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5月27日综合报道】据大公网报道，长和集团高级顾问李嘉诚今日（27日）接受港媒访问时，对何鸿燊博士的离世表示哀悼。他称与何鸿燊先生是多年的朋友，希望何先生的家人节哀顺变。 据此前报道，当地时间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 据《香港经济日报》消息，何鸿燊家人当天在养和医院会见记者。何鸿燊女儿何超琼表示，何鸿燊下午1时左右逝世。父亲德高望重，爱惜家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他的教诲。这一日终于来临，但也无减悲伤，爸爸将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会继续惠泽社会。家人会集体处理后事。 何鸿燊于1921年11月25日在香港出生，祖籍广东。他家庭背景显赫，是香港商人何东爵士的侄孙。其旗下的主要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濠国际集团、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澳门诚兴银行等。 何鸿燊是澳门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任第9至11届全国政协常委，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曾参与见证中英、中葡谈判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他生前积极参与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慈善等事业，为澳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海外网 杨佳）
意见领袖丨王青（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以下简称“11条”）。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在疫情特殊背景下，包括信贷、股市、债市、票据以及资管等各类融资渠道正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全面动员起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一些具体措施也体现了监管层进一步打击金融违法行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 以下就改革涉 的国内融资部分做重点解读： 1、受疫情冲击影响，当前小微企业正在成为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前期监管层持续通过定向降准、MPA考核指标调整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本次“11条”则进一步聚集两个关键点：一是“落实尽职免责要求”；二是“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前者解决“不敢贷”问题，后者解决“不能贷”问题。我们预计，下一步各商业银行会将尽职免责规定进一步细化，着力解决基层信贷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中小银行资本资本补充渠道有可能进一步拓宽，除普通股、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手段之外，部分中小银行还可能通过改革重组等方式，引入外部资金。 2、针对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本次“11条”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出了降低保费等具体要求。据我们了解，很多中小微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不仅包括贷款利率，还有担保费、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等非息费用，这些利率之外的附加成本加总后甚至可能达到利率的1-2倍。我们判断，除本次提及的担保费之外，未来监管层还可能出台更多措施，解决贷款非息费用过高问题。 3、在创业板和股转系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推进注册制实施，加快新三板改革，支持企业通过股权方式融资。这一方面有助于激活股市融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宏观杠杆率。 4、本次出台《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我们认为主要由于票据是当前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而商业银行从控制风险等角度考虑，也倾向于通过票据方式向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支持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标准化票据，能够从供需两端强化这一融资手段，也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 5、本次发布《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并对存量“非非标”资产给予过渡期安排。我们认为，资管新规发布两年以来，金融严监管效果已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下一步的重点将适度转向挖掘资管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对资管新规过渡期给予灵活安排。我们判断，未来社融中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收缩幅度将进一步放缓，不排除持续转向小幅正增的可能。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意见领袖丨王青（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以下简称“11条”）。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在疫情特殊背景下，包括信贷、股市、债市、票据以及资管等各类融资渠道正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全面动员起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一些具体措施也体现了监管层进一步打击金融违法行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 以下就改革涉 的国内融资部分做重点解读： 1、受疫情冲击影响，当前小微企业正在成为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前期监管层持续通过定向降准、MPA考核指标调整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本次“11条”则进一步聚集两个关键点：一是“落实尽职免责要求”；二是“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前者解决“不敢贷”问题，后者解决“不能贷”问题。我们预计，下一步各商业银行会将尽职免责规定进一步细化，着力解决基层信贷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中小银行资本资本补充渠道有可能进一步拓宽，除普通股、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手段之外，部分中小银行还可能通过改革重组等方式，引入外部资金。 2、针对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本次“11条”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出了降低保费等具体要求。据我们了解，很多中小微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不仅包括贷款利率，还有担保费、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等非息费用，这些利率之外的附加成本加总后甚至可能达到利率的1-2倍。我们判断，除本次提及的担保费之外，未来监管层还可能出台更多措施，解决贷款非息费用过高问题。 3、在创业板和股转系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推进注册制实施，加快新三板改革，支持企业通过股权方式融资。这一方面有助于激活股市融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宏观杠杆率。 4、本次出台《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我们认为主要由于票据是当前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而商业银行从控制风险等角度考虑，也倾向于通过票据方式向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支持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标准化票据，能够从供需两端强化这一融资手段，也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 5、本次发布《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并对存量“非非标”资产给予过渡期安排。我们认为，资管新规发布两年以来，金融严监管效果已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下一步的重点将适度转向挖掘资管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对资管新规过渡期给予灵活安排。我们判断，未来社融中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收缩幅度将进一步放缓，不排除持续转向小幅正增的可能。
全国人大启动订立“港区国安法”程序，得到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与支持。今天，香港长和集团李嘉诚发声支持：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 至此，香港四大地产商新地集团、长和集团、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集团、恒地集团近日均表态支持国家安全立法。 从港股市场来看，港股近日呈现触底震荡回升行情。 香港文汇报今日报道，香港富豪、长和集团高级顾问李嘉诚就“港区国安法”表态，主要有三点：1.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2.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3.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 据香港文汇报昨日报道，李嘉诚长子、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表示，目前香港正处于政治纷乱及营商环境不明朗的氛围中，他期望“港区国安法”能稳定香港的局势，恢复社会及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 包括李泽钜代表的长和集团在内，香港“四大地产商”均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认为其能够稳定香港局势，将为香港建构起更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 香港恒基兆业集团主席李家杰则表示，现在香港“当务之急是要不遗余力地去保就业、护民生，……这一切都必须在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得到保证的情况才能进行，否则任何努力亦属徒然。”新地集团主席郭炳联称，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订立“港版国安法”可有效缔造香港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保障市民大众的利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指出，对于一切可以保障国家安全，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和促进特区长远发展的法律及政策表示支持，相信有关法规会为本港建构更平和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气氛。 港股市场波动加剧 上周，全国人大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有关决定。消息一出，港股市场波动加剧。 上周五，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港股5月22日大幅跳水，时隔两个月后再度跌穿23000点大关。香港恒生指数当天收盘报22930.14点，下跌1349.89点，跌幅达5.5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下跌423.29点，跌幅达4.30%，收报9426.78点。 随后在周一、周二强力反弹，恒生指数两天暴涨近500点。 不过，今天，港股表现再次呈现疲软状态，收跌0.36%。 私募看好港股：吸引力在增强 南下资金抄底超100亿 而对于港股，私募普遍认为，港股的吸引力在增强。 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港股一直是以外部的欧美资金为主，容易有比较大的折价。但未来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两大原因。第一，未来更多的公司会在香港上市，尤其是很多中概股回归，会让香港的资本市场结构上变得更合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增强；第二，通过港股通，南下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港股市场，分享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带来的成长机会。 我们已经看到了北上的资金对国内投资风格带来的改变，下一步南下的资金也会逐渐改变香港市场的风险收益特性，而且这会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状态。当港股通完全打通了之后，港股上市公司更丰富、更多元化了之后，港股市场能更好地反映经济体的长期发展结构之后，可能比目前国内的市场机会更好。 凯丰投资首席经济学家高滨表示，近期事件性因素对香港市场冲击巨大，导致股票市场深度低迷。未来政治环境安全度的提升，会大幅减少经济不确定性，加之一些优秀的中概股的回归，会趋势性提升港股的吸引力。 朴石投资创始合伙人向朝勇认为，本次会议对深化改革与加大新基建的战略布局更加强调，包括全国人大提出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发布涉港草案7条措施，这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长期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总体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法规出台都是有利于构建中国长期竞争力，朴石投资也会观察这其中的长期战略性机会。 而从港股通的数据来看，5月22日、25日、26日，南下资金3天抄底港股超100亿港元，分别为44.14亿港元、27.21亿港元、42.11亿港元。 对于港股的波动加剧，西部证券(行情002673,诊股)分析称，中国香港“国安法”议案推出。拟“打通”内地与中国香港法律系统，在中国香港《基本法》基础上共同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并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与制定执行【机制】，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等，切实防范和惩治分裂、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等活动行为。 《决定（草案）》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影响。一）对于部分利益冲突者或因担心未来触及法律界限提前撤离中国香港；二）倾英、美的富商或因局势变化不得已撤资中国香港；三）部分海外机构投资者，或因中国香港局势尚不稳定撤离投资；四）市场担忧美国或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地位；五）市场担忧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定位动摇，或导致大批外资“玩家”流失。 西部证券研报中给出了《决定（草案）》中长期影响及港股趋势研判： 首先，港股基本面受到的冲击或较为有限。“港股A股化”过程中基本面更受到国内经济增长影响，且近五年期间港股与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正相关性已上升至0.75以上，倘若国内经济于2020Q3呈现“NIKE”形改善，将从基本面对港股形成有力支撑！ 其次，良币驱逐劣币过程中，港股估值中枢有望逐步抬升。在“国安法”及相关制度、措施落实的影响下，将大大降低频发的“社会事件”对港股估值的压制，有利于估值中枢抬升及市场波动率水平下降。 最后，中国香港M3或呈现“先降后升”态势。过去5年港股与M3的正相关性高达0.8，资金成为驱动港股市场表现的核心动力之一。 不可否认，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自由贸易港地位倘若遭到削弱，必然会对港股市场的资金增量及活跃度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如此不堪一击？ 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海外机构“玩家”大量流失令中国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削弱？或仅是一个不尽合理的猜想。 二是中国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驱动力正发生着重要变化。 再看美国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最后一张“王牌”是否会轻易打出？ 我们判断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走向极端化之前，美国或因“利益关系”与“牵制战略”继续保留最后的“王牌”。那么，M3如何才能再次回升？ 我们预判港股M3显著回升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国安法”推出之后中国香港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二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显现，流动性剩余向新兴市场溢出；三是中国经济率先筑底，中美经济预期差趋于扩张。这意味着在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及全球流动性剩余的叠加影响下，港股占MSCI新兴市场指数20%以上或再次受益于全球资金布局人民币资产。 广发港股策略也分析称，造成周五港股大跌的直接催化剂为“港版国安法”审议： 海外机构和香港本地投资者担心去年本地社会事件重演，对香港局势不确定性的疑虑再度增加；也不乏有人担忧香港独立关税地位被取消，导致资金持续大量撤出。短期内，资金流出的风险客观存在，但我们并不认为中长期的“悲观情形”会出现。 另外，短期内港股面临资金面和情绪面的双重“逆风”：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快贬、Hibor利率跳涨；另一方面，风险溢价和波动率上行，市场做空比例提升。一个低斜率级别的“外资抽离”逻辑可能再度强化，但充裕“北水”下的“南下逆势增配”仍会形成对冲。 广发策略称，短期可能面临多重压力，但中期内基本面积极因素可能增加，而流动性宽松的逻辑很难出现逆转，因此若市场继续显著回调，“估值下跌、盈利上调”的错配将吸引更多海外和国内长期资金的流入。假定经济环比改善后EPS增长预期趋稳，若估值继续回调6%-7%，恒指动态股息率可能升至4%以上的极端值。 部分综合香港文汇报、北京日报
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稳定，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但由于欧美国家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经济陷入停摆，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萧条是大概率事件。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仅外需下降，而且产业链也将因欧美停摆遭到上下游夹击，这个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可能持续三五年。 对各地区而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做好自己的事、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之道，而其关键在于如何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源，以下五个方面值得重视和注意。 合理规划城市群都市圈空间架构 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因此，接下来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围绕一些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成为我们新形势下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而这需要高瞻远瞩地做好规划布局。 一是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二是科学安排城市群内部功能结构。世界知名的城市群一般都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城镇化率在70%以上； 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这种比例不能过大，过大了如同齿轮模数不配无法啮合那样，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功能传递和要素流动就会受影响； 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 对中国的很多超大城市而言，其发展规划一定要考虑三个圈：即超大城市本身2000~3000平方公里的核心圈、以超大城市为中心100公里的半径形成都市圈、包含超大城市在内的以200公里为半径范围内其他大中小城市共同形成的城市群。超大城市有义务带动周边、照应周边，不仅要考虑自己市域范围的事情，还要考虑到整个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一方面，要将部分资源让渡给都市圈、城市群，以促进后者更快地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后又会众星拱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超大城市实现更好发展。 三是规划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都市圈、城市群要形成有机整体，综合交通网络是其血管系统。要重点建设以下四个交通： 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市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 二是承载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市群的动脉血管。 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 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对助推城镇化极其重要。 积极构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此次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引起广泛关注和担忧。从目前复工情况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些地方的电子制造相关产业的配套零部件，超过80%是在本地生产。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凸显其竞争力。 这种在一个地方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尽管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寿命周期。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是不容易垮掉的。疫情之下，我们更应该倒逼自己去补齐产业链集群的短板。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 首先是制造业上游、中游、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实现本地化生产。又如，搞电子产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部件，就要几百上千家零部件企业，从集成电路到液晶面板，从印刷线路板到机壳，各种各样关键零部件都能实现本地产。 其次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在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之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地方有希尔顿也有喜来登，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这样就使得这个产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世界级企业，今年它订单多了，就可能大发展，明年如果丢了几个大单子，就可能出现20%、30%的负增长。这样会使地区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也大起大落。但只要形成了这种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就产业整体而言，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 最后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这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类产业在本地集聚。同时，在产品销售过程中，还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这种集群背后往往是各大企业集团的销售中心和利润中心的聚集，是价值链的整合，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源泉，理应全力争取过来。 提升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像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以发育并茁壮成长。与商品市场中有千千万万的品种、规格、性能的商品不同，要素市场一般品种相对单一，场所或平台相对集中，一般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功能、集中竞价功能、资金枢纽功能和大数据汇集功能。 成功的要素市场前提是能够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一是交易量的集聚能力，往往能集聚区域性或全国性80%以上的相关要素交易资源。二是交易会员单位、中介机构等各类企业的归集和集聚。三是物流通讯的枢纽集聚功能。作为一个成功的要素市场，理应有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撑这个要素市场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枢纽条件。基于此，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核心能力体现。相比较于普通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影响力的经济体竞争优势更为突出。 由于种种原因，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的许多措施属于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是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疫情下的发展，除了在需求侧进行逆周期调控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方面下功夫。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是供给侧方面重大改革。但凡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性的改革，会带来每年万亿级的红利。在当下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显得尤为珍贵，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有关地方应抓紧抓好这方面改革的落地工作。 比如，针对土地要素，文件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城市盘活现有利用低效的工业用地，促进腾笼换鸟、转型升级，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再如，针对劳动力要素，文件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不仅将直接改善进城农民工待遇、促进农民工变市民，还有利于在现有基础上延长有效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供给，释放潜在人口红利。落实好这些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为区域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持续改善区域发展的营商环境 疫情之下，广大企业承受重压，需要各地及时出台措施亲商安商，帮助企业过难关。从长远看，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仍是各地方工作的共同任务。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尽管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方向不会改变，在非常时期各地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会改变。接下来，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高度都将有进一步提升，集中体现在自贸区有望扩面提质、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以数字经济引领经贸规则制定等方面。对此，有条件的地方应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争取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为中国进一步开放探索经验。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地方政府层面，应按照竞争中性、同等待遇的原则公平对待各类企业。尽管这在认识上容易统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千差万别，疫情之下政府机构更应在办事细节上付诸实践，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以规则公平确保竞争公平。谁在这方面率先塑造出公平信誉，谁将赢得下一轮资本竞争的青睐。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前大国之中，唯有中国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发达国家一些创新成果希望能到中国进行转化，以收获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带来的产业效益。那些知识产权保护有力的地方将是吸引这类成果落地转化的首选。 打造便利化营商环境。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各类隐性制度成本和显性成本如物流成本：一是加快将铁路引入规模以上开发区，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发展公铁、水铁和空铁无缝对接的多式联运；三是优化企业园区布局，促进产业在空间上集聚，节约上下游运输成本。要采取措施将这些年投入巨资建设的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的综合效率发挥出来，以更为便利的运输体系将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由15%降到10%以内。 如果把上述几方面工作做好，区域经济的营商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本地区的竞争力、软实力和创新活力都将持续存在。 着力汇聚用好各类高层次人才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结合实际工作，着重汇聚和用好三类人才： 一是培养和选拔务实专业、讲党性、肯担当的党政人才。需要地方主要负责人带头形成真抓实干的氛围，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还要加强培训和培养，丰富和完善党政人才的年龄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备发展之需。我们既需要懂得城市管理“绣花”功夫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善于在地区竞争中捕捉机遇的战略人才，还需要能有效把握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势、积极应用最新科技成果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高层次人才。 二是引进或培养敢冒风险、敢打敢拼的优秀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灵魂。一个地方要在发展中占据优势，团结和招引一批优秀企业家人才来本地发展是不二法门。这里就涉及如何有效招商安商亲商，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其中，招商的关键是要研究这些企业家及其产业短板，以己所长、补其所短。安商的关键是要信守承诺，不能前任承诺的现任就不管，更不能做“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事。亲商的关键是在确保“清”的前提下保持与企业家的热络度，随时掌握产业发展新动向，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 三是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近年来，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最近两年，成果发明人享有股权比例可以达到50%甚至75%，极大地释放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热情。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础创新的设计发明人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完全不同体系的人才。术业有专攻，给予这些科研人才过多的股份、过强的激励，反而制约了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我们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理顺产业转化有关机制设计，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本文原发于《瞭望》新闻周刊
5月27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人福医药(行情600079,诊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杰两会建议，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加大对生物医药企业的引导和扶持。 近两年医药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全面开展药物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普通仿制药盈利时代已成为过去式。药企要生存，必须走高仿、首仿、原研相结合的道路。但研发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研发环境的优化以及新项目的推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排名前十的药企平均研发投入较上年增幅超过20%，前五名达到39%。可以看出，大型药企的研发投入增长很快。 对此，李杰建议，进一步优化税费政策，并出台更多涉及资金方面的政策，支持企业研发创新。 李杰表示，我国现有基层医疗机构96万家，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如果能发挥更大作用，将有效减轻大型医院的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通过这次疫情，我个人体会较深的是基层医疗机构能力需进一步增强。”李杰说。 李杰建议，从设施升级、人才培养、激励政策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基层医疗能力的全面提升。2019年国家在基层医疗领域投入近30亿元专项资金，建议今后不断加大这方面投入。 李杰表示，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确定了五大研究主攻方向，包括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一些有实力的生物医药企业参与其中。但新药研制能否成功并上市，存在很大风险及不确定性。“需要国家统筹和引导，避免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可以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相关基础研究，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李杰说。
5月28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行情300041,诊股)董事长章锋今年两会建议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章锋建议，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主导，社会专业机构设计评价标准及评选办法，媒体舆论进行监督、公示、宣传。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支持、扶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对市场实体的科学评价体系。 以下为详情： 建议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董事长 章锋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社会组织评价体系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国富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企业评价上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是非颠倒、价值扭曲，主要表现在：1、政出多门：由于企业有“利润”可图，所以一些社会评价部门向企业“伸手”，甚至有媒体、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一些机构，只要企业“交钱”就敢“授信”；2、评价标准大相径庭：有的按营收规模，有的按业绩增长，有的按舆论宣传影响力等；3、不按“标准”只按“关系”来评价：只要和“发证部门”有良好的关系就能获得好的评价。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出现一些“社会怪相”：昨天被评为“首富”，今日就进了监狱；昨日还是“绩优股”，今日就成了“垃圾股”。这种舆论导向、“标杆效应”对社会危害极大，滋长了企业家的浮躁心态，影响了社会公信力，扭曲了社会“诚信度”，破坏了企业及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整治这一社会乱象： 一、确定合理适当的评价维度、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1、战略标准：企业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2、行业地位：企业研发实力、产品性能、效益是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区分是国内领先还是国际领先； 3、经济效益：投入产出率、人均劳动生产率、利润率等年增长率是否靠前； 4、社会责任：缴纳税金、环保、就业人数、员工利益、股东利益、公益慈善等是否与企业规模、行业地位相符。 将这些关键指标根据重要程度进行权重配置，用加权方式计算出价值，用否定指标进行否决，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透明、公开的评价标准。 二、建立三位一体的企业评价体系，不同的组织机构各司其职。 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主导，社会专业机构设计评价标准及评选办法，媒体舆论进行监督、公示、宣传。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支持、扶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对市场实体的科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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