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 弗里德曼研究了货币，却没有研究金融机构，盲目认为只要放松货币政策，货币就会进入实体经济，而忽略了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 经济萧条时降息，几乎成为各国央行的习惯性动作。这在“央行—实体经济”这样的简化模型中是成立的。在这样的模型中，是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把金融机构看作是没有生命、没性格的物理管道。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央行释放的货币并不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必须由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才可以输送到实体经济。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如果考虑到了金融机构的利益，情况就会变得相反。 一般情况下，利率越低，对金融机构越不利。因为：首先，金融机构没有自己的资金，资金都来自于社会，利率越低越不利于金融机构募集资金。尽管央行放出了不少货币，但流动性还是差，货币会掉入流动性陷阱。其次，金融机构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利率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金融机构是根据利率高低赚取利润的，利率越低的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也会越低，利率越高的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也越高。高利率环境才会造就金融业的发达，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是没法生存的，它们需要一定的利润对冲金融风险。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率空间给金融机构，不能对金融机构形成足够的激励，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将会是失效的。金融机构就是资金到达实体经济的中间商，想甩开中间商做生意，生意是做不成的。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在零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利率空间作为激励，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利润，就没法覆盖风险，货币又没法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弗里德曼在提出其货币主张时其实忽略了这点，因此其主张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危机，是会得到相反结果的，这种失败我们也称为“货币失灵”。凯恩斯虽然从民众的货币投机需求的角度解释了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但也没有注意到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因此凯恩斯也主张经济危机时降低利率，但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利率没赤字财政效果更好，所以没作为主要主张推广。 弗里德曼主张宽松货币或零利率治理经济衰退也忽略了货币流通速度的问题。市场上可用金融资金的多少，并不仅仅取决于基础货币有多少，更要看货币的流动速度有多大。目前金融学界对货币流动速度的探讨很少，甚至大多数版本的金融教材都没有关于货币流动速度的专门讨论。 现有宏观经济学中货币流通公式是GDP与货币数量之比，这样的解释不存在分析意义，也看不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因此人类目前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如果将货币学分为三部分的话，应该包括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目前货币学中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研究的很少，货币流通理论基本没有展开。 在我看来，利率是决定货币流动速度的关键因素。货币流通速度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及其继任者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似乎也是倾向于支持高利率有利于提高货币流动速度的观点。其实在高利率环境下居民倾向于储蓄和购买债券已经为提高货币流动性奠定了基础。 其实高利率可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基于两点：首先，利率越高，民众储蓄与投资理财的热情越高；其次，利率越高金融机构的激励越大，前者可以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弹药，后者则是在市场里勇敢冲锋，因此高利率环境下的货币流动速度比低利率环境下要快。金融市场绝大部分时候是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 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在以前一些时期表现得不明显，如在凯恩斯的金融模型中，只有银行和债券两类金融机构，而现在中国为企业做融资业务的除了银行和债券机构，还有股权、信托、保理、融资租赁、小贷、基金、互联网金融等非常多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利率驱动的。 如果弗里德曼注意到了这点，就不会主张经济危机时实行低利率。当然不仅弗里德曼忽略了，几乎所有的央行都忽略了这点。所以一发生经济危机他们就将利率一降到底，降息几乎成了治理经济危机的标配。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降息就可以治理经济危机，那治理经济危机就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了。降息只是释放基础货币，但同时降低了货币流动速度，所以降息对治理经济危机效果不大，甚至是起相反效果的。当然也跟金融结构有关，在以前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中，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大一些，但如果是以更市场化的影子银行市场为主，则利率就会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低利率并非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 在我看来，扩大货币流动速度比释放基础货币还重要。因此我主张在发生经济危机不要降低利率。在现有中央央行体系下，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事实上是可以分开控制的，适度放松数量倒是可行。 金融市场也是供给决定需求 其实从本质上看，货币金融市场也是供给创造需求，是金融供给决定企业的金融需求，而非企业需求决定金融供给。企业需要资金，如果没有金融机构愿意给他们放贷，也是解决不了融资问题的。 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没法覆盖风险，金融机构大部分无法运转，因此也没有机构愿意为企业做融资工作，社会上就没有金融供给，所以企业即使想融资也融不到，所以低利率并不是好事，低利率也并不一定能促进企业融资。 而金融供给的高低是由金融利率决定的，金融利率越高，金融供给越旺盛。利率越高，就有越多的资金愿意交给金融机构放贷，金融机构就会创新出各种金融工具帮助企业融资，原来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融资也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完成，我们将之称为利率对金融机构的“利率激励效应”。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金融机构作为货币传导渠道的激励问题，金融机构的激励与利率成正比：市场利率越高，金融机构获利的可能性越大，激励也就越大，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大；市场利率越低，金融机构获得的激励也就越低，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低。如果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就会导致“货币失灵”，货币失灵的本质是“金融机构的激励失灵”。
8月12日，央行公布了7月社融及信贷数据。其中，贷款和社融当月分别新增0.99和1.69万亿。考虑季节性因素之后仍双双不及市场预期，显示近期央行已迅速退出前期的“极度宽松状态”。短期内通胀并非核心关注点，应加快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金融体系让利1.5万亿等政策，积极运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创新工具，直达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助力经济持续复苏。 8月12日，央行公布了7月社融及信贷数据。其中，贷款和社融当月分别新增0.99和1.69万亿，较6月大幅少增约1.74和0.82万亿，考虑季节性因素之后仍双双不及市场预期，显示近期央行已迅速退出前期的“极度宽松状态”。下半年，考虑到经济修复需要，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总体宽松基调，重点在于“结构性工具的精准滴灌”。 企业短贷拖累新增贷款走低，但中长期贷款持续发力。7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明显放缓，且较去年同期少增673亿元，说明银行投放节奏的季节性变化并不是唯一影响因素。结构来看，7月企业短贷减少2421亿元，二季末银行冲量之后、银行储备项目可能不足；企业中长贷依旧保持高增，显示“精准导向”的结构性宽信用正在发力。此外，近期第三产业恢复逐步启动，消费与房地产销售的恢复对居民短贷和中长贷形成持续支撑。 信贷需求持续改善，未来重点关注银行供给压力。近期融资需求持续回暖、7月BCI企业融资环境指数继续回升2.3%。未来贷款增长主要关乎供给侧，730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经营与风险压力之下，未来银行对上述领域的贷款投放意愿和实际力度值得关注。 特别国债支撑社融，股票融资活跃。社融总体高于季节性，主要是去年同期表外票据大幅减少、基数较低。贷款以外，债券融资依然是社融的最大贡献；其中wind口径7月国债净融资额超5000亿，特别国债接力地方债持续发力，挤出效应之下企业债当月新增仅1215亿。此外，近期证监会IPO审核加快、科创班注册制发行提速，包括中芯国际在内7月合计首发50家，带动股票融资新增超千亿元；非标则持续收缩，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等问题引发监管关注，信托贷款减少1367亿。 M2增速年内首降，未来可能逐步回落。7月M2同比增10.7%，较上月下降0.4%，年内首度回落。货币供应层面，前期易纲行长提全年要完成社融新增30万亿、人民币贷款新增20万亿的目标，但仅1-7月已分别达成75%、65%，后续五个月社融存量和贷款余额增速难以保持现有水平，M2增速也大概率走低。 从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来看，货币政策已逐步回归“适度宽松”通道。一方面突出精准导向，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强调灵活适度，提出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关系，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在笔者看来，当前仍处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短期内通胀也并非核心关注点，应加快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金融体系让利1.5万亿等政策，积极运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创新工具，直达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助力经济持续复苏。此外，应关注银行信贷投放压力，避免上半年集中投放、下半年储备项目减少导致的信用收缩。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朱太辉为京东数科研究院总监；张晓晨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利率是经济行为的指挥棒”理论 在前面的新财税经济学中，我们就对利率与创新的关系进行过阐述，指出美国在本次经济危机之后科技创新的落后就是因为其创投行业在零利率环境下出现了募集资金困难而造成的。 利率不仅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不同企业对利率的承受力是不同的，利率可以通过影响资本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来影响微观经济，笔者称之为“利率的指挥棒效应”，利率就像音乐家的指挥家的指挥棒，也像将帅的战旗一样，指挥着市场上千军万马的动向，我们这里的千军万马就是市场资金的流动，资本流向之处市场一片繁荣，资本覆盖不到的地方市场一片萧条。 以前央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的只有宏观经济的稳定，他们不考虑对微观经济的变化，唯一考虑的可能就是股市和汇率，但其实不然，利率可以极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以前人们没有观察到这种影响，也很少探讨这种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只有在极端利率政策才会表现的非常明显，但人类实行极端利率政策的时期又很少，所以不容易观察到。所谓的极端利率政策指的是像美国的零利率、量化宽松，中国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存款准备金这样的极端货币政策。也正是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极端货币政策作为对比，才让我发现了这些规律。 这种极端货币政策可能几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目前人类可以当年里根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实行的超高利率政策是一次，本次经济危机后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是一次，中国近年为了抑制通胀而实行的超级紧缩货币政策也是一次。人类大规模的实行极端货币政策迄今为止一共也就这么几次。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本次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才第一次正式大规模实行，而超级宽松与超级紧缩的对比也只是这几年才在中美两国之间首次出现。 研究利率与经济关系的先驱是瑞典学派，该学派的维克塞尔曾经提出“累积过程学说”，其核心内容是当自然利率高于名义利率时，经济处于扩张状态；当自然利率低于名义利率时经济处于收缩状态，这也是经济周期的根源。这个理论第一次打通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两个领域，将两者融合在了一起。但瑞典学派指出的是利率变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利率不仅影响宏观，也影响微观，而是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比宏观经济还深刻，更值得研究。我的研究就主要围绕利率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展开。我的“利率指挥棒”理论的发现，与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具有同样意义，两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构成了利率对经济影响的全貌。 利率是经济行为的指挥棒，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利率是民众资金在投资与消费之间流动的指挥棒 高利率可以促进居民投资，低利率可以促进居民消费，这背后潜藏的是民众的逐利心理，只要将利率定在一定范围，就很容易吸引到民间资金，民众都有“用钱生利”的想法。利息给得高，金融机构更容易募集到资金，这是金融业发展的市场规律。资金流向投资领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利率很低时，民众就不愿意投资，不投资的钱就很容易被消费掉，当资金很便宜时居民不仅不投资，还会贷款消费，这时民众会将钱用于享乐，甚至会透支。利率高时投资受到鼓励，消费受到抑制；低利率时借贷消费受到鼓励，投资受到抑制。利率是一根指挥棒，指挥着民众资金的去向。 2、利率是资金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流动的指挥棒 利率不仅是民众的指挥棒，也是企业发展的指挥棒，资金流入的企业容易迅速做大，资金流出的企业则容易迅速萎缩。 利率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影响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规模的企业信用不同。一般大企业的信用要强于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放贷给大企业的风险要小于借贷给中小企业。金融市场并不遵守“价格者得”的竞争规律，金融机构的资金不仅追求收益，更追求安全。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更安全。因此当市场利率越高，金融风险越大的时候，资本就越青睐于大企业，也是因为大企业“大而不倒”，至少不会轻易倒掉。因此利率越高的环境对大企业的融资越有利。 只有利率较低时，资金才会惠及中小企业。因为利率环境整体较低时，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较低，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承受更高利率赢得对大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时资金才会惠及中小企业。以阿里、腾讯、京东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以恒大、碧桂园为代表的地产商，这几年都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很多企业变得富可敌国，关键就是这些企业在高利率环境下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资金，所以都得到了超常规发展，也导致这些企业负债过多，相反那些民营中小企业则很难获得资金。 3、利率是资本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流动的指挥棒 在中国企业融资存在着“所有制”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信用情况不同。一般是央企信用强于国企，国企信用强于民企。利率越高的环境，金融机构越追求安全，即使损失一些利润也要将资金放给安全的企业。因此利率越高的环境对央企、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越有利，对民企越不利。高利率会对央企、国企的扩张产生促进作用，对民企则是抑制。央企、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高利率环境下是市场资金的避风港，是资本追逐的宠儿，可以轻松获得大量资金，实现超常规发展。 4、利率是资金在传统企业与创新型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指挥棒 创新型企业规模比传统企业小，但在高利率环境下更容易获得市场资金，这是因为创新企业主要采用股权融资。传统企业则比较难，这是因为传统企业主要是以债权方式融资。在高利率环境下，债权融资是非常困难的，而股权融资是非常容易的。股权融资的企业大部分具有高成长性，对利率不敏感，而且高利率环境下，创投企业募集资金非常容易，可以很好的支持创新型企业高速发展。这几年中国科技独角兽企业发展迅猛，就是市场的高利率造成的。利率越高，依靠股权融资的创新性企业发展得越好，利率越低，依靠债权融资的传统企业发展的越好。 中国2010年之后实行的高利率政策击垮了非常多的传统制造业，但这些传统企业的资金随后又以股权的形式投资到了创新企业那里。高利率这根指挥棒，将传统企业的资金指挥到了创新企业，促进了中国的“双创”，意外加速完成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导致中国创新崛起的头号因素。 总之，利率是一个指挥棒，指挥了资金的流动方向，资金的流动方向又塑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我们通过控制这个指挥棒，就可以间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当利率上升时，资金就会流向居民投资，流向创新企业，流向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大型民营财团、地产50强企业等，当利率下降时，资金就会流向居民消费，流向传统企业，流向中小企业，流向股市等。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调节这跟指挥棒。 如果货币经济学只研究货币数量论，不研究利率，永远看不清这些规律。在现代货币体制下，利率是央行控制的，与其他因素关联不大。 高利率环境下，资本向更安全的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地产50强集中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为高利率环境下的资本市场“头部效应”，也可以称为高利率环境下的“资本避风港”效应，其中头部效应是针对融资一方而言的，避风港效应是针对投资一方而言的。利率越高资金越往安全的企业集中，利率越低，资金越往高风险的企业集中。欧美日等经济体在零利率环境下，都出现过资本集中到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现象。
2020年8月12日，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开启。 博鳌20年，从2001年到2020年，走过了新世纪五分之一的岁月，也走过了中国房地产发展最为快速的黄金时期。本次观点大会主题是 “地产远见：重启的世界” 。 博鳌直播间，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传统基建占比达到80%左右，新基建还不足以拉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新经济才能占据主流。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内循环是7月市场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到“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要理解内循环，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增长模式和近年越来越强烈的逆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是我们转向内循环的大背景。 1 外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第一产业占据主体，是典型的农业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加上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环境，都需要中国尽快完成工业化，使国家强大起来。 但工业和农业不同，需要大量原始资本，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重工业时更是如此。经历了多年战争，当时国内没有什么资本积累，中国也没有殖民地，可以通过外部剥削的形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了实现工业化，只有在发展中索取内部剩余了。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即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压低农村福利，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低廉的原材料，加速工业部门的盈余积累。同时在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无需再向农户挨家挨户征收，降低了积累过程的交易成本和难度。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剩余积累仍然是建立在压缩农村福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是工农业剪刀差继续，并没有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完全消除。二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长期存在，在社保等方面更是如此。三是土地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地方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以出让土地使用权，而农村集体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之间有着明显的价差。 地方政府在GDP竞争考核压力下，为了扩大招商引资，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把土地提供给工业部门。加上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率管制下的廉价资金，工业部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并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原因多样，其中一个是廉价的要素投入。一方面，在扭曲的低廉的要素投入下，企业会倾向于多生产，使得工业产能高于最优的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成本一直被压制，消费起不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和财产性收入，而城镇居民部门的剩余又贡献给了房地产。 这个时候，加快融入世界，打开世界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好国外市场、获取外汇盈余的战略。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部署。 世界市场被打开后，中国经济加速腾飞。以和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业为例，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只有5.9%，和德国的5.8%接近，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只用了10年时间，即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遥遥领先其它国家。 除了规模扩大外，融入世界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和动力。众所周知，创新是需要资本投入的，而且承担着失败的风险。市场规模越大，企业更容易完成创新所需的资本积累，也更有动力去创新来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的打开，加快了中国的创新步伐。根据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 因此，事后来看，当时利用外循环来解决国内过剩的问题是成功的。过剩的工业产能被国际市场来消化，由此也导致了持续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积累，再用好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外汇积累，引进国外技术，然后消化、模仿、创新、替代、再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一环。 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全球进口占GDP的比例，可以用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间，我们实际上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最近几年逆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治层面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经济层面看，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向它的传统盟友——欧盟和加拿大挑起了贸易争端。短期来看，逆全球化趋势很难逆转。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出口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海外市场将是收缩的；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没那么容易了。 2 如何推动内循环 对比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推动内循环，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 （一）扩大内需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调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个不是首次提出，最早是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但近年中央层面的会议，对扩大内需的定位是战略，比如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时隔多年重提“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表明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 扩大内需，不外乎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和以往短期刺激消费、拉动投资的各类政策不同，推动内循环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长效机制，让各类主体自发地去消费和投资。 1、促销费 先来看消费。促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我们认为具体的长效举措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劳动力价格被低估，而房价一直涨，扩大贫富差距，压制了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要激活内需，需要先把低收入的城市底层和农民工的收入给拉动起来。 2019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4.38%，按总人口14亿来算，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8亿人。如果这7.8亿人的月收入都能提高1000元，农村户籍人口每年的总收入就能提高9.3万亿元，这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第二，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政策改革。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大支出，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几个关键因素，加快这几个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它们的比例，能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再比如通过税制改革，让一些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阶段后移到消费阶段，这会提高地方政府改善消费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第三，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高房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对消费的拖累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2020年7月百城样本住宅平均价格为1.55万元，按每套面积90平米计算，一套就是139万元。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万元，如果房价上涨3%的话，从平均意义上讲，买一套房多花的钱，就和一年的收入持平了，相当于一年白干了，这会压制购房刚需人口的消费需求。长远来看，也扩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 近两年，尽管出现了局部性的地产调控放松，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没有变。在推动内循环的战略下，后续在中央层面放开地产调控的概率也很小。 2、扩投资 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内循环中投资的重点是促进更具生产性的制造业投资，而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房地产和基建，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制造业投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是由民企所主导的。作为最具市场化特征的主体，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是决定制造业投资最核心的因素。要达到这一点，一是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二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企业切实看到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三是在推动出口转内销的同时，也要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房地产和基建，是以往短期稳增长中最常用的投资工具。推动内循环时，这两种投资要想焕发新活力，需要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21世纪初期，为缩小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旧式的区域发展战略，本质上仍然是在利用行政力量作为经济指挥棒，践行区域均衡主义。 从区域间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一味追求均衡或许并没有带来期盼的结果，中西部省份的GDP占比提高并不显著，各区域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旧式区域发展战略中促成区域均衡的两大关键手段——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安排以及倾斜于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还带来了激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2013年开始，中国逐渐摈弃传统的“均衡”思维，积极调整区域战略方向，旨在率先撬动以城市群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重塑中国经济大格局，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出现了新趋势。2010年后，中国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愈发明显，表现为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城市聚集，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聚集。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镇化战略发生了调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出现。近年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不断调整，资源分配也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一致，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在5月18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还提出“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引导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意图明显。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会发现“集聚性”和“非均衡”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比如2018年，美国、日本、韩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分别为46%、65%、50%，都位居世界前列。 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下图红色虚线方框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大城市群人口占比并不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地理条件差异较小，并且在历经了百余年发展后，各地区都已经经历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使得集聚效应不再那么突出。 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城市集聚区，如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等。 因此，发展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未来选择。在推动规模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房地产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人口流动趋势相一致，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和二线城市所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上升。 基建方面，城市群的发展，会让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连接更为密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将增加。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连接已经较为便利的情况下，8月3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规划获批，计划建设13个城际铁路和5个枢纽工程项目，近期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741亿元。 （二）推动创新 推动创新，可以从提高金融支持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研究和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这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能力 由于创新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它所需的金融支持，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相匹配。未来要提高创新活力，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 第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也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最直接的激励。近年来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破，比如科创板设置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都让更多高科技企业可以登陆资本市场。很多高科技推行了员工持股，一旦上市将为员工带来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样的安排能够提高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风险资本是科技企业在初创期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因此也需要扩大风投市场规模。通过壮大本土风投机构、私募机构，以及引进更多国际创投资本，来培育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 第三，可以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信贷机构与风投机构间形成投贷联动模式，共同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强化两者的合作互助关系，风投机构可以弥补银行在投资价值评估、风险筛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贷机构则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2、强化基础研究 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基础研究是前端，产业应用开发是后端，不能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割裂开。基础研究尽管成效较慢，但只有基础研究做好了，才能拥有更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产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否则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要具备极强的原始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在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本源工作上发力。 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科研活动中的带动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增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规模。二是企业创新力量强大的优势，利用财税杠杆，引导企业根据需求适当增加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 3、提高产学研合作高度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学研合作被证明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创新模式。但国内传统的产学研模式往往是由高校先形成研发成果，然后再与企业需求进行对接，进而实现商业化开发和成果转化，但是有大量科研成果并不能为企业所用，导致产学研效率偏低。 尽管产学研最后的落脚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政府在其中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改良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企业、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意愿，为产学研提供更便利、更有保障的合作条件。
猪肉价格上涨，不仅仅是居民买肉多花一点钱的问题，而是会推高通胀的问题，而通胀又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从而影响到经济和资本市场走势，所以猪肉价格上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等闲视之。 媒体资料，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从5月份第4周（采集日为5月27日）的45.98元/公斤，连续涨至7月份第5周（采集日为7月29日）的55.50元/公斤。生猪价格上涨每公斤10元，自然就会影响到终端市场猪肉价格上涨，山东猪肉价格从5月底的47.18元/公斤，连续上涨至7月底的57.22元/公斤。 一公斤猪肉价格上涨10元钱，实际上对于城市居民影响不是很大，毕竟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猪肉贵一点也是可以承受，另外城市居民对猪肉消费量并不是很大，我个人一个月猪肉消费不会超过两三斤，一公斤上涨10元钱，对家庭消费影响不大，可是对于一些偏爱吃猪肉和农村中低收入者而言，猪肉价格上涨，影响是很大的，前一阵子“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讨论，猪肉价格上涨对于这六亿人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很有可能导致他们生活质量下降。 从居民消费角度来说，猪肉价格上涨，无非就是买肉多花一点钱，或者是少吃一点猪肉生活质量降一点而已，可是对整个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就需要足够重视。 我国CPI权重中猪肉权重很大，存在猪周期一说，也就是说猪肉价格上涨，自然会影响到CPI上涨，统计数据显示，10家机构对7月CPI涨幅平均预测值为2.62%，与上月相比略有上升，已经逼近3%关口，本轮猪肉价格在7月底开始加速上涨，加上禽蛋价格也在快速上涨，台风影响也可能影响到蔬菜价格，8月份CPI数据可能进一步升高，至于是不是回重回到3%上方，目前很不容易判断。 7月份经济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从二季度经济数数据看，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一季度为下降8.4%。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增速比5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增长；环比增长1.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带动GDP增长，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预期增长2.4%，前值下降6.8%，明显好于预期。 经济秩序恢复与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减税降负有关，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其中，今年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新增减税降费8941亿元，2019年已出台政策在2020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6104亿元；也与央行货币宽松政策有关，春节以后，央行通过降准释放了1.75万亿元低成本长线资金，又通过下调LPR利率降低贷款利率，还通过再贷款等手段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推动金融业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1.5万亿元，多方合力，才有经济缓慢恢复秩序。没有积极财政政策和合理流动性投放，实体经济恢复没有那么快。最近美国冷战思维加剧，进一步打压中国科技企业，逼迫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封禁腾讯公司微信，对华为打压一直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升级，把更多的中国科技企业纳入到实体清单，中国经济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恢复性增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压力。 目前我国存款基准利率是1.5%，即使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浮，也只有1.9%左右，实际上是负利率，按照7月份CPI数据，100元钱存款一年，实际上会减少0.72元。如果受到猪周期影响，CPI继续升高，负利率会更加的严重，这个时候央行就会面临一些难堪，是维持流动性宽裕刺激经济，还是收紧货币抑制通胀升高，维持流动性宽裕可能带来资产价格上涨推升CPI ，而收紧货币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压力和股市下行压力，经济稳才能就业稳，目前股市在流动性宽松预期下，基本上保持稳定，一旦流动性收紧，就可能导致高估值品种下跌，引发股市调整，股市承担着支持实体经济重任，需要维持高节奏的IPO ，一旦股市调整，IPO 高节奏就会带来变数，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降低。 所以一只猪成为居民关注的焦点，也可能成为财经人士关注的焦点，猪肉价格缘何上涨，一方面可能与冰冻食品一些新闻有关，导致冰冻猪肉消费下降，难以通过投放冻猪肉抑制猪肉价格上涨，另一个是疫情防控得到控制，经济秩序缓慢恢复，餐饮业迎来正常化，餐饮猪肉销量增加，三是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会出现惜售心态，等待涨价，进一步强化市场供求矛盾，四是整个养殖成本升高，包括玉米豆粕等原料带来的饲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地价上涨等综合成本上涨。 猪价上涨可能不能仅仅止步于财政补贴，更加需要关注社会综合成本的提高，社会综合成本提高主要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地价和人工、粮食等一起上涨，高层强调房住不炒和地产不作为短期经济手段，可是部分地方碍于财政收支平衡总是有意无意的引导房价上涨，加上流动性宽松，房价形成了只涨不跌的预期，今年即使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颇大，但楼市价格上涨压力依然引人关注。 房价上涨最大伤害者是低收入群体，他们无缘分享房价上涨红利，而且有可能收入赶不上房价涨幅，最大受益者是中高收入者他们是多套房拥有者，房价涨越多，财富增加越快速，结果就是基尼系数不断拉大。
8月6日，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出席“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时表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实行零利率、负利率，借钱很便宜，有一部分短期外资，即热钱，会进入中国市场。这种资金快进快出，进来的时候会促使我们的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快速撤离的时候，可能造成我们市场的大幅波动。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资本市场和境外的资本市场联动性在显著上升。因此，我们要在坚持扩大开放的同时，注意防范短炒资金可能对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作为中国证监会的原主席，肖钢在离开证监会主席岗位后仍然心系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肖钢频频出现在一些大型活动场所，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献计献策，肖钢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这一次肖钢在出席“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时，建议资本市场“在坚持扩大开放的同时，注意防范短炒资金可能对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股市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毕竟肖钢主席是从2015年的疯牛行情中走过来的，深知热钱的短炒对资本市场的破坏作用，因此，肖钢主席就借此机会及时给资本市场敲警钟。 对于当下的股市来说，肖钢主席的提醒很有必要，也很及时。自7月份以来，A股市场的行情走得有些强劲，甚至有些疯狂，7月绝大多数交易日里，沪深两市的成交都在万亿元之上，其中，7月7日的成交金额更是达到1.74万亿的天量，7月9日的成交金额也达到了1.73万亿元的次天量水平。在资金创出天量的背后，是场外资金的大量涌入，这其中就包括肖钢主席提到的热钱的涌入。虽然面对行情的上涨，市场并不介意热钱的进入，甚至热烈欢迎热钱的进入，但一旦热钱真的快速撤离，带给市场的大幅波动是可以预见到的。虽然不至于重复2015年疯牛过后的暴跌行情，但行情的大幅波动带给市场的投资风险还是很大的。这是市场需要重视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管理层也知道热钱短炒给市场带来的投资风险，但管理层却并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防范这种投资风险。比如，银保监会可以禁止银行、保险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证监会也可以加强对场外配资的监管，但热钱进入股市却是无法阻止的，甚至热钱在进入股市的时候，还是多方面热烈欢迎的。不仅如此，热钱的撤离同样也是管理层难以阻止的，哪怕这热钱就算是来自于境外，外汇管理部门同样也无法阻止热钱的进出。所以，要防范热钱短炒带来的风险，管理层并没有有效的化解风险办法。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最多也只能是防范市场操纵行为的发生，并加强对操纵市场行为的监管。但这与防范热钱短炒带来的投资风险显然不是一回事。 因此，要防范热钱短炒给市场带来的投资风险，重要的还是要靠投资者自己。对热钱短炒，管理层不宜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但投资者却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那就是防范风险，控制风险。比如，投资者本身首先就要远离热钱，如场外配资，这是一种高杠杆资金，一旦遭遇热钱撤离，这种高杠杆资金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方面的教训在2015年疯牛过后的暴跌行情中实在是上演得太多。 又比如，当行情到达一定的高位的时候，投资者就要控制仓位，将自己的持仓控制在6成或者是5成以下，让自己先保留住一部分获利。这样就算热钱撤离，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打击。当然，投资者在控制仓位的时候，一定要把融资的仓位清仓掉，只需要用自有资金炒作即可。毕竟控制仓位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风险，而融资炒股则是在放大风险，因此，在控制风险之时，首先就要把融资仓位予以清仓，尽量减少各种风险因素。 再比如，当股票的价格达到一定的高位时，投资者要尽量以减仓为主，而不是高位买入。这样即便是热钱撤离，也只会是影响到自己的获利多少，而不会让自己的本金蒙受损失。相反，如果是高位买入，一旦遭遇热钱撤离，投资者的本金安全就会受到损害了。所以，投资者尽量不要在高位买进股票，宁可错过，也不做错，不然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的。 当然，投资者如果确实看好某只股票一定要高位买进，那首先就要做好亏损的准备。在此前提下需要做到两点：一是轻仓买进，不要将自己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二是短线操作，快进快出，一旦证明操作失误，要尽快止损出局。而做到了这些，投资者自然也就无惧热钱短炒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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