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任汇川大转向，4万亿互联网巨头金融新探索？ 今年3月份公告离职后，曾被视为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集团接班人的任汇川去向落定，还是深圳的巨头公司，从1.4万亿人民币市值的金控大平台中国平安，转身到4万亿港元（3.74万亿人民币）市值的互联网帝国腾讯。 6月8日，根据腾讯内部人士消息，原中国平安集团接班人任汇川日前已加盟腾讯，任高级顾问，参与探索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根据财新报道，任汇川的正式入职时间为6月5日。 一位曾在平安集团和腾讯均有任职的人士评论：“任总的能力在平安有目共睹，差别就在于任总整体上也是比较儒雅，这一点更像马pony（腾讯马化腾），不像马Peter（平安马明哲），任总的专业能力有助于腾讯金融打造出一流金控平台。” 曾被视为平安集团接班人 1969年的任汇川，从1992年走出校园就加入平安集团，在平安集团工作28年，曾被视为该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马明哲的得力干将和接班人。 2011年3月，时年42岁的任汇川就当上了平安集团的总经理，被称为“少帅”。在今年3月份的离职感言中，任汇川表示：“我最感恩的人是马明哲董事长，对于我，马总如师长、如父兄，一路培养。” 今年3月16日，中国平安公告称，任汇川因为个人身体原因辞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不过任汇川仍将在中国平安继续工作至2020年5月31日。任汇川离职之时，即有消息称其下一站是腾讯。 任汇川是平安30多年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平安集团给予了任这样的评价。而任自己在离职时也表示，作为一名28年司龄的老员工，能参与和见证平安自深圳起步到屹立世界的历程，感到无比自豪。 当年起家于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中国平安，如今已经涵盖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板块，成为市值1.39万亿人民币的金融帝国，保险同行早已被甩身后，是国内罕有的市值能匹敌四大国有银行的金融机构，超过农行和中行，仅次于建行与工行。 在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金融领域的时候，作为金融机构的中国平安早已开始将自己定位向科技企业。 在2019年年报中，中国平安表示：平安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将“金融+科技”更加清晰地定义为核心主业。 腾讯金融科技增势强劲 任汇川的加盟，或将大大助力腾讯金融科技板块的发展。 腾讯金融科技（TencentFinancialTechnology）前身为财付通，是腾讯公司提供移动支付与金融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2019年5月份，腾讯发布季报，腾讯金融科技板块首度作为四大板块之一单独披露。 2019年6月份，腾讯投资并购部联合负责人林海峰晋升为公司副总裁，全面负责腾讯金融科技业务（FiT线）的管理与发展。当时，腾讯总裁刘炽平表示，腾讯金融科技一直坚持稳健、合规、精品的理念，对内严控风险、对外开放合作，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多年积累，我们已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重要建设者。 刘炽平当时表示，“如今我们迎来发展的机遇期，一方面金融科技平台在支付、理财、证券、区块链等多个板块上都有很多创新发展机会。” 腾讯2019年的财报显示，金融科技板块增势强劲。2019年全年，腾讯营收3772.89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业务，2019年全年贡献收入1014亿元，同比增长39%。2019年底，金融科技板块中的理财通资产保有量已高达1万亿元，用户量超2亿。 对于金融科技业务板块，腾讯在2019财报中表示，致力于推动支付创新，增加支付使用场景，扩大理财产品组合。 曾经的万亿金控平台的少帅，转身超10亿用户的互联网巨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三。下期系列之四为《土地改革的至关重要性与如何进行才能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 本期内容：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笔者对中国1973—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3—2015年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81。以回归模型假设2001—2015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增长率，计算2021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前5年平均为7.66%，中5年为6.78%，后5年为5.70%，15年平均为6.77%。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减少20岁到44岁的近3亿人口，未来15年即使体制不改革和经济任其自然增长，2035年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以此模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未来15年的GDP增长，前5年平均为3.32%，中5年为2.84%，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3.03%。有也对这一公布数据质疑的文献。笔者根据其推算，则前5年平均为2.36%，中5年为1.82%，后5年为1.01%，15年平均为1.73%。 再用生产率模型进行计算，在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以国家统计局人口增长数据推算，就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平均减少707万，15年中就业劳动力规模可能要从2020年的7.7亿减少到2035年的6.6亿，累积劳动力投入减少1.1亿。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压力来源。如果没有土地体制等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支撑，因为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需求不断萎缩，除了资本边际产出规律性下降外，还要考虑经济自然增长场景下的资本存量相对需要不断地出清。这样2021—2035年间的经济增长，前5年平均为3.5%，中5年为2.48%，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2.84%。如果以对公布人口增长数据质疑文献推算，投入就业劳动力的缩减将会严重一些，相对需要的资本出清压力也要大一些。据其计算的未来自然经济增长率，前5年平均为3.03%，中5年为2.08%，后5年为1.24%，15年平均为1.64%。 从均衡增长方法计算，人口将继续收缩造成的需求收缩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改革会使居民收入在劳动力配置改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房屋价格合理化溢出居民收入四个方面支撑国内消费需求；但假设户籍制度、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土地住宅供给等体制改革方面没有进展，国内居民支付能力不能对出口动能下降、不动产需求收缩进行替代。经济任其体制既定不变的场景下自然增长。那么，2021—2035年间，前5年为3.2%，中5年为2.1%，后5年为1.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7%。而按照质疑人口数据文献推算，前5年为2.24%，中5年为1.34%，后5年为0.7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 可以看出，不论何种算法，如无强有力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新的增长潜能，未来人口变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说不大。而且，任其经济自然增长，长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一定会是一个未来的大概率事件。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学上有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大意是在流动性不足时，通过需求刺激政策，加快经济增长率到理想（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速度；或者通过教育进展、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进步，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均衡变动的情况下，形成新动力下潜在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暗含的假设为，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体制转轨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去判断和定义？笔者认为体制转轨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变量，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场景和内容。转轨国家，除了经济波动低迷时期，需要用扩张政策刺激，以及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扩大产出侧潜在经济增长率边界外，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潜能。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供给方面，重点是通过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善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方面，需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公平交易，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使居民能够得到财产性收入、以要素为本创业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收入，其消费支出需求为潜在经济增长创造相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体制转轨中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元计划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混合配置体制转轨的高增长动力结束后，后半段动力来源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要素体制的改革。因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部位选择、阻力大小、力度强弱、效率高低和时间快慢。在要素配置体制上，如果二元不变，未来不会再得到新的增长潜能，甚至会造成经济增长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改革带来增长红利，以及改革增加收入和需求，其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回归”、“改革没有进展”与“理想改革”之间连续分布的，从负到正和从小到大的结果。 体制复归会带来负增长潜能。我们这里将 “改革没有落实”，也即体制没有变化既定场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称之为体制转轨国家没有获得改革红利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方法，包括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等模型也可以计算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因为其假设条件之一是体制既定不变。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转轨国家经济新增长潜能，到底来自于哪里？虽然在讨论时，学者们一致认为，体制改革会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从投入产出方面看，改革什么部位，能够带来多少增长潜能？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各体制改革中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改革加总后，根据改革力度的大小，其高中低方案获得的总经济增长潜能是多少？也许是笔者看到的文献不全面，似乎还没有一种可用的思路和方法。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既定的模型，代入有关数据，很难计算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会得到什么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经济增长潜能。问题可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术界关注重点，集中于市场体制既定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需求不足等问题；不熟悉体制转轨国家的体制设置、经济流程和有关数据。关注体制转轨国家如何改革才能获得新经济增长潜能的文献也不多，或者对转轨国家的实际体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关系情况，了解的不是太清楚。笔者在现代数学和经济学计量等方面，没有特别深的功底。只是特别执着地一直在思考，就是将定性和较随意地分析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这种“猜测”，有一种什么办法将其数量化分析。有以下想法。 （1）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的研究方向性原则。前述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红利，最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改革以外的如人力资本提高、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这是展开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思路一样，就脱离了研究体制改革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实践意义。历史模拟，也得不出哪些体制需要改革的针对性结论。 （2）将假设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关于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的模型，是描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法。其明示和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的许多体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际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 （3）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进行可计量计算。假定扭曲无法替代和利用时，用反事实法考虑要素配置扭曲的产出损失；假定将与市场经济标准不符的条件恢复，即用条件还原法，估计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体制二元变动分析。一个计划经济配置要素的国家向市场配置要素的国家转轨，必然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一元的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的计划和市场配置体制转变，其也形成新的增长潜能，甚至创造经济奇迹，这笔者在本系列之二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二是要素从二元配置体制再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这是改革攻坚的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所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还原，余下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部分通过改革退出国民经济运转体系。 （5）供给自动创造市场需求假设的还原。改革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投入的效率，在需求长期不足的场景下，还要考虑改革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因此，需要将价格水平、债务和货币流动，与主体间收入—支出—消费循环，一并进行相关讨论。 （6）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增长。考虑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资产化、货币化，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禁止要素交易扭曲与要素极端交易扭曲二元体制下的价格、债务的货币过度流动及分布，观察它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果将禁止交易部分要素允许交易，极端交易要素部分改变为竞争性交易，观察其波动和向稳定的过渡。发现这种禁止交易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对于未来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实施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保证，可在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安全场景下，争取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在做更复杂的模型构建、编程和计算前，笔者用线性简单的方法框算了要素配置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二要素不同的是，其流动没有户籍和禁止交易规定的阻碍，更没有阻断。因此，其基本上受市场的配置。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信贷、债市和股市，即资本供给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其扭曲损失在于，资本供给端的低成本，和产出端国有经济中资本的低效率；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其进入国有经济的扭曲损失，可以通过前述的转贷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加以纠正。因此，资本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将目前信贷、债市和股市向国有企业供给资本要素60%和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占总权益资本60%的两格局，到2035年改革到国有企业分别为双15%比例和民营企业为双75%比例的格局。低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25%之间，高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36%之间。笔者研究，其获得的增长潜能，并不如定性分析猜测的那么大。原因在于，其实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已经很高，改革形成新潜能的余地不大。 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主的是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中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中转移配置。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竞争配置和供给等体制改革。2035年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3%，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下降到5%，获得的增长潜能为，2021-2025年平均为0.404%，2026-2030年平均为0.19%，2031-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年均新增长潜能只有0.2%。其微弱的原因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未来15年将年均减少1%，如果劳动力对GDP贡献份额如果为50%上下， GDP增长率年均损失就为0.5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配置从农村农业中获得年均0.7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被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减少0.5个百点左右的损失所抵消。因而，户籍等体制等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也并不如定性分析的那样大。当然，如果不推进改革，其负影响就是就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不能平衡产能过剩，在均衡增长方面形成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由于目前流行经济增长计算的模型中，因土地供应数量固定不变、边际产出增长微弱和土地是自然资源又还永不磨损，因此，主流的研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了。但国内经济学界在进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分析和计算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中国土地体制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功能的国情和细节。 （1）中国土地要素二元体制，是一部分土地极端交易，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因此，其禁止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不是价格高低的扭曲，而是有无价格的扭曲，是一种禁止市场配置的彻底扭曲。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许多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没有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化和财富化。如果其改革还原，放开交易，是一种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释放，而不是土地已经资产化和货币化国家转手的少量增值。 （2）中国可以将土地要素投入从固定数量，变成向右倾斜数量可以增加的供给曲线。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已经被利用土地面积比例并不高，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还有数量上增加土地要素的空间。因此，土地要素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不一定如开发成熟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和垂直的曲线。 （3）中国经济中土地和房屋领域资产类的贡献，实际均进入了GDP的核算。如前面系列文章中所述，土地出让金虽然在收入法上没有进入GDP，但是在生产法上以自己产权住宅自己居住，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实际虚拟摊入了GDP，以求得收入流量与产出流量间的平衡；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所交的各类税收，其自己的净利润，以及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等增值，都进入了GDP核算。而且笔者还发现，2000—2019年，土地和房屋价格年均复合上涨17%和8.2%，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缩减指数，都进入了GDP。不包括单位建房、小产权房和棚改房等，仅仅土地出让和商品房地产领域中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了2019年的15.14%。这是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和单一开发商供应房屋极端扭曲形成的极端经济增长（泡沫和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安全）。 令笔者兴奋和对中国未来信心被重建的是：通过条件还原法计算发现，城乡土地改革增长潜能占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从影子价格估算，农村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不允许交易，城镇有150多万亿元的可交易土地，禁止二级市场交易。总体上，如果对其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两会召开后，国内政策基本定调，明确不再有大水漫灌，似水繁荣已成过往。疫情之后，这些新变化对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和二级市场投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经济的运行状态，第二是政策的变动趋势，第三是资产的轮动规律，第四是投资和企业的应对之策。 经济大势： 不能低估疫情的冲击，未来一年大概率是W型 疫情是今年经济发展最大的外生变量，疫情之后关于经济的讨论就特别多。疫情爆发之初，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很多人其实是低估的，全球爆发之后，大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才逐渐看清了形势。实际上疫情本身可以用“千年未有之大危机”来形容，而且我们要根据疫情进行长期部署。 1） 海外疫情进入平台期，国内防控进入常态化，要学会长期共存 短期来看，海外疫情基本见顶，虽然每日新增病例还在持续高位震荡、拉美和非洲疫情还处在爆发高峰期，但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之前最严重的美国拐点逐步显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国内疫情防控成效更加明显，经济恢复速度还是很快的，PMI连续三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上，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有体制的优势。同时还要意识到只要全球还有一个国家没有把疫情控制住，疫情就不算结束。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可能未来我们会经常遇到一种情况，突然某个地方输入和本地新增病例，然后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隔离、中小学停学可能都再发生，大家要慢慢的习以为常。 现在大家都寄希望于疫苗，我也跟比较权威的生物医学专家探讨过这个问题。我问尽快把疫苗研发出来就能结束疫情了吗？他说恐怕很难，疫苗从研发到应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学会跟疫情长期共存，并且疫情直接会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也会加速很多中长期的趋势。 2）疫情带了很多直接和间接冲击，像沙子一样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摩擦力 这次疫情好像是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当中撒了一把沙子，而且这个沙子的颗粒还很大，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摩擦力增大了，甚至会影响一些子系统和整个机器的运转，想要在短期之内完全消除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其实远没有结束，全球经济增速目标的下调也已是定论，并且现在很多国家还在致力于防范疫情，需要警惕疫情冲击出现的金融风险。 2020年我们已见证了成群来袭的黑天鹅，A股创下2008年以来单日暴跌记录、美股史无前例的十天四次熔断、油价暴跌甚至一度出现“负油价”、港股连跌史上第三次破净、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等，虽然最坏最恐慌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局势还会延续。 另外也要关注由于经济变化而带来的产业变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疲软，再加上逆全球化影响，外贸出口行业的压力才刚刚开始。同时全球疫情扩散对产业链的冲击，特别对依赖海外核心设备及材料的半导体、计算机、汽车产业链影响最大。虽然美国制裁华为是单个事件，但需要关注其长远影响。无论是从企业还是投资的角度，都应该做好应对。 3）疫情之前很多趋势已经发生，疫情只是进一步加速 在疫情以前有一些趋势已经出现了，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无论是做一级、二级甚至是创投，有很多已经在发生了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重新去思考。疫情爆发后，这些趋势会对产业结构和未来经济的运行影响更大。 一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度。在过去150年里，中国有几次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被中断的。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对美国来讲就是最大的利益。大国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未来10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个人比较担心这次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会影响到长期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最大的变化，这也是最高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背景。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老龄化的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老龄化并不是说一点点来的，它可能是突然到来的，这里面其实有我们称之为“人口塌陷”问题。1966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第一次人口高峰，大概有2.94亿人出生，这个群体会在未来五六年里逐步步入老龄化，大概有接近3亿人突然进入老龄化。其中的风险值得关注，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几乎是没有办法来特地解决的。 三是地产逐渐饱和，进入存量分化时代。也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金时代，因为我们户均住房1.5套，已经达到了国际上先进水平，住房拥有率也高达了96%，远高于美国的63.7%，总量基本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存量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四是贫富差距凸显。最近总理讲的一个数据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6亿人月收入是不足一千块人民币的。我再提供一个数据补充一下，月收入在8000块人民币以上的群体占比不到20%，我们可能都不在这个群体里，但需要看到巨大的财富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或者机会。从风险角度来讲，这意味着社会的内生性不稳定，美国现在的情况跟长期的贫富差距拉大是有关系的，同样也蕴藏着机遇，表明国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无限的，下行市场会催生“独角兽”企业。 五是刺激政策空间有限。短期来看，政策刺激的空间其实是不大或者比较克制的。这一点总理也在“两会”期间进行了解释，我们之前也进行过预判。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很多人希望刺激政策能够更猛烈一些，当时我就提出不能高估中国宽松政策的力度。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2009年、2012年和2014年三轮大宽松，最后我们发现宽松的后遗症是比较大的，不能说宽松错了，它解决了一些旧问题，同样也催生了一些新问题。中国在宽松政策的问题上会去抄美国和欧洲经济体的作业，主基调毫无疑问还是偏宽松，但流动性不可能像2014年和2016年那么放松了。总理专门讲到产生泡沫以后有人会从中渔利，而且强调这一次转移支付直接给到企业，这也是为了避免金融空转，目前流动性先释放到金融机构的池子里，然后金融机构再到实体经济部门，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传导不畅，造成金融空转。 4）经济底部基本确立，这一年经济增速大概率呈现W型 一季度-6.8%的GDP增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数据，确实是“活久见”。当然，如果从全年情况来看，大概率出现W型走势，一季度负增长基本上确立了底部，探底已经完成。二、三季度随着宏观干预政策和刺激政策的推出，会有明显的数据反弹，四季度可能会出现反弹结束、萧条因素重回主导、小幅回落的情形，到明年一季度由于低基数效应可能又会再上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经济增长的状态总体还是比较虚弱的，这一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显著高于2003年非典，也比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这次疫情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要跟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比。 今年“两会”没有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道理也不是很复杂，一是“两会”延迟两个半月召开，二是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确实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保民生和稳就业上，最近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政策展望： 不要高估宽松的力度，整体偏宽松但会相对克制 每次危机都会引发了新一轮刺激政策，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所谓的危机。这一次和之前有些相同，短期来看，政策主基调肯定是偏宽松；但也有些不同，刺激力度肯定不会像之前那么大。 1） 刺激政策几乎都是相同的路数，加大刺激力度成为必然 不难发现，每次危机之后，刺激政策几乎都是相同的路数，现在能用的政策工具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传统凯恩斯主义，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的做法，刺激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先是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然后是刺激投资和消费，接着是刺激金融市场，最后就是市场化改革。 这次也不意外，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内忧外患，加大刺激力度成为必然。这一点在327政治局会议之后进一步确认，以提出特别国债、提高财政赤字为标志，刺激政策已经开始加速。从目前的政策走势来看，虽然这次不会完全使用过去的配方，但依然有着熟悉的味道。 2）货币宽松仍在进行中，下一步重点是宽信用，LPR和存款降息还会有 货币宽松其实是从2018年以来一直在做的，2018年4次定向降准，2019年2次定向降准2次全面降准，1年期LPR降息3次下调了16BP。2020年更是明显加速，至今已有2次定向降准1次全面降准，1年期LPR降息2次调降了30BP。相比2014的那轮的4次定向降准、4次全面降准和6次降息，降准的次数更多，降息更加科学精细。考虑到没有一次宽松会在半山腰结束，目前经济远没有企稳的信号，所以货币宽松还会继续发力，预计年内还有降准或定向降准2-3次共50个基点左右，LPR会下调3次左右共20-30个基点，存款降息25个基点左右。而且重点会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会花更多的精力在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上，会有更多的再贷款、再贴现等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 3） 财政刺激力度不及从前，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太现实 积极财政是应对经济下行尤其是重大危机的重要着力点，比如1998年的特别国债，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2014年的数万亿PPP项目、产业基金，2018年以来的专项债扩容，会更加直接有效。这次也不例外，提高赤字率，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一个都没有少，但是两会给出3.6%的财政赤字率、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的专项债显然是低于很多人预期的。类财政宽松政策迟迟还未出台，后续专项金融债还会有，但不可能像2015年那么猛烈。很多人疑惑赤字率不可以搞到5%？特别国债为什么不发3-5万亿？总理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确实现在财政收支压力比较大，确实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而且后遗症太多。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财政和类财政宽松比较节制，没有无底线放开。 另外，很多人建议应该财政赤字货币化，我觉得不太可行，央行放水，财政养鱼，两者不应越界，否则会滋生资产泡沫、导致通胀失控、损害纸币信用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还会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不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错失难得的窗口期。 4）羸弱的经济经不起大力度刺激，市场化改革才有长远意义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刺激，而是休养生息，“留住青山，赢得未来”。因为羸弱的经济承受不起，而且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不能有效刺激实体，最多是靠制造价格幻象来维持经济，并且会催生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不能高估中国出台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程度，真正对于中国有长远意义的一定是改革，再具象化一点就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传统经济学只讲三大要素，现在经济学讲五大要素，还有很多可以去撬动的领域，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可以逐步放开管制，释放活力。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很难做的工作，但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能够释放出新一轮的增长潜能。日本和韩国的过去的经历对于中国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特别值得去借鉴和吸取，特别是生产要素改革。 资产配置： 衰退后期向复苏前期切换，把握资产轮动机会 回顾2014年至今的二级市场资产表现，2014-2017年已经是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和资产周期，每年都至少有一种大类资产处在牛市当中，2014年是衰退早中期、债牛，2015年是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16年是复苏期、一二地产牛和商品牛，2017年是过热到滞胀、三线地产牛和现金牛，有着明显的轮动规律。此后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2018年是衰退早期、货币弱宽松拉开债牛序幕，2019年是衰退中期、股债双牛，2020年上半年是衰退后期、宽松加速导致股债双牛延续，但最近货币宽松的重心明显发生变化，周期开始切换。 1）静待周期切换，可以确定的是复苏越来越近，但不确定何时会到来 短期来看，正处于从衰退后期向复苏初期切换的过程中，因为很多资产的价格已经开始分化，或者从更敏感的二级市场的短期表现来看已经开始变化了。 一是社会融资总量大幅增加，债市基本涨不动了。今年前4个月债市是一个很好的大牛市，尤其是疫情倒逼货币加速宽松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2.5%，创下2002年以来新低。但是近期由于降息降准少了，重点转向信用扩张，社融转正，债券收益率就下不动了，甚至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已上行了至2.8%以上，涨了34BP，基本回吐完春节后的下行空间，这和2016年10月之后的债市表现有些像。 二是核心城市房价开始上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开始触底回暖。地产政策整体偏宽松，房价开始出现阶段性回暖，尤其是一线新一线城市反弹动力较为强劲。最典型的是每次地产周期的领头羊--深圳，由于金融属性最强，地产调控相对宽松，房价十分敏感，已经率先上涨，单月涨幅一度超过10%，中西部更是超过20%。上海、北京已经开始量价回升，北京在一线城市中反应最慢，主要是地产调控太严格，加杠杆空间十分有限。 现在比较确定的是衰退已经在后期，而且复苏已经越来越近，虽然反弹力度不会太大。但不确定的是复苏何时到来，因为经济和资产的周期轮动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温水慢煮，随时可能切换。 2） 把握资产轮动节奏，衰退类资产性价比下降，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 经济周期切换的过程中，资产表现也会出现明显的轮动。最直观的是衰退类资产虽然还有空间，但性价比逐步下降，如高估值驱动的股票，和经济负相关的债券及债券基金，可降低仓位；与此相对的是，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如刚需强劲的核心房产、靠业绩驱动的低估值股票，可适当加大配置比例。以下是现阶段各大类资产的配置策略。 股市：短期从估值修复转向业绩驱动，风格逐步转换，长期依旧有配置价值。短期来看，2019年以来的股市行情主要是由流动性驱动的估值修复，估值修复基本差不多了，整体已回升至历史均值附近，TMT、必选消费及医药估值已处于相对高位，高于70%的历史水平。后续货币宽松还会继续，但会相对克制，重点是信用加速扩张，流动性会从金融资产更多流向实体资产，股市还会有结构性机会，逐步从估值逻辑转向业绩逻辑，从估值牛变成价值牛，风格逐步转换，类似2016，有业绩支撑的周期股会相对强势，但反弹力度肯定不及2016。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外部形势不乐观，中美摩擦持续升级；二是经济复苏的强度和宽松的力度不及从前；三是缺乏供给侧改革的催化。 长期来看，A股属于最好的资产之一，3000点以下都是比较安全的区域，调整中可通过增强型定投，在市场底部区域分阶段加大配置比例。 债市：短期调整风险加大，今年还有下行空间，但性价比不高。虽然货币宽松还在继续，但力度明显不及从前，市场期待已久的降准降息迟迟未能落地，已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市开始调整，年后下行幅度基本上全部回吐，不愿意承担波动的可以止盈了。由于大方向还是货币宽松，估计今年债券还会有行情，收益率还有下行空间，甚至可能会再低于2.5%，但相对比较鸡肋。 地产：分化进一步加剧，核心城市差异化回暖，但幅度会远小于上一轮。正常来讲地产调控早该放松、市场早该起来了，上一轮2014年930开始宽松后，降低首付、房贷利率下调等所有能用的大招基本都用了，结果是各地房价全线暴涨，多的翻1倍，少的也涨了50%。但这次的地产刺激十分克制，以“稳”为主，很多地方的地产宽松政策都被紧急撤回。由于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整体偏宽松，刚需强劲的核心城市会在流动性驱动下开始回暖，深圳、北京、上海已明显触底回升。考虑到房贷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也不会大涨，估计能上涨10-20%，对于刚需，应把握时机买房换房。非核心城市恐怕没有多少机会，反而会有回调风险，主要是缺乏基本面支撑。 外汇：短期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不会出现大幅持续贬值，长期有升值潜力。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急跌，再度破7，主要原因是中美博弈还在继续，从贸易战演化为科技战，且疫情影响还在扩散，全球避险情绪依旧高涨，美元指数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短期有贬值压力，但现在还远没到保不住汇率的地步，央行已经有所行动，不会出现大幅持续贬值，主要是基本面不支持。长期来看，中国依旧很有前景，人民币具有升值潜力。 黄金：仍处于升值周期，但上行空间不会太大，可作为补充配置。受避险需求的支撑，金价一度突破1700美元/盎司，年初至今涨幅高达15%，处于相对高位，短期继续上行空间不会太大。中长期来看，全球放水导致零/负利率，黄金硬通货保值，黄金还会一定的升值空间，可以做个补充配置。 应对策略：适应收缩经济新常态， 结构性分化会进一步加剧 其实，疫情之前经济本就处于下行通道，疫情之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凸显。由于本轮宽松的空间有限，单靠放水快速扩张的“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得寄希望于内生增长动力，逐渐适应收缩经济新常态。最近这两年大家也看到了，确实进入到资本寒冬，2019年其实略有回暖，但是疫情导致整个回暖中断。在资本寒冬里，其中会有很多新变化，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二级投资都要学会适应调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企业经营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专注小而美 从企业的维度，会继续加剧分化，一部分企业大而强，或者是更大更强，另一部分企业会变成小而美或者实惠型的企业，有稳定的现金流、自己的手艺、自己的技术和有自己的市场，这段时间地摊经济和新地摊经济广为关注，大家会觉得城市有烟火气，连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出面鼓励做这件事情。这也反映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还是要发挥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要跨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无论从日本和韩国当年转型时期的经验还是我们这几年遇到的情况，加速核心业务线上与线下的融合，构筑更高的“护城河”，保证我们充裕的现金流和抗风险能力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优衣库是日本非常大的全球性企业，日本现在的首富柳井正是优衣库的创始人，优衣库的崛起其实得益于日本经济的变化。我们经常讲日本失落的30年，其实是跟中国增长速度对比的，如果考虑到开放度、GDP、老龄化和城市化等变化，其实日本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还能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已经很不容易了。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后，经济增速下降后，大部分群体收入减少甚至负增长，开始节衣缩食，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性价比的产品或服务公司又广受青睐，甚至崛起为世界级的公司，尤其是消费领域。 2） 二级投资不能跟风追泡沫，而是要拥抱核心资产 第一是看清行业赛道。我们调研了大概200家机构，发现未来的行业赛道趋势其实十分明确，无非是科技、消费赛道，还有中国为了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国产替代，这里面会产生一些不错的企业，其中尤其是以科技类企业为主。行业赛道是确定的，但要注意参与方式，可能会存在基因冲突。比如科技赛道前景是向好的，但真正有投资价值的科技企业大部分去境外上市了，A股中的科技股质量参差不齐、含金量整体不高。反观消费行业有着坚实的基本盘，会更加确定，十年前茅台总市值不到工商银行的十分之一，现在已经超过了工商银行，全市场第一。这也是我们常说的“A股买消费，美股买科技，港股不值得”的主要原因。 第二是拥抱核心资产。近期美股已经从3月连续熔断后的低点走出来了，而且纳斯达克100再创新高，FAANG（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非和谷歌）实现V型反弹，是典型的结构性牛市。A股也不例外，尽管整体还是震荡行情，但不少大消费、医疗、半导体板块的优质龙头股价已经是历史新高，尤其是似水繁荣终结、挤泡沫回归价值的当下，强者恒强的局面会进一步凸显，需要优中选优。 因为疫情，经济和金融发展确实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阶段，内外环境、经济运行特点的趋势在变，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从投资的维度上来讲，无论从行业自身还是自己投资的方式和投资的思路我们可能都要适应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我们看得相对清楚一点，有的还不一定能完全看清楚，但是我想，投资领域我们要尽可能做到正确。
6月8日9时，京东开始在香港公开发售。来自富途证券的统计显示，京东首日公开招股融资认购倍数为27倍，低于网易首日的44.81倍。不过，部分券商认为，待打新网易的资金释放出来，京东认购额有望在10日、11日爆发式增长。 认购较为踊跃 据京东公告，京东在港公开发售定价上限为236港元，拟发行1.33亿股，按此计算，京东此次最多募资313.88亿港元。投资者认购一手最少50股，算上1%的经纪佣金，打新京东的入场费为1.1918万港元。公告显示，京东预计于6月18日登陆香港联交所。 富途证券数据显示，截至6月8日18时，京东首日公开招股融资额424.7亿港元。据了解，所谓融资额（孖展额）是指投资者从券商融资认购新股的总额，融资额仅统计了投资者借贷部分，未统计本金。截至18时，京东的融资倍数为27倍（融资额/公开招股额）。由于仅统计了借贷部分，未统计本金，实际的超额认购倍数应大于26倍。其中，来自辉立证券的融资额133亿港元，耀才证券84亿港元，大华继显证券80亿港元，富途证券36.5亿港元。 刚刚结束公开招股的网易，其融资额为861.8亿港元，融资倍数为132.81倍，其第一天截至18时，融资倍数达44.81倍。 据富途证券消息，网易将于6月10日宣布配售结果，而京东公开招股将于6月11日上午结束。富途证券方面表示，如果券商处理的效率够快，投资者可将打新网易未中的资金用来认购京东新股。因此，京东的认购额也可能在最后一天出现大幅增长。此外，海外理财平台理享家表示，理享家发行的京东打新专项基金已经锁定9亿港元，资金全部提前到账，投资者认购较为踊跃。 基本面有吸引力 华南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沪港深基金经理谈到网易、京东回归港股二次上市公开招股的火爆情形时说：“阿里开了个好头，让大家觉得中概股互联网巨头回归香港二次上市，打新是能赚钱的。”去年11月，阿里回归香港上市第三个交易日收盘价较发行价上涨超过10%，参与阿里打新的投资者尝到了甜头。他表示，目前京东和网易公司基本面也处于较好的阶段。京东交出了比较亮眼的一季报，网易的游戏板块收入也受益于在线经济，同比显著增长。“网易和京东在香港挂牌之后，一小部分之前不买美股的人也可以参与这些股票。” 香港一家基金公司权益投资总监表示，中概股回归香港二次上市受到投资者欢迎，是因为最近两家公司在美国上市的存托凭证已经上涨了很多。不过，未来继续大涨的可能性较小。“我不太愿意在这个价位附近介入。”他表示。 不过，新加坡资产管理公司APS资产管理创始人王国辉对京东的基本面持谨慎态度。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入场，电商的生意越来越难做。“618购物节”能带来营收增长，却不一定能带来利润增长，因为“618购物节”往往伴随着打折、补贴等。王国辉曾经做空京东，并从中获利。 二次上市公司有望进入港股通 近期，恒生指数公司发文称，自8月的季度检查开始，恒生指数公司将同股不同权公司及第二次上市公司纳入恒指选股范畴。成为恒指指数成分股是进入港股通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回归的中概股进入港股通更进了一步。 据了解，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即有望加入港股通：一是成为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二是成为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三是成为满足一定条件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成分股，四是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且满足一定的条件。当前，二次上市、同股不同权股票进入上述恒生相关指数障碍清除。6月1日，恒指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些股票纳入港股通还需要内地监管机构批准。 一旦二次上市公司纳入港股通，内地投资者就可透过沪深港通基金来投资这些回归港股的中概股，满足条件的投资者也可以直接通过港股通投资这些股票。
6月3日晚间，证监会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前期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明确了转板上市的范围、条件、程序等有关要求。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组织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公司、中国结算等做好转板上市各项准备工作，并根据试点情况，评估完善有关制度安排。 建立转板上市机制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银泰证券股转业务部总经理张可亮表示，转板制度的出台，是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水系”得以贯通，将极大提高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既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壮大，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乃至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平稳发展。 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有机互联 整体来看，《指导意见》主要包括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安排以及监管安排三方面内容。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建立转板上市机制将坚持市场导向、统筹兼顾、试点先行、防控风险四项原则，着眼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更好发挥各市场的功能，拓宽上市渠道，激发市场活力，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便利化服务。 同时，《指导意见》对转入板块范围、转板上市条件、程序、保荐要求、股份限售等事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作为转板制度中最受市场关注的问题，“谁能转、往哪转、怎么转”得到了解答。 具体而言，试点期间，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且在精选层连续挂牌1年以上，符合转入板块的上市条件的公司，可以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转板上市条件应当与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条件保持基本一致，交易所可以根据监管需要提出差异化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挂牌公司申请转板上市应当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上市保荐人，且股份限售安排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符合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这表明，企业无论通过转板上市还是IPO直接上市，均需要有保荐机构进行保荐，且有相应的股份限售期。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桂浩明表示，转板规则在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同时，坚持了市场化原则，保证了拟上市公司的标准一致和有序性，体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间的上下联系，同时也避免了转板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 中小企业上市成本得以降低 “转板制度的落地，为精选层企业开辟了一条上市可选路径，既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市场层次和板块间进行自主的选择，更节约了企业上市的时间和财务成本，有利于企业专注主业的发展。”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表示。 根据《指导意见》，转板上市属于股票交易所场所的变更，不涉及股票公开发行。“这对于目前在新三板股权已经较为稀释的公司而言，在精选层完成‘小型IPO’可以避免上市时股权被过度稀释。”安信证券新三板研究负责人诸海滨表示，因为不涉及公开发行，相较于IPO平均1.4年的排队时间而言，转板上市时间较短，且上市成本较低。 此外，《指导意见》明确了企业转板上市的股份限售安排，规定“在计算挂牌公司转板上市后的股份限售期时，原则上可以扣除在精选层已经限售的时间”。诸海滨表示，这对于企业而言，或进一步增强转板制度对于新经济公司和中等规模科技企业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转板机制的众多优点也引发了诸如“转板上市实施后，是否会出现大量优质公司转出的情形，影响新三板市场生态”等此类担忧。 对此，开源证券中小企业服务部负责人彭海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诉求在于融资和流动性，预计未来精选层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加上部分公司并不符合转板要求，所以整体转板数量占比不会很高。 多重利好消息同步释放 6月3日对新三板而言是个“四喜临门”的日子。转板制度如明星般在改革舞台上正式开启表演的同时，新三板市场还迎来合格投资者超百万人、首批公募基金产品获批、首届挂牌委启动精选层挂牌审议会议三项利好。 诸海滨表示，《指导意见》在精选层还未开板之前就出台，再次强化了新三板精选层的地位。同时，四项利好消息同天发布进一步增强了精选层公司的含金量。 截至目前，新三板合格投资者累计开户数量已突破百万，较改革启动前增长约3.4倍。其中，4月以来交易日日均新开户数保持在1万户以上。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在全部新进合格投资者中，符合精选层准入条件的投资者数量占比最高，充分反映出投资者对精选层的期待。 与此同时，首批新三板公募基金产品获证监会同意注册，华夏基金、南方基金、汇添富基金、富国基金、万家基金和招商基金等6只基金公司夺得头筹。金长川资本董事长刘平安对记者表示，这标志着公募基金入市新三板实质性地进入了市场操作和落地阶段。 紧随转板制度落地和首批公募基金产品获批的脚步，新三板首届挂牌委正式启动精选层挂牌审议工作。6月3日晚间，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公告，定于6月10日召开首届挂牌委2020年第一次审议会议，审议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艾融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精选层挂牌申请。精选层首家企业或将诞生。 刘平安表示，精选层开板前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关键环节，挂牌企业经股转公司审议完毕，即进入证监会核准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三板即将开始新的征程。
6月8日，康希诺生物发布澄清公告，对此前有报道称公司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Ad5-nCoV”在贵州生产的报道事项进行了说明。 公司称，Ad5-nCoV是公司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产工程研究所联合开发和所有，公司拥有Ad5-nCoV的生产和商业化全部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疫苗生产者应具有足够的生产疫苗的能力和资质，并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 对于未来的生产经营安排，康希诺生物对《证券日报》记者说，公司将持续推进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各个疫苗的研发、生产及商业化。 在此前的5月25日，康希诺生物曾发布一则公告，称《柳叶刀》发表了题为“重组5型腺病毒载体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免疫原性：剂量递增、开放标签、非随机，首次人类试验”的关于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Ad5-nCoV”试验I期研究结果的研究论文已发表。公司因此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尽管有外媒发出“去中国化”的言论，但境外机构却依然在大幅增持中国债券股票等人民币资产。 数据显示，5月，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净买入1676亿元债券，当月债券通日均交易量再创历史新高。过去两个月里，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A股市场，6月第一周的单周净流入量达到24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没有从中国撤离，更没有将产业链外迁。境外资金持续增持人民币资产的事实明确显示，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吸引力持续增强，中国依然是外资投资热土。 外资持续增持我国股票债券 刚刚过去的5月，债券市场的几组数据，勾勒出境外机构对增持中国债券热情依然高涨。 第一组数据是外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来自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末，境外机构（包括各渠道，下同）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43万亿元人民币，较4月末新增1146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2.6%。从债券品种看，5月份，境外机构主要增持政策性金融债597亿元人民币，增持国债548亿元人民币。 第二组数据是境外机构在债券市场交易日渐活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业务运行情况显示，5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共达成现券交易8869亿元，环比增加13%，交易量占同期现券市场总成交量的2%。债券通公司的交易数据显示，5月，债券通共计成交5824笔、4682亿元人民币，日均交易量达260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 第三组数据是境外机构入市家数继续增加。截至5月底，以法人为统计口径，450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结算代理模式入市，5月新增3家；548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模式入市，5月新增16家。在债券通渠道下，全球前100名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有70家入市。今年以来，国际养老金机构踊跃入市，全球前100名的养老金机构中已有20家完成备案，另有多家正在申请过程中，债券通持续为银行间市场引入中长期机构投资者。 在境外机构大踏步进入我国债券市场的同时，A股市场中的北向资金也在持续净流入。 6月1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超过100亿元。6月第一周，北向资金连续5日维持净流入态势，当周累计净买入超过240亿元。实际上，在经历3月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之后，北向资金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净流入A股市场，4月和5月净流入金额分别达到500亿元和300亿元。有统计显示，截至6月5日，A股市场共有超过2000只个股被北向资金持有，持股量合计超过750亿股，持股市值约1.6万亿元。 国金证券分析师艾熊峰表示，随着市场避险情绪缓解，风险偏好提升，全球资金将逐渐流入新兴市场。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背景下，美元贬值预期会持续强化新兴市场资金的流入。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外资流入将是长期趋势。另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外资流入规模将较前期更大，流入A股和债市的规模将分别不低于50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二者合计或将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高水平开放步伐加快 外资持续净流入我国金融市场，彰显境外机构对我国经济前景看好，也显示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此前在“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资本要素在境内外市场和更高层次上优化配置，是资本市场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我们将继续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努力实现由管道式、单点式开放向制度型、系统性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进发展。 实际上，近期我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磅举措相继落地，将进一步改变金融业开放格局。比如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目标是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其中涉及金融业开放的举措不少，包括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交易场所，支持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改革跨境证券融资政策等。 中泰证券相关研究认为，作为新的对外开放试验田，海南将为全国范围内更加深入的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制度指引。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灵活高效的金融投资体系建设，将为资本市场开放提供范本，推动实现跨境资金流通的自由便利，持续推进金融开放与创新。 除此之外，此前不久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同样强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等。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近日也发布消息称，将于近期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涵盖债市开放发展、信用评级开放等诸多领域。这些已经公布或即将亮相的举措，意味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将持续加快。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表示，回顾改革开放40年，第一轮商品市场开放的红利，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展望新时代，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红利将来自金融账户的开放。从2015年开始，我国金融账户的开放就在逐步加速，人民币被纳入SDR、陆股通、纳入国际指数、债券通……这个开放过程不仅使资本市场受益，也将在金融服务实体、改善融资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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