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 投放方式变了，运用场景变了、流动性变了……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这又造成至少“四大影响”：“需求”成为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货币总量会同比例扩张……而负债与货币总量超越社会财富更快增长，却似乎没有引发通胀。 如此，五大变化与四大影响的共振之下，传统货币理论遭受重大挑战，是该“守”？还是该“攻“——适应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新变化新影响，推动创新与发展？ 这需要对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运行的新变化、新影响有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 “五大变化” 而今，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发展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其一，货币投放方式深刻变化。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机构首先要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主要是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进行货币投放，并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增强货币的信誉，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种以储备物价值作为支撑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价值投放”。 由此，尽管现在各国货币已经废弃金属本位制，告别实物货币时代，转化成为完全的信用货币，但各国央行基本上都保持或多或少的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各国黄金、白银储备价值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高低，也成为其货币优劣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也成为货币之间汇率确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黄金、白银的供应量跟不上全世界的需求，很多国家难以买到足够的黄金、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开始购买国际上流通性强的国家货币（国际硬通货）作为货币储备物，并由此与国际社会保持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 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是货币确定价值、保持信用和社会流通的重要保证。但货币又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储备物进行投放，否则，就会退回到金属本位制货币体系，使货币的供应完全受制于货币金属的供应而脱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际需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投放必须另辟蹊径、做出创新。 实际上，正是因为以某种贵金属作为货币，使得货币供应完全受制于这种金属的实际供应，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变化有机配合、灵活适应，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实物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纸币的出现和运行，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货币其实并非必然是自然界的贵重物品，作为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的工具，货币首要的是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就应该使一国货币总量必须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可用于交易的社会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这就要求货币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而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格同样需要用货币加以标识。这样，货币就不再是自然界有价值的实物，而成为一种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纯粹的价值表征物（所以，信用货币也被称之为“主权货币”、“法定货币”），可以根据社会财富的增长变化而灵活调节其投放和总量。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货币价值观测并据以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现代社会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问题是，社会财富的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并可能不断进行交换和流动，在这情况下，仅由货币投放机构（如央行）独自把握社会财富的总量及其变化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的。 考虑到货币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要进行财富交换，就需要使用货币；如果有人要从别人手上换取所需要的财富，就需要先拥有足够的货币；如果其货币不足，则可以先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并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拥有的可变现财富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显性或阴性）。这样，就将需要使用货币的社会主体（企业、家庭、政府、金融机构等）全部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对社会财富增长变化的判断和把握上，进而以货币需求为导向，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相应安排货币供给。 这种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信用投放”。 由此，货币的信用投放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和方式，也使货币投放方式上出现了价值投放与信用投放并存的二元结构。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深刻变化 在信用投放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的情况下，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货币的总量和质量。如果社会财富的数量和价值被严重高估，就会由此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滥发，并进而引发货币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这正是很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对存在的坏账损失要及时识别并消除，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以及贷款人，都要及时进行破产重组，将其形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超发的货币处理掉，确保货币的质量。 这其中，严格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至关重要，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 中央银行被赋予货币现金（纸币和硬币）的规则制定及其印制、投放、回笼、销毁的监督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监测和货币总量调控（即货币政策的制度与实施）的特殊使命。由于其可以直接印制货币，就使央行难以受到有效的财务约束（如果形成坏账损失，央行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予以弥补）。如何允许其直接面向社会主体，特别是面向政府提供信用投放，就很可能造成货币的超发滥发。因此，绝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的方式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将货币的信用投放交给财务约束较强的商业银行进行，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中央银行可以加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拨备率、流动性比率等相关方面的监管，并成为“银行的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拆放，传导其货币政策意图，维持货币币值与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商业银行承担货币信用投放的职责，成为货币投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果控制不住投放质量，形成的坏账损失必须及时提取损失准备或直接核销，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破产重组。 这样，就形成货币投放机构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机结合的二元结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通过借贷方式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直接投放的货币，在货币上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国家统一的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不能因此将货币划分为“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至于投放出来的货币，是表现为现金还是存款，是在央行的存款还是在银行的存款，都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并不是货币本身。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和银行投放出来的货币，只有转化为央行或银行的存款才是其负债，而其投放货币本身，已经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货币投放机构的负债。现在依然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已经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其三，货币应用场景深刻变化 货币投放社会后，就会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除此之外，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还会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二级交易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占用。 这就形成了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二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其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就会旺盛，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交易保证金的规模可能随之扩大。反之，实体经济下行，相关的投融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交易保证金的规模也可能随之收缩。甚至金融交易市场大幅下跌，造成投资者扩大损失，也会影响到实体领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总体上，金融领域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增加了货币总量的需求，并分流了实体领域的货币数量，削弱了货币总量扩张对实体领域价格的影响。 其四，社会投融资结构深刻变化 投放到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平均分配和不断流通的，而是有的人拥有货币却不需要使用，形成货币的沉淀。而有的人需要使用货币，但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货币。此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投融资，将沉淀的货币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加以有效利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出借货币的人也可从增加的财富中分享一部分（利息或红利）。 社会投融资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形成融资结构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二元结构。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货币）融出方与融入方直接进行资金（货币）转让的投融资方式，包括直接的赠送、借贷、投资等。直接融资只会转移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银行，银行在此基础上，在保留适当的支付准备金后，将其余部分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出去，这样，货币所有者和资金融入方之间，就加入了银行这一中介环节，因此被叫做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存款人的存款只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支持，并不会因银行发放贷款而减少存款（货币）。但银行发放贷款又会增加借款人的存款（货币），所以，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总量。 相比于实物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下间接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拓展，所占比重明显提高，社会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 由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同，所以，即使社会财富相同的两个国家，由于融资结构不同，其货币总量也会出现很大不同，甚至出现类似于中国的GDP规模小于美国，但中国的货币总量却大于美国的现实状况。当然，这会反映到货币币值上，两国货币的汇率也会不同，美元汇率会大大高于人民币。 由此，撇开融资结构的不同，简单以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率来说明货币是否超发，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负债率或杠杆率高低也是不科学的。 其五，货币流动性深刻变化 货币通过各种方式投放出来后，就表现为社会上的现金以及存放在银行的存款，简单讲，社会上的“现金+存款”就构成了货币总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银行相互之间的存款不计入）。 已经投放出来的货币，并不是全部都会一直用于社会财富交易、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退出财富交易、处于沉淀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主体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以及由此导致其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或收缩。这样，就在货币总量中，形成“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并存的二元结构。 即使社会主体将其闲置的货币交给银行，银行再通过间接融资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看似增强了货币流动性，但结果是又派生出新的货币，而不会减少原有的存款（沉淀货币），由此，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只能使货币总量中沉淀货币的比重随之加大，货币的流动性（流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值）相应降低，也使财富规模相同情况下，货币总量随之增大。 相应的，即使在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甚至在货币总量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降低，依然可能导致物价平均水平降低。由此，对社会财富平均价格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货币总量，而是流动货币的数量，是货币的流动性。 “四大影响” 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深刻变化，带来了货币理论与政策实施上的四大影响： 其一，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由供给转为需求 不少人认为，货币从实物货币体系转变为信用货币体系后，货币的投放不再受制于货币实物的供应，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扩大货币投放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 这不仅表现在央行要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是否愿意将储备物出售以换取货币（除非实施强制收购），更重要的是在信用投放情况下，货币投放更取决于社会主体扩大负债获取货币的意愿：在经济上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向好时，社会主体更愿意扩大投资和消费，货币需求随之扩大，货币当局要控制货币供给、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经济下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转差时，社会主体扩大负债和投资消费的意愿减弱，货币需求萎缩，此时，货币当局要扩大货币投放就很被动，甚至可能出现利率为零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的情况，这样，货币当局要抑制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就会非常被动和低效。 其二，央行扩大资产规模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 由于存在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传导体系，央行扩大或收缩货币投放的政策意图，主要是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还需要商业银行再传导到社会层面，就出现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问题。其中，在经济加快发展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旺盛，资产价格上升，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质量更有保障，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考虑，商业银行更愿意扩大货币的信用投放。但此时为防范通货膨胀风险，央行可能需要实施逆周期调节，控制货币投放，这就可能遇到来自银行层面的阻力，有时仅靠提高利率等经济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配合行政手段加以调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萎缩，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也不愿扩大信用投放，就可能加剧通货紧缩的态势，此时央行则需要扩大货币投放，但由于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央行扩大货币投放可能更多地淤积在商业银行层面或流入金融市场“空转”，而进入不了实体领域。因此，央行扩张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步扩张。特别是央行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时，实际上是在收缩货币供应，更不会引发货币总量的同比例扩张。 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资产规模大幅扩张，但其货币总量的增速却低得多，并没有出现同比例增长。因为央行大规模扩表，就指责其“开足马力印钞票”、“疯狂大放水”是不科学的！ 其三，货币总量增长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 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货币总量增长速度等同于物价指数的提升速度以及货币贬值的速度（有人说，2020年年1月末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所以，此时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元），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物价水平或货币币值要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只看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且，由于金融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对货币的分流，以及货币总量中还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真正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的，不是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中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变化，是货币流动性的变化。即使在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或者真正用于交易的财富规模减少或增大，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由此，货币政策只盯着消费物价指数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其四，负利率时代正在走来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存在，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这样，信用货币必然会出现一种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局面： 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负利率与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这种局面并进入负利率时代。这使传统货币理论遭到重大挑战。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超出社会财富变化的货币扩张或收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面对通胀或通缩，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零利率应该是货币政策底线。 但如果央行政策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威胁）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或爆发战争等）形成重大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又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此时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央行与财政必须强化配合、增强合力，此时还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证明，在面临金融或经济危机时，及时采取超常规宏观政策举措加以应对，其效果比不采取或延迟采取这些措施要好得多，其货币不是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在社会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陷入零利率陷阱或流动性陷阱之后，央行采取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推动货币总量进一步扩张并压低货币币值，将财富更多地从货币型资产占有者转移给扩大负债并扩大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作出贡献的群体，这有利于充分激活社会资源，并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其阻力远比财政增加设定对象的税费收入低得多），以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同时，压低货币汇率，也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容易使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所以，政府（财政）必须配套提供社会救助计划，提高低收入阶层基本保障。同时，货币总量的扩张，也容易积累更大的通货膨胀隐患。所以，必须谨记，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在一般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才不得不采取的无奈选择。作为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日常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要有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严明的财政、货币纪律做保障。 由此，新变化新影响之下，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货币理论亟待重大创新！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南宁5月28日综合报道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官方网站消息，5月20日，自治区社科联召开干部大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莫诗浦宣布自治区党委决定。朱东同志任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提名为自治区社科联主席人选；洪波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自治区社科联主席、党组书记职务。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朱东，1968年6月生，曾任广西自治区科协副主席等职，2014年任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朱东简历 朱东,男,汉族,1968年6月生,广西博白人,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大学社管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农学学士,高级编辑。 1987.09－1991.07 广西农学院植保系植保专业学习 1991.07－1996.12 广西自治区党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自治区农委、自治区农办科员、副主任科员 1996.12－1999.12 广西自治区科协办公室副科长、科长、主任助理 1999.12－2002.04 广西科技报社副社长（副处级）（1998.10－2000.10广西大学社管学院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2.04－2004.06 南方科技报社社长（正处级） 2004.06－2004.11 南方科技报社社长（正处级）、党支部书记 2004.11－2008.05 南方科技报社社长（正处级）、总编辑、党支部书记（其间:2007.03－2007.07广西自治区党委党校第18期中青班学习） 2008.05－2014.02 广西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4.02－2015.10 广西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2014.03） 2015.10 广西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党工委书记（兼） 2020.05 广西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提名主席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熊柴 摘要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受“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思想误导，虽然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但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却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用地、增加中小城市用地和控制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倾向，导致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背离，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增加了中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造成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的根源。分地区看，2009-2016年东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占比低于人口增量占比12.9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06-2017年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34.1%，但城市用地仅增长28.2%；而20万人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1.5%，但城市用地大幅增长19.8%。 近期深圳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长期持续流入而供地严重不足。2005-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57%，但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增长29%，特别是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年均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但受制于生态红线，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近50%的土地不能开发。当前深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22平方米，远低于全国城镇人均的39平方米。中国香港是前车之鉴，深圳必须避免重走老路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 我们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但是，现有一些观点和规划仍在要求“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值得商榷，与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客观市场规律不符，与中央“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应该按照地随人走的市场规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们建议：一是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二是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三是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简言之，应该按照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市场规律，地随人走、人地挂钩，加大向深圳等都市圈城市群供地，减少西部、东北等人口外迁地区的供地，促进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正文 1尊重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的客观规律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1980年10月，中国第一次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确立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90年4月《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城市化发展道路（2008年废止后，实施《城乡规划法》，未提城市化发展战略）。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控制大城市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思想仍然广泛见诸于相关政策文件。 “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策设计者的主张。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1）在人口方面，“小城市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从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看，1980年代开始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口并未如“小城镇派”预期地那样向中小城市集聚，而是持续向大城市及周边集聚。根据我们前期在《中国人口大迁移》等报告中分析，1982-2018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而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人口基本持续流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从1983年的18.3%升至2018年的23.6%。24个人口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常住人口合计占比从29.7%升至34.7%。 我们分析十几个主要经济体上百年的数据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人口平均分布和区域均衡发展是个伪命题，小城镇化模式与经济规律不符。发达国家城市化一般经历两个阶段：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部分国家会在城市化后期出现郊区化，比如美国，但仍是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分布调整，而不会出现人口回流小城镇甚至农村的整体现象。客观讲，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整体上是成功的，尊重了市场规律、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实现人的自由流动与发展；而主张“小城镇化模式”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超越经济规律、市场化原则和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试图通过采取行政措施人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人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以及年轻人社会阶层流动，是相当自负的。 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和基本规律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具有集聚效应，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尤其那些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更加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 2）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中国首先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小城镇派”开始要求控制东部和大城市建设用地。比如，1999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年）》要求，东南沿海区要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特别是城镇和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201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要求，严格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用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 上述做法导致了土地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趋势明显背离，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造成了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一度高库存。分地区看，2003-2016年东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占全国的比例从61.2%下降至34.2%，中部从16.3%上升至24.3%，西部从16.3%上升至35.6%，东北地区从6.3%升至2011年峰值16.9%再降至5.8%。结合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和自然资源部土地数据，2009-2016年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量占全国比重为41.4%，但城镇用地增量占比仅为28.5%，低于人口增量比例12.9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城镇用地增量占比分别高于其人口增量占比1.7、4.4、6.8个百分点。在人地错配背景下，2009-2016年东部地区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从110.7平方米降至107.9平方米，中部地区从104.1平方米增至113.8平方米，西部地区从122.5平方米增至134.2平方米，东北地区从124.3平方米增至139.8平方米。 分城市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计算，2006-2017年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34.1%，但城市用地仅增长28.2%（因数据缺失，一线城市用地数据以城市建成区口径计算）；而城区常住人口在20万人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1.5%，而城市用地大幅增长19.8%。2006-2017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从72.2平方米降至68.8平方米，而20万人以下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从117.8平方米增至139.1平方米。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2019年2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以培育现代都市圈为城市群建设突破口；并要求放开放开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2019年4月，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超大特大城市要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大城市要发挥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要分类施策，其中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区域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2 深圳等大城市亟待加大供地，避免陷入中国香港的产业空心化 近期深圳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长期持续流入而供地严重不足；2005-2018年深圳人口增长57%，但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增长29%，特别是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年均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从人口角度看，1979-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从31.4万快速增长1344万；如按包括短期流动人口、职住分离人口的实有管理人口口径算，当前深圳人口已超2000万。特别是2013年北京、上海强力控制人口后，2015-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3.2万，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并且，深圳年轻人多，置业需求大，特别是对学区房；2015年深圳15-59岁人口比例高达81.9%，远高于北京的73.5%、上海的70.8%、广州的74.7%。从土地角度看，2005-2018年深圳市建设用地从839平方公里增至1006平方公里、增长19.8%（国土部门数据），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13平方公里增至928平方公里、增长28.9%（住建部门数据），而该时期深圳常住人口增长57.4%。2018年深圳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1.8平方米，远低于全国城镇人均的39平方米。并且，深圳住房存量中还有大量城中村住房和集体宿舍等，商品住房套数不足200万套（深圳住建局官员披露2018年末180万套）。根据《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16-2020）》，2015年末深圳市常住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达到34%，目标到2020年末提高至40%。 受制于生态红线，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近50%的土地不能开发。深圳土地面积为1997平方公里（不含深汕合作区），仅相当于北京的约1/8、上海的约1/3、广州的约1/4。2005-2018年，深圳市建设用地占区域土地面积比例从42.0%升至50.4%，另有974平方公里（占比49%）被《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划定生态保护范围，不得随意开发。根据深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18年末深圳农用地超过9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分别为36.2、201.9、573.9、22.5平方公里，耕地中还包括20.3平方公里的永久基本农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分别为273、213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3.7%、10.8%。当然，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即使缩小生态保护范围，深圳开发建设仍需大量建设用地指标，这有待跨区域配置。 深圳是否有必要保留近50%的生态红线区，这值得商榷。一是当前生态红线划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行政分割。比如，如果惠州并入深圳，即深圳行政土地面积扩大至1.36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土地开发利用等将如何确定？毫无疑问，这将有利于在更大的区域层面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现有一些生态红线区土地很可能将重新规划用途。未来亟待打破行政分割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二是不能过分强调生态价值而忽视经济社会价值，土地利用必须结合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等综合考虑。深圳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全球标杆城市的重大使命，没有必要在这约2000平方公里上保留这么大规模的农用地、生态空间。生态价值重要，经济社会价值也很重要，必须综合考虑。三是生态红线区比例划定不能单纯地比较不同城市建设用地占行政面积比例，而忽视行政面积大小。除深圳外，当前中国还有上海、东莞等土地面积比较小的城市面临开发强度接近50%或超过50%的问题；当然上海等城市还有大量村庄用地，还可通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和城镇居住用地。举个极端例子，如果某城市土地面积仅100平方公里，是否仍有必要划定生态红线，该划定多大比例的生态红线区？绝不能僵化地以区域土地面积的某个比例作为开发限制，土地面积较大的城市拥有占比20%-40%的建设用地已经足够，但土地面积较小的城市可能需要占比60%-80%的建设用地。 中国香港是前车之鉴，深圳必须避免重走老路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香港土地面积1111平方公里，2019年人口741万。香港地形以丘陵为主（20%土地为低地），地表多植被覆盖，林地/灌丛/草地/湿地占比高达66%。依据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与1996年《海岸公园及海岸保护区规例》，超过415平方公里（占比37%）的郊野公园与特殊地区受到政府保护，无法进行开发。而通过填海造陆增加减少用地，因环保人士抗议在2005年后几近停顿。1985-2017财年，香港政府累计出让住宅用地556万平方米（折合5.56平方公里），按人口增量算仅人均2.81平方米，土地供给严重不足导致1986-2017年香港房价年均上涨约10%，上涨幅度位居全球主要城市前列。目前，香港已开发城市用地占土地比重的24%，住宅用地占比7%（包括大量土地利用率低下的乡郊用地），人均住宅用地仅10.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仅16平方米；近20万市民租住劏房，人均住房面积仅5.8平方米。据Numbeo网站数据，当前香港房价收入比约48倍，绝对房价与房价收入比均位居国际大都市前列。在高房价压力下，香港产业逐渐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国际竞争力逐渐下滑（参见恒大研究院2018年11月报告《高房价之困—香港住房制度反思》）。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尊重人口和产业流动的客观规律，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四大板块战略为基础，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大战略为引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布局。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8年中共十九大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升到新时代7个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中国首先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新世纪前后，为解决日益凸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陆续推出西部大开发（1999）、东北振兴（2003）、中部崛起（2004），逐渐形成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基础战略格局。2013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又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总体来看，四大板块战略旨在推进四大地区的协同发展，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3个重大战略主要强调集聚和极化，长江、黄河两大战略更侧重生态保护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望成为第8个重大战略。成渝地区是19个城市群中除东部三大城市群外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持续受中央重视。2019年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专门谈及成渝城市群，2020年1月中财委会议要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专门谈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成渝城市群”到“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法变化，反映中央对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客观尊重。 从实践看，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四大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2003年的峰值0.458回落到2019年的0.336，但也面临由于市场机制发育差异导致的南北发展持续分化、东北增长乏力等问题。从区域经济增长看，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GDP份额分别为43.4%、22.7%、20.6%和13.3%（地区GDP/地区GDP合计）；随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实施，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在2007年之前持续领先，经济份额从1978年的43.4%增至2007年的峰值55.5%。之后，中西部经济增长开始领跑，但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在2013年之后逐渐滑落，到2019年四大地区经济份额分别为51.9%、22.2%、20.8%和5.1%。从区域发展差距看，以反映各区域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四大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371升至2003年的峰值0.458，再回落至2014年的0.287，2019年扩大为0.336；人均GDP最高的东部与最低的西部（2018后为东北）的差距从2003年的峰值2.61倍缩小至2019年的1.76倍。2014年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北经济增长持续分化和东北增长乏力问题，根源在于北方地区市场改革较为滞后。2015-2019年四大地区实际GDP年均同比分别为7.1%、7.8%、7.6%和4.2%，2019年北方15省、南方16省实际GDP同比分别为5.9%、6.9%。 我们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通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绝不能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要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度集聚，在发展中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极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常态，要在集聚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从现实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于进一步消除人口等要素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人口等要素向东部、向都市圈城市群地区集聚。从地区看，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份额分别为51.9%、22.2%、20.8%和5.1%，人口份额分别为38.6%、26.5%、27.2%、7.7%，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34、0.84、0.77、0.66。从城市群都市圈看，2018年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了75.3%的人口，创造88.1%的GDP；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以5%的土地集聚了23.6%的人口，创造了38%的GDP，经济-人口比值为1.6。24个人口超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6.2%的土地集聚了32.5%的人口，创造了52.2%的GDP，经济-人口比值为1.6。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需要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可能做到均等化，也不能致力于均等化，政策的可行目标在于全覆盖。当前有些政策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是基本公共服务数量的均等化，还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均等化在实践中都很难实现。比如，当前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意味着要发展、要振兴所有的乡村，随着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大量乡村的衰落乃至消失不可避免，只要少数具有地理优势或独特资源优势的乡村才可能振兴、才值得振兴。如果在实践中机械地、静态地推进乡村振兴，很可能造成财力等大量浪费。5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但是，现有一些观点和规划仍要求“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值得商榷，与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客观市场规律不符，与中央“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不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如，近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要求“继续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合理增加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建设指标”。西部地区未利用地规模巨大，合理增加未利用地开发有利于支撑西部地区发展，而且也不影响耕地保护。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倾斜，与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西部人口持续外迁的趋势不符，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2月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要求“要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用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精神不符，也不符合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相关精神。 我们建议：一是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建议通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促进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二是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并不能解决热点城市人口流入与住房供应紧张之间的矛盾。未来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三是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中，土地改革严重滞后。比如，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04年前，上海等一些省市区之间曾有过“跨省换地”的尝试，但于2004年被叫停。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放在五大要素的首位，反映深化土地改革的紧迫性和决策层的决心，并要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当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加快中医药、西医药、中西医结合医药协调发展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 杨文龙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期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实现了中西医联合会诊、协同救治，为防疫抗疫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倡导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大健康”产业也必将迎来井喷式发展。然而，中医药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国家对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医药发展的初衷和期待仍存在较大差距，现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分析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类医疗卫生资源总体规模不足，特别在国家医药卫生系统中比例长期失调 数据显示，我国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资源总体偏少，主要指标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总量中的比重分别在15%-20%和1.5%-2%左右。这种系统性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合理，不仅长期影响着我国医疗服务的总体质量，更难以满足重大疫情期间激增的突发性需求。 2、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类教育体系不完善，中医药人才储备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从招生规模看，全国2018年医学院校招生85.53万人，中医药院校招生22.4万人，各自占比仅为31%和26%。从课程设置上看，在某些大学，这一比例出现了倒挂，甚至存在中医课程占比不足30%的现象。 上述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思想理念的进步、技术系统的创新和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解决办法与建议 1、分类立法，夯实中医药、西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三种医疗体系并存并协调发展的法律基础 要从法律层面，清晰界定中医药、西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三种不同医疗模式，特别是要明确区分纯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医药作为两种独立体系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要从国家层面制定针对不同医疗模式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发展战略。要推动中西医结合医药有机融合。在中医药与西医药互为补充、相互独立的医学体系基础上，倡导中医药学的整体观、辩证法与现代西医医学科技手段的融合。 2、分类布局，打造“三级联动”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 加大政府财政和政策扶持力度，力争到2030年使西医药、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药三种医疗服务在财政投入、医院数量、服务规模等关键指标上，达到4:3:3的比例，按照“三级联动”模式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 健全中西医结合医药医院，增设中西医结合医药科室。在医院和科室建设中，坚持以中医整体思想为指导，以中医辨证施治理论为核心方法论，全面整合西医的知识和技术，打造充分适应现代疾病特点的医疗服务机构。 大力推动互联网医院在西医药、中医药，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医药领域的发展，使更多人享受互联网医疗带来的便捷、及时、周到服务，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终推动形成中央、省、市、县、社区、乡村全覆盖、线上线下同步的“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格局。 3、分类培养，重点培育一支中西医结合医药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一是加大中医药高等院校招生力度，进一步回归纯中医药教育的本质，增加中医药课程比重。二是在全国现代医学院校和中医药大学开设中西医结合医药系和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三是要坚持学科体系建设的与时俱进，确立中西医结合医药在补足两种医学短板、融合两种医学特长、在慢病防治、康复、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学科定位，通过顶层设计打通中西医药两种语言的隔阂。 最终，通过医药教育体制改革，力争培养一支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西医药人才队伍，一支具备深厚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和辨证施治能力的专业中医药人才队伍，以及一支善于在中医思想指导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为构建中医药、西医药、中西医结合医药协同发展的医疗服务生态圈，实现“健康中国”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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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聊城5月28日综合报道 据山东齐鲁网消息，5月28日，聊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李长萍同志（女）为市长。 李长萍简历 李长萍，女，汉族，1975年4月生，籍贯山东荣成。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程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大学学历，工程硕士。 1993.07―1997.07 哈尔滨工程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学生； 1997.07―1998.06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见习生； 1998.06―2006.03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2006.03―2008.06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副处长； 2008.06―2012.12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 2012.12―2013.09 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处（北京市海淀区投资促进局）处长（局长）、北京市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 2013.09―2015.02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处（北京市海淀区投资促进局）处长（局长）、北京市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 2015.02―2016.08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处（北京市海淀区投资促进局）处长（局长），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016.08―2016.1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处（北京市海淀区投资促进局）处长（局长），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016.10―2016.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兼）； 2016.11―2018.09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作委员会书记（兼）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中关村西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 2018.09―2018.10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8.10―2018.11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2018.11―2019.12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工作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行情600658,诊股)科技园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理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9.12―2020.05 中共聊城市委副书记，聊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20.05― 中共聊城市委副书记，聊城市人民政府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孙彬彬、陈宝林、许锐翔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摘要： 5月央行“保持定力”，100亿逆回购，让市场感觉如芒在背。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要珍惜央行当下的选择，因为做多利率，其实就是看空央行在多目标动态均衡的“定力”，当然这不是与央行对赌，仅仅是市场在政策两难中穿梭而已。 100亿公开市场操作，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配合利率走廊进行资金利率区间调控的工具，按照年初以来的情况观察，央行在当前位置上是呵护而非打压。所以当前政策信号给出的资金利率位置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区间的上轨。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继续明确货币政策方向决定债市方向。贷款利率方向决定利率方向。贷款利率压降是政策诉求。那么从银行表内资产比价考虑，十年国债在当前点位具备了当期的配置价值，至少具备交易能力。 曲线不论平陡，关注下行空间。资金利率确认目前位置是下一阶段的上轨，那么我们预计曲线不论平陡，下行可期，如果适度回归正常化，则10年国债还是可以看到2.0%的位置。 5月26日，央行开展了100亿元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这是3月31日以来央行首次进行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与上次持平。持此之外，5月以来央行仅有一次定向降准和MLF缩量续作（且利率持平）。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来看，5月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均未及市场预期，4月政治局会议和5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降息降准”至今未见踪迹，这引发了市场的担忧，货币最宽松的时候过去了？ 100亿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什么含义？ 5月26日央行进行100亿元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但价格维持不变，市场担心央行政策转向，应该如何解读呢？ 首先，从利率走廊的角度考虑，DR007是央行重点关注的市场资金利率，在2015年央行引入并构建利率走廊一直到2018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是其DR007的隐性下限。DR007/R007均维持在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之上，隐性利率走廊的约束非常明显。不过，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资金利率频频突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资金利率与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资金利率频频向下突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的直接原因是央行操作的变化：公开市场逆回购频率降低而降准投放增多。 公开市场逆回购频率明显降低，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作为利率走廊隐形下限约束减弱，真正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2015至2017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发挥利率走廊隐性下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的常态化操作。2016年初公开市场操作频率由每周两次增至每日操作，这为资金利率的稳定提供了条件。2018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明显下降，屡次出现多日暂停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的情形。 降准投放增多，推动资金利率下行。2015至2016年共有五次降准，除4月降准1%以外，降幅均只有0.5%。2018年以来，央行1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通过降准政策的实施，满足了银行体系特殊时点的流动性需求，降准释放的长期低成本资金对降低资金利率也会有积极的作用。 那么当前宽松背景下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是什么政策含义呢？ 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公开市场操作的行文如下： 市场情绪恢复稳定后，从2月中旬开始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并通过逆回购到期适当回笼流动性，引导流动性总量向常态水平回归。临近3月末，由于季末市场资金需求旺盛，加之境外美元流动性持续紧张带动国内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于一季度末适量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增强市场信心，保障各类金融机构平稳跨季。 我们从行文中能够感受到资金利率在利率走廊框架下区间调控的味道。结合年初以来操作，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央行在资金利率走高（达到或者突破走廊目标利率），同时市场情绪反复时，会进行逆回购投放，而总体稳定以后继续暂停。 因此，虽然5月26日央行仅进行微量100亿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投放，价格也保持不变，但这是央行对市场的呵护，而非政策转向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我们统计了2015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间隔超过25个自然日重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后的DR007走势，可以发现：一方面，央行长时间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行为全部出现在2018年之后；另一方面，在大部分情况下央行重启公开市场逆回购后DR007在一个月内都会有所下行（除了2018年8月）。这进一步说明央行连续多日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后的重启意味着央行重新开始呵护资金面，5月26日央行公告和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增“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同时继续强调“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此前央行已经调降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至0.35%，我们认为央行“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即使没有简单引导资金利率向更低的位置靠拢的意思，但按照走廊中枢观察，至少资金利率不存在显著上行风险。 类似地，我们也发现除了2018年8月，剩余几次央行时隔多日重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后10年国债利率在1个月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这也应该与央行积极呵护资金面有关。 怎么看5月央行“保持定力”与近期资金面的走高？ 5月以来资金面有所收紧，除了前期央行的“保持定力”，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5月资金面收紧带有部分季节性因素。回顾2016年以来的R007/DR007季节性特征，可以发现2018、2019年均有类似的资金利率上行情况。 利率债供给增加也是影响资金利率上行的重要因素。2020年4月财政部再提前下达1万亿专项债，并指导要求5月底用完，这使得今年5月利率债发行规模远超季节性，而本周（5月最后一周）恰好是发行量最大的一周，叠加缴税缴准的影响，资金利率整体有所上行。 既然5月资金面面临超季节性的冲击，那么此前为什么央行仍“保持定力”呢？ 对于央行的行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央行的政策目标诉求，近年来央行提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那么这个多目标是什么含义？ 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总则第三条，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实很简单一句话：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总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那么这一法定目标和职责在具体的央行运作中逐步形成了当前的双支柱框架，近期陆磊在清华五道口论坛的讲话明确： 坚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建设不动摇——货币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的需要，宏观审慎针对金融体系系统性稳定需要。 所以在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展望也明确：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强对流动性供求和国内外市场的监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增强调控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为有效防控疫情、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健全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所以央行当前的多目标，一方面是考虑传统经济周期下的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另一方面是考虑金融周期角度的宏观总杠杆、广义资产价格和汇率，对于当前而言央行所关注的大概是如下几个方面： 支持经济增长与就业、宏观加杠杆与金融防风险、内外平衡。 我们可以从上述目标中感受央行的定力或者说“不作为”： 支持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宏观加杠杆，也可以理解为金融货币条件改善的结果。 而在宏观加杠杆背景下的金融货币条件改善，在当下的特定环境中，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可能意味着金融风险，《经济研究》2020年3月刊刊发了易纲行长的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其中有明确阐述： 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针对这一问题，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自我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由此在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与此同时，2020年内外平衡问题也较为突出。 3月美元出现流动性危机，美元指数大幅走强，人民币汇率被动贬值。4、5月美元流动性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全球仍处于衰退压力状态，美元指数仍处于相对高位，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5月以来，因疫情和特定区域问题，地缘关系有所恶化，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来到了7.1-7.2之间，为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 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多渠道做好稳预期工作。”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那么对于特别珍惜货币政策正常操作空间的央行而言，在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的当下，通过适度“保持定力”来稳定市场预期。 当然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这是我们对于5月行为的理解。 央行后续还会有降准、降息吗？ 4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之后，近期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但是央行5月依然“保持定力”，那么后续还会有降准降息吗？ 我们的观点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1）央行需要继续宽松来应对外部风险和工业品通缩 与国内基本面环比改善不同，海外经济形势依然有更多不确定，风险更可能来源于海外。4月出口增速超预期上行应该只是暂时性的，其受到低基数、此前积压订单的滞后生产出口、防疫物资出口支撑等因素的影响。4月PMI新出口订单再度大跌意味着未来仍然存压，《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海外经济形势表态较为悲观——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发达经济体增速面临下跌，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将集体遭遇失速，海外经济二季度确定性下行，从而拖累我国出口部门。 对此，《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到“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当前在全球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油价大概率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5、6月PPI同比可能会继续下探，全年PPI大概率保持深度通缩状态。因此，我们预计央行也需要降息来进行对冲工业品通缩，时间点可能会出现在6月底之前。 （2）政策目标阈值需要滞后确认 稳就业是今年政府最优先的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并给出了政策目标阈值——城镇调查失业率6%，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 虽然调查失业率大概率还是能够控制在6.0%以内，但对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结合过往经验可能最早要到9-10月才能合理评估全年保就业的状态（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政府预设目标通常在9-10月份），因而在此之前货币政策仍需要加大宏观对冲力度。 （3）中央明确要求“降息降准”以及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货币政策的表述中延续了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降息降准”的表述，，政策明确提“降息”，我们认为可能不仅调降公开市场利率，存款利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调。 然而，市场可能会有投资者存疑的是，5月26日易纲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但没有提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降息降准”，这是否意味着就不会降息降准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过往国务院对货币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央行均有执行，例如2019年9月、2020年3月在国常会宣布（全面/定向）降准不久后央行便进行操作。 第二，虽然易纲行长没有提及，但是陈雨露副行长在接受采访时仍提到“继续通过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一步下行、加强利率定价自律管理、银行让利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这说明在推动贷款利率下行上央行仍会有积极操作。 除了要求“降息降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更为强调“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鼓励银行合理让利”，这与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提法类似：“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用小成本办大事，把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可以发现，今年政府更加偏向于通过银行让利或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降成本，而去年则更加强调总量货币政策的配合。因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银行是否能够继续让利，以及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能否有效支持降成本。 降成本不能要求商业银行简单让利。今年一季度在疫情负面冲击以及存款成本继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商业银行净息差环比、同比均出现了下滑。如果后续继续要求商业银行让利实体企业，那么一方面不利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补资本和防风险，易纲行长也表示“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另一方面，压降银行利润则无法缓解财政压力。因而，既要弥补财政，又要降低贷款利率，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低贷款利率还是要靠无风险利率下降来实现，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操作。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预计对降成本作用有限。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包括五大类：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从形式上来看并没有特别超乎预期的地方，而从一季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来看，其不是降成本的最重要推动力。 一季度贷款利率下降26BP，合理估计可能有6BP由政策性贷款贡献，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 5月26日易纲行长提到：“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3月为4.82%），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考虑到5月LPR没有变动，而此前前两批政策性优惠贷款基本发放了大部分，因而5月贷款利率的下降应该来源于风险溢价的下降，但预计幅度不大。 （4）货币对财政支持不可或缺 5月18日马骏明确表示：“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 经济持续下台阶和结构转型带来的收支缺口，叠加疫情冲击，当下财政的困难众所周知，因而财政与货币需要发挥合力。上文已经分析到，如果简单要求银行给实体企业让利则无法缓解财政压力。目前而言，货币政策要同时满足弥补财政和降成本目标的最直接做法就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5）存款成本相对刚性，利率扭曲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行为异化，推高金融风险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特别是结构性存款利率）高于企业票据融资利率，同时银行负债和资产的倒挂，可能会加大资金“空转”套利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行为异化，反而推升金融风险。 虽然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均提到在资产端收益下行情况下银行会主动下调存款利率，然而至少从2019年年报来看银行存款成本率仍继续上行，说明央行提到的存款利率下调可能更多来自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活期化等方面，而活期、定期存款成本的刚性特征短期内难以改变。 央行呵护银行负债成本以及缓解资金“空转”套利问题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就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如何看待后续利率曲线？ 5月央行“保持定力”，100亿逆回购，让市场感觉如芒在背。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要珍惜央行当下的选择，因为做多利率，其实就是看空央行在多目标动态均衡的“定力”，当然这不是与央行对赌，仅仅是市场在政策两难中穿梭而已。 100亿公开市场操作，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配合利率走廊进行资金利率区间调控的工具，按照年初以来的情况观察，央行在当前位置上是呵护而非打压。所以当前政策信号给出的资金利率位置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区间的上轨。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继续明确货币政策方向决定债市方向。贷款利率方向决定利率方向。贷款利率压降是政策诉求。那么从银行表内资产比价考虑，在当前点位十年国债具有比价优势，至少具备交易能力。 曲线不论平陡，关注下行空间。资金利率确认目前位置是下一阶段的上轨，那么我们预计曲线不论平陡，下行可期，如果适度回归正常化，则10年国债还是可以看到2.0%的位置。 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经济增长超预期，逆周期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介绍：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孙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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