的特征越来越弱，金融的顺周期性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源头。 次贷危机前的十几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所谓“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宏观经济（增长和通胀）波动下降，但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随后几年去杠杆，直到2013年金融周期才在触底后再次进入扩张期。在疫情之前，美国经济连续10年正增长，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似乎又回到大缓和时代，估计谁也没想到最后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打断了这个扩张期。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波动也明显下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信贷扩张开启了中国的第一个金融周期，到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加强金融监管，信贷放缓，金融周期进入去杠杆阶段。为应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再次见证信贷大扩张，一个后果是延后了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 以上描述的经济周期（以增长和通胀为标志）和金融周期（以信用和地产价格为标志）可以说是战后以来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机制，头几十年经济周期是主导力量，自80年代金融自由化、贫富分化、财政受约束以来，金融周期的力量日益重要。回到上文提到的问题，怎么看经济所处的周期的阶段，关键是要理解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和传统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有什么不同。 首先，传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动一般是需求驱动，内生的机制，从衰退到复苏，往往是在政策的刺激下需求率先反弹，然后拉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复苏的速度快于供给，产出缺口下降，通缩压力减缓或者通胀压力上升，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下降甚至边际收紧。疫情的冲击是外生的，主要载体是停工停产和社交隔离，首先冲击的是供给，虽然需求也受到影响，但源头在供给端。疫情消退后，复苏也始于供给端，这是跟一般的经济复苏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由此我想到曾经一段时间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两位主要提出者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对政策和市场影响不大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淡化需求和货币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角色，认为经济波动主要由实体经济供给端的因素驱动，比如技术进步、自然灾害等。这个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70年代，政府的需求管理过度干预经济，货币扩张带来滞胀，是经济学反思凯恩斯理论的一部分，但其否定需求和货币的作用不符合现实，使得其影响局限在学术界。 然而，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特殊场景，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比较符合实际商业周期的逻辑，尽管全球政策当局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扶持，依旧不能避免经济的大幅下滑，因为经济活动受到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物理限制约束。同理，明年疫情缓解，物理限制下降甚至消除，全球经济活动必然反弹，和财政货币无关。这是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周期机制的关键一点。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货币的角色，2020年投放的货币在2021年将发挥什么作用？ 三、货币的作用 实际上，经济周期（新凯恩斯理论）、金融周期、实际商业周期之间的差别就是源自对货币角色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看明年经济复苏的力度、未来的可持续性和风险点的关键。比如，今年的货币大规模投放会不会导致明年通胀大幅上升，如果通胀不是问题，那钱去哪儿了？债务可持续性是不是问题？ 整个经济学思维的演变和货币的角色紧密相关，两大流派，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只影响物价，不影响实体经济比如增长、就业等，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把货币中性的理念推向极致，货币只是面纱，不影响资源配置。另一派，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认为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的变化作用于实际消费和投资，影响实体经济。对照2020年全球货币大投放，尤其美国广义货币增长超过20%，货币发挥了什么作用？通胀没有起来， 但也没能避免经济大幅衰退，那货币去哪儿了？ 首先要区分货币供给与需求，疫情冲击下停工停产打断了正常的资金流动循环，维持支付（工资、租金、债务还本付息等）需要更多的备付现金，同时，面对未来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经济主体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的预防性需求增加。货币供给的增加满足了这些需求，避免了经济主体大规模破产，从而限制了疫情冲击通过需求乘数效应放大对经济的影响。 在4月份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建议经济时钟停止在5月1号，所有的债务和应付款偿付暂停，直到疫情消退恢复正常。这个方案显然不现实，但在概念上有点类似上述增加货币供给满足备付和流动性需求的做法，都是试图把疫情的冲击限制在供给端的物理约束，降低需求端的乘数效应。从这个意义讲，货币不是中性的，其非中性不是来自疫情冲击本身，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复杂的支付和债务债权关系。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2021年疫情消退，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额外的备付和流动性需求下降，2020年超常规投放的货币将如何影响经济？回到经济时钟停摆的例子，在货币层面可以假设一个情形，就是把多余的货币收回来，回归常态，这就是大家讨论的政策退出，理想的情形是货币投放和回收相互抵消，货币是中性的。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现代金融体系里政策的有序退出是一个挑战，说到底还是和货币非中性的作用机制有关。 首先看新凯恩斯理论的货币非中性，商品和服务价格有粘性，短期内价格不变意味货币供给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提升实际消费和投资支出，带来产出和就业增加，但中期来讲价格是灵活的，随着需求增加、闲置产能减少、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改善，物价上升。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增长提速一般是通胀上升的前奏，货币政策也把GDP增速作为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中金宏观组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2020年在2%左右、2021年反弹至9%，加速7个百分点，美国今年负增长3.5%、明年正增长超过5%，反弹8.5个百分点，按照历史经验应该会导致通胀显著上行。但这一次不一样，疫情冲击经济源头在供给端，或者说供给和需求同时受到影响，这是为什么今年的经济大幅下行并没有带来通缩压力，同理，明年的经济反弹首先是供给的反弹，强劲增长并不必然意味通胀上升。 关键还是要看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大小，供给复苏通过乘数效应是否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我们判断疫情后美国的通胀风险高于中国。首先是货币增长速度有很大差异。截止11月份美国M2同比增长25%，比去年底加速18个百分点，11月中国的M2同比增速10.7%，比去年底加速2个百分点。 货币投放方式也有差异。广义货币（银行存款）一般有两个投放渠道，银行信贷和财政：贷款是货币投放、还贷是货币回笼，新增贷款是货币净投放；财政支出是货币投放，税收是货币回笼，赤字是净投放，但政府发债也是回笼货币，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量化宽松）是间接的赤字货币化。我们估算美国今年的M2加速约有一半来自赤字货币化，中国的M2投放主要靠信贷。 财政投放货币和信贷投放货币的差异在于，前者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对应的是政府负债的增加，国债或者央行的负债即基础货币），后者不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银行贷款既是借款人的当前现金流，也是借款人未来要偿还的债务），由此财政投放货币促进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动能比银行贷款强。那为什么这么强的货币扩张并没有带来美国的通胀上升？一个解释是疫情导致被动储蓄（隔离限制了消费支出）和防御性储蓄（应对不确定性）增加。随着疫情消退，2020年累积的储蓄可能转化为消费和实体投资需求，带来物价上升。 美国未来所面临的通胀压力是一次性、暂时的，还是代表大方向的改变？虽然有全球化后退（产业链缩短）、 人口老龄化增加成本的担心，但主要还是要看贫富分化的演变。贫富分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对应的是储蓄过剩、低通胀和低利率。虽然今年的财政扩张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但贫富分化有深层次的原因，目前看不到趋势性的改变。 尽管持续的通胀压力不是大概率事件，但阶段性的通胀预期依旧可能导致长端利率上升（对短期通胀压力容忍度的上升意味美联储提升短期利率可能性小），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尤其考虑到2020年的货币大幅扩张，虽然部分是满足经济主体的流动性需求，部分也消化在增加风险资产配置上，美元贬值是其中一个体现。美元长端利率上升，将可能对风险资产包括美国股市和新兴市场带来冲击。按照传统的指标比如盈利收益率（PE的倒数），美国股市的估值处在历史高位，但和当下的无风险利率比较，相对估值并不那么贵，关键问题是低利率能否持续。 货币非中性现阶段在中国更多和金融周期联系在一起。2020年信贷大幅扩张，我们估算非政府部门债务/GDP（宏观杠杆率）增加了约18个百分点，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年度增加。由于地产的信贷抵押品角色，这一次的信贷扩张再次伴随房地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为应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也增加了未来金融周期下行调整的压力和政策面临的挑战。 2021年债务偿付压力一方面可能限制供给创造需求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增加了债务违约的压力。近期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前两个词意味不会急转弯，可持续性意味要关注中期的风险，政策需要在短期和中期之间取得平衡。在金融周期下行调整中，理想的宏观金融环境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在经历一轮大规模信贷扩张后，经济有内生的信用紧缩动能，作为对冲，促进有序的去杠杆需要松货币和宽财政配合。如果宽财政的力度有限，信用和货币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就会更明显。 在这样逻辑下，明年信用利差和无风险利率可能呈现此长彼消的关系，虽然GDP增速有强劲反弹，但无风险利率上升的空间有限。同理，作为上述中美之间货币非中性差异的反映，中美利差（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在2020年可能已经接近顶部，未来下降的可能性较大。 更深层次来讲，降低货币非中性，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维护以分业经营为主体的宏观审慎框架。理论上讲，混业经营可以通过不同板块协同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但由此要求监管深入涉及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反而会削弱市场主体的作用。宏观上来讲，混业经营的危害在于把政府信用对银行体系的担保延伸到资本市场，既干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影响金融稳定，恶化收入分配。 四、经济学的人文精神 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二战以来最大的冲击，各国经济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同步下降，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危机，而传统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一般源于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区域，虽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影响其他国家，但显然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这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行业、不同人群有很强的非对称影响。社交接触密集的行业和相关的就业人群受到很大冲击，而通过科技和数字化实现无接触模式的经济活动受影响小，甚至受益于替代效应。 同时，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宽松和经济主体的债务扩张加剧了经济的结构分化，实体经济的下行和资产价格大幅上升、金融的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全球范围内资产泡沫、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增加了。在美国，股票价格上涨主要在新经济领域，尤其是几个大型平台企业，财富的集中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在中国，2020年“房价上升、房租下跌”的组合是疫情对高收入与低收入、金融与实体、中老年与年轻人群产生不同影响的一个集中体现。 以上两点的一个含义是，疫情后全球各国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反思可能具有非同寻常的一致性。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迹象。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新增长点，同时，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公共部门最近都在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和监管力度。疫情也增加了各国对气候和绿色经济的重视，中国政府提出争取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欧盟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提出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从经济学思维来看，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过去几十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古典所说的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是给定财富分配前提下的帕累托最优，然而当前财富分配所决定的资源配置从长期来看是否可持续呢？在1934–48年期间任职美联储主席的Mariner Eccles曾经对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下的资本积累有如下反思： “像一个巨大的吸入泵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社会生产的财富越来越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在早期起到了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通过剥夺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些资本积累者也丧失了对其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进而也丧失了支持其进一步增加实体资本积累的基础。结果就像一场扑克游戏，筹码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能通过借贷来维持游戏。当信贷难以为继时，游戏就结束了。” 疫情的影响也凸显了财富分配所决定的资源配置能否为社会伦理接受。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口罩供不应求，当时看到不少评论认为应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决定口罩的分配，也就是价高者得。现在，疫苗落地，并没有看到主张自由市场交易决定疫苗接种时间先后的文章与评论。希望这是一个进步。经济学需要从新古典向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回归，需要增加人文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参考：2020年12月31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致2021：不一样的周期》
01 限购退出 年底了，展望一下2021年。 近期，几个城市的主管部门咨询，是不是2021年住房限购要退出了？因为，近期国家部署2021年的经济工作时，在“扩大内需”方面，提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谈到限制消费，一个是限制购车消费，比如摇号、限制异地上牌、过户，另一个就是住房限购了。 2014年，当时在贯彻高层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指示时，也提出要退出行政干预。我记得，2014年下半年开始，除了4个一线城市和三亚，全国43个限购城市全部退出限购。紧接着，2015-2018年楼市迎来了史上最火行情。抄底使然，大家特别关注限购动向。 我问了这几个主管部门，你们是怎么看的？他们很坦白地说，我们希望能够放开住房限购，因为本地住房消费升级特别快、改善性需求量也大，有的家庭希望买第三套，但现在的政策不允许。 可见，很多地方政府还是希望限购能松绑，激活当下的楼市，甚至再来一波上涨行情。 02 有的城市，限购不得不退出 但我个人认为，今非昔比、物是人非。 首先，当下不可能赤裸裸地松绑限购了。因为，房住不炒、“不以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这是谁也不能触碰的顶层红线。即便楼市确实下行明显，退出限购或许能托一托底，毕竟稳定压倒一切，但退出这个举动，依然传达的是“短期刺激”的信号，也违背了房住不炒。 所以，即便2021年有的城市退出限购，也不会直接这样做，在楼市治理上太low。怎么操作呢？聪明一点儿的，就是往政策导向上靠。既然直接松绑吃相不好看，那就把松绑限购的私货，夹带在“吸引人口”、“招商引资”中，并给市场传达这样的信号，地产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比如，近期有传言称，天津要退出限购，“符合天津产业发展的外地职工，由企业统一申报，不用落户即可享受天津市民购房同等资格”。尽管官方辟谣了，但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来说，无风不起浪。多说一句，貌似是发改部门出面辟谣的。调控是住建的事，其他部门当然义正言辞了。 可见，如果能在地产与人口引入、产业和区域发展上，能把“限购不得不松绑”这事儿给圆了，压力会小很多，操作起来心理就不会犯难。特别是，如果楼市下行，很多地方蠢蠢欲动。 当下，楼市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演进。 下表是贝壳总结的2020年房价跌幅较大的TOP10城市，很多热点二三线城市上榜。过去几年，棚改、去库存刺激，加上都市圈打造，楼市风生水起。但是，人口和企业引进、产业打造、公服配套、城市面貌等，这不是2-3年就能搞定的。说白了，一个城市不可能短短几年就脱胎换骨。 所以，当前期棚改和去库存等刺激政策退出后，今年的疫后纾困政策也开始退出，而源源不断的新房供应开始压顶，二手房挂牌量也开始暴增，房价就从最反映交易情绪的二手房市场撕开一道口子。所以，不管愿不愿意，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估计2021年部分城市的限购政策要退出。 03 大家一定要相信，趋势的力量 不过，千万不能高估限购退出的效果。近期，某都市圈热点城市，将外围区域限购进一步松绑，非户籍可以买两套。但效果怎么样呢？很一般，市场并未明显回升。 其实，这几年“抢人大战”将入户门槛不断降低，变相突破了限购。即便不入户，持有形形色色的人才卡，有的地区也睁眼闭眼。 近日，在大湾区某城市调研，发现有些区域外地购房客户占到60%以上的份额。我反问到，不是有限购吗？在座的开发商或支支吾吾，或诡异地笑，你懂的！ 可见，但凡楼市平稳或下行，限购需要提交的材料要求就松了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即便限购松了，但房价并没有大涨。 很重要的原因是，进入楼市的资金明显被控制了。也就是说，光松绑限购还不行，还得杠杆这个神器。今年上半年纾困疫情，杠杆率上升了，但流向楼市的资金增速下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权威期刊撰文指出，房地产贷款增速三年下降12个百分点，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 据珊瑚数据监测，今年，深圳、东莞、宁波、上海等少数城市房价上涨，但掩盖不了大部分城市房价比较稳定，甚至下行的趋势。其实，只要资金端能控得住，房价就不会大涨。当前，各大城市的房价已在历史最高位，当上涨幅度小了，谁都担心买了不划算、覆盖不了成本，或者砸在手里。 近期，不断有朋友咨询我，手上的房子卖不掉，之前还有买家咨询，现在看房的都没有了，该怎么办？ 现在，除了京沪深，各个城市都不缺房子，不但新房继续扎堆儿，前几年楼市繁荣，加上2-3年的限售开始到期，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都创新高了，二手房的消化周期都在80个月以上。 当下，在多数城市，入户几年的人口、有钱的人等，在地产上基本高配了，再增加地产配置的意愿降低了。没房的，买房意愿强烈的，就是那些刚入户的、外来的人口。 04 贸然冲进去，要站一生岗了 所以，除了京沪深，少数热点城市的核心区，还具有限购的必要性外，其他的都可能要退出了。对于购房者来说，但凡哪个城市要取消限购，我个人觉得，不要贸然冲进去，即便短期楼市企稳回升，2-3年后下跌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限购退出，其实就是为了启动新一轮去库存。问题是，上一轮去库存，是“从上到下”推，有强力杠杆支持才实现的，未来呢？ 近期，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在住房方面，国家多个重要的会议和文件，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发展住房保障和长租房市场。在促进“内循环”、打造消费增长极、塑造新动能的新时期，谁抓住了机会，谁就在新发展格局上占得先机。所以，这就是为何，国家强调大力发展住房保障和长租房。 其实，这也是国家也在各地“出招”，告诉你城市和楼市的未来在哪？ 谁的保障房和长租房做的好，谁就能集聚更多的人口。哪个城市的楼市表现好，不要看全国普涨时，它涨了多少，而要看全国回调期，它能不能撑得住。近些年，一线城市及杭州、西安、佛山、东莞、宁波等城市的楼市表现好，除了大环境外，关键是长期人口净流入，刚需底座不断夯实。 下表是2017-2020年房价上涨TOP10城市。当告别回升期，还留在这个榜单的，基本都是人口净流入、刚需底蕴厚的城市。2017-2018年，棚改货币化、去库存正酣，很多城市借此上位，如济南、天津、青岛。2020年，前期宽松政策退出，海量供应没了接盘侠，二手房价就开始下跌了。 2021年，形势更加明朗了。一方面，楼市一定不会有刺激政策。另一方面，疫情后的纾困政策开始退出。尽管强调货币和财政宽松“不急转弯”，但转弯是必然的，只是不要那么急。这意味着，社融和M2增速已经触顶回落，这是必然的，货币对楼市“去杠杆”也是必然的。 大家想想，今年疫情冲击那么大，纾困政策那么多，杠杆率提升了那么多，特别是居民杠杆率首次突破了60%。但是，居然还有很多核心城市的二手房价下跌。这与过去货币宽松，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很简单，信息很透明，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很聪明，资本也很聪明，谁也不愿意被收割。 2021年，没了货币这个助燃剂，今年借疫情窗口期获利的有些城市，楼市大概率要裸泳了。所以，即便有的区域限购退出，但不一定是好消息。 2015-2018年楼市普涨，转化到现在，就是海量二手房挂牌。同时，过去几年各个城市供地都非常多，新房供应也很多，如果没有接盘的，贸然进入者就会高位站岗了。 放在过去，站几年岗还能解套，未来想解套恐怕不行了。 05 未来是城市竞争的时代 所以，这就是为何，近期福州、石家庄、南昌、济南等热点二三线城市，祭出了零门槛落户的政策。 为何，贵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外围7个区将落户门槛降至大专；为何最牛地级市苏州，GDP排名全国第六，人口长期净流入，居然祭出“租房落户”政策。 因为，高瞻远瞩者，越发展越焦虑。 大家都在争抢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人口。取消限购，即便能将购买力刺激起来，但仍旧是投资客，手法娴熟的他们，知道怎么来坐庄、在哪里收割、如何轻松套现。他们会拉动房价上涨，并带来短期的楼市繁荣，但是，绝不会带来城市庞大的草根消费，不会夯实楼市的刚需底座。 看当下，很精致、很现实。房价上涨、一时挺爽，但再过2-3年、洗尽铅华，就会看到问题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外来人口、新增人口，他们会用脚投票。当他们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甚至因房价上涨，拉动物价上涨，生活都不易时，他们会去到更友好、更亲民的城市。 也就是那些公租房、保障房、长租房发展好的城市，包容性强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仅能让他们体面地、安全地扎根下来，还能让他们的小孩入读公办学校，企业也会给他们缴社保和公积金。这样，后续的消费、住房发展就会更有基础。所以，各地方政府一定要摒弃传统思维。 当下，整个社会已进入存量时代。存量时代是什么意思呢？类似“抢凳子”游戏，抢不到的，就没地方坐了。 过去，增量时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没了，还有桑榆，还能给自己的失误买单。未来，人口到了隔壁城市，就不会到你这个城市，可谓东隅没了，桑榆也没了。 如果盘点一下“库存大、房价跌”的城市，很多是错失了上一轮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创意文化、高端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大好机遇。结果是，产业新区搞了很多，但基本都是房地产。房地产发展的越快，内需和内生增长动力就越差，实体经济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逼仄了。 恶性后果的循环自此开启，人口开始外流，失去了新一轮发展的机遇，整个城市会就此沉沦下去。而且，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再想追上就难了，就像新兴产业创造的上一轮经济繁荣，主要集中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少数城市，讲究集聚效应，其他城市想追上就难了，或只能打下手了。 所以，未来是城市竞争的时代。与其在取消限购上花心思、短线思维，不如想想，怎么把外来人口留下来，怎么靠优质的公共服务，包容的大环境，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这样，内需的底座厚实了，未来楼市和经济都不会太差。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一定要看清形势、抓住机会，不能拿旧思维看待当下楼市，不能在着迷于限购退出对短期楼市的利好了。 期待自上而下再来一次楼市的“去库存”，那是不可能的。都市圈新时代、存量资源时代，对经济也好、楼市也好，少数核心区域就是“基本盘”，这几个区域稳定住了，即便很多城市的经济和楼市很差，但经济和楼市就差不到哪去，几家倒闭，都不及一家开业。 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讲，贸然松绑限购，害人害己，未来将有一个更大的烂摊子等收拾，那就更被动了。
魔幻的2020终于将行至终点，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在筹划如何做一个狠狠的告别。有个朋友打算买一打啤酒，最后一天坐在阳台上，对着空荡荡的维多利亚港，独自喝完；另一个朋友准备泡一壶普洱，慢慢翻阅这一年的手机相册，再将所有厨艺的照片编成一个特别的美篇；还有一个朋友，打算发起一个腾讯会议，在线上串联起告别2020的故事会。生活确实需要一些仪式感，特别是在挥别2020这个喜忧参半的时间点。不管有没有计划，或是有怎样特别的计划，我的建议都是，打开网易云音乐，在告别时播放亚萨乐队的一首歌——《回到起点》。 清淡的吉他，零散的鼓点，嘶哑的声线，再加上神同步的歌词，实在很适合做告别2020的背景音乐。“风风雨雨又过了再一年，多了白发，也变了些容颜，欢笑泪水，已化作云烟，逃避回忆，不敢面对昨天。时光交错，推着我向前，悲伤幸福，还会继续上演。游游荡荡，漂浮在醒醉之间，恍恍惚惚，我又回到起点。生命不过是一场体验，游荡恍惚是一种考验，平凡不凡，只是不同的经验，做回自己，重新回到起点。” 回到起点，一夜回到解放前，2020年留下的，的确是这一副颓丧、无奈的嘴脸。 微观来看，虽谈不上百业凋零，但小微经济个体实属哀鸿遍野，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境况一下子倒退了很多年，站在每一个大门紧闭的店铺门口，坐在每一个空洞黑暗的电影院里，面对每一张愁眉不展的陌生面孔，看到每一个萧瑟混乱的电视画面，你都能轻易对这份微观之痛感同身受。宏观来看，世界停摆，要素投入和要素流动骤然滞涩，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孤岛主义在病毒催化下变本加厉地肆虐，实体经济陷入百年一遇的同步衰退，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4.4%，即便2021年能够如乐观预期般那样实现5.2%的经济复苏，也不过是在总量上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新冠疫情至少让全球经济整体经历了一个“失去的两年”，这种宏观之殇，绝对意义上虽不能说前所未有，但相对于生命有限的这一代人而言，绝对是生平未见。 回到起点，听上去是一个很丧的命题，但真的循环播放《回到起点》这首民谣，反而慢慢有一种放下的释然和再出发的坦然，在悄悄生长。我想，这就是经历之于人生的意义，无论怎样，不凡亦或是平凡，都是一种能够带来变化的体验。也许我本身就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回到起点，于民于国、于你于我，既然已经既成事实，不如在苦痛的底色上寻找一些亮点。仔细想来，回到起点，也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体验。 回到起点，才能重温出发的自由。 很多时候，走得太快反而容易忘记了前行的意义，只有被迫停下的时候，才能找回初心。新冠疫情，让我们很多人承受了收入下降、事业下沉的打击，但也正是由于疫情，我们学会了反思自己、放慢节奏、回归生活，生活品质也许有所下降，但人生质量却因此变得更加厚重。经济世界也是这样，疫情一方面造成了衰退，另一方面也让国家和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增长的目标和发展的战略。越来越多的人幡然醒悟，外表的闪亮光鲜总是不如内里的平和充实。于是，回到起点的国家，不再盲目追求增长的狂欢，而是更加注重民生的呵护和发展的质量；回到起点的企业，不再一味追逐无尽的利益，而是更加注重竞争力的提升和精气神的凝聚。这种初心回归，让再出发之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脚踏实地。 回到起点，才能发现前行的潜力。 弓弦拉满的时候，绝不会有再加力的可能；极速奔跑的时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潜能可以调动。新冠疫情之后，弓弦松弛了下来，脚步慢了下来，人类反而再次发现了内里深藏的原力。很多朋友疫情之前忙于事业，满负荷工作，对生活总是一副累觉不爱的样子，作为初代独生子女的现役中年人们更是鲜有亲手操持各种家务的经历，而疫情之后，当在家工作成为一个常见安排，很多朋友又意外地掌握了很多生活技能，以至于经常有人在朋友圈里惊叹于自己的潜力无限。经济世界也是这样，正是由于全球化在疫情中回到起点，各个国家才更加重视挖掘内部的潜力，中国也由此树立起以内部大循环为主体的内需增长大旗；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在疫情中回到起点，人类才进一步发现线上模式改造经济体系的无尽可能。这些潜力的发现，让再出发之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实有力。 回到起点，才能把握调整的契机。 一帆风顺、畅行无阻的时候，所有的战略都有不言自明的过程正义和实践正确，只有发展受阻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调整和思路转变才会深层发生。新冠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实现了40年的共同增长，石油危机、科技股泡沫和次贷危机都最终被淹没和消化在发展洪流里，赤子增长、量化宽松的逻辑不断自我强化；新冠疫情之后，黄金增长范式与宏观政策应对都已然失效，这一场源自病毒领域、侵蚀实体经济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带来了增长的灾难，更是引致了宏观调控的时代之变。经济回到起点，政策反而迎来了调整的契机。于是乎，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总统之变，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策从极端民粹回归老派守序，这是美国试图先破后立、重建全球秩序的新尝试；此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模式之变，从外循环为主体转向内部大循环为主体，从参与扁平的全球化到主动引领以区域化为核心的多层次全球化，中国正在谋求更高维度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这些调整的发生，让再出发后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契合时代主题。 2021 总之，越过2020，迈向2021，人类世界回到起点，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朋友们，都能在再出发的前路上，不念过去、不惧将来。 本文为程实博士为《中国外汇》撰写的随笔
感觉2020年是人生中过得最快的一年，去年的这个时候，李文亮医生发出了新冠病毒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警告，大家还不以为然，不久，武汉就封城了。之后便每天关注新增新冠确诊人数的变化，到了年末，依然还在关注。年初的时候开始带口罩，年末仍还带着口罩。2020年，留在我脑海中的更多的是冬天的印记，不知为什么，对夏天的记忆很淡。 太多的戏剧性逆转发生在2020 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而且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下降。我下载了各种网络会议的软件，如腾讯、ZOOM、小鹅、Welink、钉钉等，不过用得最多的还是腾讯会议，超过100场了。2020年，让我们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时代，很多长期形成的模式都可以改变。在线的模式可能会缺乏一点“仪式感”，也让威权显得不那么深不可测，但这不正是现代社会需要改变的吗？ 2020年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它是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更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里，再没有人能够自夸“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例如，一开始有人形容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是另一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开始怀疑“国运”。但我们的金融工程团队还是相信国内疫情能够得到控制，而且，还比较准确的预测的中国疫情控制的大致时段和累计确诊人数。尽管之后我们也预测到了海外疫情会失控，但没想到美国竟然成为疫情蔓延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迄今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戏剧性的变化还出现在出口的逆转上。今年2月份，当中国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大家很悲观，在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受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企业普遍预期今年的出口额将出现-10%以上的大幅下跌。而且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限制中国的人口和货物入境，似乎特朗普的“去中国化”意图就能实现了。然后，当欧美疫情开始爆发以后，中国则大量向欧美出口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同时，其它新兴市场的出口订单也转移到了中国，到年末月份我国出口出现两位数的增长，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创下单月的历史新高，订单多到连集装箱都不够用了。 在接近年末的时候，中国签下了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达成后将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贸易量，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谈判了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在即将签署；中国还将努力去加入CPTPP，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也在谈判过程中。由此可见，特朗普的“退群策略”与拜登的“建群策略”，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入群”意愿，通过这场全球疫情大爆发，我们再次体会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 事实证明，当初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封城、关闭娱乐、旅游场所等举措颇受争议，如今看来，“全民免疫”并不可取，严防死守看似成本高昂，但毕竟赢得了时间，使得复工复产的时间大大提前，中国获得的巨额外贸顺差，特朗普处心积虑采取的加征关税举措在汹涌的疫情面前完全是得不偿失。 充满戏剧性变化的还有资本市场，3月份美国股市连续出现“熔断”，出现了技术性熊市，大家都以为美国长达10余年的牛市要终结了，谁知却又是一年牛市，三大股指均创出历史新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经济出现-4%左右的下滑。 不过仔细看一下美国股市的涨跌结构，便会释然：纳斯达克100指数，并不能反映其近3千家上市公司的全貌，前三季度，纳指所包含的100个成分股中，涨幅前20%的股票居然贡献了纳指97%的涨幅，剩余80%的股票只贡献了3%的涨幅？疫情肆虐，也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分化。 2020年A股涨幅领先全球主要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过，国内的A股市场也表现不凡，虽然上证综指的涨幅并不大，离2006年的顶部和2015年的顶部仍有很大差距，但沪深300和创业板指数的涨幅还是比较可观，这说明“成分”很重要，成分代表了系统重要性，代表了规模和活跃度，创业板指数今年60%的涨幅，其中涨幅前20%的股票也贡献了90%以上的涨幅。 2017年，当我提出中国经济将步入存量经济主导时代时，A股市场的分化实际上刚刚开始，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分化。进入到这个强者恒强、优胜劣汰的存量博弈时代，依靠讲故事来维持大部分小市值公司高估值的格局开始松动了，如冰川开始消融一般，看似很坚硬，一旦遇到了气候持续升温，就会破裂乃至坍塌。在我看来，今年应该是蓝筹股的第四年牛市了。这两年基金经理们出色业绩，实际上更多来自于这种变化与基金经理们的投资理念非常契合。 不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与货币供应量的大幅扩张有关。今年以来，美联储不仅把目标利率降至零，而且还超大规模扩表，11月的M2增速高达25%，天量货币供给也是造就美国股市创出历史新高的重要原因，加上美国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美国民众用财政补贴的钱来买股票。 中美M2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中国的M2增速也比往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同时，11月份的CPI与PPI却双双为负。因此，在全球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把弗里德曼的名言改变一下：资产膨胀也正在成为一种货币现象（原话：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当分化加速的时候，需要温度 昨天开始上海大幅降温了，虽然与北方相比，零下7度算不了什么，但反差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2020年是全面奔小康之年，这意味着消灭绝对贫困，值得庆贺。不过，下一个五年或十五年，我们要走向共同富裕，也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改善相对贫困水平。 2020年的资本市场上，白酒很热，尽管今年白酒的产量估计比去年要下降10%左右，但高端白酒卖得很好，有的还买不到。高端白酒肯定不是用来驱寒的，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报告，标题是《高端白酒成为奢侈品背后的经济推力》，没想到，十年之后高端白酒竟然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人们讨论什么话题，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利好maotai”。 2020年的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是奢侈品的热销，国内很多城市的国外奢侈品专卖店都呈现常年排队的奇观。据麦肯锡估算，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1%，上升到了去年的35%，今年则更高，中国的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8%，今年奢侈品消费的占比估计是人口的两倍以上。但与此同时，上海的许多卖中档商品的店铺，受疫情影响而纷纷退租。 消费分化的背后，既有新兴产业高增长和传统产业低增长或负增长的因素，又有资产价格上涨带来财产性收入上升的因素。在今年GDP增速只有2%的情况下，存量经济特征愈加明显，行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和楼市、股市的结构性牛市都加大了收入的分化。 从中证800行业指数今年以来涨跌幅看行业分化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岁末之时，资本市场，但我们从北京顺义的新冠病例流调中发现，有些人为了生活还是很拼，如一名女性患者白天在顺义某电动车基地上班，晚上22点到凌晨2点，还要在到顺丰大件中转场兼职。 不清楚这四个小时的兼职能挣多少钱，但今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还是太快了，M2大约增加了20万亿元左右吧。记得易纲行长不久前说过，“货币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收入稳步增长。” 在五中全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报告中提到，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当货币增长太快的时候，货币的流向与分布是值得关注的，如果水总是往高处流，那肯定会导致结构的扭曲。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如何搅动中国经济这杯沉积的液体》，因为从货币、GDP、社会财富总量看已经够大了，关键是分层问题，如果不及时搅动一下，就怕到时候就固化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更需要加热，当上升到一定温度，固化的也可以慢慢溶解，治大国如烹小鲜，适度搅动，有利于和谐。 2021：值得期待的牛年 从历史上看，每个农历庚子年似乎都不太顺，农历的2020年还没有结束，但从已经发生的那么多戏剧性的逆转来看，真的算得上国运昌盛，可以载入史册。那么，明年会怎样的？首先，疫情应该会趋向好转，随着疫苗的推广以及人们防控疫情经验的积累，估计最晚到明年年中，疫情将消退下去。 关于明年的经济走势，普遍都认为将迎来一轮强劲反弹，中国GDP增速会达到8%，全球估计也在5%以上，不过是前高后低。为此，人们对政策如何退出开始担忧。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政策不会急转弯，那么，政策将如何转弯呢？ 中泰时钟从三个宏观维度分析和预判通胀趋势：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以原油价格为代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这三个维度来看，未来通胀压力或会增大。例如，2020年3季度开始，产出缺口逐步转正，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产出缺口变大的可能性增强。 随着经济企稳复苏，通胀压力将增大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明年央行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以及彼此之间的搭配关系，其目标还是要防通胀或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2021年政策上要稳宏观杠杆率，因此，社融和M2增速的拐点也必然会出现。政策缓慢转向将成为2021年的一大特征。 看到好多人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以此来预测明年的各项政策。我发现有几个方面的提法是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例如，关于文件中提到“要利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为什么是宝贵的时间窗口呢？我的理解，是改革、创新的时间窗口，因为明年经济增长率较高，若设定6%的增长目标，则可以轻松完成，不需要推出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从外部环境看，中国与东盟、欧盟都签订了合作协议，美国又面临换届之际，外部环境也在向好。这一国内外的局势都对我们推进改革和创新都是难得的良好时机。 此外，五中全文还首次提出“坚持系统观念”，什么是系统观念？就是应用系统思维分析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当前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等之间如何协调，都需要有系统观念。 例如，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第三次分配等，看似在讲三件事，实际上就是一件事：缩小收入差距。缺乏系统观念的人往往会认为，通过互联网平台购物既价廉物美，促进消费，又有利于就业，但事实又是如何呢？这就需要解多因子方程式。比如，电商模式带来的净就业是多少（电商就业-店铺失业）？包装物带来的环境污染成本有多大？ 对于2021年的资本市场，我依然乐观。尽管已经连续两年上涨了，但这种上涨的动力，还是来自于估值的提升——确定性溢价（我在2017年提出给未来现金流稳定的企业，根据DCF模型给予确定性溢价）。我认为，这轮结构性牛市始于2017年，同时也是绩差股熊市是开始。 壳资源不再稀缺，绩差股走弱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随着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越来越大，成分股指数的持续走强合乎逻辑。指数化时代的投资逻辑就是抓大放小。当然，防止泡沫过大也是必须的，2019年以来，成长性行业头部企业的估值已经有偏高之嫌，那么，价值型的头部企业是否会获得投资者青睐呢？尤其是港股市场的某些偏价值的头部企业，估值相对于A股的折价已经非常大了。 纵观历史上的中央五年规划文件，关于资本市场的，今年首次出现了“注册制”和“退市”两个词，这应该是未来资本市场变化的最大特征，它们对于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 不妨看一下纳斯达克市场的退市规模，自创设以来退市数量已经超过1万家了，而剩余的公司，大部分还是平庸的，只有10%左右的公司才是优秀的。今后，A股市场也将在注册制和退市规则下，供给会越来越多，更需要进行估值调整，步入到长期的、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中。 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以来涨幅统计 数据来源：Bloomberg，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纳斯达克市场成立早期的数据可能有所缺失 2021年的资本市场，也应该牢记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2021年的资本市场，在强者恒强的时代里，一定会精彩纷呈，尽管会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我相信，代表资本市场的主要指数，还是会继续向上。
从2009年以来，美股市场开始上演长达十一年时间的长期牛市行情。在此期间，虽然美股市场不定时发生快速调整的走势，但始终未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美股长期向上的运行趋势，对美股几大核心科技股来说，在这十一年的时间内，更是出现了翻数倍乃至翻十倍的涨幅，早期深度介入这类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 不过，细心的投资者会发现，从过去十一年的美股牛市行情中，与市场指数保持着长期上涨趋势的美股上市公司并非多数，持续跑赢美股市场指数的上市公司更是为数不多，对这一种市场现象，也跟最近几年的A股市场有所相似。 从2019年以来，A股市场开始走出了一轮结构性的上涨行情。其中，在沪弱深强的背景下，深市市场的涨幅明显大于沪市市场，且创业板指数的累计涨幅达到了一倍之多。但是，在这一两年的上涨行情中，并非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投资者赚钱，同时也并非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紧跟市场指数的上涨步伐。与之相比，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内，还有部分上市公司的股票创出新低，尤其是历史新低水平。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时间内，A股市场有加快走美股化的趋势。不过，从更严谨的角度来看，对A股市场头部企业来说，有逐渐走出美股化的趋势。但是，与之相比，对A股市场普通股，尤其是A股市场中的绩差股、亏损股等上市公司，却有加快步入港股化的迹象，在存量博弈的背景环境下，整个市场还是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格局。 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内，A股市场实施注册制改革，且有加快向全面注册制的方向靠拢。但是，在注册制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增量资金流入A股市场的步伐不算太明显，整个市场仍然离不开以存量资金博弈的局面。由此一来，却进一步加剧了A股市场头部企业的美股化趋势，越来越多的资金愿意承受头部企业更高的估值溢价水平。 这些年来，无论是A股市场，还是美股市场港股市场等主要投资市场，各路资金似乎更热衷于“抱团取暖”。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越来越多的资金愿意接受具有确定性的投资机会，在A股市场中，真正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强、护城河宽以及基本面良好等特征的上市公司并不多，且达到这些共同特征的企业，基本上属于A股市场中的头部企业。由此一来，在越来越多的市场资金寻找确定性的投资机会之际，却进一步加快了市场资金的聚集效应，并进一步抬升整个市场头部企业的估值溢价效应。 除此以外，随着近年来公募私募基金的市场规模逐渐壮大，结合当下的市场环境比较良好，新发基金可以顺利完成募资的需求，但对增量资金来说，却依然偏爱于确定性的投资机会，对头部企业的青睐度更高。受此影响，却引发更多的资金进入头部企业之中，并由此强化了这一种基金机构抱团取暖的局面。 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出发，基金机构对头部企业的抱团取暖，已经成为了一种市场的发展趋势，且逐渐成为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思维。一旦把这种投资思维以及盈利模式固定下来，那么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打破这一种抱团局面。在机构化时代加快到来之际，或许抱团现象仍然会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但在机构抱团背后，还是偏爱于寻找市场中的确定性的机会，未来市场中的优质资产、稀缺资产也会更容易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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