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沪指突破3300点，银行股迎来历史性涨幅9.49%，成为A股“最靓的版块”，作为中小银行学习标杆的招商银行，总市值也迈入“万亿俱乐部”。 相比于A股上市银行的红火，众多中小银行的IPO之路却是格外坎坷，今年以来，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Wind数据发现，虽然2020年上半年IPO审核过会公司多达152家，但其中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甚至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被安排上会审核。 据了解，目前中小银行IPO事宜推进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以及资产质量等方面的不透明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在改制的过程中，引来了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进入的历史沿革、身份正当性等也需要较为严谨的论证。 其实近日来，有关中小银行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 既有中小银行被动的陷入挤兑风波。如6月中旬，山西、河北的两家法人城商行，因网络谣言引发挤兑风波，甚至由地方政府领导出面保证，方才平息。也有中小银行主动的收购兼并重组。如6月初，常熟银行以10.5亿元入股镇江农商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6月下旬，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公告称拟共同发起成立徐州农商行。当然，也有传闻许久的靴子，可能即将落地。如6月下旬，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发布公告称，双方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也就是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 上述所涉及到的几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多在千亿以下，经营区域集中在本地，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监管态势的持续趋严，其经营压力比较大。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监管导向 当然，以上述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困境，也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今年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的改革发展问题尤为关注。国务院金融委多次召开会议，就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提出要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健全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中小银行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此外，关于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政策层面也已提前预告。4月21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大家今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会比较大，特别是进行市场化重组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包括银保监会也将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这些方面都将为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造有利的条件。 7月3日，《经济日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文中指出，就中小银行和保险、信托公司而言，最突出的不良案例是大股东操控、内部控制，还有比较普遍的行政干预现象。 7月4日，银保监会首次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共有38名。有媒体梳理了这38家股东所参股的几家银行，除了去年被接管的包商银行，今年收归国有的成都农商行外，另外几家银行多为地方性银行，资产规模也多在千亿以下。（九卦 | 银保监会曝光三十八家违规股东） 上述违法违规的股东，入股参股中小银行的时机，多在城信社向城商行转型之际，也就是城信社和城商行的第一轮及第二轮兼并重组时期。随着常熟农商行入股镇江农商行，无锡银行、江阴银行等参股新设徐州农商行，以及攀枝花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四川银行，有关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信息，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重点对象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和监管环境下，特别是新冠疫情黑天鹅所带来的非预期性的外生冲击，中小银行间的兼并重组，可谓箭在弦上。 当然，本轮的兼并重组，应该主要在规模千亿以下的城商行、农商行之间展开，而相较于各省一般都设有省联社统筹协调的农商行而言，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恐将成为本轮兼并重组的重点。 相比于农商行、农信社及农合行，不少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其股权结构更加难以穿透，股权关系更为复杂，且已日渐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掌控，成为一个“黑洞”。 特别是经历了城信社向城商行转型的两轮改革重组浪潮，引入了不少民营巨头企业入股甚至控股，叠加当时城信社的创始团队甚至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力，这类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公司治理并不健全，内部制衡机制欠缺，尽管可能在制度、流程、岗位制约等方面，已按照监管要求制定，达到形式合规，但其三道防线的真实效力恐难言乐观，内部决策的一言堂现象恐难以避免（如锦州银行），而经营背后的种种利益关系平衡，恐更加难以想象。 当然，反思当下规模仍在千亿以下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在其发展历程中，或由于历史包袱的原因，或由于公司治理混乱或战略失误或执行不到位等因素，基本是错失了银行业发展的几次黄金机会，不论是08年的四万亿时代，亦或是13年以来大资管时代，都没能有效的把握，以至于十几甚至二十几年来，经营提升缓慢。当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更是差强人意。 时至今日，不少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其经营区域虽集中在本地，但服务的区域客群规模却非常有限，甚至远不如当地的农商行，如江苏苏中地区的农商行，经营成效远高于同处一地的小型城商行，引发了该小型城商行股东的强烈不满。 由于服务区域客群规模有限，不少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主要依赖同业投资盈利，因而其利润结构并不合理，经营风险因而较为突出，本应服务区域的金融资源，却没有真正的投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同时也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此类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的兼并重组，能够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资金空转现象，真正引导中小银行服务区域的实体经济。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出发点，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真正服务实体经济。 千亿以下城商行群体分析 根据统计到的129家城商行的资产规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千亿以下的城商行有37家，占比达到28.7%，而这37家城商行中，四川有6家（四川城商行共13家，其中还有凉山州和雅安商业银行没有披露数据，但应该也在千亿以下，这样共8家在千亿以下），辽宁有5家（辽宁城商行共15家），浙江有5家（浙江城商行共13家），山东有4家（山东城商行共14家），山西有4家（山西城商行共6家），新疆有4家（新疆城商行共6家），内蒙古两家，云南、西藏、宁夏、海南、江苏、河北、河南各1家。 笔者认为，上述千亿规模以下的城商行，除浙江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城商行数量较多（如台州地区有三家法人城商行，台州、民泰和泰隆）之外，其他地区的城商行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仿佛并不适配，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内本就有限的金融资源却被分散开来，而省级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也因此大打折扣，当然地方性银行经营幕后的种种利益交换更加难以有效监测和防控，如近日中部某省的金融反腐震荡，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现象。 当然也有新疆银行和海南银行，由于组建成立时间较短，规模尚未达到千亿。 在城商行兼并重组方面，2005年成立的徽商银行和2007年成立的江苏银行，开创了城商行重组的典型范式，引发了城商行的第二轮兼并重组热潮。而2014年由河南省的13家地方银行组建而成的中原银行，则成为近年来中小银行重组的新标杆，特别是中原银行作为传统银行整合的后起之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俨然成为一匹黑马，也成为当下中小银行学习的榜样。 此外，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一些省份省内城商行数量众多而难以整合，如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以及东部某省的城商行整合问题。 在十多年前，东部某省的法人银行就曾想过走“徽商银行”的模式，甚至连合并后的名字都想好了，但最终不了了之。此后很多年的时间，省内银行各自为战，精力分散，多而不强，也出了很多问题。如个别法人城商行前后三任董事长贪腐被起诉，以及个别法人银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包括前董事长在内的四名副行级以上的高管相继被查等等。 当然，该省银行业最大的新闻，莫过于高管私分公款案，当然目前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究竟是“圣人”还是“罪人”，都还有待法院判决。不过随着地方省级政府的介入，这家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总算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当然，与之相伴的是，省内法人城商行也经过省级国资企业入股甚至控股、监管部门领导出任地方法人城商行掌舵者、市场化选聘国有大行管理人才进入经营管理层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省内法人城商行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如近日该省中部某城商行董事长交班、该省南部某城商行新一任行长及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选聘结束，也意味着省内法人城商行或将掀开发展的新篇章。 省级政府或将专注于打造好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依然由地方政府或省级国企市场化运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法人城商行被省级国资委下属的大型省企控股，如何协调和高效利用省内金融资源，特别是省级国资委下相对分散的金融资源，提升金融配置效率，以及如何把省内有限的资源，在省级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之间分配和协调，也考验着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智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或将主要发生在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群体中，而考虑到目前规模千亿以下的城商行分布地区和其历史渊源，“四川银行”模式的可复制性也需要慎重思考，但相比于全省资源的协调难度，个别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其经营困境短时间难以扭转，作为承担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可以创新重组思路，比如借鉴当初苏州银行从农商行转变为城商行的模式，可由区域内经营较好的农商行收购区域内经营较差的城商行，既实现从农商行牌照向城商行牌照的转换，突破农商行机构不出县的制约，也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把风险稳妥的化解在区域内，实现双赢。 当然，历史的演进，既难以预测，也在预料之中。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到来时间早晚的问题。兼并重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减少金融腐败案件的发生频率和概率，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中小银行本身都是大有裨益。
目前市场对于疫情已定价充分，经济复苏与流动性成为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我们对三季度大类资产配置建议如下：1、债券方面：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预计将在2.6%-3.1%区间震荡，走势将依赖于货币政策；海外发达国家市场利率绝对水平较低，配置价值不高；过度依赖国际贸易、旅游、外资等的新兴市场国家风险较大；国内信用债在宽信用背景下风险不大，可以关注长久期、高票息的优质企业债；海外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风险积聚，美联储托底救市，但投机级债券违约率预计将会走高。2、股市方面：A股流动性边际改善概率不大，基本面难以超预期；“抗疫”和逆周期行业确定性更高；科创板步入正轨、创业板与新三板改革扩容市场，或产生分流效应。港股绝对估值较低，但对于短期投资者来说，容易陷入价值陷阱，长期投资者可关注；美股估值泡沫高企，背离基本面，且与避险资产同步走高，分化不可避免。3、贵金属：实际利率下降、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货币整体信用贬值，黄金价值凸显；白银基本同步于黄金，且更具价格弹性，可关注金银价格比收缩带来的超额收益。4、原油：整体供给在大规模实质性减产后有所改善，需求预计将低斜率复苏，但浮油平仓与天量库存去化将压制原油价格。5、整体建议：超配黄金、白银，标配债券和股票，低配原油。具体观点和分析请看报告。如需获得报告PDF版本，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资产配置”，获得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6月底，市场还在激烈地讨论3000点是否已经被焊牢；7月伊始，上证综指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量突破3150，非银金融和房地产板块翩翩起舞，券商更是集体上演涨停潮。 这似曾相识的行情，让市场嗅到了牛市初期的味道。 牛市突如其来，让多头惊喜，让空仓或轻仓的投资者意外，但都不禁同时反问：牛市真的来了吗？ 牛市的表征 上一周（6月29日-7月3日），上证综指上涨5.81%，深证成指上涨5.25%，创业板指上涨3.36%，中小板指上涨5.37%，所有指数全面上涨，而且很多指标创下了新高，俨然是牛市初期的氛围。 （1）券商是牛市的先行军 金融、地产领衔上涨，权重股的大幅度拉升，带动上证综指快速突破3000点这一关键压力位，并创下了14个月新高。券商板块大幅上涨，本轮的龙头光大证券自6月19日以来更是接近翻番。而从历次牛市来看，券商一般先于市场的整体行情启动，故而经常被市场视为牛市的先行指标。 （2）量是价的支撑 上周，两市总成交额迅速放大，再次突破1万亿大关，7月3日更是达到1.17万亿，为近4个月来新高。从技术层面来说，价格的向上突破若没有成交量的配合，极有可能是假突破；而从历次牛市来看，每次牛市启动均伴随着成交量的快速放大，因此可以说成交量放大是牛市的必要前提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除此之外，两融余额也逐步攀升，接近1.2万亿，创2015年底以来的新高。具体来看，每日融券卖出的金额基本稳定，在40亿以下；而融资买入额上一周近乎翻番，单日融资买入近1200亿，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趋势，杠杆率的提升也增加了买方力量。 （3）资金面情绪高涨 在国内资金快速聚集之际，北向资金也不甘示弱，连续两日净买入超过100亿；当前累计净买入额已超1.14万亿，创历史新高；7月2日当天，北向资金全天合计成交金额为1491.7亿元，占比超过A股总成交额的10%，创历史新高。何况北向资金作为外资配置A股力度和情绪的指标，对于A股市场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 因此，综合来看，从盘面、技术面、资金面和情绪面，均可以感受到牛市的浓浓气息，那么牛市真的来了吗？ 全面牛市的阻碍 虽然上一周A股市场涨势喜人、情绪高涨，但就此说全面牛市的到来还为时尚早。A股的躁动行情并不罕见，券商领涨也并不见得一定能带动全面牛市的启动，而且当前启动全面牛市仍然具有较大的风险。 （1）疫情虽然改善，但仍未到乐观的地步 当前海外疫情仍未完全控制，具有二次爆发的可能性；美股受流动性泛滥的影响，持续走高，估值泡沫超过疫情发生之前，若疫情超预期发展，美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迅速下沉，从而引起全球资本流动以及全球避险情绪的升温，进而对A股产生冲击。 （2）警惕经济复苏预期差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一季度，虽然疫情小有反复，但随着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企业盈利在一季度的基础上显著回升已经成为市场共识；宏观经济修复持续超预期，但随着南方雨季的来临，周期性淡季将导致基本面修复的斜率放缓。只有当实际业绩持续超预期时才会进一步刺激估值，而如果经济修复放缓，预期差将会打击市场的乐观情绪。 （3）流动性边际改善空间不大 当前市场的快速上扬，极大的依赖于资金面的推动，而当前货币政策及央行对于资金面的把控，可以看出监管层的意志。当流动性泛滥时，极易出现金融套利，而在实体经济急需现金流之际，结构性宽松、直达实体才是主要手段。因此不管是经济复苏过热，还是股市上涨过快，都将有可能致使监管层收紧流动性。7月份恰逢科创板上市满一年，7月22日那一周的解禁规模达1735亿元，会对市场产生冲击。 （4）黑天鹅事件仍未消除 盘面上，今年上半年，上涨综指在证券的助力下发起过两次攻势，但均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而折戟，一次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一次是海外流动性危机的爆发。而当前宏观基本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波动加大的风险未消，A股市场可能曲折不断。 站在当前时点，乐观的认为全面牛市已经启动有点过于乐观。投资不能盲目地追随市场的热点与情绪，而是需要有逻辑的推演和逻辑的一致性。 风格转换了吗？ 既然全面牛市的爆发仍受诸多因素的限制，那么这一轮市场的突袭是否存在风格轮动或者转向的可能？ 回顾上周，虽然指数均有不俗的表现，但是从行业来看，分化较为明显。对比上半年与上一周各行业涨跌幅可以发现，领涨的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上周的领头羊非银、银行和房地产，在上半年全程领跌，而上半年领涨的医药、电子和计算机，却在上一周黯然失色。 从资金面看，上半年受市场资金冷落的金融、地产在上周明显受到资金青睐，而医药、电子和计算机的主力资金则大规模流出。从风格来看，市场关注的焦点从上半年独领风骚的科技成长行业转向低估值的大盘权重。 从政策面来看，本轮大金融上涨也有迹可循。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新三板精选层启动，大规模的新股上市对于券商业务是利好；而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利好于银行股。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相关支持政策预计将陆续出台。 从历史来看，在牛市阶段，行业之间的分化并不大，轮涨的特征显著；而在震荡市中分化明显。本轮上涨至今，行业的分化程度已经明显超越历史最高水平，未来极有可能出现行业轮动，且分化程度逐渐缩小。 综上所述，当前风格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低估值股票放量大涨，而原本高估值的成长股则不温不火，两者自2019年8月以来的剪刀差有望缩小。 回顾上半年，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结构性需求大增，医药生物、必选消费等板块个股表现亮眼；同时社交隔离带动了线上教育、游戏、移动通讯、大数据等细分子行业的优异表现。疫情爆发后，国内经济基本停滞，但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加大，使得新老基建相关领域需求迅速改善。 目前来看，逆周期调节在规模和时间上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盈利预期较为明确。长期来看，A股市场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以医药、科技、消费为代表的总市值比重逐年上升，而大市值股票如石油化工、钢铁煤炭、银行等传统经济板块占比逐步萎缩，因此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新经济动能转变的大背景下，把握国产替代、消费升级等确定性更高。 需要改变对牛市的印象 在这涨势喜人的行情下，不能再简单地拿历史的牛市来作为未来的参考。2005年起的那一轮牛市，上证综指在28个月上涨了513.5%，但在随后的12个月里下跌72.8%；2014年起的那一轮牛市，上证综指在10个月里上涨了157%，但在随后的7个月里下跌了48.9%，使得A股陷入了牛短熊长的投机境地，也对投资者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不利于市场的有序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成熟。 反观美股市场，虽然也经历了大萧条、互联网泡沫、次贷危机时刻的泡沫破裂，但长期来看，整体的牛市结构并未改变。2000年以来，标普500历史波动率平均值为17.6%，而同期上证综指的波动率为23.5%，A股市场的波动程度远大于美股。 我们判断，快牛的时代已经结束，理由如下： （1）随着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向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主导的转变，未来的牛市将会改变以往的暴涨暴跌，逐步向成熟市场的低波动率迈进。 （2）金融市场改革的脚步逐渐加快，投资者信心的培育、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需要稳定、可持续的资本市场环境， 因此A股走出长期慢牛的可能性更大。 （3）纵向来看，A股的绝对估值除了高于港股外，低于全球其他主要金融市场，具有极强的长期投资价值。在控制疫情方面，中国领先全球，在经济复苏和企业盈利改善方面亦将率先出现拐点，A股的低估值、高质量将会吸引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而若A股上涨幅度过快，陷入完全脱离基本面的炒作，原本A股机构收割散户的情况，将会转变为海外资本收割国内泡沫。
建信理财董事长、CWM50专业成员刘兴华7月7日在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报告线上发布会上表示，理财子公司作为新型金融机构，在增强宏观金融政策、监管政策有效性的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理财子公司成为平抑市场波动，实现金融资源更有效配置的重要力量。”刘兴华表示，成立理财子公司是国家丰富金融市场体系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理财子公司具有稳定的资金募集渠道，能够支撑长期限债券配置，扭转负债结构短期化趋势，增强实体企业抵抗融资环境波动的能力。通过主动积极的大类资产配置，提升各类资产的轮动表现，降低波动率。 据他透露，建信理财成立以来，投资股票、债券等标准化资产超过1100亿元，占比超过50%，为资本市场带来的增量资金不断增多。相较传统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更加丰富，更好地扮演直接融资重要服务商的角色，为金融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发挥独特作用。 五月以来市场利率出现超预期上行，债券估值大幅下跌，市场纯债券型基金指数最大回撤1.33%，63%的纯债基金最大回撤超过1%。 “理财子公司在近期债券市场波动中牢固树立了稳健、安全的口碑。”刘兴华表示，建信理财公司也有部分产品净值出现波动和净值低于面值的情况，但净值回撤产品的平均回撤幅度仅为0.44%，远小于同期债券型公募基金。 “五、六月的债券市场对理财市场产生的冲击是一次检验净值型产品管理能力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极好窗口。”刘兴华认为，在这次冲击中，建信理财公司一方面加强对于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预判能力，优化资产组合配置，另一方面建立宣导机制，引导投资者理性认识净值型产品波动并形成合理预期。 他表示，公司严格按照资管新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刚性兑付的安排。在消费者保护工作上积极主动作为，研究制定长效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全面落实。本次市场冲击被隔离在理财子公司，母行产品没有受到影响，体现出理财业务公司化运作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市场的理性比预想的要好很多，没有出现因为净值回撤而大规模赎回的情况。目前市场波动已经基本平复，产品净值回归上升通道，资金呈现加速申购的态势。” “理财子公司没有历史包袱，是贯彻落实资管新规、探索资管行业转型的探路者。”刘兴华说，各家理财子公司开业以来，投资投研交易能力和人才储备迅速提升，激励约束机制快速与成熟市场机构接轨，金融科技手段在客户识别与风险防控等方面深入应用。各家理财子公司在品牌的打造、母子协同、渠道建设等方面有诸多好的研究和尝试，培育了自身的特色与打法。 建信理财2019年6月3日率先开业，成为国内首家理财子公司。刘兴华介绍，经过近一年的经营，公司管理规模稳定增长。截至7月6日，规模超2500亿元。各项经营指标表现良好，监管指标均完全满足要求，不良资产率为0，未发生任何风险事项及合规问题。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市长凯莎·兰斯·博顿确认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她在推特上发文说：“新冠病毒进门了，我没有任何症状，但检测结果呈阳性。” 博顿在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表示，她决定让家里人再做一次检测。她还透露，自己和丈夫唯一出现的症状和过敏的症状差不多。 “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这说明了病毒的传染力有多强。”博顿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戴口罩、勤洗手，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被感染的。” 据悉，现年50岁的博顿还有望成为党内总统候选人拜登竞选伙伴。
“高空抛物险”怎么买？记者走访广州小区，未见物管投保 记者 刘冉冉 高空抛物在小区里很常见，有的是高层居民往楼下泼水、扔垃圾，有的甚至扔剪刀、行李箱，虽然有部分物管企业为此装上了摄像头，但高空抛物现象仍屡见不鲜。 近日有政策研究人士建议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设立涵盖高空抛物责任在内的保险产品，称之为“高空抛物险”。那么谁为高空抛物险埋单？保障范围是什么？物业投保高空抛物可行吗？记者就此走访了市场。 记者走访中发现，高空坠落物品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险企赔付案例中也更为常见。一般这类情况下，投保人是作为“责任方”。 走访保险机构：高空抛物险，家家户户都可以买 去年8月，市民杨先生因暴雨造成房屋窗户吹落砸到楼下车辆，造成车主财产损失。想起自己购买的家财险含有居家责任保障，杨先生随后向95511报案。 工作人员接到报案后，查看保单及时联系报案人理赔所需的资料，客户最终获得3000元赔款。 该案例理赔方平安车险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这类最常见的案例中，高空抛物属于居家责任中的一项保障内容。它与意外险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责任险，保障造成的第三者人伤与财产损失，而意外险仅保障人员意外，相较于高空抛物的意外保障范围更广。 记者从行业了解到，一般针对物品坠落的“高空抛物险”，保障内容主要有第三者人身伤害、第三者财产损失责任等，范围涵盖房屋内(包括房屋专属的天台、庭院)的物体(包括安装在房屋外的空调器和太阳能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的室外设备)发生高空坠落等。 这类“高空抛物险”家家户户都可以购买，尤其适合有较多室外设备、有阳台的家庭。 走访住宅小区：受访物业均无投保，承担协助调查责任 现实中最令人头疼的是高空抛物后不见踪影的“肇事者”。对于这种情况，近日有政策研究人士提出建议，由物业部门为小区里的高空抛物购买商业保险。 记者走访小区了解情况。天河一个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没有为高空抛物行为投保：“高空坠物，这属于个人违法行为，我们小区也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由抛物者负责赔偿，与物业管理方无关。” 随后在其他住宅小区中，记者得到了类似的答复，但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虽然没有为这类不文明行为投保，但会负担起协助调查的任务，寻找到肇事者承担相应的责任。 行业建议：高空抛物险怎样买，避免重复投保 由于高空抛物险涉及人身意外险、寿险、重疾险、车险等多个险种，许多市民担心遗漏投保或重复投保。 对此，行业人士建议，如果投保人已就业，首先咨询所在就业机构，除社保外，员工还享受哪些保障，尤其是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的保险；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保险。 高空抛物适用保险一览 涵盖高空抛物的险种主要有人身意外险、寿险、重疾险、车险等。根据目前的险种，记者梳理出如下三种保障和赔付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被高空抛物砸中不幸身故。 这种情况下可由人身意外险和寿险保障。如果当事人已投保了相应的人身意外险，那么一般情况下，不管责任方赔付身故方多少金额，保险公司都应按照合同设定的保险额度来赔付投保人；而如果当事人已投保了相应的寿险，在所签订的合同条款范围内，一旦被保人出现身故或者全残就应进行相应赔付。 第二种情况是高空抛物致严重昏迷或重大疾病。 这种情况下可由意外险附加医疗险和重疾险保障。商业保险产品中有些意外险有附加医疗险。而在具体执行中，如果责任方支付了受害方的相关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一般会根据所花费的医疗费来报销剩余部分；如果责任方缴清了受害方的医疗费用，那么保险公司一般不再重复赔付。一旦被保人因此情况出现符合重疾险赔付标准情况的，那么就可以按照重大疾病理赔。 第三种情况是高空抛物砸坏车辆。 在这类情况下，保险机构一般首选要求投保人找到事故责任方进行赔付；当责任方拒赔时，也可向保险公司报险，一般是先以购买的车损险进行赔付，之后再由保险公司向事故责任方追责。不过，如果车主车辆受损却找不到责任方，那么保险的理赔金通常难以获得足额赔偿，只能赔付一部分损失(有险企透露为70%左右)。而对于高空抛物砸坏车窗，如果只有车窗玻璃被砸碎，且车主没有单独购买玻璃险，那么保险机构就无法赔付。
7月7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联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布课题报告《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其中建议将资产管理行业的过渡期再延长两年，即延长至2022年底。同时建议把资管新规实施路径的中间目标直接放在理财产品的压缩上，而把复杂的资产处置留给各家银行自行决策。 具体实施路径上，上述报告称，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包括现金管理产品在内的各类新产品监管标准，将资管新规发布后发行的不符合监管标准的“新产品”还原至老产品，同时建议按延长后的过渡期重新明确压降要求。建议2020年-2022年压缩每年比例不低于30%，2022年底压缩至零。 另外，报告建议，老产品投资管理、产品形态、信息披露均按照新规之前的方式运作，适用新规之前的监管规定；老产品在压缩进度不低于上述最低监管要求的原则下，各行可根据自身的情况与监管部门协商，具体细节实行一行一策，但进度安排不得再突破统一的过渡期；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老产品压降的进度管理，均衡分布压力，对于未能达到进度的机构，及时采取惩罚措施予以校正。 建信理财子公司董事长、CWM50专业成员刘兴华称，建议尽快出台2020年过渡期后的延伸政策。按照“总量控制、逐年压降、一行一策”的原则，平稳有序推进存量理财产品整改，明确非标转标、非标回表、非标承接等技术细节。新老理财并行给理财市场监管带来不同规范，需要加快统一。理财公司承接老产品的节奏与过渡期安排需要在未来政策中进一步清晰化。 在多渠道处置老资产上，报告建议，银行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过渡期内的回表计划。监管部门对于回表资产和相关银行适当放宽考核指标和限制，鼓励老资产应回尽回、尽回快回并在回表后按真实的资产质量计提准备。对于老资产回表后需要补充资本的，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优先审批永续债、次级债和再融资；银行理财作为滚动投资投向重要基础设施等 PPP项目的，可以转为公募基金基础设施基金的试点。同时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机构为私募证券的创制和发行提供投资银行服务。 对于失去持续经营能力或者表外业务酿成重大风险的机构，报告提议，应当及时启动风险处置程序，实现有序退出；对于主要是因流动性错配的金融机构，可以予以流动性支持，帮助机构平稳过渡。 “另外，资管新规实行之后，社会融资将回归银行主体，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将提高。从企业的负债结构来看，以债券为主的负债安排容易受发行人经营波动、市场环境变化、政策调控影响，造成融资持续性问题，逆周期调节能力不足。标准资产与非标资产的区分是流动性及信息透明度，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会计估值等方面的制度，搭建非标资产交易市场，开‘非标转标’正门。非标资产可以与标准资产互为补充。”刘兴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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