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域金融说起 我们有一个团队对西部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持续关注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县域金融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县域的法人银行，现在主要是信用社，农商行或者农合行，村镇银行。第二类机构是其他大银行在县上的支行。 目前县域这些农合机构，属于县域法人机构，存贷比大部分都在60%、70%、80%，有的能超过100%，而对这些大行的县支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存贷比有的很高，有的超过100%，有的60%、80%，也有相当一部分30%、40%，也有不少存贷比10%，5%，甚至0%。0%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贷款，只吸收存款，除过邮储，邮储还撇开不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对这些大行在县上的支行信贷比低于20%，10%，5%，很有意见，说你光在这我这吸收存放不发贷款，就找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想办法。 讨论的时候，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市场决定资金的流向，要尊重市场运行结果，市场自由选择我们听市场的。反对的人把第一种看法总结为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提出不能听任市场，地方政府是有道理的，如果只在我这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贷款发放的力度太小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支持采取比较强的政府干预，甚至有人提出来你吸收100的存款，存贷比必须达到40%50%，想搞一种政府强制的比例。 当时我们团队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走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人为命令不可取，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是不可取。怎么办？ 县域金融服务的评估体系： 主要针对县域非法人机构 我们团队2010年设计了县域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评估三个方面：一是信贷投放（如存贷款市场份额、存贷比、不良率等），二是提供的金融服务（如自然人和企业客户覆盖率、银行网点数量、可统计的结算交易金融增长率、税收贡献、同业评价、监管部门评价、政府评价、客户满意度等等），三是当地的金融生态（如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企业亏损面、工业用电增长率、金融债务案件结案率和执行率、居民收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情况和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情况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对该县经济发展的预期等等），设计了45个指标。 这些指标里面有定量的指标，也有定性的指标。定量的指标比方说贷款增速，存款增速，余额存贷比，不良率等等。定性的指标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机构之间相互打分，给同行进行打分，给当地的金融生态打分。 评估的结果分四档，一档优秀，二档达标，三档需要提高，四档不合格。 这个评级体系到现在已经做了10年。评估总共追踪县域金融机构大概400家。分到D档，就是不合格类，每年一般不到10家。D档共性的一点是存贷比一般为5%，1%，0%。 存贷比低的原因： （1）有的所在县属于国定贫困县，无工业企业，贷款需求小。企业规模小，企业评级低，也达不到总行的信贷准入要求； （2）有的上级行没有给县支行公司类贷款授权； （3）有的上级行严禁对县上的酒吧、茶楼和娱乐场所放贷； （4）力量不够，有个县支行员工12人，其中3人属于合同派遣制； （5）有个县支行公司贷款全部为不良，农户贷款不良高，上级行停了县支行贷款业务，只收不贷； （6）县上没有担保体系等等。 当然，存贷比低，比如为5%并不必然是不合格。有些县，县域金融生态太差，这类机构的评估也会分到前三档。地方的同志要高度关注这点，当地的金融生态太差的话，钱是留不住，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可能走掉。这个不光是十年前发生，现在也在发生，县一级在发生，市一级也在发生，个别阶段在个别省也在发生。 尺度的把握： 一是评级的时候有弹性。把多少能够放到D档即不合格类不是没有弹性。如果强调市场自由、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就可以把越来越少的放在D档去。如果强调政府干预，就可以把更多放到D档，更多放到C档。弹性取决于大环境。 二是也要避免极端。我们观察一个县，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存贷比50%，存款6个亿，贷款3个亿，存贷比50%。后来发生了很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开始支援，救援资金，中央和省上资金大量朝这个县流动，这个县上几个月之内存款大量增加，虽然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贷款投放的力度比往年大，但是存贷比却还是从50%降到12%，因为援助资金流入形成大量存款。对这些指标要客观看待，不能太绝对。 第三，对这些资金从县域流出，流向地市、省会、外省，应该放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来分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所有要素，不光是资金，可能包括劳动力，包括人口都要朝一些区域集中。需要研究的一点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由于资金从基层从县域跑出的太快，自然而然生长的城市化还并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那么快的集中，但是资金朝大城市房地产，朝大城市大项目快速集中，催快了城市化，资金太快从基层县域流出会不会人为拉动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而且这种城市化不符合城市客观成长规律、由于催熟而问题多多？这个我没有答案，只是一个观察。 第四，对地方政府而言，考核一个金融机构对地方的支持，不能只看给你投放了多少贷款。要看他投放贷款的力度，也要看他提供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县域自己的生态环境。只有你这个生态环境好了，在你这个区域大家都讲诚信了，口碑好了，钱可能才能“流”进来，钱可能才能“留”下来。 上面这两点主要讲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对基层政府和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问题。县支行是非法人机构，下边就过渡到地方的法人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主要是农合机构，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 这两年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设计中有的想把全省的信用社拉直，省上搞一个省级全牌照农商行，县上这些农商行信用社保持法人地位，但是省级农商行进行对其参股或者控股。有的省的方案，成立一个省级农商行，全省就这一个法人，各县上的联社、各县农商行变成省级农商行的县支行，即超级省级农商行模式。 搞成省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肯定要减小。我们有案例，有几个地方全市行政辖区搞了统一法人的农商行，各县信用社变成其支行。根据这么多年的数据看，这些个农商行县支行的存贷比甚至低于当地国有银行县支行的存贷比。当然，统一法人之后，响应地方党委的能力大大增强，主要投向大城市大项目，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县域支农支小的力度。 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西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问题 根据央行上半年的评级，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家数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家数比重要高于全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占全国中小银行的比重，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总资产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总资产的比重高于全国的比重，这两个都高于全国的比重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要重视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强调五点： 一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坚重点风险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避重就轻，越捂盖子未来的危险越增大。 二是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股权清零，老股东出局。 三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一味向中央要。 四是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出险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坏股东，坏股东掏空银行。这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外两百年之前发生，当时商业银行成为股东商业帝国的提款机。我们两百年之后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错误重新犯了之后，摔疼之后才纠正这个错误，还是我们吸取别人的教训，更好地避免这些错误。完善公司治理一定要把好准入关，把股东选好。 五是处置风险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负起属地责任。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他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关联交易不知道、没法查，异地贷款什么情况也不掌握，什么数据都不掌握，地方政府有一些怨言，不是没有道理。处置金融风险，地方要负属地责任，各监管部门的监管的有效性也要不断地提高。
林振兴 9月16日15时，“天猫好房成立暨阿里易居联合战略发布”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百位房地产董事长CEO总裁参会。 融创中国执行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马志霞表示，数字化一定会跟实体结合，那么实体也会借助数字化来发展。各大开发商现在也在探索与数字化的结合，没有谁能躲得过这个趋势，所以大家也都很愿意拥抱数字化。融创在数字化做了一些探索，刚刚起步，将来也希望跟阿里、易居强强联合。 她认为，天猫好房对整个房地产行业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希望这个平台与所有开发商能够有很好的合作，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让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
主要观点 疫情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表现为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即3月起外需大幅衰退，但出口却呈现很强的韧性，这背后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内外疫情时间点的错位、以及我国疫情防控与复工速度领先带来的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即我国对部分疫情严重经济体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而随着海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应链逐步重启，出口替代作用是否会减弱、进而导致出口韧性难以持续成为了市场新的关注点。因此本篇报告的目的在于拆分疫情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类别中，哪些产品出口的替代作用可能是永久性的、哪些则是暂时性的，从而区分5月以来持续超预期的出口增速中有多少比重可持续增长、多少比重未来或将回落。 一、疫情后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 疫情后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显著提升，是出口超预期的主要动因。疫情以来，由于我国疫情控制速度全球领先，生产端最先得到修复，带来2020年4月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份额显著提升，由2019年均值13.3%提升至今年的16%-17%，体现了疫情期间我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的替代作用。 二、替代了谁的需求？——从区域和商品的角度 （一）区域角度替代了谁？考虑数据可得性，以24个主要经济体替代全球数据 从全球总量看，我国主要替代了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份额。与2019年同期的出口份额相比，欧元区、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地区的出口份额在今年4月起出现显著下降，或与疫情带来的供给端冲击有关。而相对来看亚洲多数新兴经济体由于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均呈现出口份额提升的情况。 分区域来看，我国对美国、欧洲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韩欧美的出口替代；对东盟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本的出口替代；对日韩出口份额的提升则较为特殊，并不体现为商品的替代效应，而是来自于日韩自中东进口原油金额大幅下降带来的贸易结构变化。 （二）商品角度替代了谁？考虑数据可得性，主要分析我国对美、欧出口商品结构 电子类产品：对越南、印度、韩国等经济体均有替代，但电子类产品出口份额的变化或受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不大，更多体现为电子类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化。运输设备：对日本、欧洲、墨西哥等经济体的替代明显。防疫物资（塑料及橡胶制品、纺织品、医疗仪器）的需求受疫情影响大幅提升，我国出口对全球各地区均有替代，较为分散。贱金属及制品、化工品：对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的替代明显。家具与家电：对墨西哥、印度等经济体的替代明显。 三、出口替代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 首先，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口纺织品、电脑、家具、电气机械以及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等产品比较优势全球领先，且出口份额较高，因此出口替代有望持续；而出口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等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并不突出，因此更可能是暂时性出口替代。 其次从疫情后海外各行业的情况来看：汽车制造业方面，疫情后我国汽车生产自4月起就显著修复，而日德汽车生产在4-6月呈现大幅下滑，供给端受疫情的临时冲击显著；化工品方面，全球大型化工品企业68%集中在欧美日，同样受疫情对供给的冲击显著。而这些行业恰好是中国比较优势并不突出的领域，因此近期呈现的出口替代最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四、有韧性的出口应该是多少？ 首先，估算防疫物资对出口同比增速的拉动率，5-7月合计约5.5%。由于防疫物资需求会随着疫情的控制逐步回落，因此这部分出口增长可持续性不强。 其次，估算暂时性与永久性出口替代带来的出口份额提升对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拉动率，分别为2-4%、4%左右。 最后，可将2020年5-7月的出口同比增速（+1.6%）拆分为四部分，防疫物资拉动、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拉动率分别为5.5%、3%、4%、-11%。其中，防疫物资和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是未来出口增长中大概率将逐渐消退的，若5-7月的出口剔除这两类因素后对应的同比增速为-7%（即褪去外衣后的真实出口增速为-7%左右）；而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大概率可持续，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也料将在未来随着外需的逐步回升而改善。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再次爆发，全球经济修复低于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疫情以来，我国出口与海外外需表现为不同步变化的两张“皮”，即3月起外需大幅衰退，但出口却呈现很强的韧性，这背后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内外疫情时间点的错位、以及我国疫情防控与复工速度领先带来的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即我国对部分疫情严重经济体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而随着海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应链逐步重启，出口替代作用是否会减弱、进而导致出口韧性难以持续成为了市场新的关注点。因此本篇报告的目的在于拆分疫情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类别中，哪些产品出口的替代作用可能是永久性的、哪些则是暂时性的，从而区分5月以来持续超预期的出口增速中有多少比重可持续增长、多少比重未来或将回落。 一 疫情后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 疫情后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显著提升。疫情以来，各经济体不同程度陷入了经济停摆的状况，引发商品供给端受到冲击，而我国因疫情控制速度全球领先，因此生产端也最先得到修复，带来2020年4月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份额显著提升，由2019年均值13.3%提升至今年的16%-17%，体现了疫情期间我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的替代作用，并带来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持续超预期。同时，从出口的行业结构来看，6月以来机电产品、纺织品、仪器设备等商品对出口同比增速的正向拉动显著。 二 替代了谁的需求？——从区域和商品的角度 （一）区域角度替代了谁？ 从全球总量看，我国主要替代了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份额。与2019年同期的出口份额相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地区的出口份额在今年4月起出现显著下降，或与疫情带来的供给端冲击有关。而相对来看亚洲多数新兴经济体由于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均呈现出口份额提升的情况。因此疫情以来，我国在出口替代上主要呈现出对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替代，而对越南、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 分区域来看，我国4-7月对美、欧、日、韩及东盟（印尼、泰国）的出口份额均有提升[1]，分别为21%（2019年均值18%）、10.2%（2019年均值7.3%）、28%（2019年均值23%）、25%（2019年均值21%）、32%（2019年均值23%）、28%（2019年均值21%）。而分区域来看，我国出口份额的提升也主要体现在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替代。对美欧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韩欧美的出口替代，需要关注的是2019年我国对美出口份额显著下行（或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2020年以来的份额提升基本填补了2019年损失的份额，但并未超出历史高位，而2020年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份额则创下历史新高；对东盟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对日本的出口替代，对日韩出口份额的提升则较为特殊，主要来自于日韩自中东进口原油金额大幅下降带来的贸易结构变化。 （二）商品角度替代了谁？[2] 通过区域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对美欧以及东盟的出口份额提升较为显著、且主要来自于对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替代而非贸易结构变化，但由于东盟缺失分商品类别的区域贸易数据，因此商品视角的出口替代分析我们主要使用美、欧商品分贸易数据进行分析。 欧盟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以手机、汽车零部件、防疫物资等商品为主。2020年4-6月以来，欧盟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以手机为主）、运输设备（以汽车零部件为主）、防疫物资（主要含纺织品、医疗仪器、塑料及橡胶制品）。而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电脑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的出口份额反而下降。 美国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以电脑、汽车零部件、家具、防疫物资等商品为主。2020年5-7月以来，美国自华进口份额提升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工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产品、运输设备（以汽车零部件为主）、光学及医疗仪器、家具等；进一步细分来看，与欧盟不同的是，机电产品中份额明显提升主要为电脑及电脑零部件，手机与集成电路的份额反而下降。 详细分商品类别来看，判断存在出口替代的标准大致为：我国对美、欧出口商品a的份额提升，同时经济体A对美、欧出口商品a的份额同步回落，则可能反映了疫情对供给端产生了一致性的冲击，那么可以认为我国出口商品a替代了经济体A的份额；如果经济体A对美出口商品a的份额回落，而对欧出口商品a的份额提升，则可能来自于贸易结构的调整，未必是因为我国的出口替代。 1、电子类产品：手机、电脑、集成电路 电子类产品中，我国对美欧出口集成电路的份额均未提升，对美出口电脑份额提升、出口手机份额下降，而对欧出口手机份额提升，出口电脑份额下降。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我国对美出口电脑份额提升的同时，墨西哥、菲律宾等经济体对美出口电脑份额回落，而对欧出口电脑份额主要被越南、韩国等地区所挤占；我国对欧出口手机份额提升的同时，越南、印度对欧出口手机份额回落，而对美出口手机份额主要被越南、泰国、印度等地区所挤占。从出口份额的区域变化来看，越南、印度对欧盟出口手机的份额下降，但对欧盟出口电脑的份额提升、对美国出口手机的份额提升，根据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说明电子类产品出口份额的变化或受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不大，更多体现为电子类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化。 2、运输设备：汽车零部件 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对美出口汽车零部件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日本、德国、印度等经济体，对欧盟出口汽车零部件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对欧盟与美国出口汽车零部件的区域份额变动一致性较高，集中在日、欧等汽车制造大国，根据对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汽车零部件贸易份额的变动主要或与日、欧在疫情期间汽车工业生产受阻有关，我国呈现出口替代的作用。 3、防疫物资类：塑料及橡胶制品、纺织品、医疗仪器 今年在疫情影响下，我国防疫物资的出口份额显著提升。防疫物资主要包含在塑料及橡胶制品（医用手套）、纺织品（口罩、医用防护服）、医疗仪器（体温计、呼吸机）等产品类别中。从区域份额的变化来看，医疗仪器主要替代了欧日发达经济体的份额，纺织品与塑料橡胶制品则主要替代了了东南亚与墨西哥、土耳其的份额，区域份额变动的一致性也较高，根据对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在防疫物资全球贸易中我国也起到了出口替代的作用。 4、贱金属及制品、化工品 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化工品的区域份额变动一致性较高，主要集中在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根据对出口替代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我国出口化工品份额的提升主要呈现为对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的替代。贱金属制品出口中仅对美份额提升，对欧份额未提升，因此上述判断标准不适用，不过鉴于份额下降的日本、印度、欧洲、俄罗斯均为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因此或与我国对此类经济体的出口替代有关（与化工品的区域份额变动较为类似）。 5、家具与家电 从出口的区域替代来看，对美出口家具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印度等经济体。疫情后美国新屋销售与成屋销售均迅速修复，带来美国对家具、家电产品的消费需求提升，而中国（约43%）、墨西哥（约16%）、越南（约12%）、加拿大（约8%）为美国家具的主要进口地区，占比总和达到约80%。由于我国在家具出口中仅对美份额提升，对欧份额未提升，因此上述判断标准不适用。但考虑到美国家具制品的进口集中度高，同时墨西哥、印度均为疫情严重的地区，因此也可以认为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家具份额的提升主要替代了墨西哥、印度等经济体的出口份额。 三 出口替代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 首先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今年以来出口份额提升的产品，如果同时满足出口份额的绝对值较高，同时在国际贸易中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则我们可以认为该类产品在疫情后会出现永久性的出口替代，反之若比较优势较弱，则随着海外经济体逐步复工，供应端恢复，出口份额将重新回落。利用OECD的数据我们能够计算我国出口各类商品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排名越靠前说明该类商品出口竞争力越强。可以看到： 对美国出口方面，纺织品、电脑（办公机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家具以及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的出口份额与出口竞争力均较高；机电产品中电气机械、专用机械，有色金属等贱金属制品的出口份额较高，比较优势较2009年也至少提升4名，竞争力有明显提高；而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等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并不突出，此类产品近期呈现的出口替代最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对欧盟出口方面，纺织品、手机（电信和录音设备）、机电产品中电气机械以及杂项制品（以居家日用品、办公用品为主）的出口份额与出口竞争力均较高；机电产品中专用机械、其他工业机械的出口份额较高，比较优势较2009年也至少提升4名，竞争力有明显提高；而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艺术品、珠宝等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此类产品近期呈现的出口替代最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其次从疫情后海外各行业的情况来看：汽车制造业方面，疫情后我国汽车生产业修复较早，在2-3月乘用车产品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后，5月重新回到正增长，而同时4-6月日本、德国的乘用车产量大幅回落，日本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铃木、斯巴鲁、三菱和大发等8家车企停产，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戴姆勒、宝马也宣布停产，因疫情原因海外汽车供给端产能受到严重冲击，带来国内汽车出口份额的提升。 化工业方面，全球大型化工品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与日本，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C&；EN）发布的全球化工企业50强中，欧洲、美国、日本企业占比分别达到34%、18%、16%。由于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同时欧美日又是此轮疫情中较为严重的地区，因此或对全球化工品的供给带来冲击，而带来中国的化工品出口份额相应提升。 因此综合来看，疫情后我国机电类产品、家具、杂项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出口份额或有望得到永久性的提升；而橡胶制品、化工品、医疗仪器、汽车等产品大概率是暂时性的出口替代。另外，纺织品今年的出口份额虽有大幅提升，但主要受到疫情原因带来口罩出口的大幅增长，因此此类产品的出口份额提升大概率也将是暂时性的。 四 有韧性的出口应该是多少？ 首先，估算防疫物资对出口同比增速的拉动率，5-7月合计约5.5%。由于防疫物资的需求会随着疫情的控制逐步回落，因此这部分的出口增长可持续性不强。海关总署并未直接公布防疫物资的出口金额，因此我们以口罩（HS6307）、医用防护服、手套、鞋套（HS6210，3926，4015，4016）、测温仪（HS9025）、呼吸机（HS9019）、监护仪（HS9018）等产品可估算防疫物资的出口额，可以看到5-7月以来防疫物资对国内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同比拉动率达到5.5%。 其次，估算暂时性出口替代的商品对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拉动率，此类商品出口份额的提升对出口总额的同比拉动率约2-4个百分点。暂时性出口替代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工品（第6类）、塑料及橡胶制品（第7类）、运输设备（第17类）、光学、医疗等仪器（第18类）。由于缺失全球分商品的出口份额数据，因此我们仍以美、欧自华的进口份额数据来进行估算。假设2020年美、欧自华进口的份额与2019年同期持平，即可拆分出在份额不变的情况下仅依靠外需变动对美、欧自华进口（即国内出口）增长带来的拉动率，以及由于份额变化对美、欧自华进口（即国内出口）增长带来的拉动率。可以看到，对美国而言，上述四类产品的份额提升带来对美出口提升约4个百分点；对欧盟而言，上述四类产品的份额提升带来对欧出口提升约2.6个百分点，因此以美欧作为代表进行估算，5-7月以来暂时性出口替代商品的份额提升对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带来约2-4个百分点的同比拉动率。 另外，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估算出永久性出口替代的商品对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拉动率约4个百分点。 最后，可将2020年5-7月的出口同比增速（+1.6%）拆分为四部分，防疫物资拉动、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外需和出口是两张皮）、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拉动率分别为5.5%、3%、4%、-11%。其中，防疫物资和暂时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是未来出口增长中大概率将逐渐消退的，若5-7月的出口剔除这两类因素后对应的同比增速为-7%（即褪去外衣后的真实出口增速为-7%左右）；而永久性出口份额提升带来的拉动大概率可持续，纯外需变动带来的拉动也将随着外需的逐步回升而改善。 [1]考虑到各经济体分商品类别的出口数据可得性较差，因为我们同样采用替代方法，即经济体A对美欧出口商品a的出口份额=美欧自经济体A进口商品a的进口份额。 [2]理论上A对B的出口份额=A对B的出口总额/全球对B的出口总额，但由于缺失全球对B的出口数据，因此该计算方法不可行，我们采用替代方法，即A对B的出口份额=B对A的进口份额=B对A的进口总额/B自全球的进口总额，图表4-9中各经济体的进口区域结构均采用该公式计算。
林振兴 9月16日15时，“天猫好房成立暨阿里易居联合战略发布”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百位房地产董事长CEO总裁参会。 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在现场表示，我今天是来学习（地产数字化），希望地产行业大家一起努力，越来越健康。
林振兴 9月16日15时，“天猫好房成立暨阿里易居联合战略发布”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举行，百位房地产董事长CEO总裁参会。 花样年董事会主席潘军认为，地产最核心的是客户，想要更深入了解客户，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工具。现在数字化是了解客户消费习惯、消费趋势最有价值的一项技术，所以在物业管理、营销、客户服务等方面，都需要用数字化来帮我们分析客户的维度，只有精准了解客户的消费趋势、消费爱好，我们的产品才有更好方向。 他补充道，未来对于全国性的开发商来讲，需要更精准的工具和系统来为我们的投资决策，为我们的产品设计、采购、营销以及后续服务提供一个系统性平台，这个平台就必须是用数字化来进行的，先要做的是数字化的分析，只有把数字化的分析结果不断迭代，我们才能更好为客户提供适应未来的产品和服务模型。 每家开发商有自己的数字化方式，但一定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才会形成一个更丰富的房地产市场，而不是简单的去复制同行或者过往经验。 但潘军表示更重要的的是，未来开发商要有数字化的思维逻辑，而不是靠过往经验，“过往我们都是对线下进行问卷调研，但实际上，线上数据的收集往往能有更多的维度。房地产是一个空间和体验相结合的行业，只有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的行为、管理以及服务结合到一起，才能够适应未来消费者的需求。” 谈及阿里和易居合作的天猫好房平台对行业产生的影响，潘军称，天猫和易居都在华东，这个区域目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它有非常强悍的消费力，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辐射全国，我认为是有着先天性的优势的。一个是房产专家，一个是数据专家，两个相互结合，是应对未来趋势的一种必然。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 消费低迷的原因 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 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 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 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 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 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 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 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 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 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 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 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 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 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 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 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 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 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 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 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 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 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 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 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 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 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 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 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 2、推动新型消费 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 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 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 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 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 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1、工业生产继续攀升，服务业仍偏弱。 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部分可能与去年的低基数有关。去年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处于年内较低位置，而且我们推算的未季调的工业生产环比增速为-0.05%，也是2011年来历史同期的低位。 排除基数效应和季节性效应的话，统计局公布的季调后的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依然处于1.02%的高位。这主要来自疫情期间积压生产需求的集中释放，从趋势上来看，工业环比增速在逐渐收敛至正常增长区间。 具体行业来看，新经济行业继续高增长，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0.8%和7.6%，电气机械器材同比增长15.1%，电子设备和通用设备制造也实现了8%以上的增速。 此外，汽车制造和原材料相关行业也呈现高增长。汽车制造同比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在14.8%的高位，黑色金属冶压、金属制品等原材料相关行业同比也在高增长，或与汽车制造高增、基建推进等因素有关。而下游消费品制造业增速相对较低，如农副食品加工、运输设备、食品制造、纺织业等增速仍持续在低位，或反映了终端需求偏弱。 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0.5个百分点至4.0%，和往年相比仍然偏低，而且恢复速度也明显放缓。分项来看，信息技术服务和房地产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分别为13.8%和9.4%，增长相对较快。 2、地产开工大降、销售和投资短期虚高，基建走弱、制造业回正。 8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0.3%，降幅较前7个月收窄了1.3个百分点，折算当月同比则继续升至9.3%。其中，地产投资当月增速进一步上行，基建增速走弱、制造业增速回正。 具体来看，地产销售、投资短期虚高，新开工增速大幅下降。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升至4.6%，折算当月的话，同比进一步升至12.1%。需求端来看，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当月同比大幅升至13.7%。近期数据强劲更多来自投资和需求的集中释放，9月以来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已经在回落，下行压力或已有所体现。而且，8月房地产新开工单月同比已经从上月的12%大降至2.2%。 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回升至-0.3%，当月增速却回落至4.0%。今年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特别是近期政府债券也在大幅放量，名义财政明显发力，但考虑到大部分基建项目都是由地方主导，地方财政收入下滑、隐性负债难放松仍是制约基建的主要因素。 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回升至-8.1%，折算当月同比也转正至5.0%。具体来看，医药制造、运输设备和电子设备制造投资增长相对较快，呈现一定的新经济和基建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生产、消费双高的情况下，投资增速却依旧负增长，或反映了汽车相关数据亮眼来源于政策短期发力，很难形成持续性的回升，因此厂商扩大投资的意愿也较弱。 3、汽车以外消费依然负增，终端需求依然很弱。 8月社零总额名义、实际和限额以上同比增速分别为0.5%、-1.1%和4.4%，社零增速年内首次回正，但剔除汽车以后增速仍然为负。 从各类限额商品零售来看，粮油食品增速已经连续5个月呈现回落，但饮料、日用品增长仍较快。可选品消费延续分化，汽车零售增速仍维持11.8%的高位，通讯器材、化妆品、金银珠宝继续高增长；而地产相关的家具、建筑装潢零售跌幅却在扩大，石油制品仍然大幅负增长。8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7%，仍然负增长。 4、经济已经接近高点，货币来不及收紧。 整体来说，无论是服务业的低增长，还是零售消费的低迷，还是核心通胀水平维持低位，都说明终端需求依然偏弱。 经济短期主要依赖地产和基建的投资拉动，而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工业生产数据的高增长，更多来自之前积压生产和需求的集中释放，存在赶工的成分。三个季度的事情集中到两个季度来做，导致短期的同比数据有一定的高估。待积压的生产和需求释放完毕后，经济数据会出现明显的回落，8月经济数据或已经在高点区间。 而短期数据的高增长，会给政策较大信心，近几个月利率大幅抬升，其实信用方面的政策已经在收紧。信贷增长从6月份以来已经回归正常，短期社融数据偏高主要来自政府债券的集中发行，三季度就是社融的顶部，未来会趋于回落。考虑到经济、融资先上后下的压力，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可能来不及收紧，就要重新开始边际放松。 风险提示：疫情变化，政策变动，全球经济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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