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在60%以上，而中国人民币在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比重则不到2%，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进展还是偏慢，跟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我们的全球化率水平还比较偏低。这就是说整体全球水平比较偏低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加需要推进全球化。” 8月18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0新浪港股价值峰会暨金麒麟港股价值风云榜评选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他重点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球化主要需要三方面支持：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资本市场融入世界的关键一步；第二，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要走向国际化；第三，A股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跟国际进一步地接轨，在各种制度上面跟国际接轨。 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对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李迅雷表示，“一方面是加大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是要先行先试，用一些具体的个案推进，以点来作为一种突破，然后再推广到面。如上海的自贸区的新片区可以先行先试，鼓励境外居民增持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商务体系，统一本外币跨境资金池的管理政策，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的管理制度。同时，进一步来支持科创板的健康发展，在上海常态化试点合格的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制度)。 他强调，最终多项举措将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机构可以出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进来。 推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走向国际化 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三大方面：一是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二是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三是监管部门，制度的设计者、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者。 首先，他提到了证券公司如何推进国际化。把证券公司强强联合、做大，这样一种做大是否具有竞争力？把两个公司合并起来，就能够成为中国的高盛了吗？李迅雷表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首先高盛不仅有股权，同时它也是合伙人制，也就是人才之间优势互补，力拼一些业务增值，这种狼性的文化还是需要的。我国在股权文化方面还是发展得比较慢，证券行业需要有一场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来做强做大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其次，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全球化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接下来还是要鼓励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境外的投资者来投资A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因为在全球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加大培养机构投资者，提升机构投资者的话语权，个人投资者的理念也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李迅雷指出，从2017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得到显著发展，炒小、炒短、炒概念、炒题材的“贾布斯”的股票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 “香港有很多仙股，我们A股市场虽然没有那些仙股，但将来还是会多的，这个需要机构投资者更大程度的参与”，针对港股配置，他建议，“在全球化之前，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一个长期资本，加大对港股的配置力度，对于A+H里面明显溢价率过低的港股，有A股背景的H股加大配置，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起来。” 李迅雷预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诸多经济体当中还是能够保持增长，今年的疫情下，我估计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2%左右，其它地方都是负的，我们的经济还在成长，机会还是很多的，要增强参与率。” 健全市场工具和监管制度 据统计，过去12年，美国的股市累计退市的股票接近4000多家，而A股市场退市的大概只有50余家。李迅雷认为，美股市场完完全全体现了优胜劣汰，这样使得估值就会更加合理。 对于国内股票发行定价估值虚高的现象，他指出，“过去在核准制下面，我们发行股票不是以市场为依据，是以指导价来定的，这样供需关系严重得不平衡，导致估值水平虚高，现在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在试点注册制，这个对于我们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退市制度要严格执行，优胜劣汰，使得大家看到风险就不能够乱炒了，要非常严格地阻止以追求价差收益为目的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完善起来，这也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另外，监管到位的同时，市场上应该有的工具也要健全起来。 “现在作为卖方，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它基本上没有过一篇做空的报告、看空的报告，都是建议持有、增持，为什么就不敢写这个公司估值过高呢？”对此，他指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两融是失衡的，融券的极少，融资的极多。如果我们有严格的退市制度，对于市场不合规行为的处置力度加大，这样我们融券的规模也能增加，我们卖方分析师也能更加敢于写看空的报告，这样市场就会更加规范了。”
8月18日晚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望靖东辞去格力电器公司董事、副总裁和董事会秘书职务。十余日前，望靖东已被格力电器解聘财务负责人一职，本次辞职意味着他从该公司核心管理班子中彻底退出。作为格力电器的“老人”，望靖东的离职必然引发诸多猜测。 截至发稿，对于辞职一事，望靖东未作出任何回复。坊间有传闻称望靖东离开后，高瓴资本的代表可能会进入格力电器董事会，而家电专家刘步尘认同此说法。 望靖东的离职与格力电器不尽理想的半年报 公开资料显示，望靖东于2002年11月至2006年4月，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采购部部长、审计部部长；2006年4月至2009年9月，任公司总裁助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09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年10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同时，望靖东也是格力电器的自然人股东之一。截至该公告日，他直接持有格力电器股票884，6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公告显示，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满足信息披露工作的需要，格力电器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张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后续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张伟较望靖东更早进入格力电器。公开资料显示，张伟于1999年加入格力电器，曾任格力电器管路分厂、物资供应部、外协外购质量管理部、企业管理部负责人，格力电器总裁助理，2013年至2020年3月任格力集团常务副总裁，目前任公司总裁助理。 天眼查显示，望靖东还担任着诸多格力电器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法人、股东或高管职务。其中，望靖东担任法人职务的有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格力华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格力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和珠海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而望靖东担任高管的公司更是有五十余家。 对于望靖东的离职，家电专家刘步尘认为，不会给格力电器带来直接负面影响，但是“会带来间接负面影响，比如让人更担心格力未来”。他认为望靖东的辞职可能与企业未来发展的分歧有关，也可能和格力电器的半年报有关。 格力电器近日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预计总营收为695亿元-725亿元，而去年同期是983.41亿元，同比下滑29.3%-26.3%；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亿元-72亿元，上年同期盈利137.50亿元，同比下降48%-54%。 格力电器对此解释称，2020年上半年，公司收入、利润较上年同期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空调行业终端市场销售、安装活动受限，终端消费需求减弱；同时，2020年“格力董明珠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零售模式，公司稳步推进销售渠道和内部管理变革，继续实施积极的促销政策。 据媒体今年4月报道，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疫情对格力电器带来巨大的冲击，一季度亏损了300亿。公司随后赶紧澄清称，“相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易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高瓴资本或有望补位董事会？望靖东会否留在珠海格臻？ 自2019年12月格力混改方案获批复后，作为新任第一大股东，高瓴资本方面一直未有代表入驻格力电器董事会。 公开信息显示，格力电器现有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名单中，除了董明珠和已经辞职的望靖东，还有格力电器现任执行总裁黄辉、总裁助理张伟、浙江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督和河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书战。3名独立董事则是知名学者刘姝威、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邢子文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晓华。 坊间有传闻称望靖东离开后，高瓴资本的代表可能会进入格力电器董事会。刘步尘对此表示，“我认同这个说法，大股东不可能一直缺位。” 天眼查显示，截至目前，望靖东依然是格力电器管理层实体、珠海格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珠海格臻”）的合伙人之一，持有份额为0.22%。从格力电器辞职后，望靖东是否会留在珠海格臻？现在还无法判断。 2019年4月1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筹划转让所持有的部分格力电器股权，可能涉及格力电器控制权变动，开启了格力电器混改的大幕。2019年下半年，格力电器混改“花落”高瓴资本，格力集团将其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份，以416.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高瓴系的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珠海明骏”）。 与此同时，董明珠携黄辉、望靖东、庄培、谭建明等17名格力电器高管出资成立珠海格臻。董明珠持有珠海格臻95.48%的份额，占有绝对地位。珠海格臻通过出资认缴获得了珠海明骏6.38%的合伙人份额，并通过介入珠海明骏的实控方，使得管理层在公司混改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根据珠海格臻与高瓴方面的协议约定，珠海格臻通过珠海高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珠海高瓴”）及相关公司的股权转让，持有珠海明骏实控方珠海毓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珠海毓秀”）41%、珠海贤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珠海贤盈”）41%的股份，并享有珠海明骏产生的全部管理费、执行合伙事务报酬和超额收益（“GP 收益”）的41%。 同时，珠海格臻应确保自身享有的占全部GP收益的8%的部分以适当的方式分配给对格力电器有重要贡献的管理层成员和员工。珠海高瓴、HH Mansion、Pearl Brilliance 和珠海格臻一致同意，交易完成交割后，推进格力电器层面给予珠海格臻认可的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总额不超过4%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 格力电器早前曾回复深交所称，董明珠与其他17名珠海格臻投资出资人不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交易完成后，珠海明骏与董明珠不能通过其合计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决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关系是，珠海明骏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贤盈，根据珠海明骏合伙协议，珠海贤盈享有对珠海明骏事务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珠海贤盈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毓秀，根据珠海贤盈合伙协议，珠海毓秀的董事会是珠海贤盈的最终决策机构，对珠海明骏和珠海贤盈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 珠海毓秀的董事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决定珠海毓秀的一切重大事宜。珠海毓秀的董事会由 3名成员组成，其中珠海高瓴和 HH Mansion 有权共同委派1名董事、Pearl Brilliance有权委派1名董事、珠海格臻有权委派1名董事。 除在珠海毓秀公司章程和珠海贤盈有限合伙协议中明确规定的需要珠海毓秀董事会三名董事一致通过的事项外，珠海毓秀董事会的决议在任何时候由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的成员投赞成票审议通过。而珠海明骏对格力电器可提名三名董事候选人，其中应保持至少两名董事候选人为珠海格臻认可的人士。 在未来格力电器新任董事的提名中，外界是否能看到来自高瓴资本系的人物出现？答案有待揭晓。
“双循环”战略是国家“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指引，我国汽车产业要在消费、生产和科技的三大环节，破除自主品牌认同度低、部分关键零部件缺失、智能化和电动化新兴科技领域发展不足等方面的痛点。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施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物资、人员、资金流转不畅，我国提出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全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目前，我们国家发展处在跨越工业化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发展处在从外向型发展模式逐步演化成以内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汽车产业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任务下，要在消费、生产和科技三大环节，破除自主品牌认同度低、关键零部件环节缺失、智能化和电动化未来新兴科技发展不足的发展痛点。 从消费大循环看，我国汽车产业要突破自主品牌低端锁定困局，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在消费环节的汽车产业国内大循环，最终应以消费本国汽车产品为主。我国以吉利、奇瑞、华晨、比亚迪、长城、江淮等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近些年取得长足进步，但发展并不顺畅。中汽协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840.7万辆，同比下降15.8%，占乘用车销量的39.2%，占比较上年下降2.9个百分点，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十年来首次跌破40%，进入2020年，跌势为止，自主品牌7月销量58.5万辆，全国市场份额跌至35.1%。 自主品牌消费不畅，主因在于自主品牌汽车低端锁定品牌形象，品牌价值被严重低估，尤其我国汽车消费升级大潮流到来，自主品牌未能适时实现品牌升级。 进入2010年，我国汽车消费进入普及阶段，自主品牌凭借着高性价比，涌现出一批微型汽车、经济型轿车等高性价比车型。但我国汽车消费升级，中产阶层购车比例提升，二次购车群体换车，带动高端品牌销量增长。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测算，2019年我国国产豪华品牌销量221.5万辆，同比增加12.4%。2020年以后，国内汽车消费继续加快，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汽车市场逐步恢复，销量开始回升，6月全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79.8万辆和176.4万辆，环比分别增长8.3%和5.4%，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8%。从主要车系市场分化趋势继续加大，一汽大众、北京奔驰、华晨宝马等合资品牌市场销量快速回升。其中，华晨宝马第二季度产量7.69万辆，同比增长37.4%，创下历史新高。 从新能源汽车看，自主品牌上升趋势有被明显遏制态势。2020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39.7万辆和39.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6.5%和37.4%，特斯拉、大众、宝马等四家国外品牌，进入全国新能源销量前十名，其中，特斯拉销量5.03万辆，与比亚迪销量仅差7000辆，若考虑单车售价，特斯拉已是今年上半年销售额最高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下半年销量仍将持续释放，特斯拉上海工厂年产量已经达到20万辆，冲击国内市场。 推动汽车产业的国内大循环，要打破国产品牌低端锁定陷阱，打造中国知名汽车品牌，加快支持企业推出高端自主品牌，实现本土品牌崛起及其对海外高端品牌的替代。要做好需求侧的大文章，比如，要加强政府采购的支持力度，优先购买自主品牌汽车产品，脚踏实地的支持自主创新产品。 从生产大循环看，汽车产业要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占领产业链中中高端。 从汽车供应链条看，发动机、变速箱、车桥等核心零部件及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我国汽车产业核心技术相对薄弱，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或合资生产，很难通过合作引进或者在短时间内依靠自主创新实现突破，以至于在很长的时期内被锁定在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 具体到企业环节，在“2020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从上榜企业的产品附加值看，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与德、日、美企业存在一定差距。德、日、美零部件企业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汽车电子、变速器等高端领域，我国企业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汽车内外饰、座椅等外围部件领域，产品附加值不高，即使是全国销售额最高的延峰集团、海纳川等企业，主营业务也主要是内外饰、座椅等低附加值产品，发动机管理系统（包括电喷）、防抱死装置等一批核心零部件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或外资企业生产。 外商品牌零部件企业也在加快推动在我国生产，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工厂和研发机构，国外疫情加重，德国、日本等汽车零部件企业加大了生产力度，但这些企业一般都采取外商独资，防止技术泄露。 因此，要打破零部件短板，实现零部件产业的技术自主可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支持企业开发汽车关键零部件，可引导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对接，强化国产零部件产品的适配性和适用性检验检测，给予部分已取得突破的国产技术适配空间，提升国产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形成国产化替代，破解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还要加快对国外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技术的收购，消化和吸收相关技术。 从科技大循环看，我国汽车产业要加快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新兴科技发展，占据未来汽车产业发展主赛道。 汽车产业推进“双循环”战略，不只立足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尤其是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这样的技术趋势的大潮下，全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 总体看，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领域已有一定储备。比如在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环节，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并培育出世界领先的技术企业，2019年宁德时代的营业收入455亿元（合65亿美元），是全球销售额最高的动力电池企业。 但中国的优势并不明显，短板却很突出。具体看，一是电池领域的前沿技术研发较慢。虽然我国在三元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具有产业化优势地位，但由于国外品牌和整车的牵动带引下，美、日、德发展速度迅猛，比如美国资助特斯拉攻关纯电动汽车、日本支持丰田开发燃料电池汽车、德国引导电池企业瓦尔塔研发固态电池等，取得了较好的产业成果，总体看，国外氢能源电池汽车技术和固态锂电池技术已经取得了一定化的成果应用。二是在智能化这块，产业链短板明显，传感器、智能决策系统、控制器处理芯片、主动制动与主动转向系统等自动驾驶关键设备依赖进口。据高工智能汽车统计，2019年中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一级供应商主要被博世、大陆等6家国外品牌垄断，市场份额高达97.8%。 开拓未来技术，要突出企业在行业重大技术攻关中的主体作用，加大企业对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关键性技术突破的国家和科技奖励，提高资助资金的使用效果，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同时，要重视吸收国外技术成果，扶持企业投资和并购海外企业。应出台对外投资的便利化政策，支持企业投资和收购国外新能源汽车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企业。
当黄金牛市来临时，如何才能抓住这样的投资机会？什么样的品种值得关注？本文将为您一一道来。 总的来说，黄金具有三大属性，首先与一般的金属一样具有商品属性，除此之外还具有货币属性和金融属性。本文将从长、中、短期三个视角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因素逐一进行分析，而分析黄金的投资机会则需综合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 影响黄金价格的长期因素 从长期来看，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主要包括美元指数和美元利率。黄金基于其货币职能，与美元的价值和购买力相关联。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得黄金与各国货币脱钩，但黄金作为货币的职能深入人心，各国政府仍将黄金作为重要储备。因此，在“牙买加协议”签订后，美元与黄金具有了相互替代的关系，二者此消彼长。黄金的价格波动主要受到美元利率和美元指数的影响。美元利率反映的是美国国内的经济运行情况，而美元指数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经济的相对强弱指标，这两大指标构成了黄金价格的估值中枢。 拉长周期来看，黄金价格和美元指数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见图2），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8。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时刻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美联储的降息动作一般会向市场传递出两大信号：第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第二，美国通胀不及预期。 我们知道，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降息会使得名义利率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而通胀率属于长期指标，短期波动不大，那么实际利率也会迅速下降，从而推升风险资产和黄金的价格（见图3）。 这是因为无风险利率迅速降低后，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使得不生息的黄金相对价值凸显。纵观牙买加体系确立以来，在美国的货币宽松周期里，美元指数下跌叠加全球通胀回升会带动黄金价格上涨，而在美国的货币紧缩周期，则相反。 影响黄金价格的中期因素 从中期的视角来看，影响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是供求关系。 从供给端来看，当前地表存量黄金在20万吨左右，但受限于开采成本，每年供给增量比较平缓。2008年-2017年黄金产量的复合增长率是2.6%，而2018年的增长率是0.9%，2019年则同比下滑1%，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行趋势。受疫情冲击的影响，2020年黄金主产国产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预计以后的黄金供给或者生产量会逐渐减小。 从需求端来看，全球的需求变动主要来自于官方储备和私人投资。自2008年以来，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从总量3万吨增持至接近3.5万吨（截至2020年5月）。私人投资部分，随着黄金ETF市场的日益活跃，投资者关注度也与日俱增，扩大了对实物黄金的需求（见图4）。截至2020年5月，全球黄金ETF持仓规模高达3510吨，且仍在呈现加速增长趋势。 影响黄金价格的短期因素 黄金的价格，短期来看，会受到风险事件和流动性因素的影响。 短期事件刺激黄金最主要的原因是风险事件突发，相应的风险资产、国家汇率会出现巨幅波动，导致由国家信用背书的纸币发生贬值，保值的黄金受到青睐，黄金价格会出现脉冲式的上涨，这主要对应的就是黄金的避险属性。回顾历史，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直接拉高了美国的通胀率，也冲击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势头，再比如80年代里根政府的伊朗门事件、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21世纪初的911事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入10年代后的欧债危机、英国脱欧、贸易摩擦、美伊冲突、伊核危机、新冠疫情等等，都产生了短期显著的黄金投资机会（见图5）。 流动性是影响资产价格的一个共同因素。当全球大规模撒钱而造成流动性泛滥时（见图6），快速增加的过剩资金追逐有限的资产，将会使得大部分资产出现上涨。相较于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黄金的供给则极为平稳，这极大地推升了黄金的定价。 普通人该如何投资黄金？ 黄金的投资标的主要有三类：实物黄金及相关投资品、黄金期货和黄金股。针对普通投资者，我们只简要介绍实物黄金及相关投资品和黄金股。 实物黄金中，一类重要的投资品就是黄金ETF，黄金ETF等价于现货黄金，提供了投资者按照最小单位（1g黄金）购买黄金的机会，且交易佣金低，免印花税，T+0交易，流动性好。虽然黄金不能生息，但是实物黄金ETF通过黄金租赁业务可以获得额外收益。 黄金股相对于黄金ETF而言，弹性更大，以A股中的山东黄金为例，2003年8月至2011年8月间，伦敦金上涨386%，同期山东黄金的股价上涨4775%；2015年11月至2019年5月，伦敦金上涨32%，山东黄金上涨126%。 当然，黄金股相对于实物黄金弹性更大，这不仅表现在金价上涨时期，也表现在金价下跌的时候，2011年8月至2015年11月，伦敦金下跌42%，山东黄金股价下跌扩大到了61%。 综上，实物黄金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而黄金股则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按惯例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外，还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从持久战的角度，除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首次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会后，市场对于“跨周期调节”主要从平衡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防风险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显然，这是“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内容，会议公告早已言明。但这恐非“跨周期调节”的全部。当前更为迫切的挑战是，下阶段宏观调控当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经济由收缩向扩张阶段的快速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快速由收缩转入扩张阶段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经济增速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速上升（扩张，也称正产出缺口）或下降（收缩，也称负产出缺口）的时候。 按照两阶段划分法，每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建立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基础上，指的是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令国内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但是，中国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3月23日，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第二季度，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将是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底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衰退4.9%，中国经济增长1%。据世界银行7月底最新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1.6%。这意味着，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4%左右，略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境内外市场机构的预测则更为乐观，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接近潜在增长，全年增长2%~3%。而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市场机构的预测，从全年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率将是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处于经济收缩阶段，存在负产出缺口。 然而，即便保守的国际组织，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较为乐观。如IMF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反弹至8.2%；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反弹至7.9%。这都将高于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收缩后，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初将转入扩张阶段。甚至，因为今年上半年的低基数原因，明年初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面对经济收缩向扩张的快速转换需有新的宏观调控思路 传统的宏观调控大都是逆周期调节，以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通俗地讲，就是经济收缩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扩张时，则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目标是避免经济过冷（较大的负产出缺口，通常伴随着较多失业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过热（较大的正产出缺口，通常伴随着较高通胀和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对冲经济损失，缓释金融风险。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宏观政策立足于逆周期调节，加大对冲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保持了政策定力并留有余地。 目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以及中国制度的强大优势。而且，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疫情能够迅速被控制住，其对经济的冲击就是短期的、暂时的，是对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实质性帮助。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一方面，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同时“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仍将从供需两端抑制经济的自我修复，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有所加剧；另一方面，海外疫情仍在波浪式蔓延扩散，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高杠杆、大泡沫的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积聚；再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之一是“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其中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个“消化期”，既有刺激时用力过猛的原因，也有退出时收手过快的因素，造成了宏观杠杆率过高、结构性扭曲加剧等“后遗症”。而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宏观调控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 美联储7月份的议息会议声明表示，经济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这场仍在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鉴于这些发展，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0~0.25%的目标区间，直到确信美国经济能经受住近期事件的考验，并有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 8月初，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美联储将于近期完成对货币政策框架的评估，届时或将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她认为，这样的决定将使市场对美联储长期保持低利率抱有信心，并刺激经济活动和推高通胀。在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美联储会认为让通胀率略超过2%水平是件好事”。近日，旧金山联储的研究也指出，在当前环境下，通胀低迷已经迫使央行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限制了危机时期的政策选择，因此以平均通胀率为目标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这将考验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技巧。笔者认为，下阶段宏观调控要考量的因素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经济景气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判断。在经济复苏由供给端快速修复转向需求端逐步改善，经济逐渐回升时，不但要关注经济增长指标，更要关注就业和通胀指标，避免不成熟的政策退出。 其次，要注意分析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如第二季度，经济恢复正增长主要是因为投资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迷，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同比下降。要避免政策过快转向，抑制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恢复。况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本身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要注意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如要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双支柱。其中，货币政策应该主要关注增长、就业和通胀目标，打击资金空转套利应该主要发挥宏观审慎和其他金融监管政策的作用。用货币政策抑制资产泡沫，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是因噎废食。再如，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偏重结构、货币政策偏重总量，二者协调配合，有助于形成激励相容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疫情应对的政策效力，节约宏观政策的对冲成本。 最后，要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制度是长期的、稳定的，政策是临时的、变化的。故在通过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降低疫情损失的同时，更要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由于美国疫情和封锁最严重阶段在4~5月，因此疫情对盈利最大冲击也主要体现在二季度。整体看，二季度标普500指数EPS同比下滑34.5%。不过，这样一个非常差的结果却大幅好于市场预期。 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的是企业的现金流，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或放任其不管的话，也会逐渐往资产负债表扩散，使其受损。不过，得益于美联储一系列非常规流动性操作和资产购买，企业得以以低成本大举发债补充经营性现金流“断档”。因此，我们注意到二季度企业在手现金却激增的同时，财务杠杆也进一步抬升。 往前看，我们认为对盈利最大的冲击可能已经过去，市场盈利预期也上调。因此我们对于市场和风险资产的前景并不悲观，直到临近10月大选冲刺期。 美股二季度业绩期基本进入尾声。由于美国疫情和封锁最严重阶段主要是4~5月，因此最大冲击也主要体现在二季度。那么，此轮疫情对盈利到底造成了多大冲击、对企业杠杆、现金流、现金、回购、投资等又有什么影响，最大冲击是否已过，都是当前投资者较为关心的问题。 整体情况：2Q盈利大降35%；消费服务、汽车、能源、交运受损严重 二季度美股盈利大幅下滑基本毫无悬念，关键在于下滑多少和影响在哪。 整体看，二季度标普500指数EPS同比下滑34.5%（vs．一季度-14.8%），纳斯达克100的EPS增速也从一季度的4.5%下滑至二季度-17.4%。大类上，相比非金融同比下滑30%，金融板块下滑50%（银行下滑-78%，主要受坏账计提拨备影响，交易业务反而有所改善）。 图表：标普500指数与分板块EPS盈利增速情况一览（基于彭博一致预期，截至2020年8月15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基于可比口径进行计算，仅包括已披露业绩同时历史数据完备的公司；采用Non GAAP Diluted EPS。 图表：可比口径下，二季度标普500指数EPS同比下降34.5%，较一季度-14.8%继续下滑 资料来源：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 板块层面，直接受疫情冲击的消费者服务、汽车、能源、交通运输受损严重，EPS下滑都在100%以上，相比之下，医疗保健、家庭个人用品、部分线上零售和公用事业仍实现正增长。贡献程度上，仅银行、可选消费、交通运输、能源四个板块合计就拖累了标普500指数二季度EPS -33.5%下滑中的24.4个百分点。 图表：二季度标普500指数-34.5%EPS同比增速中，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分别贡献1.0和0.2ppt，银行、可选消费、交通运输、能源分别拖累8.1、6.4、5.5和4.1ppt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二季度美国银行板块EPS下滑-78%，主要受坏账计提拨备影响，交易业务反而有所改善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不过，这样一个表观上看似非常差的结果却是大幅好于市场在4月份一季度业绩期也是疫情最严重阶段形成的共识。根据Factset统计，82%的公司均好于预期、整体超预期幅度高达22%，这个比我们预览情况甚至还强，也是我们一直提示的市场预期因为忽略了一些非线性变化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 图表：二季度标普500指数盈利超预期幅度大幅抬升，超预期公司数占比高达82%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二季度由于回购规模的减少，回购对EPS增厚的贡献也大幅萎缩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增长动力：收入大幅下滑，利润率同样收缩 对于金融特别是银行，低利率环境、贷款损失拨备等都损害了盈利能力，不过交易性业务反而有改善，但不足以扭转整体增长。 对于非金融企业而言，疫情封锁下收入大幅下滑是最主要拖累。二季度收入同比从一季度的3.0%骤降至-7.9%，这与美国二季度名义GDP大幅回落趋势一致，尤以消费者服务、汽车、能源、交运、资本品为甚。 与此同时，虽然主营业务成本跟随低油价，财务费用跟随低利率、管理费用跟随工资增速、以及税负均明显回落等，但依然无法完全抵消收入下滑的冲击，因此企业利润率也大幅下滑，这在受疫情冲击较大、特别是经营性杠杆较高的交通运输、能源、资本品等板块中尤为明显。 图表：标普500非金融板块收入的大幅下滑与一季度美国名义GDP的回落趋势一致 资料来源：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从过去12个月滚动（TTM）口径长周期数据来看，收入下滑和利润率收缩共同拖累净利润下滑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增长质量：企业靠融资大举积累现金；但杠杆抬升、回购与投资骤降 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二季度企业的增长质量也继续转差是意料之中，并不意外，但重点在于其传导和影响路径。 如我们在《疫情升级的金融传导机制及“薄弱环节”排查》中分析，此次疫情和经济活动暂停中首当其冲的是企业的现金流，因此经营性现金流普遍下滑，特别是受损较大板块。 但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过长或放任其不管的话，对现金流量表的暂时冲击也会逐渐往资产负债表扩散，进而使得资产负债表受损（如大面积违约甚至破产）。届时，对经济的冲击幅度和持续性都会更大，3月下旬企业信用债市场流动性一度逼近枯竭、价格大跌便是相对危急的时刻。 不过，得益于美联储一系列非常规流动性操作和资产购买稳定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并压低信用债市场定价，企业得以以低成本大举发债补充经营性现金流“断档”，防止压力进一步向资产负债表传导。因此，反应在上市公司二季度财报上，我们注意到在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滑的而同时，企业在手现金却激增至2.1万亿美元，但由于这部分资金都是来自银行信贷和直接发债，因此企业整体财务杠杆水平也进一步抬升。二季度美国企业信用债发行规模8727亿美元，截止目前的发债规模已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因此二季度总债务/股东权益从一季度的2.07上升至2.10，利息备负率也进一步下降。 此外，在需求相对疲弱叠加现金流萎缩的背景下（库存和库销比维持高位、产能利用率骤降），企业的经营、投资和财务性开支也明显减少，例如：1）资本开支Capex同比增速二季度降至-13.1%，为2010年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工业、能源、必选消费板块；2）股份回购总额从~1700亿减至670亿美元，占指数总市值的比例从正常的3~4%降至1.04%，因此回购对EPS增厚的贡献也大幅萎缩。往前看，如果疫情得到控制推动复工重启的话，可能会逐步并依次看到需求改善、价格回升、产能利用率上行、库存甚至投资最终提升的演变。 图表：二季度非金融板块经营性现金流（TTM）同比降至3.4%，能源板块转负，非金融非能源板块降至4.7% 资料来源：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非金融板块的在手现金大幅升至2.1万亿美元，信息科技占比26.8%，通讯服务占比21.0%，公用事业、房地产占比均低于2% 资料来源：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二季度标普500指数已披露的回购总金额占指数总市值的比例骤降至1.04%（一季度3.07%） 资料来源：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相比之下，二季度总债务/股东权益从一季度的2.07上升至2.10，有息负债同样增加 资料来源：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但二季度美国制造业、批发业及零售业库销比均大幅上行 资料来源：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二季度美股非金融板块Capex同比增速下滑至-13.1%，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二季度企业信用债发行规模8727亿美元，2020年当前发债规模已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截止2020年8月15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Sifma，中金公司研究部 前景展望：最差阶段已经过去；短期并不悲观，修复速度看疫情控制 虽然二季度美股盈利大幅下滑，但是这些都已经是市场完全已知的“过去时”。往前看，7月疫情复发导致复工停滞仍有可能对部分数据造成扰动，但当前疫情逐步见顶回落才是更为重要的“将来时”。 给定5月以来的复工进展，我们认为对盈利最大的冲击可能已经过去，除非疫情再度彻底失控。实际上，尽管7月疫情复发造成美国整体复工进展停滞（当前10个州部分逆转复工、另有14个州暂停复工），但也并未造成全局性逆转；而且7月份以来公布的美国主要经济数据甚至还多数好于预期、似乎并未受到疫情复发导致复工停滞的太多拖累。例如，上周首申人数3月以来首次降至100万以下；7月CPI继续回升，PPI环比转正且创2018年10月新高；7月零售消费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虽然环比不及预期，但扣除汽车后依然好于预期。 实际上，市场对于企业盈利的一致预期已经有所上调，目前Factset汇总的市场预期预计标普500指数2020年EPS增速较7月初二季度业绩期开启前-22.4%的低点已经收窄至当前的-19.5%；而更为敏感和领先的盈利调整情绪也已经大幅转正，说明更多的分析师开始上调业绩。 综上所述，短期来看，我们对于市场和风险资产的前景并不悲观。如我们在《海外资产配置8月报：八月市场稳中向好》中分析，在货币政策维持不变的中性背景下，疫情见顶是基本面和风险资产边际上的积极变化，如果财政刺激能够推出的话将提供新的支撑（在大选年压力下仍有可能打破僵局）。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大选和中美关系的变数，因此临近10月大选冲刺期和三轮总统候选人辩论时，我们建议届时再更多关注潜在扰动（《美国2020大选：现状、演变与影响》）。 图表：标普500指数2020年EPS预期同比下滑19.4%，市场一致预期2021年同比增长26.4%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市场盈利调整情绪持续改善 资料来源：Bloomberg，Factset，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视频传送门：国民财富大讲堂：金融对外开放下的全球资产配置 王琼慧摩根资产管理中国区总裁兼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 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投资人资产配置现状？科技将如何影响资产管理？ESG或可持续投资对资本市场有哪些作用？8月15日晚，摩根资产管理中国区总裁兼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王琼慧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围绕“金融对外开放下的全球资产配置”这个主题进行了精彩解读。 中国投资人目前资产配置现状有“三个低配” 今年是2020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第30年。关于中国投资人资产配置的情况，目前的情况是有“三个低配”，第一个是低配股市和基金，中国家庭低配股票和基金，约66%的资产配置在房地产，对于股票和基金的配置只占家庭资产约7%，而美国的相应数据是32%。第二个是低配海外，比如中国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中海外仅占2.75%左右。第三个是海外投资人低配中国。这个是未来全球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上会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外资在A股的流通市值的占比已经从2013年的1.7%涨到现在的近4%，但比起一些发达市场的股市，这个比例还是偏低。比如，美国股市中外资的占比是14%，英国是55%，韩国是36%。所以我们希望外资海外低配中国的情况，可以随着中国A股市场的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互联互通的渠道的打开而改变。 一方面，中国的A股有一个分散性的作用，因为A股与美国的标普指数和欧洲股市指数的相关性系数是很低的，今年以来不到0.5，十年平均看的话更低，所以对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好的分散风险的一个来源。另一方面，一些大型的养老金机构在全球寻找Alpha，中国的A股市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Alpha来源，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上来看，海外配置低配中国的这个现象是有望逐渐改善的。 资管新规出台后，资管行业的有序性、分层性、专业性都有很大的提高 在资产新规出台之前的5~10年，是资产管理行业进入高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即所谓的“大资管时代”：期货行业、券商行业、信托行业都在做资管。新规出台后，资管行业的有序性、分层性、专业性都有很大的提高。比如提到资管新规，大家都会讨论打破刚兑这事，打破刚兑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打破刚兑会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进行重新定价。 第一，对一个资本市场而言，定价很重要，而定价的第一步就是无风险收益率到底是定在哪里。基金投资是讲究一分风险一分收益，所以是在无风险收益率的基础上，去叠加相应的有风险的收益率（形成一套合理反映风险收益关系的收益率曲线）。以前“大资管时代”有很多刚兑的产品，客户把它看成是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但实际上这些投资的背后可能是有些风险的。这些产品很可能虚拟地推高了这个市场上的无风险收益，会导致一些高风险、但是收益率反而看上去没那么高的资产就无人问津，所以打破刚兑在这方面对资本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它会让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资金参与到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标的；追求低风险、低收益的资金留在安全性比较好的资产里面。这对不管是资金、资产还是资本，都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有着非常大的传导性作用。 第二，资管新规出台后，将减少监管套利、牌照套利等通道业务的盈利空间，这就要求资产管理行业机构要越来越专业，也会使从事资产管理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投资能力进一步提升。 第三，资管新规本身旨在统一国内同类资管产品和业务的监管标准，同时它也大大缩小了国内资管行业和国际同业的操作规则的差异性，为外资的进入减少了制度上和操作上的成本。因此，资管新规是一件会影响和重塑资管行业下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科技对资管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将是必行之路 科技未来对资管行业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利用科技赋能提高资管行业运营效率，减少人工失误，降低提供定制化服务的成本，加快反应速度，最终提升用户体验。第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用科技提取有效信息，应用于投资研究、投资策略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为最终的投资去寻找新的更有效的一些Alpha的机会。第三，资产管理公司要适应这些新的科技带来的变化，同样也要想办法运用科技的手段把我们想传递的信息传递给投资人，把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以更快捷有效、更安全更高效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客户。 在科技赋能后，资管行业竞争势必会加剧，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健康发展都需要一些有序的、良性的竞争，现在竞争格局比较明晰，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保险资管、券商资管等，在资管新规出台后，各行业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互通有无、健康有序发展。 资管行业的竞争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资产荒。其实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资金链都非常充裕，我们需要把居民的投资需求激发出来，当然也要有好的投资标的，目前的中国A股市场非常好，大家都期待可以看到一个长期健康的慢牛增长。其二是人才荒。资产管理是以人为本的行业，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行业怎样竞争，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一流完备的人才，重点在于人才的竞争，所以行业人才一直是紧缺而重要的。例如，摩根新兴市场团队和大中华团队的投研团队包括基金经理、研究人员的平均行业年限超过15年，15年相当于经历1~2个经济周期。而目前全国的公募基金经理有两千多人，但平均任职年限不到5年，超过半数的基金经理平均任职的年限不到3年。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投资人才、投资经理以及研究人员。 中国金融市场一定要开放，国内对金融开放的态度也很坚定，这背后也折射出大家对本土行业的一个本土自信。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一定要做好跟本土的结合。另外，外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国际市场经验丰富，他们积累下一套研究、投资、风控、合规等完整的成熟体系，带到中国市场，让中国的资管行业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因此，外资如果能在尊重本土的前提下，把一些优秀的国际经验不是照搬而是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另外从产品的角度上，中国的ETF，还有养老管理基金、养老目标基金、养老风险基金，这些都是可以考虑去发力的地方。 针对中国和海外的互相低配的现状，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海外经验和全球布局的优势，做好联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作用。 怎样用好跨境产品来做好全球资产配置？ 现在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复苏的阶段，所以利好股票，我们也比较看好这一块资产，但是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还是在的，比如未来的美国大选和疫情未知的反复。 所以也不建议大家把股票的仓位调的过高，大家还是尽量做一些股债的均衡配置。债券方面的话，现在由于各国央行也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国债利率可能偏低，但还是有值得投资的，如央行在背后支持的一些企业的信用债，以及受益于现在弱美元趋势的新兴市场债。当然大家在做配置的时候，债券选择的时候，也尽量一定要去避免那些会受到疫情冲击比较大的能源、零售这些行业。所以一句话简单说，如果大家做全球配置的话，尽量股债均衡。其实国内配置也是一样，能够做到一个合适合理的均衡会比较好。 ESG投资在中国发展的空间广阔 ESG中，E是环境，S是社会责任，G是公司治理，那做ESG投资和本身投资去拿高收益，两者会不会矛盾？答案是至少在海外而言是不会的。进行ESG这方面的投资，其实有助于提高我们这方面的收益，但ESG的目标会加一个维度，即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收益最大化。所以不是去看短期，而是要看长期，要选择注重社会责任的公司，选择治理结构好的公司。 ESG在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ESG在其生态环境里，有三个相关责任方，一是资金方，二是资产管理机构，三是投资标的。 资金方作为资金的拥有者，需要认可ESG。若资金方接受这个概念，自己能够意识到这种可持续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对他是很重要，这会对ESG 在中国的推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资产管理机构要保证能够提供这种可持续投资的策略和流程。比如，在做投研的时候，不但要看现在的情况，也要做前瞻性分析，对ESG因子不只是做一个静态的考评，还要做前瞻的未来的分析，我们要把这个对ESG的前瞻的未来的分析，充分纳入对每一家公司的投研过程中。另外我们要把对ESG的研究清晰地记录在投资投研布置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里面。最后，要有一个非常系统化的监测过程，来确保前面的这两步被很好地遵守。ESG在全球发展了很多年，也经历了不同阶段，最早的阶段就是用排除法，把不符合E、S或G条件的公司从投资组合中排除，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资管公司重视ESG整合，把ESG的因子纳入日常投资流程的每一步里。 摩根资产管理积极把ESG因子纳入到投资流程方面，我们目前在全球拥有2.2万亿美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其中90%以上的客户资产都在投资中考量和整合了ESG因子，我们不但要看现在的情况，更要做前瞻性分析，因而对ESG因子的考评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长期效果的考评。 中国的上市公司A股公司在ESG方面做的怎么样？沪深300里面超过80%的公司每年会提交CSR的报告、ESG的报告。所以，希望有更多的A股的公司可以加入到这个里面来。若资金方、资产管理公司都偏重投资于ESG做得好的公司的话，会得到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会帮助到整个实体经济的改善和发展，也会让中国的公司进入到一个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更专业地进行投资者陪伴 首先，我们要用平实的语言去陪伴我们的投资人，把复杂的投资原理化作通俗易懂的讲解。摩根对投资者的陪伴是一直非常重视的，有一个30人左右的团队驻扎在纽约、伦敦、香港、上海等全球金融中心，他们是专业的市场策略师，他们不做投资，也不做销售，唯一的任务就是去做投资者陪伴等方面的工作。投资人他在买入基金或者是资管产品的时候，希望他不是仅因为收益率的高低而购买，而是希望他自己也能够对这个资本市场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 另外，摩根发布的《环球市场纵览》在全球已经译成12种语言进行发行，目前有16万人的订阅量，在投资者教育和陪伴这方面，它可以做一些更专业的、更有时效性地引导。还有我们正在做的摩根学院，也会帮助投资者积累一些行业经验，学习一些新的投资知识，如一些投资的基本常识、投资的习惯、投资的理念，等等。这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位投资人都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整个市场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互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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