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在新旧工业化浪潮的交汇处，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轮回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在金融和财政、信用和货币之间寻找平衡。 经济向好周期用金融的逻辑，赚信用扩张的钱；经济下滑周期用财政的逻辑，赚货币宽松的钱。银行的这种旱涝保收的“全天候”经营能力，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发挥的最极致。所以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大型银行。 债务型经济模式下，银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营者。近300万亿的生息资产，只要利差在边际上不塌缩为负，银行的钱就继续“躺赚”（地主式的生息资本家）。 而疫情发生后，商业银行成为反危机政策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被动服务民企小微，还是让利1.5万亿，都是作为国家金融重器的商业银行所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新旧航道的转换处，处于下坡道或飞机着陆的险要处，商业银行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政治正确”，知天命、不逾矩——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的第一哲学。 任何打破这一哲学的银行家，轻则降职，重则入狱，有个罪名叫“信贷投放不支持实体经济”。逻辑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从远处说，政府管理银行的经验最初应该来自苏维埃根据地，带有浓厚的“红色金融”基因。 建国后，从大一统的央行和财政体系（计划经济），到专业化（四大行独立经营）和公司化（成立法人商业银行），到与西方的现代银行接轨（巴塞尔协议，引进战投），再到为了反危机承担起广义财政的使命（“四万亿”），最后到大资管-泛投行的表外大跃进，影子银行的宿命与反抗（严监管），支持民企和小微的“政治正确”与计划命令，一切似乎是一场向历史本原的回归。 期间，是无数自诩为银行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负债表重塑、按国际监管标准改造，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开放银行、智慧金融，还是业务层面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零售之王，都是无穷尽的追问和求索，似乎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转眼之间，一代银行家已经退隐，新的银行家还远没有出现。因为又回到了核心问题：公司治理（谁来任命，为谁负责）。就如同现在的经济问题，总要追溯到政治问题。疫情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终考验的是客户群体和广义资产的质量，以及自身的线上化经营能力、组织的敏捷度。在监管约束成为第一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家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力大衰退。所以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培养银行家精神。 至于最近流传的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目的可能是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宽松的趋势，在信用越来越难创造的债务周期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撑“资产管理”行业的同时，再通过券商牌照发展投行，最终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资管+投行”的双支柱格局。 理想当然很丰满。然而，商行文化和投行文化的兼容，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本的历史问题不解决，一切不过都是用未来的一地鸡毛，延迟今天的一地鸡毛。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如果银行是通过杠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那么一季度银行利润同比增长5.6%，与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上市公司），这两个数据中间一定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按照顺周期杠杆原理，银行的利润下降幅度应该更大。但事实并不是。 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下滑-25%，还没有算上无法进入统计局视野的一大批中小微和个体户，那些花落无声、不在幸存者偏差之列的破产和倒闭企业和商户。算上这些卑微的存在，一季度的利润下降50%应该不为过。2020年一季度，甚至是上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说是“消失的时间”。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时间并未消失，300万亿的全球第一银行金融资产，除了少数一部分在疫情期间得到豁免外，大部分仍然在按时间计息（付息资产）。这也说明了一个答案意料之中的问题： 银行并不是依靠那些对疫情冲击非常敏感的客户生存的，银行依靠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而后者，受到疫情冲击的创伤并不大。 另外，这种极端背离的数据背后，是已经严重极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是收入下滑、失业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继续上涨的一线房产价格。这与2009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深圳等地出现大量房贷断供、房产抛售的打工阶层明显不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疫情冲击后反而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有能力买房的阶层和没能力买房的阶层之间已经固化。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可以继续用隔离时期不能消费的积累资金，或者央行货币宽松流入囊中的信贷资金（优先靠近货币链）继续买卖炒作房产。而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经济好的时候都买不起房，当疫情发生后也就不会有断供或抛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一线城市的房子问题只是“富人的烦恼”，低收入者都没有资格担忧房子问题，而是比房子更重要的生存问题。某种程度上，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数据背离，反应的也是这种结构的固化，留下的则仍然是银行的经营哲学问题：银行到底是在服务谁，依靠谁？ 所以，这次大疫情就像是“试金石”，哪些行业、哪个阶层对疫情冲击相对免疫，哪些深陷困境之中。线上化、远程化、非接触型的经济模式逆势成为赢家，有垄断保护，靠近货币政策“水龙头”的行业也经营的不错。最脆弱的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性现金流而非金融资产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单位。 对于银行来说，一季度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利润增长，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一是银行的信贷投放大都数在疫情前（春节前）已经投的差不多，开门红，早投放，早受益。 二是银行业是线上化经营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很多业务在线上就可以操作。最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网上银行替代率基本都超过了90%。 三是疫情发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宽松，利率在一季度快速下行，导致负债敏感型的银行能快速扩大净息差。数据也表明一季度乃至上半年，银行净息差对利润的贡献大增。 四是利率下行给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带来了不菲的账面浮盈。然而最近一个月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波动较大，风险敞口较大的组合可能损失惨重。 五是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风险还没有暴露，一些风险较大的资产，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可以采取延期展期的方式，潜在损失暂不计入成本（风险成本），等等。 然而数据已经表明，银行卡和消费贷等处于风险边际上的个贷逾期和不良率，最近半年来大幅攀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可能是疫情冲击在银行经营数据的显现期。 所以银行在后疫情时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难。但是压力在银行内部的传导路径也不同，就像中国经济的压力首先在低收入阶层上积压，银行的压力也是首先在一线员工身上积压，而科层结构里的中高层，会依然过着“锦衣玉食”、高薪无忧、权力感十足的日子。 所以，如同中国经济收入和财产结构的分化越来越严重，银行系统内的收入结构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不过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 它膨胀着、僵持着，在一次次“过苦日子”或“崩溃论”的预言中倔强的存在着，看上去险象环生，但大多时候是没完没了的有惊无险。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通过消耗攫取隐忍的底层大多数，来为这个极化的耗散结构补充能量。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多一些历史分析。轻视历史，轻视路径依赖，就难以洞见本质。要对未来做出规划，首先要理解过去——它的基因是什么，曾经有哪些“少年创伤”和“历史记忆”，这直接决定了它现在的组织气质和行为偏好。 绝大多数的特色都是历史形成，只要是历史形成的就很难复制。比如作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很多银行都去它那里学习，但是基本上没法复制，什么原因？ 原因是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并不是像国有行那样，深圳也没什么国企，它的红色金融记忆基本上没有。 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因，最早可追溯到苏维埃或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银行，属于军管，具有浓厚的“红色记忆”。建国后内嵌于大一统的计划财政体系，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更遑论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了。 所以首先要清楚中国银行体系的基因是财政。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节奏，因为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是需要强大的财政手段为改革成本融资。上一轮国企改革（下岗和分拆）的大多数成本，转化成了银行坏账（三角债）。继而央行注资，剥离坏账，重组上市，其实穿透到底，不过是一场“坏账货币化”。 政策层的潜意识，最深处的思维，还残存着很多战争记忆。三大攻坚战，防风险攻坚战，这样的战争和革命叙事话语，很可能来自根据地反围剿、反围困的战争记忆。改革是从战争思维的极度不安全感，向和平合作思维转换的过程。改革是一系列思想解放的活动和行动。 与实体经济早在1978年就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不同，真正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1994年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承认“市场经济”）。那几年刚开始有了公司法（1993年底通过），继而有了《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也是在那几年，上交所、深交所等股市交易所开始建立。因此整个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总体的改革开放相比，晚了整整十五年。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是一系列法律活动和合同文本。法律是金融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银行法，才有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有了物权法，才有了真正的抵押贷款和按揭贷款。所以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些支付结算交易电子系统，而是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赋予了金融产品构成的基本要件。 说到这，补充一个题外话，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应该是金融法制体系的建设，而不是注册不注册、审批不审批的问题。注册制的本质是金融法律体系这个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中所强调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后，中国的银行业首先做的是商业化，与普遍的国企“政企分开”的大基调保持一致。也就是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逻辑经营，按照独立法人的形式，摆脱财政的行政命令保持“独立性”。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也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走向独立（相对）。 然而就在银行摆脱财政的羁绊后，伴随着90年代末的投资过热和收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信用周期，2003年左右银行业的不良率达到了30%左右，“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这次危机是良性的，它直接倒逼了中国银行体系坚定不移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大国运周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引入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那个年代，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成为中国货币银行学的“显学”，主要的有志于现代化的银行大部分也成立了“新资办”，巴塞尔协议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商业银行“洋务运动”的范本。 但正如同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外来冲击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改良进程，2009年的次贷危机也作为一个严重的外生冲击阻断了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四万亿元救助计划，替代了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从此，以广义资产负债表大跃进为直观表现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扩张运动，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具有“洋务运动”性质的商业银行转型变革。熟悉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那种财政味道，又扑面而来： 在危机面前，改良启蒙变成了财政救亡。在发展是硬道理之前，生存是更硬的道理。 在监管政策的逻辑上，不过是常见的“放-乱，收-死”之间的钟摆，也是冒进、反冒进之间的自我校准。但也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与一刀切的政策超调。对银行来说，在严监管后的后转型时代，典型的体现则是借鉴“两次大危机教训”和西方影子银行监管的《资管新规》。现实来看，资管新规作为中国金融深化后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如何不犯教条主义的失误，则是对监管层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除了1980s专营化，1990s商业化，2000s资本市场化，2010s影子银行化所组成的制度变迁这一条主线外，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从会计电算化、pos机银行卡、自助银行，到网上银行、开放银行、智能银行，这条银行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走的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银行线上化经营能力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然而下一步，银行如何从重科技向轻科技转型，真正务实的通过金融科技向客户靠近一小步，从而形成价值创造和银行经营现代化的一大步。这不仅仅是让客户感触到科技的便捷，还要让客户感受到科技的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智慧银行的本意。金融科技只是让银行的肢体更有力量，但智慧银行是银行心智的成熟，是更理解自己和客户。 当制度沿着历史的钟摆回摆的时候，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继续前行的唯一力量。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今年或未来几年的时间，疫情叠加宏观大风险，银行尽量少一些浪漫主义的战略、谈转型，多一些现实主义的风险和生存策略。未来几年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九字诀： 知天命，不逾矩，活下去。 知天命，就是要理解新的时期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于大环境，有三个新常态可以概括：疫情新常态，危机新常态，宽松新常态。 疫情如果成为新常态，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持续提升线上化经营能力，如何根据疫情新常态下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重配资产，开发新模式和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不少业务机会。 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新常态在所难免，习惯了增量经济的银行如何适应“经济停滞模式”。经济停滞之下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增长只能继续依靠负债端驱动（货币宽松）。那么银行在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通过负债端保证流动性，通过强化风控消除极端风险保障安全性，则是后疫情不确定性时代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安全性上，银行需要学会对两种病毒“免疫”：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债务病毒。 或者是有毒资产，第一策略就是“增量不要踩雷，存量不要爆雷”。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下去，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 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下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最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发现，如果今年的GDP增速破4%（大概率），大多数银行没有办法通过压力测试。在较为严重的情景假设下，银行不良率最大将可能突破15%。 在危机新常态下，要从总量危机思维转换为结构危机思维。我一直强调，每一次总量危机的刚兑和救助，消耗和损伤的都是结构。全球金融重商主义和货币大宽松，正在将总量危机异化或转换为结构极化的危机。在这种极化的结构下，银行如何重新定义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 对应着危机新常态的是政策面的“宽松新常态”。在这种反危机的货币金融大宽松下，受益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在美国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大投行，金融资本家。在中国则是大财政，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危机逼近，政府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三板斧：降息、宽松、扩表。 这三板斧的任意一个，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都是相对正向的（注意不是绝对）。当危机发生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就退化到了最初的状态——为财政服务，承担起政策性银行需要承担的职能。权威话语体系下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回头看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它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是“回归服务政府财政的本原”。 十年前的四万亿，今年的救助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财政的责任，政策性银行干的活，现在要让体量巨大、网点遍布的商业银行承担起来。计划命令下的服务小微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去商业化和去市场化的过程。 这就要银行在“知天命”后，还要“不逾矩”，这是后疫情时期银行生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法则。 何为“不逾矩”，狭义上是指合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只是这里的股东是国家，是监管层。广义上则是指遵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的一般规律，敬畏市场和客户。这是个讲了上千遍的老道理，但是仍然有很多银行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核。 总的来说，不逾矩，也有“三不”，不逾监管之矩，不逾市场之矩，不逾风险之矩。这三个“不逾”同时达到，其实很难。好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平衡，找到最佳的“重心”。这实际上与银行家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重心”是一样的道理。 监管、市场、风险三者之间，各有自身意志和内在规律。监管要的是稳定，市场（股东）要的是利润，风险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日，按时种收，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这三者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一个诉求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其他两者难以兼顾，最后异化为“不可能三角”。 而到最后，既是策略也是目标，那就是“活下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依靠什么活下去，道理很简单，客户群。客户永远是一个企业的压舱石，所以首先需要全面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数据分析，详尽一切办法拓展新的获客渠道。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银行，就是那些被客户用脚投票抛弃的银行。 在这个越来越深的凛冬，在全球经济即将穿越“百慕大”，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长征”的关键历史时段，活下去，或者活着，将是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命题。
牛市一般都跟狂欢、盛宴、嘉年华联想在一起，但这一轮牛市到目前为止，却让很多小散很痛苦。2020年6月23日，看上去几个指数全是上涨，但六成股票都在下跌，少数上涨的股票高高在上，小散根本不敢碰，吃了豹子胆过来叼一口的，也吃不安稳，头天进，第二天就吓出来了。 总之，挺吓人的，跌起来飞快，吓人，涨起来颤颤巍巍，甚至下跌家数比上涨家数还多，也吓人。其实，这是牛市初期，但几乎没人意识到这就是牛市。 一、基钦周期向上。 二、M1增长率单边上行。 三、2015－2019年连续五年不是牛市，A股历史上还没有连续六年没有牛市。 四、市场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而不是较高水平。 五、新冠疫情、外盘暴跌、贸战等等巨大利空，都无法使市场创新低。 六、今年以来上证指数走势基本符合牛市形态，只需要7月份创年内新高加以确认。 七、2020年3月9日以来，债市不断下跌。 八、春江水暖鸭先知，优质个股大幅持续上涨，强者恒强，打开了个股涨幅想象空间。类似的如2005年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苏宁易购(行情002024,诊股)走势。 九、万得全A离四年新高不到5%，四年来的二级市场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已基本全部解套，往上套牢盘很少。 十、券商指数走强，在周期性行业中，券商股是少有走强的。 十一、银行指数PB处于历史最低位。 十二、2020年6月22日，万得全A价格和成交额都创出近三个月来新高。 十三、上证指数即将向上突破长达13年的大收敛三角形上轨。 十四、美股牛市形态没有破坏，目前仍在牛市之中。 十五、悲观情绪仍然弥漫，场外资金不愿入场，普遍的心理是，经济不好、疫情没完，不会有牛市。 看多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看空也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你相信什么？我相信周期。 问：你说过，企业家是社会的财富，你怎么看王振H案？ 答：企业家是社会的财富，科学家是社会的财富，但企业家、科学家就可以杀人放火、恶性刑事犯罪吗？ 问：期待最后一蹲。 答：银行指数封杀了大幅下跌的空间。 问：我有一笔资金，是配置信托产品，还是股票？ 答：如果是我，股票。 问：模拟组合在哪看呢？ 答：星球。 问：比特币可以投吗？ 答：远离。
在马克·塞雷纳《二十五岁的世界》中，所有的主角都在回答相同的问题：他们是谁？他们想成为谁？他们如何领导世界？ 无疑，上述这些也是地产二代们需要直面的问题。正如房地产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代际传承的大幕徐徐拉开，地产二代们也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 新城王晓松、祥生陈弘倪、宝龙许华芳、融侨林开启，他们既是易居沃顿PMBA第4期的同学，也正在用后浪崛起的方式向这个行业注入新的热血与激情，从总经理到副总裁、从副总裁到总裁、从总裁到董事长，他们正在乘风掀起更大的风浪。 01 王晓松新城控股董事长 易居沃顿PMBA项目4期学员 去年7月，新城创始人“王某”成为众矢之的，其子王晓松连夜接棒，但股票暴跌、舆论声讨、猎头挖人、信贷危机、项目承压等无不使得这艘房企巨舰摇摇欲坠。 但幸运的是，临危受命的“小王总”用一系列果断决绝的措施帮助新城平稳度过此次危机：1.迅速与王某切割，并公开道歉；2.让万达老将曲德君火速上位，给员工升职加薪，稳定军心；3.和银行沟通，拜访金融机构，获取新信任；4.转让项目，保障现金流。仅仅用一个月，就稳住了局面。 作为新城控股的传承者，这位85后的地产少帅从未囿于父辈划好的人生图谱，而是不断在来去之间寻求突破。2009年，王晓松从南京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进入新城，在常州公司工程部土建工程师、上海公司工程部助理经理等多个岗位深入一线；2013年，他接棒“老将”吕小平，担任新城地产总裁。 2015年新城A股上市，他接任新城控股董事会总经理兼任住宅事业部总裁。随后，A股上市的新城控股吸收新城地产，时年28岁的王晓松就任公司总经理，成为彼时最年轻的A股上市公司总裁。而“最年轻”的背后，实则是王晓松低调、好学、勤奋、上进的品质造就。同年，正式掌舵新城的王晓松，成为易居沃顿PMBA 项目4期学员，用他的话说：来到这里，是为了体验思辨的乐趣，拓展事业。 思辨，也一直是王晓松的关键词。一方面，他提出“两轴三核多点”的城市布局策略，即以上海、天津、武汉为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立足长三角，沿江向西进入华中、沿海向北联通环渤海经济圈。另一方面，他一直积极探索地产主业之外的新业务，尤其关注创业孵化器，培育新增长点，2015年8月，他主导的星翼空间正式启动，是唯一一个拥有超过50%公共服务空间的联合办公空间。此外，他致力于推进研发新城线上APP产品体系，不断尝试用互联网思维破局地产。 2016年，王晓松为自己在新城的七年职场路按下暂停键；两年后，种种原因之下，他又重回新城。2019年新城遭遇黑天鹅事件，而在他的带领下，新城平稳度过。数据显示，2019年新城的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2708亿元，同比增长22.48%。同期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宣布，解除新城两家上市主体负面观察程序，并将评级重新调回“BB稳定”。风浪虽起，但王晓松用他的沉稳睿智重新掌舵起了这艘地产巨舰。 02 陈弘倪祥生地产集团总裁 易居沃顿PMBA项目4期学员 2017年以前，为人低调的陈弘倪在媒体前鲜有曝光。而近3年，随着祥生规模的飞速提升，作为准接班人的陈弘倪开始频频站到台前，以祥生主人的姿态出现。 2007年，陈弘倪选择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四年的留学生涯、不同于以往看到的海外企业管理模式，让他意识到祥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现代化的管理。2011年，学成归国的陈弘倪开始了在祥生的“历练之路”。从基层工作开始，5年时间，他走遍了集团的房地产、物业、酒店、企业文化等业务领域。 “人生而平等，起点的不同，不代表未来境遇的不同，企业家二代同样需要不断奔跑，才能不被淘汰。”陈弘倪深知自己的幸运，但更相信幸运背后需要踏实、勤奋的切实行动。而对于地产人，最适合深造的地方莫过于易居沃顿。于是2015年，陈弘倪成为了易居沃顿PMBA4期的学员之一，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时隔两年，满载而归的陈弘倪先是出席了“祥说生长之道2018品牌发布会”，向外界展示了祥生33年的发展历程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后又在主题峰会上的圆桌论坛环节，阐述了祥生规模品质两手抓，冲击千亿的策略。 彼时，他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区域份额的重要性：祥生在关注人才与产品品质的同时，坚定在区域深根战略的思路，能助祥生在市场份额下降的时候站稳脚跟。2018年，祥生地产在浙江省的销售额约为656.3亿元，占其总销售额的61.3%。优秀的区域深耕成绩，是对陈弘倪战略想法的最佳印证。 在陈弘倪的带领下，祥生也在不断走出舒适圈。2018年10月底，祥生发布新的品牌形象，并试图脱掉“三四线小镇风”的标签和形象，在规模上突出重围，全国化甚至换仓进军一、二线城市。转型和突破靠的是实力和底气，同年，祥生成功进军千亿军团。未来，如何带领千亿新兵走向更高的目标，相信陈弘倪会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03 许华芳宝龙地产总裁 易居沃顿PMBA项目4期学员 作为家族地产事业接班人，许华芳却并未走其他地产二代的传统道路——“海外留学”。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后，便直接入职宝龙。入职后的他因“新人”身份曾一度遭到质疑，但聚光灯下，许华芳保持一贯的沉稳和勤奋，沉心于业务一线，几乎参与建设过集团的所有产业。他说“我是怪人，很少兴趣和爱好，比较喜欢工作。” 创业难，守业更难。许华芳坦言，“刚入公司之时感觉压力很大，父亲完成了创业使命，守业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这种压力包含了对父亲、对家族、对企业以至对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而这种守，是不进则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持，而是一定要超越父辈，努力创新，永不停止地创新。” 事实证明，他的确做到了。2003年，宝龙开始转型商业，这一年许华芳晋升为厦门宝龙集团副总裁，出任副总裁的当年，宝龙地产第一个商业综合体项目福州宝龙城市广场正式面世，并以高人气客流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成功，许华芳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2009年10月，宝龙地产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许华芳是主要操盘手之一；2010年，许华芳协助父亲将宝龙总部由厦门迁至上海，加快在一二线城市的征战杀伐；2012年底，许华芳由执行总裁出任总裁，确定“以上海为中心，深耕长三角”的战略布局；2013年底，上海第一个社区MALL曹路宝龙广场成功开业，据此宝龙加快了在上海前进的步伐；2015年，面对剧烈变化的市场，许华芳提出 “保持地产核心业务快速发展，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复合发展”的应对策略。 许华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清楚未来宝龙该怎么走得更稳、更远。“模式，是用来被打破的”，这正是他与宝龙始终在发展中求变的最佳脚注。 2015年，许华芳来到易居沃顿寻求更多的创新思辨。在许华芳的带领下，宝龙不断地成长与成熟。而从初出茅庐到稳妥执掌宝龙航母，许华芳的成长历程正是年轻二代勤勉务实、努力奋进的缩影。 04 林开启融侨集团执行总裁 易居沃顿PMBA项目4期学员 林开启，作为融侨集团第三代掌门人，自2014年出任融侨集团执行总裁后，便给这艘超级航母注入了一股更为强劲的新动力。 相比前面三位年轻总裁，林开启更为低调，公开信息非常少。但是作为年轻有为的企业掌门人，林开启非常活跃。他率先提出“国内领先的城市运营与社区发展商”的企业定位；提出“融侨5S品牌社区”概念，从健康与运动、精神文化、安全、可持续教育、社区参与式治理5个维度进行构建...... 新掌门人，也意味着新的血液。作为80后闽商代表，林开启曾表示，新时代下，闽商应以更高的教育理念，更丰富的视野为起点，敏锐捕捉市场变化，以更开放的和更具前瞻性的眼界、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引导企业的发展变革。 带领融侨不断前行的同时，林开启也没有停止学习。正如自己所认可的“新闽商精神”，易居沃顿成为了他拓宽视野，捕捉市场变化的平台。 而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言论。上任以来，林开启在企业传承和创新基础上，积极在全国重点一二线城市拓展土地储备，并以开放的思想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收纳各方人才，从而快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速度和能力。此外，新融侨还构建企业的扩容之路，从规模、布局、金融、产业投资、社区&互联网5个方面，实现企业战略面扩张。（
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得不与病毒长期共存；那么，常规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何以应对？尤其是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它们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疫情“新常态”下的发展局面。 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结束，疫情可能二次暴发；给经济社会运行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带来极大冲击，甚至正在激化国际矛盾。 面对重大疫情，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分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主要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纷纷推出力度空前的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其中，美国央行从3月3日开始紧急降息；3月15日再次降息，累计降低基准利率150个基点至零利率水平，并推出75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3月23日，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会也快速审议通过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计划，并宣布将跟随疫情恶化情况不断加码，现在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到5月末，上述经济体政府救助计划规模基本上都超过其GDP的15%，有的已经超过20%，并纷纷表示，政府救助力度仍可能根据需要进一步加大。 相比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表现得非常谨慎，政策调整力度远低于上述主要经济体。5月份“两会”审议通过的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上年为2.8%），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并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这体现在舆论和认知上，就表现为很多人对美国等经济体紧急推出超常规政策举措的严厉指责，认为他们是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在对外转嫁责任并变相掠夺国际财富。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货币理论（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争论，不少人认为中国不能跟随美国的政策步伐，政策上必须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要保持宏观政策调控空间。 如此，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 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不得不面对的深刻挑战 现在，传统货币理论与宏观调控运作正面临“需求不足”、“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币值稳定偏离”等诸多深刻挑战。 传统上，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持社会物价总指数（具体表现为CPI）或通货膨胀率（CPI增长率）的基本稳定（理论上认为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为2%-5%），并据此采取措施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 但是，由于信用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社会货币需求和负债的增加，并且货币政策传导上存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实体经济”的二元体系，货币政策传导环节增多；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金融市场会分流货币，并削弱货币总量变化对CPI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不同，对货币总量和CPI有着很大的不同影响；货币总量中存在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之分，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不同，导致货币流动性不同，对CPI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等因素，很容易造成“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加剧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严重通货紧缩的尴尬局面”；进而造成CPI的稳定与货币币值的稳定发生偏离等一系列信用货币运行的新特征。 当社会主体主动压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时，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加剧经济下行，此时就需要国家实施逆周期调节，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扩大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其中，央行最主要的手段和途径就是推动降息，将利益分配的天平向资金需求方倾斜。 但在基准利率降低到零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时，就需要实施超常规政策举措，包括央行对金融机构存放央行的存款实施负利率政策，推动金融机构扩大货币投放；或者央行直接在金融市场上有选择的扩大资产购买，向金融机构或企业部门投放流动性，并引导资金投向政策鼓励的领域；或者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扩大货币投放。央行要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有效抑制了危机的迅速恶化与严重冲击，但也使得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超常规政策举措。这成为信用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在面对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挑战时，越是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越是能有效抑制危机的爆发和可能的损失。相反，不能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可能酿成重大危机和巨大损失。 这背后的原因恰恰就是：信用货币体系必然导致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并导致货币不断贬值；必然在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达到高峰后，导致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导致发展速度加快回落，进而引发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甚至引发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挑战，必须实施逆周期调节，其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就成为必然选择。 扩张性货币政策必然导致货币加快贬值，并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持有货币性资产的群体，其财富将在无形之中更多地转移给增加负债并相应扩大投资或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做出贡献的群体。所以，通过调节货币总量和货币币值，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调节社会主体投资消费的意愿，就可能成为货币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根本路径。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持CPI的基本稳定，而可能不再是保持货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 这种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方式，也许远比通过财政增加税费收入和转移支付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更广泛、更深刻、更容易，而且货币政策在运用上，可能也远比财政政策具有更大的收放调节灵活性、自主性。所以，宏观调控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而且不得已越来越走向超常规政策举措之路。 其中，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不可行，但要实施这种特殊政策举措，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保证财政赤字规模和运用的合理性，实现良好效果。没有约束的随意扩大赤字货币化，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远远超过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应的，也会使得货币金融风险隐患与逆周期调节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局面，正面临深刻挑战，需要深刻变革。 变革？变革！ 回眸历史，正是得益于一系列重大改革，经济才得以走出困境。疫情“新常态”下，我们亦不妨做好实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准备并推动宏观调控变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高度公有、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大大抑制了货币金融的需求和功能发挥。到1978年末，我国M2与GDP之比连32%都不到。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生产与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货币需求必然大幅度扩张，物价必然大幅上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1993年中国经济明显升温，到1995年出现严重过热现象，相应的，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也急剧扩大（从1979年到1995年，货币总量算术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8.78%，1995年末M2与GDP之比上升到99.04%，1996年达到105.96%），CPI随之大幅提升。由于种种原因，这也在货币金融领域引发了诸多乱象和严重问题。 正因如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修改，国家颁布了“预算法”并从1995年1月1日实施，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列赤字预算和发行债券。1995年又颁布实施“央行法”与“银行法”，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很大阻力，难以真正落地。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冲击，再加上1998年夏季南方洪灾，当时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滞涨挑战，货币金融问题随之集中暴露。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其中，在货币金融领域主要包括： 宣布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央行及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管理从地方党政机关脱离出来，由中央实施垂直管理，有效削弱了地方党政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按大区设立中心分行，削弱地方党政对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的行政干预；财政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近1.4万亿元；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类业务和附属公司，中“证监会”基础上，成立“保监会”，对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创新结算工具、严格结算纪律，推动全社会清理“三角债”（相互拖欠）等。 正是实施这样的强力改革，才有效抑制了地方对货币金融的行政干预，进而到1999年“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才真正得以落地实施，货币投放和总量增长才开始得到有效控制。 面对1998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集中落实到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上。这推动国家将大量的资源转化为收入，收入再增加投资，投资再扩大杠杆，带动整个经济止跌回升、加快发展，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各种资源价格快速提升，也推动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资金运用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财政收入结构上，土地、矿产、教育、医疗等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升，财政结余整体上明显改善，税费征管的压力不断减轻，政府优惠政策不断加码。这从根本上扭转了政府（财政）对央行货币的需求状况。 货币投放结构上，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国家外汇储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的外汇占款）快速增长，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提升。相应的，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等信用投放的压力明显减轻，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负债率或宏观杠杆率随之降低。 资金运用结构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分流了大量货币（资金），住房、教育、医疗开支快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CPI的提升。 这种局面总体上从2000年维持到2010年。 其中，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经济大幅衰退，也给外贸依赖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中国因此实施了力度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猛发展，国家重新放开部分省市发行政府债券。2009年M2增长28.42%，M2与GDP之比从2007年末149.37%快速提升至2009年末173.93%。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2010年经济增速重回10%以上（10.45%），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 但受到全球经济总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大幅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不断下行，当年增长9.30%，2012年下降到7.65%。为追求较高增长速度，各级政府都加大了投资和刺激力度，因而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快速扩大，财政与金融风险快速聚集。为此，中央于2014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不能再追求两位数的高增长，而要追求高质量中高速度增长。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的无序扩张。这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与财政收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当年经济增长7.40%。 为解决这种困境，国家在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的同时，积极推动股票市场和公私合营项目（PPP）的发展，以求引入社会股权资本，降低政府资金压力和负债率。但由于种种原因，PPP远未达到预期的发展效果，而股票市场在大幅上涨之后，到2015年7月又急速下跌，引发“股灾”，留下严重的经济“后遗症”，金融风险更加显现。2015年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为6.90%，M2与 GDP之比则达 到202.97%。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确立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去杠杆”以及配套的金融严监管，要求坚决守住不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但恰恰在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出现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逆转： 财政收入结构上，房地产、教育、医疗三大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急速减弱，其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政府资源性收入总体上出现负增长，但政府支出的压力反而快速增强。为此，政府一方面加强税费征管，另一方面则大幅扩大负债，财政赤字率随之不断提高。 货币投放结构上，2015-2016年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数万亿元（相应收缩银行存款和流动性），之后，外汇占款持续维持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的继续扩张，由此，货币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这势必造成银行流动性的紧张，此时理应配套实施降准，向银行释放被冻结的资金，但由于认为普遍降准属于“大水漫灌”，不符合结构性改革要求，从2016年开始，基本停止普遍降准，只是小幅度地实施定向降准，转而扩大央行资金拆借以解决银行资金需求，但这却提高了银行资金成本。此时国家推动“去杠杆”，进一步强化了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套利问题，货币总量增速随之大幅下降，2017、2018年M2仅增长8.11%和8.07%。进入2018年大量企业由于流动性枯竭而破产倒闭，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所以，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宏观政策不得不做出很大调整，加大了减税降费、降息降准和货币投放的力度，但M2增速仍然非常低迷，2019年也仅为8.74%，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明显放缓，通货紧缩的态势明显增强，当年经济增速下降为6.3%。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极大冲击。在付出极大努力下，中国率先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6.8%，创下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新低。进入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明显改善，但面临全球疫情大暴发，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大宗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的严峻局势，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依然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但却存在很大风险隐患：疫情暴发以来，不得裁员降薪的压力更多地压给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而不是像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大量的由政府（财政）进行弥补或救济。这样，政府的压力被大量转移，财政赤字被大量掩盖。但问题是，现在疫情并未根本解除，甚至二次暴发的压力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巨大，一旦社会主体承受力被突破，经济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届时，政府还是不得不紧急救助。这是需要高度警惕并充分准备的，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即使现时尚不需要启用，也不代表不需要弄清楚、准备好。 这还涉及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央行）的关系。即使1995年颁布了“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等法规，但有关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关系仍有待细化和规范，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变相突破的做法，政府负债与财政赤字难以如实反映，并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这在2015年之前，资源性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尚不突出，但在此之后，随着财政收支矛盾的加剧，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亟待深刻变革。 新冠疫情大暴发，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力度空前的政府救助行动，给我国宏观调控深化改革、理顺机制带来非常难得的机遇，理应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勿失良机。
今年，连续举办63年的广交会首次整体搬上“云端”，线上展会成为本届广交会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这场备受瞩目的“云端盛会”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网上展示、洽谈对接，总共有50个展区，吸引了2.5万家企业、180万件出口商品、数十万全球采购商参加。中外客商足不出户即可下订单、做生意，可以说，防疫期间特殊的广交会向国际社会呈现了新技术、新产品，给中外企业带来了新平台、新商机，为全球贸易注入了新动能、新活力。 此前，商务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展会服务模式，培育展览业发展新动能有关工作的通知》便指出，要促进线上线下办展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传统展会项目数字化转型，整合现有展会资源，打造网络展会集群，探索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的办展新模式。与传统线下展会相比，线上展会不仅符合减少接触、避免人员聚集等防疫要求，还具有获客成本低、365天展示、高效、精准对接等明显优势，可以快速匹配买卖双方的需求。线上展会平台的展览展示、交流交易、直播互动、在线论坛、配套服务等功能更是为企业提供了产品可视化展示、信息交流、推广获客、询盘转化、签单收款、物流报关等一站式贸易服务，大大降低了展览方和参会方的线下办展场地、物料等成本。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线上展会成为会展业创新的热点，展会经济的新时代也已到来。一方面，线上展会可以打破传统线下模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展会经济实现更高效的联动并开拓更广阔的的发展空间。线上模式不需要线下场地、产品实物布展等实景的搭建，可以实现多个展会同时举办与切换，即使在休会期间，商家仍然可以在平台展示产品并与客户互动联络，实现随时随地的无缝对接。同时，线上展会的经贸辐射范围更广，不管是地域上的障碍，还是产品业态的多样，都可以体验无差别的对接和交流，不仅为因疫情受阻的海内外交流合作扫除障碍，也为将来服务“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和提升全球经贸频密往来提供了新的平台。 另一方面，与“新基建”相融合的线上展会，将会迸发出更多的科技火花，让展会经济走向“数字化”。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让会展更加便利、安全、可靠，全新的智慧会展模式将引领整个会展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变革，带动数字经济的跨产业融合升级。营销数字化、交易数字化、布展数字化等都一一实现，在助推会展经济业态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各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流动模式的升级。“云展会”致力于打通无障碍交易链条的运作方式，将会催生更多的数字化技术解决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整个产业互联网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如展会与社交媒体的互融、远程验货与ARVR技术的运用、直播经济的广泛渗透等都会借助线上展会这一平台为各行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当然，线上模式为展会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潜力的同时，也会让它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品的保护更具挑战性、电子商务与展会的区分和边界如何界定、数据和交易安全管理、对真伪产品辨别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等。线上展会不能一味的无限扩大和增加，线下展会也不能统统放弃，否则即使有影响力的大展会也可能慢慢失去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只有不断打通线上线下联动的瓶颈，存进线上线下展会的融合发展，展会经济才会更好的整合各方资源，激发出更持久的生命力。 展会经济，未来可期。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他哈哈一笑。 6月5日晚间，中梁控股（02772.HK）公告称，黄春雷辞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去年年底，黄春雷辞去了中梁控股旗下中梁地产的法人。随着这一消息的落实，黄春雷以及他所创办的公司苏州启策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策房地产）浮现。 随之浮现的还有各种猜测。 面对纷扰传言，黄春雷在6月24日接受专访时表示，“这是很自然的结果”，主要原因一是与中梁签订的合作期就是到2018年，因为年轻团队还需要一定的历练，个人离开的时间往后延迟了一年；二是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做一家小而美的公司，没有规模的枷锁。三是，为职业经理人未来趟出来一条路。 “其实，我和杨董事长之间很信任，这是在任何公司都达不到的，他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力，他基本不管业务，只管组织机制，我们在前方做事。现在用两个年轻人也是基于这样的认可。”黄春雷说。 外界所知的是，2015年底在中梁控股创始人杨剑的盛情邀请下，黄春雷携温州启源全体骨干和销售精英正式并入中梁。两年时间将中梁控股的规模从100多亿量级迅速发展到近800亿量级，并于2018年正式跻身“千亿房企俱乐部”。2019年7月，中梁顺利登陆港股。 目前，他和老部下、志趣相投的人创建的启策已经运转半年，手上有了七八个项目，主要以华东区域为主。对于新的公司他没有多大的规模期待，计划是明年完成100亿元销售额，能有10%左右的净利润，成为一家小而美的公司。 对于为什么给自己微信起名“将军”，又有什么寓意时？ 他说，“我是一个喜欢冲锋陷阵的人，希望再打几场胜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我骨子里也还有当老板的愿望。” 最近，他又赶赴黄山看了一块地，为自己的新梦想亲力亲为。 中国房地产报：为什么选择自主创业？此前所在公司也处于发展上升起，共同风雨多年，离开或者说放弃不觉得可惜吗？ 黄春雷：不可惜。出来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骨子里还有当老板的愿望，也希望做些小而美的事情，试着做些改变。 这几年我在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很多，从创业到进入中梁集团；从经历市场高杠杆化发展到现在的平稳态势，总体来看行业已经发生着本质上变化，2015年至2017年，房地产行业发展模式是“三高”，即高周转高杆杠高利润；到了2018年，变成了“三高一低”，即高周转高杆杠高风险低利润；原来是规模越大越好，但现在达到一两千亿元规模的企业都很难，现在企业的利润看上去还可以，但那是前两年拿的项目，这几年项目将面临利润有限的问题，也很难保证业绩闭环。 综合考虑之后再加上与中梁集团的签约到期后决定出来做，身边也有些资源与团队，希望在小规模企业中可以实现利润闭环。 中国房地产报：现在新公司运作情况如何？是合伙人机制还是其他？ 黄春雷：从1月份注册至今公司运作也有小半年了，目前进展还好，手上有七八个项目，大多是收并购来的，也有勾地过来的，基本以华东区域为主。 现在一起同行大多是老部下，大家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有的适合营销，有的适合投融资，彼此间很信任，做事也比较透明，再加上我们身后有温商资金，这几个月运转下来还比较顺利。 中国房地产报：这次重新出来独撑大局想做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为什么？ 黄春雷：就想做一家小而美的企业。从自身来看我们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我们有投资定位优势，二是高周转但适度的杠杆化，三是成本与产品，计划组建自己的工程公司。这样做下来我们计划的利润能够在10点左右。 现在的市场是一个利润比规模重要、产品品质比开发速度重要的市场，规模与杠杆都要降下来，但产品力与利润要做起来，希望回到行业的本质上来。 中国房地产报：在发展方面未来有什么具体计划？比如业绩目标？未来业务会不会跟中梁有交集？ 黄春雷：我们明年计划是做到100亿元，能否做到200亿元要看投资运营能力。但我们不以规模增长为目的，看重的是利润增大。对于中梁来说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业务方面的合作。 中国房地产报：在经营过程中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风险要把控？ 黄春雷：个人认为主要是宏观政策与企业竞争面风险。企业自身经营过程中的现金流、团队都是企业可以掌控的。但来自政策方面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以2011年温州房地产市场为例，当时这个民营经济重镇的房地产因民间借贷资金和银行的贷款大批流入，2011年初本属三线城市的温州房价就已经超过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后来房地产泡沫逐渐破灭，市场土地价格均跌了一半，很多企业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这种风险与教训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我在原来做大平台时建立了很多标准、模型、指标，比如希望区域公司实现10个点的收益，但很多时候中间都折冲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人是最重要的，有些大的公司为什么稳健，是因为团队的稳健与文化的稳定。前几年这个行业太容易赚钱了，人也浮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现在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这些问题在未来都要解决，最终将是人与机制的竞争。 中国房地产报：如何评价目前的市场？在拉动内需方面，您认为房地产行业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黄春雷：从长中期看市场销量会往下走，价格暴涨的可能性也在变小。特别是在市场走访时发现，此前一些镇一级市场流速很大的，但现在一些镇一级市场已经出现萎缩，特别是一些边远区域如云南、贵州、内蒙古等，工业化都很难完成更别说城市化了；再加上核心的几个都市圈城市化率也接近70%，市场已出现变化，能够稳住目前的份量与利润将是重要的。
我很low，但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我可以为你们找回丢失的工作。就是凭着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最终获胜。 美国大选结果还有几个月即将揭晓。大选是双方无所不用其极的过程，除了要努力展示自己的英明政见和高尚品格，还要拼命打击对手，爆料对手的一切丑闻，无论是真的、添油加醋的还是虚构的。就此而言，选举也是一场审丑真人秀。 尽管选民从来不会天真地认为，政客会有高人一等的人格，但四年前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那场竞选，还是在人品方面刷新了认知底线。吊诡的是，尽管政客人格进一步触底，对选举结果来说却显得无所谓。 2016年10月，在选民投票前的一个多月，特朗普在2005年的一段三分钟音频被媒体曝光。当时他坐着巴士去录制《走进好莱坞》的名人秀，路上和主持人比利·布什闲聊，讲述他如何抚摸女性，勾引有夫之妇上床。他还谈到自己“自然而然就会被美女吸引”，“我会开始亲吻她们”，“我都等不及了”，“当你成为明星时，她们会让你这么做，你可以做任何事”，“抓住她们的性器官”。 由于这段录音是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怀上他们的儿子巴伦时录下的，不少人认为它的发布意味着特朗普竞选的结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也明显下降。他很紧张，挨个问竞选团队成员，他的支持者中还有多少人会选自己。有人说20%，有人说30%，只有竞选团队CEO史蒂夫·班农说100%，“这是更衣室话题，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自己的工作”。 班农立即策划了一个对冲的活动，在一间酒店的总统套房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来四个“受过克林顿强暴的人”出席，特朗普坐在她们中间说：“这四个勇敢女性都要求来到这里，帮助她们是我们的荣幸。” 特朗普还对媒体回应说，音频只是多年前的私人对话，就像朋友在储物室说笑一样，“克林顿曾在高尔夫球场向我说过更差劲的话，比这差得多”。 我很low，但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我可以为你们找回丢失的工作。就是凭着这样的逻辑，特朗普最终获胜。 经过四年锤炼，如今的特朗普越战越勇。对外，他喜欢冲突争斗，把水搅浑，混淆真相，模糊重点；在共和党内部，他擅长打压清洗，塑造对他的恐惧感并培养“马屁精”政治，“让共和党完全屈服于他”。四年前音频门事件爆发时，他还会脸红，红到脖子，现在即使再有类似事件，他也会应付自如，视若不见。 …… 以上的故事和对特朗普的评价，出自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今年播出的一部大型纪录片《美利坚大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片子分上下集，各2小时左右。我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看得很绝望。是对政治生态中的人性的绝望。人类的科技不知进化了多少倍，财富不知增长了多少倍，可预期寿命也更长了，但作为认知与情感结合体的世道人心，其进化程度远远落后，有时还会倒退。 第二遍再看，看得很无奈。感到特朗普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是有基础（base）的，社会分裂、阶层断裂、族群撕裂的加剧造就了特朗普。特朗普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而分裂也没有什么好的解药。 我对人类的未来一直是乐观的，但《美利坚大分裂》让我在精神上出现了缺氧，有些呼吸困难。片子给我的最强烈冲击是—— 当人身处一种政治化的情境，从特朗普团队到普通选民，为什么会自动放弃那些天经地义的价值标准？ 为什么他们会把挑边、站队、击垮对手，看得比事实本身和是非曲直更重要？ 为什么为了获胜，有人宁可罔顾真实，制造“真相”，“弃善”而“择恶”？ 如果没有任何可以超越党派、族群、阶层而共同坚守的价值，人类将回到零和博弈的丛林时代，还有什么希望？！ 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需要一个锚。这个锚，有人认为是目标，人因目标与希望而活着；有人认为是价值观，是伦理规范，人与人相处必须“知止”，知道不应该做什么，如此，社会才能维系和延续。 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总要追求一些什么，这是积极的角度；同时总要遵守一些什么，这是消极的角度。 我想到《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如果用英文诠释，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那句“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非常贴切。 按一般的理解，“上达”是指达于仁义，达于道，“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日日长进向上；“下达”是指达于财利，达于器，“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日日沉沦向下。也有学者解释说，君子在大处成功，小人在小事成功。 我很赞同学者赵又春的一个注解，君子的目光总是向着德才居于自己之上的人，小人的目光总是向着自己之下、比自己更差的人。 《美利坚大分裂》让我看得绝望，是因为看到，在今天的党争和竞选中，比的不是“上达”，“下达”“下流”反而是必选项，因为这样才“够真实”，“能和真实的美国人对话”。追求向上的君子则被视为“伪善之人”，在社交媒体的压力下动辄得咎，只好少说为佳，把空间都留给那些不怕吵、不怕闹、不怕骂、不管对错、只担心没有存在感的政客及其支持者。 来看一个案例。 2016年共和党党内竞选提名的电视直播中，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梅根·凯利向特朗普提问，你的一些言论为何不尊重女性？比如称不喜欢的女性为“肥猪”、“狗”、“笨蛋”和“恶心动物”，这不像是总统应有的气质。梅根的提问是以事实为依据、以价值为准绳的，但结果是，她陷入了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身攻击，最后不得不从福克斯电视台离职。 当天的直播一结束，特朗普就对记者说这是不公平的问题（没有向其他候选人提出），凌晨他愤愤不平地在Twitter上发难，声讨梅根。这是特朗普一向的习惯，就是人分两类，“喜欢我的人”和“不喜欢我的人”，不喜欢我的人就是我的敌人。而班农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看到特朗普挑战梅根这样高高在上的强大女性，于是他利用自己控制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找人整理出和梅根相关的20个故事，利用受众的力量“把她从牧群里驱逐”。网上很快充斥着一片“她是下层娘们”、“不要再看福克斯”、“我们要把她的腿砍掉”、“梅根是在男盥洗室乱搞的人”等等，评论多达1.5万条。 因为特朗普代表“民意”，福克斯电视台最终退缩，让梅根离开，完全不管这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正在担心她会有性命之忧。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大局已定后，福克斯更是坚定站在特朗普一边。 “（在梅根事件中）他赢了，这也是未来的一种象征，残酷，分裂，啥都能干。”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句无奈的评价。这是一个缺乏尊重的时代，特朗普假设对方“不仅是政治对手，还是敌人”。 特朗普和支持者们创造了一种“非典型政治”的赤裸裸的超级打法，不仅对手难以招架，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也无地自容，这种打法的核心就是——“下达”比“上达”更有效，粗鄙比条理更可靠，诉诸分裂而不是诉诸团结才能在竞选中获胜。 例如，移民问题是特朗普在竞选时的一大武器。“为什么不说你要造一堵墙？一堵很大的墙，并且你会让墨西哥付款。”这是当时班农团队给特朗普的建议。墙是分裂的象征，但也是简洁有力、一听就能记住的“助记”手段。跟随这样的建议，特朗普在每一站竞选大会上都重复一样的说辞，“我不是说移民都不是好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罪犯、贩毒者、强奸犯……”台下一片欢呼。他越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渲染，收视率就越高，以至于各大电视台紧跟他的行踪，他还没有走上舞台就开始直播。希拉里得到的镜头和他无法相比。 班农就像一枚能穿透一切的穿甲弹，他帮助特朗普粉碎他想粉碎的任何东西。 回过头再来看看奥巴马的境遇。他是这部纪录片上集的主角。 奥巴马是怀着“把个人的故事嵌入美国的故事”的念头踏上竞选之路的。他在民主党提名大会的演讲中说，“我在这个讲台上出现，似乎不太可能。我的父亲是个外国留学生，在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出生长大”。他希望成为从白人美国到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的美国这一变化的象征，所以他的诉求是，“没有自由派美国和保守派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黑人美国、白人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奥巴马2008年11月胜选后，立即面对着双重挑战。 一是共和党担心成为“永久少数派”，开始对他“全场紧逼”，试图挫败他的每一个希望，特别是全民医改方案。 二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平民和草根阶层要求严惩华尔街的银行家，但财政部长盖特纳等认为，此时惩罚银行将导致经济更糟，他建议奥巴马“不要太追求政治意图的效果”。谨慎的奥巴马放了华尔街一马，但这让他在阶层民众中失分，认为“富人搞砸了事情却让普通人分担”，在他们失去工作被抛弃时，奥巴马却“站在有钱人一边而忘了他们”。 奥巴马八年执政始终都要面对的一大困扰，是被社交媒体强化的社会分裂。Twitter和Facebook为缺乏通道的普通人提供了发言便利，也为虚构事实、以偏概全、把谎言说成真理提供了“新政治武器”。社交媒体上的赢家往往是那些说的最多、最敢说、说的最极端最吸引眼球的人。 2008年大选时和麦凯恩搭档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就是此中高手，她被认为是政客中最早娴熟运用社交媒体的人。虽然“麦凯恩+佩林”组合在竞选中失败，但佩林却建立起了“真实美国人”的人设。她说“我不是常设政治机构成员”，她就事论事，接地气，不高调，讲话不修饰，善于利用民众的牢骚向精英造反。她从互联网上东捡一点西捡一点东西，不管是不是事实，哪怕撒谎也无所谓，但往往能制造出极为强烈的概念效果。 奥巴马推动全民医改时，佩林在Facebook上发帖抨击，“我们不仅说不，而且说绝不”。（We’re saying not just no， but hell no！）她第一个把奥巴马的医改方案称为“death panel”（死亡陪审组），这个词组风行一时，佩林利用民众对大政府通过医改掌控人们的生死大权的怀疑，在网上发起了大量反对活动。 和佩林这样的政治网红类似，著名DJ出身的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更是“造反的催化剂”，他在电视上长期歇斯底里地攻击奥巴马，在脱口秀上经常说出“奥巴马正在试图控制你的生活”、“他有一个A或者Y秘密计划”、“他对白人或白人文化有深刻仇恨”等充满攻击性的言语。 对奥巴马最可笑的质疑是怀疑这位美国总统不是美国人。这就是所谓“出生纸事件”。特朗普用他一贯的听起来非常朴素的语调一次次很认真地在电视上说，奥巴马可能不是美国人，他没有出生在美国，为什么他不出示出生证明？逼得奥巴马在白宫出示他1961年8月4日在夏威夷卡皮欧拉尼医院出生的证明。在历史上，没有一位白人总统被要求出示过出生纸。但在这种毫无依据的猜测被夏威夷州政府出具的文书证伪后，民调显示依然有40%的美国人还在怀疑奥巴马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在这种针对总统的种族主义猜忌中，特朗普站在最前沿，表现的如鱼得水。 社会的分裂让奥巴马倍感无力，“他们（指共和党）会对任何事情说同意吗？”（Can they say yes to anything？）同时也让奥巴马在评论种族事件时倍加小心，因为那“只会刺激反对我的力量”。 在奥巴马任内，美国发生过多次黑人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他的表态都小心翼翼，刻意维持“我是美国总统而不是美国黑人总统”的基调。他担心自己过于明确地表态后，会招致难以预料的麻烦，比如白人主义者会说：“黑人正在占领世界，为什么黑人杀白人会被忽略？” 奥巴马的这种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他刚上任时的一桩案件的影响。那是2009年7月16日，一位名叫亨利·路易斯·盖茨的非洲裔哈佛大学教授晚上回家，未能顺利打开自家的门，在警方查验身份时发生争执被捕。盖茨指责负责此案的警察詹姆斯·克劳利有种族偏见。奥巴马称警方“行为愚蠢”，但在警察中引起争议，认为总统不应该在一桩普通案件中发表看法，这会使警方今后因为有所顾忌而难以对有色人种进行执法，甚至可能使原本已经改善的种族关系重新恶化。媒体调查也显示，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公开对地方警察的执法发表措辞严厉的评论是不妥的。 盖茨事件后，奥巴马在涉及“黑白”问题上变得无比小心，尽量少说。直到2015年6月，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发生了一名白人枪手在晚间袭击一座黑人教堂，枪杀9人后逃逸的事件。目击者称，这名枪手说他杀人“只因他们是黑人”。 在总统任期已接近尾声之时，奥巴马终于跳出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牢笼，有了真情彻底流露的一刻。他内心带着“黑人替我挨枪”的创痛，亲自来到查尔斯顿，出席黑人教堂枪击案死者之一、黑人牧师兼州参议员平克尼的葬礼，并哼唱出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的歌词。5000多民众报以掌声，纷纷起立，一起合唱——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 |奥巴马演唱《Amazing Grace》 “上帝让我们看到曾经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种恩泽，一切都会改变。”奥巴马在悼念致辞中说。 发自真心，也很无奈，现实如此，无法改变，只能寄望上帝的恩泽。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挺奥巴马、怼特朗普的人。其实这并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只是想表达《美利坚大分裂》带给我的深深的悲哀和悲凉，借此反思当今世界的政治与社会生态。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曾被视为“实现美国政治的最高期望的人”，但事实上，他的八年几乎没有实现什么自己的期望。他上任之初豪言壮语中对团结的承诺几乎都破灭了。 而特朗普，这个非传统、反建制的政治人物，以“让感到委屈的人有个去处”为诉求，以“我是你们生气的化身，一旦选我，我会帮助你们消除路障”为旗帜，以“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打破既得利益者的统治为口号，风云一时，意外胜选，但最终也只不过是在制造更多沼泽，催生新的既得利益格局。美国的断层线依然严峻。 我在第二遍看《美利坚大分裂》的时候，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尽管特朗普身上有极其鲜明的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特征，很粗糙，但他并不傻，他其实很聪明，装傻充愣只是他的面具。他的很多说法和做法看似鲁莽，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他在刻意制造一种效果，以符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要为白人失业者打抱不平、要为美国这个国家打抱不平的人设。在对社会分裂的挖掘中，他选择成为一部分民众的共同命运的代言人，成为某种既已存在且不断上升的反现实、反建制、反精英情绪的代言人。 “君子上达”，暗含的意思是奋斗到社会上层的都是君子，都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捍卫者。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在不少草根阶层看来，很多“上达者”都是牢固的既得利益者，所谓大家要共同遵守的“秩序”不过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精心设计的。比如法治，对一个能用重金请得起大律师为之辩护的人来说，法治确实是好东西，可以帮他们减轻和逃脱一般人脱不了的惩罚，但这种“程序正义”真的就是正义吗？ 此外，教育，医疗，就业，金融，社会保障，林林总总，在现有的价值标准及其实现程序的背后，有多少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打着公平合理的旗号天天在发生？ 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不少国家、地区、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受的伤害大于收益。资本和供应链在全球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流行病、走私、贩毒、电信诈骗等等也在全球化。草根阶层向上发展的流动性通道越来越窄，新的平等诉求在不断挑战自由的秩序。这是“反建制主义”兴起的背景。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所有这些潮流或逆流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特朗普的很多做法令人不耻，但如他所言，“华盛顿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如果穿透那些“密室政治”，又有多少经得起阳光照耀？ 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作为电视真人秀明星的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到底哪个是更真实的自己，可能他本人无法确切地知道。通过《美利坚大分裂》，唯一能看得清楚的，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找到了利用国家分歧释放愤怒的路径，他因分裂和愤怒而当选，不是为了弥合，就是为了当选。 这篇文章写的并不明亮。好在政治并不是社会的全部。 为了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让我引用米歇尔·奥巴马那篇著名演讲中的几句话—— “我们努力地引导我们的孩子，鼓励她们不去在意别人对她们的爸爸的国籍或信念的质疑。我们坚持让她们相信，电视上那些公共人物说出来的满带恨意的话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真正的精神。我们向她们解释，有些人可能残忍而霸道，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堕落到与他们一样。绝不可以，我们的信条是，当别人往道德的低处走时，我们要继续向高处前行。 “就算当我们苦苦挣扎的时候，也要回报这个社会，因为总有人的生活比你还艰难。我们没吃他们的苦，是因为上帝眷顾。 “当危机到来时，我们绝不分崩离析。我们互相倾听，相互扶持，因为团结才会让我们更加强大。 “曾有世世代代的人遭受着压迫和束缚，被奴役的耻辱和被隔离的痛苦。但是他们始终怀揣着希望，不息地抗争，所以今天的我才能每天在由奴隶建造的白宫里醒来，看着我的女儿们，两个美丽聪敏的黑皮肤少女，与狗狗们在白宫的草坪上嬉戏。” 人性之中，始终存有无法克服的心魔，但也有善良的天使，永远闪烁。 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人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人性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走出沉沦？在下周的“大视野”中，我会和大家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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