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整理，截至12月20日，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规模达63200.38亿元。2020年地方债发行接近收官，专家预计明年新增地方债规模会在3万亿元至3.5万亿元之间。 12月18日，财政部发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对债券发行额度和期限、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债券发行与托管等作出新的部署。《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办法》是为做好明年地方债券发行工作做好必要而充分的政策准备，也是为增强“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的科学性、规范性、指导性和安全性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小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办法》是对5年以来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修订和提升。《办法》涉及的内容和相关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更加科学、规范和稳定，《办法》的时效性更加长久，将成为今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发行管理的制度依据。 张依群认为，从管理角度看，《办法》有以下五大亮点：一是引入债券评级机制，从制度设计上引导和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质量、管理水平加快提升，更好地维护和增强地方债券的政府信誉度，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向国际水平、国际标准靠拢。 二是放大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对象范围，为更多合规的外国银行、国际机构参与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依据，有利于加快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国际化发展步伐。 三是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除了要对债券发行信息进行披露，还要对债券对应的项目信息进行披露，包括项目调整、期限调整等信息报告披露，既体现了债券发行设计和项目安全运行要求，又体现了地方政府债务项目的公益属性，为社会有效参与债券资金和项目监管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是优化债券发行节奏调控，改进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的调控方式，逐步减缓平滑债券发行波动，降低债券还本付息对财政平稳运行的压力，增强财政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是规范债券发行操作流程，明确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相关机构职责，推行债券项目跟踪管理，建立债券技术数据分析指标体系和市场化运行管控体系，更好发挥地方债券的投资、交易、流通、抵押等功能属性。 “明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会在3万亿元至3.5万亿元之间。”张依群表示，从规模角度分析，明年地方政府债券将会出现整体规模适度下降、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结构逐步调整、地区间债券额度分配日趋客观科学等特点，债券发行内外部结构性调整步伐将加快，债券发行规模将会向评级标准更高、项目效率效益更优的地区倾斜，优先兼顾公平的特征更加明显，明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龙小燕表示，多方预计明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谨慎确定，适当调整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规模结构。当前应客观评估减税降费及全球疫情对各级财政的影响，用系统观念，在压缩一般公共支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地方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保持各级财政可持续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
近期，多地加速推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专家表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能够稳定、持续运行的关键举措。目前，多数地方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划转工作，这在总体上稳定了当前养老保险运行的基本格局。 近期，北京、甘肃等地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加速推进这项工作。根据国家要求，地方层面应于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随着划转工作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养老“安全网”更密更牢。 应对人口老龄化重要举措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2017年11月份，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规定了划转范围、划转对象和划转比例等重要问题，明确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利于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增进民生福祉，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避免将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转移给下一代人，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挑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说。 在拓宽筹资渠道，应对社保基金支付压力等方面，国家采取了综合措施，打出了“组合拳”，包括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做大做强战略储备基金、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等。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何代欣认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能够稳定、持续运行的关键举措。 划转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首先在中国联通等3家中央管理企业，中国再保险等2家中央金融机构，以及浙江省和云南省开展试点。 2019年9月份，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其中：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层面，于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中央层面划转工作较为迅速，截至2019年年底，已经完成4批81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的划转工作，划转国有资本1.3万亿元。 同时，地方层面一直在稳步推进中，积极开展企业情况摸底排查、制订实施方案、选择承接主体等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各省加速展开划转工作，明确划转比例统一为纳入划转范围企业国有股权的10%，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由各省级政府分别设立或委托一家企业统一承接。比如，江苏省实施方案明确，划转的企业国有股权由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持有，省财政厅委托江苏金财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承接主体，对划转的国有股权进行专户管理。 北京市实施方案明确，划转的企业国有股权统一由市政府授权市财政局作为承接主体集中持有，市财政局委托一家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的公司专户管理。 各地划转工作顺利开展。河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在今年10月初介绍，除了3家省属企业待省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完成后予以划转、1家省属企业待出资人改制完成后予以追溯划转外，河北省符合划转条件的21家省属国有企业全部完成划转，其中省国资委监管企业16家，省交通运输厅等4部门所属企业5家。 山东省在今年11月份召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部署视频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建立专门协调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坚决按期完成改革攻坚任务。 目前，多数地方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划转工作。“这在总体上稳定了当前养老保险运行的基本格局。当前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进度广受各方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承担着我国养老保险运行的主要工作，其支出规模、负担水平和管理模式直接决定了养老保险是否能够满足基本民生需要，确保经济社会稳定。”何代欣说。 严格规范国有资本管理 加强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管理，是划转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国家要求，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享有所划入国有股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承接主体获取收益的方式是“分红为主，运作为辅”。对此，各地也进行了具体规定。 比如，北京市规定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享有所划入国有股权的收益权、处置权和知情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一般不向企业派出董事；对划入的国有股权，承接主体原则上应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由市财政局统筹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国有资本收益状况，适时实施收缴，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其他省市的规定也基本类似。 根据财政部等部门规定，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出台前，划转国有资本产生的现金收益可由承接主体进行投资，投资范围限定为银行存款、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和对划转对象的增资。 “划转的国有资本具有特定用途和政策目标，运营收益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严格管理。”白景明说。 目前，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方案还提出，今后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可持续发展要求，若需进一步划转，再作研究。对此，各地在实施方案中也进行了相应规定。比如，江苏省明确，“今后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可持续发展要求，视情况再适时调整”。 “很多国家划转国有资本填补养老金缺口已是常态化操作，未来国有资本划转比例增加是一个趋势。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有序推进，这对稳定社保事业发展，促进国有资本有效利用具有积极意义。”何代欣认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受疫情影响，论坛采取了ZOOM线上会议的形式。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30多位演讲和主持嘉宾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由多家平台同步在线直播，观看人次突破17万。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张教授首先简要阐述了本次论坛的背景。他指出，2020年人类经历了罕见的大疫灾，由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仍处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之中。得益于大规模的纾困和刺激政策，加上疫苗研发出现了积极进展，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已有所减缓，经济开始恢复，但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也已显露，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际经济治理变革的紧迫性日益增大。在当前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国内外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词。王校长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都在努力探寻复苏之路，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去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但部分国家的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面临重重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保护主义上升。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效果与风险等值得高度关注。她还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挑战之际，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共进，共克时艰，共创美好未来。王校长对各位嘉宾和其他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期待各位专家朋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贡献真知灼见。王校长还向参会者介绍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并对它们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我校智库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发表欢迎致辞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arry Eichengreen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先生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围绕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表主旨演讲。首先，戴行长指出，虽然在全球单边主义的影响下亚太区域经济的整体合作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亚太次区域和各国双边合作正在健康发展。其次，他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我国将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新挑战，继续扩大改革和开放。戴行长认为，十四五期间的金融工作重点需要解决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中国现代金融的技术管理水平、提高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最后，戴行长对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大力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我国和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促进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后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Eichengreen教授就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情况发表主旨演讲。Eichengreen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像原先预期的那样严重，主要是因为非洲地区受到的疫情影响并不很大，而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又对其经济下滑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导致资金很快流入到新兴市场，这和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资金回流到新兴市场用了一年时间相比，存在很大区别。他指出，在新兴市场存在“原罪”，外国投资者很容易受到债券价值和汇率的双重冲击，并在经济金融形势改变时离开新兴市场，特别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地区、石油进出口国家等。而在2021年这些国家将面临债务到期、短期抗疫债务需要偿还的问题，如果不能延期，金融海啸可能会爆发。最后，他还就暂停债务偿还计划（DSSI）、IMF降低贷款利率和增发SDR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en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的主旨演讲主题是中国需要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首先回顾了最近三年中国GDP的增速变化、疫情冲击后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恢复，并具体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恢复中的不同表现。他指出，GDP低速增长、财政收入萎缩、就业创造减少等变量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因而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需要更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然，也需要继续推进体制性和结构性改革，这些也会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环境与效果。最后，他还提到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并期待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中，政府将更加注重刺激总需求，同时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论坛随后举行了三场圆桌讨论。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金融风险”，由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胡永泰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企业经营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前景，认为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空间很大。他还强调，在后疫情时期需要认清此次危机和十年前金融危机的区别，要考虑一旦疫情结束后政策常态化可能带来的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潜在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先生介绍了IMF的经济展望报告。他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遭受永久性损失，但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中国之间存在差异，各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有所不同。他强调，抗疫仍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各国不要急于退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要加强全球间的政策合作。 东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Masahiro Kawai教授介绍了后疫情时期日本经济的恢复及其面临的挑战，并从政府债务占比趋势、GDP构成变化、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发展、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战略师黄海洲先生基于双循环与双资本的视角，讨论了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改革，并从中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驱动力、投资者结构、家户资产配置的转变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韩国庆熙大学兼职教授YunjongWang探讨了如何评价疫情应对的全球努力、疫情防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中长期风险、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先生分析了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并从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调整趋势、大数据对供应链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最后，他指出，疫情后中国将通过推动双循环战略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圆桌讨论一演讲嘉宾：黄益平、Steven Barnett、Masahiro Kawai、黄海洲、Yunjong Wang、张燕生 第二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扩大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会议由上海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乔伊德先生主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先生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开放问题。他指出，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而言，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导致的货币跨境流动和对外贸易导致的货币跨境流动是不一样的。人民币汇率会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家布局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很好的价格信号。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讨论了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即金融市场开放、取消金融机构外资投资股权比例限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他指出，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放在最后一步，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不对称性，要做好前瞻性的风险防范预案。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研究员首先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特征。她指出，贸易计价会改变贸易联系，而贸易联系也会影响计价货币使用。高海红研究员还讨论了金融交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先生认为，跨境支付系统分为资金的流动和信息的流动，改进跨境支付系统会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他指出，数字人民币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改进跨境贸易结算的某些中间环节，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实际上它对目前的跨境投融资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不会很大。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教授指出，扩大对外金融开放，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对我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金融行业实现精细化和专业化。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Ulrich Volz教授讨论了各国央行正在尝试启动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及其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性。他进而分析了数字人民币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区域链网络的搭建将有助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以及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性。 圆桌讨论二演讲嘉宾：周诚君、张明、高海红、邹传伟、谭小芬、Ulrich Volz 第三场圆桌讨论主题为“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济格局展望及影响”，由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女士主持。 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贾庆国教授主要讨论了全球两极化严重、发达国家内部结构性外部化以及网络与5G信息时代等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他指出，全球治理的发展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加强合作，并积极引领和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社科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讨论了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高科技行业可能会“去中国化”，而同时面向中国市场的经济合作又会加大。对于亚洲价值链而言，这两种现象可能同时出现。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的StephanyGriffith-Jones教授介绍了开发性银行在公共政策中的逆周期作用。她指出应该提高开发性银行的效率，同时未来中国也能够进一步发挥其大国角色与规模效应，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开发性银行的功能。 南开大学刘程副教授分享了他和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佟家栋教授的合作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了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稳定的“新三元困境”，即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全球央行职能和美国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一个。他们认为，从短期来看，市场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监管转型，从银行为基础的监管转向市场监管；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货币等级的金字塔需要重构，需要一个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主要谈了中美经贸关系。他强调未来中美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将趋向平衡，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上升，同时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对中美之间的经贸产生重要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从长期和中短期角度对美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采取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这些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并将削弱美元的长期霸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美元弱势状态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圆桌讨论三演讲嘉宾：贾庆国、StephanyGriffith-Jones、李向阳、吴心伯、刘程、张礼卿 圆桌讨论主持嘉宾：胡永泰、乔伊德、杨燕青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黄志刚教授主持了论坛闭幕环节。张礼卿教授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为期一天的论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讨论热烈，精彩纷呈，堪称一场学术盛宴。演讲嘉宾和其他参会者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互动讨论和观点碰撞，很好地推动了该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最后他再次对演讲和主持嘉宾、合作机构、参会人员、听众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闭幕环节主持和演讲嘉宾：张礼卿、黄志刚
2019年8月份，“北漂”三年的李明（化名），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广西南宁的一家国企上班。 李明的学历背景不错，本科就在英国读书，一直念到研究生，也有在北京工作的经历，但他最终还是放弃在大城市扎根。“我发现，身边现在越来越多人和我一样，在北京干了几年，然后返回家乡就业与置业。” 这些人成为“消失的流动人口”中的一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量自2014年达到峰值2.53亿人后，已经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2019年仅余2.36亿人。 而在流动人口减少背后，还有一部分在大城市念书的学生们，正在积极争夺相对更偏远地区的公务员选调生名额，在数年之前，这些名额的竞争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比如，正在积极争夺广西公务员选调名额的邓宽（化名）的老家也在广西，目前正在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12月19日，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广西有专门针对区外985高校的公务员选调生名额，总名额不过几十人，但仅华南理工就有100个人左右来考，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大城市人才济济，一些大学的研究生数量已经超过了本科生，不少单位招聘的需求也直接提升到研究生学历，这导致不少本科、研究生毕业的学生留在大城市的难度在增加。 返乡的大学生 2016年，李明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想靠自己的能力在一线城市扎根，因此选择在北京做了三年的销售。然而，工作以销售业绩为尊，这让他觉得压力非常大。 更大的压力来自房租。“想住得离得公司近些，在房租上的开销就会多一点，我每个月房租就得花6000元左右。一些‘北漂’为了节省开支会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来租房，但这样上下班通勤时间长，高峰期时排队进地铁口都要半小时以上，感觉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通勤的路上。”李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 最后，李明选择离开，进入广西一家国企上班，与之前在北京的工作相比，他坦言工作和生活压力都轻松了不少。 和李明一样，想要回家乡的还有邓宽。他学习优秀，成功地从广西老家保研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现在正在为一份家乡选调公务员的工作而努力。 “我今年12月参加了国考，所报岗位是广西老家的一个职务，国考考得不是很满意，但会继续参加接下来的省考和选调生的考试。”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实他毕业后在广州找到好工作并不难，但考虑到各种因素后，还是坚持自己回广西的想法。 胡刚表示，导致一些毕业生难以留在大城市的，除了找工作的难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生活成本。尤其在一线城市，房价较高，现在毕业生的薪酬整体也不算高，导致他们很多人在一线城市落地生活相对拮据，如果回家乡，生活成本低不少。 “据我了解到，不少在广州读书的学生，最后没有留在广州深圳，而是选择去了大湾区其他城市，尤其是现在交通方便，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生活，降低了生活成本，但是整体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可以来广州享受的公共医疗，房子也可以在当地购买大一些、好一些的。”胡刚说。 目前来看，房价确实是不少毕业生头疼的问题。以广西南宁和北京的对比为例，2019年南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675元，而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乎南宁市的两倍，为67756元。 不过，12月21日，记者查询安居客后了解到，北京12月二手房均价57431元/m²，南宁12月二手房均价11034元/m²，这一价格使李明感觉到在南宁置业不再困难。邓宽也表示，他们班男生毕业后在广深的年薪平均水平20万左右，回到南宁收入很可能会下降，但如果在南宁买房的压力会相对少一些。 除房价偏高之外，胡刚表示，现在不少强二线城市，其实与一线城市各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少，包括工作机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刘薇（化名）也感觉到所在城市的发展，大学毕业后她选择继续留在家乡广西发展和生活，“现在中小城市也逐渐在发展起来，这些都促成很多青年选择回乡就业和创业，毕竟有很多政府政策在支持这些青年人回家就业创业。” “进击”的二三线城市 “其实留在一线城市本来就比较难，一般只有相对拔尖的人才能留下。”胡刚表示，“只是在此之前，本科毕业的学历就已经不低，但现在随着大家教育水平的上升，学历的要求也在提升，可能要博士、硕士，学历这块的竞争肯定是提升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北京统计年鉴，发现此言不虚。 北京2019年常住人口学历调查的数据显示，针对6岁及以上人口的调查一共涉及到405159人，其中大学专科57107人，大学本科79526人，研究生22520人，分别占调查人口的14.1%、19.6%、5.6%，换句话说，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接近四成。如果扣除掉一些仍然在读书的学生，以及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北京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学历极高。 相比来说，二三线城市对于学历的“溢价”反而更高。记者拿到一份广西2020年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职位表，发现其中有49个职位都专门针对广西区外双一流高校，其中有不少还是市直机关的招聘。如果通过了选调生考试，这些学子可以直接入职公务员。 同时，查询近期二三线城市的引才计划，发现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不少地方对引入本科、大专等，给予不低的奖励和补贴。 12月4日，南昌新的人才政策显示，大学毕业生和技能人才落户南昌，录用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与驻昌企业签订劳动（聘用）合同、首次在昌缴纳社保的，按全日制博士、硕士及高级技师（一级）、本科及技师（二级）、大专及高级工（三级），分别给予每人一次性就业、安家、租房等生活补贴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 12月5日，淄博市“人才金政37条”发布，发放提出全日制大专生一次性生活补贴：2019年11月21日（含）后，毕业五年内新到淄博市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职工作或创业满1年以上的全日制大专生，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1万元。 同时，还提出亲情引才奖励，即2019年11月21日（含）后新到淄博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事业单位全职工作或创业满1年，毕业五年内全日制学士本科及以上学历，淄博学籍毕业生或入职时毕业生父母有一方为淄博市户籍，一次性给予毕业生家庭1万元奖励。 此外，地方针对租房、购房的补贴，也逐步扩大到本科生。比如12月1日，合肥实施新政，提出在租房补贴方面，本科、硕士、博士补贴标准从3年内每年1万元、1.5万元、2万元提升至1.5万元、2万元、3.6万元。浙江丽水提出，在购房补贴方面，国内“双一流”高校及海外名校QS排名前100位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补贴标准分别为35万元/人、25万元/人，其他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补贴标准分别为25万元/人、10万元/人。 在多方因素的合力之下，一位大学辅导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发现现在很多大学学生，已经没有一定要去大城市闯荡一番的想法，即使有也会更谨慎。 刘薇就是如此，她仍然有去大城市闯荡的念头，只是在等待相对好的工作机会。“我目前正在积累工作经验，大城市很多工作都在招有工作经验的人，所以我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出去看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0年12月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以上LPR在下一次发布LPR之前有效。这意味着LPR报价自从5月之后连续8个月保持不变。 那么，本次LPR报价为何不变？对市场有何影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伴随“紧货币”进程全面告一段落，银行资金成本上行压力缓解，短期内1年期LPR报价有望保持稳定，未来一段时间企业贷款利率有望“由降到稳”。 利率锚MLF未变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的LPR由各报价行按照对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 简言之，改革后LPR改为按MLF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目前MLF期限以1年期为主，反映了银行体系向央行融入中期基础货币的平均边际资金成本，加点幅度则主要取决于各行自身资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素。 分析来看，本次LPR保持不变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参考基准MLF利率未变。MLF是中央银行提供中长期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其利率是央行中期政策利率，传达了央行利率调控的信号，且期限和操作频率均与LPR匹配，将LPR与MLF利率挂钩，可形成由央行间接调控的市场化参考基准，也可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2019年8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建立MLF常态化操作机制，目前基本上每月月中开展1次MLF操作，且以1年期为主。 今年12月15日，央行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12月15日人民银行开展9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含对12月7日和16日两次MLF到期的续做），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一年期MLF招标利率为2.95%，与上月持平。这意味着12月LPR报价的参考基础未发生变化。 二是银行资金成本仍处于高位。“近期以DR007为代表的短期市场利率基本围绕短期政策利率波动，但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等中期市场利率仍保持高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银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负债成本下降带来的影响，意味着近期银行平均边际资金成本难现明显下行，报价行下调12月1年期LPR报价加点的动力不足。”王青表示。 央行此前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度指出，MLF利率作为中期政策利率，是中期市场利率运行的中枢，国债收益率曲线、同业存单等市场利率围绕MLF利率波动。目前股份行、国有大行一年期同业存单利率在3.2%左右，虽然较前期有所回落，但仍高于MLF利率。 此外，MLF操作利率保持不变的背后则是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实际上，三季度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进入较快修复过程，以降息降准为代表的总量宽松政策不再加码，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把握平衡。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稳步恢复：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514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99560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8个百分点。 “从10月和11月的主要数据来看，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比三季度继续加快，因为生产和需求都在稳步回升。从下阶段来看，全年中国经济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近日表示。 王青认为，这段时间LPR报价连续八个月保持不变，源于二季度以来宏观经济出现“V型”反转，逆周期调节措施不再加码，货币政策进入“观察期”。 企业贷款利率有望“由降转稳” 经过一年多持续推进，LPR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效：LPR已经成为银行贷款利率的定价基准，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新发放贷款已将LPR作为基准定价，即“企业贷款利率=LPR报价+加点”。央行还将全国性银行贷款利率与LPR之间的点差纳入MPA考核，推动银行主要参考LPR确定贷款利率，确保政策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9月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12%，比上年12月下降0.3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1%，比上年12月下降0.43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65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3%，比上年12月下降0.49个百分点，明显超过同期LPR降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王青表示，展望2021年，疫苗全面接种将带动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修复，疫情期间实施的特殊政策措施将逐步退出，其中2020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的政策也会明显弱化。由此，在LPR报价保持稳定的预期下，未来一段时间企业贷款利率将出现一个“由降到稳”的过程。考虑到2021年通胀走势趋于温和，企业经营仍处在疫情冲击后的修复阶段，企业贷款利率转而大幅上行的可能性也很小。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具体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货币政策宽松不会再加码，但也不会很快转向收紧。央行仍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来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具体政策工具方面，预计全面降准降息的概率都不大，但不排除仍有定向降准投放流动性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可能。 王青认为，伴随“紧货币”进程全面告一段落，银行资金成本上行压力缓解，短期内1年期LPR报价有望保持稳定。但当前监管层正在强化对房地产金融的宏观审慎管理，若明年房价出现较快上涨势头，主要针对房贷的5年期LPR报价有可能单独上行，届时企业贷款利率和居民房贷利率走势分化将会加剧。
为规范互联网保险业务，防范经营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日前就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技术在保险行业不断深入运用，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和风险隐患，给行业和监管带来挑战。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规定，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不得超出机构许可证（备案表）上载明的业务范围。 严格持牌经营要求 《办法》确立了持牌经营要求，明确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这些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各类保险中介机构及依法获得保险代理业务许可的互联网企业。 《办法》还从独立运营、委托关系、售后服务、风险隔离等方面，对互联网企业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提出了要求。 传统保险机构应建立自营网络平台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自营网络平台需独立运营，享有完整数据权限，具有支持互联网保险业务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并与保险机构其他无关的信息系统有效隔离。保险机构分支机构以及与保险机构具有股权、人员等关联关系的非保险机构设立的网络平台，不属于自营网络平台，不得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示，自营网络平台是保险机构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唯一载体，更是加强监管的主要抓手。《办法》严格定义自营网络平台，并要求客户投保页面必须属于持牌机构自营网络平台，主要是为了全面强化持牌经营理念，压实保险机构主体责任。另外，这也有助于解决保险机构获取客户信息的难题，有助于杜绝截留保费、平衡市场力量、控制渠道费用，有助于减少销售误导、促进消费者教育、保障行业长期稳健发展。 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要有授权 当前，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普遍通过微信朋友圈、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参与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对于这类营销行为，《办法》规定，保险机构从业人员经所属机构授权后，可以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 根据《办法》规定，从业人员发布的营销宣传内容应由所属保险机构统一制作，从业人员应在营销宣传页面显著位置标明所属保险机构全称及个人姓名、证件照片、执业证编号等信息。这就意味着，从业人员个人自行制作的保险宣传内容未来将不允许出现在互联网上。 对于保险机构制作的营销宣传内容，《办法》也提出要求，应遵循清晰准确、通俗易懂、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应与保险合同条款保持一致，应准确描述保险产品的主要功能和特点。 圈定非持牌机构五大“禁区” 当前，国内主流大流量平台基本上都具有保险机构牌照，包括支付宝、微信、美团、今日头条、京东金融、滴滴等。不过，仍然有一些正在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垂直类或者信息聚合类平台并没有保险机构牌照。对于这类平台，《办法》划定了五条“非保险机构禁止行为”：提供保险产品咨询服务；比较保险产品、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为投保人设计投保方案；代办投保手续；代收保费。 业内人士分析称，比如各类车险比价网站和保险测评自媒体，大多没有保险机构牌照，未来将不能再提供咨询或比价服务。这类平台未来只能向保险产品市场调研、数据支持、理赔服务等非销售类业务转型。
每经记者 张怀水 12月21日，国新办就《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期湖南、江西等多个地区采取限制用电措施，引发外界关注。对此，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表示，针对电力缺口，湖南、江西的相关部门提前作了预判，在预判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有序用电措施，按照制定的预案，有计划地压减了一部分工商业企业用电，确保电力供需平衡、确保居民用电需要。 截至目前，电力供应总体保持平稳有序，包括湖南、江西、浙江等几个省在内，居民生活用电没有受到影响。 资料来源：中电联、中信证券、中商产业研究院 视觉中国图 杨靖制图 湖南和江西用电量创新高 针对近期多个地区采取限制用电措施，赵辰昕表示，12月份以来，湖南、江西用电需求增速非常高，在全国都位居前列。根据电力生产快报，湖南12月上旬，发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9.8%。前几天，最大用电负荷达3144万千瓦，比此前的最高峰负荷高出了100多万千瓦，接近200万千瓦，这个增量是非常大的。 此外，江西12月上旬，发用电量同比增长18.4%，比湖南略少一点，但是也超过18%，这个数也很大。截至目前，江西最大的用电负荷在前几天达到了2631万千瓦，一般夏季用电高峰往往会出现负荷最大的情况，江西这个情况比夏季的历史最高负荷还高出了50万~60万千瓦。湖南和江西都创出了高点。 赵辰昕指出，面对入冬以来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电力需求，确保电力供应总体平稳有序。湖南和江西等地，因为煤炭运输距离较远，外受电能力一直受到限制，历年都是冬季保障的重点地区。近期，针对这几个省出现的电力缺口，湖南、江西的相关部门也提前作了预判，在预判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有序用电措施，按照制定的预案，有计划地压减了一部分工商业企业用电，确保电力供需平衡、确保居民用电需要，保障整个用电秩序和电力整体平稳运行。 新能源基本不需国家补贴 在能源安全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平衡能源安全保障与清洁低碳转型的问题引发关注。 对此，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指出，首先，要加大煤炭的清洁化开发利用，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兜底保障。“其次，要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推动低碳能源来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第三，要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推动能源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加快提升能源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促进多种能源协同互进，能源供需双向互动和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章建华说。 值得注意的是，章建华表示，前几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成本比较高，所以为了鼓励发展，国家给予一定补贴，近几年经过多方努力，新能源技术发展很快、成本不断降低，到今年为止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今后，新能源的发展基本上不需要国家补贴，主要由市场决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消纳，就是把新能源电力消纳好。这方面压力很大，因为到2030年风能、太阳能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预计2020年底能够达到4.6亿千瓦，以后每年的增量还是很大。 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 2013年以来，国家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未来，我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变能源消费方式方面有哪些规划？ 赵辰昕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坚持节约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围绕节能、提高能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赵辰昕指出，下一步，将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采取有力措施，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消费方式转变。 “首先，坚持和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建立健全用能预算等管理制度，推动能源高效配置合理使用。其次，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赵辰昕说。 第三，将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加快实施综合能效提升等节能工程，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耗，持续提升新基建能效水平。“此外，还将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广泛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营造有利于节能的整体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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