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的占比较高，而经济建设支出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的增长最快，2019年增速16.8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 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如果进一步细分，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卫生投入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其增速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导致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匹配 财政支出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联系密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在GDP中占比越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也越高、预期寿命越长，贫富差距相对越小。数据显示，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发达国家，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万国际元，衡量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平均为74，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1.85岁。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5430国际元，仅为发达国际约1/5的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为73.89岁，比发达国家低7.87岁，且贫富差距大于发达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79.56）。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34.09%，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都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和政府行政运行费用增速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上有很大差异。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支出结构，主要体现为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事务支出占比高、民生领域支出较低，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则是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为主。 从经济建设领域的投入来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投入”占比都低于10%。中国该数据超过32%，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图2）。其中“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建：两项分别19%和13%。远高出发达国家的9.2%和1.4%。 从进一步细分结构看，我国经济建设领域中城乡社区事务投入最高，2019年达到2.5万亿，主要投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社区管理事务两方面，其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自2017年起增速始终高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增速高达16.85%。 若考虑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入（2019年专项债发行规模为4.36万亿），我国的房屋和基建支出规模则更为庞大。 行政支出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在当今的国际标准框架中通常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秩序与安全和外交事务。 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为24%，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去除治安安全部分，我国的一般公共服务占比为18%，高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细分看，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在我国一般公共服务中比达32%，是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去向，且2017年以来该项支出增速持续高于9%，快于经济增速。而其中行政运行费用占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占比超过67%，2019年，仅行政运行费用规模就达到3658亿元，近三年增速一直在9%以上。 民生支出则涉及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三部分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民生支出占比只有34%，远低于发达国家。 从细分领域看，差距主要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方面。 民生支出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医疗投入领域。我国是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卫生财政支出最少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三.我国财政应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投入 以上数据比较显示，从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不少，但其中民生性支出占比较低，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养老金支付等社会保障措施和医疗投入急需增加。而财政支出中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经济建设”及“行政支出”均可适度缩减，以实现财政资源向民生支出领域的倾斜。 在经济建设领域，城乡社区建设方面支出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可持续以及增长过快问题。每年我国有1.5万亿财政资金投向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中，假设基础设施的折旧水平为5%，则仅2010-2019年建设的基础设施未来每年将产生的折旧成本就达到3600多万/年。除此之外，2019年，城乡社区的管理费用规模为3500多亿，主要流向城乡社区的行政、机关服务等部分，增速达到19%，远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速，存在精简压缩的空间。 在行政支出方面，我国在政府办公室（厅）及相关事务中支出达到6500多亿，增速达到9%，综合考虑城乡社区管理费用，我国每年在管理方面支出达到1万亿以上，随着政府简政放权、节约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行政支出也应该适当削减。 [表1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统计数据为2017年。 [图2注]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领域支出包括经济事务及房屋和基础设施，行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事务及治安，民生保障支出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及教育，其它包括国防。
中长期贷款走强，新增贷款超预期 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9万亿（社融口径1.91万亿），强于市场预期（1.7万亿）。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6360亿，同比多增1420亿；主要是房贷）和企业中长期贷款（1.07万亿，同比多增5040亿）均大幅强于去年同期，后者尤甚。中长期贷款走强抵消了监管收紧导致的票据融资规模减少（收缩2630亿，同比多减4420亿）。居民中长期贷款走强反映了过去几个月房地产销售比较强劲，而企业中长期贷款走强则可能体现了央行通过发放再贷款和放松贷款监管要求等方式提供信贷支持。 政府债券发行、人民币贷款和影子信贷走强推高新增社融 9月社会融资规模3.48万亿，大幅强于市场预期（3万亿）、但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3.5万亿），并且同比多增近1万亿。政府债券净发行（1.01万亿，同比多增6330亿）、人民币贷款（1.91万亿，同比多增1580亿）和未贴现票据（1500亿，同比多增1930亿）再次成为推动社融走强的主要因素。其中，9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发行4000亿以上，继续为基建提供显性预算融资支持。不过，9月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合计收缩1480亿（同比多减780亿），可能与最近开发商融资收紧相关。 整体信贷增速和信贷脉冲进一步上行 我们估算9月整体信贷（社融剔除股票融资）同比增速再次上行0.2个百分点至13.6%（官方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速也提高了0.2个百分点至13.5%），我们估算的信贷脉冲也进一步反弹至GDP的8.4%左右。9月季调后新增信贷流量大致持稳于GDP的30%（3个月移动平均）。整体来看，今年前9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万亿（同比多增2.6万亿），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9万亿（同比多增9万亿），已经分别达到了去年全年新增规模的97%和115%。 整体信贷增速可能即将见顶，2021年回落 鉴于整体经济活动仍在继续回暖，且二三季度信贷反弹强劲，我们认为四季度货币政策可能保持支持基调，但不会进一步加码。潜在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或将限制央行进一步货币宽松的空间。事实上，4月以来流动性条件已有所收紧，市场利率明显上行。我们预计到2020年底，7天回购利率将在2.2%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左右。对于判断货币信贷政策立场最重要的指标，我们预计整体信贷增速会在10-11月见顶、年底为13.8%左右，到2021年底可能回落至11%或更低（参见《中国货币政策：宽松还是收紧？》）。我们预计信贷刺激和名义GDP走弱将推升今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25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信贷增速放缓和经济增长在低基数上反弹，宏观杠杆率可能随之企稳。
文 | 付一夫 眼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快速蔓延。 在美国，自9月中旬以来，几乎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在4万以上，如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万；而在欧洲，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疫情形势都再度恶化，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达到了几千甚至上万，所有人担心的第二波疫情似乎已经拉开序幕。 然而，中国却不在其中。除了肉眼可见的国民经济回暖之外，我们几天前还刚刚经历了一场中秋国庆小长假，8天假期内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这与欧美地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之势，想必会让其他国家无比羡慕。 防疫生产两不误，发达国家没有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做到了呢？在很多人看来，国家超强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必然是居功至伟，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移动支付发挥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极大地减少了病毒传播风险，保障经济顺利重启。 众所周知，支付是一切交易行为的最底层支持，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支付，它堪称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根基，若是这个根基的任何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在此次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举例说明。根据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的最新研究发现，在室温（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新冠病毒可以在钞票、玻璃等表面存活28天；考虑到现金流通的银行ATM机等都是人们最可能频繁接触的玻璃表面，而且可能不会经常清洁，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研究人员还表示，在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前，中国就曾对纸币进行消毒，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确存在对纸币传播的担忧。 比起现金支付，使用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工具显然就要“卫生”得多了：只需拿出手机动动手指，扫码后再输入密码，即可在线上或者线下完成所有的支付流程，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所限，既绕开了有可能成为病毒间接传播源的纸币，防止疫情通过一张张经过转手的钞票而扩散，又有效地避免了人们在线下的大规模聚集，还方便了广大消费者对于生活物资的获得与相关业务的办理，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业务资金往来，继而保障经济的顺利重启。 事实上，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其他国家也都逐渐开始意识到了移动支付的价值，欧盟、非洲国家、新加坡、日本等地都纷纷在疫情期间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推广移动支付，就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也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西方国家在使用数字化工具防疫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并声称“疫情会加速美国朝移动支付方向转型”。相比之下，我国在移动支付领域早已领先全球，这也给支付宝等国内支付巨头们出海布局提供了契机。 其二，助力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市场。 在我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消费券”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多城市都曾用发放消费券的办法来提振消费。理论上讲，消费券是一种较好的短期刺激手段，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能通过“杠杆效应”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经济运行压力；比起直接发钱，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刺激效果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支付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今年疫情以来，全国超过170个地方政府在支付宝平台向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用户只需通过手机下载登录绑卡后，即可在线上领取消费券，这比传统的纸质消费券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一份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发放1元消费券能带动3.5元的新增消费。形容移动支付是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回暖的一支奇兵，并不为过。 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其根本在于我国已经拥有成熟完备的移动支付体系，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也是国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步推进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法宝”。 移动支付，从来都不仅仅是支付。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清算支付、融通资金、渠道便捷、防控风险等功能属性之外，如今移动支付的社会价值也在日益彰显，其意义甚至远远超出支付本身。 这一点，理应被所有人看到。
一直以来，人工智能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名词，高不可攀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来到人间呢？10月12日，百度创始人兼CEO李彦宏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乐高模式”，当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像拼乐高一样容易的话，中国的AI企业将会迎来自己全新的黄金时代了。 01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乐高模式 10月12日，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福州市举办，李彦宏的演讲引起了整个科技圈的广泛关注。之所以引发了科技圈的大热是因为李彦宏在其演讲之中，阐述了乐高革命，一场人工智能的大变革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乐高原指儿童的积木玩具，通过成千上万不同的积木模型，借助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去搭建完成各式各样形态的玩具。 在李彦宏演讲中， “乐高模式”，是指通过模块化的开源开放的技术能力，千千万万的开发者、企业获得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乐高模块”，在各行各业中，发挥所长，发挥创造力，在各领域中搭建出新的经济推动力，为社会经济做出更大贡献。这种通过开源AI技术的模块化能力，组合形成创新的技术产品的模式，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乐高模式。 “乐高模式”的说法一出让人眼前一亮，原本很多企业发展中的大问题似乎都在迎刃而解。 02 二、人工智能进入EASY时代？ 长期以来，普通人接触人工智能都是通过《终结者》《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瓦力》等好莱坞影视作品，或者自己手机里的Siri、小爱同学，家里的小度音箱这些来了解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艰深的工作，使用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基本上就是一般人接触人工智能的极限了。 的确，人工智能的高门槛一直让多少想要参与人工智能发展和创新的人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岁月中，人工智能也就是这样的形象，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积累，没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计算机学习几乎都不可能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创新之中，但是高高在上的人工智能似乎正在被李彦宏的乐高模式所打破。正如同蹒跚学步的儿童只要想象力足够就能够用乐高拼出属于自己的“高楼大厦、别墅城堡、汽车飞机“一样，乐高模式正在将人工智能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是人工智能的模块化生存时代已经来临。我们仔细研究李彦宏的演讲就会发现，其实百度将人工智能模块化是百度人工智能开源十年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规律，根据公开市场的数据，早在2012年，百度开放了百度翻译API，目前每天翻译量已经达到千亿字符；2013年，百度将语音技术开放，现在百度语音每日调用量已超过150亿；作为百度AI多年技术积累和产业实践的集大成的百度大脑，每日调用量超过1万亿次。但是，这种开源仅仅是接口的开源，想要利用百度的人工智能仍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百度乐高模式的出现，一个从开源到模块化生存的进化正在出现。什么叫做人工智能的模块化生存呢？就是大家每个人即使并不是真正的计算机高手，有着强大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能力，只要有一定的计算机素养，就可以通过实时调用百度的人工智能模块，像乐高拼积木一样“搭建出”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的业务体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之前的百度已经依托百度大脑、百度飞桨、智能云、芯片、数据中心等在内的AI新技术基础设施服务了230万开发者，企业9万家，并产生了31万个基于飞桨的开源深度学习平台模型，但是这个时候的百度人工智能就像是大家在厨房之中有一个叫做百度的供货商，每天勤勤恳恳把最新鲜的食材送到大家的家门口，可以让每个人都用这些最新鲜的食材来制作一份美味佳肴。但是，毕竟厨艺（人工智能开发技术）是一个技术活，有些人烧出来是米其林大厨的水准，但有些人做出来就是黑暗料理，但是大多数人都希望吃到美味佳肴，那怎么办？食材已经有了，但是技术活还是技术活，这个时候供应商就在想了，我现在是鸡蛋就是鸡蛋，辣椒就是辣椒，鸡胸肉就是鸡胸肉，能不能更进一步呢？自己去组建一个中央厨房把菜进一步组装变成半成品，你只要回家加热一下，或者回家组合一下就可以吃了，虽然不一定能达到米其林大厨的水平，但是至少和一般家常菜的不相上下，于是送菜的供应商就变成了生鲜半成品提供商，不仅仅是给你提供食材更提供半成品，这样即使是厨艺不佳的人也能做出美味佳肴了。百度的模块化生存就是这个逻辑，将人工智能由原先的食材直接加工成了半成品，至于你想怎么吃？根据你的喜好自己再深加工或者排列组合就好了，百度就成了这个将人工智能进一步生产加工的中央厨房。 对于广大拥有AI技术储备的企业来说，当前的模块化乐高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AI企业的短板，让AI企业实现多条腿走路的目的，从而推动企业实现自身商业模式的补全计划，真正推动AI企业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二是U盘式创新有可能成为现实。什么是U盘式创新呢？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都是技术的使用者，假设你在一家银行工作，其实你并不需要知道人工智能是怎么来的？这个技术是怎么从0变成1的，也不需要专门去搭建一个最底层的人工智能架构，只要你会使用人工智能就好了，那么逻辑就是这样，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够将技术为我所用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使用一台电脑，还真的一定要从沙子里面去提炼单晶硅，再一步步加工成为CPU，安装到主板上再去组装一台电脑吗？我们只要买一台就好了，如果对不同的性能有不同的要求，完全可以在组装配置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配件不就好了。 同样的逻辑用在人工智能上就是一样的，大多数企业和开发者都是需要使用人工智能，利用人工智能在自己所在的场景中为自己服务，所有并不需要从零开始，而是利用人工智能模块根据自己所在的场景和领域，构建起一套招之能战的体系就好了，而百度就是提供了这个U盘式创新的U盘，我们就像日常使用U盘一样，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U盘，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这就是百度乐高模式的最大价值所在。 对于拥有AI技术的各家公司来说，U盘模式让每家都可以实现技术的排列组合，U盘式创新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进一步放大自身优势，让与百度的乐高式融合衍生出符合整个市场需要的创新场景产品，这些产品将会形成合则共赢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创新让我们更加值得期待。 三是百度的乐高模式将会成为未来的科技基础设施。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创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开始出现，而人工智能的新基建是什么呢？其实百度正在给出一个答案，用百度乐高模式推动，用模块化的人工智能组件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设施，而百度就是那个造桥铺路的基础设施提供者，而一个个AI模块很有可能会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能、煤气、自来水一样是基础设施。 正如李彦宏所说：从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智能化要通过技术的开源和开放来实现，每一个公司都需要向智能化转型，但是绝大多数公司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重新发明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算法。 那怎么办？很简单，房产开发商每次去开发房地产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去考虑房子下面的土地是怎么平整的，也不会去管小区外面的道路是怎么修建，为什么不会考虑？这是因为政府都已经把基础设施给准备好了，我们当前的城市之所以如此发达，就是因为海量的基础设施投入，而百度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运营商，其用大量的投入构建起了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土地、道路、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大量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就能根据自己的需求用最简单的方式搭建自己的高楼大厦了，这无疑是我们最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于百度来说，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构建属于企业自己的创新业务模式，这就是百度最大的价值所在，正如同在淘金时代中其实最赚钱的商业模式不是真正下场淘金的人，而是卖水、卖工具的人，当百度成为了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的时候，一个更有未来的商业模式其实正在形成。百度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平台和基础设施运营商，那么其本身的优势将会被几何级数放大。 而对于广大AI企业而言，一切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外部性支撑，大量的AI基础设施模块能够最大限度释放企业的生产力，让企业不再需要花大力气做辛苦活，只要用乐高模式实现排列组合就好了，各家企业的AI技术可以在百度基础设施的帮助下快速落地，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商业价值的转化，从而形成“召之即来，来而能战，战则能胜”的强大战斗力，这样将会形成1+1远大于2的结果，这无疑是一次AI企业的腾飞，AI企业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 透过李彦宏这次演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开启，企业和开发者都能用百度的乐高积木拼成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业务体系。
国金证券(行情600109,诊股)和国联证券(行情601456,诊股)最近成为资本市场焦点，两家公司宣布停牌并购重组饱受质疑，宣布终止重大事项也是饱受质疑，就在于一个道不明说不清的内幕交易，虽然公司宣告终止重大事项，但是证监会不仅不能停止对两家公司合并重组内幕交易的核查，而是应该加快核查力度，看看是不是存在内幕交易，给市场一个清晰的交代，没有内幕交易就还市场主体一个清白，如果有内幕交易，就应该严惩不贷。 9月18日国金证券领涨券商，国金证券率先涨停，虽然涨停板中间打开过，但随即又得到资金追捧封住涨停直至收盘，接着国联证券封上涨停，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就在市场疑惑之际，有消息指出，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将合并，这可是当下市场的热点，打造航母级券商是监管极力推动的，只要市场出现券商合并传闻，都会带来股价异动，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和中信建投(行情601066,诊股)就是典型，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率先合并第一个吃螃蟹，如果消息在某个渠道泄露，自然受到部分先知先觉资金的强势建仓，股价就会异动。 正是因为消息扩散滞后于股价放量上涨，公司又没有发出及时公告，市场开始质疑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合并消息泄露，存在内幕交易质疑，此后公司发布公告，长沙涌金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约7.82%的国金证券股份转让给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与国联证券签署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意向性协议》，筹划由国联证券向国金证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国金证券，两公司发布的公告与股价涨停相比有点姗姗来迟的感觉。 针对市场质疑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的股价提前异动，在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已关注到国联、国金合并中可能涉内幕交易情况，并且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自查，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启动了核查程序。 正当投资者憧憬国金证券和国联证券并购成功的关键时期，两家公司意外宣布：“由于交易相关方未能就本次转让及本次合并方案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接控股股东终止转让股份的通知，同时经公司认真研究相关各方意见并与交易相关方协商一致，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交易相关方审慎研究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如果没有质疑内幕交易，公司并购重组出现终止案列也是颇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有内幕交易质疑，终止重大事项，就容易出现新的质疑。 两大券商复牌，媒体报道股民表示受到惊吓，产生看空情绪。股价都是宽幅震荡，显示资金的分歧，但最终结果“冰火两重天”。国联证券低开，盘中一度跌约8%，最后收跌5.91%报18.48元/股，换手率为34.3%；国金证券高开，盘中一度涨近6%，最后收涨2.88%报15.73元/股，换手率为8.27%。从两家公司走势看，不排除部分投资者出现短期较大的投资损失。 问题的关键是有媒体报道：“一位接近相关券商的人士称，重组的终止与这次事件可能涉嫌内幕交易有关。”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投资者的损失是因为内幕交易导致并购重组终止而造成的，虽然目前内幕交易赔偿难上艰难，但是证监会还是应该给投资者一个交代，那就是加快核查力度，确认是不是涉及内幕交易，如果有内幕交易，就应该重罚泄露内幕消息者和内幕交易者，不能让投资者的钱白白亏损，如果没有内幕交易，那么就应该还市场参与主体一个清白，投资者亏损只能是自己承受，怨不得别人。 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是A股两个大毒瘤，就在于隐蔽性很强，很难查的清楚，加上内幕交易利润丰厚，尤其是并购重组的内幕交易动辄都是倍数收益，就会让很多人心存侥幸之心从事内幕交易，证监会强调零容忍就应该不放过任何的疑点，一查到底，才能震慑市场参与者。
在中国古代，“笔墨纸砚”号称是中国文房四宝的传奇，在当年无数文人学子为了一方好砚台而痴迷不已，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逐渐告别了斧凿石刻的时代，也告别了以毛笔挥毫照汗青的岁月，砚台逐渐从大众的生活中消失，成为了小众的收藏品、工艺品，然而在中国不少名砚的产地，却还是有人坚守着矿山不赚钱甘心做现代匠人，这样的被人戏称“守着金饭碗讨饭”的公司到底为了谁？ 一、藏在深山的宣砚 熟悉中国文化的朋友都知道，在中国有四大名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广东肇庆市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山西新绛县和山东泗水的鲁柘澄泥砚”，然而作为中国的另一个文房四宝的故乡安徽宣城有宣笔、宣墨、宣纸却唯独少了砚台，是宣城就是没有砚台吗？其实，非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经有过“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的名句，这里的宣州并不是歙县所在的徽州，而是真正的宣城地区。那么，宣砚到底去哪了呢？ 其实，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也都没办法给出答案，直到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在安徽宣城的旌德地区再次看到了失传多年的宣砚，故事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2010年7月，宣城旌德县白地镇洪川村爆发了一次山洪。当地砖匠用地下被洪水冲刷出来一种石块修堤。没过多久，黄山市屯溪区的砚雕企业竟指名要收购这种不知名的石头。 这个消息被一个砚石雕刻家黄太海知道了，黄太海觉得其中必定大有文章。经多方打听、请教，他确认这次山洪冲出的石头是制作砚台的绝佳材料。自小爱好砚雕的黄太海这便开始了“寻砚之旅”，寻找一段时间后，他在旌德县洪川村发现了采石坑遗址及矿脉。经过业内专家的研究考证，这种质地细腻、黑亮如漆的砚石，可与婺源龙尾石相媲美，这里的矿石正是千年前唐朝用于制作宣砚的原材料。 之后，出于对砚的热爱，黄太海开始了自己的制砚生涯，他用一年的时间每天往返合肥和宣城之间，一天跑几百公里的山路去办理采矿许可证，用半年13万公里的路程丈量出了中国第一个砚矿证出来，在2012年10月成立了安徽宣砚文化有限公司。次年1月，该公司打磨出第一块宣砚，失传百余年的宣砚得以再次重现，填补了宣砚的空白，并且在白地镇建起了宣砚文化园。 二、守着矿山金饭碗却不赚钱？ 本来故事到这里按照常规套路就应该是“家里有矿、大发其财”的逻辑了，毕竟这么辛辛苦苦办下的采矿许可证，大多数的企业都会选择在手中有矿的情况下加速开采，尽可能赚钱，毕竟这百万立方米的砚石资源可以说是老天爷赏饭吃，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角度出发，赚钱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山西等地那些一掷千金的煤老板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根据公开市场的资料，2018年，宣砚公司的产值达到了2000万元，宣砚文化园年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这个看上去似乎不少，但是要知道整个中国砚台的价格可谓是水涨船高，相比于端砚每年亿元的产值来说，宣砚这区区两千万的产值似乎有些并不高，其实在宣砚产值不高的背后其实是宣砚开采的极为克制。 在荣宝斋所拍摄的一段纪录片《中国宣砚·黄太海专访》中曾经提到，宣砚资源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破坏式的开采，采用的最传统的手工开采方式，黄太海那句“不能吃儿孙饭”是整个纪录片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宣石的探明储量在100多万立方米，我们把每年的开采量限制在1万立方米，只生产出300多块好砚，多一方都不做。而黄太海本人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商人，是一个拥有7项文房四宝发明专利，被选定为《中国文房四宝—石砚》国家标准参与制定者。 这家守着金饭碗却不赚钱的公司让人想到了日本的“工匠精神”，根据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百年甚至150年的企业，这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日本的工匠精神，在日本有大名鼎鼎的米饭仙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做好自己的事业，这其实就是工匠精神最核心的体现，而这一点在宣砚上也显示的非常明显，不做破坏式的开采，不是一次性把百万立方米的砚石全部开采出来，而是一点点极为克制的开采，甚至于把一些矿坑都要封闭起来，避免开采，这样非常有工匠精神的做法无疑是当前宣砚最大的特点所在。 三、匠人公司为什么重要？ 其实我们从宣砚的案例就能够发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企业正在从赚大钱赚快钱的商业模式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一批真正有工匠精神的匠人公司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匠人公司的特点： 首先，其掌门人都是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家。工匠精神的核心在匠字，《说文》中记载：“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有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无疑是匠人公司的最核心要务，就以宣砚公司为例，其掌门人黄太海本身就对砚台雕刻有着较深的造诣，其本身对于技术的追求就是公司立身的根本。看到黄太海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这不是一个传统的文弱书生，一种有内涵的侠气和专注是此类企业家的独特特质。 其次，不以赚快钱为目的是企业的共性。匠人公司其实追求的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这种发展在意于道的传承而不是单纯的赚钱，如果想要赚钱，像宣砚这样的公司只要把探矿权与百万立方米的砚石资源一起卖掉，赚上几个亿的快钱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但是没这么去做，不是不能做，而是会破坏宣砚千年文化的传统与传承，如果企业这么做了，就与其“不能吃儿孙饭”的理念所不容。 其次，追求技术的传承是企业存在的价值。作为一种已经变得比较小众的产业，砚台除了少数的书画爱好者可能会去使用之外，大部分都成为了一种装饰品，砚台的雕刻更是一种需要下苦功夫才能练就的东西，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在使用先进机器工艺的同时，依然在保存自己的文化技艺传承，一方砚台，从选坯料开始，出坯，出形，初步雕刻，细雕刻，打磨，做色，做旧，褪色，再修改……需要十几个步骤，一方精致的砚台需要耗时月余。根据资料显示，宣砚公司培养出27位专业工艺师，2位国家级制砚艺术大师，平均年龄只有25岁，让年轻人学会传承技术这无疑是匠人公司的第三大特征。 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时代，赚快钱成为了大家最希望做的的事情，但是真正长远的公司可能都不是赚快钱的公司，希望国内的企业能多出真正的匠人公司，追求长远发展和长期技艺传承的企业可能更值得我们期待吧。
10月9日晚，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出了六个方面的17项重点举措。这也足见我国政府部门对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的重视。 上市公司质量是股票市场的基石。股市有没有投资价值，投资者对股市有没有信心，这些都是由上市公司质量决定的。因此，国务院重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问题，这是抓住了资本市场的关键所在。因此，“意见”的发布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说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是市场的一大福音。 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把“意见”落到实处。就“意见”提出的六个方面17项具体措施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把17项具体措施落实到位，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而从六个方面来说，涉及到股市的多个方面，是不能偏废的。不过，根据本人对股市的了解与理解，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防止“病从口入”这一关至关重要，也即是要防止“低劣差”公司进入股市。如果放任“低劣差”公司进入股市，那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就是空谈。 如何把守住股市的“入口关”？归根到底是要把好企业上市关以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关。对此，“意见”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比如，支持优质企业上市，促进市场化并购重组。这种说法是原则性的，要将其落到实处就需要有具体化的相关措施出台。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防止“低劣差”进入股市的角度来说，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要优化发行上市标准。这一点也是“意见”中提出来的。但如何优化发行上市标准，这在落实过程中是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毕竟目前IPO的大环境是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同时也要求新股发行上市标准要增强包容性，并且还强调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如此一来，不少人的理解是，新股上市的条件降低了。但“意见”强调的是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而不是放行“低劣差”上市，因此，在优化发行上市标准时，“优质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也是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相对应的。 但什么样的企业是“优质企业”呢？这一点市场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是“优质企业”，那么，这样的企业至少要在同行中高于“平均水平”。比如，作为传统的公司来说，其营收、盈利、利润率等应在同业的平均水平线之上。而作为新兴公司、高科技类公司来说，不仅要有核心竞争力，而且其科研投入至少也需要在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之上。因此，作为“优质企业”来说，显然不是信息披露透明就可以的。优化发行上市标准，“优质企业”这根红线不能踩，要真正做到只有优质企业才能上市。 其次，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就必须打击那些假优质企业“混上市”的行为，也即打击欺诈发行行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管理层乃至高层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落到实处，要加大对欺诈发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比如，欺诈发行公司必须强制退市，同时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包括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这其中尤其是要加大判刑的力度，如欺诈发行的主要责任人判罚刑期不低于15年。此外，要切实赔偿投资者的经济损失，这一条必须落到实处。 其三，“低劣差”进入股市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因此，对于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包括现金购买资产，也需要严格把关。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容易进行利益输送的一个重要环节，上市公司通常是以高溢价收购向公司大股东或相关利益中人进行利益输送，而收购的资产不少就是“低劣差”，这些资产收购进来后甚至成了上市公司的包袱。因此，这个“入口关”必须守住。对此，需要实行董监高重大事项责任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未达到预期要求的，不仅要追究董监高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应宣布其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人选，构成违法犯罪的，则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这种追责的方式来确保并购重组的质量，进而达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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