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以来，A股市场已经走出了一轮牛市行情。但是，在最近一两年的牛市行情中，却并不是多数投资者可以轻松盈利，而在实际情况下，多数人还是跑输同期的市场行情。在A股牛市氛围之下，也并不是人人获利的时刻。 机构抱团取暖，这是这些年来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从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到五粮液(行情000858,诊股)，再到不少我们熟悉的白马股身影，似乎都存在着一个共性，那就是这些上市公司股票往往聚集了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少则数十家或上百家，多则数百家乃至上千家机构。 从近年来A股市场的表现分析，最容易跑赢市场指数的，往往属于那些机构云集的白马股或蓝筹股。与此同时，在这些年来的市场状况来看，整个市场似乎存在着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运行特征，对本身已经走得很强劲的白马股，却继续保持着原来的上涨趋势，甚至因市场环境的持续回暖而出现加速上涨的行情。但是，对一些本身质地不差，但却因缺乏机构资金关照的上市公司，近年来的股价表现却比较平淡。至于部分绩差股或质地一般的上市公司，更是明显跑输同期市场指数的表现，A股市场两极分化的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 机构抱团取暖，本质上还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或上市公司质地持续向好的背景下，机构抱团取暖更容易推动股价的合力上涨，在机构资金分歧较少的环境下，一方面是基金机构做高净值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机构投资者不断推高股价的愿望，并导致后来者用越来越高的成本才能够参与其中，从而达到加速行业优胜劣汰、提升竞争效率的影响作用。 今年，正好碰上了特殊的时期，在全球市场开启宽松流动性模式的背景下，国内无风险利率趋于下行，反而更进一步促使国内资本市场的优质资产、稀缺资产的估值溢价进一步攀升。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白酒行业的头部企业，还是牵涉到酱醋类的头部企业，市场都愿意为这些上市公司给予很高的估值溢价。例如，在几年前，贵州茅台估值达到30倍左右，已经是很高的估值水平了。但是，到了现在，市场却可以接受贵州茅台超过40倍的估值水平，即使上市公司本身的赛道很好、护城河很宽，但即使按照每年10%左右的盈利增速计算，在平常的市场环境下，这一估值水平已经透支掉今年乃至明年的盈利预期。 不可否认的是，对部分行业头部企业的估值溢价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宽松流动性预期的影响，但除此以外，则离不开机构抱团取暖的效应。在单边上涨的行情中，机构越云集的企业，反而越容易获得更多资金的关照，在机构投资者合力做多的背景下，却助推了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涨到投资者也会怀疑人生。 在牛市环境下，赚钱难度会明显高于熊市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数人可以跑赢同期市场指数的表现。不过，在以资金推动主导的市场环境下，与机构一起抱团，未必会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可能会获得超预期的投资回报。 不过，正如上文所述，机构抱团取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单边做多的市场行情下，机构抱团会加速股价的上涨，市场更容易接受高估值溢价的空间。但是，当市场出现趋势拐点，或机构资金开始出现明显分歧时，那么机构抱团的弊端也会迅速展现，有时候上市公司遇到了黑天鹅事件，股价的集中抛售压力却远远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这恰恰也是机构抱团的潜在风险之一。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内外经济循环的宏观格局之变，离不开内外价值链的微观基础之变。在“外循环”所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内价值链发展相对滞后，形成了失衡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受此影响，中国产业体系以单一环节对接全球价值链，放大“被脱钩”风险。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抱团取暖”策略，也难以应对全球大变局的系统性冲击。面向“双循环”新格局，中国内外价值链结构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国内价值链料将加速发展，形成更具深度和效率的垂直分工体系。 基于此，中国经济有望从“以环入链”转向“以链入链”，与全球体系缔结更为多元的纽带。中国企业有望从“抱团取暖”转向“筑链共进”，从三大途径同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这一场大变革中，“科创头雁”、“国货潮牌”和“隐形冠军”三类中资企业有望实现长趋势崛起，逐步兑现内外变局所赋予的时代红利。 “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简而言之，“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垂直分工体系：将某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分解为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垂直”承接、依次进行的环节，这些环节分散在不同经济体内进行，并通过国际贸易逐环传递并累加各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如果上述的垂直分工和附加值传递发生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则为“国内价值链”。对于经济体而言，全球和国内价值链的结构共同决定了分工形态，而分工形态则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竞争策略和发展潜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沿海发展战略”和加入WTO，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外循环”，是实现“增长奇迹”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快提升，而“内循环”中的国内价值链却发展相对滞后，逐步造成了失衡的分工形态。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形成“以环入链”的不对称格局，这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水平化”而非“垂直化”，即大量的企业在功能上高度重叠、在位置上拥堵于价值链的低端（详见附图）。受制于这一分工形态，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企业只能选择“抱团取暖”策略，凭借同质化企业的数量优势，通过大规模生产压低价格和成本，进而在存量博弈中争夺全球订单。 “以环入链”易脱链，“抱团取暖”难长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全球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上述内外价值链结构、分工形态和竞争策略的弊端正在加速暴露，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 第一，“低端锁定”效应。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全球价值链获得外部技术转移，中资企业缺少自主研发的动力，对研发的投入长期不足。另一方面，一旦有中资企业奋力走向技术前沿，就将在全球价值链上遭遇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市场势力进行的双重封锁[1][2]。若不能打破这些桎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将被长期锁定于低附加值、低盈利、低博弈能力的低端环节。 第二，“被脱钩”风险。由于是凭借单一环节“入链”，中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缺少多样化纽带，功能定位缺少不可替代性，因此更易于被“踢出”全球价值链。当前，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地缘政治博弈。新冠疫情长期冲击之下，全球价值链转而更加强调弹性与安全，而非成本最小化，因此将避免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此外，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其他后发经济体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释放，正在催生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些因素都将长期加剧中国企业的“被脱钩”风险。 面对上述风险，“抱团取暖”策略难有作为。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长期疲弱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由于功能重叠，或将在国内外市场陷入激烈的同质化竞争，难有余力向上突破“低端锁定”。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企业之间能够加强相互的扶持，但是由于彼此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相同位置，因此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分担、风险分散。一旦外部环境对这一位置进行系统性施压，则企业之间将发生风险传染和集聚爆发。由此，从根本上来看，“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 “双循环”格局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旧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针对上述弊端，仅在全球价值链内难以找到腾挪空间。向内发力，补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短板，进而重塑内外价值链的结构，料将是更为有效的破局路径。结合“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和时代形势，我们认为，未来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将凸显相互促进的两大趋势。 第一，价值链环节的拓展。从生产流程来看，发展国内价值链，关键在于将国内价值链拓展至更多元、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打通各环节的互动联系，进而形成层次丰富的垂直分工体系。基于当前的时代机遇，这一目标有望从三个层面加速实现（详见附图）。其一，抢占研发设计环节。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先发优势正在助力中国积极拥抱新一代技术革命，叠加资本市场的深度改革，有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富有科创能力的“头雁”型高新技术企业。其二，壮大品牌营销环节。立足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居民消费升级潜力和疫情时代服务消费回流机遇，新一批“国货潮牌”正在稳步崛起。其三，升级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完备产业链的基础，叠加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打破功能的简单重叠，进一步细化分工、深耕技术，从而在各个细分的关键中间品领域培育出“隐形冠军”。由此，国内价值链将从单薄的加工制造环节，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详见附图）。 第二，“地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国内垂直分工体系的发展进程，实质上也将是国内“地域-产业”结构的再优化过程。在区域战略视角下，中国正在走向“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不同于以往，新的区域战略致力于打破地理板块划分的桎梏，充分发挥成熟地区或增长极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与之匹配，借助于垂直分工体系，未来“地域-产业”的结构有望呈现两大变革。其一，中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在这一进程中，中西部地区将承接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管理经验、技术扩散、市场信息和资本支持[3][4]，进一步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全国生产效率提升。其二，东部地区聚力发展高端制造、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区域性地聚焦于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将激活和增强人才蓄水池、中间品投入共享和技术扩散的正向集聚效应，将单个企业的“孤军奋战”转变为企业群的“集团突围”，从而加快打造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以链入链”固纽带，“筑链共进”促升级。随着国内价值链的加速发展，其与全球价值链有望形成双链并立、良性互动的新结构（详见附图）。这将深刻改变中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定位、竞争策略和发展空间，也将为“双循环”的宏观格局奠定生产流程上的微观基础。 第一，“以链入链”，强化“双循环”的内外纽带。不同于此前的“以环入链”，发育完备的国内价值链将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以链入链”。其一，基于拓展后的垂直分工体系，国内价值链能够在更多的环节上与全球价值链缔结新纽带，强化中国产业体系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将降低因单一环节链接所引致的“被脱钩”风险。其二，国内价值链的发展能够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加速技术扩散、推动企业成长等效应[5][6]，推动中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整体增强中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博弈能力，从而降低来自于全球价值链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壁垒冲击。其三，即使遭遇外部冲击，在国内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企业不是同质化的竞争关系，而是异质化的合作关系，因此既有在共同利益下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意愿，也有在不同环节上分散风险、合力共进的能力。由此，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将更具稳定性和主动权。 第二，“筑链共进”，促进“内循环”的产业升级。随着国内价值链从单一环节拓展为完整链条，并带动内外价值链结构的重塑，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有望从面向存量竞争的、以量取胜的“抱团取暖”，转向面向升维竞争的、以质取胜的“筑链共进”。具体而言，在“双循环”格局下，以内外价值链为脉络，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将有望从三个层面展开（详见附图）。一是单环式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进等途径，推动加工制造环节的生产效率提升，这主要将通过深耕专业领域的制造业“隐形冠军”来实现。二是阶梯式升级。即沿着现有产品的价值链条，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从而完成从低附加值、低利润向高附加值、高利润的进化，这主要通过“科创头雁”和“国货潮牌”型企业完成。三是全链式升级。由于“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国内链条被打通，因此一旦“科创头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就将带动整个国内链条从旧产品跃迁至新产品，同步推进所有环节的升级。例如，此前日本、韩国半导体产业“收音机→电视机→个人电脑→智能设备”的升级路径即为典型案例。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类社会数字时代的到来，全链式升级机遇将更多地涌现。以国内价值链“筑链共进”，夯实单环式升级、阶梯式升级的基本功，抢抓全链式升级的新机遇，料将进一步拓宽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致远之路。 参考文献 [1] 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 “低端锁定” 吗？[J]． 管理世界， 2018 （8）： 4． [2] 卢福财， 胡平波． 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10）： 23-32． [3] 张少军， 刘志彪． 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J]． 经济管理， 2013 （8）： 30-40． [4] 邵朝对， 李坤望， 苏丹妮． 国内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 （3）： 14． [5] 袁凯华， 彭水军， 陈泓文． 国内价值链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事实与解释[J]． 经济学家， 2019 （9）： 93-103． [6] 黎峰． 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中国省级区域角色——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 136-153．
2020年7月27日，国际金价突破1921.15美元/盎司的9年前历史高点。然而金价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于8月4日历史上首次升穿2000美元/盎司大关。高处不胜寒，市场未能在“神奇”整数关口上方站稳，8月7日，伦敦现货金价在触及2075.14美元/盎司后，开始出现大跌，三日内一度重挫超过200美元/盎司，跌幅超10%，后有所反弹至1947美元/盎司附近震荡。归根结底，黄金价格就是市场对投资者忧虑的定价而已，投资者对世界越是焦虑，金价就越是坚挺，因此探析投资者“几多愁”很关键，也是判断金价会否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重要基础。金价牛市还会维持多久？ 此轮暴涨超越2008年，直逼50年前行情 2020年初至8月23日，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呈现出四大阶段性特征，分别是1月-3月9日的持续走高、3月10日-4月14日的深V型先抑后扬、4月15日-6月18日的震荡平盘和6月19日-8月7日的屡创历史新高。 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大增、中美摩擦不断升级及全球新冠疫情加速扩散的避险需求抬升影响，黄金现货价格从1月初的1517美元/盎司持续走高至3月9日的峰值1703.6美元/盎司，涨幅超12%。 受疫情扩散超预期影响，海外资产大幅调整始于2月下旬，并伴随油价暴跌冲击，在3月9日后出现明显的流动性危机特征，黄金现货价格从3月9日的峰值1703.6美元/盎司走出先抑后扬，下挫至3月16日的1451.13美元/盎司，6个交易日跌幅达14.8%。 伴随美股多次熔断暴跌，3月9日以后市场出现黄金、美债等多资产通杀的局面。从交易机制上看，这是由于金融机构自身带有杠杆，在美股剧烈下跌导致部分金融投资保证金追加和应对客户赎回的需求明显加大。这就形成“股价下跌—资金需求加大、抛售股票—股价进一步下跌”的反馈循环。这种反馈循环将加大市场的去杠杆化行为，而这在量化程序交易中更为明显。在本轮暴跌前，据统计，美股交易量中至少三分之一是量化交易。同时，在股价快速下跌，特别是出现熔断预期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开始抛出手中各类资产以换取现金，黄金资产也遭到了抛售。 随后美联储的大规模救市政策，挽救了市场于流动性危机的门槛上。价格型政策工具端，2020年3月3日，美联储紧急降息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1.25%目标区间，3月15日，美联储再度紧急降息10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 0%~0.25%目标区间，重回零利率时代。数量型政策工具端，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再次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操作。在此轮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3月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0.98%，为美国国债历史上首次跌破1%关口。在此背景下，金价大幅反弹至4月14日的1747.74美元/盎司，21个交易日涨幅达20.4%。在4月15日-6月18日的震荡平盘后，金价在6月19日-8月7日势如破竹，屡创历史新高。 实际利率走低：金价大涨核心逻辑 回顾过去三个月，黄金价格的上涨幅度基本已经沿着情景假设中最为强劲的路径在演进，甚至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速度，这也侧面反映了2020年市场情景在全球货币超发速度和数量、恐慌情绪及经济增长前景等方面，比2008年更为严峻，更为接近1970-198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期。直接诱因有三： 其一，实际利率走低是支撑此轮金价大涨的核心逻辑。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则国际金价与名义利率负相关，与通货膨胀正相关。分析国际金价涨跌现状与未来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拆解为分析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两大核心动力。名义利率的下降和近期通胀走高致使实际利率大幅走低，继而推动金价创出历史新高。一方面，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美国实施了无限量QE政策，并维持零利率政策，作为衡量美国无风险利率的最佳指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持续走低，说明名义利率处于历史低位。4月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0.53%-0.91%的区间波动，不仅波动幅度小，而且此区间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最低水平。8月4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探至0.505%，再创历史新低，也是2020年第三次跌破0.6%关口，疫情彻底结束前或仍将保持在低位震荡。 另一方面，美国通胀水平及通胀预期有所抬头，致使美国实际利率大幅走低。6月和7月美国CPI水平均环比上涨0.6%，高出彭博社此前调查业内预测0.3%接近一倍，相较去年同期，当前CPI水平已经上涨1%。 其二，本轮金价大涨也有着明显的资金推动型特点。黄金需求的主要方面是金饰品生活消费、科技生产与央行买入所代表的生产生活需求，近五年占比近70%，其中金饰品需求占比超过50%；包括金币、金条与黄金ETF在内的投资需求则占比近30%。但2020年投资需求显著高于金饰品需求，成为最大需求端，且相对占比达到历史峰值，黄金交易所买卖基金（ETF）及其类似产品大量配置黄金资产，推动金价稳步上涨。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球黄金ETF等产品已连续八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入，仅7月资产管理规模（AUM）就增长97亿美元，相当于增加了166吨的黄金仓位。今年前七个月，全球黄金ETF总流入899吨，约491亿美元，远高于2009年的年度流入纪录，当年全球黄金ETF的总购买量为646吨。 其三，以中美冲突为特征的地缘政治风险和避险情绪上升也助推金价涨幅。从5月起，中美关系以近乎自由落体式地恶化，再加上美国大选混乱局面、疫情失控、黎巴嫩大爆炸等因素，金价也就成了脱缰的野马。 2022年前黄金价格或将先扬后抑 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前，美国实际利率仍将处于低位，黄金价格大幅向上和下挫的概率都较小。2020年8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降至极低水平，降无可降。叠加美联储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预期，名义利率端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在今年内甚可视为“稳定值”。且此次“货币大放水”随后的预期发展与往年大有不同，美国货币政策料将持续宽松。因疫情危机仍在，历史上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将随之收紧—名义利率回升”的预期回复路径已被隔断。而在通胀周期性视角下，美国与全球的通胀水平现均处于历史低位，此后通胀预期将带动通胀有所回升，将成为黄金价格上升的动力支撑。但此轮通胀修复上行空间有限，疫情影响下将推升货物商品的价格，但服务商品价格由于线上化与疫情隔离，则反而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而美国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也为名义利率端带上了“紧箍咒”，黄金上升空间有限。 展望大选后至2021年上半年，黄金价格或将在2021年上半年存在通胀支撑型上涨行情，需考虑拜登当选后的前置效应。基于疫情不会快速结束和美国无限量宽松政策不会在明年年中结束的判断，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明年7月前或将保持目前低位震荡，美联储继续执行收益率曲线管理政策，名义利率水平维持低位。但随着经济逐步复苏，明年同期，国际能源市场大概率将回归理性，名义利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由供求决定市场定价回升，则黄金价格将与通胀共舞，再度走高。但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或将采取加税、严监管等政策，不利于美股，利好黄金，这或将前置黄金的上涨行情。 如果预测2021年之后的趋势，这将取决于疫情演进这一核心因素，黄金价格或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数月后秋冬季北半球存在疫情二次暴发风险，尽管俄罗斯宣布首款疫苗注册，但该疫苗尚未通过临床三期实验，后续多国疫苗研制时间多存变数。如果疫情长期持续，实际利率或将维持在低位，金价或仍震荡走高。一旦疫情在2021年底彻底结束，负面冲击也逐步消化后，2022年美国政府杠杆率亦将逐步回落，宽松货币政策将逐渐由财政所替代，美债收益率则将摆脱政策束缚，进入市场化回升周期，而黄金则将于名义利率端持续承压。 不过总体来看，在与美元脱钩近50年后，黄金摆脱货币属性回归商品本源，由市场供求决定其价格涨跌，由于黄金的供给端总量、结构与成本的“三稳定”，黄金价格的决定力量更多源自需求端，尤其是投资需求。全球央行近年频频分散外汇储备中的投资种类，持续增持黄金，这一趋势或将持续，也是黄金价格在中场获得支撑的重要因素。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末，全球央行已连续十年净买入黄金，2018年和2019年分别购入656吨和650吨，为过去50年来购买量最大的两年，新兴市场央行成为黄金需求的新主力，其中中国的黄金储备在2019年末达到1948吨，占外汇比重3%。随着全球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贸易战和武装冲突等风险渐次加大，预计各国央行将在中长期增加了黄金配置，以应对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情景。
01 被誉为真正落实“房住不炒”、精准打击投资炒房的“7.15”楼市新政，实施有一个半月了，二手房签约量仍在探底。 但客观讲，“7.15”新政仍未脱离过去的老套路——在控制“需求端”上做文章，而供给端和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改变，市场对未来楼市新一轮反弹的顽固预期并未扭转。 站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历史节点上，深圳住房体系该如何设计？ 8月28日，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张学凡提出，“新加坡是深圳学习的榜样，将来深圳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 那么，新加坡模式，是否学得了？怎么学？对深圳楼市未来的影响有多大呢？ 其实，深圳这位领导公开表态，要“学习新加坡”，不是一回两回了。学些发达国家经验和做法，这是几十年来惯常的提法，本身无太大问题。关键是，体制机制不同、政府目标取向不同（靠不靠地产稳经济）、配套政策不同（是不是真调控），有没有可比性，这才是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小龙发展奇迹太震撼。特别是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和住房政策等方面备受推崇，国内考察团一波接一波。 深圳是国内学习新加坡的先锋，2007年，深圳市就派出考察团，学习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但现在看，尽管学了很多，但落地难度很大。任何领域学习后要改革，关联到上下层、相关部门，这就涉及体制机制了，结局难免貌合神离。 02 我认为，不管是2018-2035年建设170万套住房，还是公共住房占60%，商品住房占40%，住房用地提高至建设用地的30%，扭转过去20多年过度市场化，导致泡沫化、空心化、住房困难、转型困难的局面。 当下的深圳，改革决心史无前例，此心、此志、此情，天地为证、日月可鉴。 这绝非颂扬。“房住不炒”要落地，除了北京外，最应该贯彻、贯彻的最充分的就应该是深圳了。 因为，深圳将“无深圳、不负期望”。 当下的深圳，已不不单单是特区，搞好先行先试，给全国提供改革开放的经验，就可以了。当下的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都市圈核心，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先行示范区，要发挥“我将无我”的精神，带动大湾区发展，突围经济转型。关键就是，能否控制高房价、解决住房难题。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大循环”、国内外“双循环”战略起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突围科技关键领域、环节、零部件上“卡脖子”，让科技创新助推国内新经济和广泛应用场景的新技术发展，让国内大规模市场，插上科技的翅膀，高速循环起来。 当下的深圳，科技创新面临红利期过后的空档，高房价、投资炒房泛滥，这是科技创新的大敌，必须要迈过这个坎儿。 03 行百里者半九十。 深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住房供应、解决住房难题。三个欣喜的变化，不得不提出来： 一是空间结构向住房转移。住房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从2018的21.2%，提升到“十四五”末的30%，深圳终于认识到“重增长和招商，轻保障和民生”的恶果，从空间结构上开始着力解决。 二是产业用地开始转向住宅用地。保留好工业区红线，剩下的都向住宅转移，加上交通场站开发，对于突破供地瓶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8月初，自然资源部《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函》的印发，事实上将用地主导权、改革权下放到深圳。 三是补上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相信，2019年深圳中小学30万年薪网络北大、清华毕业生，已经让深圳足够称霸了，但这是深圳公共服务补短板的一个缩影。从去年开始，教育医疗大干快上，就全面起航了。深圳恢复了1988年取消的“土地划拨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将行政办公、教育医疗、市政交通等公益性或非盈利性用地纳入政府所有、刚性供应、循环利用范畴。 04 总之，深圳“二次房改”的目标，至少在量上，实现是没有问题的，乐观的话，可以避免“香港化”（少数人豪居、多数人蜗居）。 但能否像新加坡那样，在创造经济奇迹、科技奇迹、城市发展奇迹（新加坡是城邦型国家）的同时，在华人世界，创造“居者有其屋”的第二个全球典范？ 谈起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大家经常讲的就是，超过80%的人住在政府建设的组屋里。但这绝非新加坡住房制度的核心，也绝非学习的内容。 其实，新加坡伟大的住房成就，基石就是“四大支柱”，其表现就是，超过80%的人，体面地、安稳地住宅租屋里，享受着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一是国有、公有土地占主导（占比87%）。国有确保了新加坡政府低价征收土地，公共基础设施为土地增值带来的大部分升值，也归属国家。强势政府将征收地价定在1973年的水平，无人敢反对。因为，建设组屋，低价卖给市民（房价收入比在3-4倍），确保组屋低售价，这是公共利益。 二是覆盖面广、强制缴纳的中央公积金，“高存低贷”。公积金存款利率较高，普通账户 2.5%，特殊、医疗和退休账户均为4%，高于同期五年期国债收益率（2.19%）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1.2%）。存款利率高，确保了大家不乱提取，公积金池子的“水位”始终很高，买房都可以用到。 同时，贷款利率较低，一般在公积金存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0.1%，1993 年来一直稳定在2.6%。有人问了，高存低贷，利率倒挂，新加坡的公积金中心去喝“西北风”？奥妙在于，中央公积金局运营成本并不依赖存贷利率差，而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并交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这是循环的开始。政府将出售债券所得资金，以专项资金支持计划的形式，提供给负责建设组屋的国企——建屋发展局（HDB），HDB用这笔钱，不仅发放优惠的公积金贷款，还为组屋提供建设资金。大家想想，地价那么低、资金又那么便宜，建安成本是固定的，低房价铁板钉钉。 三是严苛的税收制度，让炒房没有生存空间。低成本只是低房价的充分条件，如果炒房盛行，低房价可能会助长炒房。但在新加坡，高额税负让炒房没有生存空间，新加坡税收体系包括印花税（交易环节）、所得税 （交易环节）、财产税（保有环节）。买家印花税，1%-3%累进，这个并不高。 针对买方，还有一个额外印花税，新加坡公民要买的话，首套免征，但第二、第三套税率分别为12%和15%。永久居民首套税率5%，第二、第三套都是15%。针对外国人的买家印花税，甭管你是首套、二套、三套，一律20%。 粉碎投资念想的，是卖家印花税，按照卖家持有年限，持有1年出售，税率为16%；1-2年的，税率为12%，即便持有3年，也要8%的税率。印花税让赚买卖价差的投资预期，彻底偃旗息鼓。同时，保有环节也得缴税，而“这一刀”也不轻。 简单来说，只有自住型住房（自己居住的房子）适用低税率。对拥有多套房的人，简直就是恶梦，一套住宅可享受自住型的低税率，其余适用非自住型（出租或空置的组屋、公寓及其他物业）税率，五级累进、无免征额、最高税率20%，最低也要10%。 最后一个支柱，就是组屋的供给模式，也杜绝了投资的空间。 一是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申请新组屋（单身只能在35岁以后购买），永久居民只能购买或租赁二手组屋。对于离婚夫妻，也需要在离婚5年后才能申请。 二是新建组屋全部满足中低收入家庭自住需求，严格控制收入，三房式新组屋申请的年收入上限为6000或12000新元，四房式或更大组屋收入上限为12000新元或18000新元（多代家庭）； 三是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组屋，根据不同情况，都将获得数额不等的购房津贴。比如，小面积两居组屋，补贴后最低仅售9.5万新元（50万人民币），以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普通人3年买房轻而易举。 四是政府主导组屋定价，严控房价收入比保持在3-5倍。 五是严格退出机制，严惩弄虚作假。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要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必须退出，每个家庭一生只有两次购买新组屋的机会；严惩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则面临高达5000新元罚款或6个月监禁。 最后，讲很关键的一点，所有组屋都有较完整的生活配套设施，只在面积、卧室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每个社区都很漂亮，附近的学校质量都是一样的，每个社区400米内都要建一个公园，不会产生“贫富分区”的感觉。 05 为什么学不来？ 一是，新加坡组屋需求是封闭的，仅对公民和永久居民（二手组屋）开放，而深圳住房市场是开放的，不仅深圳居民买，深圳落户容易，全国各地富豪都来买，甚至港澳台、海外人士也来买； 二是，组屋成为一项真正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制度，根源在于地方不仅不依赖地产，还把它当做基本社会保障来定位。 三是低地价、低利率、低房价、政府补贴，这个“四合一”才让新加坡的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4倍。 四是公共服务做到了全球最好的均等化（没有之一）。 五是深圳二次房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在泡沫最高位上开启改革，但同时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还要靠地产支撑深圳的新定位，这是“不可能三角”。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从一穷二白的时候，就开始启动了，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了。 以上所有这些，深圳能做到吗？ 走到现在，深圳任何一个角落，即便是毗邻低房价的莞惠，成本也已高到实体托不起、居民年收入（不到6万）买不起一平米（目前商品房均价超过6万）的地步。怎么改革？ 空间成本已在历史最高位了，而深圳“二次房改”提出的11种供地渠道，主要是存量盘活的，但都明确要求要“符合规划”、利益关系清理完毕。业内都知道，改规划也好、清理利益关系也好，哪有那么容易。 过去，房价快速涨了，市场自然能把存量盘活面临的问题，通过涨价来把单买了，未来怎么办？需要改革的锐气，看看前副市长张思平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问题，精英阶层普遍完成了“地产化”的资产配置，回归安全防御，回归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锐气能够支撑多大的改革呢？ 最后讲一点，购房者听好了。即便新加坡将住房保障做到了极致，82%的居民住在组屋里，但真正的商品住房，放在全国来卖，房价收入比高达21倍，可见新加坡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方。香港也是如此，香港的保障房大概覆盖了49%的家庭，公屋轮候时间平均为5.3 年（比深圳要强），但香港也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方。 也就是说，不是保障做的越好，房价就越低，应该倒过来，保障好、覆盖率高，是因为房价太高了，是因为人太多了，因为商品房太少了。 未来，深圳60%的新房要留给公共住房，这些住房供给的效率（交通、教育、社区、物业、体验等），能和商品住房一样吗？这些住房能满足大家想获得资产收益、成为有产者的夙愿吗？ 如果不能，最终还是会想方设法追逐商品住房。而且，新房大部分为公共住房，商品住房供给量少了，成为稀缺品了。
重庆财信企业集团董事长 卢生举 林振兴 发自重庆 八月的最后3天，财信发展连续累计上涨24.13%。公司股票异动的同时，54岁的卢生举却仍旧很忙，他在8月22日陪同海南省副省长一行，考察财信集团上海运营总部。一身白衬衣和黑色西装裤的朴素装扮，使他在人群中平平无奇。 眼下，在海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热潮下，他将财信的投资目标锁定于海南这片土地。 而在距离海南1411公里的重庆，过去的20多年间，卢生举已经涉足了地产、智慧物业、金融、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等业务板块，构建了拥有约2000亿元资产规模的商业帝国，个人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排名第666位。 在业内，卢生举是一位低调行事的重庆商人，多次被当地政府钦点为“优秀民营企业家”，却从未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机构的专访，也没有相关单人照片流出。 尽管已经形成庞大的商业帝国，但能一窥财信集团全貌的信息并不多。能在资本市场观察这家企业的唯一窗口就是财信发展（000838.SZ）。 收购芝交所背后的重庆大佬 “梦想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看见。”是卢生举挂于官网的首句话，也是支撑他一路勇闯的信念。 四年前，他甚至胆大地将收购标的瞄准了创立于1882年的芝加哥股票交易所，这也是中国企业进行的第一桩对海外证券交易所的并购。 一夜之间，卢生举彻底“火了”，中国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财信集团”）的官方网址也被市场和股民狂点。 然而，两年后的2018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在一片阖家喜庆中，这桩跨国收购悄然落幕，卢生举折戟芝交所。 被否决的理由，是芝交所不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收购符合美国证券法规，不能保证收购后美国证监会能继续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尤其是拟投资的新股东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资金来源、最终实际控制人存疑。 美国监管机构的否决理由正中要害，卢生举的发家路径的确“蹊跷”，外界知之甚少。1980年，14岁的卢生举从重庆市大足县中学毕业，进入大足县铁器加工厂担任采购员。两年后，卢生举走出大足，在重庆市和涪陵地区从事贸易工作。 1992年，在南巡的时代背景下，卢生举的命运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他担任涪陵地区双江贸易总公司旗下的蜀东实业发展公司经理。该公司后来由国企转变为私企，并于1995年更名为涪陵东大实业发展公司，财富也获得了积累，从注册资金80余万扩大到近3000万总资产。 此后，随着涪陵市东大实业发展公司变更为涪陵东大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600万元，卢生举出资599万元，唐昌明出资1万元。截止到1997年11月，涪陵东大实业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5315.21万元，相较于最初80余万的注册资本翻了66倍多。 1997年6月18日，重庆成为直辖市。两月后，卢生举嗅到了新商机，注册成立了重庆财信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也恰好是1997万元，东大实业发展持股比例达90%，财信系由此正式亮相。 同年，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财信集团”）也正式成立。 市值四年缩水超八成 财信集团最早在资本市场亮相是在十年前。2010年底，财信集团受让当时的国兴地产19.9%股份。2013年8月，财信集团又将这些股份转让给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财信地产”），加上第一大股东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转让的10%股份，财信地产一跃成为国兴地产第二大股东。 2015年9月，财信发展完成1.33亿股定增，持股59.65%的财信地产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自此，财信发展于A股成功上市。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为由，对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罚款210万元。对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郑俊、周孙明罚款各20万元，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熊伟处以罚款6万元。 登陆资本市场之后，股价也表现极为突出，从2015年年初的几块钱，最高上涨至18.92元/股。高亢的国兴地产（后更名为“财信发展”）也在2015年吸引了涪陵起家的金科创始人黄红云的注意。 在国兴地产2015年半年报中，黄红云曾出现在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位列第六位，持股203.23万股，持股比例达1.12%。 在重庆，黄红云为涪陵起家的房企带头大哥，此番与卢生举的交集让外界产生了不少联想，以至于在当地媒体人眼中，“卢生举是涪陵人！”“重庆财信集团背景深厚，是涪陵帮XXX在帮忙!”。但其实，卢生举的真实籍贯为重庆大足。 五年过后，现在财信发展的股价跌落至3.3元/股（截止9月2日收盘），距最高点缩水82.56%，市值仅36.32亿元。截至目前，财信地产持有财信发展61.63%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而财信地产为财信集团100%控股，同时，卢生举为财信集团实控人，最终拥有财信发展45.8269%股权。 作为唯一的A股资本平台，控制财信发展后，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卢生举并未在财信发展担任职务。根据公开披露，2013年以来，财信发展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先后由鲜先念、唐昌明、彭陵江等人担任，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则为鲜先念。 除了控股财信集团，卢生举还对外投资了上海渝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可见，财信房地产和环保领域的发展，满足不了卢生举的胃口。近年来，财信集团不断投资金融股权，是名副其实的隐形“金融大鳄”，也是众多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重要股东。 但与此同时，其名下上市公司财信发展的股权，却被大量质押。据获悉，财信地产质押笔数共计6笔，占总股本60.72%，占所持股份比例99%。 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怪圈 若将重庆本土五家上市房企看作重庆五虎（已上市），龙湖、金科都成功晋级千亿规模，东原、协信也有长足发展，但发展20余年的财信发展，在今年才喊出百亿目标。 7月30日，江北嘴丽晶酒店，财信发展召开了24周年的媒体会。一直低调稳健发展的财信，会上喊出了重庆公司“3年100亿”跨越式目标。 在中指的2019年重庆房企销售金额榜中，财信出局top 10，且在克而瑞2019年两百强排行榜中也未出现财信发展的身影，显然它也是“五虎上将”里面目前最弱的一个。而今，重庆公司喊出3年100亿的目标，底气在哪里？ 8月27日，财信发展发布半年报告称，其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业、环保板块收入和其他，占营收比例分别为98.37%、1.54%、0.08%，具体营收分别为15.34亿元、2402.57万元和131.91万元。 2020年上半年，财信发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扭亏为盈，盈利约2425万元，去年同期净亏损约3302万元，同比上升173.43%；营业收入约为15.59亿元，同比增长220.81%；基本每股收益盈利0.0220元，同比增长173.33%。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由于财信发展本期较去年同期交房规模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财务费用同比增长175.43%，主要系本期较去年同期融资规模有所增加，费用化借款利息有所增加。同时，经营性现金流也下降7.73%至3.44亿元。 截止6月底，财信发展总资产为185.69亿元，较上年度末增长4.96%。但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8.80亿元，却较上年度末增下滑5.00%。 将时间线拉长，可以确定的是，财信发展收入、利润规模并不大。2015年－2019年，营收从6.68亿元增长至33.94亿元，但净利润却始终维持于1亿元上下。另一方面，资产负债也呈现稳步增长从2015年的69.66%，到今年年中一举突破红线至85.22%，总负债高达158.24亿元。 近年来，卢生举有了布局全国的野心，财信发展项目覆盖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经济圈。为了实现多个热门城市快速扩张，财信的豪华朋友圈里面有保利置业、融创、中梁集团、蓝城集团、融侨集团、大发地产、港龙集团、筑和地产等一众大佬。 卢生举在渝人脉颇广，他甚至在3年前联手宋卫平，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略发布会。紧接着2018年2月，财信发展和蓝城集团共同成立了蓝城仁合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蓝城阳光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股51%和49％。然而，现在双方却分道扬镳，财信国兴于2019年10月静悄悄退出了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东序列。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深化，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持续增长，资产质量管控压力持续上升。 进入2020年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信用风险压力进一步加大。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上升态势。 为及时化解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推动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步伐，督促银行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处置。银保监会预计，2020年全年银行业将要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而明年的处置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到广义的特殊资产 在我国，由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参与银行不良资产交易业务需要持有特定的牌照（如AMC），因此，人们在提及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时，基本都局限在银行业层面。但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再继续局限在银行业探讨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真实风险状况。与之相关的顶层政策设计，也可能因为关注范围狭窄，而难以充分发挥不良资产行业对化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的真正功能。 首先，违约风险早已不局限于银行业表内的信贷资产，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如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租赁、保理、典当等）以及各类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证券资管、私募等），同样存在大量的违约风险。以信托业为例，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6月末，信托产品风险项目1626个，涉及金额达6431亿。除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中的证券质押、债券违约等风险近年来也快速增长，并对一些企业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民间金融活动（如P2P）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违约资产，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P2P未追回的资产仍有8000亿之多。 其次，管理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时机并不是在违约之后，而是在实质违约发生之前。在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介入，不仅能有效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也能大幅减少违约造成的损失。因此，真正有效的不良资产管理对象，不应局限于已经发生违约的不良资产，还需要扩展到仍未出现违约，但价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资产。 有鉴于上面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更有效地管理整体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角度，有必要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 所谓特殊资产，是指“在经济的特殊周期、宏观环境的特殊阶段，或发生特殊事件（如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事件）时，交易价值低于账面或实际价值的资产”。 在这个意义上，特殊资产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不良资产（狭义的不良资产），也包括银行表内部分关注类贷款、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类资管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资产和转型存在困难的资产、金融市场的困境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的困境资产，等等。与聚焦银行业的传统“不良资产”概念相比，“特殊资产”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将非金融资产也包含在内。 从资产所处的状态上来看，“不良资产”是已经发生风险的“特殊资产”，而特殊资产不一定已经发生违约，但资产价值处于困境和受压状态。总体上，特殊资产是广义的“不良资产”。 相应的，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和交易模式，也要比传统的不良资产更为丰富、灵活和多元。 壮大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助于挖掘存量资产的价值，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的特殊资产行业起步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剥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为主。随着市场化发展的进一步加深，不良资产处置也从政策性剥离转变为市场化处置。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制、产业升级等政策环境变化也为特殊资产投资带来了发展机遇。总体来看，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政策性剥离与接收时期（1999年-2005年）。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靠政策主导成立起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加剧，为有效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199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紧接着，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承接了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 第二阶段，商业化转型时期（2006年-2011年）。在这一阶段，四大AMC开始进行商业化改制，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向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2006年，四大AMC完成了对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之后主动拓展业务范围，开始收购和处置农商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全面商业化时期（2012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快速升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无效资产，在随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周期下行过程中，不良资产逐步涌现。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监管部门逐渐放宽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体要求。在这一阶段，特殊资产行业的纵向链条不断加深。一方面，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增加，出现了市场化债转股等综合措施。2017 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设立金融投资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AIC）承担市场化债转股任务。目前，我国已成立五家AI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处置机构的种类也不断增加。2012年之后，地方AMC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共57家。2020年，第五家全国性AMC（银河资管）的设立以及外资AMC（橡树投资）的进入，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 总体上看，2012年以后，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交易规模和活跃度也有大幅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投资人和专业处置机构）进入。在最初的政策性处置阶段，特殊资产市场参与方较少，主要是国企、银行和四大AMC。随着行业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参与其中，逐步形成了“5+地方AMC+外资AMC+AIC”的市场结构。 其中，以商业银行、五大AMC、地方AMC等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机构，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一级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而众多民营资本、机构投资者、产业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等则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二级市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参与其中。 从业务模式看，当前特殊资产的处置不再是催收、诉讼、折让等传统方式。由于后端资产运营方的业务前置，现阶段的处置围绕价值发现、价值提升和价值实现等关键环节，新增加了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模式。随着特殊资产投资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行业协作化发展的趋势凸显，一个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域的特殊资产管理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殊资产的一级市场（即银行不良资产的直接交易和转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从整个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来看，二级市场所提供的终端处置能力，才是决定行业长远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 从顶层设计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发展格局，在防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是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特殊资产的跨周期性和存量价值挖掘的特点，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以及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我们预计，特殊资产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层面有必要从特殊资产行业生态整体出发，从顶层设计上，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引导和规范，更充分地发挥特殊资产行业的社会功能。 在一级市场层面，要发挥银行和AMC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于银行，一是考虑扩展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范围，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关注类资产也纳入与AMC交易的范围，以提高风险管理和处置的前瞻性；二是进一步扩大近期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范围，特别是为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三是鼓励商业银行成立特殊资产事业部或专营机构，充分发挥部分商业银行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五大AMC，可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优化监管制度，对特定业务的资本监管要求进行调整，支持其提升处置能力；对地方AMC，要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推动地方AMC聚焦主业，并支持有能力的特殊资产服务商获得AMC牌照，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此外，可继续推动特殊资产行业的对外开放，成立外资AMC，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一级市场主体。 在二级市场层面，要重点推动特殊资产交易平台的发展。一是在推动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同时，适度扩大拓展银行不良资产挂牌转让的场所，引入适度竞争，提升市场效率；二是建立监管制度，确保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充分，设定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要求，由信息披露主体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三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估值等服务，并通过做市、承销等制度安排来完善流动性机制；四是培育特殊资产市场的专业投资者。总体上看，通过促进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设，可以推动特殊资产交易的正规化、透明化、标准化，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特殊资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能力。 总之，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此外，积极探索便利跨境投资的各项政策，逐步提升特殊资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张丹 8月26日，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办，200余位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和布局。 》》》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全记录 在同期举办的八场闭门论坛中，绿城商业总经理蔡峥出席了“无风起浪”商业闭门论坛，并参与后疫时代商业地产重塑的相关主题讨论。 “十七八年前，我们招商，是把人招进来；五六年之后，我们在选商，而现在尤其是今年，我们在建商。”蔡峥从自己这么多年做商业所感受的变化谈起。 他解释道，建商就是建立一些商场可以做的业态，吸引愿意和商场一起做的商家。 众所周知，商家分很多层次，有实力的商家抗风险能力很强，不过这部分所占比重并不高，大部分商家处于抗风险中强度或不太强。 “我发现，太关注B端会陷入困境，其实从B端转向C端，商家会有更多丰富资源。”蔡峥觉得大家是共同参与者，可以把对商户的补贴，转化成给商家的支持和建立商业内容。 他从绿城商业最近在做的商业合伙人来分享心得，我们更多是想在商业项目中，把生活服务多放进去一点。在他看来，经营的商业项目，未来在生活中频率有多高很关键。 蔡峥进一步分析道，生活服务做多的好处在于，C端过来的人会多。随着消费群体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消费者更多的是要参与，而不仅仅只是消费。如果只是消费，靠好的地段、交通，足够大的业态就可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未来可能最大的商业运营逻辑，我们愿意参与，但不会过多，对于生活服务会投入更多一点。”蔡峥从绿城商业的经营经验中总结道。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