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税经济接连迎来诸多利好。 近日，北京关于“优化市内免税店布局，统筹协调在机场隔离区内为市内免税店设置离境提货点，落实免税店相关政策”的方案已获得高层原则同意。而海口海关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两个月以来，免税购物金额高达55.8亿元，同比增长221.9%。 事实上，进入2020年以来，免税经济的热度一直不减，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码布局。例如，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免税体系；而后，上海、广东、湖北等多个省市纷纷出台文件来支持免税经济的发展。 背后深意，值得深思。 1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而在当前“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又是扩大内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地位之重要性日益凸显。 如今的后疫情时代，促消费同样是恢复经济的重要抓手，举国上下各界人士都对消费市场的提振格外重视。具体实践中，从发放消费券、支持夜经济，到举办主题购物节、拓展新型消费业态模式，种种举措的核心目的都是激发出民众消费热情，以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带动各行各业复苏与国民经济回暖。 不过，是否愿意花钱，终归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经历了疫情的冲击，人们普遍在收入水平、市场预期和消费信心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日益向好，但消费端的复苏进程依旧显著慢于生产端（见图1）。 就在此时，我国居民在海外消费的持续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公开数据显示，2012~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从2.1万亿元一路增至10.8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5%以上（见图2），这从侧面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居民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而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宁愿把在国内挣的钱花到国外去，消费外流现象也因此变得较为严重。 这当中，奢侈品消费占据重要地位。连续多年，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根据麦肯锡《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1/3，而其中超过7成的奢侈品消费是在境外完成的；消费品类主要集中在服饰、香化、箱包、珠宝、手表等。大量的海外购物不仅造成了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还消耗了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 海外消费规模之所以如此巨大，除了国人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购买力不断增强外，原因还在于国内消费市场供给结构不尽合理，高端商品市场发展不够充分，未能有效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从而导致这部分消费者“舍近求远”地转向国外消费。而在奢侈品方面，由于关税率较高等客观因素，国内外价格差异普遍较大，海外更为友好的价格也就成为了导致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以海蓝之谜精华面霜为例，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普遍为2680元/60ml，海外官网价格则为335美元/2OZ，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290元/60ml，差异立显。 如果能通过某些有效措施来真正改善奢侈品在国内的售价和丰富程度，那么这部分外流的消费是很容易留在国内的，这种消费的“转移”自然要比一味地“挖掘”国内消费更加容易，而回流的消费既能壮大国内消费市场，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又能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的动力。 正因如此，近些年决策层一直都特别重视引导海外消费回流。而自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海外，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出入境旅游很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都较为低迷，这对于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于是，免税消费站上了风口。 2 为什么是免税行业？ 我们知道，价格差异是海外奢侈品消费规模暴涨的主要原因，而免税商品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由于免征了进口海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免税商品普遍要比市内百货公司相同商品的价格低30%左右。同时，免税商品均为国际著名品牌，都是从各国际品牌供应商直接采购，具有正品保障；商品主要门类包括烟草制品、葡萄酒及烈酒、香水化妆品、时尚品及配件、腕表珠宝及高级书写工具、糖果及食品、旅行用品等等，结构上同外流的海外消费结构也更加接近。 因此，通过积极布局国内免税行业的发展，采取增加免税店数量及免税商品种类、提升免税购物限额等措施，能够精准锁定特定的消费人群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选择，而且不会对全国零售体系及生态造成较大规模的冲击，可谓是承接海外消费回流的最有效的抓手。 这当中，最具想象空间的当属市内免税店。 一直以来，我国的免税店主体都是机场/口岸免税店和离岛免税店，相当规模的国内出境人员只能选择在机场的免税店进行购物消费，或者专门跑一趟海南离岛免税店。以机场免税店为例，有数据表明，仅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出境机场免税店销售收入就占了全国免税销售总收入的近50%；反观市内免税店，其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来自中出服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仅有13家市内免税店，且多数仅供持有国外/境外护照或通行凭证人员出境购买，销售额占比还不到整体的1%。 值得一提的是，与机场免税店相比，市内免税店至少具有两大优势： 其一，机场距离市区较远，而且受赶赴机场、办理登记手续、安检等环节的影响，旅客常常无法预留太多的机场免税店购物时间；市内免税店大多位于城市的繁华商业区，距离城市居民更近，能有效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予顾客极大的便利度和友好度，购物时间更加充裕，大大减轻他们的各方面成本负担； 其二，机场场地寸土寸金，租金往往偏高，这便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免税店的经营面积，也限制了店内的商品品类；市内店铺则具有更低的租金优势，从而可以提供更加宽敞的展区面积，容纳更加丰富的商品品类，对顾客购物体验的提升效果立竿见影。 在市内免税店方面，践行得最为成功的国家是韩国。 早在1979年，韩国就率先推出市内免税店政策，旅客凭借护照和出境机票可在市内店购货，并在指定的保税区域（机场及港口取货处）领取。此后，随着牌照的放开与免税限额的提升，韩国市内免税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参考国海证券的研究报告，截至2019年12月，韩国国内共运营57家免税店，其中市内免税店22家，占比接近40%。 与我国市内免税店主要服务于出境的外国人和港澳台旅客不同，韩国的市内免税店主要消费群体为准备出国的本国人或外国人，在经营过程中还通过“线下店+线上商城”、“市内购买+机场提货”、办理会员卡、“当天购”服务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 得益于此，韩国市内免税店的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速高达30%，远超口岸店的5%，2019年韩国市内免税店销售规模占比更是超过80%。市内免税店的繁荣同样支撑起韩国免税市场的壮大，目前韩国占据全球免税市场份额已超过20%，并且还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可以认为，市内免税店已成为拉动韩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于我国而言，虽然市内免税店的发展态势与韩国相去甚远，但同时也意味着进步空间巨大。而今随着免税政策的放宽，我国市内免税市场将有望在购买限额、经营品类、购买资格等多个方面迎来质的提升。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仅考虑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预计2023年市内免税市场收入有望达到172.5亿元，利润有望达到34.5亿元。 市内免税店的前景，令人无比期待。 3 事实上，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 今年6月9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于当日收到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税品经营资质问题的通知》，授予公司免税品经营资质，允许公司经营免税品零售业务。至此，王府井集团成为了继中免、日上免税行、海免、珠免、深免、中出服、中侨之后，我国第8个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市场热议，其股价更是直接涨停。 这一事件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长期以来，我国的免税业务都是由国家专营管理，采用的是牌照准入制，企业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具备开展免税品业务的经营资格，开设新的免税店网点同样需要征求有关部门的审批，免税品则是由免税商店的经营单位统一进口、统一制定零售价格、统一制定管理规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再加上免税牌照数量的稀缺，既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运营水平的提升。 伴随着新玩家王府井集团的入场，以往的局面有望被打破。 无论是主营业务还是企业性质，王府井同此前几家企业相比均有不同，反映出国家对免税资质审批条件和方向正在改变，也表明了我国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以及市场化改革程度的加强。 考虑到王府井集团旗下同时拥有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超市等多个业态，门店覆盖全国各地，在品牌商资源、消费场景、运营经验等多个方面都拥有着长期的积累和较为突出的优势，并且一直都是面向各地居民进行商品销售，预计拿到免税牌照的王府井集团很可能会依托现有优势，将免税业务集中在市内免税店业态上。想得再远一点，如果市内免税店可以对国内居民开放，购物限额能在现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商品品类和价格上也足够友好，那么一旦正式营业便能迅速成为新的引爆点。 有意思的是，继王府井集团之后，百联股份、岭南控股、鄂武商A等多家上市公司都着手开展免税经营资质的申请。不难想象，如果一切推进顺利，那么被电商冲击已久的线下门店将会真正迎来新的春天。 当然，最幸福的依然是广大消费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不需要海外代购，就能在家门口买到心仪而又价格美丽的名牌包包和化妆品了。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但菅义伟仍然要继续维持前两支箭，还要积极推动第三支箭？核心答案就是评价安倍经济学不能仅从日本国内来理解，放在全球大环境下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利远大于弊。 9月14日，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之后，现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在534张有效选票中取得377票，以绝对优势取胜，成为自民党第26任总裁，并将接替前首相安倍晋三，将于9月16日就任日本新首相。 安倍在8月28日宣布因病辞职后，我们在9月1日发表的文章《谁来射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就判断菅义伟最有可能接任新首相。 在当时，自民党前干事长和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现任外交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岸田文雄、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及菅义伟等表态有意参与首相竞争。民调显示，石破茂的支持率最高，而菅义伟的支持率最低。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前判断菅义伟将成为新的首相，并将继续安倍经济学，领导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府？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虽然石破茂的支持率常常高于安倍晋三，但他在自民党内部的支持率则非常有限。而这又与“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的毁誉参半有关。 从成功的一面来讲，安倍经济学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使得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与“失落的二十年”，推动日本经济实现71个月的扩张，为安倍成为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股市也逆转了之前22年的反复下跌，在过去近8年时间上涨超过130%，表现接近美股，明显好于欧洲和中国股市，使得日本家庭财富增加。而日元贬值推动出口以及企业减税，又使得企业的财富增加。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在过去8年没有明显增加，可以说是安倍经济学最令人意外之处。不仅有利地反驳了当初否定安倍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而且为美国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但是从不好的一面来说，安倍经济学没有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日本核心通胀率依然低于2%。前两支箭对金融市场的利好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对于不参与股市投资的日本家庭来说，日元贬值对他们弊大于利。而日本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提高消费税，都导致了消费下滑，经济短暂衰退。虽然消费税改革由前政府制定，但安倍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加以调整，引发广泛批评。此外，由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改革日本大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放松监管鼓励民间竞争和投资，同时鼓励生育率和加强社会保障，改革劳工薪酬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并且积极引进移民和技术，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的进展有限，收效甚微，自然迎来中小企业与普通百姓的不满。加上疫情带来的日本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使得安倍在辞职前的民调支持率降到了34%的最低水平。 石破茂在反对“安倍经济学“上的立场鲜明，在自民党内部属于少数派。他主要强调要缩小日本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放弃消费税，同时积极地帮助地方中小企业，这使得他在民间的支持率一直很高（石破茂在外交军事政策方面也和安倍不咬弦）。但这一次决定首相选举结果的方法主要由自民党内部国会议员投票，虽然也有地方代表，但是基层的意见无法充分体现，石破茂无法将民间高支持率转化为党内高支持率。 另外一位参选者岸田文雄一直受到安倍的欣赏，原因在于安倍在首相位置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外交外贸层面，2012年底就任首相后，安倍先后出访了80多个国家，外交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日本主导了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谈判，在美国退出之后，安倍政府又主动牵头其它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此外还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欧盟、美国分别就自贸协议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安倍政府在外交层面修补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背后都有岸田文雄的功劳，只不过由于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岸田作为其中一派，难以获得其他派系的支持。 而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不属于任何派系，唯独忠于安倍，这使得他在当前日本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都面临巨大挑战的环境下，上任后将继承安倍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成为自民党各派系能够接受的人选。在明知无望获胜的情况下，石破茂和岸田文雄参与竞争，是为了向民众宣扬自己的执政纲领，为日后争夺首相大位提前布局。结果在534张有效选票中，岸田文雄以89票领先于石破茂的68票。 正常情况下，菅义伟将接替安倍的任期到明年9月结束，然后举行新的大选。但菅义伟极有可能在数月后宣布提前进行大选，把目前的党内的高支持率转化成为长期执政的基础。安倍辞职后，他的民间支持率一下子增加到70%以上，使得菅义伟提前大选巩固胜果的赢率极高。 提前大选的做法在疫情冲击下已经有了韩国和新加坡的先例，现任领袖都成功连任。而菅义伟的执政时间如果可以从现在持续到2024年9月，那么他可以施展的空间就会更大，不仅能够继续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还有可能积极推动第三支箭。用目前流行的词汇，第三支箭非常类似于中国正在推动的“内循环”。 尽管选前的民调支持率不高，菅义伟的实力经常被低估，但实际上，菅义伟独特的成长经历和背景，使得他甚至有可能突破之前安倍施政时受到的限制。与安倍晋三和自民党的其他政界人士不同的是，菅义伟的父辈无人投身政界，他是从一张白纸打造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能够在日本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终登上首相王座，这一成就令人敬畏。 菅义伟出身于农村，在东京打工读完大学之后，成为横滨一名政界人士的秘书，开始经受真正的历练。他的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通商产业大臣，积极参与了日本国有铁道的私有化工作。菅义伟的经济理念深受当时里根和撒切尔主张的放松监管，鼓励竞争的影响。如果说安倍是一个自民党内的保守派，那么菅义伟就属于自民党的自由市场派，他比安倍更有动力去推动“第三支箭”，改造日本经济被大企业主宰的局面。而菅义伟的理念也会获得辞职后，无官一身轻的安倍的支持。事实上，安倍之所以成为安倍，很大程度上恰恰在菅义伟的支持下实现的。 菅义伟相继在1987年和1996年成为横滨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之后，大力支持邮政私有化。他在安倍在2006-2007年的首个短暂首相任职期间得到重用，担任总务大臣和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2007年被迫辞职后，安倍被大多数同僚抛弃，但菅义伟继续支持他，并发誓让安倍再次当上首相，是当之无愧的“造王者“。 安倍在2012年实现目标再次出任首相后，任命菅义伟这位忠诚干将出任内阁官房长官。虽然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很容易被民间所低估，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实权的职位，介于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和幕僚长之间，或者说类似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和半个组织部长。作为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执行推动者，官房长官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副首相”。 菅义伟既善于与媒体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还可以提拨忠于自己而且有能力的下属，排斥自己不信任的官员。这也是为什么菅义伟可以迅速获得自民党不同派系支持的重要原因。媒体不断强调安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实菅义伟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实际上，他在2016年7月就已经创下这一纪录）。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但菅义伟仍然要继续维持前两支箭，还要积极推动第三支箭？核心答案就是评价安倍经济学不能仅从日本国内来理解，放在全球大环境下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利远大于弊。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性，那就是特朗普经济学基本上是照搬了安倍经济学的主张。至于进展有限的第三支箭，其实也是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希望突破，但都同样遇到阻碍的领域。在全球矛盾加剧和疫情冲击下，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已明确加强“内循环”发展，并且突破之前的阻力，在近期进展明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菅义伟领导日本政府推进安倍的未竟之业，应该是自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即使石破茂也承认需要维持安倍经济学一段时间。 在全球环境下，虽然日本在5G上的发展较为落后，在全球仅排在第13位，落后于中国的第2位，日本的独角兽企业也仅有3家，远远少于中国，但是日本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40%，比中国还高。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经济的实力和潜力。也不要忘了日本在过去19年里产生了19位诺贝奖得主，虽然日本错过了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机遇，但是在未来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日本反而可能在全球重获优势。大家不要小看巴菲特重金入股日本五大商社背后反映出的“安倍经济学”的成就，大家更不要低估菅义伟这位曾经的“造王者”成为新王者之后的改革魄力！
2020年9月15日，央行宣布开展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6000亿元，中标利率为2.95%，与7月持平。具体解读如下： 一、9月MLF延续增量续作，主要源于近期银行中长期流动性吃紧，银行MLF需求显著上升。 在经济修复顺利推进背景下，近期市场利率经历了一个较快上升过程，目前已基本处于围绕政策利率上下波动状态。着眼于稳定市场预期，继续支持实经济修复，同时防范总量宽松可能导致资金更多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金融空转套利现象抬头，9月MLF招标利率保持不动并不出乎市场预料。与上月类似，市场对9月MLF操作的关注点在“量”：本月MLF增量续作6000亿，净增量为4000亿。MLF操作规模之所以连续两个月扩大，主要原因在于受结构性存款大幅压降影响，银行中长期流动性压力显著扩大。作为结构性存款的替代品种，近期银行同业存单发行“量价齐升”，其中9月14日6个月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已升至 3.14%，自8月24日以来持续高于1年期MLF利率。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向央行融资的需求大幅增加，从而带动本月MLF操作规模上升。 我们认为，9月MLF连续两个月增量续作有以下意义：首先，这可能意味着市场中长期流动性进一步收紧过程有望缓解。根据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是当前流动性管理的主要目标，其中，同业存单利率即是主要的市场利率之一。本次MLF增量续作，表明央行有意遏制存单利率持续上行的势头，控制其对MLF利率的偏离度。当然，具体效果仍需看后期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的节奏和力度，以及银行负债端的稳定性状况。 其次，本次MLF增量续作，可能也意味着短期内央行实施全面降准的可能性下降。全面降准是向各类商业银行补充中长期流动性的最直接手段。但在当前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平衡，房地产调控整体趋紧的背景下，9月实施降准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另外，结构性存款压降并不代表银行整体资金来源出现大幅萎缩，而更多的是结构性存款资金在不同银行、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转移、腾挪，资金总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因此，一旦这类资金逐步腾挪到位，摩擦性供需错位现象就会有所缓解，同业存单利率也将随之稳定下来，甚至会有所下降。由此我们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央行会优先选择通过MLF操作，阶段性地向银行体系注入中长期流动性，缓解银行中长期流动性紧张局面，而非实施降准，永久性地扩大银行总体的中长期流动性水平。 同时我们也判断，鉴于四季度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任务依然很重，加之银行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不会减弱，政府债券净融资同比显著放大，降准窗口仍有可能在四季度打开。在政策利率方面，除非未来外部冲击对经济修复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年底前MLF招标利率将大概率保持不动。 二、9月MLF操作利率不变，本月LPR报价也有可能随之保持不动，但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下行趋势不会改变。可以看到，8月以来市场利率仍在小幅上行（DR007月均值比上月上涨9个基点），近期同业存单利率持续上行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结构性存款利率、大额存单利率下行带来的影响，意味着这段时间银行边际资金成本存在一定上行压力，银行下调9月LPR报价的动力不足。另外，根据央行公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原则上应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这意味着未来银行净息差对LPR报价的敏感度进一步上升，报价行下调LPR报价趋于谨慎。 不过我们也认为，即使年底前MLF招标利率保持稳定，LPR报价未见下行，在今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其中降低利率让利幅度要达到9300亿的目标下，银行对企业的一般贷款利率、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普惠贷款利率也将保持较快下行势头。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金融部门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其中降低利率减负4700亿元，基本符合序时进度。这意味着接下来包括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在内的金融让利强度不会削弱。这既是精准滴灌效果的具体体现，也能对推动实体经济复苏、稳定就业市场发挥关键作用。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七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1990年代初泡沫覆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 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除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外，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不仅在美国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选将通过9月14日自民党内部投票选出，就当选可能性而言，菅义伟在宣布参选后获得自民党五大派系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热门。菅义伟与安倍共事多年，在内阁中相当于副首相，被视为最为稳妥的人选，至少能够胜任安倍辞职后的过渡首相一职。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风的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年底前制定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级货币宽松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各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拟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修宪外，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启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货币宽松与财政、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13.4%）、企业债1.79万亿（9.0%）、ETF5.74万亿（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商票4.9万亿、企业债5.7万亿，ETF资产34.0万亿，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四分之一。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 本文原发于FT中文网
编者按：他们是中国地产业的领军者，他们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2020年，推出地产“新十年”系列访谈，与CEO、老板们面对面，聆听他们讲述新时代下的新思想、新模式和新战略。本期【见地】对话嘉宾：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先生。 撰文 | 张丹 出品丨 入秋的北京，没有冷清，没有萧瑟，更多的是一种舒心的清透。这样的季节，来到万国城ΜΟΜΛ，颇有一种闹市之中觅清净的感觉。 生活需要仪式感，不是觉得日子乏味，而是想给看似相同的时间节点赋予不同的记忆。 当代置业(01107.HK，简称“当代”)就格外重视仪式感，这多少与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文笔绘心的细腻性格相关。 当代置业的仪式感，体现在对绿色的执着和热爱。他们有一套不成文的待客之道，说话之前先敬上一杯“功夫茶”。 这道“功夫茶”便是当代苦练了20年的绿色进阶功夫，一个走廊，两间房屋，讲述着当代的发展史，展示着最新的数字技术，描绘着未来的多种可能。 茶余之后，跟张鹏的采访才算正式开始。依然是笔挺的西装，儒雅的举止，不疾不徐的语速，说着他近段时间的思考，谈论当代置业的发展，聊他与老板的互相欣赏，吐露工作之外的另一个他。 长期主义的绿色 “我信奉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对过去充满感恩，对现在全情投入，对未来抱有敬畏。”这是写在《风雨不欺少年郎》这本书序言里的话，是张鹏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当代置业一直在践行的产品理念。 20年前，在规模竞速的房地产行业，当代置业选择沉下心来做“绿色科技”。走在这条未曾有人涉足的领域，需要勇气，更需要坚持，在不解、疑惑甚至争议声中，张鹏和当代置业一直走到了现在。 “我们会坚持长期主义绿色。”未来，当代置业仍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时光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那些寂寥漫长的忍耐，那些拼搏奋力的奔跑，都凝结成了一个个勋章。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绿色、健康住宅的优势全然凸显，当代置业的远见谋略赢得了突围。面对不断涌现做绿色建筑的房企，已经领先一步的当代置业，还在积极思变，加深自己的差异化。 “路线不能变，这是当代置业与别人不同的最根本之处。”疫情期间，张鹏难得有一些从容的时间，他对当代置业自内而外地进行了一番深度思考，包括战略、商业模式、产品和绿色等，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那么，在众多房企向“绿”所形成的竞争环境中，当代置业的“绿”何以脱颖而出？ “绿色，对于当代而言，是战略，是策略，也是基因。”在张鹏眼中，当代置业的“绿”有着鲜明的特色，是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 一是，作为最早一批做绿色科技住宅，拥有大量的技术储备； 二是，当代置业的绿色覆盖了所有产品线，包括顶级、高端、改善、刚改，可以普惠到最基层的老百姓； 三是，当代置业的绿色是全产业链的绿色，从酒店、联合办公到公寓，甚至跨领域到幼儿园，都融入了当代的“绿”； 四是，现在所通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住区评价标准等行业标准，当代置业几乎都参与了。这意味着当代置业在绿色建筑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得到了行业的认可。 “得标准者得未来。我不信这些投入，对当代的未来没有反哺。”张鹏充满感性的说道。 20%左右适度增长 “不善于或不愿讲资本故事，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产品上。”小股东眼中的当代置业是低调的务实派。 张鹏也这么认为，当代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和基因。 对绿色健康产品的多年投入和研究，虽让当代置业失去了规模飞增，却让它收获了别人难匹敌的绿色优势。 “规模和速度不是当代的唯一诉求。”张鹏解释道，活得久才是企业的真本事，因为活得久，才能活得好。 在这20年里，当代置业不断扩大其在绿色建筑方面的优势，迭代升级，演化出新，从绿色建筑、健康建筑，到主动式建筑、被动式建筑，再到百年宅，绿色住区、净零能耗建筑，在产品上精打细磨，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当代置业在“绿色”上再突破，从恒温、恒湿、恒氧、恒静的“技术四恒”进阶到“场景四衡”，即衡空、衡质、衡动、衡捷。 “绿色健康住宅是一种舒适的人居环境，这也是生活理想的状态。从过去的硬件人居环境到一个精神场域和产业家园，这便是当代的进化思维逻辑。”张鹏解释道。 上半年，当代置业新增5项专利，同时获取8项绿色荣誉认证。 当代置业这种追求完美的严谨态度，不仅在产品上，在公司的流程上也是如此，这与张鹏学习法律有关。 大学期间，张鹏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四年的时间，练就了他善于总结的思维，严谨的行事风格，以及通过现象看本质的通透感。 “我不会就事论事，而是喜欢总结上一次的失误或不足之处，用于流程，避免之后再犯。”当代置业举办的一场小活动，合影的照片未放对地方，事后，张鹏和团队讨论应该放在哪里更合适，并将总结的经验写入公司流程中。 类似这样的细节处理，当代置业时时都在进行。一件件微小的事，一次次总结，一次次思考，当代置业的增长之路走得不是最快，但却足够扎实。 “我们追求适度增长，每年销售额保持20%左右的增长，按此推算，今年要完成的目标是420亿元，如果说长远规划，希望在3-5年达到千亿元上下。”作为上市公司，自然有考核指标的要求，这是对自己也是对股东负责。在张鹏看来，这样的速度符合当代的节奏，也符合市场的期许，是彼此价值观相契合的默许。 简单哲学与阳光机制 龙湖文化反对把公司当家；当代在公司不搞江湖文化。 当代的价值观是简单专注，一些有意思的办公文化都基于此，如不打高尔夫、不去KTV；非必要不应酬；不提倡酒文化、要求有单独办公室的人不许关门……张鹏说，做点“减法”，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方面。 价值观，是采访中张鹏多次提及的一个词。张鹏与当代置业的故事，就始于这三个字。 “如果价值观不一致，很难走到今天。”张鹏直白的话语，足以概括他20年在当代的心路历程。对老板张雷做绿色、节能、可持续地产开发的高度认同，让他从记者转行进入地产，虽非“地产科班出身”，法律培养的思维方式与记者锻炼的敏锐嗅觉，却给予了当代置业另一种财富。 敏锐感让他对企业会面对或将面临的风险有所预判。张鹏坦言，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风险，能提前有所判断，便会较早的给出应对措施。不过，在严谨与敏锐间也需要一个平衡度。 今年是张鹏进入当代置业的第20年，这在“高管离职潮”的近两年显得难能可贵。“有和老板之间不言而喻的默契与信任，但最重要的还是当代置业的阳光机制。”张鹏觉得，信任并不牢靠，机制能加固信任，尤其是摊在阳光下的机制。 “当代置业不是人治，而是数字化决策，是信息化决策，是一套机制决策。”高管审批过的文件、出行安排、参会调研等等，在系统里随时可查，人人可见。 而阳光透明、简单专注也是当代置业吸引张鹏的地方。这么多年，张鹏与张雷的关系也是如此简单。 “保持默契和共识，才能这样一路走来。”在张鹏看来，职业经理人与老板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八个字：不离不弃，若即若离。所谓的“若即若离”就是一种分寸感，既要大胆决策，也要顺畅沟通。 作为身处董事会、董事长与经营管理团队之间的连接者，张鹏将这种简单机制不仅用在“对上”，也用在“对下”。 “蓝”是全生命周期生活家园的商业模式，是当代置业“绿”之外的另一种色。从2013年上市以来，孵化了大约40家创业公司，构成了强大的创变生态体。 这些公司的孵化和造血的过程，“简单”机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哪种创业领域，不是特别强调人的判断，而是机制的判断，我们有创业、创商、创新和创资的四创委员会负责。” 令张鹏欣慰的是，这些孵化出来的公司，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发展得还不错。“一年能有一个公司上主板”在张鹏的计划中，他希望未来51WORLD、第一资产、第一空间、酒店、联合办公都能一步步进入上市之列。 简单是张鹏的处事之风，也是生活之悟。 他说，简单是真正的人生哲学；他说，越是复杂的事情越要简单对待；他说，灵魂要丰富，但内心要纯净、简单；他说，要有自己的“格”。 而他最近读的两本书，关于企业经营的《心》和旅游中思考人生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也都透着类似的简单。 “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我们需要这样的直白和简单，也需要不纠结过去、不畏惧未来的洒脱，因为风雨不欺少年郎。 以下为乐居副总裁、总经理陈海保与张鹏先生对话精选： ：“三条红线”房企应该如何应对？ 张鹏：有影响是肯定的，“三条红线”下，我觉得房企可以采取这几个措施，一是，回现金流，现金流没了，利润没保证；二是债性，长债和短债，短债压力较大，可以适当增加长债。其实，这三道红线就是要控制住现在整个中国房地产发债借债杠杆的增量，借新也要还旧，如果还不上，企业就危险了；三是股权投资，这方面可能需要再打开一点。 ：第一服务上市之后，下一个板块是什么？ 张鹏：51WORLD现在正处于一个报材料阶段，应该说处于一个静默期。 ：对绿色住宅的长期主义，当代置业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张鹏：失去的，我觉得大家想听到的，比如说在最好的发展的时候，在野蛮生长的时候，你没有走这条路，而客观的说，对地产的评价就是规模和速度，现在也是过去也是，但是未来不一定是。活得久是一个企业真本事，因为活得久，你才有可能活得好。活着是最好的。 失去的是一些客观上的和发展规模，但是得到的就太多了，得到的是这个企业千锤百炼的一些坚持，得到的是价值观，得到的是一个团队。 ：您怎么看今天房企的融资环境？ 张鹏：融资环境肯定会偏紧，这就需要把融资渠道继续的立体化和丰富化，优化融资结构，还有就是不能投错资，在借钱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投研、投融和投合要三位一体，别配错资本，拿短钱干长项目。 ：您认为2020年拿地最佳窗口期是什么？当代置业第三、第四季度的策略是什么？ 张鹏：拿地没有所谓的窗口期，因为拿地不是一个自选项，而是必选项。当代置业一贯坚持[5+15+M]的投资布局战略，像我们深耕的省会城市，太原、西安会大爆发，明年会有特别多的好项目推出。 ：您认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最佳关系是什么？ 张鹏：我是成长于当代，这19年跟着董事长一起创业，信任和价值观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其次，当代的机制是非常完整的，有一套数字化管理机制。总结说，就是价值观的高度契合，顺畅的沟通渠道，简单透明的机制。 其实说到职业经理人和董事长之间的关系，相对一段时间里，不离不弃，若即若离。对于董事长来讲，他是一种格局和宽容，对我而言，是一种分寸感。 ：您如何自我驱动？ 张鹏：每年报到董事会的指标，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必须要努力。其次，从另一个角度，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马云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干成点顶级的事业，没有人天天催你，你必须有自我愈合伤口的能力，自我驱动的本事，就告诉自己要努力要勤奋。 我觉得跟我很像，在我的概念中没有加班两个字，生活就是加班，生活和工作是融为一体的，没有设一个边界，融到骨子里的东西在驱动。 第三，老板的格局和信任，把这么大一家企业交给你，你的成就感得有多强。 :老板为什么能够做到信任放权？ 张鹏：对当代整套机制的深度认可，他管重大投资，我管具体业务，保持顺畅沟通。我和老板之间没有复杂的关系，坦白说，20年里，我跟张磊董事长没有私下两个人吃过一顿饭，我和我们7个副总裁，也没有两个人私下吃过一顿饭。他们来北京，都是到办公室见我，不带任何东西是当代的文化。 我们的关系很简单，全靠机制，如果谁做了越界的事，这套机制早都给揪出来了。 ：作为一个CEO,您与公司其他高层是如何相处或激励的？ 张鹏：还是靠机制，首先当代的价值观就是简单专注，公司的很多文化都是基于此。比如，任何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是不允许关门的，谈事、来访都不关门，跟下属的关系非常简单；还有不打高尔夫球 、不去KTV、没有酒文化、不搞江湖文化等，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上面。 ：你理想的当代是怎样的？ 张鹏：从战略愿景上，应该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别的行业和影响别的企业去做绿色的公司，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想法；第二，从生活家园转向产业家园，跟城市中的服务性产业、消费性产业结合到一起，这个产业有自己的培育，还有和别人的这种合作，这是我们想做的事；终极理想或者最远的理想，这个企业应该成为一个绿色责任的百年企业，让它永远存留在这个市场。 ：您如何定义健康住宅？ 张鹏：关于定义，很多专家说过，也有很多标准来评判。如果用最浓缩的话，健康住宅在人体舒适度上一定是比别的房子要更适宜。 ：书名《风雨不欺少年郎》 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什么故事吗？ 张鹏：有首诗叫做人生有梦三千场，风雨不欺少年郎。无论到什么时候，老了，还是你的职业到了一定程度，要去沉淀。 每天背负着巨大的压力，面对着黑暗，包括未来还有很多的恐惧感。你虽然自信，但你阻止不了世界，你主宰不了外界，主宰不了别人，这个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内心特别平静。 我之前也说过，如果不全情投入，哪来的未来可期？如果不风轻云淡，哪来的海阔天空。 风雨不欺少年郎，实际上是一种激励自己。不纠结过去，不惧怕未来，当时是这个想法。 ：您眼中的“三千世界”是什么？ 张鹏：一沙一世界。三千世界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应该简单的对待它。越复杂越简单对待。因为越复杂的事越纠结，自己的心性、精神世界，会被压垮。
摘要 【水皮：砸盘金融股暗藏玄机 下一阶段基金或重点关注】虽然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但是放水养鱼的基本方针是确定的。换句话来讲，不会在短期内抽水。应该讲投资者在基本面上是可以放宽心的，但是在基本面有如此重大利好的情况下，金融股反其道而行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砸盘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市场现象。(华夏时报) 臭豆腐闻着臭，但是吃起来香，谁吃谁知道。创业板近期的反弹就有点臭豆腐的味道。 从盘面上看，周一创业板依然延续了上周末的强势。首先盘中最高反弹到了2.66%，这个幅度比深成指盘中最高的1.26%要高得多，比上证指数盘中最高的0.7%要高出更多。虽然创业板盘中有所回落，但是尾盘涨幅还是有1.42%。另外，创业板周一的成交量再一次放大，有2705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上证指数。而且从创业板涨跌的个股数量来看，周一大概有10多个个股是收了大板，也就涨了20%。深成指涨幅在10%以上的个股当然也是以创业板为主，大概有100家左右。相比之下，上证指数也不过就10多家个股涨停，不管是大板小板。 显而易见，周一盘面上的局面显示出的信息肯定是深强沪弱。而且从北向资金也能看出一点端倪。周一北向资金在沪股通全天呈现净流出的状态，最后流出了17.94亿元，成交净买额流出26.84亿。深股通虽然上午是流入的，但实际上到下午也是净流出的，全天实际上的成交买净额也是流出了4.60亿。基本上可以判断北向资金在沪股通抛售权重股，因为周一除了“两瓶酒”和中国平安之外，其他的权重股上午都走得非常弱，金融股甚至出现了砸盘的现象。 从涨跌榜也可以看出，跌幅第一的居然是保险股，保险上周是护盘的主要的工具。银行股走势也相对较弱，券商周一甚至也是在跌榜的前面，房地产股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这几个板块的权重股无一例外的都是大幅下跌，一定程度上对指数形成了影响，尤其是上证指数。 虽然上证指数出现了指标股、权重股砸盘的情况，但是上证尾盘依然能有0.57%的涨幅，而且全天即便在盘中调整也没有翻绿，本身说明上证内在的韧性，个股的韧性是越来越强了。换句话讲，上证在现在的位置上，是不是有很多个股差不多已经到了跌无可跌的状态了？这一点投资者可以自己判断。 相反周一深成指盘中几度翻绿，最后尾盘有所回翘。虽然从北向资金和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深成指要比上证走势好一些，但是从指数的韧性上来看，我们发现上证其实在悄悄走强。从主力流出角度看，上证周一的流出39.75亿，深成指流出54.70亿，创业板是流入的状态，资金量也是比较正常的，流入15.38亿元。资金在创业板上流连忘返，这就是现在的特征。 但是这种反弹能持续多久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水皮要这么讲呢？因为明天创业板有三个个股要复牌，这三个个股都是被ST的。历史上创业板从来没有ST的个股，今年开始有了，而且这三个个股并没有把涨跌停的限制到5%，依然保持在20%。如果这些被ST的股票后期的趋向很可能是退市的话，他们调整起来幅度也会比较大。会不会对创业板的走势产生负面影响大家可以多加观察。 周一宏观基本面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上周末公布的金融数据，社会融资规模数值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8月增量为35800亿元。虽然8月M2同比增10.4%，预期10.8%，前值为10.7%。比7月要低一点，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大超预期。说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是有充分保证，所以大家对于货币边际收紧的担心其实没有必要特别认真。因为基本上体现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虽然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但是放水养鱼的基本方针是确定的。换句话来讲，不会在短期内抽水。应该讲投资者在基本面上是可以放宽心的，但是在基本面有如此重大利好的情况下，金融股反其道而行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砸盘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市场现象。 这也许意味着第三季度开始机构会换仓的动作。有可能是砸盘，砸下来之后是为了建仓。当然也有可能是前期北向资金出于护盘的需要建了一部分仓位，现在开始变现，这两种可能性也都是有的，但是从新的仓位的配置的角度来讲，这些权重的，尤其是金融股里低估值的股票，应该讲是下一阶段基金关注的重点的目标，或者说是明年会布局的重点目标。 所以在现在的位置上砸盘金融股，看上去是不能理解的，但实际上也许是暗藏玄机。 一句话点评：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
中央提出“双循环”大战略，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外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产业链和技术链局部“脱钩”风险上升；内部，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面临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近年我国公共政策日趋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支柱调控、新基建、双循环、跨周期调节。经济学家应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智识，不负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今年的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以及近三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以及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事在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成就百年未有之功业。 一、大力推进“新基建”以应对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和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我们在今年2月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以5G为例，未来5G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中美两国将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国移动通讯行业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随、4G同步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5G时代走在了前沿，在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三大特点，将促进物联网、车联网、VR、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新基建”是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有力抓手。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第一，新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 第二，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度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第三，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第四，新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予以配套制度支撑，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 第五，新内涵，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二、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反对“小城镇派”的计划经济思维错误观点。 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即城市群都市圈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但实践中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人口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结果导致严重的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的深层次根源。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 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动力。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一，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未来应加快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 第三，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也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三、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全球老龄化不断加深，中国老龄化速度更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33年左右将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老龄化率将达30%。 对中国而言，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抚养比见底，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换挡，经济金融结构面临大转型。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双循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 第一，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 第二，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第三，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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