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本周疫情经济追踪 截至8月3日，官方估计全球新冠确诊人数超过1800万，死亡人数接近70万。过去的一周全球日均增幅仍然超过25万，而日均死亡人数持续增长达到5700，为过去一季度以来最高。分国家来看，美国的确诊总人数仍然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印度的日均增幅首次超过巴西，成为过去一周增长第二快的国家。 将过去一周各国日均新增新冠确诊人数和该国的历史峰值相比（见下图），我们发现有26个国家处于历史峰值，其中包括前期控疫成功的典范国家例如越南和澳大利亚；同时有33个国家处于历史峰值的80%以上。目前的主要增长热点包括美洲、东欧、中东及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印度、印尼等地区和国家。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显示，截至7月31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73个，60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恢复期国家中确诊病例显著增加是本周疫情最大的特点；少数高收入国家，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因为新的疫情反复从恢复期 退回到低谷期，全球处于低谷期国家的经济总量反超恢复期国家。 过去一个多月来经济活动水平恢复乏力的趋势没有改善，在一些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亚地区，甚至有明显降低。 检测能力不足，发展中国家疫情持续恶化 新冠检测是控制大流行中至关重要的技术和政策工具。测试一方面可以检测出受感染的个体，尤其是发现可能高达45%的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感染个体在恢复，从而更充分掌握疫情在人群中的分布和进展。诺奖学者保罗．罗默6月份和罗汉堂就疫情经济的交流中，尤其强调了测试的重要性，相比目前遭受的经济损失，检测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建议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实施每两周一次的全民检测。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检测能力的南北差异是一个更关键的难题，是当前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核心原因之一。 截至7月底，全球非营利组织创新性新诊断基金会已经追踪到了来自全球各国不同的公司和实验室的超过760种检测工具。富裕国家有更强的研发能力和购买力，有更大的优势首先使用检测工具和试剂。通过对87个国家的新冠检测数据的追踪，我们发现疫情发展半年多以来，全球检测能力的长足进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其人均检测数始终比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高5-10倍，甚至更多。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整体检测 比例在1%上下，远低于西欧和北美的10-20%。 截至2020年8月3日，检测水平达到10%左右的国家全部是高收入和部分中高收入国家（见下图）。而且，通常检测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确诊人数比例较高同时阳性率较低，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潜在病毒携带者的检出率更充分；而除去少数综合表现较好的亚洲国家（例如越南和泰国），其他检测水平低的国家大多阳性率高但确诊人数比例低。这些国家以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一般非洲国家为主，说明这些国家存在着大量没有进入正规统计的病毒携带者，疫情的状况和发展速度可能都远超官方报道的水平。例如印度的检测比例仅为1.4%，远低于目前美国的18%。密歇根大学的印度裔生物统计专家Brahmar Mukherjee 估计印度当前的实际感染人数搞到3000万，并可能在四季度超过1亿。 可以检测到早期病毒感染的测试有两种：核酸测试和基于病毒抗原的测试，更常用的前者可检测病毒核酸，后者可检测病毒蛋白的冠状突触。能够应对当前疫情的理想测试必须同时具备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使其具有临床意义，并且价廉易用，可以被每个国家大规模应用。目前发展中国家一直依赖的核酸测试过于复杂且昂贵。例如，在美国政府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资助下，Cepheid研发的新冠测试价格接近20美元每次，完全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支付能力，因此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 这类公司将价格降到5美元以下。但相对便宜的抗原测试一方面敏感度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对主要研发公司吸引力不足。印度最近努力将两种测试结合起来，在保证敏感度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可能具备在中低收入国家推广的可能性。 尽管关于疫苗的讨论占据了更多的新闻头条，但实际上全球疫情经济的疫苗期可能不会很快到来，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和分发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的1-2年中，充足的新冠检测能力是每一个国家必需的。构建合作的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地供给和公平分配这些关键资源将对全球疫情和经济的走势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7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此前已经展开合作的企业还包括美团、b站、华为和商汤科技。自现代货币体系建立后，货币发行便始终由政府部门主导，此次DCEP却与私营部门牵手，标志着未来数字货币将演变为公私解决方案的混合体。 无独有偶，Libra由Facebook为首的纯粹私营部门发起，却在实际发行过程中逐步向政府部门倾斜，在白皮书2.0中不仅增加以单一法定货币为锚的选项，还将自身定位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服务提供商。DCEP拥抱私营部门，Libra转向政府服务，相互学习中未来数字货币已雏形初现。 从货币发行层面，私营部门的介入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确保法币的实用性与可用性；而从数字支付层面，公有部门的参与则有望遏制过度寻租，以支付普惠平衡数字经济新生态。“双循环”格局之下，DCEP主导的公私合作的货币支付模式，将激发国内升维消费潜力，对接线上服务向海外辐射。而私营部门也将分阶段分行业地受益于这一进程，在DCEP推广初期，拥有广泛用户基础的互联网龙头企业成为潜在合作对象。而在DCEP串联起数据要素的流动之后，其普惠性精简支付生态，基于存量匹配的用户优势将逐步弱化，而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企业/行业有望脱颖而出。 DCEP拥抱私营部门，Libra转向政府服务，相互学习中货币新形态雏形初现。近期，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而据此前消息，与DCEP同期开展合作的还有美团、b站、华为、商汤科技等各领域领先科技企业。DCEP此番与私营部门合作，和传统认知中政府主导的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出现背离，但却与Libra的设定不谋而合。Libra是由拥有30亿全球用户的Facebook牵头、多个网络遍布全球的大型企业合作发布的项目，现存的商业变现场景是Libra迅速获得推广的保障。相较美国，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用户仍不具规模，但基于国内人口红利，微信、支付宝等用户数量已达十亿数量级，在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将有助于DCEP在应用场景加速渗透。反观Libra，则因纯私营背景深受合规困扰。鉴于其资金都需托管在受美联储或其他主权当局监管的银行，Libra推出计划在监管阻碍下一再推迟。2020年4月，Libra在白皮书2.0中充分展现出与公有部门合作的意愿，除了增加锚定单一法定货币的选项，还首次提出致力于成为政府CBDC的服务提供商。DCEP与Libra起初是互相反制的工具，代表着公与私两股力量在货币体系中的争夺，最终却互相学习，成为公私合作的典范。 货币发行层面，私营部门的介入助于拓宽未来货币格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诱因，人类社会正式从金本位制过渡至信用货币体系。黄金主要承担支付手段的功能，被视为商品货币，而各国政府发行的法币则是标准的信用货币，以负债（储备资产）为信用背书。信用货币体系下，政府的角色得到增强，美元以国家实力为后盾，与石油挂钩凸显商品货币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公有部门在货币发行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折射出了以财政和货币为双塔体系的经济政策变迁，凯恩斯主义在现代货币体系中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货币政策便一直难以回归常态，对政府超发货币的担忧迭起。而互联网繁荣则形成新的货币使用场景，部分实现了自由市场的假设，助推了私人力量的加入。嫁接于互联网之上的虚拟产品与服务是数字支付诞生的源头，在政府尚未推出数字形态的货币时，私营支付机构借助自身天然流量优势，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伴随这一升维空间的持续拓展，可以预见数字形式的新型货币已是未来的大势所趋。Libra的横空出世，更是衍生至跨越国界与主权，引发各国政府警惕。当货币新选项出现，货币发行方除了保证货币币值稳定的既有目标之外，还需要额外考虑如何在商业场景中渗透，从而保证货币的实用性与可用性。而虚拟产品与服务提供者的私营部门，也随之成为新一代货币体系的必要补充。 数字支付层面，公有部门的参与有望平衡数字经济新生态。与货币发行不同，数字支付是一切商业机构变现的必经通道，虽然本身业务利润微薄，但掌握话语权与潜在商机，是私营部门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数字支付的网络效应，促使私营部门存在过度寻租的可能，或从两个方面反抑私营部门的创新。在扩张初期，支付机构借助派系竞争占据市场份额，要求商家采用“排他性”支付方式，增加用户流失与损耗。在圈地完成后，则会利用网络效应抬升议价能力，在个人用户提现与信用卡还款等缺乏商业场景直接变现的领域征费，已从侧面体现出私营机构寻租的潜质。上述情形有悖普惠金融，也在过度商业化中抑制了私营部门其他行业参与者的发展。在宏观审慎层面，政府发行数字货币，其维护主权、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与精细化管理金融风险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我们发现，即使是在社会福利与微观层面，政府部门参与数字支付能够有效抑制过度寻租，以自生态平衡成本收益，更有利于营造私营部门的创新环境。根据Libra白皮书2.0，Libra币不对持有者付息，“储备资产的正利息将用于支付系统成本，确保交易的低费用，增加所需的资本缓冲，并支持增长和采用”。相比之下，政府部门运作的成本收益来自不同路径，有望优化社会福利的分配。DCEP是央行完全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中心化货币，但在承接法币体系之外，兼任由政府部门提供的支付基础设施。其与私营部门合作，在微观层面将类似Libra联盟，通过共享用户的方式打破“非此即彼”的竞争观，激励企业从存量博弈进阶至升维合作。而赋能私营部门新增创造的税收收入，用于反哺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运营及开发费用，也似乎更为合理。 从DCEP的公私合营看投资机遇，表现为分企业分阶段受益。在DCEP试运行及快速推广阶段，拥有广阔用户基础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将更有可能与DCEP形成合作关系，良性互促格局下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但在DCEP进入常规使用阶段后，流量优势将逐步弱化，商业化领域的支付加速精简，私营部门的升维合作将成为新生态。从支付领域看，与Libra类似，DCEP致力于促进金融普惠，使支付成为无门槛、无歧视、触手可及的服务，因此支付中间环节将尽可能简化。伴随公有部门的加入，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将绕开资源的争夺，转而聚焦支付体验的优化与增值服务的深耕。从其他商业领域看，“双循环”格局之下，公私合作的货币支付模式，将从升维层面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并预备对接线上服务向海外辐射。在把握消费下沉的现实空间外，DCEP提供了一种新型选择，意在拓展不受资源禀赋约束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虚拟空间。因此，相比此前专注高效匹配的企业，在双重空间中拓展供需的企业将更具投资价值。正如此前报告《宏观平台性数字经济的估值逻辑》中所述，拼多多的成功让我们看到小企业突围的可能性，也标志着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流量认可逻辑正发生质变。DCEP所带来的普惠支付生态下，这一趋势将继续加速，未来能够慧眼开拓新空间、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互联网企业/行业，估值空间更值得期待。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古人在《礼记·中庸》中强调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很多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在没有预先规划的情况下，结果往往不会很好。 养老，便是如此。 当“人口问题”、“老龄化”等词汇不断登上热搜时，“养老规划”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当人们想要进行“养老规划”时，却发现养老这样一个涉及“余生”的事情，可选的余地却很少。除了被过度营销的商业类养老保险外，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养老规划”看起来既遥远又困难。 失衡的“养老三支柱” 一般来看，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进程缓慢平稳。例如，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仅仅30年左右便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如果以国内60岁退休年龄作为统计标准，则我国2018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9%。一般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左右。 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的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养老需求和市场。 然而，在国内巨大的养老需求的另一面，却是“养老三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存量资产约5.8万亿元，占比超过70%；第二支柱存量资产约2万亿，占比约为30%；第三支柱刚刚起步，占比微乎其微。发展至今，我国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足50%（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政府面临着收入放缓、支出加快、部分地区的基金耗尽的挑战。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养老金融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正因为此，作为养老市场的基石，养老金融正在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市场的“新蓝海”。 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针对本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形成了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业发展体系。 目前，中国已启动基本养老金入市，职业年金逐渐发展，第三支柱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试点即将扩大至全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 虽然中外国情不同，但建设完善的养老体系的目标一致。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能够为当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养老金融相辅相成 麦肯锡基于“养老金结构占比”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两大维度，对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将全球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分为三个形态：国家福利型、自由市场型和巨头主导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金制度的成熟，也将逐步走向其中某一形态。 以美国养老金融体系为例，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计划，由政府强制执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 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著名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关于企业年金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出资建立； 三是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保险等，由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出资加入，例如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IRA）。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自由市场型养老金体系。即以第二、第三支柱为绝对主导的商业化模式。这种养老体系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具体来看： 首先，第二支柱中著名的401K计划，成为养老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在该计划下，企业为每一名员工开立独立个人账户，员工每月缴费不得超过个人工资的25%，同时企业按一定的配比为员工缴入相应资金。401K主要投资于股票基金，范围由企业选定，个人选择具体投资产品并自担风险。401K计划具有投资主动权、投资灵活性、转移方便、可进行贷款申请等特点。 其次，成熟的资本市场造就了基金系资管公司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养老的401K还是个人养老的IRA，个人都对养老产品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成熟资本市场下，基金系资管公司凭借更为丰富的产品组合、更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和美国长期牛市带来的高投资回报，成功超越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美国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市场的主导者。以IRA计划为例，从投资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资管类产品的占比在过去40年显著增加，截至2017年，在IRA计划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已高达63%。 在前两者的基调下，税收激励计划也极大促进了第二、三支柱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持续完善政策法规，出台递延税收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减免限额；同时引入“自动加入”条款、提高账户的“可携带性”，允许多账户（第一、二、三支柱账户）之间资金自由转移。至今，美国第二支柱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资产已合计达到养老金资产总规模的90%。得益于养老金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待遇，养老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最后，典型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除了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框架，美国还形成了多样化的养老金融的服务和产品。 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满足被保险人的护理、经济补偿的保险。在政府财政税收优惠的支持下，目前约占美国人身保险市场份额的30%。 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是世界范围内最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以房养老”模式，老年人将其房屋产权抵押，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旧等综合评估，按月或按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一直延续到借款人去世。 三是TDF，也称生命周期基金。其典型特点是基金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自动递减，目标日期通常设置为投资者的预计退休日期。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只需通过选择一只与其退休日期最为接近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就可以达到“投资养老”的目的。 巨额的养老金成为华尔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也是全球最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全美养老金总资产、私人养老金总资产均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 可以说，养老金融的发展，成为打通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成为打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通道。 日本：巨头主导，全民养老 日本养老金融市场属于“巨头主导型”，一二三支柱相对均衡。与美国的自由市场型养老体系不同，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欠发达，个人消费者对于不同养老和投资产品的理解水平也较低，追求品牌信任度，于是形成了以保险和银行巨头为主的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 日本养老保障体系也由三个支柱组成，即政府公共养老金、企业补充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全民养老”为原则。 例如，日本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独具特色的“双层”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第一层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即“基础年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覆盖整个国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法律规定年龄范围内的日本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针对所有企业在职人员包括短时间劳动者的厚生年金，和针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的共济年金。第三层是基于前两者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养老保险。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安排。 在“全民养老”基础上，日本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陈出新，实现了多支柱立体化。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学习了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与美国不同，该制度下，美国为商业保险产品性质，日本则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以强制保险的方式，对40岁以上的公民，按年龄差别费率缴纳保费。这种制度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在财源稳定的同时，也把保险作为国民看护支出的费用来源，分散和转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 此外，通过全民的普及教育，遗嘱信托、反按揭等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人积累养老资金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政府主导下自治、厚生劳动省与国土交通省实施、私营机构主导的三种模式，互为补充，保障养老金融产品的供应。 总的来看，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三个支柱的平衡化、立体化，制度之间相互补充，达到有限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类养老金作为弥补公共年金的重要支撑。以信托类产品为例，对企业产品方面，有确定给付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确定缴费年金等；对个人产品方面，有国民年金基金、个人年金信托、财产形成年金信托等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 欧美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较早，日韩等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多数都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融的发展模式。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础退休养老计划占比较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覆盖率总计不超过30%，产业趋近于“国家福利型”，零售资管行业尚未成熟，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金市场核心玩家。 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养老”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几年来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推动第二、三支柱的发展。 特别是2018年5月，个人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拉开了第三支柱登台的帷幕。随后推进的个税改革则将税基由薪酬扩充至综合收入，并明确了教育、养老等定向税收优惠的扶持方向，这为过去分散于理财和房产投资的资金转向养老金投资提供了政策助力。 针对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存在的全民养老制度不完善、三大支柱失衡、养老金产品匮乏、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等问题，我国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顶层设计为养老制度之根本。“人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必经之路，但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打造开放、动态、分阶段的长期规划势在必行。例如，借鉴日本综合性、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完善落地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持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如借鉴美国的IRA制度，通过税收递延缴制度鼓励个人购买个人养老保险。 第二，创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虽然创新发展了类似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代表的“以房养老”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产品的风评并不好。其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多种类生命周期基金等投资组合产品等也受限于国情、市场基础投资品限制等原因，难以发展扩大。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结合当下的国情、资本市场、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等特点，充分考虑客户不同的需求和体验，发挥机构在风险保障和投资管理方面的优势，满足客户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拓宽养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养老体系，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并提供资金支持。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除了政府的市场化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适应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承贷主体。如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服务项目，试行特别延长期限和还款方式。当然，除了依靠银行信贷，还应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利用主板、中小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上市融资。 显然，快速发展“二、三支柱”商业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潜力所在。同时，除了借助制度和管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开展全民的养老金融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 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叠加下，老年抚养系数已经由2000年的9.9（平均9.9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下跌至2020年的5.8，夹心一代准备好了吗？
进入7月份以来，国内股票市场出现暴涨暴跌，又引起了各界对于国际短期资本（又称“热钱”或“游资”）大进大出的关注。 作为外资流入的接收国或东道国，对于“热钱”可谓是有喜有忧、又爱又恨。喜的是，外资流入，增加股市资金供给，发挥投资导向作用，激发市场做多热情，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忧的是，外资流入，有可能导致股价和汇率过快上涨，滋生资产泡沫和汇率高估；一旦外资流出，又可能导致泡沫破灭和汇率下跌，形成“剪羊毛”效应。 基于数据考察，近期无论从股市成交金额还是增量资金角度看，境外投资者布局都要领先于内资，再次展示了其“低买高卖”的价值投资理念。而对于境内投资者来讲，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其一，根据“本土投资偏好”理论，A股是内资的主场，境内投资者应该信息占优，却为何要看着外资操作来谋篇布局？甚至跟在后面“抬轿子”？其二，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中国既然选择了金融开放，是否有必要股市一涨就担心“热钱”流入，一跌又忧虑“热钱”流出？ 外资不是“救世主”。要抵御资本流动冲击，根本上还是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具体来看，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对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憧憬，部分解释了最近国内股市上涨的原因。 外资也并非天生就是“坏孩子”。要把“热钱”变“冷钱”、“短钱”变“长钱”，一方面应加快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推动制度型开放。有关开放的制度安排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透明的和可预期的，这将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吸引长期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应坚持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整体推进，以保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要防止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放大经济金融的脆弱性。 为缓解资本流动冲击，还要推进双向开放，用扩大资本流出来对冲资本流入；要坚持市场导向，用增加汇率弹性来抑制无风险套利；要健全宏观审慎调控，用价格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这些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应该说，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和调控机制，既是改革也是开放的客观需要。 来源：《中国外汇》
7月24日，十七部门发布《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从内容来看，《意见》进一步突出了财税方面的支持力度。如健全精准有效的财政支持制度，建立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长效机制。 可以说，此次《意见》中对于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的力度是空前的。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更多地是体现在减税降费方面，包括税收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简化税收征管程序方面，这的确带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更多地是在帮助企业“节流”，在当前较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开源”才是拯救中小企业更重要的方面。 在此次《意见》中明确提到，要求中央财政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县级以上财政要安排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这是拿出真金白银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扶持。另外，《意见》还指出要求完善政府采购小微企业预留份额，并且明确规定了份额比重，这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小企业的收入稳定。在这三种措施的共同加持下，健全小微企业发展制度将得到非常明显的实际效果。 财税支持在帮扶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一直以来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是税收减免，税收和相关行政收费的减免是最直接也是最快速的减轻中小企业资金负担的方式，包括缓征、免征等方式可以有效的降低税收支出占总营收的比重，为企业留下更多地资金。还有中小企业专项基金支持。 其次，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结构趋同，经营粗放，技术落后，数字化缓慢、缺乏横向合作，产业链薄弱等诸多弊端，而这些弊端的改进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仅仅依靠中小企业自身是难以完成的，而政府专项资金的扶持则能够起到四两拨千金的效果，有效帮助当地中小企业完成技术革新和结构优化，这是促进中小企业减负、提质、增效的关键。 之后是政府采购倾斜。中小企业受到规模、资本等短板的影响，在与政府合作中往往竞争力不及大型国有企业。而政府采购的倾斜能够给中小企业一个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在公共服务等领域为中小企业打开了大门，帮助企业拓展稳定的经营渠道，有效的为企业未来发展助力。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财政支持如果仅仅是帮助企业“节流”是远远不够的，小微企业通常收入水平较低，仅仅通过减税就想要把中小企业从疫情影响的阴霾中拉出来是很难的，因此，需要一些其他的财政支持措施。此次《意见》开了一个好头，对中小企业专项基金和政府采购倾斜都给予了很大的重视。 除了此次《意见》所提到的以外，未来在财税政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发力的地方。 比如针对前文所提到的中小企业的科技水平较低、数字化进程比较落后等问题，它直接影响了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力，有的时候中小企业不是不想去转型升级，而往往是不敢做，不会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建立中小企业转型帮扶计划，落实领导负责制，鼓励校企合作，建立人才培训体系，为中小企业培养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帮助企业完成转型升级。 同时，在政府采购倾斜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推进更加深入的政府与中小企业合作。比如积极推动有中小企业参与的PPP项目落地，地方财政要对这些项目给予一定的倾斜，鼓励中小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出资建立项目公司等等，降低环保等公共服务行业准入门槛，强化政企合作，借助政府的力量为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一剂强心针。 综上，窃以为，此次《意见》切实的为企业带来了福利，在财政支持方面有包括减税降费、专项基金、政府采购倾斜等多个亮点，未来我们应当继续延续这个政策方向，在深入帮扶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强化校企合作、政企合作方面下功夫，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今天中国的投资人、不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不能承担风险的，这是对整个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现状的一个概括。下面，虎哥将对中国未来十年财富管理市场进行预测。 第一：隐形刚性兑付 十年之内不会破 第1个是隐形的刚性兑付，10年之内都不会打破。国家从2017年一直提倡说要打破刚性兑付，其实从长远来讲，刚性兑付必然会打破。不打破，好的机构和不好的机构是没有区别的；不打破，好的项目跟不好的项目也没有区别。因为最终都是刚性兑付，其实风险一直都会存在，只不过是过去这些年这个行业可以通过借新还旧把风险向后转移。 今天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很多机构，完全没有违约项目，事实上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但是投资人在他那里没有违约，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在不断地借新还旧。我们认为投资不可能不出现风险，出现风险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并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投资人不能理解你，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想把这条路走得很远的话，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否则自己骗自己，那会更难。 我认为隐形的刚性兑付10年之内仍然不会打破，原因是中国的财富管理这个理念，市场，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什么状态？野蛮生长。 这个背后有两个核心逻辑，一个是大多数管理人其实还缺乏信托精神，你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让别人真正的信任你。当然这个原因很复杂，有些是管理人不尽责；有些是管理人尽职、尽责了，但是方法没有对；也有些是中国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对民营企业的这种市场挤压，导致民营企业做事很难，等等。 管理人缺乏信托精神，同样投资人也缺乏契约精神。契约精神表现在投资人不能承担风险。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理财，不管做什么项目，都认为这可能类似于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比较低一点。事实上今天私募行业做的项目，你想能给投资者年化收益8%、9%，其实都已经是比较高的收益了，尤其是在你做很大规模的情况下，再一点儿风险也没有，我认为这简直是个悖论。当然有些小众市场、小众领域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这注定做不了太大的规模。如果说你又有很大的规模，又挣很多钱，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有刚性兑付约束的机构80%会倒闭 第2个是今天这个市场上，以股权投资，保险产品、股票基金为主的机构是没有刚性兑付压力的。比如股票亏了，股民买的股票型基金。各位投资者有印象，早些年股票亏了，很多股民去砸证券公司，这些年这种事情已经很少听说过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一起慢慢的接受愿赌服输。因为你自己担的风险，你自己享受收益，你不能因为挣到钱都是自己的能力，赔了钱去砸营业部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这种有刚性兑付约束的机构，我跟各位投资者再说一下，80%的可能最后都会倒闭。 原因是什么？因为刚性兑付是一个伪命题，银行能刚性兑付，那是因为银行本身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各位投资人想一想，你把钱放在银行活期零点几（%），定存二点几（%），银行拿你这个钱再去做个四点几（%）、五点几（%）的稳定收益，他都在中间稳赚2%、3%。你可不要小看了这2%，这2%不是100亿的2%，也不是1000亿的2%，是上万亿的2%，所以银行一定能够刚兑，因为银行有低成本资金这个优势加上银行有规模优势，可以对冲掉风险。 第三：债权为主的机构中50-300亿的最为艰难 第3个是在有刚性兑付约束的这种以债权为主的机构里面，存续规模在50到300亿的，这是最难受的。因为今天投资人一有风险就不玩了，就要撤资了。你想想如果你管理规模是100个亿，现在有20%说我不玩了，我要把20亿撤走，你得拿出20亿给投资人兑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要面临投资人，政府，还有违约企业的三重压力，我认为这一类机构最终都会崩塌，无一例外。 那么规模到了千亿的，反而可以大而不倒，可以绑架政府，政府今天也是投鼠忌器，怎么办？你敢来管我吗？你管我我就死给你看。我一死背后可能几十万投资人都会受影响，政府就会很敏感。真正大到几千亿的时候，政府反而拿你没办法。所以这个市场上你看中间规模的和最大规模的相比，中间规模的就是必死无疑。 第四：存活的财富管理机构必须找到差异化 第4个是银行、证券之外的财富管理机构，就类似优选财富这种机构，未来会成为市场的小众群体。小众群体是什么意思？管理规模绝对不是你的竞争力。你管理100个亿、200个亿，这不是你的竞争力，你募那么多钱过来，这不是什么能力。你如果不要命，不怕风险，理论上讲募1000亿也可以，但是你想想，哪儿来那么多钱，能不能管好，有没有这么多的机会能挣到这么多钱，而且还不能出现风险？这实际上是一个超级难的事。我认为今天中国的财富管理公司都没这个能力，你能管好5个亿、10个亿、50个亿，绝对已经算出类拔萃了。 我预测未来我们这种机构如果想活着，就要活出特色，活出差异化，而不再是说像过去一样。你去跟银行，跟信托比规模，你是比不了的，因为时代不一样。未来对于我们这种机构，稀有的独家产品，是你的竞争力。稀有的也就意味着规模不会特别多，如果这个东西谁都能干，那就不叫稀有了。如果只有你能够干，或者是你干的早，你把这个门道摸得深，别人都不能干，或者别人干的没你好，那才叫稀有。比如说过去为DF政府融资，信托能干、银行能干，我们私募基金也能干，这叫稀有吗？这不叫稀有。这个业务你一年做几百亿，还能确保最后从地方政府把钱拿回来，这才是你的能力。可是你做5个亿肯定能管好，50个亿你能管好，100个亿咬牙也能管好，你说我一年做两三百个亿，都完全不出问题，那就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第五：未来的财富集中度更提升 第5个是未来的中国财富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什么叫财富集中度？招商银行一个报告显示早些年确实是二八原则，就是20%的客户，他们的财富占到整个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80%份额，还有80%的客户占到20%。其实“二八法则”在各个行业里面都很常见，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二八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九甚至是9.5对0.5，因为过去靠城市化拆迁、房地产投资，比较容易赚钱。这个时代真的是过去式了，未来容易赚钱的机会将大幅的减少，市场的交易更为复杂。 就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原油宝”事件，谁能想到在十几美元这个价格去做多原油期货，最后还能倒欠银行的钱。当然想不到的事情不止这一点，很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想象。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看到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的世界都是自己过去经验里面的世界，我们常常拿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世界，就会形成一些惯性认识，可能在某个阶段就会栽一个大跟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流行一句话叫“过去靠运气挣的钱，未来靠实力把它亏出去”，这种事情现在非常常见，我想这句话也说到了很多投资人的心坎上，原因就是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机会越来越少，导致社会整体的焦虑度进一步上升。 第六：“后付费模式”兴起 第6个是未来这个行业，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信任度会越来越脆弱。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办？那就是后付费模式的兴起。在西方这种财富管理行业都是对客户收费的，可是中国对客户收费模式走不起来，为什么对客户很难收费呢？客户认为你给我提供的服务不值得我向你付费，我凭什么给你付费？我不觉得你给我提供的服务有价值。你不就给我推荐产品吗？还是拿我的钱去买，我担风险，给你付费很难，这种认识导致我们这种机构，只能从产品端去获取费用。有时候你并不想出卖自己，并不想去伤害投资者利益，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中，有些时候你会放松警惕，你会降低一些标准，因为你也面临着生存和发展这样的压力和考验，最终出现风险的时候，你会发现太不值得了。 要早知道这个项目当初可能会给投资人带来风险，你拿枪指着我，我都不会干这些事。但当初在你的经验能力范围内，因为你的商业模式就是要从产品端去收费，你必须要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导致你不得不短视的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叫后付费。真正给投资人创造价值，投资人觉得你具备这个价值，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我该给你付这个费，这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后付费的模式。
很高兴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应，但对他的反驳我并不敢恭维。梁建章的特点是寻找与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忽视了数据的客观性。 例如，梁建章言辞凿凿地拿出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凡是了解中国近些年统计历史的人都知道，2000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的一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超生问题，地方担心影响政绩，普遍少报生育数量。因此当年的统计局汇总的生育数据并没有被采纳作为正式数据向外公布。 2010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人口流动导致入户调查数据不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漏报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生育率测算的时候，也没有采纳统计局的汇总数据。之后可以看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公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 我在本世纪初曾亲身参与人口课题。因不相信各级地方有关部门上报的生育数据，课题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数据，毕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误差率不到5%。 因为梁先生长期做企业，虽然也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国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议还是要补一下这方面的功课。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回应梁建章特别关心的老龄化问题，同时我邀请了毛大庆先生参与讨论。他最近刚刚发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问题，在观点上与梁建章基本一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来。讨论的目的不是试图去说服对方，只是把争论的焦点说清楚，澄清各方对于人口问题的误读，探究中国人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危机 最近一批人口学家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都谈到了“老龄化危机”。主要担心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占比过高、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们只看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站在传统的就业年龄角度看待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问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但如果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未来的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出发，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较低，因此年轻人占比重较大，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相比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时预期寿命从上世纪80年代的67.9岁提高到现在的77.3岁。虽然当前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77.3岁）分别比日本低了6.1岁和6.9岁，但已处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预期寿命水平还会逐步提高。 再来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国和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虽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但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59.3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68.8岁），分别在60岁和70岁以下。显然，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老龄化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标志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最近毛大庆就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可能达到57岁，相比于现在的中位年龄41岁提高了16岁。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年轻劳动人口不足的现象，劳动力会大量短缺。 如果仅从“人口中位年龄提高了16岁”来看，确实让人有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还要看其他的数字，也就是说，在人口结构中，各类不同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 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8.26%（按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中国15-59岁、60-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分别为6.71亿、1.2亿和3.66亿（见表1）。届时中国16岁到40岁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约为3.33亿人，与当前美国总人口相当。如果算上65岁以下可以充分就业的人口，中国满足就业年龄的人口绝对数量为7.9亿人，是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4倍。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不用说经济增速恢复到两位数了，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一位数的中下水平，我们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要，还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 劳动力不足？该跳出世界工厂时代看问题了 一些人口学家往往只看人口数量，却忽视了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 也有观点提出，既然工业发展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服务业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就业需求。确实如此，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 即使仍然保持着全产业链的格局，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分别达到70%以上。相应的，劳动力及用工结构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 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 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当于初中水平。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国是14.1年，美国是13.4年。因此，中国还要为提高14亿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进行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仅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才排到第116位。有些国际机构预测，到2040年中国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低于津巴布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数太大。 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口学家都存在着良好的预期，既想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忘记了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14亿人口规模的基数上。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 很多人口学家提出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是根据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忽略了一点，发达国家老龄化最大的矛盾就是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开支压力巨大。比如日本的养老金开支就占去财政总支出的33%，大大挤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空间。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此类问题。而政府一旦试图去调整过高的养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甚至还会因引发罢工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摆。更何况选举社会，如果动了老龄人口的奶酪，还会造成选票流失。 因此，国际上一些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探讨所谓老龄化危机解决办法的时候，关注焦点都是如何进行养老制度改革，如何提高缴纳比率或者是完善社保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同，我们遇到的是“未富先老”或者是“边富边老”。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能我们的问题会更大。因此很多人口学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建议鼓励生育来增加更多人口，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其实这样的话于财政将会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额养老金，另一方面是还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很可能两边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站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因为人类的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也说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长。过去联合国对老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从过去的50多岁到现在的65岁，同时年轻人的年龄区间也将从现在的35岁放宽到45岁甚至更高。而未来老年人寿命增加的同时，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龄人口随着生命活力的增加，就业年龄和就业的适用范围也会增加。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分摊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家庭服务劳动，都是属于准就业的范畴。这种准就业的范畴可以延伸到70岁。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业提出退休年龄可以延伸到80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国的总统74岁、副总统61岁，都还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国内的事情，足以说明随着年龄和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就业年龄也可以延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老龄化社会中就业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阶段，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现实。 再次，对长期就业中经验积累和知识更新的年龄认知。中国的工程院士和科学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年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就业年龄，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反而可以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更为充沛的就业岗位。 即使在传统的就业年代，工厂的八级工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还在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年满60岁后都还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重塑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只是面临着如何延长人口寿命，如何在最佳就业年龄提升教育和知识普及能力等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严格按照年龄来划分所谓的人才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老”的认识需要调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从现在活跃的老龄人口活动空间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文化、旅游和各种群体性活动，老龄群体都比年轻人还要活跃，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人群，来勾画未来的消费结构，启动社会投资，适应这批人群的消费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谓的老龄消费定位在所谓的以“修身、养性、康养”为主体的房地产方面，而是要针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群体行为，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内容，还会带动更多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还要有新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要建立符合国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养老保障体制。如何做到保障适度和广覆盖，而不是走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路径。 比如，可以结合道德社会和传统家庭理念的重塑，建立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给老龄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尝试建立老年人承担家庭劳动和抚养儿女的家庭和社会共建的激励机制。当然最大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 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无论是人口中位年龄的提高，还是所谓的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决策者，都要及时更新观念，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把各种可利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样，我们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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