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近期，银行结构性存款问题引发了市场热议。投资者纷纷下意识查看“钱袋”，监管者频频启窗发声。 实际上，市场已先此做出了反映。据WIND数据，截至5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1.84万亿元，环比下降3009亿元。其中，大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4.23万亿元，环比增加24.2亿元；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7.60万亿元，环比下降3033.81亿元。有分析据此得出结构性存款已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结构性存款果真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实际上，将观察区间前后延伸，不难发现：目前结构性存款总体处于触底回升的区位。 数据来源：WIND 从近年来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趋势看，其轨迹大致与监管政策变化的轨迹相吻合。2020年2月以来，结构性存款触底反弹。个人结构性、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速均已走出持续近20个月的下行态势。如果真要探究结构性存款的轨迹，真正步入下行通道的节点应该在2018年5月。从长期看，结构性存款萎缩是必然趋势，但目前断定已步入下行通道，或许为时过早。 结构性存款上升何以令监管层担忧？ 与历史比较，虽然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有明显反弹，但总体仍处于底部位置，监管何以如此敏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背后所呈现的新趋势，即单位结构性存款快速上升背后的资金空转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一是假结构性存款对存款市场形成干扰，也阻滞了资管新规实施的进程。银行通过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以两层收益结构、较窄幅的浮动收益率区间设计，“保证”投资者的收益率。其实质是保本型理财的变种，与资管新规净理财值化管理要求相悖。 二是结构性存款推升了银行负债端成本，制约银行资产端利率下行，从而增大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难度。尽管今年以来在财政、金融系列组合拳推动下，贷款平均利率已较年初明显下降，但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仍维持在3%~4%的水平，这无疑构筑了贷款利率的隐形底，制约了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 三是诱导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空转套利。今年以来，为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央行宽货币与宽信用政策并行，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下行；但银行净值化理财产品的转型进程慢于预期，银行理财与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维持高位，企业通过短贷、票据等方式获取的资金成本显著低于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利率，形成套利空间，客观上助推了实体资金的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 结构性存款背后隐含怎样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近年来监管部门对结构性存款发展态势的关注从未懈怠。从上述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轨迹看，结构性存款因监管节奏而波动，并反过来推动监管措施的完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围绕抗疫和推进复工复产，监管层宽货币与宽信用并举，推动引导利率下行、金融机构减息减费。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低成本资金的流入一度导致贷款利率与结构性存款利率倒挂，诱致部分企业以低利率信贷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行为。 透过结构性存款存续发展、波动起伏，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三种失衡状态： 其一：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失衡 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内核，就是将融资利率的决定、传导及管理交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价格发现，而资源的稀缺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存款资源的稀缺性，逻辑上决定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将推升存款利率，引发高息揽储，加剧存款竞争，进而从整体上推升信贷成本。只有当这种上涨带来的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上涨的势头才会平复。另一方面，贷款利率既可能在存款利率的推动下快速上涨，并迫使经营者将资产配置到更高利率的领域，甚至不惜冒险；又可能在市场充分竞争下，因为优质信贷资源的稀缺性而下行。无论如何，利差收窄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显然，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势必带来短期的、甚至是长远的破坏性或阵痛，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实践所证明。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仍需要靠市场理性和市场自律来平衡阵痛。 我国2013年就已全面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但市场贷款利率并未出现我们所预期的、由基准利率向外发散的情况，其原因，既有风险厌恶方面的因素，也有大型国企“利率锚”的制约，更关键的是，需要服从风险利率定价的商业原则。而存款利率上限理论上自2015年10月完全放开后，但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及央行MPA关于定价的评价考核约束下，存款利率经历短期上浮波动之后基本止于50%。 可见，我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尚未能有效释放资源稀缺性对存贷利率的影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呈现明显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的存在催化了结构性存款。资金市场供求规律客观上推动存款利率上涨的压力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释放出来。其中，违规高息揽存是隐性的，而假结构性存款则是显性的。特别是2016年以来，监管推动去杠杆、资产回表及压降同业负债，使银行存款压力骤增，存款的稀缺性愈强，利率上行的内在驱动也愈强，进一步推动结构性存款的增长。 其二：存款资源在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配置的失衡 存款资源在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配置的不均衡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大型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较中小银行具有天然优势，特别在吸收政府性存款、企事业单位存款方面。在市场存款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势必导致中小银行存款资源紧缺，围绕存款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实际上也赋予大型银行更多的优势，大、中小银行之间形成明显的信用分层，中小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对存款的依赖性更强。 这种依赖性势必衍生为对存款资源的盲目、过度竞争，并以隐性的利率上涨或违规高息揽储为代价。因此，中小银行拓展结构性存款的内在驱动明显强于大型银行。但由于中小银行往往缺乏开展金融衍生品的资质和能力，所谓的结构性存款往往为“假”结构性存款。 这或是监管把压降结构性存款的重点放在股份制银行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结构性存款总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性。 实际上，中小型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总体上快于大型银行，只是在2019年8月之后才滞后于大型银行（见下图2）。这恰与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规范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治理“假结构”相契合。 数据来源：WIND 尽管从结构性存款增速上看，目前中小银行已低于大型银行；但从总规模上看，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增量占比分别达64%、63%以上（见下图3）。其中，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去年末增加12930亿元，占全部增量的57.7%。 数据来源：WIND 当然，结构性存款的压降的结果，可能造成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转移。5月份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环比变化的反差或为佐证。 其三：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配置的失衡 如前所述，目前结构性存款从同比增速看其实并不高。5月末个人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3.19%，低于上年同期8.67个百分点，低于个人存款增速10.86个百分点；单位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12.78%，低于上年同期8.65个百分点，但高于同期单位存款增速4.24个百分点。 监管何以频频发出压降规范之声？单位结构性存款的异动显然是焦点，最为关键的是现实中已出现大量上市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现象，出现了企业资金空转套利的情况。这显然比此前整治的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套利危害更大、更不可容忍。 诚然，企业资金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空转套利的情形，前提是套利空间的存在。但这一现象折射出的实质性问题是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之间配置的不均衡：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市场呼声中，一些企业融资不仅不难，而且成为信贷资金追捧的宠儿，其获得的信贷支持超出其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出现资金闲置。 这种信贷配置的不均衡其实由来已久。银行重抵押担保的信贷文化，逐利避险的资本本性，与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资信低的天然弱质性相碰撞，很容易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在当前异常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增大无疑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均衡。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文/研究院 魏薇 6月24日，蒋达强悄然退出了上海磐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他名下无个人投资企业。 从华润、中粮到旭辉，再到与现任老板曾焕沙一拍即合，蒋达强担任弘阳集团总裁一职。他甘愿做好一名职业经理人。 围城里，有进有出。 前几日，佳兆业总裁麦帆先后设立了金帆启航教育和锦帆商务，个人均持股80%，认缴金额400万元。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帮老板持股，它们是他名下的资产。 在本业之外，地产CEO们还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在房地产历年多年以后，职业经理人们在进行财富积累后逐渐实现了财富自由，同时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独到的眼光，从而开始进行自己的投资事业。独家梳理他们在房地产之外，作为投资者鲜为人知的一面。 从被投资的行业来看，商务服务业最受高管们的欢迎，其次是软件和信息技术。从商务服务的经营范围来看，管理咨询和教育都居多，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现金流好，且无需过多的资金投入即可实现运营。 而在房地产行业，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科技作为各行各业未来的主导方向，使得软件和信息技术业也颇受投资者的青睐。 从投资方式来看，合伙入股是地产CEO们进行投资的主要方式， 早在2016年，冯劲义、周德康、赵男男三人就组团进行创业。当时，他们还在上海成功召开了“THE THREE”发布会。在地产行业早已声名显赫的他们，在传统行业之外还进入了全新的领域，与资本合作，欲将当时的绿都地产打造成连接资本与市场的资源整合平台，将地产、资本和实业有机融合。 三人先后等额出资创办了上海嘉禹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渝密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珈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赵男男曾笑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他们三个人结合以后，在创业过程中各司其职的同时却又能够相互补充，周德康谨慎保守，冯劲义执行力强，是个现实主义者，而周德康的想法颇多。 花样年集团主席、CEO潘军则对科技类的公司比较热衷，据相关资料，他曾先后投资5家科技类商务服务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及硬件的开发，占其总投资企业数量的一半，投资认缴金额超过9亿元。 佳兆业集团执行董事、总裁麦帆则倾向于投资教育行业，4家投资公司中，有3家是与教育相关，投资认缴金额达2.04亿元。 另外，明星职业经理人如陈凯、蒋思海、张鹏，对外投资金额都超千万。
如果你爱一个人，那就劝他去炒股，一夜暴富不是梦。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劝他去炒股，一把巨亏很残酷。如果老板让你爱恨交错，你就会生不如死，因为A股老板们套现的套路，你根本防不胜防。 现在芯片很火，只要沾上芯片概念就会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芯片是个技术跟资金密集型产业，以至于那些经常蹭热点的垃圾公司都不好意思蹭芯片这个热点。如果中兴通讯说在搞芯片，那就没有人怀疑了，尤其是5纳米级别的尖端芯片更是让无数人痴狂。 有一天，中兴通讯自己说，公司具备芯片设计和开发能力，7纳米芯片规模量产，已经在全球5G规模部署中实现商用，5纳米芯片正在技术导入。中兴通讯都能搞5纳米芯片，还用担心国际封锁？消息一出，中兴通讯市值两天暴增150亿元。 如果说芯片的设计和开发是图纸作业，那么芯片制造就是在指甲盖儿上盖大楼。中兴通讯自己的说法具有极大的专业陷阱，老百姓分不清什么设计、制造，只能以为你说量产就是你中兴通讯自己搞出来的。 当众人都兴奋不已的时候，中兴通讯的控股股东说，对不起，我要卖股票套现了。一把套现超过8亿。其实从2019年5月以来，中兴通讯的股东们就通过认购ETF、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套现，只是没有这一次这么套路明显，专业利好拉升股价，减持套现坑一批散户。 中兴通讯自然不会承认挖坑，说是因为自媒体误读。其实，芯片设计本身就是中兴通讯很重要的业务，在财报中多少都有提及，只是在芯片风口再次重复，资金依然会视作利好蜂拥而入。 除了中兴通讯沾上热点，A股的老板们减持套路比比皆是。重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有老板为了套现，就跟一个公司签约，说要并购重组，利润会翻好几番。利好消息一出，老板说我要改善生活，先套现一笔。重组哪能一两个月就搞定？等老板套现完了，鬼知道重组还要不要继续搞？ 重组套路还算用点脑子，有的老板为了套现搞出来的套路，简直就是心狠手黑。曾经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山东墨龙，10月还没有结束就迫不及待地昭告天下，说要扭亏为盈，要赚个600万到1200万。此前山东墨龙一直业绩都在盈亏边缘，上市公司提前两个月就嚷嚷着要赚钱，对于山东墨龙的股民来说简直就是兴奋剂。 于是，没买的买，买了的继续加仓。就在投资者兴奋不已的时候，上市公司总经理开始套现超过8000万，控股股东更是套现超过2.78亿。游戏结束了吗？没有，真正坑爹的套路才开始。老板们落袋为安后，山东墨龙站出来说，不好意思，之前的业绩预告整错了，我们改正。 大家以为提前两个月出预告，上市公司可能少报了利润。山东墨龙很不好意思地说，你们想多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有赚，至少亏4.8亿，弄不好要亏6.3亿。晴天霹雳，一跌绵绵无绝期。其实，山东墨龙不是第一家玩儿业绩预告把戏，每年都有那么几十家通过预告业绩利好拉升股价，老板们高位减持，然后修正业绩坑杀股民。 高送转也是老板们套现的老套路，有一天老板一拍桌子，说大爷今天高兴，想给股民朋友来个高送转。10送10股，开心吧？很多人就兴奋的半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杀进去。看着翻滚的K线犹如身材玲珑有致的性感女郎，将投资者撩拨的欲火焚身。 老板们笑面如花地跟操盘手说：真是一群可爱的人啊，他们那么爱我们的股票，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给他们一些筹码吧。老板一副菩萨心肠，就把筹码甩给了兴奋的股民。你们真以为10送10股，就是用180斤的媳妇儿换给你两个90斤的性感美女？开玩笑，跟100块钱换成两张50块是一样一样的。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儿饼，老板们的高送转往往都有他们的算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有一天馅儿饼突然砸到你头上，你一定要摸着脑袋问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有馅儿饼砸着我了。一切反常的利好背后，往往都有一把锋利的镰刀正在等着你。面对老板们的减持套路，也许，老百姓会说，他们是田沟里的蚂蟥，有血喝血，没血喝水。
5个多月前，曾经的黑马福晟集团笼罩在破产阴云之下。不得已的老板潘伟明，拉来了世茂集团的二代许世坛，搞出了今年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一桩并购案。 很多人评价说，这应该是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大的并购重组，涉及金额或超过2000亿元，远超当年万达、融创和富力的世纪大并购。 前不久，重组后的新平台世茂福晟公布了前5个月的销售业绩，才区区70亿大出人意外。 要知道，两年前，潘伟明给福晟制定的规划是今年要突破千亿，具体数字是1300亿元。 倏忽之间，千亿的目标竟然缩水到连零头都不到了。 当焦头烂额的潘伟明忙着跟世茂签订城下之盟的时候，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潘超文则作为杰出校友代表，被邀请回母校从化吕田中学发表高中毕业40周年人生感言。 站在台上，潘超文激动且自豪，“我一生的打拼和闯荡，似乎都是为了要走出这里。”当时，整个校园都回荡着这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儿子梦想开花的声音。 他说，人生最美的梦想，莫过于自己一手创立的云星集团有一天能登上“千亿房企”的舞台。 千亿房企，似乎已经成了老潘家的执念。弟弟掉了的链子，哥哥决定捡起来。 壹 1964年，潘伟明出生于广州市下辖的从化市吕田镇，这是一个贫困山区，当地居民世代务农为生，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听说潘伟明从小刻苦用功，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一个人，一根扁担，挑着一床棉被走到学校报到。毕业后，仕途一帆风顺，25岁便成为了从化最年轻的镇长。哥哥潘超文也捧上了金饭碗，供职于当地的监察部门。 1991年，俩兄弟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广州计划在从化筹集水电站，潘家的土地在征收范围内，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每人5万元，全村千余人总共获得约5000万元的补偿款。这笔安置金无法让村民住上满意的房子，村民希望潘伟明牵头来解决安家、就业的问题，于是潘家兄弟就借了这5000万元成立房地产公司，在安置房项目开发完毕后，用房抵扣相应款项或者留在公司享受分红。 潘氏兄弟公务员的身份给这个项目的开发提供了不少便利，最终得以按时完工、交房。当时潘伟明还办了一个化工厂，全亏光了。两相比较，两兄弟决定辞职下海，当纯粹的房地产商。1993年3月，他们在从化的小乡村注册成立了广州云星地产公司。 从最初的6个员工、一辆“五十铃”农用车、一辆摩托车，以及一部时值3.6万元的“大哥大”，历经十年的发展，云星地产成了从化最大的开发商，年销售额超过2亿元。 新的问题产生了，再往下走去哪里发展？当时华南五虎、招保万金已经雄起，牢牢占据了珠三角市场的制高点，留给中小房企的发展空间已不多。潘氏兄弟都选择往外走，不过一分为二，潘伟明去东边的福建打拼，潘超文则一路西行到广西扎根。 到了2015年，潘伟明凭借155亿元的身家，位列胡润中国百富榜第162位，成为了吕田镇父老乡亲的骄傲。 贰 在2015年之前，潘伟明还是一个头脑清醒、遵循粤派商人稳健持重信条的普通开发商。他为公司取名福晟，为的便是“日逐其成”。 他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强调，有一定资产的人很容易忘记“稳”字，想跑得更快。“在高速公路你开200码，翻车的概率很高；但你开得很慢也不行，后面的车会撞你。所以要把握度，80~120码，就是一个度。把握这个度，车又安全又不会出问题；不出问题，才不会惹到一大堆车跟着出问题。” 这话说完没多久，地产行业走向了新一波的景气周期，大家一门心思想做大做强。潘伟明也把“稳”字抛诸脑后了，理由是：“没有‘小而美’，太小就没了。” 如今生猛的福建老板们当时的梦想还停留在如何快速实现千亿，但福晟的十年规划却已经做到了万亿。 据潘伟明的设想，福晟2016年至2025年的销售收入累计要达1.68万亿元，其中地产板块8800亿元，建筑板块8000亿元。前5年先完成一个千亿，2018年实现600亿元销售，2019年900亿元，2020年1300亿元。 万亿梦想的实现寄托在了一个名叫“飞虎队”的投资团队身上。“飞虎队”2015年9月成立，共有300多名队员，下设10支大队，潘伟明自己任队长。 “飞虎队”以“快、准、狠”的姿态，在与各大开发商的角力中虎口夺食。潘伟明更是身先士卒，操着一口客家话深入大湾区的城中村与村民交流，邀请村民到福州总部考察，对福晟获取旧改项目加了不少分。 公开的数据显示，短短两年多，福晟共签下107个项目，总建筑面积达5500万平方米，项目货值8100亿元。光是2017年新增货值达到了3199.4亿元，位列行业前7。而2016年和2017年销售额分别才226亿元和396.2亿元。 维持庞大的土地储备，意味着资金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高周转成了维持平衡的重要一环。潘伟明要求福晟拓展的所有项目都要符合“3691”原则，即项目3个月开工、6个月开盘、9个月封顶、1年资金回正，以最大限度增加现金流。这相当于1/2个碧桂园的效率。 高周转的认知来自于潘伟明儿时卖冰棍的启发。那时，他每天早上去店里拿100条冰棍，每条卖5分钱，全部卖完能赚5角钱，但是如果卖不掉就麻烦了，因为冰棍要融化，就算卖70条出去，赚的钱也不够赔。“所以我早上吃完早餐就骑单车出去，以最快的速度卖掉它。” 叁 潘伟明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家。他曾说，单论建设资金，一般的房地产公司都没问题，很多人倒就倒在买地上，买的地太多，没办法消化。他也跟团队一再强调，要设想一下，假如银行一分钱贷款不给，销售收入一分钱都没有，福晟还能够活多长。“再大的企业，资金链断了也会死。” 后来福晟的遭遇完美印证了他的预言。2019年下半年，曾经备受吹捧的黑马突然出现了一系列大厦将倾的迹象，股价一天内闪崩55%、借款逾期、股权被冻结，还深陷不同版本的破产传闻。 直到2020年1月13日，潘伟明与许世坛一同出现在福州世茂洲际酒店的一场发布会上，在战略合作的遮羞布下，福晟最终接受了被重组的命运。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一位曾在福晟工作数年的朋友说，福晟的问题其实就是潘伟明己总结的两个核心要点，地买的太多，资金链断了。当然，最大失误是踩错点了，“高位拿地后碰到了融资收紧，市场下行，在那个阶段拿地的开发商，都很难受。” 当时福晟不顾一切从别的开发商嘴边抢下的地，现在看来都买贵了，而且大量旧改项目到现在都还没走上招拍挂程序，更别提什么“3691”的高周转原则。 说到资金链断裂，不得不提一提福建六建集团。2006年，刚成立两年的福晟并购重组已有56年历史的福建六建，是为潘伟明的得意之作。 这家老牌建筑企业是中国建筑业的19强，为福晟的全国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以郑州为例，当时福建六建集团董事长兼任福晟郑州区域董事长，率先进入郑州市场，邀约当地福建人进行联谊，最终郑州很多项目都是主动送上门的。 在福晟的万亿销售规划里，福建六建要担一半的任务。一家建筑公司怎么才能快速扩张呢？答案是垫资给小房企做代建。借钱给房企曾经被潘伟明视为是六建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利器，一个项目借几千万元是常有的事。钱借出去的太多，自己的资金链也吃紧，于是一脚踩进了民间借贷的泥沼，碰上这几年的市场调整，小房企被套，六建也被套，于是链条末端的民间借贷就暴雷了。在2019年下半年，短短3个月时间，六建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就有6起之多。 金融机构扮演着让开发商又爱又恨的角色。“飞虎队”在全国攻城略地时，银行的并购贷款提供了不少助力，导致福晟的杠杆一加再加。但调控政策一收紧，率先变脸的也是这些金融机构。 据闻，2019年有不少银行要求福晟提前还款，还取消了很多已经批下来的授信，给福晟原本就脆弱的资金链致命一击。 所以，世茂进来后，首先就是跟这些债权人谈判，要求他们对福晟到期债务全部无条件给予展期，而且还要发放新的融资。 肆 如今的福晟依然是风雨飘摇。潘伟明希望世茂能救福晟于水火，而许世坛却打着捞一把就走的算盘。 虽然是同胞兄弟，但在潘伟明为挽救福晟四处奔走的时候，哥哥潘超文并未伸出援助之手，而是专心致志的推进属于他的千亿梦想。 2018年3月，潘伟明在福晟25周年的庆典上，首次披露了2020年达成千亿的规划。2个月后，广西云星集团也举办了成立25周年的庆典，主题也是“剑指千亿”，潘超文说，希望在2020年达到200亿元的经营规模，在2028年实现1000亿元。 这些年，潘氏俩兄弟各立山头，独自发展，表面看没有太多交集，暗地里更像是你追我赶的竞争，但两家企业的战略方向、运营模式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共同拥有一个千亿梦外。俩兄弟都对“幸福”有着莫大的热情，潘伟明曾自夸福晟是福建幸福指数最高的民营企业，潘超文说要将云星打造成一家最有幸福感的优秀企业。幸福从哪里来？从让员工成为富翁开始，福晟的目标是打造出30个亿万富翁、300个千万富翁、3000个百万富翁，云星也不甘示弱，声称到2028年，要造就20个亿万富翁、200个千万富翁、2000个百万富翁。 就连员工造富、实现千亿的路径，云星都是直接拷贝了福晟的版本。潘超文将2018年视为千亿战略目标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云星开始执行项目的“3691”运营模式，推行项目跟投激励机制、员工购房政策、土地拓展奖励机制。这一套措施是不是看着很眼熟？ 还有，云星也成立了拿地飞虎队，潘超文也亲自担任拿地飞虎队总司令，各区域公司由总裁挂帅，营销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法务合约负责人参与，负责区域公司的土地拓展。 2018年的云星就像是2015年福晟的翻版，潘伟明没有走通的路，潘超文打算重走一遍。2019年，云星开始加大全国布局力度，进驻了郑州、洛阳、济南、威海4个城市，全国土地成交16宗，22个地块，新增土地面积1858亩，同比增长94.15%。 在潘伟文公开宣布将福晟交予世茂代管4天后，云星集团举办了2019年度总结大会，斗志昂扬的潘超文高呼：“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伟大的事业都是拼出来的！”他表示，2020年，云星将继续行走在千亿梦想的奋斗路上。 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潘超文的手上，他现在是老潘家唯一的希望。
黄光裕出狱，投资人兴奋，股票一份冲天。不过黄光裕能否再造一个国美，仍有待观察。 2010年8月30日，法院宣判，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获刑14年。刑期从自2008年11月17日起至2022年11月l6日止。两次减刑一次在2012年10个月，一次在2016年11个月，已知刑罚到2021年2月16日。 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以上。普通减刑不能超过1年，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酌情不超过2年，也可以打破减刑限制。也就是时候，如果新闻属实，那么黄光裕应该又获得一次减刑。 黄光裕出狱，会不会让国美系更上一层楼，包括国美零售（HK00493）、中关村科技（000931）、ST美讯（600898）、拉近网娱（HK08172）、国美金融科技（HK00628）五家上市公司。他是否还有创业的激情，是否还跟得上电商步伐？ 此时国美当家人，是黄光裕妻子杜鹃。国美整盘棋局上其功不可没。至少在多轮危机中，从最初的控制权争夺，到后面电商化，不能说进取，但守业相当稳健，黄光裕出来，是否取代如今熟悉业务的杜鹃，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重组国美业务，这都是未知之数。但对于黄光裕在狱期间国美的守，投资人明显是不满意的。 黄光裕出狱，投资人兴奋，股票一份冲天，是他们认为，黄光裕一旦出来，国美将吹响进攻的号角，借着当下电商余温，切入更多火热的科技概念，整合如今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资源，从而再造一个国美。当然了，赢不赢，成不成，有待观察。
又是深圳！ 在全国楼市慢慢恢复正常时，深圳地产圈因为一份联合声明炸开了锅。 近日，深圳五大中介机构联合声明，坚决不接受任何“全民经纪人”等模式的分销项目合作或类似操作行为；打击公司经纪人个人以所谓“全民经纪人”营销模式的各种走私单行为等。公开抵制渐入热潮的“全民经纪人”模式。 “全民营销”的模式在行业多年，那么，遭遇公开抵制后的全民营销还能持续多久？ 深圳五大中介机构联合发出声明的矛头所指——“全民经纪人”营销模式（下文简称为“全民营销”）。据五大中介机构的解释，“全民经纪人”是指地产开发商/发展商/渠道商不论执业资质发动一切不特定个人充当其“房产经纪人”，为其提供客户信息，并在成交后付予个人一定报酬的营销模式。 在“全民营销”爆火之前，我国新房市场主要有两种营销渠道，一是自产自销的直销模式，营销主体是开发商；二是委托代理，营销主体是从事楼盘销售的营销代理中介机构。给予委托代理机构的佣金，即是渠道费。 新房市场的直销模式优点是开发商自控自营，掌握一手客源消息，进而掌控利润空间和价格幅度，但是劣势是直销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委托代理销售的优点是精准营销，而弊端就是依赖渠道获取客源，并且渠道费侵蚀利润空间。 今年1月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绝大多数城市售楼处暂停线下销售活动，全国商品房销售近乎停摆。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根据CRIC监测，有超九成的百强房企设立了线上售楼处的渠道，仅2月份百强房企中就有40家在平台上推出了全民营销活动。 “一切都为了卖房子”的情况下而爆火的“全民营销”在这特殊时期瞬间风靡全国，众多房企逆市“突围”加速去库存。 01 开发商直销模式升级 今年疫情期间打得火热的“全民营销”模式，其实早已在业内施行多年。 2012年，绿城遭遇销售压力，宋卫平亲自挂帅上阵，提出“全民营销”这一在当时看来标新立异的销售模式。 彼时，宋卫平提出，改“坐销”为“行销”，一改往日客户找上门买房的模式，实施经纪人制度，提倡主动出击寻找潜在客户；二是借用社会上二手中介的经纪人，从中面试、挑选出两三百人的优秀人选，成为绿城的签约经纪人，帮绿城卖房子，大大拓展销售渠道；此外，向全社会成员完全开放其房源，任何人带来客户，都可以拿到佣金。为了鼓励大家卖房，绿城还大幅提高销售提成。 在全新的销售模式下，绿城在2012年上半年取得了约219.5亿元的销售金额，也是“全民营销”模式下第一个“吃螃蟹”的房企。 2013年，碧桂园集团内部明确提出“全民营销”概念，这一营销模式也为其业绩快速飙升提供了强大助力，其他房企纷纷仿效，至此“全民营销”模式发展得如火如荼。 2014年，碧桂园、万科、恒大等品牌房企陆续喊出“全民经纪人”的口号，“全民营销”迎来升级，鼓励所有人为开发商推荐客户。碧桂园“凤凰通”、万科“同享会”、恒大“恒房通”等房企自建平台相继诞生，当时概念炒得火热时，也曾引起中介机构不满，但由于房地产销售主要依赖线下，市场随后几年也发展得很好，热度慢慢变淡。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国楼市停摆，行业数据跌入冰点。2月13日恒大通过旗下的恒房通平台，推出网上卖房，不仅给予购房优惠、允许无理由退房，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兼职赚佣金。按照当时的规则，注册用户成功推荐朋友购买恒大的楼盘后，可获得10000元的推荐购房奖励和1%的佣金奖励。这犹如一把“火”，网上卖房的热情被点燃，开发商纷纷推广自家的线上营销平台，并号召全民加入经纪人的行列。 3月1日恒大召开网上销售业绩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在开启“全民营销”营销模式后的成绩单：2月份共实现网上认购总套数99141套，优惠后房屋总价值1026.7亿元。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的“全民营销”模式无疑是开发商直销模式的最大升级，基于线上O2O平台的全民营销模式可直达客户，通过移动互联网端口的楼盘展示和活动策划与促销，大幅减少中间环节，能较迅速吸引客户，一定程度上缩减了营销成本。从目前运用的模式上来看，其特点主要是：佣金激励经纪人加入；跨界合作扩大客源渠道；线下活动承接导客、促成交。 02 诱发“走私单”现象， 动了谁的“蛋糕”？ “全民营销”模式实际上打破中介行业的规则与生态平衡，背后很容易诱发“走私单”现象，这也是五大中介机构联合抵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谓“走私单”，就是部分中介机构的员工利用所在中介机构的资源促成交易，最后跳过中介平台直接从开发商自建平台处获得收益。这么一来，付出了资源和精力中介机构最后变得一无所获。 就在此次声明前不久，浙江海宁某项目就因为售楼处被中介和购房者毁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媒体报道称，当时中介人员带着客户前往现场，却发现开盘已经基本结束，现场销控表显示房源已基本售罄。随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跳单”的中介们和购房者返回此前排队的地方，砸了“售楼处”。 一直以来，中介机构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就是买房人的大数据，通过将购房人引流到开发商，获取高额佣金提成。 虽然2012年至今，作为开发商直销模式升级的“全民营销”概念一直都存在，但在以往房地产销售主要依赖于线下，对中介的影响有限。 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渐趋冷，销售规模逐渐见顶，叠加疫情影响，无论是房企还是中介的日子都变得不好过，因此对于开放商来说，想通过全民营销降低渠道费，而中介则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佣金。矛盾由此产生。 03 “全民营销”能否打破 50%以上渠道占比 事实上，房企营销之路并不好走，房子越来越不好卖，近年来各大项目/企业对渠道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在这其中，2018年为主要分界点，在2018年之前渠道占比小于5%，2018年升到10-15%，2019年开始达到50%，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营销出现了压力非常大的情况，单盘产能从2016年10亿元降到今年5.9亿元，竞争不可避免，常规手段全面失效，卖房全依赖于渠道，甚至被渠道“绑架”。 在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售楼处几乎停摆的整体环境下，各大房企“被迫在线营业”，推出各种线上交易新模式。随着“网上买房”、“全民营销”的升级，线上交易已然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买房渠道。 在我们之前所做的“消费者购房渠道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种不同的买房渠道选项中有57.31%受访家庭选择了会通过“网上买房平台”买房，同时，68.43%受访家庭表示会参与项目/楼盘的全民营销活动，其中46.83%受访者表示会积极推广。 由此看来，如今与互联网捆绑的“全民营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对传统渠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全民经纪人能够集聚人气、挖掘潜在需求，但其“低门槛、低成本”的模式，将楼市营销与一般商品营销等同化，忽视了房屋的特性和营销服务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在市场低迷期，对于库存偏大的城市而言，项目销售结果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价幅度多少，而不是营销渠道的变化。 以“全民营销”为名，让个人经纪人飞中介机构的单，打破行业的规则与生态平衡，肯定是不可取的。同样，市场上也存在中介公司洗开发商客的情况，行业内互相洗客的情况屡禁不止，因此，以“全民营销”为名，搞一家独大的行业垄断或渠道“绑架”也并不可取。 “全民营销”本身虽然是行业趋势，但“全民”两字还是要有所规范。对于开发商而言，全民经纪人的专业能力难以把控，对项目的卖点不一定能够解释清楚，或者可能会错误引导购房者置业，导致后续购房纠纷发生。在推出“全民营销”模式的同时，应该设置规范条件，有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保障行业公平。 因此，我们的讨论焦点不在于是否做“全民营销”本身，而在于做得是否符合行业规范，双方在运作的时候能否遵守行业的基本规范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只有进一步规范运作，“全民营销”的模式才能更好的走下去，保证维护行业生态平衡，促进整个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对全球经济、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剧烈冲击和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于近日举办“疫情冲击下的国际局势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就疫情危机下的国际局势、大国关系走向、全球治理变革、中国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研讨，为战略形势研判与应对建言献策。 会上，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财政部国际司司长张文才、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刘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林宏宇、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等专家先后进行了发言。会议由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 与会专家指出，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其一，各国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金融市场动荡，失业率攀升，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5.2%，而经济恢复的时间和程度仍取决于未来疫情的发展形势。其二，疫情使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加剧了经济逆全球化，加强了区域性合作趋势。当前，WTO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被削弱，东亚地区、美加墨、欧洲等地区的区域化合作越发明显，加之疫情使得部分跨国公司认识到其全球供应链过长，未来供应链进入区域性循环的可能性增加。其三，此次各国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将导致全球债务问题进一步加剧，特别是部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债务不能完全偿还的局面。 此外，疫情凸显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会专家指出，此次疫情暴露出各国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协调不足，多边机构的作用被削弱，国际合作亟待加强。二战结束后全球建立起了以联合国为中心，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基本支柱的全球治理体系，但当前形势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受到挑战，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势仍不明朗。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应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应对挑战，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同时要加快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我国长期形成的外交政策，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尤其要坚持多边主义，发挥多边合作平台与机构的作用，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 会后，由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楼继伟牵头形成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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