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滴滴内部宣布，已经升级金融事业部架构，集团财务和经营管理副总裁卓越将同时担任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向高级副总裁朱景士汇报。同时，成立金融生态管理部，专注持牌业务的经营管理，并持续深化外部合作。今年四月，滴滴确立未来三年的目标是“0188”：没有安全则一切归“0”，每天服务超过1亿单，国内全出行渗透率超过8%，全球服务用户MAU超8亿。在那一次战略会上，滴滴方面称，接下来要从“All in安全”转向长期安全能力和文化建设。朱景士在组织调整公告中表示，希望卓越带领金融业务成为出行之外的增长曲线，助力集团战略目标实现。根据资料显示，卓越于2017年加入滴滴，此前曾担任快捷事业群副总经理和平台运营负责人等业务岗位，2018年底起担任集团财务和经营管理副总裁。而原滴滴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刘晓宇，在此次调整中，将被任命为新设立的金融生态管理部总经理，向朱景士汇报，负责经营管理已有持牌金融业务，加速为滴滴获取更多金融牌照。原产品运营负责人张琦出任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向卓越汇报。2016年，滴滴设立金融事业部，2017年底，滴滴斥资3亿元买下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曲线获得支付牌照，从而为其进入金融领域奠定基础。2018年2月，随着滴滴金融部门升级为金融事业部，目前滴滴已取得财险、小贷、支付等核心金融牌照，疫情期间，滴滴又金融推出肺炎险、医疗急救卡等项目。
近日，鑫安汽车保险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上披露公告称，公司股东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将其所持有的17.5%鑫安汽车保险股权，转让给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鑫安汽车保险的股权。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上周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入院治疗的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目前病情稳定，但仍需继续住院。 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一所军事医院工作的中校胡安·迪亚兹32日首次公开了埃尔南德斯的病情，他表示，总统的身体状况稳定但还比较“虚弱”。 据迪亚兹介绍，埃尔南德斯的病情“有明显好转”，但仍伴有发烧和呼吸困难的情况。 上周二，埃尔南德斯对外宣布，他和妻子以及两名助手都感染了新冠肺炎，不过他自己的症状轻微。尽管他表示将远程工作，但之后还是去了医院。 迪亚兹还透露称，在埃尔南德斯出现咳嗽、呼吸困难以及发炎等症状之后，医生对他使用的药物进行了调整，其中就包括吸氧。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埃尔南德斯是否仍需吸氧。
上市后的葫芦娃能否给投资者一个满意的回报？或许时间会给出答案。最近资本市场最热门的莫过于医药板块，申万医药行业从年初至今累计涨幅高达36.81%。同时，医药板块在近期也掀起“上市潮”，不少医药公司纷纷剑指资本市场。近日，与葵花药业齐名的葫芦娃也即将登陆A股主板。葫芦娃在儿童用药市场上名声在外，儿童用药行业中素有“北有小葵花、南有葫芦娃”的说法——小葵花指的是葵花药业，葫芦娃自然就指的是葫芦娃股份。那么，这样一家儿药企业上市，其竞争力究竟如何？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又值不值得买？一 儿药稀缺标的，细分行业龙头医药板块中儿童用药的标的并不多，这是因为在我国庞大的医药制造产业中，专注于儿童用药生产的药企非常少。截至2019年9月，在我国6000多家药厂中，有儿童用药研发及生产能力的企业不过 30 家，而专注研发、生产儿童药的企业更是不过10家。我国儿童大多为独生子女，家长因风险等原因普遍不愿自己的孩子参加药物临床试验，导致了医药企业招募受试者进度缓慢。另外，儿童依从性差、临床观察等方面均较成人复杂，因此儿童用药研发时间长、资金成本高，国内药企没有足够动力进行儿药研发。海通证券数据显示，中国 90%的药物没有儿童剂型。中国儿童用药市场供需的失衡，也呈现出“三少两多”的市场特点，即品种少、剂型少、剂量规格少、普药多、不良反应多。家长喂儿童吃药时，常常是“剂量全靠猜，吃药全靠掰”。根据2017年人口统计数据，0-14岁的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数约两成。但由于儿童抵抗能力较低，生病次数较多，按道理而言儿童医治用药需求要大于平均水平，儿童用药所占比重也应大于平均水平。但事实是，2017年我国的儿童用药市场仅占整体药品市场的5%。目前由于政策的推动、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儿童用药的质量要求和价格承受能力总体上升，儿童用药消费需求旺盛。儿童药市场规模（包括医生开处方药时给儿童使用药品减半部分）已经突破1200 亿元，近年以来市场增速保持在 8.5%左右，高于整个药品市场的平均增速。在这个背景下，葫芦娃的确是少见的儿药标的，并且在细分行业是龙头。根据中国非处方药协会行业统计数据，葫芦娃位居 2018 年中国百强工业儿童感冒咳嗽类产品 OTC 销售第二名。2018 年葫芦娃小儿肺热咳喘产品（含颗粒及口服液）在OTC市场的占有率为 26.64%，位居行业第二位；肠炎宁产品在OTC市场的占有率为10%，亦位居行业第二位。乍一看，葫芦娃选择了一条不错的赛道，但这个行业龙头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呢？二 营收增长有水分，“行业龙头”的含金量有多高？小儿肺热咳喘颗粒和肠炎宁是葫芦娃的核心产品，这两种药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葫芦娃的发展前景。上面提到葫芦娃的小儿肺热咳喘颗粒产品的市占率居行业第二。但值得注意的是，行业第一是葵花药业，其市占率接近70%，在整个市场拥有绝对垄断优势。整体来看，该药并不是新药，不同厂家的产品同质化明显，而且竞争格局已经非常稳定，葫芦娃难以从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手中抢夺市场份额。而更致命的是，该产品的市场本身非常小，2018年总销售金额才不到13亿元人民币。一个天花板明显、竞争格局已经稳定的赛道里，葫芦娃未来很难保持很高的成长速度。葫芦娃的肠炎宁产品也面临类似的困境。葫芦娃股份市占率位居肠炎宁OTC市场第二位，和行业第一的康恩贝的差距很大。康恩贝几乎垄断了整个零售药店端的肠炎宁市场，2019年占比高达九成。葫芦娃要和康恩贝对比，并没有明显的竞争力。可但是，核心产品驱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葫芦娃还是实现了营收的大幅增长。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事实上，葫芦娃营收的大幅增长，是存在些水分的。过去数年，葫芦娃的产品实现了量价齐升。其中在销售方面，葫芦娃大力开拓新渠道，并进行广告推广，推动销量的铺开。而在更重要的价格方面，葫芦娃主要由于“两票制”的影响，药品出厂价格上涨明显。这样的价格上涨，并非受益于实际经营，不过是在新政策下，名义价格发生了变化。过去，由于药品流通链条长、流通秩序较混乱，挂靠经营、过票洗钱、买空卖空、带金销售等问题突出，“两票制”应运而生。“两票制”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结算配送费用。在“两票制”下，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所以该政策被简称为“两票制”。“两票制”有利于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规范流通秩序，提高流通效率，最终达到降低药品虚高价格的效果。但从药企的角度来看，“两票制”无形中推高了药品出厂价格。"两票制"以前，药企将药品直接销售给经销商，然后由经销商进行销售活动，由经销商承担销售成本。现在，药企名义上是自行完成销售任务，承担销售成本，下游客户由经销商变成药品配送企业。由于理论上销售环节的执行人变成药企，因此销售成本由药企承担。药品的出厂价需要覆盖销售成本，因而有所上升。但从业务层面看，销售环节的成本并没有大幅下降。因此，这样的提价并不存在实际经营层面的意义。对于一家OTC端的药企来说，价格上涨是营收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但公司是否具备主动的产品定价能力，才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体现。而OTC品种是否具有主动定价能力，则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稀缺性。具有稀缺性特点的产品，一般是因为原料稀缺或处方稀缺。比如片仔癀原料中包含天然麝香和蛇胆，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才可取得原料，天然安宫牛黄丸的原料中包括天然牛黄，是珍贵难以取得的原料，生产产品的原料稀，使得产品难以复制。而处方稀缺的产品是指处方难以获取或复制。比如片仔癀、云南白药，这两个品种取得国家绝密级配方认证。这些产品需求刚性，难以替代，消费者价格不敏感，提价空间很大。而葫芦娃的产品，原料和处方都不具备稀缺性，产品同质化明显，市场上生产的厂商并不少，自然不具备领先的产品提价能力。随着公司完成向“两票制”的过渡，价格上升的驱动力消失。未来，葫芦娃面临着营收增速放缓的压力。三 家族管理企业，实际控制人曾触犯刑法前面提到，“北有小葵花、南有葫芦娃”。这是因为葵花药业位于黑龙江，葫芦娃药业位于海南。两个儿科用药龙头分列于祖国的一南一北两个端点，却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从股权结构来看，葵花药业和葫芦娃药业都是夫妻店的形式。葵花药业创始人及原实控人是关彦斌、张晓兰夫妇，而葫芦娃创始人及实控人是汤旭东、刘景萍夫妇。葵花药业没有逃过“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铁律。2017年7月13日，葵花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夫妇关彦斌、张晓兰离婚。张晓兰将自己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关彦斌。投资者对这场离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十分满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19年1月29日，葵花药业原董事长关彦斌涉嫌故意杀人被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检察院批捕，意图杀害的对象正是前妻。随后关彦斌两个女儿关一、关玉秀火线接班分别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管理层的动荡对公司经营影响很大。而在葫芦娃的股权结构中，刘景萍通过持有葫芦娃投资间接持有27.85%的股权，并通过中嘉瑞投资间接持有0.04%的股权。汤旭东直接持有公司的3.04%股权，并通过葫芦娃投资间接持有18.56%的股权，通过中嘉瑞投资间接持6.12%的股权。夫妇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葫芦娃药业55.61%的股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在这种夫妻店的模式下，任意一方实际控制人的行为都对公司造成很大影响，而葫芦娃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汤旭东就曾涉嫌犯罪。汤旭东曾任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经理、康力元制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汤旭东为了给所在单位在浙江省金华市购地建厂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构成单位行贿罪，被盐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康力元在某种意义上是葫芦娃的前身，它与某居委会一同设立了康力星制药，也就是后来的葫芦娃。另外，除了汤旭东夫妇对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汤旭东的多个亲属持有葫芦娃药业股份，具有典型的家族企业作风。汤旭东儿子汤琪波通过持有中嘉瑞投资间接持有0.15%的股权；汤旭东弟媳卢锦华直接持有5.43%的股权，汤旭东侄子汤杰丞直接持有5.22%的股权，两人还通过孚旺钜德持有公司15.98%的股权。另一方面，葫芦娃多次出现生产违规问题，似乎也印证了家族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诸多不足。过去数年，葫芦娃多次被海南省药监局通报批评。另外，葫芦娃还存在着诸多关联方与关联交易。据其他媒体质疑，葫芦娃在多次增资中，对不同交易对手的增资价格存在较大波动，存在着利益输送的可能。四 结语2017年-2019年，葫芦娃的销售费用分别为1.5亿元、3.9亿元、5.5亿元，占同期营收的22.2%、39.4%、42.0%；同期研发费用分别为 1962.2 万元、4333.4 万元和 5166.0 万元，均低于营收的5%，且销售费用十倍于研发费用。2019年，葫芦娃股份的销售费用率为42.09%，而葵花药业的销售费用率才29.21%。远高于可比公司的销售费用率让葫芦娃疑云满布。目前医药生物板块走势喜人，但股价上涨更多地还是基本面的体现。葫芦娃虽然是少见的儿科用药标的，但细分行业天花板低，核心竞争力和定价能力都略显不足。上市后的葫芦娃能否给投资者一个满意的回报？或许时间会给出答案。
全球实时互动云服务商声网Agora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交易，总计募集资金4.6亿美元。6月27日讯，全球实时互动云服务商声网Agora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API”，成为“全球实时互动云第一股”。声网Agora最终发行定价为20美元，超过此前16-18美元的价格区间，总计募集资金4.6亿美元（含3.5亿IPO及1.1亿同步私募，不含绿鞋）。据悉，声网开盘价报45美元，较20美元IPO发行价上涨125％，随后涨至153.45％触发熔断机制。截止收盘，声网股价暴涨152.5%，报50.50美元，市值达50.6亿美元。按照招股书披露，声网Agora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产品研发、市场与品牌、技术基础设施、运营资金以及其他一般企业用途。未来，声网Agora将通过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扩大开发者社区、打造合作伙伴生态、进一步专注企业市场、加速全球业务扩张等方面的策略来发展业务。招股书显示，声网2018年、2019年营收分别为4366万美元、6443万美元；2020年第一季营收3556万美元，上年同期为1336万美元。2018年、2019年净利润分别为38万美元、-618万美元；2020年第一季度净利为298万美元，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72万美元。声网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赵斌是公司最大股东，在上市前公布的致全员信中，赵斌称，声网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率先看到“实时互动的本质是服务，而非功能”，并坚持这个方向，最终“等”来了教育、直播、IoT、金融等各类实时互动应用场景的爆发。声网Agora成立于2013年，开创了全球实时互动云（Real-time Engagement Platform-as-a-Service，简称 RTE PaaS）行业，并且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从创立之初至2020年3月31日，已有超180,000个应用在声网Agora的平台上注册。在2020年3月单月，声网Agora通过10,000多个活跃应用为100多个国家的终端用户提供了超过400亿分钟的实时互动使用时长。
上周跟一位金融行业的老友聊到最新职业动向，无意间提起一件行业旧事。 在P2P风生水起的时期，曾有一家行业头部P2P平台，想从顶尖财经公关人才中吸纳一位做公关总监，年薪一度开到了税后200万，高出正常行业水平好几倍。 201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盛况空前，多的是海外中高端人才拿着double甚至triple的薪资，不远万里举家回迁，加盟国内金融科技行业。 “那时候是互金行业爆发增长的阶段，今天这家公司给你开150，三个月以后另外一家公司就能给你开200，甚至更高。”潘晓在猎头行业干了十多年，依然对当初金融科技行业最疯狂的那段时光记忆犹新。 潘晓在国内头部猎头机构——展动力人才集团担任高级合伙人。展动力成立已经有20年，在国内外主要城市设有超过34家直属分公司和子公司。 作为最早的合伙人之一，潘晓经历了公司规模从10几个人到1300多人的发展阶段，展动力最早从地产、消费品、 通讯制造等行业逐步拓展到互联网、金融行业，近年已配备几十人规模的独立团队，服务金融科技行业中高端人才市场。 在疫情爆发、监管收紧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今年金融科技行业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她能感受到，很多金融求职者在正陷入某种认知误区和事业焦虑之中。 比如现在是不是跳槽的好时机？跳槽后正常的薪资波动范围是多少？非持牌金融机构中还有没有个人的发展机会？哪些新金融风口的机会正在形成？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潘晓透露出不少最新金融行业趋势和市场信息，也用她十多年丰富的猎头顾问经验，为金融从业者的长期职业规划提供了宝贵建议。 只求百里挑一 2015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国内的金融机构试图将传统金融业务线上化，大范围寻猎符合线上移动端岗位的中高端人才，那一年也是海外金融人才归国的大年。 这股潮流最先在证券领域火起来。当时国内金融行业正值牛市，不断开拓国际业务，迫切需要国际顶尖投行风控、科技、产品等领域的高端人才支持，也正是那个特殊阶段吸引了一批早年在海外留学的高阶人才。 他们在国外一般都到了VP（副总Vice President）或ED(执行总经理 Executive Director)级别，在2015年前后大量进入国内的券商、公募基金、银行、互金等金融机构任职。 同一时期，还有很多金融机构自发或在行业协会的组织下，在纽约、伦敦金融城等多个海外地区定点巡游，举办金融行业的招聘专场。 潘晓所在展动力在美国硅谷、英国伦敦等地设有海外子公司，也曾参与这类招聘专场的协办。 “有的金融企业会让高管团队直接飞纽约面对面沟通，一场Party下来，一晚上就招入好几位高管。”潘晓回忆，那几年诸多券商全都在海外吸纳了大量金融人才。 同样，一批来自美国运通、Discover、Capital One的顶尖金融人才同样赶上了国内的互联网金融改革大潮：前百度CRO王劲、前蚂蚁金服副总裁杨军、前百度金融风险管理负责人张垚、前趣店集团CRO粘旻环、拍拍贷（信也科技）联席CEO章峰......太多太多海归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身影。 随着竞争格局的变化，最近几年金融行业的人才需求也迈入了2.0时代。 新流财经调查发现，受行业政策和新冠疫情影响，大部分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都出现了在贷余额规模下滑，一些消费金融机构在贷余额较去年底已经下滑超过20%，而不少消金公司的整体逾期率都一度超过10%。 今年信贷业务重点比拼风控和运营能力，也反映在金融机构对人才的需求上。潘晓介绍，从整体招聘情况来看，今年金融科技行业明显缺口较大的还是风险类（数据或策略背景）、产品运营类、大数据类、AI等新技术类岗位。 “今年供需双方都更谨慎，人才不愿意轻易跳槽，金融机构也不会轻易给offer。”虽然今年金融科技人才市场价格不如以前那般疯狂地水涨船高，但潘晓判断，金融科技市场并没有走入低谷，相反，这是一种趋向于谨慎理性的乐观发展方向。 潘晓举例，一般金融机构高管职位的面试流程正常只有3轮，现在可能会增加到5轮，并且会在最后两轮中深入与候选人沟通业务具体落地方案、工作开展的细节。 还有一个信号是，现在金融机构对高端技术岗位的需求越来越高。已经从寻求传统开发，变成寻求AI、大数据、区块链方面的高科技人才，注重技术结合场景的实战经验，以及开发新运营模式和新产品的能力。 比如，消金机构纷纷追求纯线上秒级放款，券商们都在布局智能投顾，银行业都搞起了“零接触”变革。 “今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经常从二三梯队的金融机构给一线公司寻找中高端人才。”Robert是展动力金融科技团队的资深猎头顾问，他认为这种反向的人才流动趋势反映了一线金融机构对中高端人才实战经验的渴求，“他们希望吸纳一些真正富有经验的人才，比如在创业型中小公司里面打磨修炼过并且做出成绩的人。” 除了更注重实战经验外，他认为金融科技企业越来越看重人才线上化的、量化的、以及数据方面的经验。 “拿风控岗位需求举例，以前符合这方面业务经验就ok了，但是现在我接到的所有风控人才需求，几乎都是要求候选人有数据背景、要懂策略，如果只有人工审批的经验，会很难被一二线公司认可。” 在Robert看来，现在业内最吃香的还属拥有金融和互联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从15年到17年，如果是给消费公司或者互联网银行去猎聘高管，会倾向于从银行找人，现在同样的岗位更倾向于有互联网+银行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2020年金融科技行业马太效应凸显，持牌机构、大型互金平台和少数实力玩家成了主角，它们大都走过了从0到1的业务搭建时代，越是需要这样落地能力强、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金融科技人才，带领公司突围行业瓶颈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 眼下大部分企业对金融科技人才的追求，已经到了百里挑一的程度。 金融行业求职误区与焦虑 潘晓的团队今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今年没有任何岗位是企业愿意付出过高薪酬的，而候选人的心理预期还没有顺应市场变化水平。” 在金融行业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很多从业者陷入了一个焦虑的误区。 “这个阶段大家都把焦虑转化在对薪酬的期待上了。” Robert发现，一些从业者对市场并没有合理的预期，反而陷入了跳槽就是要涨薪、升职级的误区。 “我们现在很怕一个候选人上来就说没有50%的涨薪就不跳槽，其实这种候选人我们都不敢推给企业。”潘晓无奈表示，“这样的薪酬已经远远偏离了市场价值，目前的大环境下，应该说大部分的金融岗位在薪酬上面都不会有很明显的涨幅。” 现实是，近来金融科技行业真实的薪酬波动指数在0.9-1.2左右，也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跳槽后甚至会略微降薪。 但有一个利好的趋势是，传统金融机构的职业路线都是金字塔形的，不太认可专家路线，人才发展路径受限。但金融科技公司具备互联网基因，开始在企业文化和职级设置上增加了专家路线，实现人才发展的双通道并行。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永远是第一位的。加薪不是跳槽的唯一，人才更应该关注个人成长和价值成就。同样，猎头的价值并不是仅仅帮人才谈薪，更应该是长期职业发展的伙伴。” Robert提醒道。“这阶段跳槽要理性思考，必要为了走而走，也尽量不要有空窗期，否则影响很大。” 对于当下正在看机会的从业者，他认为不但应充分了解新公司的背景和文化，也要关注未来直线上级及团队骨干的背景风格，以及新机会对个人能力成长的机遇及挑战。 “必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足够信息，才能做出理性判断。比如通过猎头、招聘网站、朋友介绍等。” Robert认为猎头是最有效的信息渠道之一，长期经营一两个靠谱的猎头顾问，对中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很有必要。 “因为身边人关于薪酬的说法通常都是假的。2015、2016年的时候，市场过度繁荣才会有双倍、三倍薪资，这其实是过热的表现，所以现在大家会有情绪，把焦虑放在薪酬上。而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冷静下来，理性思考，多了解一些信息掌握主动权，作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这些被翻倍薪资挖角的机会，未来会随着监管效应的加强、金融利润的收窄，以及行业玩家数量的减少等理性发展而减少，金融机构给员工的报酬最终会趋于理性。 不可否认的是，金融是有周期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互联网和金融正在沿着历史的轨迹向着深度融合的方向进发，金融科技的浪潮仍在持续深入地改造包含证券、保险、信托、银行、支付、消金在内的金融行业。 “从大方向上来看，今年市场对金融科技人才需求依然很旺盛，候选人和金融机构也都保持着信心，所以今年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在这条线上面加大投入。” 潘晓相信，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坚定向好的。 金融行业的发展大致有两种途径：政策驱动或技术的驱动。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比起政策红利带来的机会，现在AI、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驱动金融行业发展、改变行业生态的趋势只会不断加强。 其实，新的机会也一直在萌发当中。 今年以来，金融业务环节的“去人工化”的服务趋势让金融行业在科技探索上更上一层楼，贷款机构的大数据风控、保险的智能理赔、全新的无人银行概念、券商智能投顾的发展，都是在技术革命下不断诞生的全新风口。 疫情下国内经济发展虽然受挫，但巨大市场需求、政策利好也使小微金融不断崛起，进一步推动小微金融服务的线上化和规模化。 再者，银行理财子公司、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出现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机会；金融业务的创新倒逼着监管科技的持续探索，同时金融不良资产的爆发也为贷后处置行业的繁荣做好了铺垫。 中国金融行业或许有短暂寒冬，但科技所带来的革命永远不会倒退。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金融科技市场和就业环境保持十足的信心。 毕竟，对于一个有专业能力的人才来说，市场上永远有他的位置。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25日透露称，特朗普政府由于工作不到位，将超过14亿美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救助金支票发给了死人。 报道称，今年春天，美国财政部同国家税务局展开合作，迅速向美国民众支付了近27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款项。然而，救助款中的一大部分资金最终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款项的不当支出反映出，在3月份国会通过2.6万亿美元紧急财政救助一揽子计划之后，特朗普政府为了快速稳住经济，竟不加审核就采取行动，这才造成了开支的浪费。 报告指出，这些机构在向一些个人发放补贴时遇到了困难，还面临着向不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不当补贴的额外风险，例如向已经去世的人发放补贴以及骗取补贴的情况等。 报告还提到，虽然国税局通常会根据社会保障署保存的死亡记录来避免出现不正当支付的情况，但在发放前三批支票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点。根据所谓法律解释，财政部和国税局没有根据死亡记录来停止向已故个人支付前三批款项。 政府问责局建议国税局找到解决办法，通知不符合条件的受助者返还救助款。不过，问责局没有说明怎么才能让去世的人把钱还回来。此外，该机构还建议国会确保财政部以及下属负责发放救助款的财政服务局（Bureau of the Fiscal Service）全面查阅社保署的所有死亡记录，防止出现向死者发放救助金的情况。 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表示，如果有已经去世的人收到救助金，那么其继承人应该归还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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