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居胡佳杰 发自上海 研究是决策的先锋，创新的基石，未来的指南。在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房地产研究人在行业中绽放出了怎样的光彩？乐居上海独家对话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院长助理、综合研究中心总经理崔霁。 探索 永无止境 崔霁有一双爱笑的眼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身上，既有女子的温婉细腻，又带着东北人的大气坚韧。 “我觉得对我来说，无论到哪个年龄阶段，都是‘而已’。”谈话中，她笑着提起了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语带感触。 在她看来，房地产研究工作是一个不断发现新大陆的过程，在各类思维碰撞中吸收精华观点，寻找楼市规律，同时，研究还是决策的前锋，能够帮助降低创新风险，前瞻未来趋势，对房企应用型问题起到引导作用，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和成就感。 当然，成长过程也伴随着“血淋淋的教训”。让崔霁尤为难忘的是2013年-2015年，她在研究之外开始负责易居研究院对外承接项目和经营工作，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挑战。在没有先例可循、相关资源空白的情况下，她凭着一股韧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那三年确实比较艰辛，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成长方式可能也正是市场教训。”回想起那段经历，她感慨万千。 徜徉在房地产研究领域13年，崔霁保持着探索未知的激情，也收获了历经风雨沉淀出的静气。 深耕热点 前瞻行业 多年来，骨子里的韧劲，支撑着崔霁一步一步成为房地产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在她的带领下，研究团队聚焦房地产宏观、中观层面，紧跟城市更新、轨道交通TOD、租赁住房等市场热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不断打磨中迎来了开花结果，始终站在行业一线。 例如随着轨交建设兴起的TOD领域，早在2009年，崔霁和团队就开始研究城市轨道交通上盖综合开发，至今已深耕11年。 2019年，在崔霁的主导下，房地产行业首份TOD发展蓝皮书出炉，在业内引发热烈反响。今年，她和团队仍在持续跟踪、不断完善TOD研究，2020年版的TOD蓝皮书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 又如，行业热点城市更新。从2012年国家提出的棚改，到2014年上海工业用地转型、2016年允许商办物业转型为租赁住宅，再到2019年国家倡导的老旧小区改造，崔霁和团队都结合政策和房企应用需求持续深耕。 她指出：“房地产行业正在进入存量时代，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赖于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央提出对城市更新的新导向，从过去的大拆大建到现在的有机更新。我认为，未来有机更新的存量市场有着万亿级的发展空间。” 把握趋势 创新突破 当前，崔霁敏锐地观察到，房地产行业正在步入后开发时代，主要有三个特征，今年受疫情影响，这些特征可能会更加凸显。 第一，市场新增市场规模已达到顶峰，开启存量市场及城市更新时代；第二，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容错空间收窄，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第三，企业分化越来越明显，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以规模取胜的大而强企业和以运营取胜的小而美企业都会有各自发展空间。 除此之外，房地产行业越来越关注与新技术的结合应用，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科技与房地产研究的结合，也是她较为关注的动向。 市场不确定性加剧，催生地产研究领域百花齐放，作为队长，崔霁又将如何保证研究团队的市场竞争力？崔霁指出，易居研究院有十五年的研究积累，今年更是荣获官方评定的国内房地产领域唯一的“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5A级”证书，在房地产研究方面具有平台优势。 同时，易居研究院定期举办内部分享会、易居论坛、沙龙、研讨会等，在研讨、交流中不断提升团队专业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此外，研究工作中队员们都勠力同心，是共同的战友。作为研究团队的队长，她和队员们亦师亦友，带领团队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不断创新，朝着行业应用型研究领域领先团队的目标奋进。 谈及未来，崔霁笑着表示：“房地产研究工作是我的事业，我希望保持激情、保持创新，继续努力、争取突破，不断提升专业影响力，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绿城集团创始人 宋卫平 展浩博 发自杭州 大约十年时间里，宋卫平每隔一周就会光顾黄龙体育中心。他坐在主席台正中间，眯眼注视前方，不时点一支烟。 在这里，浙江绿城足球每一场重要赛事，老宋几乎都未缺席。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球队左冲右突，大杀四方，宋卫平难得找到一种下棋牌时才有的快感，掌控乾坤，意犹未尽。 足球使人上瘾，宋卫平也不例外，同他好赌一样，这两样爱好，宋卫平可能至死都不会戒掉，却会慢慢淡去。或是看透了这一点，宋卫平决定正式作别浙江足球。 9月4日，浙江能源集团从绿城控股、浙江绿城教育手中，收购走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50%股权，这是宋卫平手中仅剩的球队一半股权。 退意早萌生 老宋对绿城球队萌生退意已非一日。2019年7月，宋卫平在绿城退休发布会上曾表示，“以后基本不管足球，输赢都与我无关了，跟亚东有关系了，到时候都去找他，年底可能把股份都卖给他。” 输赢都找张亚东，宋卫平一语成谶。尽管此次出售对象并非绿城而是浙江能源集团，可经历此次股权变更后，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已悄然从焦凤波变成了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张亚东。 为寻找合适卖家，宋卫平颇费苦心。他曾提出两个出售条件，一是球队不能迁出浙江，二是球队仍要保留绿城二字。老宋的诸多要求，使得球队股权转让谈判颇为曲折。 此次浙江能源集团进驻球队，为满足老宋的条件，股权变更后的绿城球队，取了一个颇为拗口的新名字：浙江能源绿城足球俱乐部。可以说，这是一个折衷的协调结果。 “我办足球的初衷，不是为了有一支企业队，而是为了浙江，为了中国足球”，宋卫平退足球仍不褪情怀，一如他过往一般。 浙江足球教父 地产圈里，宋卫平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无人不晓。可论起他在中国足坛的建树，其声名相较前者并不逊色。尽管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绿城足球未有一次夺冠冲顶。 马云曾说，“宋卫平是久经沙场，真正经历过中国足球风云的人。”而宋卫平则直接对马云说，“足球你不懂，不要碰”。 从1998年创立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算起，时至今日，宋卫平已成为国内最早触球的地产大佬之一。另外与其资历相近者寥寥可数，仅有建业胡葆森。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比后来居上的许家印早了十余年。 起初，老宋成立球队的初衷如他从事地产一样纯粹，仅是为了捍卫浙江足球的本土血脉，出于对足球的热爱。为支持球队运转，宋卫平可以说不计代价。 2001年，绿城球队全年总投入高达8500万元，这一数字是当年绿城房地产全年盈利的2/3。彼时，宋卫平对球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绿城不缺搞足球的钱，你们只管踢好比赛”。 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门昂贵的生意，就是这份昂贵的负担，老宋一背就是二十年。2014年，绿城足球该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以平局收场。赛后，杭州电视台主持人疾呼：不能让老宋一个人扛着浙江足球艰难前行，老宋累了。 当时，在麻将桌前收看这段直播的宋卫平，默默关掉电视，点着一支烟。身边的人问他今年足球又亏了多少钱？老宋想了想，吐了口烟圈，“可能三四亿”。 2018年，中交入主后的绿城房地产从宋卫平手中接下了50%股权，至此，老宋的担子才稍稍轻些。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宋卫平为浙江绿城球队的投入累计高达数十亿元。 足坛打黑第一人 “老宋是性情中人，我被他搞得最糊涂的时候是他足坛打黑的时候，有黑但我没想到有那么黑”，马云早年评价宋卫平打黑往事时，不无惊叹。 这场十八年前宋卫平掀起的足球打黑，至今仍震动足坛。2002年1月18日下午，宋卫平在绿城俱乐部召开打假扫黑座谈会。这场本应由宋卫平和吉利集团创始人李书福，共同出席的发布会，因李书福临时爽约，最终由宋卫平独自面对媒体。 交到媒体手中的是，一份在2001年甲Ｂ联赛执法中涉嫌收受“黑钱”的裁判名单。面对媒体，宋卫平坦言自己也曾向裁判行贿，甚至做好为此入狱准备。 “绝不会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如果我的入狱能够改变足球界反道德反价值的观念，这也值得...中国足球只有经过这样的痛苦，才能获得新生。”宋卫平义愤填膺。 这次自杀式举报，掀起了中国足坛打黑的惊天骇浪。不过最终八人“黑哨”名单中，只有一个向他坦白、再由他“出卖”的龚建平受到了法律制裁，而他自己差点被逐出足坛。此时最终以宋卫平远赴澳洲公干而不了了之。 对宋卫平而言，“打黑斗士”的称号带来的除了赞誉还有深深负累。2004年7月，龚建平因患血癌加之长期情绪消极，在狱中黯然离世。事后，宋卫平曾特地托人为龚建平家属送去慰问金。至今，宋卫平对此事仍深感内疚。 尽管当年足坛打黑引来争议无数，不过后来提及此事，宋卫平却并不后悔。他曾对人说道，“当我们看到我们进了球，全场四五万观众一起起立欢呼时，我一点也不激动，反而坐立不安，因为这样的进球是预先知道的，这样的胜利是预先制造的！我这是在骗人啊！这与往猪肉里注水，给过期的大米抹毒油有什么两样！” 的确，宋卫平对造假的零容忍度，与他造房子品质精益求精的追求，一样强烈。正如马云评价他说，“宋卫平大哥是个纯粹的人，在杭州企业家里，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 离开绿城足球后，宋卫平将出任浙江足协名誉主席，这与其离开绿城中国后担任的规划委员会名誉主席职位如出一辙。 这意味着，宋卫平此后将鲜少参与到绿城与绿城足球经营事务中。而他将把全身心精力投入到蓝城的文旅小镇事业中，余生尽数用来建造他心中的“桃花源”。 足坛生涯谢幕，但人们并不会忘记宋卫平于中国足球、于浙江所作的贡献。一位前绿城俱乐部球员评价说，“宋卫平是浙江足球教父，是真正的足坛传奇”。
近期人民币走出了一波显著的升值态势。自5月底触底反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4.1%，8月至今升值2.3%。人民币升值与同期美元走势回落、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冲击下率先实现经济反弹、海外需求旺盛持续推高中国出口以及中国加大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 与人民币升值相呼应，中国外汇储备连续五个月增加，8月末中国外出达到3.16万亿，创4年来新高，亦是上述四大因素的直接体现。展望未来，预期上述影响仍将持续，支持人民币保持阶段性升值。 因素一：美元进入下行周期 美元指数从3月年内高点以来下跌9.4%，美元走弱之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笔者在7月31日《美元当前走弱趋势是否会持续》一文中曾提及，美元已经进入弱势阶段。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疫情高烧不退、赤字飙升、经济恢复疲软。且在美国大选之年，为获得选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愈发撕裂，“弗洛伊德事件”加剧种族对立和政治撕裂。与此同时，美联储持续超宽松货币政策，今年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充68.1%，远高于欧洲央行的38%和日本央行的19.2%。美联储大幅降息之下，中美利差显著拉大。 另一方面，作为影响美元指数走势最重要的欧元，最近表现强劲，欧元对欧元兑美元接近1.2，创两年以来新高。其背后原因在于经济方面，欧元区疫情控制好于美国，当地经济复苏情况好于预期。而在政治方面，欧盟在财政协同上取得重要突破，就7500亿复苏基金达成一致，其中3900亿以援助形式发放，意味着欧洲向财政一体化上做出重要突破。市场对于欧元区经济与政治前景相对乐观，这对欧元构成支撑，并使美元走弱。 因素二：中国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反弹 疫情之下，中国政府采取及时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用最短的时间控制住疫情，并在二季度全球率先走出疫情冲击，这对于市场看好人民币走势提供支持。二季度中国GDP反弹至3.2%，成为G20国家中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国家。与之相对，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遭遇重创，美国经济二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9.1%，欧洲、日本二季度下调至15%和9.9%，全球经济正遭遇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展望未来，当前中国供给侧恢复已经接近疫情之前，工业增加值反弹至4.8%，需求端恢复相对缓慢，未来伴随着越来越多支持内循环的政策措施落地，需求端恢复加快，国内经济有望好于预期，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因素三：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扩大 疫情之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扩大，支持人民币升值。从货物贸易来看，今年受疫情影响，海外防疫与在线设备需求加大，中国成为与防疫用品、居家办公学习电子设备的全球主要出口国，8月出口9.5%，大幅好于预期，受到家具等可选消费的进一步推升，显示海外供应链受阻背景下，中国出口的较强竞争力。今年1-8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89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2%。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服务贸易逆差也有所收窄，1-7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回落25.4个百分点，贸易逆差为8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近一半。其中，受制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到广泛限制，境外旅行遭遇寒冬，境外留学大幅减少，海外旅行（含中国游客在境外1年内的留学、医疗、务工等花费）服务进口8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4.9%。 因素四：中国逆势开放，获得全球投资者看好 在疫情冲击与逆全球化大行其道背景下，中国经济遭遇产业链转移的压力。然而，危中亦有机，纵观全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始终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捍卫者和守护者，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货币政策稳健，对外开放步伐仍在加大，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如近几个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明显提速，项目总投资高达500亿元，预期年内竣工，明年便投入生产。与此同时，外资私募在下半年加快进入中国市场。 而从政策层面，近期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习主席提出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的三点倡议，释放了全球化与保持开放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伴随着海南自贸区，金融对外开放加快，有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提振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提振人民币资产。 综上，四大因素共同助推人民币汇率升值。展望未来，预期美国大选之下，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仍将持续，而在大选之前，获取政治选票仍是目前两党压倒一切的任务，抗疫优先级排后拖累经济恢复，政治割裂加大不确定性，美元或将维持弱势。而中国经济好于预期，以及逆周期下，中国政府持续释放的加大开放信号有助于提振对外资信心，支持人民币有望保持阶段性强势。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下调，以及最近几个司法判例，让整个金融行业感到了寒意。虽然，最高法最新规定里针对的是民间借贷，但是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本就应该低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潜台词里，所有金融机构都是被利率下调的对象。 利率上限下调，整个金融科技生态都会发生深远的变化，互联网贷款连接的广泛性会让寒意从流量方迅速传导到金融机构，再到各种增信机构。请看下文详细解析。 助贷凋零 在疫情期间，一些比较大的流量助贷机构的业务质量被击穿，很多城商行、农商行都关闭了无明确消费场景的助贷渠道。利率下调之后，助贷更是雪上加霜，从高潮期进入低潮期，在资金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助贷的盈利空间降低。流量方和贷款方此起彼伏的合作将告一段落，很多助贷机构也会主动大幅度削减存量。前段时间，很多助贷方为了合规，还专门申请了小贷牌照，实际上已失去了意义，因为利率才是对市场终极调控的“神之左手”。 助贷业务是有意义的，对于资金在线上快速触达客户帮助巨大。助贷业务的凋零，也会影响很多小银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很多小银行又重新回到线下，做线下贷款生意。 一些大型助贷机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转型，不再紧紧抱着流量生意，一方面加紧直接出资进入金融机构成为股东，向内加深对于场景的掌控和渗透，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金融科技输出的步伐。助贷机构会加强对于核心产品周边场景的收购和渗透，构建极具壁垒的场景优势，成为场景之王。除了做场景，助贷机构的数据、风控能力和营销系统，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脱胎于助贷机构的金融科技生态会崛起。 各种附着于助贷业务的融资担保和信用保险风雨飘摇，在利率下调之下，很多监管和司法机构早就已经盯上了这部分隐形借贷成本。融担和信保转型势在必行。 消费金融潮退 我国整个消费金融行业当前处于过度供给状态，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甚至还有信托公司都在做消费金融。银行因为可以直接向公众吸收存款、资金成本最低，相对会比较安全。未来，缺乏低成本资金的小额贷款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会大步退出消费金融市场。一直以来做36%利率客群（60%业务比例以上）的消费金融公司、缺乏自主掌控场景的消费金融公司，会面临较大的业务波动风险。 2006年出台的日本贷款利率上限法规，不仅限制了利率上限，还要求将之前多收的利息全部返回给消费者。此法规一出，直接导致日本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规模最大（巅峰时余额有1万亿日元）的武富士公司破产。其余三家消费信贷公司，客户和信贷规模狂降，贷款余额负增长持续了8年。所以，没有什么大而不能到，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消费金融公司，抗寒冬能力次于银行，优于小贷公司，他拥有较为便利的融资途径：同业拆借、银行贷款、金融债、ABS等。源自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公司拥有大量的低成本资金，如招商银行的招联金融、光大银行的阳光消费金融、中国银行的中银消费金融等。抗寒冬能力还要有自有场景，如海尔消费金融、苏宁消费金融背靠强大的产业链。但是一些非银行系、缺乏产业链支撑、比较小的消费金融公司就会面临较大的挑战了，资金成本高，场景管控能力很弱。 小型的小额贷款公司受利率下调影响最大。小贷公司资金来源受限，只能来源于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不超过两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资金成本比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从存款和同业拆借获取的资金成本高得多。地方的小贷公司服务的客户又是在当地银行借不到款的农户、个人经营者等次级客群，在客群定价上较高，因为要覆盖风险成本。利率的下调势必影响小贷公司的盈利空间，影响小贷公司对于这些人群服务的积极性。 客群上移 利率是平衡风险成本的重要调节器，贷款利率都是根据客户的质量而定的，优质客户利率低，次级客户利率高。 利率下调之后，面向次级客群的贷款服务已不受司法保护，金融机构大概率会放弃服务次级客户，转而去争抢优质客户，优质渠道流量将成为稀缺资源，那么优质渠道流量价格将会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的线上获客成本将显著增加。 客群上移也意味着，金融机构必须挖掘优质客群的其他金融业务消费的潜力，比如理财、支付和信用卡等，降低和分摊获客成本，但这对于精准营销和交叉销售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利率下调对于次级客群的服务是削弱的，让次级客群更加远离金融机构。原来次级客群因为信用较差，在银行机构很难获得充分金融服务，但是可以从小额贷款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获得金融服务。利率下调之后，他们在小额贷款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也很难获得金融服务了。但是，资金的需求始终都是存在的，次级客群就会铤而走险，去向非金融机构的地下渠道进行借款，虽然司法不再对15.4%以上的利率进行保护，但是这些地下渠道依然有司法之外的办法对次级客群进行管控，非法金融活动有可能死灰复燃，增加监管的难度。 银行盈利下行 利率下调后，场景渠道端的贷款利率下降，但是给场景端的分润还是要分，否则银行就没有新增的流量。更进一步说，利率下调后，银行互联网贷款资产规模将大规模缩减、息差将显著降低、盈利能力将明显变差。 国有大行还好，因为网点多，存款利率足够低，有较多的线上渠道可以分散渠道成本和降低风险。中小银行因为资金成本较高，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刚刚起步的线上贷款业务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 银行贷款盈利变差，就会考虑发展非息差收入。但是非息差收入盈利能力的构建比贷款盈利能力耗时更长，投入巨大。即使如此，银行未来也需要避免将业务全都押宝在贷款上面，发展支付、理财、生活服务、金融科技等非息差收入来源已是势在必行。 金融科技刺刀见红 15.4%的利率让金融机构降本增效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流量越来越贵了，“六稳六保”的大形势下，也不能随便裁员。降低存款资金成本？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银行机构存款付息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对自己狠一点，花钱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人效。 发展金融科技也没那么容易。有的金融机构说，花了几千万元买了一堆金融科技玩具在家里，拼装不起来，和业务融合不到一起去，对业务增长也缺乏贡献。这些玩具只能在展览和接待的时候，对外展示一下，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有的机构言必称数据风控，结果大数据一整治，贷款业务就趴窝停顿。 金融科技最重要的是能促进业务增长，而且是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同时又能管控单账户的运营成本。自身没有运营金融业务，但是也做金融科技产品的公司未来将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因为金融机构最关心的是金融科技产品是否能够促进增长。如果金融机构单纯买一个产品套件，却没有获得促进业务增长的领域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一些场景金融比较发达的金融机构如苏宁金融、度小满金融、蚂蚁集团都打造了场景化特征十分明显的金融科技产品。比如苏宁金融依托智慧零售场景，历经十年打造的小微金融科技全流程解决方案，有在前端获客的“知赢”精准营销系统，有在获客之后进行欺诈识别的“CSI”反欺诈引擎，有负责支持多场景的“天衡”小微风控审批系统，有负责小微企业画像和监控小微企业风险的“秋毫”小微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还有支持人工+AI催收的“捕逾”智能催收系统，最后还有面向场景金融业务的金融数据中台用于智能化业务运营和存量经营。 金融科技未来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品牌玩具，而必将是融入业务增长全流程的利刃。 产业链场景为王 贷款领域场景分为三种：集成他人的场景，自主掌握的场景，自主掌握的产业链场景。第三种场景是最有价值的场景，因为在这种场景下，贷款和产业链强相关，是和产业交易环节强绑定在一起的，是刚需的场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自主掌握的产业链场景巨头已经浮现，比如零售场景的苏宁金融，物流场景的顺丰金融，出行场景的滴滴金融，手机场景的小米金融。 在互联网贷款领域，通过消费贷款和受托小微贷款支付获取的客群质量是最高的，远远高于纯流量的场景。拥有产业链场景，拥有银行、消费金融等大牌照的金融机构更是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他们要生态有生态，要数据有数据、要场景有场景、要资金有资金，过冬的资本雄厚。 在金融业寒冬来临之际，一些还未渗透金融的产业链场景掌控者会携场景之威，迅速逆势布局，加速对于金融牌照的布局，逆势加强持牌经营的底蕴。字节跳动公司2020年拿下网络小贷和第三方支付牌照，2019年获得证券投资和咨询资格许可，2018年获得保险经纪牌照。蚂蚁集团、小米金融最近都布局了消费金融公司牌照。 另外一方面，产业链场景巨头也会修炼内功，加速融合行业数据、政府数据，推出细分化的场景金融产品。产品面向场景细分将加强，比如苏宁银行的“微商贷”，在小微金融科技支撑下，基于零售、发票、税务、电力等行业数据，渗透到了零售、物流、烟草、电商、农村等20多个场景。 流量巨头入股金融机构狂潮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 流量总是要变现的，资本总是要逐利的，公司总是要吃饭的。助贷这条路走不通，流量巨头选择了另外一条变现之路，纷纷选择入股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以此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又能维持流量变现的生意。实际上金融机构绝不是差那几亿人民币的资本，他们能接受互联网巨头的入股，看重的是他们的流量和场景，因为这是比股本金还要宝贵的资本，而且还能不断的增值。 巨头的嗅觉是灵敏的，视野是超前的，流量巨头早就加速了融合金融机构的步伐。从2018年开始，360数科入股金城银行，小米入股新网银行、开设天星银行，新浪微博入股包银消费金融，度小满金融入股哈银消费金融，玖富数科入股湖北消费金融，乐信入股江西裕民银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金融机构在瓜分流量，也可以认为是流量公司在融合金融机构。 利率下调其实是一件好事 繁华过后成一梦。 20年前，华为2000年全年净利润达29亿元，那个时候也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夕，任正非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华为的冬天》，跳出舒适区、习惯区，深刻反思了华为的流程变革、创新、均衡发展、干部管理、规范化管理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结果没过多久华为就遇到了IT界的冬天，网络设备采购大幅度减少；20年后，华为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达431亿元，但是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危机——核心芯片、软件和硬件供应链的问题。 金融行业受外界影响波动的更为厉害。很多金融机构习惯了流量+贷款的生意模式，是个银行都做线上贷款，接上外部数据就做风控，见个场景就谈助贷合作，业务发展靠外部流量，融担保险保驾护航，战略合作此起彼伏。经济形式好的时候，贷款都是很安全的，量蹭蹭地增长。在业务增长的时候，金融机构可能就会沉醉于当前的模式，忽视内在的隐患。经济形势变差的时候，贷款往往会出现大量的不良。流量模式会让线上贷款加速上量，也会加速恶化。 我们看到窗外整理草坪的工人，经常会推着割草机割草，因为这样会让草的根向下长的更牢、更深，可以吸收更多的养料和水分，使得来年的草长的更绿更茂密。利率下调，虽然降低了盈利空间，也倒逼金融机构做深层次的变革，为寒冬储备棉衣。 如何扛过寒冬？ 冬天不可怕，迟早春暖花开。 金融业是最进取的行业，金融融合场景，进而融合产业链的步伐不会停下，产业链金融生态的构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流量+金融，只是产业链金融非常粗浅的一种模式。利率下调的“神之左手”实际上在引导金融直接进入真消费场景，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削减掉中间的加价层。流量入股金融，金融建设场景浪潮都是相互融合的不同表现形式。 巨头们早就有了过冬的棉衣，那么中小金融机构何去何从呢？ （1）建设和守住场景。深耕本土化独特的场景，是你对外议价和价值交换的一切基础，是你维系客户忠诚度的必须手段。如济宁银行的慧济生活，乐信的消费权益平台乐卡。 （2）加速和场景、产业链巨头在资本上的深度融合。让流量和资金直接交换，基于产业链的刚需场景和真实数据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3）建设高可适用性、充分连接的业务数据中台。通过数据中台在公司内部统一客户、经营和产品数据，统一流程，在外部成为链接朋友圈、做大场景金融生态的神兵利器，很多时候业务发展、风险受阻，都是由于数据没有打通。 （4）发展促进增长的金融科技，尤其是和带有场景基因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这样既能促进业务增长。加强金融科技和业务全流程的融合，可以显著降低业务运营成本，又能帮助自身提升对于场景的理解能力。 （5）下沉到县乡镇去，和政务数据、行业数据深度融合。由此，充分构建起下沉市场的信用画像能力，提升对于下沉市场的风险管控能力。如网商银行的“县域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 冬天也是中小金融机构转型和涅槃的机会，冬天让我们在喧嚣中冷静下来，真正的思考自己，思考未来。 极西干旱之地有一蝉，此蝉匿于泥间二十三年，待雪山冰融雪水至，方始苏醒，于泥水间洗澡，于寒风间晾翅，震而飞碎虚空。——将夜
企业家涉嫌犯罪的案件中，由于办案机关缺乏财产权保护的意识，不区分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嫌疑人财产与案外人财产、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而“一揽子处置”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措施不当，极易引发企业经营能力受创、破产等一连串“蝴蝶效应”。 一、刑事案件财产处置的常规流程 （一）审判前的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冻结都是程序性措施，不变更财产的所有权，通常起到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作用。 1．查封：对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场所就地封存。 2．扣押：对与案件有关的财产进行扣留、保管。 3．冻结：对与案件有关的资金账户限制流动。 4．随案移送：公检法对查扣冻的财物及孳息，应妥善保管，以供核查，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原物的，应移送清单、照片或证明文件。 （二）审判前的处置行为 原则上，涉案财产处置应在判决生效后进行。审前处置属于例外情形，核心目的是保护财产权利人的利益最大化。 1．返还当事人：如案件撤销或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及时返还。 2．提前返还被害人：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权属明确的，及时返还。 3．处理违禁品：除违禁品需作为证据随案移送外，审前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4．提前变现：针对以下三类财物，经权利人同意或申请可先行变现，变现款项统一存入办案机关指定账户。 （1）权利人申请出卖或有效期即将届满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汇票、本票、支票。 （2）易损毁、灭失、变质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 （3）易贬值的物品。 （三）判决生效后的处置行为 1．返还当事人：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当事人的财产就不是违法所得，需及时返还。 2．返还被害人：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及时返还。 3．追缴/责令退赔：如法院终审判定被告人构罪，对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会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违法所得还在就进行追缴，如果违法所得被挥霍、毁坏或被第三人善意取得而无法追缴时，就责令退赔相应价值财物。 4．没收：如果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包含违禁品或犯罪工具，应当予以没收。 5．上缴国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 二、企业家涉案财产处置的常见问题 （一）“超范围查扣冻”，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措施 2013年，孙长松因合同诈骗获刑10年，后改判无罪。案件起因是马某控告孙长松在与其出资设立神羊公司及建设游乐园过程中涉嫌合同诈骗。当地公安在立案的同时，却将孙长松占股10%、马某占股90%的神羊公司查封，导致神阳游乐园成为沈阳最大的烂尾工程。 《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划定了查扣范围，在侦查中可以查扣的，只有能用来证明有罪或无罪的财物、文件或者犯罪所得收益及其孳息，与案件无关的财物一律不得查扣。但企业家涉嫌犯罪时，办案机关利益驱动，加之查清财产权属、性质耗时耗力等因素，查扣冻时频频“伤及无辜”。 查扣涉案财物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作为证据使用，查清案件事实；二是为了财产保全，定案后返还被害人，以求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超范围查扣冻”主要是因为法律对“合理范围”的界定过于笼统，只规定了“与案件有关”这一标准，口子开得太大，导致与嫌疑人有过交集的财产都可能有被查扣的风险。所以，办案机关合理查扣要坚守三条原则： 第一，直接关联原则，查扣财物应与指控的犯罪事实直接相关，如犯罪所得、犯罪工具。孙长松案中，查扣诈骗合同以及为了签订合同而用于证明其履约能力的相关财物都属于正常范围，但查封其名下的其他与待证犯罪事实无关的财产就是扩大打击。 第二，责任自负原则。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做到处理企业犯罪时不任意牵连企业家、股东个人，打击个人犯罪时不拉着企业一起背锅。 第三，成本和效益原则，以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二）“一扣到底”，应当解除查扣冻而不解除 《刑事诉讼法》145条明确规定：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查扣冻财物，应当在3日以内解除措施，及时退还。然而实践中，办案机关很少主动解除“超标”的查扣冻，原因在于：（1）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只关注当事人是否构罪这一焦点，比较忽视对涉案财物的审查，缺少关注也就缺少保护；（2）查扣冻的决定、执行、监督机关存在一定重叠，很难起到分权制衡作用；（3）权责不一致，办案机关对涉案财产的处置权力大，但处置不当的责任小，甚至没有；（4）财产权利人的有效救济途径较少。 “一扣到底”往往掐断了企业的“资金脉搏”，即便日后返还、赔偿，迟来的正义可能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企业往往已被“扣”死了。正如牟洋偷税、虚开案中，直至2016年，最高法才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吉林省公安厅向牟洋返还2004年扣押的企业及其个人合法财产202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730万元。可早在2007年，牟洋的企业就因巨额资产被扣押而彻底破产。 （三）审前处置涉案财物乱象丛生 曾成杰集资诈骗案之所以备受争议，就是因为早在侦查阶段，政府就将其企业资产卖掉，处置过程不公开，也没有资产评估报告，该案辩护人受访时表示“企业资产被明显低估了”。 前文已经讲过，刑事案件对于财产所有权的处置，原则上必须在判决生效之后，因为只有法院才有权判定“涉案财物”是否为“赃款赃物”。但目前的刑事程序中，两者几乎被画等号，审判前“暗箱操作”“贱卖涉案财产”的情况不在少数。 三、企业财产被违法处置的救济路径 （一）企业尽快自查，搜集涉案财产合法的证据 如果企业的合法财物被违法查扣冻，一味消极等待办案机关主动查明是不可取的，可能会错过最佳时机。企业需要第一时间展开财务自查，重点从财产的性质、权属、流向、当事人是否代持他人合法财产等方面出发，搜集能够证明涉案财物是合法财产的证据。 （二）通过专业人士和办案机关充分沟通 企业擅自处置涉案财物的行为非常危险，如有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查扣冻财产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企业需要尽早聘请专业人士对全案进行分析评估，制作“合法财产证据清单”，并提出法律意见，通过专业人士与办案机关积极沟通，争取将合法财产灭失的风险降到最低。 （三）向涉案财物的机关提起申诉、控告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置涉案财物的违法情形一般有三种：（1）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扣冻措施；（2）应当解除查扣冻而不解除；（3）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扣冻的财物。 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向实施上述三类行为的机关提起申诉、控告。 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向上级机关或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四）申请国家赔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侦查、检察、审判机关、看守所、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权做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 2020年7月22日，最高法、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重点解决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问题。严禁超标查封、乱查封，尽最大可能保持企业财产运营价值。财产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司法应保护企业的财产权，企业更应捍卫自己的权利，对违法行为说不！
从每个个体投资者而言，股市上涨是个好事，当然全身而退才重要。交易策略上，当然要上车。退出时机要看疯狂程度。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来说，这种国际价值洼地效应很难免，但也要清楚，资金推动型市场贻害无穷，2015股灾殷鉴不远。预测点位很难，也没有意义。不过，可以预见，这一波是外资割散户的韭菜。还有官方媒体鼓吹牛市，有过惨痛的教训。 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要坚持从微观上选择投资标的，更要注重基本面。三根阳性真的改变信仰，之前判断的基本面、流动性、估值、上市公司的质量等，在三根阳线之后统统都被抛诸脑后。牛市来了真的那么重要吗？从历史经验上看，就像那个段子说的，在熊市里凭专业能力赚到的钱，在牛市里都亏回去了，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流动性的变化，北上资金的增加，同时也一定要坚持原来的市场判断，投资标的的基本面要素，估值、价格、赛道等，有了这样的判断，无论牛市来还是没来，都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媒体一说牛市来了，很多人一怂恿，甚至很多人散布小道消息、所谓的内幕消息，就义无反顾、头脑发热地冲进去，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仍然要坚持从微观上选择投资标的，注重投资标的基本面。 如果大牛市真的来了，也不建议新手贸然冲进去。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如果大牛市真的来了，能保证保持定力不买股票吗？我想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股市连续上涨，很多人都按捺不住，跃跃欲试准备冲进去。对于成熟的投资者来讲，这无可厚非，从交易策略上来说，当然是该上车的时候要上车，但对于大部分对股市了解不多的新手，我建议还是按捺住自己的心情，按兵不动，因为你可能获得的收益比起风险来讲要小很多。其实包括股票市场投资者在内的各种投资，本质上还是对人性的修炼，也可以说是非常反人性的，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火热的情况之下，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从头学起，至少还有一个成功的开头，如果贸然冲进去，不明就里，甚至听信很多所谓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亏钱的概率非常大。 普通投资者千万不要加杠杆炒股，风险极其巨大。普通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绝对不能按照机构的打法去打，因为两者资产规模、风控能力、专业程度等都是不一样的，两者的投资策略一定不一样。股市仍需时间培育：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修订、严格监管、打击造假、实行注册制、去行政化等。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股票都不怎么赚钱；股市真正赚钱反倒是经济增速下降、经济质量提升的时候。建议普通投资者在明确宏观趋势后，花力气选择赛道，找好标的，不要一听说牛市来了就急于动手。大部分人投资是赚不到钱的。坚持自己投资，就一定要分散投资，一部分交给机构，一部分买公募基金，一部分买私募基金等。对于可投资产规模不大，又确实按捺不住想去炒股，同时炒股的资金亏损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的散户，千万不要加杠杆，加杠杆风险极其巨大。 全球格局变化必须关注，当前全球的产业分工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美国，消费市场、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成为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提供能源、矿产、粮食、农作物。在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之下，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图景——国内区域大洗牌。举例来说，未来像黑龙江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可能会特别像国际格局中澳大利亚的角色，陕西会特别像沙特，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则会像美国。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提法非常重要，标志着中国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基本遵循加入国际大循环发展的策略。新的提法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强调了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变化的出现有两大原因：一是内部原因。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结构改变、优化，转变增长动能的攻坚期。尤其是受疫情冲击，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疫情的冲击对我们来讲是长期的，整个投资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要跟疫情长期共存。二是国际层面的变化。当前世界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谋求发展。这一转折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双循环有四大关键词：统一市场、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其中，统一市场是基础，启动内需是动力，数字经济是提升，产业重构和区域洗牌是结果。首先，统一市场。如果要启动内需，我们肯定是要来一轮比当年加入WTO前实现国内市场统一更大的举措。国内市场虽然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广度、深度都值得挖掘，但实际上存在很多区域之间的障碍，其中有法律法规、监管、交通、物流、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统一市场的建立是新经济格局形成的基础。其次，启动内需。启动内需核心是深入推进和落实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其中包含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大数据。启动内需核心是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只有生产要素的活力释放出来，内需才能起来。现在启动内需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减速还是疫情的冲击，都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时启动内需显得非常紧迫。第三，数字经济。“新基建”和数字经济是提升和升维，即升维竞争、换道超车。数字经济也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即所谓的“新基建”，这是每个城市都避不开的。对每个城市来说，它的要义在于要抢抓机遇，走在前面，最好先人一步。京沪线、京广线可能比其他城市更有先机。身处一些中小城市的领导和企业家，可能要想办法避免虹吸效应。第四，产业重构。产业重构和区域布局会出现区域洗牌的结果，就像高铁导致的城市之间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产业链重新布局，两者是一个道理。未来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难完整想象。就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很难想象互联网会发展成为现在的状态。但今天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对于前二十年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来讲，这是升维竞争、换道超车的绝好机会。“新基建”、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既然开车追不上，那就改直升飞机。 “新基建”推进的四大有利因素。首先，从政策上来讲比较友好，产业扶持政策不断加码，上至中央下到各个部委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是很好的一个背景。传统“铁公基”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增长的弹性越来越小，即获得一定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急需转换增长的动力。因此在政策或国家支持层面，应该也是不遗余力的。第二，现实需求比较强劲。因为“新基建”不仅是短期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的重要举措。目前据很多机构测算，“新基建”的经济效应投资回报率很高，尤其是科技类的新基建对GDP的拉动非常明显。第三，补短板、惠民生的要求，特别是“新基建”中，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重要。疫情之后，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提升应急能力，补充升级医疗器械设备和医疗信息化等都亟待提升。第四，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新基建”非常符合这一方向。 发展“新基建”有两大抓手。一是“通”，即信息的互联互通，这相当于传统基建的交通。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布局5G基站、终端、工业互联网等。对于投资机构来讲，赛道没有问题，但是究竟谁能跑出来？这是投资机构要去考虑的。二是“数”，即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在金融行业一些新型银行已经能够使用大数据做很多传统银行做不了的事情，大数据无处不在。这时一些原来相对落后的地方，反而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因为很多发达地区并不适合建设大数据中心或基站，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则能够享受到这个趋势的红利。 改善营商环境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切入。从宏观上看，主要涉及到治理问题，即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从中观上看，主要涉及到监管管理问题。管在涉及到部分行业的管理存在一种现象，就是“白纸黑字抵不过一个电话”。此外，窗口指导也非常普遍，有的窗口指导是不是有必要值得讨论。从微观上看，主要涉及到服务和成本的问题。以企业服务为例，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来一些科技类企业，但由于这类企业投资周期比较长，科技转化成产品的周期比较长，时间一长，部分地方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会提出把原来承诺的地或其他给那些税收规模大，收税见效快的企业。这类问题也是提升改善营商环境需要面对的。
9月6日，黄奇帆出席了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论坛”，并做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黄奇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自高层提出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战略以来，内循环受到了高度关注。黄奇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前体制内高官，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领域专家，退休之后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这次演讲中，他对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战略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影响做了深刻剖析。本文整理了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虽然文章有点长，但值得细读。 5种压力与内循环的必然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总书记是在5月下旬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贸易战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 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顺理成章地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它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它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5大好处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地发育。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顺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推进内循环的的举措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个，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 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得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干嘛的？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第三，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重要的核心的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个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利，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作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地转动起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首发于《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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