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物业管理行业推到了第一线，几乎一夜之间，千万物业人吹响了“集结号”，为社区筑起最坚固的防线。 “我们也没想到，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会专门为物业管理行业做一期节目，播出纪录片《物业英雄》，这也是主流媒体首次提出‘物业英雄’这个称呼，这是社会对我们物业管理行业的认可。”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沈建忠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微信ID：china-crb）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这次物业人所取得的成绩，其背后是物业管理行业多年来开展转型升级，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化发展的结果。 这位当年媒体口中的楼市行政化调控“执行主官”，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司工作35年，曾见证了深圳第一家物业服务企业的诞生，也见证了物业管理行业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尽管物业管理行业近几年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制约行业发展的问题。面对未来，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取得价值共识，完善市场机制 “业主对物业服务品质不断提升的要求和物业服务成本上升形成的巨大矛盾，是物业管理行业面临的主要难题。”沈建忠表示，在他看来，在物业费的制约下，现有的物业服务企业在原有服务基础上提供更为优质的物业服务难以为继。 对此，他举了一个老旧小区停车管理的例子。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栏目曾播出了一期关于老旧小区停车费的节目。节目中报道的小区由于早期的规划设计问题，停车一直缺乏规范化管理，居民停车靠自主占位，有的甚至设置地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街道居委会曾尝试引进一家停车管理公司，对小区停车位改造升级，实施规范化管理，但这一举措需要收取基本的停车费用，以保证正常运转，但很多业主持反对意见，如果协调不下来，停车服务很难维持下去，物业服务的提升也往往遇到同样的问题。 在物业管理行业，物业服务费调整机制像一座难以撼动的冰山。在一些小区，物业服务费市场化定价，居民能享受较好的物业服务，但更多小区的物业服务费几年甚至十几年调不了，而人力资源成本却一直在增加，这些基础问题成为物业管理行业转型升级的阻碍。 优质物业服务和普通物业服务的区别实际上受物业费的制约，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概念里，觉得对物业服务不满意拒缴物业费理所当然，这就导致大部分物业服务只能停留在普通层面。目前国内普通住宅物业费平均价格在2元/平方米左右，一些老旧小区物业费甚至只有几毛钱。各地在物业管理政策调整中已经涉及这些问题，例如今年5月1日，《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物业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备受关注。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在服务价值上没有形成共识。”在沈建忠看来，优质物业服务可以为资产带来溢价，真正受益的是社会和业主。一些实例证明，在二手房市场，物业服务好的小区房产成交单价会比周边项目平均高2000元以上，所以，物业费不是越低越好，它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价值概念，质价相符才是普适性的规律。 但目前社会对专业物业服务价值和物业服务企业专业地位的认识和接纳程度不高，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低价格往往更具有竞争优势，市场也因此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此，沈建忠认为，单纯的价格竞争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业主的不动产，也只会给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为不动产得不到有效的管护，特别是隐蔽的设备设施维护，是以缩短房屋的使用寿命为代价的。只有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对全生命周期物业服务价值的共识，建立起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机制，通过健全的诚信体系，实现行业优胜劣汰，才能为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打开全面升级的通道。 推动物业管理行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民需求也变得更多元化，只有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型才有出路。”沈建忠表示。他认为：物业管理行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产业集中度、智能科技、商业模式创新和专业化等方面。 从产业集中度来看，首先要符合“二八定律”，即20%的骨干企业，掌握80%的产业资源。只有产业集中度提高，企业才有可能做到平台化、智能化、科技化，才能有效提升服务效率、服务水平，只有规模化效益，企业才能腾出身手日后实现精细化。 但目前国内已有近23万家物业服务企业，并且每年以20%——30%的数量增长。对于这种现状，沈建忠指出：这不是行业理想的发展趋势，目前行业大部分企业还是小而全，在低水平竞争，未来一定是企业品牌建设和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因此物业管理行业需要培育一批领军骨干企业，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对待正在发生的兼并、重组，要鼓励、支持、引导资本的介入，推动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同时，他认为，产业的高度集中化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没有生存空间，失去价值，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走专业化道路，做专、做精，实现小而美、小而专，实现自身价值，在多元化的诱惑面前，中小企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根据企业的自身条件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行业智能化科技化方面，他提出行业应该充分调动起资源共享理念，企业不一定要全部自己做研发，而是要分享现代科技成果，懂得资源整合，用共享经济理念，加上协调发展的理念，通过整合资源来壮大规模。互联网时代的成长逻辑不是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资源，而是取决于你能整合多少资源。资源也不一定需要用钱去买，可以用商业创新模式进行整合。 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他认为，创新商业模式应抱有开放和敬畏的心态。商业模式创新的难点是要在动态状态下平衡好各方利益的关系、内外部的关系，要把资源、技术、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有效整合，形成生态圈、生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竞争要素、增长逻辑的任何变化，都会要求生态圈内的要素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平衡。如何让企业在赚到钱的同时，给竞争对手、合作伙伴、服务对象创造价值，这就需要企业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对于如何推动物业管理行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沈建忠认为有两点需要把握，一是推进物业管理行业的法治化，二是争取产业化政策支持。 让物业服务更简单，更有价值 对于近几年在行业中被较多提及的增值服务概念，沈建忠认为社会上可能对此存在误解。他表示：“很多人认为增值服务只是单纯为了企业提升利润率而提供的服务，但实际上增值服务是通过物业服务为业主提高物业价值，让业主获得更多的价值回报，让物业服务更简单，更有价值。” 对此，他举了一个苹果手机的例子，很多人喜欢买苹果手机，是因为苹果手机的体验超出人们的预期。新颖的引导消费理念让果粉们进入全新的消费领域，感到物所超值。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国内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尝试按照幸福社区来打造整个服务体系，提供的很多服务可能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例如彩生活等一些平台的很多增值服务，这些服务由物业服务企业来整合、专业公司来提供。再如碧桂园服务等公司正在打造的管家体系，就像私人医生一样，管家对业主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意见和服务。 扎实做好服务是根本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不仅让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街道社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让物业股在整体下行的资本市场走出一番逆市上涨的行情。 据记者统计，截至2020年6月22日，A+H股26家物业股2020年以来算术平均的区间涨幅达52%，加权平均涨幅达101%。继头部物业服务企业上涨后，二线物业服务企业近期受捧，其中，银城生活服务年初至今涨182.7%、永升生活服务年初至今涨141%，而同期恒生指数累计下跌13%。 “在这样一个经济形势下，资本市场还能对这个行业上市企业价值予以充分肯定，这也说明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沈建忠表示，“过去的一年，上市物业服务企业借助上市资金和平台优势，进行了多业态规模扩张和多元化服务布局，正在实现由资本驱动的外延式增长到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的转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这些企业在运营模式、盈利能力、创新能力、发展方向等方面的表现给行业带来了巨大信心，他们在引领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是资本能认同物业服务价值的原因之一”。 但他同时也提出，尽管在资本的推动下，上市物业服务企业市盈率普遍走高，但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来说，扎实做好服务是根本，只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企业规模化发展，物业服务价值形成共识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机构观点 华泰证券： 城市服务有望进一步打开物管行业空间 5月以来物管公司频繁出圈城市服务，该趋势符合物管公司和政府的双重诉求。物管龙头一马当先，城市服务模式探索百花齐放，其中规模大、利润优、模式轻、格局散的市政环卫成为主要触角，物管公司和传统环卫公司模式存在差异。城市服务有望进一步打开物管行业空间，提升未来3——5年的增长韧性。 2019 年我国市政环卫市场规模 3171 亿元，其中第三方市场化规模 1422 亿元，可为物业管理行业带来 10%——20%营收增量，预计 2024 年第三方市 场化规模可达 3044 亿元。2019 年主要环卫上市公司净利率在 8%——13%， ROE 在 13%——16%，具有吸引力。尤其是政府采购类市政环卫项目与物业管理模式类似，都具有轻资产投入、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特性。2019 年 TOP10 市占率 21%，竞争格局分散，具有切入空间。物管公司切入市政环卫领域，与环卫企业分享市场蛋糕，二者在项目运营模式、服务内容、平均服务年限、单项目年化金额上体现出差异。 光大证券： 物管行业的五大边界趋势 光大证券根据上市进度及股价表现，结合行业节点事件，将行业发展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价值潜伏期（2014.7——2017.5）；第二阶段：价值逐步发现（2017.5——2018.10）；第三阶段：价值受到市场高度关注（2018.10——2020.3）；第四阶段：疫情后价值充分挖掘（2020.3至今）。 光大证券认为，物管行业发展存在五大边际趋势：一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短期职能长期化,居民和政府对物业的需求增加固化。二是加大对社区消费场的挖掘和建设。行业不断扩大社区消费型业务覆盖面和种类，单位效能快速提升。三是科技赋能提升管理效率。疫情防控中，物业企业的科技应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四是切入城市服务，提升行业发展空间。随着市场化推进，政府部门开始解决多条线管理所产生的摩擦成本，物业城市服务崛起。五是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并购整合加剧。疫情对于多数中小企业（包括物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年初至今，已有多家物业上市公司进行市场融资，预计下半年将会看到较多的并购案例落地。 德勤咨询： 标杆企业向智慧化、跨界化和生态化转型 中国物业管理市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物管公司增值服务收入增长显著，市场中存量与增量并存，未来拥有万亿级市场容量。TOP100物管公司市场集中度增强，头部效应显现，而独立第三方物业企业与地产集团拆分物业企业的发展路径呈现差异化。 以碧桂园服务、佳兆业美好等为代表的地产集团拆分物业企业，发展路径主要依托地产开发带来的资源优势，承接优质项目，强化市场拓展能力，开拓第三方市场，并开展高质量并购，实现高效扩张。而以长城物业、新大正等为代表的独立第三方物管公司，主要发展路径则是通过技术赋能，延展公共资源与资产管理服务，利用大数据创新业务，承接公众、医院、学校等多种服务业态，积极开拓全国市场。 物业行业竞争的下半场，行业标杆企业纷纷启动了从传统物业服务向智慧化、跨界化、生态化的转型升级。从微观层面看，物业服务的范围从传统物业“四保”延展至围绕着社区用户的深层次需求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从宏观层面看，物业服务场景从住宅或商企的单一场景延展至衣、食、住、行、学、商、娱、医等城市生活全场景覆盖。 国信证券： 物管行业高估值的三大支撑 国信证券认为，当前物业管理行业的高估值有三大支撑：一是高续约率下物管的商业模式类似“坐地收租”，本质上锚定了较高估值水平，二是中短期高度确定的业绩增长，充分拉低动态PE，对应地产增量，三是长期丰富的想象空间，核心是单盘NOI（营运净收入）提升，对应地产存量。 未来十年行业规模有望达到3.2万亿：增量开发、基础物业费提升和业主增值服务深化，将在未来十年共同驱动物管行业规模提升，预计2030年行业规模有望达到3.2万亿。
本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早在1988年，海南就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引领过改革开放的热潮。不过到今天为止，海南的经济体量在全国仍然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30多年来，海南的特区建设有哪些经验教训，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 观察者网：海南在80年代就被划为经济特区，您也参与了早期的开发工作，担任海南省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处副处长。当时中央对海南的期待是怎样的？跟深圳或者香港的定位是一样的吗？ 毛振华：中央当年能把海南全岛拿出来建经济特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曾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舆论引领，说明我们推动改革开放，气魄是很大的。在具体实施上，最初只有一个总概念，具体怎么把海南特区搞起来，还在讨论的过程中，但是引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是非常确定的。海南办特区，也吸引了很多人才，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去海南，投身“大特区”建设。 当时我们对于特区的理解，其实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当年的深圳特区也还在早期阶段，没有那么多高科技企业，也没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 海南建省之前，就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走私事件，里面有很多经验教训。那时候中国还比较落后，对于外国的工业制成品，特别是电子、汽车这些大众消费品，关税非常高。所以海南开放港口之后，首先就出现了汽车走私潮。后来中央追查了这件事情，泡沫挤掉之后再看，海南实际上还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地方，除了农业几乎没有其它的经济形态，没什么现代工业。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海南办特区，就是想在一个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在广东省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尝试走出一条路子来。探索怎样跟国外，跟香港台湾开展深度合作，把经济发展起来。海南当时担负着这样一个探索性的使命，所以改革上也做了很多创新，比如小政府大社会。因为海南原本只是个副省级的行政区建制，新建一个省政府，它的机构没那么庞杂，不像其他省的改革，要对很大的存量动刀。海南的存量并不大，所以很多方面的改革更容易实现。 当年我们讲，以对内改革来促进开放，内部不改革，开放是不会成功的。尽管发达国家的资金早就是过剩的，但那些资金也不会自然地流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因为那些地方在法律保护，市场完善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方面都是不够的。资金不会因为你需要钱，就流向高风险之地。 怎样营造一个改革的氛围，跟国际对接，我觉得海南的探索还是比较成功的。首先是在经济管制的背景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办企业。当时在海南注册公司很容易，注册外资企业也很容易，基本不受什么审查。 中国经济管制一度是很严格的，后来慢慢放开，可以办公司，可以跟外国人打交道，可以从事外贸，最后资金可以出去，这个进程中，海南岛做出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这里注册了很多公司，很多有野心有梦想的人，都是在海南岛开始的创业历程。 但是海南真正形成改革热潮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1988年建起来，1989年国家的形势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海南之后并没有完全按照最初的设计来运行，逐渐变得“特区不特”，成为一个普通的省份。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国际形势也不一样了，中央以非常大的魄力，推动新一轮的海南自贸港建设，我觉得是有历史性意义的。对过去的历史，肯定是有梳理，有经验教训的总结，我还是蛮期待的。 观察者网：深圳早期也出现过走私等问题，也有过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后来还是逐渐把制造业做大做强，走上了正轨。而海南后来却走上了房地产开发之路，房地产占GDP的比重一度接近50%，其它产业没有很好的发展，原因在哪呢？ 毛振华：海南岛的房地产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这是它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 海南的劣势在于它是一个热带地区，在有空调之前，这里的生活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对于很多热带地区来讲，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空调，如果没有空调，很多地区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那时候的海南有一点点热带农业，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补充，但除此以外，它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它处于南海的前沿，现在南海的很多海域都归它管辖，可是当年我们国家并没有能力经营南海。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南岛的劣势会发生转变，可能成为它的优势。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海南岛跟北方地区形成了很大的气候反差，特别是冬季，它天然具有成为一个避寒胜地的条件。 有人说，房地产害了海南岛，大家只知道去搞房地产。但不是每个落后地方都能搞房地产，海南岛为什么行？还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资源禀赋。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它。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天吃天，海南岛有特殊的气候条件，有蓝天白云大海，房地产能发展起来是有原因的。海南岛成为避寒度假区，跟全国其它地区形成某种分工，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它的自然资源那么宝贵，房地产价格是应该有所上升的，甚至应该比其它很多地方涨得快一点。这是市场的选择，资金都往那里流，是有客观原因的。 但是房地产发展起来了，别的没发展起来，这是个问题。我在海南工作的时候也研究过怎么发展工业。海南想搞工业，主要还得利用港口，作为国家的西部通道搞转口，搞物资贸易。其它产业的发展，我们曾经也尝试过，政府也出台过一些政策，但是后来效果并不好。 跳出海南岛的圈子以后来回顾，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值得总结的地方，海南确实面临着很多瓶颈。海南岛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对于现代工业来讲，它本身的市场并不大，所以一定要把大陆做为市场。另一方面，它又缺乏工业原料，除了少数热带的原料，没有别的资源。既然你的原料和市场都来自于大陆，那么根本没有必要在海南搞工业，因为隔了一个琼州海峡，物流成本高了大概25%，这使得海南工业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了。 海南岛也缺乏工业的配套基础，历史上就不是搞工业的。在当时的海南岛，设备上坏了一个螺丝钉，都要跑到广州去买。当地没有产业配套，甚至连零部件的基本维修都做不到。今天我们看待海南的发展和未来，这些因素仍然是很重要的，它要发展起来并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的。 当时我在海南做工业研究的时候，就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你们海南岛搞什么工业，中国这么大，不需要你们在海南岛搞工业，不需要你们把污染搞上去。你们就给我们保留一片蓝天白云，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海南当地的人民是不太喜欢这句话的，无工不富，只有工业才能给它带来GDP和财政收入。发展旅游业，政府拿不到什么税收，老百姓也没有太高的收入，全世界搞旅游业变得很富裕的地方并不多。 回到房地产的问题。海南岛的房地产起来了，一业兴百业废，的确是有问题。在房地产上得到暴利，导致其它的行业更加不去努力，或者觉得更加无足轻重了，这是不行的。房地产行业反复爆炒，泡沫起来之后，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冲击也是很危险的。 海南的房地产，跟全国其它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去海南岛买房子的，很多都是外地人，都是或有需求，不是刚需。其它地方房子是用来住的，海南岛的房子就不是用来天天住的，就是一个财富的象征。除了度假功能以外，它也是个投资。所以它受市场的影响就比较大，不仅受到房地产自身供求关系的影响，还受到整个社会资金供给和投资氛围的影响。这导致海南岛的经济波动更加剧烈。 但是如果海南房子不开发了，海南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海南现在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较弱的，全省加起来还不如很多中西部地区一个省会城市的水平。比如说武汉去年的GDP是16000亿，海南岛也就5000多亿，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观察者网：那么新时代的海南开发，跟过去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毛振华：我觉得海南现在要有新的想法，要做更高起点的竞争。现在中国很多改革政策，在深圳等地方的实施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比如深圳的保税区也很尴尬。所以海南岛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封关，把海南作为一个特别关税区。你到海南岛去，相当于出了中国海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现在我们能看见的，还只是概念性的政策，我很期待政策的进一步明确，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在国内办特区。能源贸易也好，物资贸易也好，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海南都可以继续作为一个试验田。 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经济结构复杂的国家中，单独拿出一块地方来做探索，跟国际上的自贸港开展竞争，对整个中国的开放格局有非常大的意义。特别是现在的国际环境下，美国领导着一个“反华大合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搞去中国化。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推出的海南自贸港，比过去的其它自贸港都要更宏伟，更有魄力，政策涉及的领域更多，所以也格外有意义。 所谓更高的领域，就是一方面要吸引人才，吸引资金，它的开放是双开放，既要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利用它特殊的条件，通过政策引领来实现一个新的资源配置。它首先吸引资源的汇集，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种资源的汇集。 从国际上看，外资投资于中国还有很多麻烦，不适应中国的环境，或者这样那样的政策看不清楚。那么海南这个地方，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吸引人才和技术，把它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 但是要想做到加工增值30%，也是不容易的，也不是一个低标准。比如手机产业链，如果你只是组装，是没有30%利润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另外面向国内，也有一系列的政策，能够让国内的一些重要科技成果转化，让国内的科技人员在那里扎根。比如说个税优惠，企业税优惠，也有利于国内资源的流动，让更多资源进入海南岛。 这也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之内，有一个集中力量进行正确的引领，帮助某一个区域在短期内获得比较快的发展，弥补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做法。 观察者网：封关之后，对哪些产业利好最大？在这次的海南自贸港规划中，对工业发展也是有鼓励措施的，比如进口商品在当地加工增值超过30%之后，就可以免税销往内地。那么海南可以借此机会把制造业发展起来吗？还是继续做大旅游和服务贸易？ 毛振华：封关之后，只要不带货物，人员的进出还是自由的。你要携带很多货物，海关就会检查。这样的话，比如医疗、医药产业，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管制。大型医疗设备，一些比较昂贵的新药，海南很有可能在这个领域更加开放。随着人民越来越重视大健康，加上海南岛的旅游业带动，高端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会有一个很大的机遇。 旅游业也是要讲高端。现在就有人发现，去泰国、越南之类的地方旅游，可能比去海南岛还便宜，所以你必须提供最高端的服务。 很多研发研究部门，放在海南也是很合理的。它一方面跟国内有很好的人员有往来，不需要签证，税收待遇也比较好，另一方面外国人来也比较方便。所以像高科技研发，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紧迫的软件、芯片研发，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在海南岛获得较大发展的。 还有消费品，我们每年很多人出国去买高档消费品，中国这么大，客观上有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我们把这部分消费力带到海南，虽然收不到关税，起码把商业利润留在了国内。而且通过贸易，通过采购这些高级商品，还能够带来商业上的繁荣，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我倒是不太看好大宗物资的加工贸易。这些产业，随便到中国的其它港口都可以搞，其它地方也有很好的临港工业布局。如果运到海南岛，加工之后，再装船运出去，并不一定有什么优势。 我看到还是有很多这方面的宣传，但我并不看好，我觉得海南岛离最终市场还是远了一点，还是在大陆的沿海城市要更好。你把大宗物资运到宁波，运到上海的郊区，广州的黄埔，甚至北部的天津港，秦皇岛，这些地方都可以做临港加工业，然后直接装上火车运走了。所以说海南还是要把自己的天然禀赋优势和优惠政策结合好。 观察者网：现在国内一线城市和周边地区的高端产业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形成了日益完整的产业链，海南跟这些地方相比，竞争力在哪？ 毛振华：海南肯定面临很激烈的竞争，但是它跟那些地方也有差异性。虽然海南离市场比较远，也离产业集群比较远，但是更适合研究院的发展。因为它跟中国大陆人员往来、信息往来都是自由通畅的，跟外国人往来也比较方便，所以会更适合那些最前沿的、还没有产业化的高新技术研究。 观察者网：前沿技术研究会对当地的教育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海南现有人才的储备会不会跟不上高端产业的要求？我们看到规划中也鼓励了国外高校在海南独立办学，未来海南教育产业的发展，应该更侧重引入国内还是国外的优质高校？ 毛振华：我觉得还是两边都有，现在中国的本科教育，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这方面的教育水平和人才积累，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对比一下日本和台湾，他们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也很少有人再出国留学，他们有些产业方面的教育水平可能比美国还高，美国教育的优势主要还是在软实力方面。所以我觉得，国外大学来海南岛办学，水平还不一定比国内的名牌大学水平更高。 所以海南要引进大学，还是要向两边开放，或者鼓励探索新型合作，在体制机制上要进一步创新。中国对大学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还是比较困难，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海南确实会面临本地人才不足的问题，但它其实一直就在走超常规路线，吸引人才进来。1988年刚开放的时候，海南什么都没有，我上海南岛之后，第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就是发现海南没有交通警察，没有红绿灯。但是在当时那么落后的情况下，也有10万人才去海南。所以只要政策到位，还是能够先吸引很多人才过去，慢慢地培养科研院所和基础教育体系，将来也会成为重要的教育高地。 现在很多英语国家，把教育当成一个产业，海南岛的教育未来也可能会产业化，让更多外国人来接受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可能教育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亮点。 观察者网：海南本地干部队伍战斗力如何？营商环境怎么样？ 毛振华：海南这些年一直在引进内地人才，在干部队伍上也是。并且在我们国家中央集权的基本框架下，海南干部和内地干部的差别不是那么大。虽然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跟内地交流的频繁程度上，会有一些差别，海南岛的人可能出来的机会不多。不过总的来看还是一个量级的水平，只是有些专业领域人才是肯定不够的。 过去海南作为一个长期相对落后的地方，很多外地来的干部都是支边性质，可能不久就走了，所以当地人可能会有一点岛内岛外的区别意识，就是所谓的“岛屿心态”。但现在有很大的好转，因为海南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还是对大家有一些冲击。再加上海南还是小政府，未来结构上也比较容易调整。 观察者网：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能破除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吗？ 毛振华：首先，我觉得房地产依然是海南原始积累和政府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可忽略。海南岛的房地产的发展是有道理的，不是完全负面的，有高端市场的客观需求。如果有钱人就是想去买高价的房地产，为什么要反对？ 如果去炒作低端房地产，影响了刚需，肯定是有问题的。基本民生必须要得到保障。但是高端市场可以放开，海边上那么好的气候条件，卖到10万-20万一平方米，有些人就是愿意买。政府拿到土地增值税，把富人的钱收回来搞发展，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房地产也是原始积累，这件事情要认真规划，关键是管控，不能乱，但同时依然是个重要的建设资金来源，是海南岛长期稳定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另外，海南岛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对整个国家来说也不是难事，而且中国政府的投资是很有效率的。 第三，还是要吸引全国的资金。中国过去所有的开发，都是依靠国内资金，一开始外部资金是不愿来的。深圳早期的建设资金，少数来自香港的一些中小商人，其它都是内地的钱。上海的浦东，最早每一栋大楼都是政府的，都是央企和中央部委投资的，外资很少。所以海南也要有政策吸引内地的投资，吸引大企业投资。 海南岛要建立更好的机制来吸引资金，用市场的力量、用政策的引领、用未来的产业优势，来吸引这些资金进去。不再完全依赖旅游业，而是要建设一个自贸区，就需要做出更细致的规划，怎么配备干部？中央在这方面肯定也是有所考虑的。 观察者网：海南自贸港对标香港和新加坡，但是海南面积大得多，发展模式上跟城市型经济体会有什么差异和创新吗？ 毛振华：肯定会有差别。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香港也是个城市，而海南岛是个面积很大的区域，这就赋予了海南更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方面，海南的经济不像城市那么集中。新加坡和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城市，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的中转地，它们没有纵深。海南岛自己有一个小的纵深，还有中国大陆这个更大纵深，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一种政治制度，一样的国防外交，不像香港还是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 海南有这么大的纵深，并不是一个包袱，而是一个优势，它有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建设，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适合当地条件的大项目。这是那些城市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比如海南岛除了房地产价格贵以外，其他的物资价格并没有那么贵，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新加坡和香港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和金融中心，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实行普通法，是很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私人产权和交易规范有很严格的保护，但我们显然不是走他这个路。 我们还是会有比较灵活的管理制度，既方便跟国际上进一步接轨，又有一定的资本管控措施。一方面对国际开放，一方面也要对国内开放，是双向的开放。这是海南的特点和吸引力，它的核心就是背靠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而不是孤立发展。这么大的一个优势，新加坡是没有的，香港的政治制度和各种管控，跟大陆也是不一样的。海南岛在跟中国整体经济的结合上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会更好地利用国内资源。 在金融领域，深圳和上海也都有很好的基础，再搞一个出来，对中国价值不大，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也不大。反而在消费领域，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取得亮眼成绩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高消费人群，对香港和新加坡是有一定冲击的，最终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格局。 另外，从中国开发南海的角度来讲，海南发展起来，对塑造我们开放合作共赢的形象，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做更细致的规划，才做得好，不能搞得不伦不类。这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决心，第二也考验我们的实操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海南的封关是最核心的。封关越早，就越容易把控，封得越晚就越会出问题。主要是对物流进行封关处理，人员进出基本自由，货物进出基本不自由，这样才能让海南的开发放开手脚。否则，你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管控的豁口，冲击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吸取教训，出现像当年走私那样的问题，就不对了。 比如现在规定人员进出只能带10万块钱，这种程度的开放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是可以预期的。要是每个人能带几十万块、几百万块钱，那就会给中国的关税体系带来很严重的冲击，这是不行的。比如汽车要从海南进入内地，还是要收税的，医疗设备也是要收税的，否则对整个市场冲击就很大。所以说海南应该尽早封关。 本文原发于观察者网
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2020年，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似乎是难见底线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强化了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形成“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通过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2019年至2020年5月，人民银行共实施了8次总量和结构性降准，共释放长期可用资金4.45万亿，三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尤其是3月底增加1万亿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其规模前所未有。受此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年初以来，社融、信贷、货币总量和货币乘数都加快了增长步伐。社融由2020年3月的11.5%上升至5月的12.5%，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3.3%，较2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同比四个月连续上升；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三个月站上两位数，结束了之前长达35个月的个位数增长；狭义货币M1由年初的不到1%升至5月的6.8%，表明企业的经营活动趋向活跃；货币乘数由2019年12月的6.1%上升为2020年5月的6.8%，创四年来的新高。截至目前的各项金融数据变化表明，相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使得流动性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金融正在逐步满足实体经济的紧迫需求。 在货币政策基调的引导下，2020年以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尽管近期有所回升，年初以来不同期限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收益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MLF利率下调两次，降幅为30个BP，牵动LPR同步下降，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25个BP，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37个BP。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和引导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3月底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去年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超过了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预计6月底会进一步下降。 通过总量、结构和价格三管齐下，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初步达成了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为宏观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从供给侧增强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从1-5月份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尽管投资、工业、房地产、消费仍运行在负值区间，但负值幅度已持续大幅收窄，有的数据5月份已为正值，内需复苏持续推进。按照目前的运行走势，6月底GDP增速可能在零上下水平，不排除增长为正的可能性。 在复苏走势持续的同时，内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引起关注。目前，各类高频数据回升较快，但总量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即后者落后于前者。数据表明，近期供需缺口在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反而扩大了。年初以来核心CPI持续走低，而PPI则保持负增长状态。当下情形似乎预示着6月经济尽管会延续复苏之势，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会因为需求不足而有所减弱。 二季度以来，尽管出口数据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但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欧盟经济和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二季度经济增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尤其是美国有可能出现罕见的超过40%的负增长。美国市场仍是我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经济剧烈衰退必将给我国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衰退也将减少从中国进口的需求。据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负增长3%，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为-13.4%。尽管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各国对我国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会持续较大，但毕竟其货品种类有限，货值不高，是不能与大宗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等相比对的，不可能对整个出口带来根本性影响。因此，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内外需可能出现的变化，货币政策应增强其应对的前瞻性和针对性。2020年内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逆周期调节方向，维护好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推动市场融资利率继续有序下降，加快各类面向中小微企业政策落地的步伐。考虑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应有二至三个季度的滞后，去年底以来的降准降息和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目前正在释放其效应的途中，社融、信贷、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都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当前进一步出台逆向调节措施需要考量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效应的释放因素。如果下一阶段外需继续恶化，而内需动力明显不足，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考虑到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可能多变，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消费累计同比仅从2月份的-20.5%升至5月份的-13.5%，复苏力度相对较弱。由于境内疫情并没有绝迹且存在反复和输入的可能性，常态化防控举措将持续存在。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建议运用结构性降准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置业、购车、住房装修、购买大件商品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发展新型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尤其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强绿色消费信贷支持，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分期付款和利率优惠；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以公司信贷支持企业生产绿色消费品，并在LPR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优惠。
晓非6月28日，获悉，左晖退出北京多家链家门店法人代表，包括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丽园路店，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南小街路分店，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狼垡路店。 值得关注的是，从今年伊始，贝壳找房董事长左晖频频退出旗下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的序列。6月17日，左晖单日退任34家自如旗下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最终受益人；3月21日，左晖退出7家商务咨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月9日，左晖退出“实际控制人”56家、退出“最终受益人”57家，共计113家。
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摒弃了常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纪律的约束，采取了大规模、非常规的纾困与救助措施，以帮助本国居民和企业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美联储更是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防止危机蔓延。作为灾难与危机救助措施，这些非常规的举措无可厚非，非常必要！但由于许多经济体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国债可持续性本已堪忧，不得不依赖中央银行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直接或间接地形成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事实。例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2020年3-5月的3个月时间里就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图1），增幅达2.9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2019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8万亿美元）。 从美国目前的疫情、经济与金融形势来看，此轮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远远没有结束，很可能在明年底之前就超过9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10倍。显然，美国政府和央行正在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帮助其度过当前的困境。作为国际投资者和更广泛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得不严肃思考美联储这一举措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毋庸置疑，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非常规政策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什么？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格局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完全依赖于中央银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它以美元为主，欧元为辅，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为配角。2019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逾60%，其次是欧元（20%）、日元（6%）、英镑（4%）和人民币（2%）。作为国际清算货币，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欧元超过30%，英镑（6%）、日元（4%）、人民币（2%）等其他所有货币加总仅占四分之一的比重。 这一体系的雏形源自1945年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进入纯粹基于各国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危机与变革，包括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日元的崛起、欧元的诞生、英镑的衰落、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直至今日，美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这表明，尽管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不绝于耳，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是一个难以撼动的稳定均衡格局。 回顾世界货币的演变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一国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以美元为例，1894年，美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体量就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鉴于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1945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选择以美元为核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特里芬难题”及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所面临的困境，美联储也难以摆脱“超发”的魔咒，令美元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成“美元灾”，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夏天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以后，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完全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供应更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1971~2019年底，美国的广义货币（M3）供应量增长了26倍，而同期美国的实际GDP只增长了3倍（图2）。显然，高速的货币成长，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成长的需要，更多转化为价格上涨（包括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这是为什么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此起彼伏，也是此轮美联储“无限量宽”政策重燃这一担忧的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50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今天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60年的40%下降到目前的24%，而且经济基本面相当脆弱，经济和社会都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巨额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保基金入不敷出，其庞大的隐性债务也不容忽视；愈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民粹主义，而种族歧视、毒品泛滥及阶层固化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长期来看，如若没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很可能早已陷入深度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了。 当然，从当前形势看，似乎难以想象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会遭遇重大挑战，暂时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替代品，因此美联储似乎可以尽情享受美元的“铸币税”，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然而美联储的“无限量宽”也有极限。一旦高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无限量宽”政策画上句号，并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市场也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甚至迫使量宽政策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例如，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尽管外国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还在净买入，但二者加总，外国投资者过去5年已累计净卖出5000多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而今年3月份开始的“无限量宽”很可能会加剧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进一步削弱美元的信用，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地位出现进一步的松动。 谁是美元的替代品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已与20世纪70年代初大不相同。与之相应，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均衡点，甚至有多个新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如果在新均衡点中，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明显下降，那么谁有可能填补美元的地位呢？ 一种潜在均衡是，黄金、比特币或其他具有总量限制的商品或资产取代包括美元在内的现有的主权信用货币。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微乎其微，因为黄金和比特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很难承担全球流通货币的职能，很容易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这在对“金本位”的研究中已被论证得很透彻。因此，黄金和比特币未来更有可能作为一种保值资产（而不是货币）而存在，不可能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主角。也许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可能性和选择，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均衡是，类似于Libra（天秤币）的超主权货币（或稳定币）替代美元成为全球支柱货币。理论上讲，由Facebook主导打造的数字货币Libra 1.0版（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在应用过程中有可能，也有潜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步演化成为取代美元的国际支柱货币，但由于其与主权货币的竞争关系、数据安全和监管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遭到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压制，未能推行。之后推出的Libra 2.0版已经退化成依附于单一主权货币的支付工具，已无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在50年前就发明了类似的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但由于对美元地位的潜在威胁，其额度发行一直遇到各种阻碍，自发明到现在的50年间，发行总额度不足3000亿美元，与美联储过去3个月扩表2.9万亿美元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见，类似于SDR这样的超主权货币虽然很可能优于美元，但在实践应用与推广中面临重重困难。 第三种潜在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同货币，在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消失，形成多支柱、多元化、更平衡的新格局。例如，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16%，以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体量、排名第一的贸易总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因此，若要从当前的均衡过渡到新均衡，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从当前形势看，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基本面最健康的经济体之一，明显优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中国连续25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对外收支总体平衡；财政状况也比较稳健，政府债务负担（包括地方政府）过去10年虽然有大幅度上升，但整体公共负债率仍然低于8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政府有巨大的国有资产做后盾（总额相当于GDP的100%）；由于中国储蓄率在全球位居前茅，相对而言，民众在面临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更容易渡过难关；国家外汇储备更是稳居全球第一，规模逾3万亿美元，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外，得益于“降杠杆、防风险”的前瞻性调控举措，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轮全球危机时的政策空间更大。这些优势都有助于中国经济在今后数年平稳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潜力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和障碍。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国内金融体系遭受冲击、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泡沫、“中等收入陷阱”、“中美脱钩”与“逆全球化” 、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有可能削弱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平衡好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免杠杆率快速反弹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再次积聚。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美元能否维持地位，取决于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恢复经济的能力，以及中长期能否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全面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同样，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快一些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铺平道路。例如，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加速扩展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CIPS，即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等，都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虽然“跃迁”的时点、路径、形式、结果都难以预测，但我们对此必须深谋远虑，本着“合作共赢”的思路和理念，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个人破产法在国内讨论十多年后，走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对个人而言，诚信而不幸的个人将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制度，避免集体债务向个人以及家庭无限转移。但个人破产制度绝不能成为老赖的保护伞。 对金融机构而言，表面上有可能增加坏账风险、增加运营成本，但只要金融机构加强风控能力、产品设计能力，只借出该借的钱给该借的人，就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对整个社会而言，个人破产保护制度需要打破刚性兑付，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双向公平，才有利于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 一、千呼万唤始出来 个人破产，是指当自然人的全部资产不能全部清偿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这项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已大部分等发达国家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成熟运用。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给企业放贷时一般会要求其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甚至其家属签担保协议，而根据现有的中国法律，企业一旦破产，个人提供的债务担保不会免责。换句话说。企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个人没有。 2006年个人破产相关条款在新的《企业破产法》定稿中被删掉了，后来也没有单独立法，但近30年来，司法理论界、实务界呼吁的声音不断，立法机关的探索也未停歇。 2019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其中提到：要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这为全国各地试点提供了政策依据。 这次，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个人破产制度，具体内容为：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50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此外，意见稿还明确，债务人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在限制消费行为方面，意见稿主要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债务人都将与包括高铁动车一等座、三星级以上宾馆、新购置不动产和机动车等高消费无缘。 关于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条件，意见稿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称，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能够有效厘清框定市场主体承担风险的责任，促使金融机构完善信贷评估和风险防控制度以提高金融活动的价值；能够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增强对信用价值的认识，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 二、对个人是一种保护 救济是个人破产制度最本质的意义和属性。个人破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了一种可期待、可信赖的保障。 因此，个人破产立法要树立的基本价值导向是，只有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在不幸陷入债务危机时，才能获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保护，并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脱出来，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创造更多财富。 这对整个社会而言，不仅能最大限度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而且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债或者实施破产欺诈的债务人，不仅不能通过破产逃避债务，还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预防和惩治。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目前全国共有592.45万失信被执行人，这占全国近14亿人口的0.0423%，相当于每2000个人里面不到1位是失信人。这要远低于国外的数据。 深圳大学齐砺杰的专著《债务危机、信用体系和中国的个人破产问题》，提到一个比例或许可以参考。这本书里提到，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个人破产数量与人口之间的比例，保持着出奇地稳定，基本都是0.5% 。也就是说，在每2000个美国人中，就会有10个破产案件。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老赖都是极其少数的，正常人都会非常珍惜自己的信用。只要诚实守信，社会应该给予宽容。 当然，个人破产制度推出后，对个体借款人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借款难度提升，有些原来可能获批的贷款，会出现被拒贷的情况，另外授信额度也可能出现下降。 三、对金融机构也是一种保护 那么，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出，对金融机构又有什么影响呢？ 毫无疑问，只要是涉及到个人借贷业务的公司，都会受到影响，从房贷、车贷、消费贷、信用卡等贷款业务。个人破产本质上是用和解、清算和债务重整取代债务的无限责任，终究会降低贷款最终回款的金额，也会直接提高最终坏账的比例，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和坏账成本。 坏账成本增加非常考验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如果金融机构不做出相应业务调整，在个人破产法的影响下，必然利润下跌，进而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借款人，造成借款利率上升，最后在同行竞争中失去客户。 优秀的金融公司需要把个人破产因素作为重要参数放入贷款利率计算模型中，尤其要强调对个人破产的风险监控和预测，让借款坏账风险和收取的利息相一致。譬如说，金融公司今后对借款人的筛选就会更加严格。有破产记录的申请人，再申请贷款的难度会增加，即使申请到贷款，授信额度也会降低，贷款利率也会上涨。 个人破产法促使借贷行为更加市场化，让金融机构没有“无限偿债”的保护伞，只借出该借的钱给该借的人，实现社会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但是个人破产法并不是万能解药，它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个人破产法是用来解救诚信却不幸的人，不是老赖的保护伞。如果个人破产法过多保护个人，对债务人的限制和惩罚过少，这就偏离了个人破产法的本意，最终金融机构不得不减少个人贷款，并把贷款成本转移到债务人头上，这样反而恶化了金融发展环境，不利整体经济健康发展。 推出个人破产法不仅要区分诚信借款人和老赖，把握惩戒尺度，同时也兼顾个人和金融企业的公平。 个人破产法本质上是平衡个人借款人和贷款机构的利益，避免双输的局面。换一种角度看，个人破产法可以理解为打破反向的刚性兑付。 一般我们理解中的刚性兑付，是指个人到金融机构购买的理财产品，不论风险高低，都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保本保息。这是一种违背市场经济的陋习。反过来说，金融机构要求借款人无限连带偿付，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刚性兑付。 既然个人投资者不应该要求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刚性兑付，那金融机构也没有理由要求借款人负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个人破产法的实施，需要配套打破刚性兑付的举措，做到对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双向公平。 没有理由一边要求金融机构对个人投资理财刚性兑付，另一边，却要求金融机构不能无限追偿借款人的债务。 对任何一方的过渡保护，都会造成借贷市场的天平失衡，催生畸形投资和借贷市场。 所以推出个人破产法是迈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但任重道远，需要全盘规划，稳步推进。
失衡的世界：投资向“上”，政策向“下”。综上所述，在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已经步入并将长期位于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未来的投资与政策将沿循两条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 “人之道损不足，天之道补不足。”近期，全球每日新增新冠病例连创新高，疫情时代的长期延续已成大势所趋。随着时间维度拉长，疫情冲击正由周期性压力深化为结构性问题，三重失衡将系统性地改变世界。第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在转型受阻、“病毒关税”、供应链裂变的共振之下，新兴市场内部将弱者更弱。第二，全球投资格局蜕变，无论是资金端还是资产端，头部优势都将持续扩张，引致金融市场强者更强。第三，疫情放大“马太效应”，社会弱势群体陷入难者更难的困局，并诱发更多次生风险。基于此，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投资与政策预计将沿循截然相反的核心逻辑。投资向“上”，循强以求胜，聚力于放大多层次的头部优势，用好失衡中的结构性机遇。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稳，能否有力救助民生、再造新均衡，将长远决定复苏路径是“V”、“U”还是“L”。 失衡之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兴市场弱者更弱。随着新冠疫情的长期化演进，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深度重构，新兴市场中的中低收入国家将在三个层面遭遇沉重压力。第一，转型受阻。过去数十年中，借由全球价值链，中低收入国家能够以出口大宗商品为起点，逐步发展基本制造业，从而完成产业升级和居民收入提升。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低迷，延缓了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本积累，而全球FDI预计大幅下滑[1]，又将阻隔国际资本、技术与本国资源红利的结合，因此产业升级将放缓甚至中断。第二，“病毒关税”。近期全球疫情显示，病毒借由货物贸易进行跨境传播的风险大幅上升，预计将引致全球范围内更为严格的进出口检疫，拖慢运输、通关等一系列环节。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对于大部分贸易品而言，一天的延误就相当于加征超过1%的关税。我们认为，这如同施加了额外的“病毒关税”。较之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产品集中于低端领域，价格弹性更高，因此将因“病毒关税”蒙受更大损失。第三，供应链裂变。面对疫情的长期威胁，低成本不再是供应链的最重要参考，稳定性正在得到跨国公司的加倍重视。除了将部分供应链回迁至母国，跨国公司也已对全球供应链开启新一轮数字化改造，加强对海外供应各环节的监控、调节和联动能力。缺少相应人才、基建、技术支持的中低收入国家，将面临被数字化供应链排除在外的风险。考虑到每1%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通常支撑1%以上的人均收入提升[2]，中低收入国家或将陷入长期困局。 失衡之二：全球投资格局蜕变，金融市场强者更强。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两条主线正在推动全球投资变局：在资金端，由于发达国家央行开启超常规刺激浪潮，全球流动性预计将长期保持充沛甚至泛滥；在资产端，疫情催化新经济加速发展，更多高成长性的标的将涌现于新赛道。这两条主线共同指向了“强者更强”的长期趋势。从资金端来看，充盈的全球流动性并非雨露均沾，而是主要流向了各领域的头部公司。以美股为例，我们以标普100指数与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之差，衡量传统经济的头部优势。以纳斯达克1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之差，衡量新经济的头部优势。数据显示（详见附图），在今年3月疫情冲击重创美股之后，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新经济，头部优势均出现大幅且持续的扩张。这表明，虽然3月下旬至今美联储全方位的流动性投放带动了美股历史性反弹，但是从结构来看，头部公司得到的价值修复更为强劲；并且较之于传统经济，新经济领域的头部优势更为显著。从资产端来看，新经济的未来机遇主要集中于美国和中国，双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CB Insights 的数据显示（详见附图），在疫情影响下，美国、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保持高增长，英、德、法、日、韩、印等国家的增速则明显放缓。截至2020年6月，在全球独角兽企业中，中美共占约74%，成为未来全球高成长性资产的最主要源泉，较其他国家的优势进一步拉大。 失衡之三：社会“马太效应”加剧，底层民生难者更难。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失衡不仅表现在全球格局之上，亦已深入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根据IMF研究[3]，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性疫情通常会对贫穷、弱势的社会群体形成更为沉重的冲击，进而导致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最新实证研究表明[4] [5] [6] [7]，这一效应目前已从多个层面显现。在收入层面，较之于高技术、高收入岗位，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岗位更易受到防疫隔离的限制（详见附图），因而承受更大失业压力。在性别层面，女性就业所集中的家政服务、酒店餐饮等行业，难以进行远程办公，因此女性岗位损失率超过男性，这与2008年“大衰退”时期相反。在年龄层面， 2008年“大衰退”时期，中年人（25-44岁）的岗位损失率最高。而在疫情时代，年轻人（20-24岁）的岗位损失率位居各年龄段榜首。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群体尚未累积充足的储蓄缓冲垫，因此更加难以应对失业后的生活困顿。从种族来看，美国数据表明，少数族裔的岗位损失率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综合来看，在疫情时代，社会弱势群体陷入了“难者更难”的泥淖。由此出发，一方面，贫富分化的加剧将削弱消费引擎的修复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失衡将进一步推动民粹主义的高涨，对内激化各层次社会矛盾，对外催化地缘政治风险。受此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将更为曲折难测。 失衡的世界：投资向“上”，政策向“下”。综上所述，在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已经步入并将长期位于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未来的投资与政策将沿循两条截然不同的核心逻辑。 第一，投资向“上”，循强以求胜。如上所述，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都将凸显“强者更强”的趋势。由此，在宏观层面，需要主动规避新兴市场中部分基础弱、政策储备少的经济体，更加聚焦于长期表现稳健、政策空间充裕的经济体。在微观层面，充分利用各领域头部公司的优势，把握市场分化中的结构性机遇。其中，考虑到较之于传统经济，新经济赛道中的头部优势更为显著，而中美经济将是新赛道独角兽的主要提供者，因此相应的战略侧重亦是大势所趋。 第二，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稳。世界越是失衡，越要求政策走向均衡。即使不考虑政策空间的有限性，一味地“开闸放水”以维持金融市场繁荣，也将导致社会“马太效应”进一步放大，动摇经济社会的稳定基石。由此，从长期来看，针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重在规模，更重在结构。在全球走出3月份的美元流动性危机后，政策措施能否重心向“下”，更加强调结构性、有效救助底层民生，将是决定经济金融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这也将为我们审视疫情时代各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提供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Yan Liu， Monica Paganini， Victor Steenberg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COVID-19 [R]． The World Bank． May， 2020． [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R]． The World Bank． October， 2019． [3] Davide Furceri， Prakash Loungani， Jonathan D． Ostry． How Pandemics Leave the Poor Even Farther Behind [R]． IMF． May， 2020． [4] Fana， M．， Tolan， S．， Torrejón， S．， Urzi Brancati， C．， Fernández-Macías， E．， The COVID confinement measures and EU labour markets [R]．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2020． [5] Abigail Adams-Prassl， Teodora Boneva， Marta Golin， Christopher Rauh， The large and unequal impact of COVID-19 on workers [R]． VOX CEPR Policy Portal． April， 2020． [6] Laura Montenovo， Xuan Jiang， Felipe Lozano Rojas， et al．， Determinants of Disparities in Covid-19 Job Losses [R]．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7] Sumedha Gupta， Laura Montenovo， Thuy D． Nguyen， et al．， Effects of Social Distancing Policy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R]．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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